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良骥：玛奈陶森宝力格的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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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奈陶森宝力格的阶级斗争
胡良骥

我们25名北京知青刚到内蒙古东乌旗宝力格公社陶森宝力格生产队插队时，觉得这里的人际关系非常和谐。阶级斗争这根儿弦儿，是让塔勒干敖包边防站的解放军绷起来的。记得一个夜晚，在昏暗的蒙古包里，边防站的达拉伽（蒙语，意为领导），忘了官衔是站长，还是连长指导员了，非常严肃地用语言向我们描绘陶森宝力格的阶级斗争形势，反正情况是非常严重。可我们听了半天，也没听出具体表现在哪儿。只记住两个字：复杂。从此我们就用复杂的眼光看待陶森宝力格的一切了。
最初让我们感觉到陶森宝力格阶级斗争的是生产队里揪出的十几位“牛鬼蛇神”。第一次见到他们是在达赖霍德克附近的山坡上，队里举行的斗争会上。与广大牧民五颜六色的蒙古袍相比，只觉得他们穿着昏暗，一律深色，有的身着蒙古袍却不系腰带，有的短打扮用草绳围着腰，鱼贯缓慢地走上山坡。一位平时见人总是笑眯眯的小伙子此时一脸严肃地领着大家高呼口号。口号的主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剿狠击无那给亚”（蒙语，意为打倒）。“剿狠击无那给亚”的对象从刘邓陶、乌兰夫王铎王逸伦到盟、旗、公社原来的主要党政领导，高万宝扎布、恩赫巴图等全都牵涉在内，最后到本生产队原来的队长马歇（与法国共产党员前总书记同名）、党支部书记叙伦纳。小伙子每领着喊出一句“某某某剿狠击无那给亚！”，全场的人就像山谷中的回声似的呼应：“剿狠击无那给亚！剿狠击无那给亚！”
说实在的，能把从中央到地方六级党政主要领导的姓名喊得这么准确无误，那是需要一定文化水平，需要一定的功夫的。这就要说到领着喊口号的小伙子了。他叫格日勒，是东乌旗中学的学生（也不知毕业没有），这要算本队牧民里文化层次最高的了。这让他很得意。比如这次领喊口号，并不表明他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六级党政主要领导有多大的仇恨，而是以他的实际水平表明他始终站在时代的最前列。他比我们北京知青骄傲之处还有，他蒙汉语兼通。不过我们在文化上没有什么交流。只记得有一次他跟我们说：“插火记那本小说写得不错！”笑眯眯地，一脸憨厚。他说的是《播火记》。我觉得我没资格笑话他。在蒙文上，我们不是还没有闹笑话的机会吗？老实、厚道的格日勒后来终于进步了。80年代，他担任了旗委宣传部副部长。再后来，听到他因病去世的消息。
再回到那次斗争会，因为发言说的都是蒙语，我们初来乍到，也没听出什么意思来。那些“牛鬼蛇神”，后来倒是常见。每次碰面，他们都低头站着，喃喃地说着什么，好像在交待自己的问题。他们都有些什么问题呢？他们中，有被打倒的当权派，有白音（富牧，阶级成分相当于农村的富农），有外来户，有的当过土匪，还有的莫名其妙。呆了那么多年，我们一直也不明白，他们有什么问题可称“牛鬼蛇神”。我们让一老“牛鬼蛇神”交待，他说，“我有五个好：一个好老婆；两个好儿子；一个好女儿；一匹好马……”还有一个好，我现在忘了。这都哪儿挨哪儿呀！他们有时和我们一起劳动。他们遇到难题了，我们知青谁也不屑于搭把手，眼看着他们作难。实在看不下去了，才伸把手。而牧民对他们却一视同仁。不但会主动帮他们忙，有时还相互点烟，一块儿喝茶、聊天儿。在有些知青眼里，这都是阶级阵线不清的表现。
说阶级斗争，就要说到阶级。“文化大革命”前，在乌兰夫主政内蒙古的时候，内蒙古在牧区实行的三不两利政策，其中三不是“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后来不知是“四清”还是“文化大革命”，硬是在牧区划阶级了，于是陶森宝力格多了三户“白音”。我们插队以后，老有人跟我们说，某某某不够白音。可我们大多数人坚决相信党，相信现实，而绝不相信个别人的闲言碎语。三户白音，真正作为阶级敌人的，只有户主。他们与普通牧民的区别，一是在我们知青眼里，总显得灰溜溜的；一是要随时准备被批斗（其实并未批斗过几次，有些人到他们面前申斥几句倒是有的）；一是与其他“牛鬼蛇神”集中在一起，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们生产队的“牛鬼蛇神”在我的记忆中几乎都没挨过打。只记得有一次，牧民达布怀对他们其中一位扬手一下动粗，还在群众会上主动检讨，态度诚恳。可我当时觉得滑稽而多余，或者貌似如今说的“做秀”。还有一条，当时学习阿巴嘎旗的经验，家家户户的蒙古包上都插五星红旗，但这三户不能插。除上所述四条以外，想不起还对他们有别的什么歧视。他们和别的牧民照常来往，和睦相处。家庭收入不少（那三位户主的工分是否比别人定的低，记不得了），子女婚姻也不受影响。“白音”巴特孟克的两个女儿，都嫁给了队里的人尖子。
当时生产队中阶级觉悟高的就算是我们知青。我们看不惯贫下中牧与“牛鬼蛇神”打连连。一次喝茶时，一位老贫牧边用刀往碗里削羊尾巴，边向身边知青说：“当初我给牧主放羊时，吃了这个就不饿。”知青听了非常气愤：这是什么阶级觉悟！言外之意是给牧主干活还有羊尾巴吃啦？在牧区，串蒙古包喝茶（可不光是喝茶。有些像广东的早茶，有奶食品、面粉做的炸果子、手把肉）是家常便饭。我们知青，坚决不去没插红旗的蒙古包里喝茶。我当时就常想，玛奈（蒙古语，意思是我们）陶森宝力格偶尔出现的阶级斗争，简直是在演戏！戏一演完，服装、道具一卸，又天下太平了。像蒙古话说的“那达进那（闹着玩儿哪）。那“牛鬼蛇神”包时间不长就解散了。上世纪70年代的一个开春，我从北京探亲回生产队，步行翻过一个山坡时，忽见山坡那面尘烟四起，一挂大车直冲过来，端坐车上挥鞭赶马的竟是巴特孟克。这使我想起电影《青松岭》，老贫农万山大叔的鞭杆子又落在了富农钱广手里。在这之前，我就听说，队里重新划了阶级成分，巴特孟克由“白音”变成了“贫牧”。 玛奈陶森宝力格的阶级斗争从此熄灭矣！
内蒙古牧区当时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挖肃”，具体叫“挖乌兰夫黑线，肃乌兰夫流毒”，最惨烈的是揪“内人党”。听我们队的知青梁颐寿夸口：“咱们队是唯一没挖过内人党的。”看来他是从那儿听来的权威评价。忘了他说的是多大范围的唯一，是全旗的？全盟的？全内蒙古自治区的？其实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没挖过内人党。是不是在我们队地盘上就没有一点斗争的动向呢？也不是。那两年阿拉坦合力公社阿拉坦合力生产队有两座蒙古包在我们队走场。一户是民兵连长家，一户是女知青。头年冬天与他们有过来往。过年开春，一次路过他们住处，知青全回原生产队了，民兵连长家全是不认识的人，有的虎视眈眈地看着我，很冷淡。原来民兵连长被打成内人党，被揪回去了。后来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我们队也先后进驻两拨解放军，每拨三四个人。应该说他们和我们知青还处得不错。但原则问题他们绝不让步。我们看小说，他们不满意。总觉得“文化大革命”以前出版的不可能没有问题。艾明之的《浮沉》（电影《护士日记》据此改编）一书前面的提要里有一句“他们遭遇到”，那位副班长批判说“遭遇是被迫的意思，新社会怎么能被迫呢？”我们争辩了几句，但最终觉得真理理所当然在人家手里，于是偃旗息鼓。时间长了，分歧多了，关系也就疏远了。后来又从生产建设兵团六师调来一位兵团战士，天津知青。每天穿着洗得干干净的兵团服（不戴领章帽徽的军装），笔直地站在我们劳动的现场，从来没见他笑过，一幅阶级斗争脸儿，满脑门子官司。好像在监管劳改犯，随时在捕捉阶级斗争新动向，随时准备抓小辫子。我常常想，他这么活着不累吗？都是知青，为什么不能与我们打成一片？难道我们与他真是分属于两个阶级吗？
以上所举，似乎是玛奈陶森宝力格这个和谐社会的不和谐音。写到这里，连我也有些不信，在“文化大革命”这个大环境下，陶森宝力格真的是世外桃源吗？如果要总结经验，按现在的惯例，可以编造出在生产队领导班子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是怎么抵制极左思潮的。对当时我们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按公章上刻的，是“抓革命促生产领导班子”，如果非要在坚强有力和软、懒、散上挑一个，我觉得还是更接近后者。记得有一阵子，领导班子成员闹情绪，公社开会都不去。白音淖尔生产队知青倪震当时在公社帮忙，有一回见到我说“你们陶森行啊！不听宣，不听调。”现在看来，软、懒、散的班子，是带不出不真心搞阶级斗争的和谐环境的。主要还是牧民朴实，知青实在。牧区天高皇帝远，上级领导往往鞭长莫及。只要自己不受极左思潮影响、强制，谁希罕凭空生造阶级斗争？我们还有一些庆幸。当初组建生产建设兵团时，我们还为没能划入兵团感到愤愤不平。如今想来，真的划入了兵团，没准也会出现《血色黄昏》、《落荒》、《羊油灯》里描绘的惨剧，那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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