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燕：张贝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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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张贝小学毕业后就读于一所女中。她去学校注册那天，得知自己被编入初一3班，学号是“1”。

初一3班班主任姓高。高老师中等身材，脸黑黑的，不怎么好看，但待人极亲切。她抚摸着张贝的头微笑着说，“跟《中考报名表》上的照片一模一样！你的籍贯也是江苏啊，你家哪年来的北京？”
张贝恭敬地回答：“1952年。”
“我也是江苏人，咱俩是老乡！”高老师高兴地说。

第二天上午，全班45人排好座位，同学们抄了课程表，领了新课本后，高老师做了自我介绍：她是俄语老师，除了担任初一3班班主任，还教初一3、4班的俄语课。她的俄语是在部队院校学的，她曾经是名军人，丈夫现在仍是现役军人，家住五棵松部队大院，离西城区的这所女中很远。

然后高老师宣布了她自定的班干部名单：第一个念到的就是少先队中队主席：张贝。少先队干部有中队主席、中队宣传委员、组织委员、文体委员，加上六个小队的小队长共十人；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生活委员，还有六个小组的小组长，共十一人；另外还有语数外、史地政、生物、音体美十门课的课代表，全班三分之二同学都有职务，都是班干部！

高老师说，这31名班干部是暂时的，以后大家熟悉了，要通过民主选举产生新的班干部。到了初二，同学们满了14岁，要根据少先队队章的规定退队，品学兼优的同学会陆续加入共青团，那时我们就没有少先队的队干部了，要逐步产生共青团的团干部。

接着，高老师发给每人一张学籍表拿回家请家长填写，又发给每人一张有三个孔的卡片纸，并在黑板上写了三行字：
本人姓名
（正面）父姓名、简历：19xx----19xx
（背面）母姓名、简历：19xx----19xx

然后交代说：除了填写这张学籍表，还要请家长在这张卡片纸上写上父母的简历。记住：孔在左面为正面；翻过来，孔在右面为反面。正面填写爸爸的姓名和爸爸的简历；反面填写妈妈的姓名和妈妈的简历。简历要写清楚从哪年到哪年，一行一行地写。

那天傍晚妈妈一到家，张贝就把学籍表和卡片给了妈妈。后来她偶然听到妈妈在爸妈的房间里跟爸爸说，“张嘉他们学校至今也没要求写过家长简历，张贝学校怎么第一天就让写家长简历？”张贝突然心砰砰砰地跳，她想起一向优秀的哥哥至今没入上团好像跟爸爸的留美、还有什么问题有关？

第二天早上，妈妈把填好的学籍表和简历卡交给她，她第一次觉得爸爸妈妈的政治面貌是“群众”很不光彩。她又看了看妈妈写好的简历卡，是按高老师要求的，正面是爸爸的简历，背面是妈妈的简历，一行一行写的。她不愿意再仔细多看，好像怕看到里面有些字不干净似的。

二

张贝每见到高老师，她的学籍表和简历卡就浮现在脑海里，她不知道高老师会怎么想她的爸爸妈妈。每上俄语课，张贝总是心不在焉，精神集中不起来。高老师对张贝没再像第一天见面时那样亲切，课上也很少提问她。

她听哥哥说现在中苏关系破裂，学俄语越来越没前途了，英语是世界第一语言，学俄语哪有学英语好！所以课后她也不愿意碰俄语课本，对俄语一点儿兴趣都没有。结果第一学期期中考试她的俄语成绩理所当然地在各科中排最末。

期中考试后，初一各班都废止了由班主任任命的班干部，进行了产生新的班干部的民主选举。初一3班的选举结果变化不大，张贝仍是中队主席，李璧仍是班长，只是根据学习成绩换选了几个课代表。

一天，张贝在校门口迎面碰到高老师并向高老师问好，高老师犹豫了一下后叫住了张贝：“张贝，不止一个老师向我夸你，说你上课积极发言，成绩也很不错，怎么唯独俄语不能拔尖呢？”张贝低着头不说话，高老师失望地急急忙忙地走了。

张贝的同桌叫腾菲，性格活泼，像个假小子。在女中，班里本不会再像小学那样，总有一两个淘气的男生不遵守课堂纪律，影响课堂秩序。可是现在滕菲成了班里那淘气的“男生”，课上她不仅经常跟周围同学或小声议论课上的内容，或说点儿课外的事，有时还偷看小说。有一次在政治课上她突然把椅子坐翻，侧倒在过道上，弄得全班哄堂大笑。

具有部队严谨作风的高老师显而易见地不喜欢她，张贝却很愿意跟腾菲在一起，她从小好学生当累了，觉得循规蹈矩本不该是她的性格，她愿意有所改变，另类一点儿。

不久，学校召开了家长会。妈妈从家长会回来后对张贝说：“一般越是班主任教的科目，学生的成绩就越好，高老师说不明白为什么你正好相反。另外，高老师说滕菲的爸爸在香港，她妈妈是吃利息的资本家，你以后不要老跟滕菲在一起。”不知怎么张贝突然联想到了“人以类聚”这个词，不觉脸红了。

她不敢跟滕菲在一起了。可是滕菲还是一如既往和张贝探讨学习上的问题，一起聊天，一块儿玩。一次又被高老师看到她俩在一起后，张贝只好告诉滕菲，我妈妈让我少跟你在一起。滕菲满脸诧异，生气地扭头离开了。

张贝觉得对不起滕菲，打篮球时，无论滕菲在哪个位置张贝都把球传给她。她俩和好了。
一天，滕菲问张贝：“你妈妈为什么不让你和我在一起？”
张贝不知如何回答。
“我说一个字，说得对你点头，说的不对你就不说话。行吗？”
“你说吧，什么字？”
“家。”
张贝使劲点了点头。

可是只要高老师在，她俩就故意不在一起，好在中学不像小学，高老师除了上课、开班会，难得来班里。

三

初一一年很快过去了，高老师不再教初二3班，班主任换成了教几何的杨老师。杨老师是个男老师，除了上几何课，平常根本见不到他。他说，你们要学会自己管理自己。其实自从进了中学，全班同学就都很独立，班委中队委会每周开一次例会，凡事都是同学们自己做主。

11月30日是渣滓洞烈士殉难纪念日，那天初二全年级集体退了少先队，在退队仪式上有4名同学宣誓光荣加入了共青团。可是全年级六个班只有4名新团员，每个班还轮不到1名。初二3班倒是有一名，却不是同学们心目中的优秀生，而是一点儿不起眼的王潇。王潇的爸爸是个将军，同学们知道这件事是因为初一去长阳农场劳动锻炼的那个星期，她爸爸曾乘着一辆军吉普“顺路过来看看”，受到高老师和校领导的热情接待。

同学们都觉得班里第一个入团的应该是中队主席张贝或班长李璧，张贝自己可没觉得，她想自己很可能会像哥哥一样到初三毕业也入不了团。

上过几次团支部召开的团课后，同学们纷纷写了入团申请书，张贝也写了一份。

不久，妈妈把张嘉和张贝叫到跟前，郑重其事地说：“现在很重视阶级成分和家庭出身，你们都不小了，爸爸的问题应该让你们知道了。张嘉已经知道一点儿，张贝还一点儿都不知道。爸爸1938年上高中时，就是张嘉现在这个年龄的时候，集体参加过三青团。当时正是抗日战争时期，三青团的主要活动是宣传抗日。爸爸只是为一家小报写过两篇宣传抗战的文章，参加过慰问前方抗日将士和伤病员的活动，没做过任何对不起国家和人民的事，并且他上大学后就自行脱离了三青团。在美国留学期间，也没参加过任何政治组织没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你们都已经学过中国近代史，应该知道1945年以前是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期。解放前，各种政治组织派别很多，不少人都参加过共产党以外的这样那样的组织，不值得大惊小怪。集体参加三青团属于一般性质的政治历史问题，当然爸爸的这个经历会使你们受些影响，比如在入团问题上。但对出身有问题的人党的政策是重在表现。”

后面的话张贝基本没听进去，蒋介石号称“蒋该死”，是人民公敌，国民党是十足的反动派，美国是最凶恶的头号帝国主义，这些概念早已深深的印在她和她们这代青少年的脑子里。而且他们在历史课上学到的是，国民党是假抗日真反共，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想到这里，张贝脑子里浮现出电影里一个个国民党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一时间羞愧得无地自容，觉得此时此刻自己面前仿佛站着无数人，她分明感觉到在这些人面前抬不起头，她红着脸偷偷看了看哥哥，哥哥也低着头窘的一言不发。

后来，她问哥哥什么是三青团，哥哥说：“就是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领导的青年组织，相当于共产党领导的共青团。”从此，张贝认定爸爸参加的是个令人耻辱的反动组织。

在张贝心里爸爸不再有权威，她对爸爸甚至有了莫名其妙的陌生感，对爸爸也不再像以前那样亲近，更不如以前尊重爸爸了。在学习上或在任何方面有问题时，她不再问爸爸，连问妈妈都很少，而是问哥哥，要么就憋着不问。

不久，为了缓和家里的气氛，爸爸妈妈计划好礼拜天全家去昆明湖划船，可是张嘉和张贝都说没兴趣，爸妈只好作罢。

到初三第二学期，班里已有四分之一的同学入了团。一次团支部组织委员对张贝说：“你不算出身不好，只是出身有问题。你应该向团组织多写思想汇报，谈谈对你父亲的认识。”张贝想，出身有问题不就是不好吗？她问自己，我对爸爸应该有怎样的认识呢？

四

文革了。

王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神气，成了颐指气使的老红卫兵，她组织班里开辩论会，辩论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张贝当然不承认自己是混蛋，尽管她没像滕菲那样挺身而出，说她不赞成对联，但当王潇问到还有谁反对这幅对联时，她和另外三个同学举了手。后来辩论会开成了对出身不好同学的批斗会。

八一八毛主席接见红卫兵时，张贝是全班十多个不准去天安门的同学之一。

哥哥学校的红卫兵来抄家后，张贝妈妈问张嘉和张贝在学校受过什么委屈？他俩都说没有。可是张贝发现哥哥对爸爸越来越不礼貌了，爸爸却默默忍受，对哥哥没有丝毫的批评和责备。张贝心里对爸爸也只有怨恨，不愿意回家门被写上“打倒xxx”并打上红叉的、倍感压抑的家。

后来张贝和哥哥不约而同参加了激进的四三派，李璧加入了温和的四四派，滕菲成了逍遥派，很长时间不见她来学校。

动员上山下乡时，张贝的爸爸正被关在牛棚里，逼他交代当美国特务的问题。那时张贝对家没有任何留恋，只想尽快逃离，她是学校最先报名去东北兵团的几个66届学生之一，在不出所料地未被批准后，又积极报名去内蒙插队，被获准。几个月后67届的哥哥去了山西插队，不久妈妈也去了五七干校。

张贝直到九一三后才有所顿悟，加上在农村底层三年生活的实际体验，思想观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逐渐读懂了些中国的政治。那年春节回北京期间，她和哥哥去牛棚探望了已经四年未见的爸爸，张贝不再用那双被强暴过的眼睛看爸爸，对爸妈不再疏离。爸爸被放回家后不久，妈妈也从五七干校回北京了，此后张贝和哥哥每次回家探亲，全家四人都很珍惜难得在一起的短暂时光，家里终于又恢复到了张贝写入团申请书前的和睦与温馨。

张贝和哥哥在77年分别考上了内蒙和山西的大学，毕业后被分回北京工作。后来他们终日忙工作、忙各自的小家庭，虽彼此住的都不远，却与爸妈聚少离多。直至爸爸妈妈分别在1989年初和1992年底去世，他们才意识到跟爸爸妈妈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太少了，至今每想到此都痛悔莫及。

五

最近看了《归来》后，张贝想：自爸爸从牛棚，妈妈从干校，她和哥哥从外地“归来”后，何以这么多年他们全家从未好好坐下来交谈过爸爸的家世、身世和爸爸的历史“问题”呢？

张贝上幼儿园大班时和哥哥一起被妈妈带到南京的外公外婆家去过，他们还有两个在南京工作的舅舅，文革前两个舅舅也分别到家里来过，外公外婆是在文革中去世的。可是他们从没见过爷爷和奶奶，对爷爷奶奶一无所知，只知道他们去世得早。

给爸爸开追悼会的那天，突然一位青年军人搀扶着一位老者进了八宝山的休息室，他们径直走到妈妈跟前，那老者对妈妈说，“二嫂，你还认识我吧？我是xx啊，张xx身体不好不能来，小翼在驻外使馆也来不了，我和小新代表张xx，代表小翼，代表我们全家来送二哥最后一程，二嫂要节哀顺变，保重身体。”妈妈不卑不亢，向他们介绍了张嘉和张贝。那位叫小新的军人问清楚他比张嘉小半岁后，叫了声“哥哥”，并递给张嘉一张名片。

追悼会后，张嘉张贝问妈妈怎么从来不知道他们还有个姑姑？而且既然姑父称爸妈为二哥二嫂，说明爸爸还应该有个哥哥？妈妈说，自爸妈回国，姑姑就要求不要与他们联系，说这是他们的工作性质决定的。姑姑和姑夫都在中联部工作，具体什么工作妈妈也不清楚，只知道姑父的职务不低。爸爸为了不连累他们，也为了信守承诺，这么多年没与他们有过任何交往。至于爸爸的哥哥，你们确实有个长爸爸好几岁的大伯，但他在抗战时就牺牲了，还被追认为“抗日殉国烈士”称号，连妈妈都没见过这位大伯。

妈妈让他俩给小新打个电话联系一下，去看看生病的姑姑，姑姑家就在西苑，与爸妈住的中关村近在咫尺。张贝突然有了想认识姑姑、了解大伯及爷爷奶奶的冲动，但想到姑姑姑父因“工作性质”与他们这么多年的疏远，加上当时正忙着一个重要的课题，就跟着哥哥说，过一段时间再说吧，妈妈也没勉强，后来这事就拖得没了影儿。

正如《归来》没有前因只有后果留白太多，张贝对爸爸及其家族史的了解也是空白的。《归来》揭示的是冯婉喻的失忆，警示的是个体失忆不要变成我们整个民族对那个灭绝人性年代的集体失忆，可是张贝对爸爸的家世身世不是失忆而是没有记忆。

《归来》中，当女儿丹丹终于深为内疚地对陆焉识说：“爸，当年是我告发的你”时，陆焉识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句“我知道，邓指早就告诉我了。”

陆焉识的这种平静隐藏着难以述说的伤痛，他被摘掉右派帽子并被允许回家与亲人团聚已经是被赐予了莫大的恩典，这些年妻子和女儿的悲惨经历难道不正是受了自己的连累吗？他怎么可能不心如止水、不原谅自己的女儿呢？

陆焉识的这个回答更表现了他劫后的漠然，归来时陆焉识们已被剥夺得一无所有，唯一剩下的是对家人的歉疚、牵挂和爱，他们不敢也不愿再表达什么。对文革是“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这样的认识他们认为太过肤浅，文革分明是专制体制之恶，可是在全社会尚未反思到这个深度的时候，不漠然又能怎样？

张贝爸爸的命运虽然没有陆焉识惨，可是从牛棚归来后却有着与陆焉识同样的平静和漠然，同样对自己的一切、对运动的看法至死都绝口未提。

张嘉和张贝虽然没像丹丹那样告发过爸爸，而且改革开放后，曾留学美国不再是公认的耻辱，爸爸的所谓美国特务问题也被平了反，可是张贝还是以爸爸参加过三青团为耻，认为那是爸爸的一个历史污点。如同国家至今怕揭文革伤疤一样，他们全家也不愿再触碰爸爸的那个污点那块伤疤，也因此，连爸爸的身世家世也都一并成了禁区。而且，她和哥哥之所以一直没能对爸妈曾经的怨恨和不敬向爸妈道歉，成了永远的遗憾，也是因为大家都不愿意再提及这个话题。

当陆焉识对久别重逢的女儿说“我是你爸”时，丹丹却回答道：“我不认识你！”虽然，张贝和哥哥对爸爸从未像丹丹那样绝情，可是，他俩不是也“不认识”自己的爸爸吗？没有真正的了解和认知，对爸爸焉能识得？电影中陆焉识举着写着自己名字的牌子陪冯婉喻在车站等待“陆焉识”归来的镜头看似荒诞，实乃寓意深刻：文革后许许多多的陆焉识们人虽归来，可是他们及其家人并未从文革的阴影中走出来，他们本该有的自由的灵魂并未归来。张贝全家也正是如此。

那天，张贝在网上偶然看到了《三民主义青年团团歌》歌词：
“烽火滿天，血腥遍野，中華民族遭受著空前的浩劫，我們在苦難中長成，我們在大時代的洪爐裡鍛鍊成一個革命的青年，黨的新生，民族的復興，兩種任務，亦緊緊地壓在我們雙肩，我們是為主義奮鬥，我們是為革命犧牲，為了抗戰，只有向前，我們的身體好比鋼鐵，我們的意志，要比鋼鐵堅強，我們有力要戰勝一切，我們有熱要熔化一切，讓我們的鮮血去把新仇舊恨，洗刷更盡絕，我們是三民主義的青年，民族的中堅，看準敵人，握緊鐵拳，踏著先烈的血跡，完成抗戰大業，光明就在前面，勝利就是明天。”

张贝不禁热血沸腾，她想起不久前在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里读到的：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太多，太多的不公平，60年来，没有一声‘对不起’。”
“我不管你是哪一个战场，我不管你是谁的国家，我不管你对谁效忠、对谁背叛，我不管你是胜利者还是失败者，我不管你对正义或不正义怎么诠释，我可不可以说，所有被时代践踏、侮辱、伤害的人，都是我的兄弟、我的姊妹？”

张贝深感她现在所了解的抗战史还缺乏许许多多像《三民主义青年团团歌》那样的真实和细节，她目前所反思的那段历史也远没有达到龙应台的高度和深度，她需要更深入地了解中国近现代史，重新审视爸爸加入三青团问题及所参与的活动：爸爸的那段经历真的是她一直引以为耻的、只不过应该以历史的视角给予原谅的历史污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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