张一哲：纪念杨小凯逝世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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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凯慢走，我的同庚兄弟——纪念杨小凯逝世两周年

张一哲


　　今天下午上网，得知小凯升天了。
　　尽管是在预料之中的，尽管早就不抱幻想，早就有思想准备，我还是一下子呆坐在电脑前，心绪难以平静。
　　在我的同代人中，我只佩服过两个人。一个是遇罗克，另一个就是杨小凯。遇罗克长我６岁，我一直将他看作兄长；小凯比我小，却与我同年（我在网上查到的信息，他生于１９４８年），算是同庚。他们两人我从未谋面，而且我知道他们，他们并不知道我。然而，我佩服他们并在心中引为知己，我把他们作为精神上的良师益友。
　　这立即使我想起了１９７０年的那个可怕的春天。有一天，我从一个在北京读大学的校友嘴里知道了遇罗克的凶讯，立时悲愤而痛惜，当场不能自制。一位尊崇遇罗克的文化人在１９９０年代末写文章说，如果他在７０年的那个宣判的体育场，也会和别人一起振臂高呼，大喊“打倒”的。但我敢说我绝不会。喊杀就是杀我自己。这位作者大概没有意识到，并不是任何人在７０年时都有资格参加那个宣判会。至少，我在那十年中就没有参加过任何一次宣判会。那一天，我写了很长的日记。我只能在那儿宣泄我的悲痛和愤怒。随后几个月，我又写了大量批判“血统论”的笔记。我的文字写在一本“毛泽东思想学习笔记”之中，不可避免的，当年我批“血统论”的文字，也大量来自毛泽东的话语。一方面，当年那确实是我的主要思想武器；另一方面，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提防危险，一旦这些文字落到当局或者某些人手中时，有一个自我保护的外衣。那本笔记本曾经在一个小范围内流传好几年。毫无疑问，遇罗克的被杀是“血统论”的胜利，也是反“血统论”力量的失败。而在当时，幼稚的我也认为这是“文革”的重大挫折的标志。那时我心目中的“文革”，就是反特权阶层的反“血统论”的，“血统论”的力量就是反“文革”的力量。我那时还以为这只是“血统论”的一时胜利。我小看了那个巨大的力量。它一直猖獗了１０年。即使１０年之后，当中国社会走上另一条路时，“血统论”也只在某种程度上退却了。说某种程度，是因为某些血统“高贵”的伪贵族仍然与文革中和文革前一样猖獗甚至在某些方面更猖獗，只是对于血统“低贱者”的公开的政策歧视甚至迫害，逐渐减轻或者消失了。
　　遇罗克当年是被宣称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镇压的。这一点，当时我并不认可。我心里咬定，他是被“血统论”的力量反“文革”的力量绞杀的；到８０年代初，他被说成是林彪、“四人帮”迫害致死的；近年来网上有消息说，他的死刑判决是一个一直受国人尊敬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批准的。这些表面看来互相矛盾的叙述，只是反映了某种霸权话语的变迁和统治性思维的束缚。我现在以为，他是被以“血统论”为旗帜的、专制的反人权的力量所绞杀的。
　　最早知道小凯，是因为读了他的《中国向何处去》的大字报。那时他的名字叫杨曦光。他当时的思考与我大体是同道同步的。自１９６７年春天以来，这种思考在这一代人中非常普遍的弥漫开来。到了１９６８年春天，当又一个剥夺言论自由、结社自由的风潮在以血统论为基础和旗帜的力量集结下向着民众袭来之时，这种思考的表达有了多个公开的和不公开的版本。我读了他的大字报，持一种欣赏、赞同但又觉得他有点激进的态度。我记得，当时不赞同的，主要是他对周恩来的定位；此外，我觉得他过于激进，对于形势的判断也过于简单和乐观。
　　不久，我偶然遇到了高中时比我高一级的一个校友，当时是中南矿冶学院的大学生。别人告诉我，他是湖南“省无联”的作战部长。而我知道“省无联”当时已经是被通缉的“反革命”组织，所以这位校友可能是逃遁回家乡。我关切地向他询问杨曦光的情况。因为中央文革的大人物康生，已经给这张大字报定了性。康生此时在我心中仍然有很高的威权，但他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判断却让我实在无法认同。在他看来，一个高中生是无论如何写不出这种文章的，肯定是背后的黑手——“脑门上有皱纹的人”写的。而在我看来，康生是完全不懂这一代人的才能。这位校友告诉我，文章肯定是杨曦光本人写的。他说他是高干子弟，这一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反特权的锋芒使我猜测他可能是知识分子或者普通工农的子弟。说他是６８届高一学生，这一点也使我意外，我以为他是６６或者６７届的。这位“部长”还特别说，他和你一样，不仅文章写得好，而且数学特别好，同时也长得像个书生。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这几句话，使我对杨曦光产生了一种特别的亲近和惺惺相惜之感。
　　对于杨曦光反对和挑战的那个力量的回潮，我们当时也作了类似的反应。南昌的中学生发表了反回潮的大字报《四七意见》，受到时任江西一把手的程世清残酷镇压。我起草了一份反对镇压的大字报《五七意见》。我的文字比小凯要保守得多。在当时，我以为我比小凯多读了两年书，因而比他更成熟些。到１０多年后我才知道，我的多读两年和成熟，只是我被教化和束缚的更多却不是我先进和成熟的资本。我比小凯幸运的是，当时江西省省革委和支左部队某位领导人，有意识地保护了我们。在他代表省革委去北京向周恩来总理汇报江西运动时，周恩来虽然没有否定程世清的方向却指示要保护犯错误的学生。而这位领导人是当时从另一个大军区调来主管赣中赣南文革的支左部队的政委，他的看法是这样：我们是一时认识不清犯了错误的学生娃娃，而不是反对新生红色政权（这是程世清加在南昌中学生身上的罪名）。这样，在当时流行的并非康生独有的思维模式下，一个完全没有参与《五七意见》的老师（所谓“嘴上长胡子，脑门上有皱纹”）被作为黑手揪出来，我们学生虽然受到打击批判但没有受到残酷镇压。从这点看来，这位领导人与当时湖南的领导后来成为“英明领袖”的那个人相比，就要好得多了，更有“政策”水平，也更有人性。
　　按当时的政治标准，小凯的文章比遇罗克的更“反动”，我真担心他逃不过那场劫难，但一点也没有他的消息。
　　我后来知道小凯因文获罪，坐了１０年牢，甚至差点送命。我的命运虽然不济也至少有１０年，但总是比他好多了。然而历史有时是那样公平。我在那１０年刻苦读书和思索，可我却一直在６８年的那个思路上前进，因而我的觉悟就比小凯慢多了。小凯因为打成反革命坐牢，他的思索一下子就被“逼着”转向了。那１０年，小凯在监狱里的危险和艰难当然大过我不知多少倍，他的学习条件也不知比我困难多少倍，但事实证明，他的成效比我大得多。他最大的成果，是比我更早更彻底的觉悟。
　　１０年之后，当新的时期到来时，我起初也比小凯幸运。当年那个骂小凯“反革命”的人已经成了“英明领袖”。所谓“四个指向”（指向华主席、党中央、大庆和大寨）成了一个新的反革命罪名，私下不敬的言论就可以算是攻击言论，私下议论过“英明领袖”就是很严重的罪。我所在的那个省份，成千成万的人因此罪名被投入监狱，更多的人为此而被剥夺自由。和我高中同一届文革中同一观点的著名的思想先驱李九莲女士，就因“攻击华主席”的罪名而被枪杀。那时，我的中学母校的一个老师在新的“文革”暴力逼供之下，胡乱咬我，说我曾经议论过这位英明领袖。这是一个大罪，一旦落实，我就会步杨小凯的后尘。所幸这个诬告所能支持的事实证据太难以成立，我没有完全失去自由但仍然失去了报考大学的机会。三年之后，我在冲破重重困难报考研究生之后，又因此而被剥夺了录取的机会。幸亏贵人相助，一年之后，我重新被录取为研究生并被报纸电台报道。我后来知道，小凯的出国也得到另一位贵人相助。
　　文革后，我看到《光明日报》上关于小凯平反的报道文章，为他高兴。我当时想，尽管他还要经历几年的阻碍磨难，但他的新生是不可阻挡的。然而，当他一旦前往美国留学，这就表明他一下子大大超前了我。这一点，我当时体会确实还不深。这是小凯在狱中的１０年大大超越我的地方。
　　小凯在国内时，我已经注意到他的经济控制论研究。他翻译的《经济控制论导论》出版后，我给他去信请教，他给我寄来他的这本新书。这本书我一直保存，如今算是一个珍贵的纪念。２０年来，我在给本科生和研究生上的两门相关课程中，每次总是专门介绍他的观点和他的生平。
　　与我比邻而居的有一对“１２、９”一代的老教授夫妇，是湖南人，与小凯的父母相识，算是老熟人老朋友，有相似的经历。他们也和我谈过他的家庭，有时也谈小凯那本《牛鬼蛇神录》书中他们认识的人物。
　　我一直注意从各种途径看小凯的文章。从网上得知，他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他在经济学上的最主要贡献，是使用超边际分析为其主要的数学工具，极为精彩的重新阐释了古典经济学关于分工和市场的理论，并将其发扬光大，创立了新兴古典经济学（Ｎｅｗ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受到普遍的高评和大师的赞赏，是最有可能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华人。这使我非常欣慰。
　　我在网上读到小凯的第一篇文章是《历史的沉思和未来的选择》。这是我自己也长期思索的主题。似乎记得此文是在１９８９年发表的，但差不多过了近１０年我才读到，立即引起强烈共鸣。我也在８９年后开始独自思索４９年后的历史和百多年来的近代史，大约在９４年完成思想的转型。在历史反思和未来选择上，我也坚信市场经济和宪政共和两个基本点。小凯所述与我的历史观和近代史观的改变和对革命的反思相吻合。但在读到小凯文章的时候仍然感叹不已。如果信息的流动能够减少障碍，如果８９年时我们已经享受互联网，那我不是可以减少在黑暗中多年的摸索吗。
　　小凯不仅极力倡导中国走宪政共和之路，而且对中国如何走向宪政共和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市场导向改革最重要特征是缺乏宪政秩序和法治。而自由市场经济必须建立在宪政制度的基础之上，才能保持稳定发展。中国经济改革的发展已到了无法回避这个问题的程度。无论改革的成果多么大，今后的改革多么有魅力，实行民主化取向的宪政制度改革是中国绕不过去的一个政治大关。
　　小凯解剖历史，认为整个近代以来的中国，包括清朝的洋务运动，包括近２０年的新洋务运动，都是这样：在某些阶段，由于能够获得廉价的西方技术或市场，因而能够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这却使国家机会主义制度化，从而产生一种“坏资本主义”。小凯对中国长期奉行的这种发展模式发出警告：中国现在南美坏资本主义的特征都开始显现，而北美、欧洲好资本主义的东西几乎没有，这么下去会出大问题的。他援引他人提出的英文概念“Ｃｕｒｓｅ　ｔｏ　Ｌａｔｅ　Ｃｏｍｅｒ”（意思是“对迟来者的诅咒”），提出了著名的“后发劣势”的概念。杨小凯认为，后发展国家若只模仿先进国家的技术，拒绝改革其政治制度，则只能获取一时的发展，而最终带来灾祸。这是小凯针对许多人沾沾自喜地谈“后发优势”所唱的反调。他指出，经济改革只是宪政改革的一部分。如果忽略或回避经济改革与宪政改革之间的关系，落后国家期望经济改革得到的“后发优势”最终将成为“后发劣势”。只有经济改革和发展，没有宪政共和作为保障，是不可能使中国跻入强国之林的。由此出发，小凯的中国现代化模式中，宪政共和制度的重要性超过了经济增长本身，而发展的理论主题，则从经济增长转向宪政民主制度的发育。
　　有一点要特别指出的是，小凯关于私人产权的重要性及其与宪政共和的关系，特别是土地私有的看法，对我的启发特别大。我以前受传统理论影响，对此一直有些保留。此外，近些年在国企改革中的某些权贵私有化的丑闻，也增添了我对私有化的疑虑。是读了小凯的文章，我才最后改变了立场。
　　小凯关于中国统一的思索和议论也不同于一般知识分子。他认为，中国文化至少已有了四个子文化分枝，其中，除了中国大陆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及法国文化与中国儒家法家的结晶之外，台湾的中国文化是比较正宗的中国儒家道家文化在响应西方挑战中演化出来的，香港的中国子文化可说是盎格鲁—萨克森（Ａｎｇｌｏ－Ｓａｘｏｎｓ）文化与中国道家、儒家文化的结晶，而新加坡文化则是盎格鲁—萨克森文化与中国法家、儒家文化的结晶。在他看来，中国文化分裂为多枝子文化，并由多个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政治实体组成合作载体应该是中国文化昌盛的一个条件。他大胆言说，从长远而言，台湾的中国子文化从中国大陆文化分野出去是中国人的一大幸事，这是概率极低但却极为珍贵的历史事件。这些思想对我颇有启发，也与我若干年前开始的反思暗合。
　　最令我心怡的是小凯关于文革的话语。最近几年，我集中地浏览了海外文革学的大量文献。虽然小凯不是专门的文革学家，但我认为他的见识远在绝大多数文革学家之上。是所有海外文革话语中最合我意，与我最接近的。
　　举例来说。小凯反思文革的灵魂是反对政治迫害，特别与众不同的是，他肯定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和否定对造反派的政治迫害。
　　在小凯看来，文化大革命中的造反派是反政治迫害的，也是反对派。文革后期和文革后，为了用政治恐怖消灭这种对政权的威胁，当局发动了十几个运动来重建造反派的畏罪心态。一九六八年开始的“清理阶级队伍”，一九七Ｏ年的“一打三反”，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的清查“五、一六”，一九八Ｏ年的清查“三种人”运动，都是用残酷的政治迫害使造反派形成类似４９年后国民党人士的“畏罪心态”，然后当权者可以有几年太平日子。这种用残酷政治迫害放纵一部分人的损人利己心而抑制另一部份人，是与过去帝王制度同样的机制。中国必须立即停止政治迫害，禁止政治犯，更禁止政治犯死刑。在未来的政治发展中，中国要吸取“文革”的教训，不要只为某一派平反，而一定要为历史上所有被迫害的人包括造反派讨个法律面前的公正。不能象一九七九年一样，只为几个“四五”英雄“平反”。要象英国“光荣革命”一样，立一些禁止政治迫害、保护人民免受政治迫害的法律，要有人身保护法案。这些法律应该包括从刑法中去掉反革命罪，并加上“政治迫害罪”。必须禁止因为人的思想、言论或信仰而治罪。
　　我认为，杨小凯的这一观点在当前的文革反思和研究中具有极大的拨乱反正作用。从政治迫害和反政治迫害的角度来反思文革，比所有那些辩论具体的对错是非的反思，都更抓住了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杨小凯宣称，会永远与一切受政治迫害的人认同，包括与刚被关进监狱的造反派领袖认同。只有当中国人从关心“对错”、“是非”变为关心“禁止任何政治迫害”这类大原则时，文革中的悲剧才不会重演。否则，即使人们说了一万遍不让文革悲剧重演，它总还是会重演的。这一点已经并将不断得到证实。
　　小凯相信，中国政治最后稳定下来的一天，必会是这最后一批被迫害的造反派被解放的一天。他清晰地表达了对所谓彻底否定文革思潮的反感，相信文革中造反派的反政治迫害运动终会在历史上恢复名誉。
　　这是杨小凯不仅超越了官方文革史观，而且远远超越大多数８９一代知识分子和９０年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地方。
　　在我看来，只要不觉悟到民主法治与宪政共和，所有对文革的批评未必就会比文革更先进；只要拒绝从人的自由的角度、从人权和反政治迫害的角度反思文革，所有对文革的否定也未必就会高于文革本身。
　　小凯的运气比罗克好。他终于从监狱和地狱走出。他活得更好，做出更多的事情。现在，他是被疾病夺走了生命。“好人一生平安”只是一个祝福和信仰。我看到的事情经常与此相反。我在得知小凯皈依基督的消息后，也进一步改变了我自己过去这方面的看法。不过，在这件事情上，我虽然不想责怪小凯已经信奉的上帝，但是，我确实不明白上帝的旨意，我确实觉得上帝的安排很不周全。小凯还有许多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有些事情也许是不可替代的。前两年在网上得到他患病的消息，我心中的难受就一直不息。近５年来，我对于小凯寄予了极大的希望。华人失去了一个最可能的诺贝尔奖得主。与之比肩的精英将来的中国还肯定会有的，华人将来一定会有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的，这点我毫不怀疑。但是像小凯那样有文革经历又真正有独立思想因而完全不为霸权话语影响的杰出人物则真是凤毛麟角，很少很少的。我所欣赏和赞成的许多这一代的优秀人物，在分析文革时都远不能和他相比。小凯在文革研究上的贡献是不可代替的。这种不可替代，是因为政治迫害而使得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那些人失去了机会。像小凯那样最终躲过而且出国的有公认成就的人，举目寰中，不见第二人。不仅仅由于几十年的某种逆淘汰，这种逆淘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停止；还由于直接的绞杀和剥夺。我相信还有许多许多优秀的人被扼杀了。文革不仅耽误了一代人。文革中的所谓文革派和一些所谓“反文革”力量还直接绞杀了大批优秀的人，这些人在文革结束后也一直不得翻身。不仅有像遇罗克那样的大批优秀人才，因为父母的所谓历史问题或者所谓家庭成分的限制，在文革前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被剥夺了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也有千千万万像杨小凯那样的人，因为自己的所谓历史问题，因为自己的新的“成分”即曾经的“造反身份”，在文革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和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而且，这些文革的受害者在文革后继续被剥夺了学习和发挥自己才能的机会。小凯的文革经历中的同道和同命人中有多少人就这样地被历史埋没了！他们被最不公道的毁灭了。他们比５７年的右派被毁灭得更加悲惨。有幸到海外的毕竟是极少数极少数。这使得文革历史的有关这一页的真相，至今难以公诸于世。
　　正是这种不可替代，使我对于小凯的仙去倍感痛心。
　　不仅与现在那些在国内风光的各种幸运儿相比，而且与我所欣赏的许多海内外人才相比，小凯都是我们这一代人中最优秀的代表。在我生活的时代，中国有过许多才华横溢的人。但他们之中人格高尚者往往道路坎坷。即使有过一些表现和发展，也大都由于环境的局限性而失去大的成绩的可能性。比如这代人中，遇罗克有很高天分，结果英年被杀在文革中；李九莲虽然没有特殊天分　但对真理执著也被杀在文革后；前一代人中，比如王若水、李慎之等都是很难得的人才，我的同时代人中也有很多杰出人才，但我看最终都不能够与杨小凯相比。小凯是屈指可数的幸运者和成功者。
　　我近年来常常反思我自己的道路和经历。有很长时间后悔年轻时没有出国，恨自己觉悟太晚。但有时也冒出过这样的念头：即使出国，并且在国外也做到了教授，到底比现在好多少？也许自由是最大的愿望和享受。但有时也觉得，国外教授可能没有我能够经历那么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经历。只有杨小凯是个格外的坐标，会让我觉得没出去终究是错误的，会让我觉得，自己在７０年代，８０年代和９０年代都有大过失。
　　中国向何处去？和小凯一样，从年轻时起，就是我不停思索的问题，这也是我一生都在探索的问题，至今不停息。我比小凯觉悟得更晚，更慢；但庆幸的是，我的思索与小凯还是同一方向，在大的层面上还是一致的；尽管，我所处的条件，环境与小凯相差太远，所达到的层次也差得远。
　　我的性格，很少佩服人。况且是早就过了容易对人佩服的年龄了。但我对于小凯还是深深的佩服。这点与遇罗克有点不同。罗克２０多岁时就深得我佩服，而我对于小凯的佩服则是在５０岁之后。
　　在网上知道小凯的电子邮箱后，我曾经想过给他发一封信。他的时间是那样宝贵。他一定对我没有任何印象了。我想和他谈文革，谈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近十年来，我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我几乎不怎么和人交往，只是从网上得到信息，而且基本不发言。但对于小凯，仍然盼望有这样的谈论的机会。得到他的重病消息，我沉重地知道，这个机会永远不会有了。我有时候也想，我应该给他写一封短信，告诉他我对他的感情和希望。为的是让他知道，中国还有许许多多的他所不知道的人不认识的人对他有这样的深厚的感情和殷切的希望。这对于他的心情和健康，会不会有一点积极的作用呢。但我在犹豫之中终究没有提笔。
　　我来到海边，望着天上的星星。啊，有一颗明亮明亮的星星陨落了。五十六年岁月惊涛，小凯度过了他传奇而又光辉的一生。像小凯这样在德识才学诸方面都具世界级的人才本来在中国人中就寥若晨星，而上帝居然在他盛年之时就把他召唤而去。这是为什么？我想，是不是上帝要更多的人来分担小凯的责任，要更多的人来发展小凯的事业，所以早早地把他召唤去了？
　　我心里有一个念头逐渐清晰起来。也许小凯留下的一些事情，我应该接着做。我曾寄希望于小凯的，我应该自己来做。那就是关于文革的研究。我虽没有小凯的条件，我虽没有小凯的才能，但我还要做。小凯走之前说，“将和朋友们在天国相会”。我很遗憾，在他生前我无缘与他相识。但在我心中，他是我的好朋友和好老师；我也愿我的言行，使得已经天人相隔的小凯，将来会把我看成他的朋友。小凯，如果将来在天国相见，我会向你报告的。我勉励自己，和你见面时，我一定不能有遗憾和愧疚。
　　小凯慢走，我的同庚兄弟。


　　２００４年７月７日初稿，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１２日 　　改定于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