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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落于东城区东堂子胡同的北京市第24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中学。
其前身是由北大师生始创于1923年的大同中学。早在北平时期，大同中学与贝满、育英、汇文
以及辅仁大学附中等蜚声京城的其它几所中学就扬名天下。
听说在我们家过去房子斜对过儿的北京第二十四中学要办九十年校庆了，不由勾起我对小时候往事的回忆。那时我们家住在东城区的东堂子胡同中间偏东些路北的一幢两层的小洋楼。小楼是三十年代初我爷爷为了方便几个儿子在协和医学院读书,在北京买了块地,又从天津请了个洋人来北京设计建造的。算算也有八十年了。胡同路南靠西五六十米处是当初叫大同中学的二十四中，它要比我家的房子还要早个十来年。
文化革命前我上小学时,对二十四中没什么太多印象,只记得我们叫干爸爸的我爸好朋友孙孚凌，（孙孚凌文革前任北京市工商局局长。文革期间被打倒。文革后曾任北京市副市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现已退休。）的弟弟孙久凌,在二十四中当数学老师。
真正的印象开始于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先是听说孙久凌受不了红卫兵的批斗自杀了。接着是七月底二十四中的一帮红卫兵来我家抄家。领头儿的是开国上将李天佑的两个儿子，李亚斌和李亚西。红卫兵一进门就到处翻箱倒柜，把家里的东西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还把我们家的保姆叫到一边，问她在我们家是否受到过欺负或虐待。阿姨坚持说我们一家人都待她很好。来抄家的人中有个叫金志仁的是我哥的好朋友,不知是因为他在还是李亚斌兄弟比较讲政策,抄家过程中没有出现打人的现象。当时已经近九十岁的爷爷闭着眼睛坐在沙发上只当是什么都没看见。 这次抄家只是砸了些东西但什么也也没拿走。离开时把翻出来的金银首饰什么的集中放在爷爷房间的大衣橱里，帖上了封条。后来街道又来人抄家,才真正把东西抄走，就连家里的红木家具也都给搬走了。文革后期说是要落实政策，归还被抄走的东西，可那些东西早已不知去向，不知落进了谁的腰包儿。
抄家后不久红卫兵大串联开始，二十四中要求我们把楼上的房间腾出来给外地来的红卫兵住。当时我也不敢到楼上看。只知道来住的红卫兵很多人不会用抽水马桶，是像蹲茅坑那样站在马桶上解手的。另外二十四中还派人来把家里多余的被褥还有翻出来的裘皮大衣都借走了。说是借，哪里还会还呢？那次我才知道家里竟然有那么多件裘皮大衣。
在往后随着文化大革命的深入发展，各个造反派组织成立。二十四中最有名的是一二二六战斗队。我在家里每天都能很清楚的听到二十四中高音喇叭传出的一篇篇战斗檄文，播音员的声音是那样铿锵有力。走资派们大概真是永世不得翻身了。当然也有放革命歌曲轻松一下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首翻身农奴把歌唱。“太阳啊，霞光万丈，雅鲁藏布江，翻波浪。高原春光无限好，叫我怎能不歌唱。"。那首歌儿真的好听极了。
再往后就是复课闹革命了。六七年底，左邻右舍和我差不多大的孩子们都收到了二十四中的录取通知书，但不知为何我却迟迟没有收到。在家也是在呆烦了，就约了我的好朋友，小学同学曾雄一同去东城区教育局。曾雄家住在胡同东口儿，同样也没拿到入学通知。经过一番查找终于发现我们没收到录取通知是因为我俩的小学是五年毕业，比其他学校早一年。教育局以为我们小学还没毕业。情况落实后教育局决定为我们补发入学通知。等我俩到二十四中报到时别人已经开了一阵儿课。原本东堂子胡同的孩子们都分在一班。由于我俩算是插班生，我被分到了四班，曾雄则被分在了八班。
因为我们家和四班的同学们不住在一起，刚到班上对其他同学来讲简直就是个陌生人。我这个人本来就胆子小，上课时带个一块钱买的破棉帽子媌儿悄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很少和其他同学交流，过了好一阵儿才逐渐的和班上的同学熟悉起来。
那时学校也安排了几门课，不过好像不记得正经教过什么。教英文的赵有琴老师曾经是国民政府驻新西兰使馆的官员，英文自然不错。但我们学的只有Long live Chairman Mao. (毛主席万岁。）和Serve the people, heart and soul.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化学课好像也讲了点儿什么，但一点儿也记不得了。印象最深的还是每天的天天读和有固定程序的早请示,晚汇报。记得早请示先要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还要唱东方红，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放学前晚汇报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每天一小时天天读也干不了别的事儿，我就把毛选四卷仔仔细细的读了好多遍。通过读毛选对中国革命的历史多多少少有了些了解。当然，从现在的角度看，毛选里面的话很多都是一面之词。
再就是到同学家去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儿。在那以前,我大概真是对大多数老百姓的生活状况不怎么了解。去了有些同学家我才知道竟然那样破旧，好像穷的除了木板儿床外就没什么其他东西了。也许正是因为我家的经济状况比较好，有一次教语文的马玉若老师在楼道里发现不知什么人扔的剩油条就专门跑到我家向我妈告状，说是除了你们家还有谁能吃得起油条。好在我妈知道我那一阶段从来不吃早饭才免受了这份儿冤枉。不过我也没客气。一次全校在操场开大会，我正好坐在马老师后面。她当时穿了件黑色的羊卷毛大衣。我就悄悄的用自己的眼镜把太阳光聚焦在她的大衣上，把大衣烤焦了好几块儿。
还有件印象深刻的事儿是到离北京六十里外的顺义县，马驹桥人民公社下乡劳动。全年级同学背着行李走了一夜，天亮才到达目的地。在那之前我还真没去过农村，那样的生活劳动环境让我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孩子还真有些吃不消，好多地方都不适应。结果没几天就病倒了，发高烧，烧得难受极了，至今我还都能回想起那时遭罪的情景。后来老师看我实在不行，就派班里的徐之奇把我送回了北京。回到家感觉家里真好，病也很快就好了。下乡劳动的其他事儿记不太住了，只记得我们班有个叫黄伟的同学嫌那里的厕所太脏，一个星期没有拉屎，不晓他是怎么坚持过来的。
在二十四中上学期间,书是没什么好读的。只能自己找点儿乐子。我就和曾雄俩人每人出一半儿钱在百货大楼花八块三买了个胶篮球。这下子可有事儿干了，没事儿就往学校篮球场跑，正好我们家有离得近，两三分钟就到了。我从小个子小，听人说打篮球能帮助长个儿，所以特别努力。结果个儿是没长，但篮球却打得烂油。尽管玩儿得高兴，还是出了点儿小事故。党的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发表公告把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的那天我把右胳膊小臂的尺骨摔折了。赶快到协和医院打石膏，六个星期后才拆。手臂恢复得不错，但折的地方还是能摸出来。
在二十四中的一年多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转眼就轮到我们被分配下乡。一九六九年九月三号张榜，我被分到东北建设兵团，九月六号出发。我和我的同学们，就这样在没有任何仪式的情况下毕业了。据说我们这届的学生，学校连个花名册都没留下。在二十四中学到了什么？鬼知道。但我却有机会交了像徐子这样一辈子的朋友。那是人生真正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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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21 21:36: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