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琰采写 抱愧未名湖：北大 1966

yangharrylg

文 / 张琰

（讲述者是北大 1965 级物理系专业本科生，现居辽宁铁岭。笔者是他的孙女，现居北京。有二次加工。）

（一）
人说往事如烟，但我说往事如金。
比如那未名湖，我离开已经 45 年了，但还是那么想念她，她即庸容华贵，又浩然大气。 巍峨的白塔，蔚蓝的天，清澈的湖水，婆裟的柳枝，曲曲弯弯的河岸。山神庙，大石坊，斯讷墓。有了她，我们才获得青春，知识，尊严和力量。只要我们戴上校徽，走在街上，那人们的目光定聚焦于你。
有人问我：你是哪毕业的，我不敢说。因为你说了也没人信。即使信了，也会再问你，是不是调干？那说明什么，那说明：北大刚刚的。别人我不敢说，反正我这辈子就是靠北大这个牌子。像我这样的，即没刚爹，也没喝过洋墨水，更没读过硕和博，至于那脖子后，摸都摸不着。有人不服，说我们是高中四年，那我也敢说：你考考看！
一张考卷定终身，北大是我的爹和娘的二次方。
（二）
我家很穷，那时农村都那样。毛主席让多种经营，不知哪位给变了，光种地。后来连种大葱，大蒜也是走资本主义了。记得有一年，东北来了一位中央大员，头上扎一个白色牛肚垃毛巾，后脖领子别一个大烟袋，嘴里叼着大中华。他说东北人懒，不像他们家那地方人冬天也战天斗地。于是乎，东北农民遭罪了，在地里弄个大坑，蹲坑里一呆一天，我父母只能年三十歇半天。东北冬天能和山西比么？不管怎么说，在东北，冬天戴个牛肚垃毛巾，肯定要冻掉耳朵的。我立志得跳出穷门，高考志愿是老师给报的。我想只要能上个大学就行，什么这个大，那个大，有大字就行，能座上二十，三十里路的火车就行。
村里人议论，认为我考不上。他们说我们村村风水不好，不出人才。发榜后，我考上了北大。这真是石破天惊。当我从入学通知书中加带来的新生手册上，第一次听说未名湖时，我就浮想连天。 未名湖是大水泡子么？
入校后，我直奔那里。啊！这么大，这么美，这不是我梦中的仙境么！我连忙给父母写信，后来听说他们也是一夜未眠。他们来信问离午门多远，他们爱看驴皮影，知道午门是皇帝砍人头的地方。真可笑，他们不知北京多大，以为和我们村差不多。他们怕我离午门近，晦气。现在离午门近，那可发大了，崇文门，十四条，那地方，一个茅坑也比我们那三室一厅值钱。
未名湖我忘不了，还有一个秘密，这是埋在心里几十年的秘密。如果没有后来的动荡，还可能在未名湖的冰面上啼结一个美好姻缘。1965 年的冬天，我在那里学滑冰，我不会滑，是初学者。冰面上人很多，那里有一个学花样滑冰的女生，她那是美丽动人，高高的个儿，鸭蛋脸，眼睛不大不小，两个大腿修长，不粗也不细。我看她是笑月羞花多情女。她滑的好，她對我很好，总过来教我。她在和师哥对舞中，还不时地投来关怀的目光。后来她告诉我：我们是同一年级，她是走南闯北系，当她知道我是物理系的时候，两眼放光。
可惜好景不长，我正想往前湊合凑合的时候，放假了，我本想明年来相会时，在续前缘。谁知道明年——哎！以后再看见她的时候，她已和师哥投桃报李了。
( 三 )
时间到了 1966 年 6 月 1 日，也就是工作组进来几日后。这得从头一天晚上说起，晚上 6 时半，我们从新闻联播节目中听到一个爆炸式的消息，大喇叭声中播放聂元梓的那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了些什么？
哎呀，这是怎么了，这不是天要塌下来了吗！我们都惶恐不安。明明都否了的东西，怎么还上了中央头号新闻，且全是正面口气，我们更是一头雾水。
北大又大乱了。议论纷纷，全校一片惶恐。据后来康生讲，被北大打了无数电话，还有多人骑车进城，去质问 cctv：是不是被坏人控制了？
大约午夜时分，来通知了，让去大饭厅开会。得到通知，我们乐毁了，万分高兴的我们，蜂拥而入。那时台上几位中央领导都坐好了，正在笑迷迷的看着我们，我们欣喜若狂，江青，陈伯达，王力…那是多大的领导啊，我们能看见他们这么大的官儿，那真是祖上有德。我来自东北一个小县城的农村，以上八百辈子都是农民，我们老辈见到一个穿四个兜的人，腿肚子都哆嗦。所以我看到那么大的官儿，当时真是比洞房花烛夜还激动。于是乎，我们欢呼，我们鼓掌，手都拍麻了，以后几天拿不住筷子。我当时认为自己是最幸福的人，暗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跟他们干了，尤其对那位女领导。那是誰呀，过去就是娘娘。她的话能错嘛！别说让我去打人，就是让我去杀人，我也敢去比划比划。领导们轮番讲话，因为我太亢奋，他们讲什么事，具体的没记住。大概是鼓励鼓励。我坚定了跟他们革命到底的决心。
（四）
时间进入 1966 年 6 月 18 日，这天午后，大约两点来钟，我们正在集体学习，那时主要在宿舍学，突然听到外面人声鼎沸。扒窗一看，可不得了，对面南面那楼侧面，一楼平台上正上演令人发指的一幕。各个系分别往台上揪人，拳打脚踢，戴高帽，撒墨水，飞机式。被揪者主要是各系的当权派，即领导。还有所谓学术权威。个别还有教师。那是仿照当年湖南农民运动斗地主时的作法。台上方写，斗鬼台。
唉呀，可不得了，这是怎么了？外面人山人海，一直折腾很晚。当时想，这要干什么？怨仇在哪里？人对人怎么能这样！后来听说那天工作组去开会了，没人管。
我有点忘了，大约是六月中旬后期，肯定是六一八之后，开始辨论：到底要不要工作组？当时意见不一，但大部分意见是不要工作组。当时大字报满天飞，我当时想，没有工作组能行嘛？那不乱了吗？因此我认为，还得有工作组。于是乎，我拼凑了一个人，俩人合写一张大字报：工作组不能走。当时乱得很，因此我们那张大字报没有引起注意，就像一锅正沸腾的开水里撒点冷水一样，没被别人当回事。后来的事实证明：我们彻头彻尾的错了。我们一个小学生怎知道……
哎，我们伟大的祖国啊。
（五）
一九六六年六月底的某一天，晚上九时许。当我从第四阅览室出来走往宿舍，到南校门通往校内的大道时；看见从北面另一个阅览室跑出一群学生，正往小饭厅跑去。我想肯定有热闹，于是乎随之跑去。
小饭厅是学一食堂的俗称，它坐北朝南，其北面毗临大饭厅，面积不大，比一个教室大不多少。
到门口时，看见停两三台轿车，银白色，车牌较小。我挤在中间位置，只见到江青和一个姑娘在台上。江青向台下喊：" 同学们让个道让伯达进来 "，于是下面你推我搡勉强让出来一个道。
但伯达没有来。
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看江青；只见她头发乌黑、还很年轻，皮肤不算白，但细发发的有光；有点像后来的演员刘晓庆似的。她右侧站着一个姑娘，手里拎个兜儿，显然是她的助手。那姑娘最明显的特点是右侧脸上有一个黑痣。
正当我观察台上的人时，不知谁喊了一声：去大饭厅！我一下子反应过来：这明显是换地方了，于是乎我飞奔而去。也就是几步远，出小饭厅左拐就是了，我进去抢在第一排。
不一会儿，台上领导陆续进入，有江青、陈伯达、王力、姚文元。江青先讲。她说她是代表毛主席来看望大家的。然后是陈伯达讲，他讲他是一个小小老百姓。陈的话听不懂，是王力翻译的。陈讲一句，王翻译一句。记得江青还让姚文元讲，姚没有讲。江又说姚正在写一篇文章。姚显得很羞涩。以后的岁月没看见他写什么文章。陈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迂腐的老学究，戴个前进帽。留下最深印记的是他的牙齿，他的上牙齿黝黑黝黑的，呈三角形的两个边，门牙突出。我之所以看的真切，是因为我就站在他的脚下。他们呆了不一会儿，也没坐，都是站着。最后江青宣布散会，说他们去临湖轩开会。
他们是来推动运动的，那个时候北大的运动明显落后了。学生们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每天学毛著、批判＂三家村＂等。其间虽然也出现过‘六、一八’那样的乱相，但自从中央下发了有关文件，向全国批转了关于北大工作组处理‘六、一八’事件的作法后，北大就沉寂了。尽管南校门人声鼎沸，但那是北京各个单位来声援聂等人的。这显然是运动到此遇到了瓶颈，即卡壳了。江等人这次来就是来造势的。新的风雨也即将到来！
（六）
时间到了 1966 年的 7 月底，文革运动已进行了两个来月。由于各地都派了工作组，因此运动有序不乱。这显然违背发动者的初衷，发动者是想先天下大乱，而后再天下大治的。因此撤工作组是关键，于是就有了北大东操场的两场辩论会。
这两场辩论会，第一场时间是 7 月 26 日，第二场 7 月 28 日 ( 时间可能有误 ) 。都是傍晚开始的，每场大约三个小时。北大东操场，地理位置得天独厚。操场面积很大，可容万人。有看台，有体育馆，东临北大东墙，西临未名湖畔。未名湖畔可以停很多车。 这两场辩论会，可不是一般的辩论会，得说是国家级别的。中央可能正在开会：有关工作组的撤与留有争论。第一场辩论会时，是在讨论中。第二场辩论会是撤工作组的决定已做；来北大，通过北大的万人集会昭告天下的。
先看第一场。
6 月 26 日晚饭后，我们陆续奔往东操场。那里很快集结万人，基本全校学生能来的都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拿个小凳子，我是坐在中间偏南的位子，斜对看台大约五六十米远的距离。
两场辩论会都由江青主持，康生等或有插话。第一场是自由发言，台上领导不表态。第二场，领导是带撤工作组的决定而来，对同意撤的，他们鼓掌。对不同意撤的不鼓掌。台下有同学质问，康生回答说那是他们的自由。
辩论会的开法是：由台下同学往上递纸条，台上主持者决定誰发言，被批准发言者上台讲。我记得第一场的辩论会是康生的发言开场的。康生着重讲了聂元梓的大字报发表过程：毛主席在看了他寄去的聂那张大字报后，于 6 月 1 日从杭州给他打电话，让当晚中央电视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广播这张大字报。并让第二天早晨的广播中加评论员文章；题目是 " 欢呼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 "。毛主席还说：这是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康生接着说：他接到了毛主席的电话后，感到他解放了，聂元梓也解放了。随后学生发言，对于要不要工作组的问题，有赞成的，也有不赞成的。两派针锋相对，但火力不猛。反对撤工作组的发言者，以贺晓明为首的三十几位高干子女最引人注目。贺乃元帅贺龙之女，北大国际政治系一个二年级学生。那里面还有叫李洋洋的高干子女等。
贺晓明讲的中心意思是：工作组是毛主席派来的。
会上还有北大附中那个给毛主席写信的红卫兵创始人，叫彭小蒙的小姑娘。只见江青对她宠爱有加，一个劲地给她穿衣服。会中天空下了几滴小雨，台下同学高喊：请领导撑伞！只听江青回答说：我们没有那么娇嫩！
当有的同学问我们今天的大会毛主席知道不知道时，江青回答说：你们写来的条子，毛主席哪张都要看。江青边说边亮她那衣兜给大家看，确实兜里满满的。现场有一个人为她检从台下递上来的纸条，后来听说那是她的女儿李讷。中央领导来了不少，能有二三十人，可能中央正在为工作组去留问题进行讨论中。这场辩论会的最大特点是：来的中央领导不表态，只出耳朵。
两日后，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又召开了第二场辩论会。这次朱徳委员长来了。朱委员长没坐在主席台那一排领导人的席位上，而是自己拿个小马扎，坐在领导席前的左侧。只见他穿着宽大的白衣白裤，手里拿个大蒲扇子呼拉拉地搧，好像不是来开会的，而是来乘凉的。他讲话也很有意思。当会议接近尾声时江青请他讲话，只见他说：同学们，你们要听毛主席的话，不要像我们年轻时尽想当官。
听了他的话，我们感到好笑。
第二场辩论会除増加了朱德委员长，其他领导未变，主席台上还是坐满了人。会议仍由江青主持。但风向大变。对于同意撤工作组的发言，台上领导人热烈鼓掌。反之，则表情冷淡。很明显工作组是必撤不可了。后来听说毛主席已表态了，他认为派工作组是执行了一条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路线。辩论会开到这里，就不是辩论了。
江青让贺晓明作检查。江青讲：贺晓明你们虽然是我们的孩子，但该教育也得教育。于是，贺痛哭流涕地检查自己保工作组的错误。她还打起了悲情牌，说什么她是生在马背上，念书时还受到了不少岐视等等。随后是北大工作组组长张承先作检查。但毕竟是辩论会，作为检查者也是毫无思想准备，他们也没受到更多非难。象征性的说几句就过去了。后来我捉摸，这次会议的重点是昭告天下：踢开工作组，群众自己解放自己。
会议中，江青由于是主持者，所以说话机会很多。她讲了两个事例，意思是北大这地儿不咋的。第一个事例是：李讷搞社教时与系某个领导人发生争执，李讷回到家里我们批评了她，不能因为是我们的女儿而偏袒她，让她去找那位领导道歉。结果那位领导不给面子，反而在李讷走后，啪的一声摔了门，并说，今天不看在你老子面上，不能饶了你。
江青紧接着又讲了第二件事。她说你们中文系有个叫张韶华的，本来毛岸箐在大连疗养期间有一个女护士，但张韶华她妈在张的假期里把张领去，回来就说是毛主席的儿媳妇。说着说着只见江青激动起来，她高喊：我在这里郑重宣布，毛主席没有这样的儿媳妇！
于是台下高喊：抓张韶华。接着就有一伙人扑扑腾腾地跑出去。
江青这番讲话影响很不好，第二天就有大字报点评她，说她怎么能把家事也讲出来了。实际上张与毛岸箐早已结婚，他们的婚事是毛主席决定的。张还在大连读了一段书，后来毛岸箐回京，张才到北大就读。
再看会场。接着是李雪峰讲话，李当时是华北局第一书记兼北京市委书记 ( 接彭真的位子 ) ，工作组是他派来的 ( 当然是中央决定的 ) 。他说有些事他也不知道，今天是第一次听说 ( 指的是江青讲的她们家的那些事 ) 。接着是朱德讲话，前文已叙。最后是陈伯达讲话，陈当时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当然只是虚职。陈的讲话水平特高：出口成章、条理分明。他讲的是撤了工作组以后运动怎么办的问题。也就是后来的十六条。当时可能在中央刚刚通过。
第二场辩论会落幕后，当我走出东操场，未名湖畔的一幕让我震撼，那警察、摩托车老鼻子了 ( 东北话里多的意思 ) ，足有几百人；且全是白色着装。摩托车也是白色。北大东操场的这两场辩论会后，遍布全国的工作组即短命夭折。一个所谓大民主的时代开始了！这两场辩论会是北大文革运动的高潮，犹如一只点燃的火炬投入大草垛的那一刹那、一瞬间。它是文革十年史的重大转折点。
从此以后，江青她们再也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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