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海文：重要关头毛泽东力阻江青组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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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关头毛泽东力阻江青组阁

李海文


　　1975年1月13日至17日，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朱德委员长宣布大会开幕。周恩来做政府工作报告。周恩来在报告中提出四个现代化，受到与会者的欢迎，掌声震动屋宇。此事给长达8年的“文革”指出一条出路，使在运动中不断受到折腾的中国人民看到曙光和希望，吹响了与“四人帮”战斗的号角，为1975年整顿做好了思想准备。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总理，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副总理。本刊刊登著名中共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海文的《重要关头毛泽东力阻江青组阁》一文，详细叙述四届人大组阁中的政治风波，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以及毛泽东主席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的由来。

　　毛澤东不满江青反对他提议邓小平参加联大，还批评江青“不要搞四人小宗派”

　　1974年3月，毛泽东提议邓小平到美国参加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担任代表团的团长，要外交部写报告。江青一向反对邓小平，不知这是毛泽东的提议，政治局讨论外交部的报告时，她极力反对邓小平出国。3月27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使江青十分难堪。
　　江青大为光火，写信向毛泽东发牢骚，撂挑子，要请长假。同时要钱。江青是九级，工资243元。吃饭、交房租、水、电、家具费，当时规定在人大会堂喝茶也要交钱，外出每天交8毛伙食费，江青喜欢照相，照相器材花销大，到她被隔离审查时，还欠着新华社几千元。[1]毛泽东有一笔稿费，由张玉凤保管。4月17日，毛泽东复信中写道：
　　江青：两信收。前后不一。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不要请假。钱可略增。无限风光在险峰。
　　这封信未发出，毛泽东又写了信，写道：
　　江青：两信都收到，并收到春风杨柳。后信打退堂鼓，不妥。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可主观片面。多休息好，似不宜请长假。[2]
　　毛泽东批评、告诫江青的同时，要她坚守岗位，“不要请假”，即使“多休息”，也“不宜请长假”。
　　6月1日周总理住院后，连着做了两次大手术。王洪文主持政治局的工作。
　　1974年初毛泽东看东西模糊。右眼稍有光感，只能听文件。[3] 6月中旬，身体再次出现问题。[4]右侧手腿无力，手掌和小腿肌肉开始萎缩，行动更加迟缓、困难，说话含糊不清。毛自以为牙齿漏风，或者舌头有毛病。经常吸氧。经专家诊断：运动神经元病，或者是大脑萎缩，如侵犯到喉、咽、舌的运动神经的细胞，因没有特效药，最多活两年。第二次成立毛泽东医疗组。
　　江青认为机会来了，她一心想当女皇，宣传武则天、吕后，说这些人是法家，不仅在报纸上大肆宣传，到天津小靳庄讲得更加露骨。6月17日，江青带着梁效部分成员到天津，在天津市召开批林批孔大会。23日到宝坻小靳庄讲话毫不掩饰，说：“氏族社会是女人当家，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将来管理国家的还是女同志。”“妇女也能当皇帝，到共产主义也有女皇。” [5]当天，她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天津之行，当然不会讲想当女皇一事，写道“如果能多给我些天更好”。毛泽东第二天即复信：“可以延长时间。做些调研工作，你太不懂群众生活了。”[6]
　　周恩来手术后，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心情沉重，平日无论是政治局的日常工作、经济工作、外交、内政，还是与“四人帮”周旋、斗争，大家都是在周恩来的领导下进行。“四人帮”不断地制造事端、找麻烦，也都是周恩来出面解决。 “四人帮”也不得不敬畏几分。他们背后下刀子，但当面不敢太胡闹。周恩来住院后，王洪文主持政治局工作，把持着中央日常工作最高领导权。“四人帮”得意、猖狂之极，根本不把政治局放在眼里。政治局多数与“四人帮”的斗争举步维艰，形势日益险恶。茫然、困惑之中，毛泽东的一席话指明方向。
　　毛泽东以腿关节疼，向政治局请假，到外地走走。毛泽东虽然让王洪文主持中央工作，知道王洪文是听江青、张春桥的，并不放心。7月17日上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召开政治局会议。周恩来特地从医院赶来参加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批评江青。
　　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别人扣大帽子。不好呢。”
　　江青：“不要了，钢铁工厂送给小平同志吧。”
　　毛泽东：“当众说的！”
　　江青：“说了算。”
　　毛泽东：“孔老二讲的，言必信，行必果。听到没有，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对她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一部分是不大好呢。”
　　江青：“不大好的就改。”
　　毛泽东：“你也是难改的。”
　　江青：“帽子店，就是有一个电影叫《中国》，太坏了。”
　　毛泽东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指江、王、张、姚）要注意呢，不要搞四人小宗派呢！”
　　江青说：“现在XXX也搬进来了。”
　　毛泽东历来反应快，言语犀利：“那你要当心，不要变成五人了。”他这个话既是对XXX说的，也是对政治局全体讲的。
　　华国锋说：以前政治局的同志叫他们为“上海帮”，在这次会上毛泽东第一次提出“四人小宗派”，后来就简称为“四人帮”。“四人帮”这个名称是毛泽东起的。毛泽东在会上没有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的名字，他看得很准，江青是“四人帮”中的主要角色。由于江青常常以毛泽东的代言人自居，不少人弄不清楚哪些话是她自己的，哪些是毛泽东的意思，所以毛泽东两次讲：“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
　　毛泽东的这番话使江青十分恼火，恼火也没有办法。绝不能当众和毛主席顶嘴，否则会遭致毛泽东更严厉的批评。在毛泽东面前只能顺守不可逆取。她当场承认下来，至于改不改是另一回事。只要她是毛泽东的夫人，有这个名分，就可以代表毛泽东主席，别人就得让她三分。她除了毛泽东，谁都不怕，飞扬跋扈。她当着毛泽东像只乖巧的小猫，一出门就像个母老虎。
　　毛泽东对她的批评留有余地，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他知道很多人对江青的所作所为十分反感，特别对她鼓吹打倒一切，支持全面内战很有意见，但是毛泽东认为她“一部分是好的”，即反对刘、林有功。这就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制造了障碍，有人不同意对“四人帮”采取隔离审查的断然措施，提出要区别对待。
　　中午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启程到火车站。他右侧无力，行动不便，走路时有2个小伙子搀扶。上下车时，由4个人抬。[7]毛泽东知道自己的病情沉重，这次出去休息养病时间较长，在临走之前，一定要当着政治局的面批评江青。他怕江青再生事，再得罪人，他百年之后大家群起而攻之，联合起来将她打倒，进而否定“文革”。为防不测，他一定将这件事办好后才走。
　　毛泽东经邯郸、郑州，直下武汉，住在东湖。请各地眼科专家会诊，确认是白内障，医生着手准备手术的方案。因除手术外没有其他治疗办法。
　　10月13日，毛泽东到长沙，住在九所。在毛泽东外出期间，国宾来访均由一位中央领导同志陪同到外地会见毛泽东。

　　筹备四届人大，毛泽东一个电话，打乱了“四人帮”的布局

　　1974年9月，毛泽东再次开始考虑四届人大召开问题，因周恩来住院连续两次手术，毛泽东将此事交给新当选的副主席王洪文主持。9月11日，中央发出召开四届人大会议的通知。筹备四届人大的工作开始进行。毛泽东重病缠身，远在外地，中央的大事都由他决定，这是中国共产党当时的实际情况。只要他活着，他在世，这个状况就不能改变。
　　王洪文一连拿到两个大权，主持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筹备四届人大，乐不可支。国庆节刚过，上班第一天（10月3日），王洪文主持召開政治局会议。政治局会议主要是讨论关于召开四届人大的问题。这成为政治局工作中心。[8]会后第二天，王洪文将会议情况报告在外地的毛泽东。
　　10月4日，毛泽东接到王洪文的报告，很快圈阅。毛泽东深知筹备四届人大的关键是人事安排。就在圈阅的当天下午，毛泽东让秘书打电话给王洪文，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并要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这个意见。王洪文接到电话，心中一惊，不敢耽搁，电话告诉江青、张春桥、姚文元。[9]
　　毛泽东的这个决定，给“四人帮”泼了一盆凉水。他们的如意算盘是四届人大张春桥当总理，王洪文当委员长，谢静宜当副委员长，迟群当教育部长，乔冠华当副总理，党代会上姚文元进中央常委，毛远新、谢静宜、迟群、金祖敏[10]进政治局。现在改选之前要毛远新、迟群、谢静宜、金祖敏列席政治局会议，作为“接班人”来培养。[11]将来毛泽东逝世后江青做党的主席。没有想到突然杀出个程咬金，毛泽东让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邓小平是第一副总理，将张春桥置于何地。他们认为邓小平挡了他们的路，从此视邓小平为眼中钉，肉中刺，怀恨在心。
　　江青沉不住气了，抢先亮出底牌。6日晚8时，江青到305医院向周恩来总理谈她对四届人大、总参谋长的人事安排，一口气谈了2个小时。周恩来只是听，没有表态。周恩来不表态就是不同意。在原则的问题上，周恩来是坚决不让步的。周恩来知道人事大权都在毛泽东手里，犯不着和江青争论。
　　江青碰了个软钉子，很气恼，说：“我保留我提名观点。”
　　“我保留我提名观点。”这句话多么骄横、无知，她将自己估计过高了。江青名单中提的那些人从未公布过，社会上有种种传言。她要考虑毛泽东、周恩来、政治局大多数的意见，考虑可行性。她可能为了提自己的人故意先提她并不喜欢的人。所以上她名单上的人并不都是坏人。如她提出建立文化部，让吴德当部长。吴德在文化组工作，和江青打交道伤透了脑筋，坚决不干。
　　“四人帮”的如意算盘被毛泽东打乱了，十分气恼，要制造事端，让邓小平当不成第一副总理。寻机闹事常常由江青出面，因为江青有毛泽东夫人特殊身份，别人都奈何不得。江青常常自诩自己是过河的小卒。

　　“四人帮”制造“风庆轮”事件打击邓小平，毛泽东指定周恩来筹备四届人大

　　江青看到新华社10月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讲上海江南造船厂造的万吨货轮“风庆轮”远航归来发生的一件事。其实并不是什么大事，也与邓小平无关。但江青顿时计上心头，要寻衅闹事，逼邓小平表态。早在1908年前后，江南造船厂就为美国、英国等国制造了四条14000吨的船，用户反映很好，但是那时主机不是江南造船厂造的。经过几十年的战乱，上海江南造船厂又可以建造万吨货轮，命名“风庆轮”，主机也是我国自己制造。1974年初批林批孔运动起来后，江南造船厂的工人和“风庆轮”的海员贴出大字报提出“我们要革命，风庆轮要远航”。交通部远航局安排“风庆轮”5月远航欧洲，途经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往返32000海里，历时150天，国庆节前夕回到上海。“四人帮”对国产船也没有把握，不敢大肆宣传，等船运行到地中海以后，胜利在望。江青申斥新华社发的消息太小了，并责令报社在“风庆轮”回到上海时要大写特写。后来发了几十篇文章。
　　轮船归上海航运公司管。上海航运公司是交通部下属单位，党的关系在上海，但是人员任命、业务由交通部管理。出航时，交通部派了两个干部李国堂、顾文广上船任副政委等职。在言谈话语之中，李国堂、顾文广流露出对王洪文、王秀珍等人的不满。王洪文立即下令将李国堂扣留在上海批斗。这还不算，12日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说：“我国近代造船工业发展史，是一部充满尊孔崇洋与反孔爱国的斗争史”，影射现实生活中有人奉行“‘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要彻底批判代表儒家卖国主义的崇洋迷外思想”。实际将矛头指向国务院。姚文元利用领导新华社之便利，将记者写的简报发表在新华社13日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国内动态清样》是内部刊物，专门给领导看的。姚文元为江青提供炮弹，将此事进一步扩大。
　　姚文元提供炮弹，江青就要借题发挥。14日，江青在《国内动态清样》上写道：
　　我看了1974年10月13日国内动态清样有关“风庆轮”的报道后，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迷（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像李国堂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共产党员，但是从反映的材料来看，他连爱国主义者也不是。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他斗争可以吗？……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以上意见妥否，请批示。[12]
　　华国锋回忆：因为江青批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就鹦鹉学舌也在旁边跟着写几句。政治局中有的写上几句，有的没有写，但是把自己的名字勾到江青签名处，表示同意她的意见。
　　叶剑英做了一个与平常不同的记号。[13]周恩来批了“已阅”二字。邓小平画了个圈。早在1919年邓小平到欧洲勤工俭学坐的轮船是5万吨，而“风庆轮”只是万吨，他根本没有把这当回事，画了一个圈，表示知道了。
　　10月17日晚，王洪文在人大会堂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江青迫不及待，首先发难，质问邓小平：你对这个问题是什么态度？
　　邓小平说：我画个圈。
　　江青：你为什么只画圈，是同意还是不同意？
　　邓小平正大光明，说：我画圈就是同意。
　　江青：你怎么处理？
　　邓小平说：要经过调查研究，再处理。
　　江青仍是纠缠不清。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随声附和，质问邓小平。
　　邓小平说：这样就不好一块共事，不好一块共事。政治局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种态度对人。[14]这一下就捅了马蜂窝。江青大喊大叫，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一起上阵，说：“早就知道你会跳出来。”
　　会议不欢而散。
　　华国锋说：“其实只畫圈的不止邓小平一个人，我也只画了个圈，他们是谁在第一线工作就将矛头对准谁。“四人帮”一起上阵，可见他们是预谋好的，是事先商量好的。“四人帮”是无理狡三分，无理可讲，难以共事。这四个人在政治局一天，就不知道要发生什么事。”
　　17日当天，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自以为得计，回到钓鱼台连夜在17号楼密谋商量，决定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总理、邓小平的状。18日一早，王洪文怕自己说不好，特地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最近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工作中和其他工作中碰到了一些问题。首先是在筹备四届人大在人事安排上政治局内部有争论，这些争论也未公开化，但在别的问题上已经表现出来，矛盾已经表面化。……我们几个同志商量，是否能当面向主席汇报，听取主席指示。因为局面一时谈不清楚，来时由我一人来，以免惊动别人。……附上江青同志的三份材料。
　　江青的三份材料是什么内容？是批林批孔的材料还是新华社关于“风庆轮”的动态清样及她的批示，还是四届人大委员长、总理副总理、总参谋长的提名？从没有透露过。王给毛泽东打电话，征得同意后上午飞长沙。他临走前没有向周恩来报告。
　　王洪文到长沙见到毛泽东，故弄玄虚，说：他是“冒着危险来的”，“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现在虽然有病，住在医院，还忙着找人谈话到深夜，几乎每天都有人去。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小平、剑英、先念等同志”。“他们这些人在这时来往得这样频繁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他挑拨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关系。
　　毛泽东当即批评王洪文，对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王洪文在政治局一直没有传达毛泽东对他的批评，但是纸包不住火，消息封锁不住，毛泽东对王洪文的批评渐渐在政治局内传开。华国锋认为毛泽东对“四人帮”的批评是必然的，毛泽东他老人家决不会让“四人帮”这么胡闹下去的。
　　王洪文告状不成，挨了批评。真是偷鸡不成，反蚀把米。
　　王洪文飞长沙后，江青不放心，两次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
　　江青怕王洪文办事不牢，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想让王海容、唐闻生按她的口径向毛泽东报告，将政治局的争论夸大其词地渲染，指责国务院“崇洋媚外”，并攻击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15]但是王海容、唐闻生平素看不惯江青只会挑错，不做工作，反感、厌恶她那颐指气使作风。江青两次找她们都谈同一件事，引起她们的怀疑，决定向周总理汇报。这时周总理也正想找她们。
　　周总理找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了解情况，出面支持邓小平
　　江青在政治局攻击邓小平的情况周总理很快就知道了。他很重视，要全力支持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决不能让“四人帮”的阴谋得逞。首先搞清楚事实真相。19日下午3时，让华国锋和李先念、纪登奎三人一起到医院来。听他们详细汇报了17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及有关“风庆轮”的问题。周恩来听完汇报，责成李先念找交通部的同志再了解风庆轮的问题，尽快解决。
　　华国锋回忆说：当时大家都不知道王洪文已去长沙告状。
　　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走后，邓小平来到医院，和周恩来商议。邓小平知道周总理的态度和措施，心中有了底。
　　然后周恩来和邓小平一起会见丹麦外宾。晚上10时，周总理才腾出时间同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谈了40分钟。周总理介绍了政治局会议情况，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同时表示，还要做些工作，慢慢解决问题。[16]第二天，周恩来在医院和从长沙回来的王洪文谈话。
　　华国锋说：“周总理对邓小平的工作非常支持，好几次‘四人帮’闹事，都是周总理向政治局的同志了解情况后，出面解决的。”
　　20日，王海容、唐闻生陪邓小平、外宾到长沙见毛泽东。会见结束后，王海容、唐闻生如实向毛泽东汇报，并转达了周总理的意见。毛泽东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他让唐闻生、王海容回北京转告周恩来、王洪文：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一起跟各方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毛泽东还要王海容、唐闻生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毛泽东说：“王洪文来的时候没有这样明确，再明确一下，委员长一、二（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二把手。——引者注）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17]
　　在长沙，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告诉他，仍提议他为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21日，邓小平书面向王洪文报告了毛泽东的重大人事安排和具体指示。

　　毛泽东一锤定音，王洪文写检查，周恩来组阁，尘埃落定，邓小平当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一言九鼎，形势顿时明朗。周恩来名正言顺，大胆工作，排除“四人帮”的干扰，以重病之躯，争分夺秒，在医院连续找人谈话，一天最多会客五次，谈话时间最长两个半小时。批阅文件也增多。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华国锋参加政治局会议。纪登奎负责组织工作，参与得更多。
　　人员安排，既不能用“四人帮”的亲信，又要在政治局能通过，还要得到毛泽东的批准。周恩来周旋的余地不多，颇费踌躇。“四人帮”重视铁道部、教育部、文化部部长的安排，江青他们坚持于会泳做文化部长，刘庆棠、浩亮当副部长。[18]一再要求迟群当教育部长。周恩来认为教育关系到千秋万代，说：教育以周荣鑫掌管为宜，迟群只能做副的。文化部、体委可作让步。周荣鑫“文革”前是国务院秘书长，1966年12月因执行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被打倒，下放干校，周恩来对他熟悉。并商量如何实施。后来由李先念出面一再坚持，万里当了铁道部部长。周恩来拟出四届人大委员长、副委员长和国务院副总理名单，在副委员长名单中增加了陈云、韦国清两人。[19]周恩来审阅了出席四届人大会议各类代表名额的分配方案，建议在现有名单基础上，再增加老干部、外事、体育等方面的名额。安排主席团名单，吴德没有经验，周恩来是一个人一个人地提出应该如何安排。[20]
　　江青执迷不悟，见周恩来安排了许多老同志，特别是起用“文革”中被打倒的同志，又急又气，三次给毛泽东写信，却连续受到毛泽东批评：“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深，要团结多数。至嘱。”[21]11月，江青托王海容、唐闻生向主席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泽东主席立即尖锐地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22]毛泽东托王海容、唐闻生转告周恩来：在已经拟定好的人大常委会的主要领导朱德、董必武之后，要安排宋庆龄；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等可任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事由周恩来商量确定。
　　此时毛泽东两腿、两脚肿得像发面馒头。医生建议多运动。毛泽东喜爱游泳，在水中有浮力，运动用力较小，11月29日到12月4日，坚持室内游泳四五次。12月5日，毛泽东说：“我浑身没劲，手和腿也发软，看来，游泳也困难了。”[23]从此停止游泳，再也没有下过水。他病体日益加重。但是头脑清楚。毛泽东不准江青组阁，指出江青有野心，给江青当头一棒。毛泽东当着周恩来和王洪文的面严肃指出：“江青：一、不要出风头。二、不要乱批东西。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你们看她有没有野心？我看有。我比你们了解她，几十年，我对她做了工作。搞乱了三件事，批林批孔走后门，又不告诉我。”[24]告诫王洪文：“江青在批刘批林运动中立了功，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摔了跤爬起来就好。”“不要搞‘四人帮’，团结起来，四个人搞在一起不好。”让王洪文写出书面检查。“他政治思想强，政治比（王洪文）强，他（指王洪文）没有邓小平强。我看小平做个军委副主席。军委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兼总参谋长。人材难得。”保证周恩来组阁工作顺利进行。
　　周恩来不顾医生不宜远行的意见，为国家的长治久安，亲自飞长沙向毛泽东汇报、长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组阁的名单。从而为1975年整顿做好了组织准备。除外交部部长、文化部部长、卫生部部长、体委主任跟着“四人帮”走，粉碎“四人帮”后，很快将他们撤换外，其余都是久经考验的老同志。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保证了粉碎“四人帮”的顺利进行，保证了国家平稳度过危机，保证了政局稳定。

　　注释

　　[1]采访江青秘书杨银禄。
　　[2][6][21][2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373、第374页、第394页、第395页。
　　[3]2006年11月28日中央电视台第十套节目《人物》采访唐由之。
　　[4][8]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693页、第1699页。
　　[5]1976年10月14日，侯隽：《江青三次去小靳庄的部分讲话和活动》。
　　[7]2005年1月3日采访交通部公安局局长赵芸非。
　　[9][15][1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2月，第677-679页。
　　[10]金祖敏1966年底参加工人造反组织为负责人之一。1972年任上海市委常委、革委会副主任等职。
　　[11]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信。《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罪证材料之一》，第20页。
　　[12]1976年3月3日江青讲话。
　　[13]1976年10月7日中午陈锡联在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政治局的决定。（手抄件）
　　[14]1976年10月7日中午陈锡联在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同志会议传达政治局的决定。
　　[17]1974年10月20日毛泽东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的意见的传达记录，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705页。
　　[18][20]吴德：《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工作的一些经历》，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第105页、第107页。
　　[19]參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1949-1976）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111页。
　　[23]陈长江、赵桂来《毛泽东最后十年：警卫队长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
　　[24]江文：关于批驳被告人江青的发言，《历史的审判》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78页。 1974年11月12日江青给毛泽东信。


世纪 2017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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