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永平：一旁觀者對六七暴動回憶和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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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旁觀者對六七暴動回憶和感想

立場持平、客觀的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不能公開放映，這些情況，值得港人深思。

專欄：不平則鳴 作者：王永平 日期：2017-05-17


數千名群眾在港督府外張貼大字報示威（消失的檔案）

今年是六七暴動50周年，一群當年參與這場暴動的被捕者及死難者家屬到和合石墳場舉行公祭。有組織公祭的成員稱死難者不是暴徒。出席公祭的全國人大代表吳亮星表示他早前在兩會期間提出「平反六七暴動」，獲中央「相當重視」。今年首度派人出席公祭的工聯會代表指六七暴動是一場「有深遠意義的社會運動」，推動了社會進步，希望還事件一個公道。

少年時經歷過六七暴動的特首梁振英被記者問到如何看上述公祭時，說了5個字：「我們向前看。」這句話的意思是政府不會有什麼回應，更不會做什麼。

事實上，今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在這個喜慶時刻，中央和特區政府都不會挑起一個不少港人記憶猶新的傷痛，以免影響他們的愛國情緒。

毋庸置疑，身受六七暴動所害的港人包括一些無辜被捕、坐牢的平民及一些在暴動或被警方拘留期間死亡的人。（我便曾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葬在和合石墳場的其中一名六七暴動死者李安的案件（見〈從七警案回望三警察 勿讓警隊倒退50年〉1-3-2017）但這不是六七暴動受害者的全部事實。

根據儲存在英國檔案的資料，六七暴動導致51人死亡，其中包括10名警察及2名公職人員；848人受傷，其中包括212名警員及35名公職人員。因參與暴動而被判罪、坐牢的有1936人。在暴動期間，警方一共處理了逾萬個懷疑可爆炸的物品，而真正發生爆炸的有千多個。

慘劇兇手逍遙法外

六七暴動在當年5月發生時，我是一名大學一年級學生，一家8口居住在沒有抽水馬桶的唐樓。我每晚與哥哥睡在碌架床上層，忍受「倒夜香」的味道。跟絕大多數那個年代的青年人一樣，我的理想是讀完大學，找一份工作，幫補家用。

起初，新蒲崗人造花工廠發生勞資糾紛，演變為騷動。警方出動防暴隊清場，令事件進一步惡化。然後警方發放催淚彈，並實施宵禁。左派報章大肆批評警方血腥壓鎮。上述情景，今天回憶，歷歷在目；與當時不少市民一樣，我同情工人，也傾向相信政府偏幫資方。

不過，一場維護工人權益的抗議行動很快變成針對港英政府勾結美帝、迫害港人的政治鬥爭。被組織起來的群眾走到港督府門前集結示威，後來演變為暴力衝突。我第一次經歷不能出夜街的宵禁令。

像我般當年能夠考上大學而又沒有在左派學校讀過書或有左派背景的學生，頭腦比較清醒。我很快便察覺這場暴動不是什麼工運或社運，而是由左派組織的龐大群眾運動，目的是迫使港英政府屈服，像1966年12月澳門發生暴動後的澳葡政府一樣。從新聞報道的圖片中，我看到不少狂熱的臉孔、仇恨的目光，和充滿革命色彩，甚至血腥味道的標語（例如「紅燒白皮豬、生炒黃皮狗」）。左派策劃暴動的目的是鬥垮港英政府，期間向政府提出的要求都是認錯、放人、賠償等，沒有包括工人權益或民生議題。

六七暴動最難忘的日子是7月和8月，7月發生沙頭角警崗被內地來的民兵攻擊，導致5名警員殉職。（2015年警方更改有關此事的「警隊歷史」，引起內部強烈不滿，後來作出更正。）當時有傳言中國準備收回香港，我記得父親憂心忡忡，一家人異常沉默。然後警方與暴徒衝突不斷升級，土製炸彈開始在街上出現。

到了8月，英軍與警方聯合行動攻佔左派據點，令我有身處戰場的感覺。跟着發生兩宗我畢生難忘的慘劇。首先，兩名年僅8歲及2歲的姊弟在北角清華街玩耍時，被炸彈當場炸死。這件事引起極大公憤，我記得有街坊大罵「左仔無人性」。幾天後，商台播音員林彬與表弟駕車離開寓所，在上班途中被暴徒潑電油縱火，兩人傷重不治。

林彬是當年極受港人喜愛的播音員，也拍過電影。他在暴動期間主持的時事評論節目中，經常斥罵暴徒。事後有左派報章指自稱「鋤奸突擊司令部」承認殺人，兩宗慘劇的兇手都逍遙法外。

林彬之死，對青年的我是極大的震憾。我當時每天收聽林彬廣播，有時覺得他用詞太過辛辣，例如我印象深刻的「無恥無良、低能邋遢、下流賤格」。但我完全接受不到一個人可以因為罵人而被燒死的「道理」。因為這宗慘劇，我更加關注在內地同期上演的文化大革命，對不時出現的滅絕人性的暴行感到震驚及難過。不過，既然沒有條件移民，我惟有寄望港英政府盡快平息暴動；從這個角度看，像當年絕大多數港人般，我完全沒有推翻殖民統治的革命思想。

「推動社會進步」屬歪理

根據很多官方文獻和部分左派領導事後的公開反思，六七暴動是文化大革命在香港的延伸，由一群極左派領導發起。在當時中央自顧不暇的情況下，這場政治運動愈演愈烈，不少愛國學生被鼓舞參與其事，負責派傳單和放炸彈。

像文化大革命一樣，六七暴動被中央定性為錯誤。去年是文化大革命50周年，中央不願重提舊事。今年六七暴動50周年，我不相信中央會考慮什麼「平反」的問題。

六七暴動期間，警方對懷疑是暴徒的平民行使暴力，有疑犯被法庭判處重刑，甚至枉判，以至有無辜平民傷亡，是時代大悲劇中的個人悲劇，假如某些個案可以透過法律途徑更正，有心人士可以協助。假如一些輕微的刑事罪行紀錄（例如發布煽動性傳單）可以因年代已久而取消，有心人士可以與政府商討，最好連同其他不涉及六七暴動的同類罪行一併考慮。這樣做較堅持平反六七暴動合理及實際得多。

六七暴動推動了社會進步的講法，就像文化大革命導致改革開放的講法一樣，是把歷史由亂至治的過程扭曲為肯定文化大革命或六七暴動本身是件好事的歪理。

今天還有不少當年領導學生和群眾參與暴動的資深左派人士三鍼其口，沒有公開他們對事件及本身責任的看法。我認為其立場持平、客觀的六七暴動紀錄片《消失的檔案》不能公開放映，這些情況，值得港人深思。

未親身經歷過六七暴動的年青一代，應該查閱在網上依舊存在的新聞報道、已公開的官方檔案、不少知名人士對事件的回憶和反省，以及觀看不同媒體及人士製作的紀錄片，然後獨立思考，得到自己認為最可信的事實真相；起碼要明白，個別人士的不幸遭遇不能成為篡改歷史的藉口。

原刊於《信報》，獲作者授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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