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健民：1967年 我們曾經站在政權暴力的一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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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 我們曾經站在政權暴力的一邊

葉健民 (新力量網絡研究總監、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教授)

今年是1967年暴動50周年。有賴各方有心人的努力，近日社會對這件歷史事件的關注漸成氣候，特別是不少年輕人也開始對這個城市的過去產生興趣，實在令人欣慰。

關於六七暴動，我們當然還有很多事情不太了解，也有賴歷史學者繼續努力打開謎團。很多人關注的是當年示威者究竟是否出於對公義的追求，是社會改革先驅，還是破壞安寧、盲目聽從共產黨指揮的搞事分子。

當年港英政府同樣採取極粗暴手法

對於當年曾參與過抗爭甚至因此身陷牢獄的朋友來說，自然會堅持自己是為理想作出犧牲，也認為社會理應對自己的貢獻予以肯定。在抗爭過程中，他們確曾使用暴力，甚至出動過土製炸彈，但他們堅持這只是回應警隊粗暴打壓的合情合理自衛還擊。但這宗歷時半年以上奪去51人性命的歷史事件，過程中爆發出來的暴力無可否認對香港帶來了極大傷害，在這裏也難以三言兩語簡單地說清責任誰屬的問題。但不容否認的，是當年的港英政府在處理示威時，也同樣採取了極為粗暴的手法，基本上以從嚴治法寧枉毋縱的態度去打擊左派。這一點，不管你是抱有任何政治立場，也是必須承認的歷史事實。

暴動早期，港英政府曾採取忍讓的態度去處理示威者。在左派群眾圍堵港督府時，警隊大致上以容忍態度、以減少衝突方針去試圖控制場面。原因是港英當時對局勢仍然未能摸清，特別是北京對香港左派動員的態度，始終無法掌握。戰後北京領導人立場是把主權爭議暫時擱置，以務實態度去對香港作「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在文革早期也說明不會對港「輸出革命」。但到了1967年全國局面開始失控，再沒有人可以斷言中央的確實意圖，又或者究竟所謂「中央領導」是否依然存在。

在這種情况下，當時的港督戴麟趾初期對局面採取觀望態度，在處理示威者活動時保持克制。不過數星期之後，他判斷這個抗議浪潮不管是否由北京策動，也不會在短期內結束，因而主張恢復秩序必須是港英的首要考慮，要求倫敦支持他用強硬手段，以嚴刑峻法去對待滋事分子。對此，身處北京代辦處的英國外交人員強烈反對，認為絕對不可進一步挑釁北京，以免令中英關係再受傷害。這群駐京人員也擔心，港英的鎮壓手段會激起中共採取報復性行動，危害自己的人身安全。

倫敦處於這兩種對立意見之中，努力平衡。但7月發生的沙頭角槍擊事件，卻成為了轉捩點，也令戴麟趾的主張得到支持。港英的路線轉變，由撒換警務處長開始。當年時任處長的戴磊華（Edward Tyrer），對採取強硬手段有所保留，港府對此深表不滿，馬上把他撤職，改由他的副手伊達善（Edward Eates）繼任。這也展開了全面強力打擊暴亂的局面。

當年警隊處理暴動場面相當有效率，原因之一是汲取了1956年應付「雙十騷亂」的失敗經驗。當年港英面對場面方寸大亂手足無措，也要勞動英軍介入。事後警隊總結經驗，認為必須要提高自身的防暴能力，自此要求所有警員要分批接受相關培訓。這種訓練，到了1967年便大派用場。

但警隊的「殺手鐧」，還有港府享有的緊急權力。「緊急權力條例」不少是於20世紀初為防止國內政治勢力滲入香港而訂立的，多年來也做過不少修訂和補充。要行使這些權力，在香港內部而言是沒有任何制約可言，只要倫敦批准，港督便可不用兩局支持，也不用宣布香港進入緊急狀態的情况下，運用相關權力。這些緊急權力，卻為警方檢控工作大開方便之門。例如警方毋須證明任何人直接參與製造爆炸品或藏有武器，只需要證明你經常出入藏有這些物品的場所，便可以提出檢控。但當年這些所謂「武器庫」，很多其實只是製造業工人的工會會址。這些地方儲有鐵鎚刀棍甚至易燃物品，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但卻有不少人因此被控和入獄。又例如所謂「藏有煽動性材料」的罪名，很多的「罪證」只是天天在罵戴麟趾、充斥各種「反殖反帝」口號但仍獲准公開發售的左派報章。但這些因此被控入罪的人，出獄之後還可能會面對另一種懲罰：遞解出境。

港英驅逐青年出境 完全不合乎人道

1960年代，大部分香港人都並非在本地出生，港英因此有法律基礎對這些「不受歡迎」的人下「逐客令」。在六七期間，有不少只是犯了輕微罪行，例如參與集會的青年，在出獄後被勒令驅逐出境。這些年輕人不少在內地無親無故，要把他們趕回去，終身與在香港的家人分開，是完全不合乎人道的做法。更大的問題是，當年北京不承認3條不平等條約，原則上堅持香港是中國領土，所以認為港府無權把中國人從一個中國城市驅逐出境。但按港英法律，假如無法執行驅逐令，便可以把相關人士拘押至命令有效落實為止。這種變相加刑做法，很多時造成罪行與懲罰完全不成比例，絕不合理。

1960年代與2014年 兩個歷史場景

回頭看這段歷史，最令人感慨的是當年的群眾，實質上是站在這些政權暴力一邊。暴動開始，便有包括香港大學學生會在內的400多個社團，聯署要求港英恢復秩序。那個時候，警員對示威者拳打腳踢警棍扑頭差不多是指定動作，也有被捕人士在拘留期間死於警署之內。但警隊依然得到主流民意支持，例如各界對商界成立的「警員福利基金」反應熱烈，短時間內便籌集到數百萬元捐款。有趣的是，在40多年後的佔中運動期間，客觀上警方在執行職務時所採用的暴力程度，其實根本與六七期間的執法手段完全無法相比，但今天的群眾卻是對此反應激烈口誅筆伐，與當年的民情走向形成強烈對比。

今天的警隊也許會感到百般委屈，但他們沒有意識到，1960年代與2014年兩個歷史場景的重大分別。1967年市民面對的抉擇，是要從一個同文同種但代表政治混亂、激進思想的共產政權，和一個冷漠疏離但卻能提供安定生活的外來政府之間作出選擇。在兩種秩序之間，市民選擇了後者，又因此對各種不合理執法手段和有違常理的裁決視而不見，甚至乎吶喊支持。但這種抉擇絕非因為殖民統治代表任何制度優越性或者理想價值，只是源於另一種選擇的機會成本。面對1960年代「政治瘋狂」的中共政權，市民選擇殖民統治這個較小的傷害（lesser evil），可以理解。但到了21世紀，警隊自以為專業忠誠地捍衛的政治秩序，其實已完全失去了道德感召力。

警隊與市民同是受害人

回歸20年，當年中英雙方向香港人作出的美好承諾大都落空，而所謂「高度自治」和「民主治港」的原則也變得遙不可及。特別在年輕一代眼中，現時的局面與自己珍惜的社會價值也相去甚遠，眼前的秩序與大家所追求的理想國度更是天壤之別。特區政府沒有港英當年的福分，可以利用中國大陸的亂象作為遮醜布，反之今天自己甚至被視為邁向政治文明的絆腳石。市民對警權運用的容忍度，自然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假如沒有這種歷史認識，不明白公眾關注的真正焦點所在，還要為着一時意氣硬要與群眾對着幹，警隊只是無必要地陷自己於險境之中，自找麻煩。

警權是政權的延伸，公眾對它的態度，往往取決於大家對整個政治秩序的認受與支持。在這個正道不彰政治敗壞的歷史時空，警隊與市民同樣都是受害人。

http://www.hk1967.org/thoseviews.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