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元梓：做人、作文、写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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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人、作文、写回忆[文/聂元梓]
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
经常在我脑子里盘旋。
比如我们经历过的
以及正在经历的一切，
其政治的、历史的、
经济的、人性的根源是什么？
哪些是能够避免的，
哪些是不可避免的


一、死讯不断

　　十年前我73岁，传记作家叶永烈在《购物导报》上刊登了聂元梓已经死了的报道。在这以后不断在全国许多城市大、小报刊包括北京的刊物上转载，乃至今年还在津津乐道地重复着十年前的消息。然而，我至今还健在，很快就84岁了。

二、十年文革无一梦

　　大约五年前，台湾一位知名人士曾送我一幅字，上面写了“十年一觉文革梦”七个大字。他的字写得笔锋含蓄，韵律娴熟；但是这字的意思却与我不符。十年文革我始终没有做梦，一刻也没有！

三、猫乎鼠乎

　　文革进行到1967年夏，我对文革中出现的混乱状况，尤其是斗争的复杂性和问题的严重性感到十分忧虑。便在北大校文革会议上提出辞职，并建议解散校文革，不久又在周总理参加的中央文革碰头会上提出此要求，同时又与我多年的好友杨惠文商讨。她万万没有想到，我这个被誉为“响当当”的造反派却是忧心忡忡；而我怎么也想不到，她这个时不时被拉出去批斗的走资派却一身轻松。她说：“反正打倒的又不是我一个，问题总有一天是要解决的。”反倒是她劝慰了我半天。

四、邓颖超提醒我快做检讨

　　九大前，由周总理出面提议，使我成了九届中央候补委员。在一次我参加的会议间隙，邓颖超提醒我：“还不做检讨，还不做检讨。”在九大及九届二中全会上，我一言未发，并拒绝私下和别人交换看法，但是也没有做检讨。我只是想，夹着尾巴做人。

五、约法三章

　　即便是我被正式逮捕关进监狱时，我一边表示不接受对我的指控，一边还给自己约法三章：第一是要吃饭，要尽可能多吃；第二是要保证睡眠，想尽一切办法睡觉；第三因为我是老党员，住在共产党自己的监狱，所以要自觉遵守监狱的规定。不仅如此，在狱中我还协助监狱的工作。此外在狱中我和我的看守成了好朋友。至今在我遇到因难的时候，他们还经常来帮助我。

六、子不嫌母丑

　　出狱后，许多人找我访谈，约我写回忆录。在这其中我拒绝了国外人士的合作。因为我不能把握他们在国外怎么说。我个人的遭遇是与国家的历史背景，具体人、事、时等等有着极其复杂的关系，不是表面文章可以讲透的。而且，更主要的是我怕他们实用主义，断章取义，拿出去做他们自己的文章。当然，心里有过反复，但是我有一个信念：个人的事情再大，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小。

七、品味人间冷暖

　　1937年我16岁参加革命，1968年到1976年打倒“四人帮”，我被隔离审查、批判8年。这之后又被判刑17年，于1984年12月保外就医，1986年10月假释。从1937年至今67年，从1968年至今36年，从1984年至今也已是20多年了。时间，对于个人来说，不论多么长，放在整个人类历史长河中也是短暂的。在这漫长而短暂的几十年里，我感触颇多。这些年来不断有好心人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使我得以活到今天，并且写出自己的回忆录。这其中有送钱的，有送吃的，送笔墨纸张，甚至送桌椅板凳，送碗筷的。前不久还有人给我送来两个书柜，这书柜中的书也几乎全是人们送的。在我面临生存危机的时候帮助过我的人，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见过或没见过的，有在文革中支持过我的，也有反对过我的人。

　　有时我就在想：都说现在市场经济人情淡薄；但是，对于我来说，比起文革时期，我现在得到的更多。这么多人，这么长的时间无私的，甚至是无畏的帮助，这说明了什么？那过去又是怎么回事呢？

八、回忆即思考，即创作

　　真正写回忆录大约是从1995年开始的，从始至终我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要说真话。漫长的写作过程除了有生活条件的限制以外，还因为写作的内容、口气、观点也在不断地调整。最初我是有气，对专案组、对北大（尤其是对北大）、对墙倒众人推、以及一些极不负责的传谣的人们心存愤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我不断地倾听、学习、思考、反刍过程中，对同样的事件、人物逐渐地认识较全面、较客观、也较宽容了。对于那些强烈反对过我以及我反对过的人，也试图换位思考，重新认识这些问题。

　　此外一些更深层次的问题经常在我脑子里盘旋。比如我们经历过的以及正在经历的一切，其政治的、历史的、经济的、人性的根源是什么？哪些是能够避免的，哪些是不可避免的？

　　不断地反思使我认识到对许多事情的分析不能脱离我国在人类文明史上所处的时段。历史的教训广义地说，我们这一代每个人都有责任，不论你是迫害人者，还是被迫害者。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有责任真诚地总结那段历史的经验教训。

九、深深的歉意

　　我写回忆录一个非常的意义，那就是为那些在文革中受我牵连，而遭不幸的人们还其清白。在文革那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许多事情极其复杂，其形势也变化莫测，许多人站队站在支持我的这一方，但是他们不知道我早就不跟了，我已是上边的眼中钉。所以在历史进程中他们有许多人受到株连，被打成“三种人”、反革命、“5.16”等等。似乎我的帽子不摘，他们的包袱也难以卸掉。我有责任把我在文革中的这段经历如实地写出来，还历史于本来面目，使无辜受害者得以解脱。

　　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我要向那些因为我在文革中犯错误而造成痛苦的人致以深深的歉意和忏悔。

十、心存感激

　　北京市民政局从1998年底开始每月发给我600元的生活费，从2002 年起我又得到了医疗报销的保证。这里特别要提到的是，在今年前些天，北京市民政局通知我，北京市已决定给我一套小三居居住。这使我终于有了定所，有了自己的家，结束了漂泊的生活。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心存感激。我还要活下去，我还会继续写下去。

聂元梓
1921年生于滑县。1935年冬，在开封北仓女中参加学生革命运动。1937年入伍，在山西太原牺盟会办的学兵队12连受训。同年8月调中共北方局情报局工作。1938年1月入党。1938年后任晋豫地委妇委副书记、晋南工、农、青、妇救国会党组副书记。1940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1945年后调东北，任齐齐哈尔市区委第一副书记、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副书记。1952年定级为12级。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副主任、北京大学哲学系党总支书记。1966年5月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作者之一，1966年9月后，任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1968年10月后长期隔离审查、劳动改造。期间参加中共“九大”、九届二中全会。1983年3月10日法庭判决17年徒刑，剥夺政治权利4年。1984年12月保外救医

我的简历
1921年2月27日,生於中国河南省滑县南尖庄。
1927年，在本县小学读书。
1934年，小学毕业后，到河南省省会开封市北仓女中读书。
1936年，在北仓女中参加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到山西省太原市牺盟会办的学兵队十二连受训，从此，正式参军，参加抗日战争，受军训一个月后，调中共华北情报局工作。
1937年12月，到华北前方军政干部学校学习。
1938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8年5月，调太南（太行山）游击队司令部，做部队青年工作及地方群众工作。
1938年9月，调中共晋、冀、鲁、豫区党委党校学习。
1938年12月毕业，调中共晋、豫地委，任妇委付书记。
1939年9月，调中共中条山地委，任妇委付书记。
1940年，山西省阎锡山新军政变后，离开工作回地委机关，5月调延安中央党校45班学习。
1945年日本投降后，调东北工作，行军到辽西中共郑家屯市委，任区委书记。
1946年5月，调中共齐齐哈尔市委，任区委付书记。
1947年12月，调中共哈尔滨市委，任区委宣传部长。
1948年，调中共哈尔滨市委机关党委付书记。
1949年至1959年底，先后在中共哈尔滨市委、松江省委任学习室主任、宣传部理论教育处长等职。
1952年，评定为行政12级干部。
1960年6月，调北京大学任经济系付主任。
1963年9月，调北京大学哲学系，任中共党委总支书记、校党委委员。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9月成立北京大学校文化革命委员会，任主任。
1967年4月，任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付主任。
1968年10月1日后，因反对、抵制谢富治及中央文革一伙，不听毛泽东的话，被江青等人开始办“学习班”，进行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直到“四人帮”倒台。
1969年4月，在隔离审查中，被通知参加中共第九届代表大会，选为中央委员会候补中委，会上被批斗，会后回校继续隔离审查、批斗、劳改。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邓小平总书记执政，北京大学新校长宣布：“四人帮”时期对我的隔离审查、批斗、劳改的一切规定继续有效，使我还处在失去人身自由之中。
1978年4月19日，被北京市公安局逮捕入狱。
1983年3月16日，由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积极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阴谋活动罪，判十七年徒刑。
1984年12月28日，因病保外就医。
1986年10月16日，被假释，至1991年1月12日刑期满为止。在此期内，由当地公安派出所监管，前后失去人身自由近20年。
1993年，恢复公民权。
2000年5月申请出国，6月赴俄罗斯莫斯科，7月返回。
2001年至现在，我是无党派人士，在家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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