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晋夫人徐大雯：我与谢晋一生情

reading

谢晋夫人徐大雯：我与谢晋一生情

时间:2016-06-14 来源: 《北京青年报》



（谢晋简介   出生于1923年，1941年入四川江安国立剧专话剧科学习，受业于曹禺、洪深、焦菊隐等名家。1943年中途辍学到重庆中青剧社当场记、兼演小角色。1948年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导演系，后任大同、长江电影公司助理导演。1949年后，历任上海电影制片厂副导演、导演，中国影协主席团委员，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2008年10月18日去世。导演的影片有《女篮五号》、《红色娘子军》、《舞台姐妹》、《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高山下的花环》、《芙蓉镇》等。）

清明节前夕，谢晋夫人、84岁的徐大雯说自己做梦了：“我梦到阿三，我告诉他不要随便买脏东西吃。我从来不迷信的，可是这一次，一定要去青浦看看他们了。”
位于上海青浦的福寿园，安葬着谢晋、谢衍和阿三父子三人，长子谢衍与阿三葬在一处。2008年夏，当谢衍得知自己已是肝癌晚期，便瞒着父母料理自己的后事。他亲自到福寿园选定一块“三穴”墓地：除了自己，1991年病逝后骨灰一直寄存的阿三，还有一个穴位留给阿四。多年前，父母就把智障的阿四托付给他，希望他们百年之后，由他这位大哥来照顾阿四。可是命运令他无法完成父母的心愿，他是想藉此来弥补对父母的一份歉疚吧？！
当年8月23日，谢衍病逝。一个月后，就在这“三穴”墓前，就在安葬谢衍骨灰时，徐大雯突然昏厥。“看到我高大、聪明的儿子就变成那么一包骨灰，我实在受不了啦！”众人急忙将她送去医院，后来接受心脏手术，装上心脏起搏器。
10月17日，是她出院的日子。那一天，谢晋导演应邀参加母校浙江上虞春晖中学百年校庆。夫妇俩在客厅里简单交谈几句，临出门，谢晋说：“我隔天就回。”
隔天，噩耗传来，这对62年的夫妻已是天人永隔。
谢晋猝然离世，国人震惊，各路媒体聚焦沪上。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那一天，成千上万的民众，手捧鲜花、挽联，为谢导送行。曾受谢晋培植的几代影视明星祝希娟、朱时茂、潘虹、刘晓庆、濮存昕、赵薇、范冰冰等人悉数到场，人群发生混乱，殡仪馆玻璃门被挤碎，有人发生肢体冲突……
在不到两个月时间里，先后失去儿子、丈夫，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徐大雯却显得出乎意料的冷静。谢晋遗体运回上海那一天，在上影集团董事长任仲伦陪同下，她到殡仪馆与丈夫作最后的告别。走出门来，细语轻言两句话却掷地有声：第一，丧事从简，不要浪费国家的钱；第二，不要让阿四知道。
一年后，谢晋骨灰落葬在花木满园的阳光草坪下。黑色大理石上，是韩美林先生雕塑的谢晋头像：低颌、蹙眉，注视着他脖项下的电影胶片，连同胶片下方的丰沃土地。镜架后面，那眼神足以给人震撼：他在凝神思索，思索中有痛苦，痛苦中又带几分忧郁，忧郁中仿佛还有几丝压抑不住的火气；双唇抿闭，好似有某种不甘和随时可能迸发的激情。
碑石上镌刻着余秋雨先生撰写的碑文：
“谢晋导演，浙江上虞人氏，东晋谢安、谢玄之后也。以“晋”为名，以铭根器，悠悠千年，果然承其先祖创拓之脉，引领中国电影事业而气象万千。毕生辛劳汗水，无尽悲欢胶片。辨善恶于大地，投思索于历史，追人性于血火，问正义于困顿，且大多融入中国女性之忠贞婉淑而感动遐迩。后人若问：在封闭年月，凿得天光谁为最？答曰：谢晋也；再问：在复苏时代，振聋发聩谁为最？答曰：谢晋也。谢晋作品，润泽中国三代。此地茔丘，足可笑对苍原。”
如同韩美林的谢晋雕像被同行称之为“撼世之作”，余秋雨的碑文也被誉为“文采飞扬，动人心弦，堪为当代悼文之经典”。如此的名人墓、名人作，被倾力落实谢晋骨灰安葬事宜的上海福寿园总经理伊华称为“绝配”。
这其中还有一段佳话。
曾经希冀“死在拍摄现场”的谢晋导演，多年前就拍着余秋雨肩膀大声嘱托：“我死了之后，墓碑的碑文一定要你写，墓碑设计要让韩美林完成！”后来，他还将这个意愿写成字条，交由余秋雨转告韩美林。应该说，谢晋墓才是谢晋最后一件“导演”作品，堪称一件顶级艺术品。
至此，谢晋“完美谢幕”。他的左邻是著名物理学家、曾任复旦大学校长的谢希德夫妇；“后舍”则是中国现代文学名家、以96岁高龄辞世的施蛰存先生。弯过小径，走过如毡草地，有金焰、刘琼等一班同行老友；隔街相望的山茶园，有先他而去的爱子谢衍兄弟。在天国，他不会寂寞。
不料世间不甘寂寞人，竟在他身后起事端。据报载：2009年2月“谢晋遗孀徐大雯将宋祖德、刘信达告上法庭”；“2009年12月25日，谢晋遗孀告‘大嘴’宋祖德名誉侵权案一审宣判，宋祖德被判赔29万登报道歉”。
那一天，装有心脏起搏器、84岁高龄的徐大雯在静安区法院出庭。法官宣判后，她接受记者集体采访，话语不多依然掷地有声：我就是要还谢晋一生清白！我相信中国法律能治宋祖德。
2010年3月，徐大雯委托律师向静安区法院递交《强制执行申请书》。
清明节前夕，沪上春意迟迟。在江宁路谢家客厅，徐大雯举起韩美林寄来的两只可爱的布袋虎，说今年恰是她的本命年。听她谈吐清晰，看她脚步轻盈，可以想见当年的小巧玲珑与精灵活泼。
与徐大雯的交谈就从这场诉讼说起。
我的性格不允许别人玷污自己的丈夫。我必须站出来，还谢晋一生清白
去年年底，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一审宣判我状告宋祖德、刘信达诽谤案胜诉后，回到家里，亲朋好友纷纷打来电话，大家都很高兴，说佩服我的勇气，佩服我一大把年纪还敢把别人不敢惹的“大嘴”拉出来。
我老太婆没有那么多顾虑。自己的丈夫被人栽赃、名声被糟蹋，我还顾虑什么呢？！顾虑了，就不配做谢晋的妻子！这件事确实让我非常气愤，一审宣判后，记者报道说我当庭落泪，那是因为实在没有办法控制感情。
过后，刘晓庆也打来电话，说诽谤别人的人一定要绳之以法。这么多年来，我们之间关系很好，从谢衍病逝到谢晋突然离去，她都很快赶过来，对我很关心。我为什么告宋祖德？因为他随便乱说，他的话完全不沾边。我就在上影厂工作，难道我还不清楚吗？
文娱圈绯闻多，也有人问过我，谢晋拍片时身边围拢那么多漂亮的女演员，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担心吗？我说，对他我完全放心。谢晋一生没有绯闻，我相信谢晋的人品，因为我太了解他了。像他那样一个导演，如果搞乱七八糟的东西，是很方便的，但是谢晋脑子里根本没有这根筋。他挑选演员不是因为你有多漂亮，而是根据剧本对角色的要求，坚持艺术标准。譬如当年为《红色娘子军》选演员，祝希娟小小年纪，一双火辣辣的大眼睛最符合吴琼花的性格特征。当时有不同看法，但事实证明这个角色选对人了。拍《芙蓉镇》选徐松子，也有非议，说她长得没有特点，没什么发展。事实证明，徐松子是一个很有才华、很会演戏的演员。
上法庭打官司，许多人只看到我年纪大，可是他们不知道，年轻时我也是个厉害角色呢！我是四川江安人，我的性格不允许别人玷污自己的丈夫。我必须站出来，还谢晋一生清白！我相信中国的法律，能够惩恶扬善。认识谢晋时，我16岁，他19岁。我们一起拍戏，是一场“生日风波”让我俩走到一起。不过，说到底，是由于两个人都很爽气。
我在江安女子中学读书时，与谢晋相识。当时他从沦陷区上海辗转广西、贵州来到重庆，投考国立剧专话剧科。国立剧专先在重庆后迁江安，临时校舍便是与江安女中一墙之隔的文庙。那时，我才16岁，喜欢唱歌、跳舞，算是文艺积极分子吧。我们排演田汉的话剧《回春之曲》，那是一部宣传抗日救亡的话剧，我演女主角梅娘，一位长得高高大大的女生扮演男主人公高维汉。那时老百姓只要在场边放下一捆菜、几根葱就可以进场看戏。因为有国立剧专的老师在江安女中兼课，我们排戏时那些专业学生就过来帮忙辅导。就这样，我认识了谢晋。
国立剧专的生活很艰苦，谢晋他们一日三餐能吃饱就不错，早餐就吃盐水煮黄豆。有时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有谢晋、陈凯歌的父亲陈怀恺、他们的同学王德宏，就聚在一起打牙祭。还去过我们在乡下的家里，王德宏就是通过我认识了我的堂姐，后来他俩结为夫妇。
谢晋带来聘礼: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只手表。这在当时、在我们江安那个小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江安那个小地方很闭塞、很封建，男女学生在街上一起走都被指指点点，认为有伤风化。之前我上台演戏，就有议论。但是，因为演戏又出演女主角，也被警察局的一个头头注意上。他对我堂姐讲，欢喜我。可是我不欢喜他，根本不理他。
我同谢晋关系密切起来，是因为一场生日风波。那天是谢晋20岁生日，大家没钱去酒楼，几个人就在茶楼简单庆祝。就在这时，江安女中的教导主任来了，不容分说要我立即回学校。大家说反正要吃饭的，吃完饭再回去。等我回到学校，教导主任说我被除名了，还通知我母亲，让她把我领回家。
在江安那个小县城，这个事情很快就传开了。母亲鼻涕一把、眼泪一把带我回家。这时有人告诉我，警察局把谢晋抓走关起来了。我非常愤怒，立刻去警察局大吵大闹，问他们：“请朋友吃饭也犯法吗？你们从来不请朋友吃饭吗？”我要他们放了谢晋，把我关起来。警察局自然怕事情闹大，只好放人。
我是独生女儿，12岁丧父。被学校除名，妈妈觉得丢了脸面，写信给我舅舅让我到重庆读书，我舅舅在重庆的美孚公司做事。这时谢晋从别人口中得知，他被关押时我大闹警察局的事，就跑来找我。他在江安也呆不下去了，决定辍学和我一同去重庆。谢晋卖掉从上海带去的西装当路费，两个人的感情在这时候向前发展了一步。
到重庆后，我考入文德女中读高中，谢晋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在中国青年剧社拍戏。这期间，我舅舅见过他，印象不错。他有收入以后，经常给我一些零用钱，劝我不要再花舅舅的钱。1945年抗战胜利，转年春，我在朝天门码头送他回上海。他说，回去安顿好就来接我。
当时我的一些亲戚朋友说我傻：“你放他走，他不回来怎么办？”因为那时不断有“抗战夫人”的传闻。我说：“不来就不来，用不着担心！”这年夏天，我高中毕业。谢晋果然来接我了，他对我是真心的。我们江安那个封建大家族，不允许我被一个“下江人”随便带走，一定要他拿聘礼、拜祖宗、明媒正娶。谢晋带来聘礼:一对金手镯，一对金戒指，一只手表。这在当时、在我们江安那个小地方，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谢晋跟我一起拜祖宗牌位、拜高堂父母。因为是寡母，要先拜我叔叔婶婶，然后才轮到我母亲。谢晋的父亲是会计师，通过朋友搞到两张飞上海的军用机票，我至今还记得那架飞机马达轰隆隆的响声，震得要命。
1946年秋我们在上海举行婚礼，由谢晋的老师洪深先生证婚。我们俩给证婚人三叩三拜，所以，是“新式婚姻旧式办”。那时女子结婚要“开脸”——用细线绞去脸上汗毛，我告诉谢晋我怕痛。谢晋便想了个办法。你猜猜，结婚那天谁给我化的妆？是谢晋！他在剧专专门学习过。
结婚那天，谢晋的表兄给我们拍了很多婚纱照，可惜毁于“文革”抄家。
我能与谢晋走到一起，是两人性格相投，大家都比较爽气。
你知道谢晋最伤心的事是什么吗？是人家父母都有骨灰盒，他不晓得自己父母骨灰去了哪里？他拍《天云山传奇》拍《芙蓉镇》，我笑他：“下一个右派就是你！”
结婚后，公婆不同意我读大学的想法。1947年我生下女儿、1949年生谢衍，阿三和阿四分别生于1953年、1956年。阿三出生时，我身体不好，每天还要上班，特地为他从上虞请了一位奶妈。半年后才发现奶妈患有哮喘，阿三也因此染上哮喘。长期体质瘦弱，智力发育也不健全。他38岁病逝前，肺活量还不如90岁老人。
阿四在托儿所入全托，他生来肚皮大。每次接他，他都哭着喊“我要吃饭饭！”由于照顾不周，发高烧抽风，还染上急性肝炎，后来还被烫伤过。7岁便患上羊癫痫，智力有障碍。那时，抱孩子挂急诊，总是跑医院。
我参加工作，先是在交通大学罗汉祥烈士夜校给工人扫盲，教他们识字、算术等初级课程，后来调到上影厂宣传发行科工作。就是参加扫盲的这些工人，“文革”时领导上层建筑入驻上影厂，对我这个过去的老师有很多私下的照顾。“文革”一开始，《舞台姐妹》就被批判，几次抄家后谢晋被送进“牛棚”，我进的是“羊棚”。“羊棚”比“牛棚”待遇好一些，两个星期可以回趟家买买粮食、蔬菜。记得那时金焰也在“牛棚”，他身体一向不好，显然不会做家务，洗裤子提着裤腰捋到裤脚动作很滑稽，谢晋就示意我帮助他。在奉贤“五七”干校搓草绳，《祝福》的导演桑弧不会搓，我从小在乡下长大，便一下下教他。那时，搓好的稻草绳，这些大导演们拿起就往腰上一系。
这期间，苦了阿三、阿四两兄弟，经常被里弄的孩子欺负。不过，心里最苦的还是我的老公公。旧中国他在交通部工作，负责海关税收，解放后到上海大学教书。谢晋当年执意从事文艺，他根本不赞成。“文革”开始，家被抄、人被斗，大字报贴满楼梯楼道。他人很胖，被红卫兵撅着下跪，还打他。那时，谢衍参加“大串联”去了新疆，他回到上海那一天，爷爷将一只祖传的怀表交到他手上。谢衍出门上街，我的老公公吞下一瓶安眠药。他是坐在椅子上死的，人僵硬了，造反派抬出去时，都搬不直。谢晋被造反派押着回到家，让他看一眼又押回去了。
我婆婆出身浙江余姚名门望族，从小跟着家庭教师学习。结婚时嫁妆装了几条船。婆婆喜欢看戏，谢晋从小受母亲影响。婆婆晚年失聪，公公去世的事，一直瞒着她。可是她很聪明，别人讲话她会看口形。两年后，她从六层楼跳下。当谢晋回来，看到母亲躺在水泥地上，身上盖着白布。他抱起母亲，一声不响上到六楼。他说自己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欲哭无泪。
我知道，他可是大孝子！父母亲都死于非命，连骨灰都不知撒在何处，这是他每每想起都要伤心的事。
80年代，谢晋接连拍摄了《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反思三部曲”。每部片子的拍摄都要顶住一些政治压力，在这方面，我的确为他担心。你问我最喜欢其中的哪一部？应该说是《芙蓉镇》，它更深刻地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
这三部片子，都有“右派”知识分子，我开他玩笑：“下一个右派就是你！”他笑而不答。现在看，他对这类题材的表达性，看得比较远、比较透。这也是我最佩服他的地方：看准的，就不动摇。
有人劝我放心：阿四走在街上，就凭他是谢晋的儿子，都会有人给他饭吃
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十分感谢社会各界对我们母子的关心。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阿四头。
2009年秋，谢晋去世一周年前夕，我去了浙江上虞，把有200年历史的谢家老宅和谢晋故居两处房产，捐献给了上虞市政府。谢晋出生的老宅现在是上虞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谢晋故居院子里，还举行了谢晋衣冠葬仪式。
谢晋家乡的人民，以他为骄傲。这让我非常感动，也很满足。
现在我和阿四生活挺好的，他54岁了，可是还像孩子一样单纯、善良。每天晚上洗过脚，便说“摆药！”如果我还没有洗脚，他就说：“你臭！”不要说他傻、弱智什么的，我的晚年多亏有他做伴。
上海市领导对我们很关心，春节前夕，市委副书记殷一璀等领导来到家中看望；上影厂领导在生活上考虑比较周到，专门请一位阿姨照顾我们母子的饮食起居。还有跟随谢晋十几年的司机小蒋，帮忙处理许多事情。谢晋的好朋友白先勇先生参加上海国际电影节期间，也来看望，甚至有远在纽约的华侨打来问候电话。
如果说，我还有什么牵挂的事，那就是阿四。他虽然智障，但是身体很壮实。我已经请谢晋的妹妹做他的监护人，但她远在河南，毕竟不方便。有人劝我放心：阿四走在街上，就凭他是谢晋的儿子，都会有人给他饭吃。 还有人劝我：政府不会不管阿四的。
未来的事，有谁知道呢？作为母亲，我希望他福大命大，还希望他的爹爹、兄长，在天上保佑他。
到今天，谢晋的小儿子阿四，还不知道“死亡”是什么。大家觉得，这次该让他知道了。但是，不管怎么解释，他诚实的眼神告诉你，他还是不知道。
这情景，很像一群哲学家在讨论死亡，而最后，评判者没有让他们及格。在人类一些最本原的问题上，最低智能和最高智能，首尾相衔。是啊，还能说话的人谁也未曾抵达过死亡，那又怎么说得清呢？既然说不清，那就与严重弱智的阿四没有太大的差别。
十几年前，同样弱智的阿三走了，阿四不知道这位小哥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两个月前，阿四的大哥谢衍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爸爸对大家说，别给阿四解释死亡；
现在，爸爸自己走了，阿四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家里只剩下了他和八十三岁的妈妈，阿四已经不想听解释。谁解释，就是谁把小哥、大哥、爸爸弄走了。他就一定跟着走，去找。
阿三还在的时候，谢晋对我说：“你看他的眉毛，稀稀落落，是整天扒在门孔上磨的。只要我出门，他就离不开门了，分分秒秒等我回来。”
谢晋说的门孔，俗称“猫眼”，谁都知道是大门中央张望外面的世界的一个小装置。平日听到敲门或电铃，先在这里看一眼，认出是谁，再决定开门还是不开门。但对阿三来说，这个闪着亮光的玻璃小孔，是一种永远的等待。他不允许自己有一丝一毫的松懈，因为爸爸每时每刻都可能会在那里出现，他不能漏掉第一时间。除了睡觉、吃饭，他都在那里看。双脚麻木了，脖子酸痛了，眼睛迷糊了，眉毛脱落了，他都没有撤退。
爸爸在外面做什么？他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有一次，谢晋与我长谈，说起在封闭的时代要在电影中加入一点人性的光亮是多么不容易。我突然产生联想，说：“谢导，你就是阿三！”
“什么？”他奇怪地看着我。
我说：“你就像你家阿三，在关闭着的大门上找到一个孔，便目不转睛地盯着，看亮光，等亲情，除了睡觉、吃饭，你都没有放过。”
我又说：“你的门孔，也成了全国观众的门孔。不管什么时节，一个玻璃亮眼，大家从那里看到了很多风景，很多人性。你的优点也与阿三一样，那就是无休无止地坚持。”
谢晋在六十岁的时候对我说：“现在，我总算和全国人民一起成熟了！”那时，文革结束不久。
“成熟”了的他，拍了《牧马人》《天云山传奇》《芙蓉镇》《清凉寺的钟声》《高山下的花环》《最后的贵族》《鸦片战争》……
文革以后的他，不再是在时代话语的缝隙中捕捉人性，而是反过来，以人性的标准来拷问时代了。
谢晋那些最重要的作品，上映前都麻烦重重。如果说，文革前的审查总是指责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么文革后的审查者主要是指责他“揭露社会的黑暗过多”。
有趣的是，有的审查者和评论者一旦投身创作，立场就会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我认识两位职业的审查者和评论者，年老退休后常常被一些电视剧聘为顾问，参与构思。作品拍出来后，交给他们当年退休时物色的徒弟们审查，他们才发现，这些徒弟太不像话了。他们愤怒地说：“文化领域那么多诽谤、伪造、低劣都不审查，却总是盯着一些好作品不依不饶！”后来他们扪心自问，才明白自己大半辈子也在这么做。
他们不知道，年迈谢晋眼睛深处的一半忧郁，与他们有关。
能成为谢晋的朋友，非常愉快。我从旁观察，发觉谢晋交友，有两个原则。一是拒绝小人，二是不求实用。这就使他身边的热闹中有一种少有的干净。
有时，好人也会利用小人，但谢晋不利用。他对小人的办法，不是争吵，不是驱逐，而是在最早的时间冷落。他的冷落，是炬灭烟消，完全不予互动。听对方说了几句话，他就明白是什么人了，便突然变成了一座石山，邪不可侵。转身，眼角扫到一个朋友，石山又变成了一尊活佛。
一些早己不会被他选为演员和编剧的老朋友，永远是他的座上宾。他们谁也不会因为自己已经帮不上他的忙，感到不安。西哲有言：“友情的败坏，是从利用开始的。”谢晋的友情，从不败坏。
他一点儿也不势利。再高的官，在他眼中只是他的观众，与天下千万观众没有区别。但因为他们是官，他会特别严厉一点。我多次看到，他与官员讲话的声调，远远高于他平日讲话，主要是在批评。他还会把自己对于某个文化高官的批评到处讲，反复讲，希望能传到那个高官的耳朵里，一点儿不担心自己会不会遇到麻烦。有时，他也会发现，对那个高官的批评搞错了，于是又到处大声讲：“那其实是个好人，我过去搞错了！”
我一直有一个错误的想法，觉得拍电影是一个力气活，谢晋已经年迈，不必站在第一线上了。我提议他在拍完《芙蓉镇》后就可以收山，然后以自己的信誉、影响和经验，办一个电影公司，再建一个影视学院。简单说来，让他从一个电影导演变成一个“电影导师”。
我过了很久才知道，他对我们的这种想法，深感痛苦。他想拍电影，他想自己天天拿着话筒指挥现场，然后猫着腰在摄影机后面调度一切。他早已不在乎名利，也不想证明自己依然还保持着艺术创造能力。……他要重拍《桃花扇》，他要筹拍美国华工修建西部铁路的血泪史，他要拍《拉贝日记》，他要拍《大人家》，他更想拍前辈领袖的女儿们的生死恩仇、悲欢离合……他在中国创建了一个独立而庞大的艺术世界，但回到家，却是一个常人无法想象的天地。
他与夫人徐大雯女士生了四个小孩，脑子正常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谢衍。谢衍的两个弟弟就是前面所说的老三和老四，都严重弱智，而姐姐的情况也不好。
这四个孩子，出生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六年这十年间。当时的社会，还很难找到辅导弱智儿童的专业学校，一切麻烦都堆在一门之内。家境极不宽裕，工作极其繁忙，这个门内天天在发生什么？只有天知道。
我们如果把这样一个家庭背景与谢晋的那么多电影联系在一起，真会产生一种匪夷所思的感觉。每天傍晚，他那高大而疲惫的身影一步步走回家门的图像，不能不让人一次次落泪。落泪，不是出于一种同情，而是为了一种伟大。
一个错乱的精神漩涡，能够伸发出伟大的精神力量吗？谢晋作出了回答，而全国的电影观众都在点头。我觉得，这种情景，在整个人类艺术史上都难于重见。
谢晋亲手把错乱的精神漩涡，筑成了人道主义的圣殿。我曾多次在他家里吃饭，他做得一手好菜，常常围着白围单、手握着锅铲招呼客人。客人可能是好莱坞明星、法国大导演、日本制作人，但最后谢晋总会搓搓手，通过翻译介绍自己两个儿子的特殊情况，然后隆重请出。这种毫不掩饰的坦荡，曾让我百脉俱开。在客人面前，弱智儿子的每一个笑容和动作，在谢晋看来就是人类最本原的可爱造型，因此满眼是欣赏的光彩。他把这种光彩，带给了整个门庭，也带给了所有的客人。
他有时也会带着儿子出行。我听谢晋电影公司总经理张惠芳女士说，那次去浙江衢州，坐了一辆面包车，路上要好几个小时，阿四同行。坐在前排的谢晋过一会儿就要回过头来问：“阿四累不累？”“阿四好吗？”“阿四要不要睡一会儿？”……每次回头，那神情，能把雪山消融。
他万万没有想到，他家后代唯一的正常人，那个从国外留学回来的典雅君子，他的大儿子谢衍，竟先他而去。
谢衍太知道父母亲的生活重压，一直瞒着自己的病情，不让老人家知道。他把一切事情都料理得一清二楚，然后穿上一套干净的衣服，去了医院，再也没有出来。
他恳求周围的人，千万不要让爸爸、妈妈到医院来。他说，爸爸太出名，一来就会引动媒体，而自己现在的形象又会使爸爸、妈妈伤心。他一直念叨着：“不要来，千万不要来，不要让他们来……”
直到他去世前一星期，周围的人说，现在一定要让你爸爸、妈妈来了。这次，他没有说话。
谢晋一直以为儿子是一般的病住院，完全不知道事情已经那么严重。眼前病床上，他唯一可以对话的儿子，已经不成样子。
他像一尊突然被风干了的雕像，站在病床前，很久，很久。
谢衍吃力地对他说：“爸爸，我给您添麻烦了！”
他颤声地说：“我们治疗，孩子，不要紧，我们治疗……”
从这天起，他天天都陪着夫人去医院。
独身的谢衍已经五十九岁，现在却每天在老人赶到前不断问：“爸爸怎么还不来？妈妈怎么还不来？爸爸怎么还不来？”
那天，他实在太痛了，要求打吗啡，但医生有犹豫，幸好有慈济功德会的志工来唱佛曲，他平静了。
谢晋和夫人陪在儿子身边，那夜几乎陪了通宵。工作人员怕这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撑不住，力劝他们暂时回家休息。但是，两位老人的车还没有到家，谢衍就去世了。
谢衍是2008年9月23日下葬的。不久，家乡上虞的母校春晖中学打来电话，说有一个纪念活动要让他出席，有车来接。他一生，每遇危难总会想念家乡。今天，故乡又有召唤，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春晖中学的纪念活动第二天才开，这天晚上谢晋在旅馆吃了点冷餐，倒头便睡。这是真正的老家，他出走已久，今天只剩下他一个人回来。他是朝左侧睡的，再也没有醒来。这天是2008年10月18日，离他85岁生日，还有一个月零三天。
此刻，谢晋上海的家，只剩下了阿四。他的夫人因心脏问题，住进了医院。
阿四不像阿三那样成天在门孔里观看。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任务是为爸爸拿包、拿鞋。每天早晨爸爸出门了，他把包递给爸爸，并把爸爸换下的拖鞋放好。晚上爸爸回来，他接过包，再递上拖鞋。
好几天，爸爸的包和鞋都在，人到哪里去了？他有点奇怪，却在耐心等待。突然来了很多人，在家里摆了一排排白色的花。
白色的花越来越多，家里放满了。他从门孔里往外一看，还有人送来。阿四穿行在白花间，突然发现，白花把爸爸的拖鞋遮住了。他弯下腰去，拿出爸爸的拖鞋，小心放在门边。
这个白花的世界，今天就是他一个人，还有一双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