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求：逍遥文革（101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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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求：逍遥文革（上）（多图）
发表于 2012 年 12 月 25 日 由 CND《华夏文摘》编辑

2012年4月的一天在北京的一家饭店里，我们一帮老同学聚餐，古往今来，无话不谈。忽然一位老同学冒出这么一句，“……看来还是逍遥派对了……”。此语一出，众皆黯然。

我们这些老同学文革开始时都是北京101中学初三的学生。关于文革中北京中学生身份归属的划分有很多名目，红卫兵，老兵，保皇派，造反派，四三派，四四派，等等，等等。还有一“派”就是逍遥派。逍遥派一般泛指出于各种原因未加入红卫兵，不“积极进行”文化大革命或根本就不革命，或加入了红卫兵也是随大流，心不在焉，无革命诚意者，等等。虽然尚没有公认的定义，但这类人确实是一大“派”，其总数据我当时的观察至少占学生全体的三分之一，甚至半数以上。笔者从未加入任何组织，也应属这一派。从未戴过袖章，但我写过一张大字报，帖在学校教学主楼的东墙上。那还是运动刚开始，101中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组织─红卫兵。那张大字报就是“攻击”红卫兵，说他们不过是抄袭清华附中的红卫兵，也许文中还用了“勒令解散”之类的流行语言，我已经记不确切了。我是从清华附小升入101中的，母亲又在清华附中教书，因而对附中情况有些了解。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当时也是刚由“地下”转入“地上”，大概还有点“受压”的状态，远没有后来那么嚣张。这也许是我还“胆敢”贴出那张大字报的背景。坦率讲，写出那样的大字报并不是我有什么远见卓识，只不过是希望不要扰乱当时的秩序，别胡闹而已，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别折腾。要归类的话则更接近“保皇派”吧。
那张大字报没引起任何注意，很快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了，而红卫兵却势头越来越大。从那以后我就不大去学校了，成了个逍遥派。又不上课，又不革命，那么逍遥派都干什么呢？干什么的都有，女生织毛衣的，男生装半导体收音机的，还有谈对象的，野玩的，“撺（上声）”自行车的（即买来零件自己组装；自行车当时好像还是凭票供应）……我那阵子已经不玩收音机，而是开始着迷摄影了。我父亲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有两台德国蔡司依康相机，一个是135的，另一个是127的。135是胶片的尺寸（35毫米宽），大量用于电影工业；127是带纸背的家用胶卷（更普及的一种是120）。这些都被后来的电子数字摄影淘汰了，只有一些专业人员还在用胶卷拍照片。我不记得当时是从哪儿弄到一本厚厚的译文暗房技术手册，便按照书中的指导在家里建了一个一应俱全的暗房，到处是瓶瓶罐罐的化学药品和大大小小的各种容器。白天四出拍照，晚上就在暗房的暗橙色的灯光下看着一张张照片的银粒在药液里慢慢显现，有一种诡秘的兴奋。我还多次去北京菜市口的一家委托行转悠，流连忘返，因为那儿有卖德国矮克发彩色胶卷相纸和冲洗药剂。后终因太贵而放弃，始终没玩成彩色洗印。除了拍照洗印，我还四处收集经典摄影佳作。我记得其中一幅是中国三十年代唯一在国际上获奖的作品：一个农民在北方农村晒麦场院上用木锨扬场的黑白照片。万没想到的是，我自己后来也在北方农村的一个场院上扬场，一扬就扬了九年。这都是后话了。

文革中我最得意的拍照经历大概就是康生来访清华了。康生是文革的主角之一，那次带来了正在中国访问的罗马尼亚共产党党魁齐奥塞斯库，远远地在清华西门就下了车。以蒯大富为首的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首领们在那儿恭候。之后一行在“革命师生”夹道欢迎之下一路步行到甲所下榻，这可是不近的一段路呢。我拿着我的127相机，挤进“革命师生”围起的“长廊”，和一位新华社记者肩并肩，一边后退一边拍照，好不兴奋。要知道我可是个初中生呀，而且还属“不革命师生”。后来我挑了一张满意的照片放大了，让姐姐送给了老蒯。说老实话，我当时挺佩服蒯大富，思路敏捷，能言善辩，极具煽动性。姐姐和老蒯都是清华化9的学生。化9是团派（井冈山红卫兵）的根据地，她也顺理成章地加入了团派，不过她实际上可是个不折不扣的逍遥派。姐姐在清华弦乐队里拉小提琴。文革时学校文艺社团也分成了两派，她就到团派的乐队里接着拉琴。我看她们乐团里那些人除了一个是团派铁杆儿，热心革命外，都是逍遥派，整天热衷的就是吹吹拉拉。尽管只能演奏革命乐曲，不许沾“封资修”的东西，但总比不能摸乐器要好。吹吹拉拉同时还谈成了好几对儿朋友。喜欢音乐的人都比较浪漫吧。武斗吃紧时，她们乐团就把乐器全部转移到我家藏起来了，包括大个儿的定音鼓。我家是一排平房，独门独院，有一定的吞吐量。我也就是在那段时间里玩摸了各种乐器，而且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将来应该吹法国号。事实是，我后来哪国号也没吹。

再后来校园里大打出手，演出也演不成了，姐姐那些乐队的同学就常去颐和园或者圆明园玩，回来晚了就在我们家吃饭。父亲在院子里砌有一个柴灶，大家在门外捡拾一些柴火，用棒子（玉米）面在锅上做贴饼子。当时棒子面1毛1分一斤，2毛钱可以买一个大西葫芦。锅中间烧菜，再放点虾皮，锅周圈是贴饼子，就是一顿美餐。父亲是乐善好施的人，但那时已经停发工资，没有钱，这个吃法三四毛钱就可招待四五个同学。还有的外地同学溜回家前把行李寄放在我们家，因为不知道走后学校里会打成什么样。回来时也先到我们家停个脚，打听打听消息。两派的同学都有。

顺便提一下，我后来下乡去北大荒853农场，也带去了那台135相机，在生产队里建了一个暗房，连冲带洗，用相机的镜头兼做放大器的镜头，加工了不少照片。后来853农场总部建展览馆，由《北大荒》画报创刊号负责人吴守业领军筹备，加工照片。老吴把我找去负责暗房，放大照片。那是我加工最多最大照片的一段时间。有一次团宣传股给各营的宣传干事办学习班，老吴还让我和宣传股的报导员小黄讲授摄影。小黄（黄成江？）是双鸭山知青，热爱摄影，且是个很专一的人。据说他后来一直热衷此道，成了国内有成就的摄影家，不像我心猿意马，玩东西老换样。大概是10年前吧，一位和我同去北大荒的老同学从国内打来电话，提到我那些一大卷一大卷的照片底版，叮嘱我，千万要保存好呀！“那可都是史料哇！”我跟他说，早都没了，连同装底版的那些破鞋盒子一起全扔了。

文革中我爱干的另一件事是看大字报，清华的北大的我都看。那时很多学生都成了刷大字报专业户：拿脸盆到厨房装少半盆白面，倒进水搅合匀后再在火上加热，就成了上好的糨糊。校园里扎起了很多帖大字报的席棚，用一个扫把刷上糨糊，一张一张往上贴，观者如蚁。有些大字报一刷就是几十页上百页，每页都编上号。有的大字报文也好字也好，读来有趣。我当时得出一个结论：清华的大字报比北大的大字报好看。别看清华这些学生尽是学工的，写出东西也常有滋有味的。我还记得一份叫《新西游记》的仿吴承恩章回白话文体的连载大字报，刻薄当时的保皇派刘涛（刘少奇女）贺鹏飞（贺龙子），说他们在校园里一筹莫展，“便一个土遁跑到广州串联去了─”，把我逗得够呛。那年头写大字报的热情和如今写博克的热情可有一比。

看武斗比看大字报又高了一个层次，惊险刺激，虽说清华的武斗远不是最凶的。那些大学生都是学工的，能动手，做的兵器盔甲都有模有样的，刹是好看，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在拍古装电影。著名的东区澡堂（又称13号楼澡堂）一役也许是清华武斗最惨烈的一幕了。那天我抻着脖子站在澡堂边往上看，从上午一直看到下午。澡堂是个有几乎三层楼高的独立建筑，由414派的一帮电力系的精兵固守。澡堂入口早被封死，且没有什么窗户。团派决定强攻屋顶。但这澡堂是连拱型的屋顶，易守难攻，414又在两端屋檐处用钢筋焊上了防护栅栏。我不明白这个建筑有任何战略价值，也许是团派刚牺牲了东区总指挥许恭生，复仇心切，决意要攻下东区澡堂。在我已经模糊的记忆里，许是在澡堂一役之前，被414长矛队团团围住刺死的。许曾是北京高校重剑冠军，能征善战，武艺高强。我去了他的追悼会，会上看到许多手持长矛的团派武士在发誓报仇。

强攻澡堂屋顶用的是接起来的竹梯子，就是我们在小人书上看到的古代打仗的云梯呀。武士们鱼贯而上，旋即被阻于钢筋栅栏处。这时414的武士由屋顶的天窗爬出，冲到屋檐，居高临下，用长矛把团派武士一一挑下，摔在地上扑扑作响，那声音令人毛骨悚然。我当时一下就想起了岳飞枪挑小梁王的故事，原来就是这么挑呀！可惜那天我没带相机，没能拍下这“枪挑小梁王”的珍贵镜头。

几番强攻，几回坠落，而且又死了人，都杀红了眼。到下午已经没有可动员兵力登梯了，团派决定火攻，派卡车到体院拉来几大桶汽油。之后便是熊熊大火，把414的守堂武士都烧了出来，成了战俘。这些战俘的下场就不难想象了。我将来如有机会拍电影，一定要把澡堂之战在银幕上复原，让清华学子们欣赏一下他们学长当年的壮举。

如果你问我，清华的团派和对立面414派孰是孰非？我就要问，文革中的两派争斗有是非吗？文革中所有派别的政治主张都是“捍卫毛泽东思想”，“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假如有那么一派提出否定毛泽东思想，取缔无产阶级专政，那倒可以讨论讨论是与非的问题了。可惜文革中根本就没有这么一派，这是那个时代局限所至。假如有了也会立即被镇压，公审枪毙。文革中专政机器从来就没有“瘫痪”，只是更疯狂，更残忍而已。这就回到文章开头提到的我的老同学的那句话了。我想各位都会同意这个假设：如果大家都逍遥，老毛孤掌难鸣，文革发而不动，也不会有那么大的祸害。有些人40多年之后仍纠缠在过去派斗的是是非非之中，我实在为他们感到遗憾。

文革中的大串联始于北京的红卫兵到外地去“煽风点火”，因为北京热闹起来之后外边仍是浪静风平，安居乐业，这让北京的“革命小将们”很难容忍。然而到外地点火的北京红卫兵并不受欢迎。比如101中的红卫兵到广州点火，人家毫无热情，一气之下红卫兵就把象征羊城的五羊石雕的羊犄角给砸掉了。此举令当地人很生气，臭名远扬。后来中央文革小组发通知，命令各地建立红卫兵接待站，于是这场免费大旅游就势发而不可收了。我敢说，大部分人的串联动机都不是“革命”，革命顶多是带捎的。你想想，中国那么大，旅行那么贵，尤其年轻学生，绝大部分都没怎么出过家门，为什么不利用这个机会出去看看呢？我就决定和几个清华学生一起出去串联。可我不是红卫兵，没有红卫兵介绍信，不符合串联条件。于是我只好硬着头皮来到学校，找掌管革命委员会大印的红卫兵开串联介绍信。所幸那天革委会值班的是和我同在校田径队的一个同学，碍着面子，很不情愿地给我盖了章，否则我一个黑五类逍遥派还串不成联呢。

我们一行人出发第一站是西安。我很快就发现这些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逍遥派。他们串联的最终目的就是回家─他们全是外地学生。所以我们的革命队伍越走越小，因为不断有人“开小差”。由西安进川，头一次见到和北方不同的地貌，很是惊叹。在四川短短逗留，便去了山水桂林，主要原因是四川吃的太辣，即便是为外地学生准备的不辣的菜也受用不了，不敢久留。我记得那是风和日丽，令人心旷神怡的一天，在漓江大桥上吃完从壮族姑娘背筐里买来的青色多汁的甘蔗，经不住碧玉般江水的诱惑，我便走下大桥，脱下衣服放在江滩一块石头上，纵身跳进了漓江，舒臂畅游，顺流而下。等到我享受尽了那山那水，决定往回游时才发现，逆流而上是何等的艰难。正在发愁之时，一条渔船从后边上来。我就不顾一切，扒住那船的后舷，任它把我往上游拖。我撑起身子，往船上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户人家呀，锅碗瓢勺一应俱全。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正在一个炉子上做饭，小炉子冒着冉冉青烟，空气里飘着阵阵饭香。她扭头看看我，什么也没说，又低头做她的饭。此情此景更让我觉得饿不可支。终于我回到了大桥，上了岸，多亏这条渔船。我始终没忘的是，那天是1966年12月1日，那个渔船上的小女孩儿的两条小辫子一短一长。

从桂林去了长沙，我发起了高烧，被人背到医院注射盘尼西林。我想一定和漓江击水有关。在长沙还专门去了主席诗词里提到的橘子洲头，一个橘子也没看见，颇为扫兴。离开长沙时只剩两个人了，另一个是福州来的无线电系的同学，到了福州他就不走了。这时传来通知，大串联结束，学生们立即返校。于是我就上了直达北京的火车。火车开到上海郊区正碰上安亭（？）事件，造反派阻车，京沪全线中断。我便下车，徒步进上海，走入一所大学附中的红卫兵接待站。接待站里一群初一初二的女同学把我这个假红卫兵围了起来。大概是她们第一次见到一个正宗的北京男生吧，问长问短，十分好奇。而我也是第一次见到上海女生，也很好奇。虽然她们胳膊上也带着红袖章，但根本不像北京的女红卫兵那么张牙舞爪。不知不觉，恍恍惚惚，就有了一种贾宝玉置身大观园的感觉。按照当时的说法，这无疑是一种“革命意志薄弱”的表现，不仅“革命意志薄弱”，而且我还和其中不只一个女孩子互留了地址，图谋不轨。

京沪线通车后，我终于回到北京家中，口袋里一分钱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身虱子。姐姐马上把我的衣服都仍进一个大铁桶里，放到火上去煮。
大串联结束后，余兴未尽，各地又兴起了一阵儿步行串联和自行车串联。一天，我和几个人谈起这事，决定试试看，说走就走，骑上车就奔天津去了。为什么选中天津，这其中又有我的叵测居心：原来我在上海认识的一个女孩子正好到天津亲戚家串门，希望能和我见面，我能置之不理吗？
从北京到天津顺风下坡，并没觉得怎么吃力，再加上有一个女孩子在等我，更是脚下嗖嗖生风。我顺利找到那户人家，和那位上海女红卫兵面对面坐在一个小桌旁，一边喝茶吃糖一边傻笑。“傻笑”这个词用在这儿很准确，正因为“傻”，所以只有“笑”而已，对此我甚至觉得有点对不住读者，没有比傻笑更多一点儿的“不轨”。至于我们都说了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不过没有“畅谈革命大好形势”是肯定的。

在天津玩完回来正顶上冬天的大西北风，几个人全骑散了。那天是1966年12月31日，新年钟声敲响时我正气喘吁吁地骑过北京钢铁学院门口。我暗自对自己说，记下这一瞬间吧！让我们有一个好一点的1967吧！
我哪里知道，革命方兴未艾，灾难才刚刚开始。

照片1 康生（右），蒯大富（中），齐奥塞斯库（左）

照片2 两耳不闻院外事
（未完待续）
寄自美国
□ 读者投稿


http://hx.cnd.org/2012/12/25/%E4%BD%95%E6%B1%82%EF%BC%9A%E9%80%8D%E9%81%A5%E6%96%87%E9%9D%A9%EF%BC%88%E4%B8%8A%EF%BC%89%EF%BC%88%E5%A4%9A%E5%9B%BE%EF%BC%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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逍遥文革（上）收在2012.12.25《华夏快递》。（中）、（下）迟迟未见，用英文讲是因为笔者run out of gas了，很是抱歉。本计划（上）叙，（中）叙，（下）议。现将（下）匆匆写就抛出，先隔过（中），因为最近连续看到对老三届的一些议论，不吐不快。

当初想写此文也是看到几位后生学者的“狼奶”高论，说老三届是吃狼奶长大的，所以打砸抢，打老师，“……就是这些人最坏，现在六十出头……”。笔者想说的是，社会分析不仅要横向切片，更要纵向梳理。一个人的行为举止受许多因素影响，遗传，家教，环境，朋友，社会，学校，等等。同样土壤，可以长出希特勒，也可以长出爱因斯坦。所以说，就算有狼奶，也未必每人都喝；就算喝了，也未必都长成狼。因人而异。不能一竿子打翻一船人。老三届总数我估计至少有一千万。如（上）所述，其中“积极”参与文革的未必够半数，而真正动手打老师的恐怕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我当时是北京101中学初三的学生，可以说是在文革中“活跃”的城市，“活跃”的学校，“活跃”的年级。而我所在的班里四十多个同学，据我知没人打过老师。不仅没打过老师，毕业后这么多年，同学们一直不断去看望老班主任。她现在已住进老人院，认不太出这些老学生了。同时我也知道，同是初三但另一个班，既打过老师也打过同学。所以说要做个案分析。班与班都不一样，人与人则更不一样，不能一概而论。

社会科学也应该讲究量化，讲究统计，这点国人一直比较差。从老毛那儿开始，动辄就是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百分之五以下……信口开河，但至少还知道用个“百分之”。老百姓爱说“都”怎么样，“全”怎么样，不能苛责。但作为学者，就不应该偷懒，把自己降到老百姓的水准，张嘴就是“都”、“全”。结论要建立在可靠的数据上。

我觉得起劲鼓吹狼奶论的大概有三种人。一种是一些热衷于出理论，出说法，但治学不严谨的学者。第二种是国人中相当普遍的思想懒惰者，对风行的东西、说法不持怀疑态度，人云亦云，简单化，一刀切。而第三种则是文革时真正的“狼”。这些狼不认真检讨自己当年的过失，张嘴闭嘴“我们这一代人”如何如何，把黑锅架到整整一代人的背上，自己躲在“法不责众”的挡箭牌后。也许还有第四种人，这种人项庄舞剑，意在“母狼”。这可以理解，值得佩服。不过“母狼”看上去对“狼奶论”并没有什么不舒服，由此我怀疑这种人知否存在。

最后我也愿意提醒一下后生们，不要觉得洗脑只发生在老三届一代人身上。虽然如今“斗争”、“打倒”一类字眼已不大出现在报纸上了，可狼妈妈还是那个狼妈妈，那奶会不一样吗？

又及：想想911时国内很多年轻人欢呼雀跃，那不是狼是什么？现在自己挨了炸，滋味不一样了。

□ 读者投稿

http://hx.cnd.org/2014/05/05/%E4 ... %E4%B8%8B%EF%BC%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