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样人生：我的文革记忆（北京外国语学校和计委大院）

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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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2016年，是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开始50周年（1966年）和结束40周年（1976年），因此我一定要在今年把此文完成，以了却一桩长久的心事。其实早有写“我的文革记忆”的想法，第一个原因是因为一个说法，那说法是“文革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我认为，文革是不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阶段那真不一定，历史上有多少杀人无数的阶段尤其是战争阶段只不过距今人太远而已被遗忘（举个据今不太远的例子，如“扬州十日”，清军在1645年4月25日至5月5日的10天中就屠杀了扬州军民共计80万人，之后的嘉定三屠又杀了10万人。可现在的中国人有几人还知道“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呢），但文革肯定是中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个阶段。文化大革命才过去四、五十年，但现在的年轻人对于文革已没有任何概念了。说抗日战争他们知道，说解放战争（或中立点说三年内战）他们多少也知道，但你问文革是什么他们则一脸的茫然。文革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中国人不是爱讲“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嘛。可是如果没人把那段历史记录下来，等文革一代人都死了，文革的真相就彻底消失了，还如何成为后事之师。第二个原因是，最近我突然发现记忆力开始衰退了，以前很熟悉的名字，突然想不起来了，以前很清晰的事情，突然就回忆不出细节了。这很危险，我这才想得赶紧动笔，否则很多人名就想不起来了。如果人名没有了，那回忆就失去了一多半的价值。所以我的这篇回忆，文采是次要的，首要原则必须是绝对真实，真实到记录的全是真名实姓的真人真事（想不起来的人名就说明想不起来，而绝不胡编一个名字），这才是它的价值所在。
1966年，我11岁，就被“卷”入那荒唐的文革岁月中了。
我头一次听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竟是在法语课上。那时我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上学，学的是法语。我们的法语老师叫孟庆苏，是一个说法语比说汉语还流利的印尼归国华侨。那时我们的法语刚学了两年，每天又只有一节法语课，所以用法语还说不了什么复杂的事情。但孟老师经常鼓励我们用法语说话，出了错误他再纠正。那是1966年的春天，有一天上法语课，孟老师又说：谁用法语给我们说点什么？我们的法语小班长邸玉华就站起来了，她说：Hier mon père et ma mère ont dit que,…que…que (昨天我爸爸妈妈说….说….)，她卡在那儿半天说不下去，孟老师有点急了（他是个急性子）就说：好了，你想说什么，用汉语说吧。邸玉华说：昨天我爸爸妈妈说现在正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用法语该怎么说。当时孟老师脸色不是很好看，他显然并不喜欢这个话题。但他还是告诉我们了，他说：文化大革命用法语说是la grande révolution culturelle。这是我头一回听说“文化大革命”这个词，除感觉很新鲜以外，心想这是谁编出来这么一个词，把很温柔的文化和很暴力的革命居然给绑到一起了。当时我还觉得挺纳闷，我怎么没听到谁说过这个词，也没见街上或是哪儿有什么文化大革命呀。
但后来，我们就慢慢感到越来越多的“文化大革命”的气息了。首先是课堂上文化大革命的成分越来越多了，包括我们的法语课。有一堂课我记得很清楚，孟老师要教我们用法语说“毛主席万岁”。孟老师问我们：你们知道“毛主席万岁”用法语怎么说吗？我们当然不知道。孟老师就告诉我们，“毛主席万岁”用法语说是Vive le président Mao。我们跟着他念了几遍就记住了。孟老师又问我们：那毛主席万岁！万万岁！该怎么说呢？有同学说：Vive le président Mao，vive vive！孟老师说不对。又有同学说：Vive vive le président Mao！孟老师还说不对。我们东拼西猜，孟老师都说不对。我们就说不知道，快告诉我们吧。孟老师说：正确的说法是Vive le président Mao，qu’il vive longtemps très longtemps! 我的妈呀，这万万岁和万岁，汉语只差一个字，这法语差得何止十万八千里呀，这让我们猜三天也猜不出来呀。但从此我就记住了这个长长的法文版的毛主席万岁！万万岁！Vive le président Mao，qu’il vive longtemps très longtemps!
文化大革命刚开始时有个著名的口号，叫“破四旧，立四新”（文革语汇）。四旧是哪四旧，四新是哪四新，我始终也说不全，我感觉就是把中国几千年历史中积累下来的那些传统的东西都归入四旧，都要打破，把文化大革命以前人们已经习惯的那些做法也要打破，或者改变。首先改变的是我们不住校了，变成走读了。文化大革命前，我上的这个北京外国语学校可是有点贵族学校的味呢。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三年级，全部学生都是住校。我们小学部的三个年级，每个班不但有各门课的老师，还有一个生活老师呢。我们班的生活老师姓金，是个有点严厉的女老师。我记得每天晚上上完晚自习，我们都得排成队向宿舍走去。从这时起，我们就归金老师管了。她会监督我们刷牙洗脸洗脚，挨着屋子查看是不是都按时熄灯了，熄灯后是不是还有人在小声说话。我们每星期六下午才能回家，第二天星期天的下午，就必须再返回学校。我们吃饭是在大礼堂，八个孩子围一张方桌，每个桌边坐两个人。菜是每人一份，等你坐上桌时面前就已经摆好了一盘菜，是炊事员事先给盛好的。主食是随便吃的。这种贵族生活我过了两年，从1964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贵族生活先被破掉了，我们再不能住校了，改成走读了。我们学校的学生本来是从全北京市的所有学校中通过三轮考试拔尖子选上来的，因此有些学生家住在东城，有些住在西山，都离学校远着呢。原来每星期跑一次，住得远点也还受得了。现在每天放学回家，住得远的同学得倒几次车，花上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家呢。幸亏我家离学校还不太远，我每天走着去，出计委大院北门，沿月坛北街向西走一站到钓鱼台国宾馆东门，拐向北走一站到甘家口，再往西走一站（这一站是郊区车的一站，比较远），一共三站到学校，还算是近的。
第二个变化是，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外国老师就都走了。文化大革命前，我们小学部每个班的外语老师都是两个，一个中国老师，一个外国老师。孟老师是我们的中国法语老师，我们的外国法语老师是个海地胖太太，我们都不知道她叫什么，只管称呼她Madame（太太）。每班配外国老师就是为了使我们能学到地道的外语。Madame一句汉语也不会讲，她上课就是硬讲法语，再就是用手势用实物来努力使我们明白她在讲什么。上课时，不到万不得已，孟老师也不讲汉语。Madame上法语课，孟老师就像个搬运工，Madame讲什么他就拿什么或搬什么。这堂课讲吃的，孟老师就抱来一堆盒子，有饼干，有糖，有水果。Madame一边讲还一边吃，有时候也让我们吃，她说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某一种食品是什么味道，其实我们早都知道。如果是讲大扫除，孟老师就扛着墩布笤帚，手提着水桶跟在Madame后面走进教室。有时候他一个人拿不了，还得再叫一个同学帮助他拿东西。
Madame走了，孟老师也似乎在一夜之间变了一个人，从一个严厉到极端的老师变成了一个没一点脾气的老师，因为开始批判“师道尊严”（文革语汇）了。本来，孟老师是个在全校都出了名的厉害老师。白天Madame上课时，孟老师不会当着Madame的面发脾气，我们的早自习和晚自习都是法语课，那时候就只有孟老师，那就是他发威的时刻。他利害到什么程度？一根竹教鞭在他手里从来超不过一星期，几天就被他摔断了。你要惹他生气了，他不会拿教鞭打你，但会抡着教鞭使劲往你课桌上摔打，劲头大到几次教鞭就打劈了或断了。再或者，你如果惹他暴怒了，他不敢明目张胆地打你，但会揪着你的衣服领子把你提起来再按下去，就这么提起来按下去非来个十下八下才罢休，这一招比打你也差不多。一开始批判“师道尊严”，孟老师就变了，他不但再不发脾气了，而且态度还出奇地好了。不过孟老师倒不是被批斗吓的，而是他真心实意地认为自己错了。他是个头脑特别简单的人，从印尼回国就是因为觉得共产党好，毛主席伟大，既然现在毛主席说师道尊严是错的，他就真心认为自己以前是做了错事了。从此我们再也不怕孟老师了。
日常生活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变化就是过去安全、秩序和和谐的生活都消失了。
先说安全。文化大革命前，那时真的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安全。文化大革命前三、五年的事我还有清晰的印象。那时我家住在计委大院的124门4号。那时的门锁很简单，就是门把手上随带的门锁，从门把手下面的钥匙眼把一个长把钥匙插进去向右转半圈门就开了。这钥匙没有后来的钥匙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高低不同的齿，因此这把钥匙不但能开我家的大门，还能开里面各个房间的门。更奇特的是我家还有一把钥匙，我们把它叫万能钥匙。它的把手比别的钥匙大很多，不但能开我家的各道门，还能开邻居家的门。因为住对门3号的那家，有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进不去门了，就会到我们家来借万能钥匙。我现在想，这把钥匙应该是可以开124门全部6户人家的门的。但是，那时没有谁会觉得我们家有这把万能钥匙对他们有什么不安全的。那时，我们家晚上睡觉就经常不锁门。那时我还没上小学，可对睡觉不锁门这事有特别清楚的印象。因为我那时比较胆小，晚上不锁门我就害怕，不是怕小偷（那时我脑子里还没有小偷的概念呢），而是怕鬼或者什么黑衣人之类的半夜进来。睡觉前我经常问我父亲：锁门了没有？我父亲大概是为了锻炼我的胆量，我越说要锁门他越不锁门。有一次我实在闹得不行，不锁门我就不睡觉，他就把我家那杆气枪立在大门边上，说，这样行了吧。我那时还小，好哄，一杆气枪立在那儿让我放心多了，不锁门我也可以安心睡觉了。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安全就不存在了。从门锁的演变就可以看出。先是那个拿钥匙一捅门就开的锁谁也不放心了，都换了钥匙上有齿的保险锁了。再后来，普通保险锁已经不够安全了，门锁越来越保险和复杂，当然也越来越贵得出奇。再后来，光是门锁已经防不住小偷了，门锁周围要加钢板了。再后来，大家都知道，必须安装防盗门防盗窗了。我家那把万能钥匙虽然没有用了，但我还像宝贝一样保存着，因为我觉得它很神奇。但时间长了，又搬了几次家，那把钥匙还是彻底丢了。那时城市里安全，农村更安全。1965年暑假我回了一趟老家（我姥爷姥姥家），在河北省任县。有一件事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天，忘了因为什么事家里人都出去了，只剩我和二舅在家。后来，我们也得出去。出了大门，二舅拿一把挂锁套着门环把门锁上，然后很自然地一抬手，把钥匙放在了门框的顶上。我很好奇，问：为什么不拿上钥匙而是放门框上呢？二舅说：就这一把钥匙，咱们拿走你姥爷姥姥回来就进不了门了。现在他们回来了一看门锁了，就上门框上摸钥匙去了。我说：那不怕小偷也来摸钥匙？二舅说：没事，家家都是这样的。当时我想，这应该就是民风淳厚的具体写照吧。（注：这种锁门法我本以为今生再看不到了，没想到多年以后又见过一次，那是1991年在挪威。我当时因翻译的原因在原著作者霍伊姆教授家住了三个月。有一天，我们俩最后离家出门，霍伊姆教授做了和我二舅完全一样的动作，他锁上门，然后很自然地把钥匙放在了门框的顶上。那次我没有问为什么，我只是在心中感叹，在国内普遍安装防盗门防盗窗的今天，挪威仍然是一个民风淳厚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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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钓鱼台国宾馆的围墙也能看出来那时是从安全逐渐走向不安全了。我小时候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都是在玉渊潭公园度过的。我父亲他没有别的爱好，他唯一的爱好是钓鱼。那时候每周只休息星期天一天，如果没有更重要的事，那他每星期天从早上到中午肯定是在玉渊潭公园的湖边钓鱼度过的。从我四、五岁开始，他每次钓鱼都要带上我，所以我说从我记事起，几乎每个星期天的上午我都是在玉渊潭公园度过的。玉渊潭公园离我们家很近，走路十多分钟就可以走到玉渊潭公园的东门。文化大革命以前，玉渊潭公园是不要门票的，公园也没有围墙，绕着东湖、后湖、八一湖，随便从哪里都可以进去。但只有东门是玉渊潭公园的正门，建有一个门楼，门楣上是郭沫若题写的“玉渊潭公园”几个大字。从东门进去，那条小马路的右侧就是钓鱼台国宾馆的南围墙。从文化大革命前到1968年西单商场爆炸案，我见证了钓鱼台国宾馆围墙的变化。文化大革命以前，钓鱼台国宾馆的围墙就是竹篱笆墙。竹篱笆墙是用两寸左右宽的竹片扎起来的，而且每两片竹片之间的缝隙也得有一、两寸宽，因此从围墙外面可以清清楚楚地看清楚钓鱼台国宾馆里面的风景。每次我沿着这条路往里走的时候，我都会边走边看国宾馆里面的风景。可以看见里面有小湖，湖上有石头桥和亭子。湖边有假山，有茂密的树林，我印象中最多的是松树。但我每次都要注意地看的可不是这些，一个小男孩是不会对这些景致有太大兴趣的。我注意的是孔雀。那时，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庭院里放养了一些孔雀，它们是散养着的，就那么自由自在地走在那些山水之间。我那时认为孔雀应该是只有在动物园才可能看到的，因此在钓鱼台国宾馆的庭院里能看到孔雀才是我最感兴趣的事。当然那里面孔雀也不是太多，有时候能看见，有时候就看不到孔雀，所以我才会每次经过都注意看围墙里面，我是希望能看到孔雀。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钓鱼台国宾馆的竹子围墙被拆除了，变成了砖墙。那砖墙得有两米多高，从外面只能看到那些松树的树梢，孔雀我是再也看不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4月，西单商场发生了一起爆炸案，一个东北人因为个人或是家庭的原因在西单商场中的食品商场的西南角引爆了手提包里的自制炸弹，当场连他自己共炸死五人，炸伤上百人，那是当时北京市的惊天大案。爆炸案发生后没几天，当我再去玉渊潭公园时，我发现在那砖墙的顶上又架上两尺高的电网了。但那时，虽然有高墙，有电网，我们仍然可以一直走到墙根处。文革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我们不能住校了，我每天早上走着去上学，下午放学再走回家。这条上学路，正好又是沿着钓鱼台国宾馆的围墙转，不过不是南墙了，而是沿着钓鱼台国宾馆的东墙和北墙。开始时我还能沿着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墙自由自在地走，尽管什么也看不见了。再往后，在围墙外面又出现哨兵了。开始时，是只在国宾馆东北角的拐角处有一个哨兵，他站在这个位置可以监视东墙和北墙两个方向。我沿着墙走他是不管我的，但他会一直注视着我。再往后，除了这个固定哨位外，又加了流动哨。有一个流动哨兵沿着围墙巡逻，如果有人接近围墙，他就会走到你跟前，告诉你不能停留，不能靠墙太近。而且那哨兵每次都是用劝说的口吻和你说话，绝不会呵斥你。再往后，从国宾馆的外墙直到马路边人行道之间的这片区域成了禁区了，种了一排矮灌木把它隔离开来了，人们再也不能走近钓鱼台国宾馆的外墙了。
再说秩序。文化大革命以前的社会生活是秩序井然的，人们遵守着或约定或俗成的秩序，彼此之间互相信任，因此生活非常方便。那时候，送奶人每天早上来送奶，就把奶瓶放在我们门洞里的地上。谁家订奶了自己去拿，绝不用担心这瓶奶被别人拿走。送煤的也是。那时都烧蜂窝煤，每月一次到煤站去买煤，按数量交了钱就走人。几天后送煤师傅登着三轮车就来了。他会用一块木托板搬煤，每次搬二、三十块煤，整齐地码放在门洞的边上。晚上下班的人回来了，再自己慢慢把煤搬回家。那堆煤在那放一天，一块也不会少。那时候的社会风气是尊重劳动人民，尤其是尊重体力劳动者，而送煤工是外在特征最明显的体力劳动者，因为他们的脸总是被煤灰弄得黑花，汗衫总是被汗水所浸透，因此我们都习惯等着送煤师傅骑着三轮车来，好为他们送上一杯水，为的是看到他们那黑花的脸上露出感激和开心的笑容。计委大院在1965年就改烧煤气了。那时都是罐装煤气。买煤气和买蜂窝煤是一样的，去煤气站购气交钱就行了。交钱后的第二天，把空罐放在楼门口，等你中午或晚上回家，这空罐已经变成沉甸甸的一罐新气了。那时，这是很正常的事，谁也不担心这罐煤气会被别人拿走了。那时，家里如果下水道堵了，就到维修站去。连人都不用见，维修站外墙上挂着一块黑板，你拿起粉笔，写上：165门2号下水道堵了，然后转身走人。过不了一半天，维修师傅就会来敲门了。
而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这种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各司其职的生活秩序被当成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的生活方式而首先被打倒了。送奶的不送了，要自己到奶站去取。送煤气的也不送了，要自己到煤气站去拉煤气了。人和人之间好像是平等了，其实是失去了相互之间的信任。
不久，文化大革命真正地让我震惊了，那就是李梅之死。李梅是谁？她是我母亲的同事，她们都在国家计委工作，而且都在同一个局综合局。我母亲和李梅关系很好，下班后在家里，经常听她说到李梅。李梅长得很漂亮，对我也很亲切，所以我也很喜欢她。我母亲那时有一张照片，是四个女人在一起照的。那张照片上的四个女人都很漂亮，都烫着头，穿着旗袍，洋气得很，很有点上海滩的电影明星的味道。当然作为儿子，我肯定认为我妈妈最漂亮，那第二漂亮的肯定是李梅阿姨了。除了李梅外，另外两个阿姨不那么漂亮，但她俩的名字挺有意思，一个叫佘仁善，另一个叫单仁秀，好像是把一个人的名字倒着念，就成了另一个人的名字。她们四人都是计委综合局的干部，而且是最要好的朋友，所以才到照相馆去照了这张合影。李梅家离我家很近，我家住在计委大院1区165门，她家住172门，相隔也就几十米远。由于李梅和我母亲是好朋友，彼此又住得近，我和李梅的儿子李全也就成了朋友。我忘了他比我高几年级了，本来我们差着好几岁，是不应该在一起玩的，完全是因为两个妈妈，我们才成了好朋友。李全比我高一个头还多，但他脾气特别好，事事都让着我，从来没对我发过脾气。有一次我失手把一只洋喇子（一种有毒刺的毛毛虫，蜇人可疼了）扔到了李全的脸上，当时他的脸就红肿起来了，把我吓坏了，我想我闯了大祸了，他非揍我不可。可是，他知道我不是故意的，楞是没有对我发火。1966年夏天的一天，我母亲下班回家，一进门就说：李梅死了，她昨天晚上跳楼自杀了。当时我真的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么漂亮的一个阿姨，这么一个活生生的人，几乎天天和我在一起玩的李全的妈妈，就这么死了？从此世界上就再没有这个人了？文化大革命第一次在我心中有了血腥味，原来它不是仅仅字面上有革命二字，原来是真会死人的，而且第一个死的就是一个近在我眼前的人。李梅为什么自杀，因为怀疑她是特务。那时候，只要是出过国的人，或者从国外回来的人，都有可能被怀疑是特务。一旦被怀疑是特务，那就从同志一下子变成阶级敌人了。很多知识分子感情比较脆弱，受不了这种冤枉，就选择自杀了。
不久，我就又看到了另一个死于文化大革命的人（严格地说应该是看到了他的尸体）。有一天，我们正在院子里玩呢，一个孩子跑来说：计委大楼那有人跳楼了。跳楼死人了，那是大事，我们肯定要去看的。计委大院离计委大楼没多远，用不了十分钟我们就赶到计委大楼前了。那时计委大楼前边是没有围墙的，我们给家长送伞都是一直可以走到大门处的。但那天拉起了一根长绳挡着，不让人走近大楼。等我们赶到时，绳子外面已经围了很多人。我们远远地看见，在大楼跟前的地上有一领席子，席子鼓起来了，下面就是那个死去的人。因为席子短，他的脚还露在外面。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但肯定是计委的干部，因为他是从计委大楼的某一层跳下来的。因为我不认识这个人，因此他的死给我的震撼远远小于李梅的死。我只是想，就这么一个计委大楼，几百个干部，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至少死了两个人了，那其它地方可想而知也会死不少人吧。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第一年，按那时的说法叫“形势发展很快”，就是几乎天天都有令人惊讶不解的事情发生。那时人们的思维逻辑就是，不理解就是自己思想落后了，要赶紧提高觉悟，跟上革命形势（文革语汇）。
到1966年夏天，学校放暑假了，并且通知我们，秋季开学也不用来了，因为，中央发了通知，现在开始“停课闹革命”（文革语汇）了。以前，闹革命还要想着上课的事，这回好了，不用再考虑上课的事了，而且不上课的目的就是为了闹革命，全部时间去闹革命，全心全意地去闹革命。什么叫闹革命呢？把校长打倒揪来批判叫闹革命，给过去对学生严厉的老师扣一顶“师道尊严”（文革语汇）的帽子抓来打上一顿叫闹革命，在街上看见一个女人烫着波浪式的卷发，把她摁在那当街剃个阴阳头（就是把她的头发剃掉一半，另一半原封不动，想想那得多难看）叫闹革命，看见一个女人穿着高跟鞋，把她的鞋扒下来让她光着脚走回家叫闹革命，看见一个叫什么福什么亨什么财的商店，把它的牌子摘下来一把火烧了叫闹革命，找一个寺庙进去把佛像砸碎再逼着和尚吃块肥肉叫闹革命，看谁家好像有点钱就闯进去查查是不是地主或资本家实在不行给他安个坏分子的罪名把他的家抄了叫闹革命。总之，只要是把过去的东西破坏掉的都叫闹革命。那时，这些破坏活动全是合法的革命行动，是1966年北京的街头每天都能看到的景象。在这些革命行动中故意或者失误弄死了人都不用偿命。至于有多少是因为受不了冤枉，受不了批斗会上的百般折磨而自杀的人，那就更不用任何人来承担责任了，因为那时自杀叫“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文革语汇），是标准的反革命行为。 例如著名翻译家傅雷和他的夫人朱梅馥于1966年9月自杀后，他们户口所在地的上海市公安局常宁分局治安科是这样登记的：案别：上吊自杀；违反治安管理人员姓名：傅雷，朱梅馥。他们的自杀被当时的法律机关冷静地（或应说冷酷？）用法律语言定性为违反了治安管理条例。他们失去的是自己最宝贵最无价的生命，可他们哪一点影响了他人影响了社会了，却成了违反治安管理人员。他们的自杀成了犯罪，当然不会有任何人对他们的死负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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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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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50年过去了，文革中破四旧的痕迹早已消失无痕了，即便少数残存的痕迹也和历朝历代的毁坏混淆在一起令后人无法识别。所以，当事一代人的回忆才更显得重要。据我所知，至少有两处文革痕迹至今尚存：一处是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上的佛香阁，你走到佛香阁的后面，那面墙上有几百个小佛像，上面的小佛像都是面目完整的，而四、五米以下的小佛像都没有脸，那就是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们敲掉的。另一处在陕西，在唐朝女皇武则天的陵墓乾陵，陵前两侧有两群比真人略大的雕像群，那些雕像都是外国人长相，是为了反映唐朝时万国来朝的大唐盛世而塑造的。但如今，这些雕像都是只有身子没有头，他们的头也是在文革破四旧时被红卫兵们敲掉的。
停课闹革命，我还真闹上革命了，那就是参加了红卫兵，尽管那年我才11岁。
到1966年夏天就兴起红卫兵运动了。那时候红卫兵组织可以说是多得不计其数。在我家所在的北京市西城区，先有“西纠”，再有“联动”，这是两个让人感到恐惧的红卫兵组织。“西纠”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联动”的全称是“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这两个组织是北京市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组织，它们的出现是文革初期血统论首次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和进入社会生活的开始。这两个组织都具有明显的排它性，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加入的，他们的成员都是干部子弟，而且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也就是今天的年轻读者比较容易理解的红二代）。西纠和联动的人一出来是很明显的，他们都清一色穿一身国防绿，即绿军装，都剃光头，有时候甚至女红卫兵也剃着光头，每人骑一辆28型自行车，车座得拔到最高，要比车把还高，还要把自行车的后架卸了。把后架卸了是为了跑得快，打架的时候不容易被追的人抓住。每人手里拎一条铜头皮带，或者一根锁自行车的钢丝锁。铜头皮带和钢丝锁是那时红卫兵最正宗的打人工具。西纠和联动一出动都是二、三十辆车一队，在北京的街头风驰电掣，呼啸而过。那时见到西纠和联动的自行车队来了人们都赶紧躲，就像现在电视剧里演的日本鬼子的摩托车队来了人们往路两边赶紧躲是一模一样的，因为说不定他们就会从你身上发现什么四旧的东西，比如你头发太长了，或你鞋跟太高了，那就上来先抽你一顿皮带再说。那时西纠和联动的行动口号是“红色恐怖万岁”，他们每天干的事情就是打人、抄家、砸店等，因此有一点政治或历史问题的人听到西纠和联动的名字用闻风丧胆来形容绝不为过。西纠和联动经常爱晚上甚至是半夜出来，大概夜里干革命更像当年地下党的特科和锄奸队吧。西纠和联动也就风行了一阵，几个月后，这些高干子弟的父亲们都被打成走资派了，红五类变成了黑五类（注：红五类是指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和下中农这五类人和他们的子女，黑五类是指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和走资派。本来西纠和联动的父辈都是红五类中的前两类，现在都成了黑五类中的走资派），西纠和联动也就销声匿迹了。紧跟着大学的红卫兵又起来了。他们和西纠和联动不同，西纠和联动人数不多，出来很多就是几十人顶多上百人，而大专院校红卫兵都是成千上万人。西纠和联动有点像武工队，人数不多，但人人精干，服装整齐，装备精良。大专院校红卫兵更像正规军，单个的每一个人并不起眼，但聚集起千军万马，那力量就像排山倒海一样强大了。那时红卫兵的力量和权利有多大，看看他们的司令们就知道了。当时北京的大专院校红卫兵有著名的五大领袖，他们是北京大学革命造反公社的聂元梓，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蒯大富，北航红旗的韩爱晶，地质东方红的王大宾，和北师大井冈山公社的谭厚兰。这五个人当时是有权利可以直接进中南海找中央的，找毛主席不一定次次能见得到，但他们若说是找周总理那周总理是不敢不出来的，因为毛主席说了他是红卫兵的总后台，那周总理也是不敢惹他们的。那时北京红卫兵的革命和造反可以说是无界限的，他们甚至敢用欺骗的手段，用孩子出车祸了这种家长必会慌神而丧失警觉的谎话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从中南海里骗出来抓到清华大学去开批判会。那些红卫兵组织名气大到说个简称人们就知道说的是谁。比如那时在北京最有名的天派和地派，今天天派又批斗了谁了，明天地派又和哪个组织武斗动了枪了。今天的人听了像是说黑话，天派地派是什么组织？北航那时叫北京航空学院，是教航空的，飞机呀火箭啊，天上飞的，所以北航红旗简称天派。地质学院当然是教地质的，地下钻的，因此地质东方红简称地派。当时北京还有个比较有名的红卫兵组织叫建校飞虎队。建校就是北京建工学校，应该是个中专程度的学校，本来他们的红卫兵不应该那么有名，但因为他们出来武斗时都是乘大卡车，人人头戴柳条帽，手持钢钎铁棍，武斗的实力很强，确实有飞虎的气势，因此也跻身北京有名的红卫兵组织了。除了这些正规的红卫兵组织之外，那时只要是中学以上的学校，肯定有红卫兵组织，而且一所中学往往还不止一个红卫兵组织。因为反对校长的学生成立了一个红卫兵组织，那肯定也有拥护校长的学生，他们马上就会成立一个拥护校长的红卫兵组织。那时流行的说法就是造反派和保皇派（文革语汇）。那时只要成了红卫兵，马上就有了革命和造反的特权了。只要打着革命和造反的旗号，干什么都没人敢挡，谁挡谁就是反革命，可以名正言顺地把他往死里打，而且是打死白打，用不着偿命。那个时候只要某个人被某个红卫兵组织说成是反革命，那很可能光天化日之下就活活被打死了。除了中学和大学都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外，那时几乎所有的单位也都成立了各种各样的革命组织，而且和学校一样，基本上每一个单位都会有两个对立的组织，造成对立的主要原因就是对单位领导的态度，要造领导的反要批斗领导的是造反派，要保护领导不被批判的叫保皇派。（那时各单位中造反派的人数都比保皇派的人数多，这个现象也是值得研究的）。那时北京市财贸局有个造反派组织叫“财贸尖兵”，一次辩论中的“尖兵扎你”叫我在众多的造反派组织中记住了财贸尖兵的名字。有一天在三里河商场前面的空场上，财贸尖兵和他们的对立面组织展开了一场大辩论。其实两派组织的成员都是一个单位的，都是三里河商场里的售货员。辩论的时候商场里就没人营业了，所有的柜台里都是空的，售货员都跑到商场前的空场上辩论去了。顾客也没法买东西了，于是也都涌到空场上看热闹。辩论时两派组织成员“捉对厮杀”，每两人一组就站在那里吵。我们看到有一对比较有意思，那是一男一女，那男的口若悬河，咄咄逼人，那女的口才不行，脸憋得通红，明显处于下风。那男的每一句都以“你们尖兵”开头，例如“你们尖兵根本就不听毛主席的话”，“你们尖兵从来就没有按照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办”等。那女的被逼急了，突然就提高嗓音喊道：尖兵怎么了？尖兵扎你！”顿时旁边的人都笑了，连她的对手那男的也笑了。在当时，辩论是严肃的革命行动，不管你说的在不在理，起码在表面上要把语言组织得像个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而“尖兵扎你”显然已经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更像是小孩子吵架耍无赖的幼稚语言了。

插图2

“那时北京红卫兵的革命和造反可以说是无界限的，他们甚至敢用欺骗的手段，用孩子出车祸了这种家长必会慌神而丧失警觉的谎话把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从中南海里骗出来抓到清华大学去开批判会。”
图为文革中红卫兵在批斗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给她脖子上挂上用乒乓球串起来的假项链
红卫兵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造反。造谁的反？当然是造走资派的反。走资派是文化大革命创造的又一个新词，走资派的全称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革语汇）。那时的逻辑就是：只要是领导，就是当权派，只要是当权派，他必定是走资本主义的，因此他就是名正言顺的走资派，就必须打倒。打倒了就开批斗会，昨天还是学生们尊敬的校长，今天成了走资派，你就可以往他脸上吐吐沫。他如果忍了还算是聪明，如果敢回吐你，你就可以给他一耳光，甚至可以鼓动一群同学把他打个半死甚至打死。这么说绝对不是耸人听闻，如果在被红卫兵或造反派批斗时态度不好，也就是说不承认各种强加的罪名，那被打死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别说是一个小学校长这种小走资派，上至部长的高官都逃脱不了被打死的命运。文革开始时还有煤炭部，煤炭部长张霖之应该是个硬骨头，他始终不承认造反派强加给他的罪名-彭真反党集团的死党，被认为是顽固不化，对他的批斗不断升级，在被关押的一个月中遭到多次毒打，打人的工具从最初的皮带最后上升到铁棍，最终他是因为后脑骨被铁棍打至碎裂而死亡的，他成为在文革期间第一个直接因毒打致死的部长级干部。但在当时，就这样老百姓打死了部长这么大的事，也无任何人担任何罪负任何责，因为部长已经被定性为反革命分子了，是阶级敌人，所以打死了白打。那时候打死的最多的是中小学校的校长和老师，因为红卫兵们本来就是他们的学生，和他们朝夕相处，对他们最熟悉，因此也就最容易找到他们的“罪行”。被打死的人数第二多的群体是出身不好的人。那时候红卫兵们会到派出所和街道居委会去查，很容易就可以找到哪些家庭是地主富农资本家出身，然后就上门去抄家批斗。如果在抄家批斗中你态度不好，那分分钟就可能打死你，因为那时打死出身不好的人和打死一只老鼠也差不多，根本就没人敢说个不字。北京在1966年下半年有过一段打死人的高峰，尤其是1966年的8月份，在民间被称为“恐怖红八月”。不但市区红卫兵多的地方打死人，连北京郊区的农村也有打死人，而且因为没人管，有些地方打死的人还更多。例如北京郊区的大兴县有个“八三一事件”，就是说在1966年8月31日这一天，在大兴县就有300多人被打死，因此叫八三一事件。1966年下半年在北京有多少人被打死了至今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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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连载 4

　　那时候红卫兵多到什么程度，就连我这个才11岁的半大孩子竟然也参加了一个红卫兵组织，而且这个由我们自发成立的红卫兵组织居然也存在了半年多时间。那是1966年秋天，由于已经停课闹革命了，无学可上了，我们就整天在外面“看革命”，就是到处看打人、抄家、剃阴阳头、批斗地富反坏臭老九、各种组织之间辩论、游行、撒传单，看各种红卫兵组织招摇过市。有一天，一个叫何小舵的大男孩召集我们开会。参加会的都是住在三里河一区的孩子，也就是说都是计委子弟，而何小舵是住在三区的，因此不知道他父母是哪个部的，也忘了是谁把他找来的。何小舵比我们大个两、三岁，因此他当时也不过就是十三四岁的样子，但比起我们已经是既有主意又有力气的大哥级的人物了。他说，我们也成立一个红卫兵组织吧，这样我们就也可以闹革命而不仅仅是看别人革命了。我们都赞成，也很激动，一致同意并立刻推举何小舵担任我们的司令。每一个红卫兵组织都有一个名字，如“西纠”、“联动”，或者“XXX造反公社”、“XXX战斗兵团”，等等，有多少想象力就有多少红卫兵组织的名字。当时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说我们叫“星火燎原战斗兵团”吧。大家都说好，这名字响亮，就确定下来了，并确定了简称，叫“燎战”，就像首都红卫兵西城区纠察队简称“西纠”，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一样。作为一个正规的红卫兵组织，有三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印章、红袖箍，和红卫兵证。我们马上行动，刻个印章容易，找个刻字社，给钱就行，不要介绍信，因为刻的是红卫兵组织印章，不是什么正规单位，因此手续简单。制作红袖箍也容易，也是给钱就做，不需要介绍信。可不知为什么，这红卫兵证比较麻烦，迟迟弄不来。没有红卫兵证，碰上别的红卫兵组织时无法出示，对方会怀疑你的正规性，所以红卫兵证是表明身份的重要文件，没有不行。一天，一个同学打听来一个重要情报：中古友谊小学的一个老师家里有空白红卫兵证。于是我们决定上他家去“要”。去之前我们还商量了战略战术：首先，晚上去，一来可以保证他在家，二来他想搬救兵大晚上的也不容易。其次，先礼后兵，先跟他要，如不行就打，因此去的人要多，皮带钢丝锁都要亮在手上，争取从气势上压倒他，尽可能不打他。那天晚上我也去了，因为我们全组织也就十几个人，因此必须全体出动，以壮声势。敲开了门我们就进去了，十几个人也站了满满一屋子。我们说让他给我们拿二十本空白红卫兵证。他开始不干，说得有介绍信，至少也得有人事先通知他。僵持了几分钟后，何小舵就给我们使眼色，我们就把皮带拉得啪啪响，有的人做出跃跃欲上的架势。几分钟之后那老师就屈服了，说好吧，我给你们拿。就这样，红卫兵证也到手了。红卫兵组织都是隶属学校的，如清华井冈山是清华大学的，天派是北航的，地派是地质学院的。我们没学校隶属，一商量，就写我们的小学，中古友谊小学。从此中古友谊小学这么个小学也有了红卫兵组织了，就是我们燎战。成立了红卫兵组织，我们的第一个革命行动就是把中古友谊小学给占领了。那时学校都停课了，整个学校没一个人，我们就成了中古友谊小学的主人。我们知道，早晚得有人不服我们的正统地位，也不会甘心这么大一个校园全被我们占着，因此我们得“准备战斗”。我们搬了很多砖头堆在三楼一间教室里，这里正对着学校的大门，而且我们位于三楼，下面往上扔砖头费劲，而我们居高临下扔起来省劲得多。

这一仗还真没躲过去。有一天就来了另一拨红卫兵，叫我们“燎战”退出中古友谊小学，由他们来占领。我们当然不答应，双方就打了起来。他们躲在学校大门两侧的围墙后面，只要从大门处一露头，我们就扔砖头，他们就赶快再躲到围墙后面。他们也往楼上扔砖头，把教室的玻璃全打碎了。不但我们这间教室的玻璃都打碎了，因为他们扔得不准，连两侧教室和二楼教室的玻璃也打碎了不少。双方你来我往打了一、两个钟头，他们始终攻不进校门。当然，我们也被封锁在学校里出不去。后来他们就在下面喊话：要求停战，他们派人上来谈判。我们同意，让他们派两个头头上来，其他人不许进校门，否则我们就把谈判代表绑了当人质。然后我们双方就在教室里开始谈判。那时兴大联合，立场差不多的红卫兵组织都联合起来以求人多势众。我们也是谈联合，那就看双方立场差别大不大。因为双方都是半大孩子，谁也说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就是说干脆也别打了，两个组织联合，共同占领中古友谊小学。谈判中间出了个插曲，差点使谈判破裂。本来双方已基本谈妥可以联合了，结果他们一个人又问了何小舵一个问题：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何小舵一愣，不知道该回答什么，就说：你们等一下，我们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于是就叫他们等，我们到另一间教室里商量。何小舵问我们：他们问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我们的信仰是什么呀？我们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信仰是什么东西，只知道这个东西挺高大的，不能瞎答一个让对方低看了我们。结果有一个同学就说，他哥哥是中学的红卫兵，那天听他们说到什么“红胡子闹革命”，咱们就说咱们信仰“红胡子闹革命”行不行。何小舵想了想，说，我看行，咱们就算是信仰“红胡子闹革命”吧。然后我们又返回去，告诉他们我们信仰“红胡子闹革命”，你们如果同意我们的信仰，咱们就可以联合了。这回轮到他们发愣了。他们说他们也要商量商量，于是俩人就退到房角处低声嘀咕。我们那时很紧张，不知道我们这个“红胡子闹革命”会引发什么结果。过了片刻，他们回来了，说，我们同意你们的信仰“红胡子闹革命”，我们同意和“燎战”联合。我当时心里觉得很好笑，就这么一个连我们自己都不明白的“红胡子闹革命”，他们居然还就同意了。于是我们就联合了，他们那个组织叫什么我忘了，反正从那天开始只有他们的人和我们“燎战”的人可以进中古友谊小学，其他人进来我们都要盘问，看他们是干什么的。如果是闹革命的目的，比如押着他们的老师来开批斗会，那是可以进来的。我们也是红卫兵啊，当然要支持革命行动的。那时隔三差五就会有一群学生押着他们的老师进校来开批斗会。在批斗会上，老师们挨几个耳光那是太家常便饭的事了,我还看到过把写大字报的一整桶墨汁从老师头上倒下来的情景，和听说在批斗女校长白智时，红卫兵们在她头上钉满了图钉的事。更厉害的我没有亲眼见到，但厉害的后果我是看到了。有一天，我院的一个同学说前两天从中古友谊小学校园内那个高烟囱上有一个人跳下来自杀了。因为是两天以前的事了，所以这一次我没有看到那个人的尸体。又过了两天，消息就得到证实了，跳烟囱自杀的人是中古友谊小学的教导主任赵谦光。我和赵谦光老师不熟悉，因为我在中古友谊小学只上了两年，但对赵老师还是有印象的，因为他是教导主任，每个新学期开全校大会时他都会出现在主席台上，而且他的个子很高，非常显眼。我不知道他受了什么样的毒打和污辱，但一定是常人难以忍受的，否则一个人不可能轻易走上绝路。事后我到那个烟囱那去看了，烟囱一切如常，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只是烟囱侧壁上那一溜铁梯子的下面几层被密密麻麻地缠了很多铁丝网，这显然是为了防止再有人爬上烟囱自杀。这个烟囱我们以前经常爬，胆子大的同学敢一直爬到烟囱顶，像我一般爬到烟囱半截就不敢再向上爬了。当时我想，现在即使没有这些铁丝网，这烟囱今后我也不敢再爬了，这个烟囱曾经是我们的玩耍之地，我以前看它觉得它像玩伴一样亲切，现在它竟成了杀人之地，现在看见它只让我感到恐怖。
我们要时刻防着别的组织来“夺权”，因此还要备战，随时准备反击可能的进攻。那时因为停课了，因此所有的课桌椅都集中堆放在几间教室里，于是那几间教室就成了我们的练兵场。我们把桌椅摆成复杂的地道，在里面钻来钻去，练习着“巷战”和“地道战”。由于“地道”里很黑，有时候我们还用扫帚报纸等自制火把照亮。有一天晚上，可能是谁的火把没有完全踩灭，结果半夜着了大火。因为都是木质桌椅，着起来火势很大，一连来了四辆消防车才把大火扑灭。第二天早上我们去看了，几间教室被烟熏得漆黑，几百套桌椅焚烧殆尽。幸亏教学楼是砖砌的，消防车又来得及时，否则可能整座楼都烧毁了。那时候公检法系统基本上都瘫痪了，火扑灭了就算了，根本没有什么机构来调查一下这火是什么原因烧起来的，更没有什么追究责任和赔偿之类的事。自那天火灾以后，为了维修教学楼，学校大门被一把大铁锁锁上了，谁也不让进了，我们“燎战”也失去了这个阵地。
不久，也许是“燎战”还有了些名气，居然还有人来“抢班夺权”（文革语汇）了。那时候权就是那枚刻着“星火燎原战斗兵团”的印章，印章在何小舵手里，他就是“燎战”的司令。如果谁逼迫何小舵交出印章，他出示了这枚印章，我们就得认他为“燎战”的新司令。就好像古代那些江湖组织例如丐帮一样，谁举着那根祖传的打狗棍，谁就是丐帮的帮主。为了印章不被抢走，那些日子何小舵有家也不敢回了，怕被人晚上堵在家里。他整天东躲西藏，连我们也很少能见到他了。那时已经是1966年冬天了，他偷偷来一区时都是穿件军大衣，戴棉军帽，再戴个大口罩把脸捂的严严的。他时刻背一个军挎（即军用书包），里面就装两样东西，一个是那个宝贝印章，用红绸子包着，再就是一把菜刀，用报纸包着。后来，何小舵来的越来越少，我们去三区找了几次也找不到他。再后来，何小舵就彻底消失了，谁也不知道他是跑了还是死了。随着何小舵的消失，因为印章没有了，“燎战”也就无疾而终了，我的短暂的红卫兵生涯就这么结束了。
我不再是红卫兵了，但大街上的红卫兵越来越多了，因为从1966年8月到10月份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起，就开始了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连（文革独特现象）。当然，说是全国大串连，其实主要是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到北京来串联，因为北京是文化大革命的发源地，更是红卫兵运动的发源地，而更重要的是，毛主席在北京啊，说不定能见到毛主席呢。那时，亲眼见到毛主席那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如果谁在见到毛主席时再幸福地和毛主席握了手了，那这只手可就不得了了，从此舍不得洗了，而且会有多少人来握握这只手，就好像握到了毛主席的手那么幸福。毛主席头两次接见红卫兵都是在天安门，那我没法参加，因为那都是有组织的。但后面几次都是毛主席坐在敞篷车里绕着北京城转着接见排在马路两边的红卫兵们，这我们就可以参加了。忘了是第几次了，接见线路中就有我家附近的钓鱼台路，我们肯定不会放过这样的机会。提前几个小时我们就赶到钓鱼台路，站在大批大批的红卫兵人堆里。那天等了足足有几个小时，最后有人喊：毛主席来了！人群就乱了，都往前挤，那阵势能挤死人。我个子小，周围的人都比我高，我什么也看不见。最后等我挣扎着挤到前边时，毛主席的敞篷车早就开过去了，我什么也没看见！虽然毛主席八次接见红卫兵我都没看见毛主席一面，但其中发生的一些事情还是知道的，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毛主席给宋彬彬改名字的事。宋彬彬是宋任穷的女儿。宋任穷那是绝对的高干，因为1955年解放军首次授军衔时他就是上将了，而全军一共才只有55个上将啊。所以，宋彬彬是绝对的高干子女，因此她才能上天安门城楼，她才能有幸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这就是那个时代的特权，平民子弟是享受不到这种特权的。宋彬彬给毛主席戴红卫兵袖章时，毛主席就问她：你叫什么名字啊。他肯定认识宋任穷，那是从红军时代就跟着他闹革命的老部下，但他不可能连老部下的孩子也能叫上名字。宋彬彬回答道：我叫宋彬彬。毛主席又问：哪个彬啊？宋彬彬回答：文质彬彬的彬。毛主席就说了：文质彬彬不好，要伍嘛。从天安门城楼上一下来，宋彬彬立刻就改名为宋要伍了。这在当时，由毛主席赐名，这就相当于古代由皇上赐名一样荣耀。因为有毛主席亲自赐名，宋要伍后来可出名了，她成了当时北京红卫兵甚至全国红卫兵的象征性人物，连她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组织也成了很有名的红卫兵组织。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宋要伍他们肯定是更积极地闹起了革命，因为不久以后一个消息就传遍了北京，北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在批斗该校走资派时把校长卞仲耘给打死了。
因为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文革特有现象）的支持，那时对串联的红卫兵真是优待啊，坐火车都不用买票。你只要是戴着红卫兵袖章，说是去进行革命大串连（文革语汇），行了，火车随便上，随便去哪里都不用买票。不但不用买车票，到餐车吃饭也不要钱。因为红卫兵们是在干革命，是毛主席支持的，所以谁也不敢得罪他们，你敢不给他们吃饭，他们完全可以说你是反对革命。反对革命，那就可以当场开你的批斗会，甚至把你活活打死。那会儿的人也实在，不是红卫兵的人也不会冒充红卫兵去占那个便宜，或者说不敢冒充红卫兵。
红卫兵们不但坐火车不要钱，到了北京后吃住也不要钱。从北京火车站一出来，站前广场上就有红卫兵接待站，有人负责把红卫兵送到各个招待所去。最后，各招待所都住满了，就送到各个大学去，学校腾出学生宿舍给外地来的红卫兵们住。再后来，各大学也住满了，那时的中央文革小组也真会想办法，通知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也要设立红卫兵接待站，负责解决一部分红卫兵的住宿和吃饭问题。就这样，计委也接回来几百名红卫兵。计委接回来怎么办呢，也有办法，通知机关干部自愿去领人，根据你家的住宿情况，想领几个就领几个。我跟着我母亲去领过两回人。第一次领人是去的计委食堂。到那里一看，大食堂里人都满了，全是各地来的红卫兵。第一次我们领了五个红卫兵，我现在也记不得他们来自哪个省了。我们家一共就两间屋，全家挤进大屋，把小屋腾给这五个红卫兵住。那五个红卫兵是一个地方来的，五个人还是有男有女。那会儿反正也是革命时期，或者叫非常时期，大家睡觉反正也不脱衣服，而且都一心想着革命，谁也不去想男女之间的事，好像那时候人们的性别也都很模糊了，所以男女住在一起也绝不会出事。那几个红卫兵很奇怪，他们除了到吃饭时间就到计委食堂去吃饭以外，基本上不出门。而且他们整天把小屋的门关得严严的，也没什么响动，所以我总是很好奇他们在屋里干什么。有几次我找个借口（比如送水什么的）推开小屋的门，发现他们都是挤在那一张大床上坐着。我进去他们也不说话，就那么直盯盯地看着我，好像在用眼神问我为什么进来。每次弄得我也很尴尬，后来我就不再去看他们干什么了。因为能往家里领红卫兵，我父亲就给我姑姑写信，说如果她的三个孩子来北京串联，就去国家计委，这样我们就可以把他们领回我们家住。我姑姑的女儿韩小征1948年生的，大儿子韩三平1953年生的，小儿子西林1954年生的，那时都正是红卫兵年龄。不久以后，他们还真来了。这一次我和我母亲是去计委大楼接的，在几百个红卫兵中费了点劲才找到他们，然后把他们领回家。我记得领回家的不光是他们姐弟三人，还有两个他们的同学。照例，我们把他们安排在小屋。他们到底都是高干子弟，又来自大城市成都，见过世面，所以和上拨红卫兵大不一样。上一拨那几个人是成天不出门，而我表哥表姐他们几个是成天不沾家。每天一早就出去了，说是到各大学去串连去了，不到晚上都不回来。晚上回来跟我们聊上几句天就都困得打哈欠了，然后就都钻到小屋睡觉去了。他们在我们家大概住了有一、两个星期，然后就回成都了。一拨拨红卫兵串联来了北京，一分钱不花就能乘火车，在北京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在闹革命的同时还能把北京玩个遍，这样的好事在过去是没有人敢想的。等他们回去，在当地传经送宝（文革语汇）这么一宣传，那必定鼓动起更多红卫兵的串联热情，于是更多的红卫兵从祖国的四面八方一批接一批地涌入北京。到了1966年底，恐怕国家也受不了了，国库再有多少财力也经不住成百万上千万人这么消耗，于是在1966年年底和1967年年初，中央又连续两次下发通知，停止大串联，撤销所有的红卫兵接待站。于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全国大串联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不到半年时间就销声匿迹了。
1966年的下半年到1967年的上半年，那段时间是最混乱的。混乱到什么程度，混乱到任何人都有可能第一天还是打别人的人，第二天就成为被别人打的人；混乱到头一天这个人还是高高在上的国家领导人，第二天就成为戴高帽子坐飞机（批斗时的一种姿势，两人从后面把被批斗的人的胳膊使劲向上掰，第三个人揪着被批斗的人的头发使劲向上拉，）的被批斗对象；混乱到不管多高级别的领导人（全国只毛泽东一人除外）都不敢保证自己的平安，都可能在一夜之间成为“牛鬼蛇神”（文革语汇）。那时候打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太多了，开始还是全名全姓地说，例如说打倒吴晗、邓拓、廖沫沙，后来都嫌累赘了，喊口号也太长了不容易喊得整齐，干脆只提姓都不说名了，不熟悉国家领导机构的人都不知道打倒的是谁，也只管跟着乱喊。五十年过去了，我仍然清楚地记着这些人名，这可能也是我从小学外语的童子功吧。（此处补充一句：打倒可不是解除你的领导职务那么简单，解除之后就是无休止的批斗，逼迫你承认各种罪名。这些老共产党人受得了国民党的严刑拷打，但受不了自己人的冤枉，特别是有些既是共产党又是知识分子的人，他们更看重自身的名节和清白，所谓士可杀不可辱，就只有自杀以证清白了。文化大革命中第一批被打倒的吴晗、邓拓、廖沫沙，都既是共产党又是知识分子。邓拓是著名作家，人民日报社社长，于1966年自杀。吴晗是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于1969年自杀。三人中只有廖沫沙，官职没另两位高，学问没另两位大，因此可能知识分子的脆弱性少一点，挺了过来，后来活到八十以上而善终。）
这些都是当时人们整天喊的口号：
打倒刘邓陶！刘是刘少奇，中国的国家主席呀，头一天还站在毛主席身边一同检阅红卫兵呢，第二天居然莫名其妙就被打倒了（当然也不能说是莫名其妙，毛主席写了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矛盾直指刘少奇，于是刘少奇立刻就被打倒了。可以这样说，当时中国的一号领导人用造反派贴大字报的形式打倒了中国的二号领导人），从共和国的国家主席一变而成了“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文革语汇），再后来干脆就给活活整死了，死的时候连真名也不能用，火化单上填的名字叫刘卫黄，职业是无业人员，不明底细的人看到这个名字和这个职业，准以为就是火化了一个盲流呢；邓是邓小平，没错，就是毛泽东之后的党的第二代领导核心，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在文革初期，他是排在刘少奇之后的党内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以后被送到江西的一个拖拉机厂当钳工，因为据说他年轻时参加共产党之前在资本家的工厂里就是钳工，这次是让他干回老本行；陶是陶铸，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打倒以后他被押送到安徽囚禁，他在那里被诊断患了癌症，但中央不批准进行手术，于是死在了安徽，死后也不允许他的家属去料理后事。
打倒杨余傅！杨是杨成武，解放军高级将领，副总参谋长；余是余立金，解放军高级将领，空军政委；傅是傅崇碧，解放军高级将领，北京军区司令员。解放军的高级将领也被打倒了，说明当时军队也已经被卷进了地方上的文革运动中。当时有一个口号叫“三支两军”（文革语汇），三支就是支左、支工、支农；两军是军管和军训。既然有支左，解放军当然也要选一个左派组织来支持。如果这个左派组织不幸被中央文革小组打倒了，但是支持它的解放军不能倒（解放军这面旗帜永远不能倒），那就只好把它的首长抛出来打倒喽。
打倒彭罗陆杨！彭是彭真，当时的北京市市长；罗是罗瑞卿，解放军高级将领，当时是总参谋长，被打倒又被批斗，他不堪忍受，跳楼自杀，没死，摔断了一条腿。摔断了腿造反派也不放过他，用一个大筐把他抬到批斗现场继续批斗；陆是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部长；杨是杨尚昆，解放军高级将领，当时是中央办公厅主任。
打倒王关戚！王是王力，关是关锋，这两个人头一天还是领导文化大革命的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是打别人的人，第二天就成了革命的对象；戚是戚本禹，曾担任毛泽东的秘书，是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的标志性文件《五一六通知》的主要起草人，也就是说，他是文化大革命的积极推动者，前边打倒彭罗陆杨的会议他是参与者之一，结果把彭罗陆杨打倒没多久就轮到他自己被打倒了。
有一阵子，除了毛主席、林副主席和周总理三个人之外，所有文革前的国家领导人都被打倒了。现在想想真是荒唐，如果这些人都是坏人，都是反革命分子，那中国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几年中都是在一群坏人领导下的吗。但当时没人这么想，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是代表毛主席的，他们说打倒谁那就是毛主席要打倒谁，毛主席说是坏人的那一定就是坏人。
那时政治人物上台下台之快令人眼花缭乱，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没几天又被赶下台。
那时候文化艺术界受的冲击最大，因为他们写书的写历史，唱戏的唱历史，而那时历史是最容易被归入四旧的。那时，人们不时听到某一个人们熟悉的文化人甚至艺术家又自杀了，在从1966年到1968年短短的两年内，这样的人名可以列出一串：
著名作家，“茶馆”、“四世同堂”和“骆驼祥子”等名剧的作者老舍投太平湖自尽；
黄梅戏艺术家严凤英吞安眠药自杀。自杀后被军代表命令开膛破肚，说要看一看有没有把搞特务活动的发报机藏在肚子里。那时候，这样荒唐的理由都有人信，或者即便不信也不敢不执行军代表的命令。开膛时把严凤英的尸体脱光，赤条条陈在案上，军代表就站在跟前盯着看，说道：我虽然没有看过你演的戏，但今天我看到了你的原形；
著名翻译家傅雷竟是夫妻双双在同一天结伴上吊自杀。
容国团、傅其芳、姜永宁，当时国家队的三个乒乓球运动员，因为球打得好当时被称为中国的“乒坛三杰”，尤其是容国团，是在庄则栋之前在第25届世乒乓赛上夺得男单世界冠军的中国乒坛第一个世界冠军。他们就是普通的运动员啊，而且都是才30多岁的年轻人，可在文革中，容国团被认定是国民党特务，傅其芳被认定是国民党三青团成员，姜永宁被认定是日本汉奸，三人竟于1968年4至6月在短短三个月中相继上吊自杀。
那时有多少文化人自杀谁也没统计过，就我耳熟的文化名人在文革中自杀的起码还能写出下列：上官云珠、杨朔、言慧珠、小白玉霜、关露、赵惠琛、翦伯赞、顾而已、范长江、周瘦鹃、顾圣婴、罗广斌、舒绣文、李广田。在一个没有发生战争、没有外敌入侵的和平年代，能有那么密集的文化人自杀现象，仅这一个现象就可以证明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一个多么荒唐的时期。
（注： 这些名字对今天的年轻人没有任何意义，就是一些人名而已，而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些可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甚至如雷贯耳的名字呢。上官云珠是著名电影演员，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那个时期最著名的电影；杨朔是著名作家、散文家，他的作品收在小学和中学的课本里；言慧珠是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小白玉霜是著名评剧表演艺术家，评剧中的白派艺术就是因她而命名的；关露是作家，也是个传奇的红色特工，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足可以编一部电视剧；赵惠琛是著名话剧演员；翦伯赞是著名历史学家，而且在当时被喻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翦伯赞也是夫妻双双自杀，他死后人们从他口袋里找到两张纸，一张纸写着：实在没有什么可交待的。另一张纸居然写的是：毛主席万岁；顾而已是著名电影艺术家；范长江是著名记者；周瘦鹃是著名作家，鸳鸯蝴蝶派的代表；顾圣婴是著名女钢琴家，她是在批斗会上惨遭批斗者扇耳光的羞辱之后和母亲及弟弟三人开煤气自杀的；罗广斌是著名作家，红色小说《红岩》的作者，那本书在当时家喻户晓，里面的人物如江姐、许云峰等都是那时青年人的心中偶像；舒绣文是著名电影演员，主演过《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电影，那时中国电影界有个四大名旦之说，她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人是秦怡、白杨、和张瑞芳）。李广田是著名散文作家，曾出版长篇叙事诗《阿诗玛》，电影《阿诗玛》即是根据该诗改编拍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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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风暴”，“二月逆流”，“砸烂公检法”，“百万雄狮”，“火烧英国代办处”， 光听听这些名词也可以想象出那段时间国家已经处于多么不正常的状态了。
一月风暴是指1967年1月份发生在上海的造反派夺权行动。上海当时势力最大的造反派组织叫“工总司”，在他们的司令王洪文带领下工总司的工人们冲进了上海市委，抓了上海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当场就宣布他们不再是市委书记和市长了，而是走资派和反革命了，直接就押往批判会会场去批斗了。然后造反派们就效仿法国大革命时期的巴黎公社成立了一个上海公社，由它来代替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成了一群工人来管理上海这座人口上千万的中国第一大城市。他们的造反夺权行动居然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而且还给他们提了个建议，说为了避免人们以为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里成立了一个人民公社呢，建议他们把上海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有了毛主席的支持，各省的造反派群起效仿上海造反派的革命行动，纷纷夺了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权，成立革命委员会，那时每隔几天或几个星期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就登出来了，哪个省的革命委员会又成立了，直到一年后的1968年9月全国所有的省都成立了省级革命委员会，实现了“祖国山河一片红”。为了庆祝这一胜利，当年邮电部还专门发行了一套邮票，就叫“祖国山河一片红纪念邮票”。
1967年1月有上海的“一月风暴”，2月份就是北京的“二月逆流”。“二月逆流”本来就是国务院的一次普通的讨论工作的会议，结果在会议上以陈毅、徐向前、谭震林等老资格元帅们为代表的不赞成造反派夺权的所谓右派和以康生、陈伯达、张春桥为代表的支持造反派夺权的所谓左派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据说谭震林气得拍了桌子，因使劲太大把手都拍骨折了。最后官司打到毛泽东那里，毛泽东支持了左派，于是老帅们的行为就被定性为反对文革的“二月逆流”，陈毅等五个副总理和徐向前等四个军委副主席全部被打到，从此文化大革命就进入了再无人敢反对的最疯狂阶段。
“砸烂公检法”可不仅仅是一个口号，当年还真有公安部、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三家联合给中央的报告，请求大幅度裁撤公安和法院工作人员，把犯人从监狱里放出来，交给人们群众去监督改造。就这样的报告中央也批准了，导致公安局派出所除了搞运动什么案子也不管。
武汉当时有两个大的造反派组织，“工总司”和“百万雄狮”，各自都有几十万人，百万雄狮的人数更是多达120万人。这样两个造反派组织相互对立，最后发展成武斗，先用铁棍等冷兵器，最后发展到动枪动炮，双方都死了不少人。在一个和平年代，在一个大城市中有两支人数上百万的武装力量开枪开炮地对打，当今世界上还有哪一个大国发生过这样的事？
火烧英国代办处是1967年8月在北京发生的。据说在香港闹革命的红卫兵被港英当局抓了，于是在北京上万名红卫兵围住了英国代办处，要他们放人道歉。在围了几天后，最后围堵演变成进攻，在8月份的某一天晚上，红卫兵们分三路冲破了由解放军战士守卫的英国代办处的围墙，把英国代办处的办公室砸了，把院长里的英国外交牌照的车全烧了，还把躲进地下室的英国代办用烟熏的办法逼了出来，打了个头破血流还把他摁倒在毛主席像前跪着请罪（那时的红卫兵倒是一点也不崇洋媚外）。此事闹到周恩来不得不代表中国政府向英国政府道歉，并全额赔偿英国代办处的财产损失。

下面这些事都发生在那段混乱的日子里，而且都发生在我的身边。
有一天，我母亲拿了一把锯，在家里锯她的高跟鞋的高跟（其实顶多算是半高跟）。她说，这鞋还好着呢，可是不能穿了，大街上见穿高跟鞋的就给你扒掉，说不定还打你呢。可是扔了又太可惜，把高跟锯掉了还能穿。本来，她有几身漂亮的旗袍，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她再也没有穿过旗袍了。
我们小学部的同学没有红卫兵组织，停课闹革命就回家了，而中学部的学哥学姐们正可以全心全意地闹革命了。校长莫平被打倒了，党委书记程壁被打倒了，教导主任姚淑禧也被打倒了。他们都遭受了我们学校中学部的红卫兵的毒打和折磨，而且一定是常人无法忍受的毒打和折磨。因为，校长莫平和教导主任姚淑禧都自杀了。姚淑禧1966年8月在我们学校的一个厕所里的水管上上吊自杀，据说她那一天遭到前后五拨红卫兵的毒打，实在挺不下去了。姚淑禧一个江南女子，长得文静清秀，说话慢条斯理，可红卫兵打她还不算，还对她百般凌辱。他们把她剃了阴阳头，还把从厕所里找来的厕纸篓扣在她的头上。我们班的女同学钱德超亲眼看到了那一幕，她写到：那个厕纸篓是金属丝编的，当时就有尖锐的金属丝划破了姚主任的脸，鲜血顺着她的脸流下来。姚淑禧在留下的遗书中写到：我实在受不了了。校长莫平个子不高，偏偏我校两个副校长雷力和张树勋都是大个子，开大会时他们一起站在台上时更显得他矮小，再加上戴一副白边眼镜，我们这个莫平校长从外表看就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他从1966年被打倒，到1968年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一直处于不断被批斗和折磨的境地。（注：当时我们学校的党委书记程壁也被打倒了，她也受到了毒打和折磨，但她没有自杀，挺过了文革。多年后在回忆文革遭遇时她这样写到：我和莫平等人被关进学生宿舍楼一层东侧一间装有铁栏窗的屋子里。在被关的日子里，对我们实行了残酷的专政，每天上下午几个学生轮流到屋里来对我们训话，训话时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是一通拳打脚踢，动不动就打嘴巴，打得我们皮青肉紫。有时用脚踢我们，直到把人踢得倒在地上才罢休。我们几个人每天早晚都要轮番挨打，莫平被打得最厉害。后来，每次听到打人者的训斥吼叫声，都会感到不可名状的恐怖。）1968年5月，莫平听说又一轮清理阶级队伍运动（文革语汇）马上就要开始了，他一定是预感到这次他肯定要被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去了（他是地主出身），于是在一个晚上跑到北京郊外的十三陵，在一棵树上上吊自杀了。莫平也留下了一封短短的遗书，其中写到：我不理解，我想不通，我不反党。莫平和姚淑禧都是解放前参加革命的老共产党员，而且都有地下党的经历，应该说他们都不是那么脆弱的人，当年地下工作那么严酷的环境他们都熬过来了，却熬不过文化大革命中的疯狂。那时我们北京外语学校的红卫兵在北京市都出了名了，因为打死或斗死了几个走资派，说明他们的革命性多么强。而且，他们打死的还不仅仅是走资派，居然还把我校一个普通的女校工刘桂兰也给打死了，而刘桂兰只有一个罪名，就是她被查出是地主出身。我校中学部的红卫兵们（他们也不过就是十四、五岁的孩子）在批斗刘桂兰时对她进行了毒打，使用的工具有铜头皮带和铸铁自来水管，还有练习拼刺用的木枪，最后竟当场把她活活给打死了，就在我们平时吃饭和开会的那个大礼堂的门口。当时,她的孩子只有几个月大,她还是个处在哺乳期的妈妈。至此，我认识的人中已有五个人是因为文化大革命而非正常死亡（李梅跳楼自杀，莫平和姚淑禧上吊自杀，刘桂兰被棍棒打死，赵谦光跳烟囱自杀）。

有一天在三里河三区的44中学，一派红卫兵把另一派红卫兵的一个头目给抓住了。那个红卫兵头目是我小学同学的哥哥，叫董维宁。红卫兵们把董维宁押进一间大教室，说是要开他的批斗会。我跟我们院的孩子也去看热闹，我们也都挤进了教室。开始说了些什么我也没听懂，反正是红卫兵们说他不老实，于是就开始用皮带抽他。那时因为都停课了，所以教室的课桌和座椅都是在教室的前部摞起来像山一样，这是为了腾出地方开批斗会和组织大的活动。董维宁被打得受不了了，他就往那摞着的课桌的高处爬，他爬上去用皮带就抽不着他了。红卫兵们就出去找了很多砖头回来。有人就扔砖头砸他，因为距离很近，这些砖头都准确地砸到他的头上和身上，几分钟之后他就已经头破血流了，又过了没两分钟他就失去知觉从上面跌下来了。那天估计因为都是一个学校的还算手下留情，这派红卫兵一看人已经昏迷了，批斗也不能继续进行了，就扔下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的董维宁撤退了。
有一天我近距离地看到了甚至还参与了一个抄家行动。我家住165门2号，抄家发生在隔壁166门2号。2号那一家我不太熟，因为第一，那家孩子的父母都不是计委的；第二，他家的孩子都比我要小，最大的女孩顶多上一、二年级，她的两个弟弟更小，还是学龄前儿童呢。虽然不熟，但因为离得太近，可以说是从大人到孩子，我们是天天见面。那家男人动手能力很强，成天自己鼓捣一些东西。那时候自行车很难买，要有自行车票，否则你有钱也不卖给你。有一个星期天，那家男人在后院摊开一大张油布，然后从家里一趟一趟搬出很多自行车零件，从车架到车轮子到各种零碎什么都有。我们很好奇，立刻围了上去。那男人说，买自行车要票，买自行车零件可不要票，他陆陆续续把自行车零件都买齐了，今天他要撺出一辆自行车来。我们都很惊讶，也很佩服，自行车在我们眼里那是多么复杂的一个机器呀，它只可能是在工厂里靠众多的工人和设备才能生产出来，谁见过个人能撺出一辆自行车来的。我们围成一圈，看他撺自行车。撺自行车肯定不是简单事，他也是一会儿装，一会儿拆，一会儿装不下去了就在那皱眉头。就那么装了几乎一天，到下午他终于把自行车装成了。我们对他那是从心眼里佩服。从那天起，那男人每天都是骑着他那辆组装自行车去上班。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北京兴起了一阵打鸡血，说是把大公鸡的血输进人的身体，能强身健体，百病不侵。那家男人就信了，正好他家也有一只大白公鸡，他就经常提着大公鸡到医院去打鸡血。因为男人动手能力强，所以我认为他不可能是走资派，因为走资派都是领导，是不可能也根本没那本事自己动手撺辆自行车的。那家的女人更是看着就像个没有多少文化的乡下妇女。可是，那一天，抄家就发生在他们家。
那天一大早，来了一群人，说是那男人单位的造反派，来抄家来了。男人不在家，说是已经被关在单位里几天都没回家了。造反派们把女人和一女两男三个孩子集中在院子里，然后就进入他们家开始抄家。我们都挤在后院他家的后门处，那时叫“围观”。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一幕是：一个造反派用双手很费劲地搬着一个大鱼缸走了出来。鱼缸里是假山水草，和五颜六色的金鱼。他走到那家的女人和孩子面前，再使把力把鱼缸高高举起，然后，使劲往地上一摔。鱼缸粉碎了，满地都是水和在地上翻腾的金鱼。女人不敢吭声，孩子们吓得直哆嗦。那个造反派很得意地转回身，又继续进去翻腾去了。那家我去过，他们家既没有像样的家具，而且从他们家孩子的穿着看，也不像是有钱的样儿。我们好奇的是从他们家能抄出什么值钱的东西来。过了一会儿，抄家的造反派们出来了，看样子他们也很失望，没抄到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围在那商量了一会儿，就走过来。他们把三个孩子关在他们家那间小一点的屋子里。在院子里，他们围成一圈，把女人围在中间，就开始批斗。批斗就是叫她交代问题，交代他男人的罪行。我也听不懂要她交代什么问题，估计那女人也不知道要她交代什么，只是一个劲地说：我不知道，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她说不知道，造反派就说她态度恶劣，就冲着她使劲喊口号，还有人上去扇她耳光。突然，那女人就紧闭双眼瘫倒在地上了。造反派们一看她昏迷了，就开始抢救。有压胸的，有拍脸的，可是她就是不睁眼。这时一个挺粗壮的女造反派说，来，让我来。她用左手托着女人的后脑勺，右手使劲地掐那女人鼻子下的人中穴。她是用指甲掐的，因此很快就掐出血了。这时那女人哼了一声，把眼睛睁开了。他们一看她醒了，就把她提起来站着，继续批斗。其实当时连我都看出来了，那女人是实在不知道要她交待什么，就想装个死，心想我昏倒了你们就不能再批斗我了吧。谁知那女造反派更狠，拼命掐她的人中穴，人中穴是很疼的穴位，那女人疼得实在受不了，只好再假装被抢救醒了，宁肯继续挨批斗也不敢再装死了。这时有造反派来说在他家里发现一个地洞，所有的人都来了精神。我们也纳闷，这是五几年苏联帮助建设的宿舍楼，地面都是厚实的水泥地面，这要能挖出地洞来那反革命或特务那就坐实了。造反派们都涌进他们家，我们也跟着挤进去看。我一看就明白了，哪是什么地洞，就是供暖管道的出口。计委宿舍是集中供暖，而且是水暖，因此在楼房的下面有长长的地道。这地道的高度可容一个人半蹲着行走，每隔一段距离就会有一个出口。我们家就有一个出口，出口平时是用一块两尺见方半尺多厚足有百八十斤重的水泥板盖着的。正好他们家也有这么一个出口，造反派就说发现地洞了。造反派把水泥板掀开，就派了几个人打着手电下去了。过一会儿那几个人上来了，说没搜到什么。从早上折腾到中午，造反派们准备撤退了。走的时候他们把那家的女人也带走了，说到单位继续批斗去。他们把三个孩子锁在小房间里，还让我们这些院子里的半大孩子帮他们“监视”这几个孩子。那天他们家大门后门全都敞开，任人出入。我们还真就认真地执行造反派留下的任务，过一会儿就去“监视”一下，看看他们有没有什么可疑的活动。屋门是锁着的，但门上面有一扇活动窗，是玻璃的，站在一把椅子上就可以从活动窗看到屋里的情况。我记得很清楚，那女孩说他弟弟想看书，我们就商量，说可以给他们看书，但是只能看革命的书。我们就在他家里翻找，最后就把一本毛主席语录从门上的活动窗给他们递进去了。想想看，她弟弟可是个还不认字的学龄前儿童啊。
那时，像我们这样的家庭不怕抄家，一是父母官都不大，算不上走资派；二是我们这个家是解放（1949年）后才成立的，因此不可能有什么能算得上四旧的东西。但那些有点儿解放前家底的人家是真怕呀，一旦有值钱的东西抄出来，那接下来就是批斗，伴随着的那就是打骂，弄不好打死了也是白死。因此，那时候很多人家就赶紧把值钱的东西以极低的价钱卖给收旧家具旧物件的商店（那时叫旧货商店），有些人家甚至连卖都不敢卖，怕被旧货商店的人揭发，因此都是趁黑夜把东西偷偷扔掉。扔也不敢扔在附近，比如扔在楼下的垃圾箱里，怕被人发现顺藤摸瓜找上门来。因此，那时在一些偏僻的地方，经常能“捡”到值钱的宝贝。
夏天，除了闹革命之外，我们打发时间最多的活动就是去玉渊潭钓鱼或游泳。有一天，我们几个男孩子又去玉渊潭游泳。到了东湖边，脱了衣服，我们就下水了。刚把脚伸进水里，我低头一看，浅水里有一个闪亮的东西，就弯腰伸手把它捞了起来。拿到手上我一看，原来是一个银元宝，和电影里看到的银元宝一模一样，差不多有鸡蛋那么大，托在手心里沉甸甸的。我兴奋地喊了起来：嘿，看我捡到了什么！周围的人都围过来看，都说这肯定是谁家怕抄家夜里偷偷扔在湖里的。他不可能跑大老远只为扔一个银元宝，这水里一定还有别的。于是大家就四散开来，都弯着腰在水里摸。这一摸不要紧，还真捞上不少东西。最多的是银元，都是真正的银元，俗称袁大头的那种，因为银元上印着袁世凯的头像。有的人摸到一个，有的人摸到几个，就这一小片水域摸上来几十块银元。还有就是照片，都用布袋子装着。因为都泡了不知道多长时间了，所以那些照片都快泡烂了，但还能看得出来，都是很老的歌星影星的照片，不用说，都是属于四旧的内容。我们正在浅水处摸呢，前边深水处一个男孩兴奋地喊了起来：我踩着个大家伙，不知道是什么。然后他就一个猛子扎了下去。片刻之后他冒出头来，所有的人都惊讶地瞪着眼，张着嘴，他手上居然举着一把长长的刀。我们簇拥着他上了岸，围成一圈研究这把刀。这把刀的形状我们太熟悉了，电影里，地道战里的鬼子龟田腰里挂着这样的刀，平原游击队里的鬼子松井腰里也挂着这样的刀，这是一把典型的日本指挥刀。刀长足有一米，重量足有三、四斤。从刀鞘里把刀往外一抽，明晃晃一点绣也没有。用手一试刀刃，奇怪，一点也不快。仔细一看，这把刀就没开刃。指挥刀为什么不开刃，一圈人谁也说不上是为什么。一看水里竟然有日本指挥刀，人们又转身往水里跑，都指望再捞上个什么稀罕玩意儿。但那天从捞上那把日本指挥刀以后，那片水域就再没捞上什么东西了。那时候人们觉悟都很高，而且又处在众目睽睽之下，谁也没有想把捞上的东西据为己有。大家商量的结果，都认为应该上交。交给谁呢，又是一阵商量，最后商量的结果是上交到最近的派出所，月坛派出所。那天的月坛派出所很热闹，每交上一件东西，民警都要进行登记，然后还要给上交人写一张收据，因此把几个民警也忙活了半天。那天我也拿到了一张收据，上面写着“上交银元宝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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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还兴打群架。有组织的红卫兵是组织对组织地打，那叫武斗。无组织的正处于青春期的半大男孩就以各个大院为组织互相打，叫约架。大院就是中央和国务院各部委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在北京盖的家属宿舍，这些宿舍都包括几十栋楼，住上几百上千户人家，而且大院里还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商场等，俨然就是一个小型的社会。计委大院在这些大院中算是大的，因为它虽然以国家计委为主体，其实还包括了国家经委、国家建委，和国家统计局。计委大院在北京西城区三里河，占了整个一个一区。大院里都是三层和四层的灰砖楼房，一共有300多个门洞，每个门洞有6户，因此有1800多户。每户少算点算4个人（那时还没计划生育呢，所以基本没有独生子女），整个计委大院里也住了近万人呢。人多，那肯定青年人也就多。计委是国家关键领导部门，高干就多，自然高干子弟也就多。高干子弟多自然就树大招风。计委大院高干子弟多，别的大院高干子弟也不少，尤其是军队的大院。这些高干子弟相互之间谁也不服谁，都想称霸一方，因此就经常互相约架。计委大院那时候约的群架不少，我就亲历了当时最有名的那场公安部大院血洗计委大院的战斗。那是在1967年的夏天，一个消息在计委大院里传开了，说公安部大院和计委大院约架了，而且是没把计委大院放在眼里，他们要“血洗计委大院”。因为公安部大院提前就下了战书了，因此计委大院早早就开始了准备。毕竟公安部大院是要来血洗的，因此计委大院那些日子是有些人心惶惶的。那次战斗的领头人是计委大院的两个高干子弟，曹玉生和曹金生两兄弟。他们的父亲据说曾当过中国驻越南大使。那时的驻外大使都不是职业外交官，而是像耿飚、黄镇、姬鹏飞那样的老革命，因此曹玉生和曹金生的爸爸是高干是毫无疑问的。曹家兄弟俩也确实是标准的高干子弟打扮，整天穿一身国防绿，挎一个军挎，里面不放别的，就是一把菜刀，随时准备和人打架。在准备的那些天里，曹家兄弟周围时刻有几十个和他们同年龄的男青年，后面还跟着几十上百像我们这样的半大小子，因此计委大院随时都有上百人准备战斗。而且计委大院的准备还颇具计划和规模。首先是把计委大院变成了一座城池，凡是入口都有人把守。因为计委大院的入口很多，因此为了集中兵力，必须减少入口数量，为此计委大院的孩子们居然把好几个十米八米宽的入口都用砖头垒成墙堵死了。我记得清楚的是北建委朝西的两个入口都这样堵死了。几个主要入口每天都有很多车辆出入，是无法堵住的，因此都安排了重兵把守。公安部大院来血洗的情形我至今还能清楚地记得，那天他们来的时间是下午。因为这战书是早下好了的，因此我们都知道当天要有一场恶战。每个入口处都有几十个曹家兄弟那么大的男青年，后面还有几十上百的半大孩子助威。男青年都手持各种武器，我记得曹玉生是手提一根两米长两头粗中间细的大棍。我还记得一个男青年找不到武器，从我们后院的一家阳台上找到一把拖把，用脚踩着把拖把头拽掉，拎着拖把杆当了武器了。我们当时跟着大队集中在中古友谊小学的东南角围墙外面，这位置可真是个战略要地，从这里向东可以增援三里河东口方向，向北可以增援红塔礼堂方向，向西可以增援计委食堂方向。等了没多一会儿，突然从东边就拐过来几十辆自行车，是公安部大院的人冲过来了。这边有人一声令下，几十块砖头就扔过去了，当时就有几个人头破血流地倒在地上。随着砖头扔过去，几十人提着重武器向前冲去。公安部的人远道来袭，他们只有皮带钢丝锁等轻武器，而且人也少，因此一下子就被击垮，可以说根本就没有像样的战斗，他们是调转车头就跑，跑得慢的就被逮住了。仅仅几分钟战斗就结束了，计委大院全胜。等我们这第二梯队的半大孩子敢进入战斗核心区了，我看到的是几个头破血流的人自己推着自行车被计委大院的人押着。这是我们这个方向的战斗情况，另外几个方向上的战斗基本相同，都是一阵砖头雨飞过去，都是几分钟解决战斗。计委大院的人很大气，还懂得优待俘虏，把这些人都送到三里河东口的门诊部去包扎伤口了。这场血洗计委大院的战斗我们还没打过瘾就结束了。这就是那个年代，这么大的群架，从准备到开打前后十几天，几个路口都被砖墙堵了，每天几十上百人在大院里跑来跑去，开打的当天几十个人头破血流被送进医院，可是从头到尾我们的辖区派出所月坛派出所都没有一个警察来过问一下，因为当时整个公检法系统也都在闹革命，基本上都处于业务瘫痪状态，月坛派出所的所长说不定正在所里挨斗呢。
那时，改名字也是一种革命行动，把一个带点封资修味道的名字改成一个红色的名字，那就是有革命觉悟的表现。我并不喜欢我的名字，但我居然没有趁着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把名字改了，现在想来一是政治上反应迟钝，二还真的就是思想觉悟低，从没想过在改名上革命一把，否则我改个红色的名字说不定就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了呢。我身边就发生了三起改名字的革命行动，至于宋彬彬改名宋要伍的事，那更是当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情。我身边这三起改革命名的例子，第一个又是我母亲。她本来叫苗惠芬，那名字用了几十年，当年参加解放军时都没有改过，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却改了。我母亲把名字改成苗青了。为什么改成青啊，因为毛泽东的妻子叫江青呗，因此当时很多女性改名为青以示向“江青同志学习”（文革语汇）之意。第二个例子是我小学同班同学腾五波的哥哥。他哥哥本名叫腾四初。藤四初是学钢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时他钢琴已经弹得不错了。那时候有个青年钢琴家叫殷承宗，他因为弹了那首著名的钢琴协奏曲“黄河”而在全国一炮而红。他并且因此受到了毛泽东夫人江青的赏识，因为江青那时是抓文艺工作的，据说钢琴协奏曲“黄河”也得到过江青的指导，就像那八个样板戏一样。殷承宗为了表示思想进步，把名字改了，因为“承宗”明显具有四旧的性质。他把名字从殷承宗改为殷诚忠了。腾四初跟殷诚忠学过琴，至少是得到过殷诚忠的亲自指导，因此他特别崇拜殷诚忠。于是在殷诚忠成为全国知名的名人不久后，腾四初也把名字改了，从腾四初改成腾诚忠了。你忠于毛主席，我也不落后，你诚忠，我也诚忠，连名字都跟你一样。当然，后来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江青的倒台，殷诚忠也失势了。于是，审时度势，他把名字又改回殷承宗了。自然，文化大革命一结束，腾诚忠也不再叫腾诚忠了，他也改回了原名，不过换了一个字，把文化味不太高的腾四初改成了更有文艺范儿的腾似初，后来再改成文化底蕴更浓的腾矢初。如今，腾矢初的头衔已经是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国家级著名指挥家了，但当年在文革中也未能免俗。第三个例子也是我的小学同班同学，他叫马力克。我们出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那时新中国成立不久，在众多资本主义国家的包围下，中国和马列主义的发源地、社会主义的老大哥苏联关系最密切，一个苏联老大哥的称呼，显示出那时中国人对苏联人的亲近。苏联那时对中国的援助也真不少，在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在中国进行了156项援助性建设，帮助新中国在短短几年间在经济上迅速站稳了脚跟。随着这156项援建项目，大批苏联专家也来到了中国。那时的中国是“一边倒”（当年语汇）地崇苏亲苏。就是在这种大背景下，马力克的爸爸给他儿子起了马力克这么个苏联味十足的名字。还不仅仅是马力克呢，马力克的哥哥叫马诺夫，他姐姐叫马丽莎，一家仨孩子全是苏联名。文化大革命前的五十年代末，中苏就已经交恶了，苏联早从老大哥变成苏修（当年语汇）了。但就是这样，马力克仍然叫马力克。但是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马力克就不敢再叫马力克了，再叫马力克可能或肯定会连累他的父亲，造反派就根据这一条就可以把马力克的父亲“打翻在地”（文革语汇），说严重点可以说他是苏联特务，差一点也可以说他是苏联的走狗，就这两条都可以使红卫兵们名正言顺地抄他的家，批斗他的父亲，甚至打死他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一家三个孩子全叫苏联名的真不多，这实在是“太反动了”（文革语汇）。所以马力克和他哥哥姐姐一夜之间全改名了，从媚苏崇苏的苏联名一改而成最极端的革命名，马力克改名为马继杰，马诺夫改名为马继峰，马丽莎改名为马继红。今天的人们看不出这几个名字为什么是最极端的革命名，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一看而知：继杰就是继承王杰，继峰就是继承雷锋。王杰是谁？是一个在投弹训练中为了保护民兵而扑倒在爆炸的手榴弹上英勇牺牲了的解放军士兵。雷锋是谁？也是一名解放军士兵，而且是一个据说是只做好事从未做过坏事的士兵。这两个人都是毛主席题过词表扬的人，都是当时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那继红呢？红色就是革命的意思，继红就是“继承革命事业”（文革语汇）呗。马继杰和他哥姐在文革后是否改回了原名我就不知道了，我最后离开马继杰是1971年，那时还是文革期间，他仍然叫着马继杰，而且是我们当中革命意志最坚决的人。那时我们都随父母去了国家计委五七干校（文革特有现象），因为我们年龄小，都送到离干校几十里以外的一所农村中学去住校，“和贫下中农子弟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文革语汇）。那时的生活太艰苦了，仅举两例：一是我是在那个学校才第一次知道虱子是什么样子。我对我的农村同学们说我从未见过虱子长什么样时他们都瞪大了眼睛，好像我是来自外星。于是有一天我在教室里，几个农村学生兴奋地跑来找我，说我们给你逮了个虱子，装在小瓶子了，你快跟我们回宿舍去看。当然在那天以后，我就经常在自己床上见到这种吸人血的小虫子了；第二是因为天天顿顿吃红薯面，难以下咽不说，还成天胃里泛酸水。有一天食堂准备中午改善一下伙食吃糊辣汤（一种河南饭食，河南人视为美食，糊辣汤之于河南人差不多相当于炒肝包子炸酱面之于北京人），被一个同学无意中发现了，他禁不住在院子里大喊了一声：中午吃糊辣汤喽！结果所有的教室都骚动起来，几百个学生发出的兴奋的低吼声传遍了整个校园，所有的班级都无法上课了。不知哪个班的学生先跑出了教室，别的班的学生一看也往外跑，结果发生了群羊效应，所有的学生都跑出教室往食堂跑，谁都怕去晚了排不上队吃不上这千载难逢的一顿糊辣汤。那天各班老师也都放任了学生们的“无组织无纪律”（文革语汇），那天学校也破天荒地没有处分任何学生和老师。因为农村学校的生活太苦，我们都受不了，就不想再继续在农村学校上学了。有的同学就跑回了干校，说我们不上学了，要和五七战士（文革语汇）们一样参加劳动。我们连那时有个军代表，什么事都得经过他批准。他是个比较左的人，你只要编出个革命的理由他就会批准。“和五七战士一起参加劳动锻炼”这个口号挺革命的，他就批准了，说“愿意继续在农村学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革命，回干校和五七战士一起参加劳动锻炼也是革命”。有他这句话那些跑回干校的同学就再不回学校了。有人带头我们就陆陆续续都回干校了，在干校起码不用天天顿顿吃红薯面啊。我是比较晚离开学校的（我这个人比较迟钝，在哪里一习惯就不想动了），我决定回干校时留在农村学校的干校子弟已经不多了，而马继杰就是其中之一。临走时我去他宿舍看他。他生病了，一个人在地铺上躺着，发着高烧，脸色腊黄，说话都是有气无力的。我说要不你也回干校吧，起码吃的好点，得病了有医务室可以看病。他当时对我说：我们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生活条件艰苦正是对我们的革命意志的考验。我不走，我选择在这艰苦条件下继续坚持战斗。他当时就是这样说的，而且看得出完全是发自他内心的。我当时觉得马继杰说那些话时有一种视死如归的悲壮。
更可笑的是那时候不但人改名，破四旧最厉害的1966年下半年，连东西都得改名。那时候凡沾洋的都得改名，你再说“洋火”就有人打你，你再说“洋钉”就有人打你。很多蔬菜是多少年前从外国引进来的，名字中就带“西”带“洋”等，这时候全得改名。三里河菜店的墙上有一块大牌子，那上面写着当天的各种蔬菜的价格，有一天我发现好几种菜名都变了：西红柿变成了“鲜红柿”，因为不能有“西”，洋白菜变成了“元白菜”，因为不能有“洋”，黄瓜变成了“青瓜”，因为不能有“黄”。你买菜得对售货员说：给我来两斤鲜红柿。最不习惯的是黄瓜，你说：给我来两斤青瓜，说的人和听的人都觉得别扭。当然这种太极端的做法不能长久，所以过了几个月后，当红卫兵破四旧的狂潮过去了之后，这些菜名又悄悄地改回了原名。
文化大革命使多少人的人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像上面提到的国家计委的普通女干部李梅、北京外国语学校的校长莫平和教导主任姚淑禧，他们的生命就这么以一种惨烈的形式终结了。我的命运还没有那么悲惨，但我的生活轨迹也因为文化大革命而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从天之骄子被打入了十八层地狱。
文化大革命前我是一帆风顺，命运好过绝大多数我的同龄人。我的父母都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刚成立没几年的时候进入国家计委工作的。中国那个时候实行的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的特点就是国家的全部经济活动都是按照计划来进行的，这个计划就来自于国家计委。所以可以不夸张地说，全中国的所有经济活动，从一年短期的到五年长期的，都是在北京三里河的那座国家计委的九层大办公楼里制定出来的。因此，可以说当时的国家计委是全中国权力最大的国家机关。因此，国家计委也是待遇最好的国家机关。作为国家计委干部的孩子，我从小就过着优越的生活。计委大院在西城区三里河，而计委保育院却远在十几里外的北太平庄。那是一片像城堡一样的建筑群，被计委接收来作了保育院。远，对别人是事儿，对计委不算事。每星期一的早上，我们在计委食堂前上车，一溜七、八辆捷克产斯柯达大轿车把几百个孩子送去保育院。每星期六下午，又是这七、八辆斯柯达大轿车再把几百个孩子送回三里河。那时北京的街上汽车很少，进口的大轿车更少，我们这个斯柯达大轿车队就像今天的国宾车队一样壮观威风。保育院院长是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据说从延安时期她就在延安保育院给中央首长们带孩子。可以想象，有这样资格的院长，计委保育院各方面的条件都是当时最好的。我从两岁到六岁一直在计委保育院度过，虽然这期间经历了中国的三年自然灾害，全中国饿死多少人，有说几百万的，有说上千万的，但我们从来没有一点感觉。1962年，到了七岁，我就自然地进了就在计委大院院子中心的三里河第二小学。那时中国和古巴的关系又好上了，北京市要命名一所各方面条件好的小学为中古友谊小学，好随时接待古巴朋友的参观。结果是三里河第二小学被命名为中古友谊小学，这就证明了该小学的设施和师资条件都优于北京市的绝大多数小学。我那时还算聪明，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所以深得我的班主任胡奚辉老师的喜爱。我记得有一次胡老师是这样评价我的：没有缺点，唯一的缺点是爱骄傲。那时如果学校给班里分来什么有名额限制的好活动，可以这样说，如果有两个名额那肯定有我，如果只有一个名额那八成也会给我。我能记得的是，有一年五一节，我们学校派代表去北海少年宫参加市里的庆祝活动，我们班只有一个名额，就是我去的。上到小学二年级，到了加入少先队的年龄了，我是第一批入队的，并且立刻就被老师选为小队长和中队委。我从小喜欢画画，那时还是学校美术组的成员，我画的一幅学习解放军的画还被学校作为礼物送给来学校参观的古巴客人。1964年，我上小学二年级，这时学校要从各班选出最好的学生参加三轮考试去上北京外国语学校。当时录取的比例是从全北京市几百所小学的几万名二年级学生中只招收四个班180人，那绝对是百里挑一的比例了。胡老师直接就找了我母亲，让她给我报了名。结果我也没让她失望，顺利地通过笔试、口试和体检三关，成了那年中古友谊小学唯一考进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学生。在北京外国语学校我继续顺利，继续是班上的好学生。那时我是中队体育委员，我们班上体育课喊操喊口令就是我。我画画的特长那时在班上也很突出，班里的板报从来都是由我操办。上美术课时，美术老师都是让我先在黑板上画出来，然后下面同学就照着我的画。在法语小班我也是好学生，孟老师那么厉害，但我不记得他曾对我发过脾气。有一年的六一儿童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要用多种外语播送中国小朋友致外国小朋友的节日贺信，这个播送就是由北京外国语学校小学部的学生们来录音的，其中的法语贺信就是我和我们法语小班的女同学李爱敏录音的。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的职业道路可以说是已经确定了的。我将按部就班连校门都不出在北京外国语学校从小学三年级一直上到高中毕业（北京外国语学校是从小学三年级到高中毕业的10年一贯制学校），然后上北京大学或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法语专业，因为到上大学之前我就已经学了10年的法语了。大学毕业我将被分配到外交部，成为职业外交官。
可是文化大革命使我这本已是板上钉钉的锦绣前程化为了泡影，而且，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更准确点说是从1967年10月复课闹革命开始，我就再没有轻松舒心的好日子了。因为从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中国就开始实行出身论（文革语汇）了。文化大革命以前没人问你的出身是什么，可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的人不但有一个名字而且还有一个出身了，而且这个出身完全能决定你的命运。现在的人都不知道出身是什么，简单说出身就是往上查三代，看你爷爷在土改时被定成了什么成分（文革语汇，而且本段下面几行将出现大量的文革语汇，我用黑体标出。这些词语现在的人已经看不懂了，而当年那都是使用率最高的词汇）。成分，这又是一个现在的人没听说过的历史名词，文革语汇。根据毛泽东思想中最重要的阶级斗争的理论，所有的中国人或被划归为剥削阶级，或被划归为被剥削阶级，无人能有例外。在农村，地主、富农是剥削阶级，贫农、下中农和雇农是被剥削阶级。还有一个中农，也算是被剥削阶级阵营的，但不算基本力量，算是团结的对象。在城市中，资本家是剥削阶级，工人是被剥削阶级。因为新中国是共产党领导下被剥削阶级推翻了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而建立起来的，因此被剥削阶级是胜利者，剥削阶级是失败者。在中国，从来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时候，所有的好事都必须是成分好的人才能有份，而成分不好的人可不仅仅是好事没份，而是想正常生活都不可能。人们如果知道你是剥削阶级出身，可以拿你不当人，可以骂你，可以打你，你若敢还嘴还手，那就叫反动气焰嚣张，那是可以把你打死而不用承担任何责任的。我们外语学校的普通女工刘桂兰仅仅因为她是地主出身就被红卫兵拉去批斗，批斗会上红卫兵对她又打又骂，她忍不住还了两句嘴，竟惹怒了这些当年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半大娃娃，棍棒齐上，竟然当场将刘桂打死在批斗会现场。不幸的是，我就偏偏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因为我的奶奶在土改中成分被定为富农（我爷爷早在土改前多少年就死了所以没有赶上土改，那他的富农成分就落到了我奶奶的头上），因此我们家的成分就成了富农。尽管我奶奶的三个孩子中就有两个在共产党的队伍中（我姑姑和我父亲），尽管我姑姑还嫁的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我姑父韩正夫是红军时期参加过长征的干部，在讲究论资排辈的共产党体制中，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人到了解放后基本上都是高干），都仍然无法（或者根本不敢）阻止在土改运动中把我家定为富农。我母亲家的成分是相当好的下中农，但是没用，填成分必须是填父亲家这一边的。所以，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开始，我以前的优越感就荡然无存了，我就再没有过舒心轻松的日子了。所有的好事你都不敢靠前，因为那时干什么都要填表，尤其是好事那更是要通过填表来把地富资本家子弟剔出去的，而那时只要是个表就有家庭出身这（该死的）一栏，而一填家庭出身你就露馅。把你的申请表扔到一边还算是好的，人家完全可以用蔑视的口气奚落你一句：就你这富农的狗崽子还痴心妄想呢。由于出身不好，入红卫兵没我的份，入团没我的份，当兵就更没我的份。所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是处处向前向上，有好事我可以放心大胆主动争取。而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只能处处向后，因为只有不去碰那些好事才不会引起查看家庭出身这件事，谁明知不行还自找其辱啊。我那时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填表，因为不管填什么表都有家庭出身这一栏，而那时偏偏就干什么事都要填表，甚至不干什么事也要过一段时间就填一次表。每次填表对我而言就像被抓进公安局受审一样害怕和难受，因为平时已被人不注意的富农家庭出身这时就会凸现出来。被剥削阶级当然是大多数，剥削阶级是少数，我们就会显得特别显眼，就好像别人都穿着衣服而我们光着身子一样。那时我不再觉得外语学校可爱了，我只想逃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那时军队干部子弟时兴走后门当兵，就是在正规征兵时通过在军队中的老战友关系把自己的孩子塞进去。那时当兵不但是避免上山下乡的好出路，而且能走后门当兵也是在军队中有关系的体现，是叫人高看一眼的荣耀。本来我也可以走后门当兵的，我姑父就是老红军，虽然解放后转业到了地方，但在部队中老战友关系还多得是，因此很轻易就把他的两个儿子都送进部队了。那时我父母也和我姑姑姑父商量了，看能否把我送到四川我姑姑家住一段，然后让我姑父找个关系把我送进部队。我姑父说，什么都好办，你近视眼（我是右眼弱视），没关系，你身体弱，没关系，我让他们收他们就得收。就是家庭出身这一关过不去，这是原则，硬杠杠，再硬的关系也没有人敢收的。于是当兵这条路就算彻底对我关闭了。
当兵也当不成，那就只能在学校继续熬着吧。1967年10月，中央文革小组又发通知了，上次是停课闹革命，现在要复课闹革命。去年是停课，今年是复课，但不论停课还是复课，都要闹革命。所以虽然复课了，但是也没有好好上过课。首先是真正学习文化的时间少了，被下面所说的“不是学生应该干的事”占用了，其次是所学的知识中政治性的东西挤占了学习文化知识的部分，而这些政治性的东西一旦政治风头一过，马上变得无任何用处，对一个人的知识积累没有任何帮助。那时的课本中古文是肯定没有了，传统文化的内容也没有了，因此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系统性被打断了。我们的语文课文中，增加了毛主席的著作，但是古诗词没有了，中国古代文学也没有了。那时候“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这四大名著都是禁书，像“金瓶梅”那种带有性描写情节的书那更是禁书中的禁书。唐诗宋词中除了少数描写了劳动人民的如“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和纯粹描写风景的如“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可以列入课本外，其余的统统不见。当代文学我们只知道一个鲁迅，那是因为毛泽东只对他一人评价甚高。剩下的就只有浩然的“金光大道”和“艳阳天”这种政治小说了。虽然我们是外语学校，但外国文学却是空白，西方所有著名作家的书都是禁书。像描写了一些底层劳动人民生活的作家我们多少还知道名字，如法国作家中的雨果、莫泊桑，左拉等，我们间或可以读到他们的作品中的一些片段，但他们的完整著作仍然是看不到的，因为书店里除了毛泽东的著作、马恩列斯的著作和鲁迅的著作外，没有其他人的著作。至于像斯汤达和大仲马小仲马等，我们被告知他们都是一些坏作家，在他们的小说中充斥着的是资产阶级人性论，即剥削阶级的贵族小姐是会和被剥削阶级的穷小子谈恋爱的，因此对革命的接班人是有毒害作用的，因此他们的书像“红与黑”、“茶花女”等那更是毒草中的毒草。即使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作家中我们也只知道一个高尔基，因为他是苏联的革命作家。但是高尔基到底写过些什么，也没有几个人知道，因为除了他的自传体的“人生三步曲”外，书店也没有见还有高尔基写的什么书。历史也成了阶级斗争的历史和破坏知识的历史。例如秦始皇，只是因为他焚过书坑过儒，和毛主席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基本一样，于是就成了一个有进步意义的好皇帝。至于秦始皇是以暴政而出名的，那不但不是什么罪恶，反而是应该赞扬的进步行为，因为毛主席都说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至于承载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孔子、孟子、老子的著作，那更是空白，因为孔孟之道早在文革初期就都被打倒了。孔子、孟子、老子，这只是一些名字，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曾写过什么著作，有过什么思想。尤其是孔子，那时甚至不能称为孔子，因为我们被告知“子”是对一个人的尊称，而孔子是反动腐朽势力的总代表，因此是不配称作“子”的，因此我们必须直呼其名叫他孔丘（在中国的传统风俗习惯中，对一个长者直呼其名是极为不尊重的），甚至直呼其名都太过优待他了，要叫他的外号“孔老二”，这已几近是骂人了。1968年我上初中一年级了，但是我们没有物理课和化学课，更没有生物课和地理课。所以，我的中学化学知识、物理知识这些理科的知识基本上都是零，历史和地理这些文科的知识都是靠自己因兴趣而看了一些书而有了一些零碎的了解，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可以说，我的小学最后两年和整个中学阶段基本上没有系统性地学过任何知识，说是学习知识的空白阶段毫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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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那时候，我们知识没学多少，倒是干了很多在今天看来不是学生应该干的事。比如挖防空洞。那时人们互相防着互相打，连国家也像是患了多疑症，整天宣传说苏联要侵略中国，因此要“深挖洞，广积粮”（文革语汇）。深挖洞就是挖防空洞，苏联飞机来扔炸弹了好有地方躲。那时候北京市的各个单位都挖防空洞，我们学校也不例外。挖防空洞先得选地方，一般是要选一片开阔的地方，不知道是革委会还是工宣队（这都是当时学校的领导机构）竟然选中了大礼堂旁边的桃园。本来那一片桃园里有上百棵桃树，春天时桃花盛开，蜂蝶飞舞，可算是我们学校中一个美丽的景致。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凡沾花沾草的那都是资产阶级坏习气，都在被打倒破除之列，这恐怕是选中桃园挖防空洞的革命理由。挖防空洞是个大工程，各班的学生都排了班，下课后轮流去挖防空洞。那时挖防空洞就是大开挖，像战争年代挖战壕一样，每个学生拿一把铁锨，挖一铁锨泥土然后使劲扔到壕沟的两边。挖了几天之后，那战壕就有一人深了，我们往上扔土也就越来越费劲了。有一天，忽然壕沟底下有人惊呼起来：死人！死人！挖防空洞挖到死人了，在壕沟里正挖土的同学都吓得面无血色，仓皇出逃。我们都跑到桃园去看，原来不知道是哪个同学，一铁锨下去，铲到一个圆鼓隆冬的东西，再一使劲，竟然挖出一个人头骷髅来，这还不吓死人了。后来才知道，几十年前，在建成外语学校之前，这里曾是一大片坟地，因此这地底下到处都是陈年尸骨。后来就越挖人骨头越多，吓得我们只敢在大白天才下去挖。后来防空洞是修好了，但从来也没用过。那时候全北京修了多少防空洞，全是白修，因为到底苏联飞机也没来轰炸。后来很多防空洞改建成了地下旅馆，算是找到利用地下防空洞的新用途了。如今北京有蚁族一说，就是说的住在由防空洞改建的地下旅馆中的人们，他们久居地下，像蚂蚁一样，因此被称作蚁族。
除了挖防空洞，为了准备打仗，我们还要接受其它的军事训练。最简单的训练是我们都学会了打背包。由军宣队的解放军战士给我们做示范，然后经过反复的练习，我们都能够用一根背包带子在一、两分钟之内把被子打成一个方方正正的背包。乱捆是不行的，背包带必须是“井”字形，大家的背包从外观上要“整齐划一”。不光是一条被子，在被子里面还要放置必要的用品，比如用换洗的衣服做成的枕头和毛巾牙刷牙膏等盥洗用具。打背包是最简单基本的军事训练，还有更复杂的，比如如何用步枪打飞机。我们被告知，如果美帝和苏修的飞机来轰炸了（那时也真厉害，中国是准备和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国和苏联-打仗的），解放军自然是要用高射机枪高射炮打的，但我们要“全民皆兵”，每个人用步枪也要对准天空，这才能叫敌机有来无回。军宣队的解放军战士在黑板上给我们讲解怎么样才能用步枪打下飞机。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是你不能瞄着飞机打，因为飞机是在几百上千米高的天上呢，而且还是快速向前移动，如果你瞄着飞机打，等你的子弹飞到飞机的高度，那飞机早跑到前面几百米的地方去了。那怎么打呢？你得用提前量打，即冲着飞机前面多少米的地方放一枪，等子弹飞到飞机的高度，飞机正好飞到这里碰上你的子弹，那么飞机就会被步枪打下来了。解放军战士告诉我们，步枪子弹打到机身上也可能打不透，但飞机的驾驶舱也是玻璃的呀，你要是碰巧把机舱玻璃打碎了，把飞行员打死了，那飞机不就掉下来了吗。理论上是不错，问题是这个提前量可不好计算，要考虑飞机的高度，还要考虑飞机的速度，这已经很复杂了吧，更要命的是不同的飞机的飞行速度是不同的，你还得先学会辨认是什么型号的飞机，战斗机和轰炸机那速度可是差远了，于是这个提前量变成了复杂无比的问题。当然最后美帝的飞机也没来，苏修的飞机也没来，我们也始终没有机会验证用步枪能不能打下飞机。
再一个是学农劳动。到1968年，继红卫兵运动以后，毛主席的一句话：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又在全国掀起了上山下乡运动。（上山下乡运动就是对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到1968年这三届的初中毕业生和高中毕业生（那时叫老三届），不像文革前的正常做法，毕业后在户口所在地的城市分配工作了，而是全部下到农村去当农民。当时当农民分两种，一种就是直接到农村去，到生产队里落户，叫做插队。另一种是到东北、新疆，或者云南等边疆省份，进入半军事化管理的成建制的生产建设兵团。据文革后的统计，当时全国上山下乡的城市户口毕业生共有2000多万。）我校中学部的学哥学姐们有去东北建设兵团的，也有去延安插队落户的。不但学生去，连老师也有去的，而且很多人还是自己主动要求去的。我的法语老师孟老师就是这样的人。我前边说过，孟老师是一个很单纯的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毛主席说的话都是对的。学校的文化大革命一般都是从批判“师道尊严”开始的。从那一天开始，孟老师不但再不对学生发脾气了，他甚至改得都“矫枉过正”了，他不让学生们再叫他老师了。他说：我比你们也大不了多少岁（他应该比我们就大个八、九岁），以后你们不要叫我孟老师了，就叫我老孟吧。上山下乡运动一开始，孟老师就向学校要求和初中部的同学一块去陕北插队。可以说文化大革命也使孟老师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孟老师小时候那也应该是养尊处优的。他的父亲叫孟鞠如，解放前是民国政府的资深外交官，大部分时间是在中国驻各国的使馆工作。因为他是学法语的，因此曾长期担任中国驻法国的商务参赞。他的几个孩子都是在外国出生的，而且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生的。在哪个国家出生，孩子的名字中就带那个国名中的一个字。孟老师叫孟庆苏，那个苏字就是苏联，因为当时孟鞠如在中国驻苏联使馆工作，孟老师因此出生在苏联。新中国成立前夕，孟鞠如干了一件大事，他率领民国政府驻法国使馆九名馆员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投向共产党，是当时轰动世界的大事。新中国成立后孟鞠如回了国，以后一直在外交学院教授法语。孟老师从苏联到印尼又回中国，虽然辗转多地，但从未真正吃过苦。现在，他竟然主动要求到生活最艰苦的陕北去当农民。而且，那时候人们去插队并不是临时打算，那是要转户口，要准备一辈子在那里当农民的。一个说汉语都不如说法语流利的人，因为文化大革命，竟准备一辈子当农民了。孟老师后来真去了陕北，他在那里插队劳动了整整三年时间，直到文革后期才被学校招回来继续当法语老师。那时我见到他时问他：你现在说汉语该比说法语流利了吧。他说是，现在说汉语是比说法语流利，但是看报纸还是觉得看法文版的人民日报比看汉文版的人民日报更容易。但是，从陕北回来后，孟老师就逐渐无法适应社会了。有一次我去看他，他的言谈已显示出他已经无法适应文革带来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风气的变化了。他对我说：我现在不能出门，出门就生气，在单位看不得那种对上级阿谀奉承，对下级颐指气使的小人做派，在社会上看不得各种歪风邪气，尤其不能进商店买东西，我看不得售货员对顾客的恶劣态度，我肯定要和他们争吵，所以，现在我们家买东西都是我爱人去。（这里得补充一句，不然现在的年轻人看不懂：顾客是上帝呀，售货员态度不好，如何卖得出去东西呢？文革时和现在可不一样，那时物资紧缺，人们买东西都像是求着售货员，而且那时商店都是国营的，售货员都是铁饭碗，因此那时的售货员高人一等，对顾客从无笑脸不说，还动不动就训斥顾客呢。）孟老师是那种性格特别直率的人，他看不惯的事情他是无法忍而不发的。忍不了售货员他可以不去买东西，都丢给他爱人，在单位你叫他如何忍呢。从此，他在哪个单位也待不长了。从陕北回来没两年，他就离开了外语学校，去了新华社。在新华社待了不到三年，他又离开新华社去了中建总公司，在那里当了几年法语翻译（其中大部分时间还是在国外，可虽然是在国外，但还是在中国的援外工程队伍中，因此他看不惯的人文环境并没有变化），等我几年后再到中建总公司去找他时，那儿的人说他几年前已经不在中建总公司了。至于他又去了哪里，没人能告诉我。从那次以后我就失去了孟老师的任何音讯。这就是我上面说的，文化大革命也使孟老师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1968年时我上初中一年级，还不到上山下乡的年龄，但我们也要学农，就是要经常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我们最常去的是四季青人民公社，一是因为近，走几里地就到；二是四季青人民公社当时是北京市在西郊树立的先进典型（文革语汇），他们也习惯了安排学校的学生来劳动。我们那时候经常去四季青公社劳动，所以每个季节的农活都干过。我记得有一次是初冬，我们又去四季青公社劳动。到了地头一看，是一大片白菜地。所有的大白菜都被拔起来了，码放成一摞一摞的。我们站成两排，听生产队长给我们布置当天的劳动任务。生产队长是个老农民，满脸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他张口就说：恁们今儿个这活茬儿呢……把我们逗得哈哈大笑，离城里没多远的地方，他们说的话竟然是这样的。那天我们要干的农活就是把每一颗大白菜外面的枯黄的烂叶子撕掉，让它变成一棵干干净净的新白菜，然后装车运到城里的菜站去。那天的天气非常冷，一棵棵白菜就像一个个冰坨子，撕几分钟手就已经冰凉了。可是我们谁也不敢戴手套，因为社员们都没有戴手套，干着农活儿还戴手套那是小资产阶级习气，是不能吃苦的表现（文革语汇），那肯定会在劳动后的总结会上受批判的。我有末梢神经血液循环不畅的毛病，到了冬天，即使身上不冷，手脚也是冰凉的。一到冬天，我手上脚上都要生冻疮，因此我冬天最怕用手碰凉的东西了。我当时心里想这是谁发明的大冬天赤手撕白菜叶这种活儿，好像是专门为了惩罚我而设计出来的。本来就生着冻疮的手，因为一整天都被这冰坨子一样的白菜冰着，冻疮就更严重了，两手肿得像馒头，都攥不成拳头了。最后肿得太厉害把皮肤都撑破了，从破口处往外流黄水，伤口一冬天都合不上，一直拖到第二年的夏天才完全愈合。从这以后，每年冬天我手上的冻疮都会复发流黄水，一直到成年以后才慢慢地好了。还有一次是在四季青公社的货场劳动，我们的任务是搬筐。货场东边像座山一样堆了几百上千个柳条筐，我们的任务就是把这些筐从货场的东边搬到西边，还照样堆在那儿。那个货场没多大，从东边搬到西边也就是三、四十米的距离，当时我实在想不明白那些筐堆在东边和堆在西边有什么不同。现在我有点想明白了，生产队长成天接待城里的学生来劳动，他哪有那么多活儿给你安排呀。可不给你安排又不行，学生们是来学农的，你还得支持啊。于是就给我们安排这么个活儿，把筐从东边搬到西边。说不定等我们走了，又一批学生又来了，生产队长就对他们说：恁们今儿个这活茬儿呢，是把这些筐从西边搬到东边。这样，就这一堆柳条筐，他就可以接待无数多的学生来学农了。如果真是这样，那他真是一个聪明的农民，把城里人都忽悠了。这倒真应了一条毛主席语录（文革语汇）：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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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种小学农外，还有大学农呢，就是要到农村去住上一段时间，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真正和贫下中农们打成一片（文革语汇）。1968年的夏天，我们学校就组织了这么一次。那个农村就远了，是在顺义县的一个叫“陈各庄”的村子，那离北京市得有七、八十里远呢。我们是先坐汽车，出东直门一直向东北方向开，后来到离那个村子还有几十里的地方就停车了，全部学生都下了车。这时已经天黑了，校领导说，下面的路要徒步走着去，既学农还要拉练，两者一块进行了。拉练也是那时候发明的，就是背着背包长途徒步行军，也是为了打仗而准备的。那时候也真奇怪，好像随时准备要和苏联人打仗似的。于是大半夜的，我们这几百个中学生，背上都背着自己的被子，排着长长的队伍，沿着漆黑的农村公路走了几十里路，到天亮才走到那个陈各庄。到村里后，我们被分到各家去住，每一户农民家安排四、五个学生。我和几个同学被领进一户人家，他们家专门腾出一间房子给我们住。进屋一看，靠前窗的一侧是一个大炕，两头顶山墙，和屋子一样宽。我们高兴极了，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睡过炕呢。谁知，我们住下的第一天晚上就出现意外情况了。晚上，我们并排躺在那大炕上，虽然劳动了一天挺累的，但是因为是第一天，什么都新鲜，我们就东聊西聊睡不着。躺了一会儿，我们发觉真的睡不着，这炕怎么这么热啊。拿手一摸，这炕真的是热的。这可奇怪了，此刻是大夏天，我们是来参加麦收的，总不会大夏天还给我们烧炕吧。于是我们就悄悄地下炕，悄悄开门，到屋外侦查一下这炕为什么是热的。我们发现外面有一个土灶，土灶后面就连着我们睡觉的房子。凑到灶眼前一摸一试，灶膛里还热得很，说明刚才这灶里还生过火。我们退回屋里，就开始分析，这家为什么要在大夏天烧炕。分析的结果让我们很兴奋：我们八成逮到了一个阶级敌人。贫下中农是不会大夏天烧炕来烫我们的，这家解放前一定是地主或者富农，所以他才会想出这种恶毒的手段，使我们在劳累了一天后也不能好好睡觉。当天晚上因为灶膛的火已熄灭，炕慢慢就不热了，我们后来还是都睡着了。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把昨晚的情况告诉了带队老师，让他联系生产队长，查一查这家人解放前是不是地主富农。带队老师相当重视我们说的情况，他让我们去正常劳动，他负责把这件事查清楚。当天收工回到村里后，老师就把我们屋的同学叫到一起，向我们宣布他今天的调查结果。调查结果令我们有些失望，这家不是地主，而是正宗的贫农。他昨晚是用那个灶烧了一锅水，因为我们是第一天住在他家，他一时忘了屋里炕上还睡着几个城里来的学生呢。当然，从那天以后，他晚上就不再用那个灶烧水了，一场热炕风波就这么过去了。那两个星期我们是真正地和农民们一起生活，一起劳动，我亲眼看到，尽管新中国已经成立将近二十年了，农民的生活仍然是很艰苦的。让我尤其想不通的是，农民是种庄稼生产粮食的，可是农民却吃不饱饭。为了省粮食，农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起来不吃早饭，扛上农具先下地干活儿去了。到上午九点钟下地的男人回来吃第一顿饭。这顿饭没有干的，而是玉米面粥，干活儿的男人饭量大，玉米面粥用小脸盆盛着，喝满满的一盆。我问他们为什么光喝粥不吃干的，他们说是为了省粮食，说如果用同样多的玉米面做成窝头，只能做几个，还没吃就没了，而做成玉米面粥能喝一大盆。他们的回答让我感到心酸，这不成了种庄稼的没饭吃了，这可是在社会主义的新农村啊。但那时候，这想法是不敢说出来的，说出来就成了对社会主义不满，那是要受批判的。
那三个星期中，劳动是辛苦的，但劳动之余的农村生活对我们这些来自城里的学生来说还是很有吸引力的。我结识了一对农民兄弟，他们叫申学光和申学深，收了工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玩耍。他们兄弟俩教我怎么掏麻雀窝。麻雀窝都在房檐下，砖墙顶上靠屋檐处的一些小洞就是麻雀做窝的地方。但哪个洞里有麻雀哪个没有呢，你总不能见一个洞就搬梯子爬上去掏吧，那你掏十回得有八回是空的。窍门是你得观察，如果老麻雀进出很繁忙，那肯定是麻雀窝，老麻雀得不时地叼回虫子喂小麻雀。再就是你站在墙跟前仔细地听，如果有小麻雀你会听到头顶上传来微小的鸣叫声。有一次我不小心掏了个蝙蝠窝，吓得我差一点从高高的梯子上摔下来。当时我站在高高的梯子上掏了一个麻雀窝，几只肉滚滚的小麻雀我已经掏了出来，小心地放在口袋里。我正准备下梯子，发现旁边还有一个洞，我想管它有没有，伸手掏掏又不费事。我把手伸进洞里，还真有一个毛绒绒的东西。我把它抓在手心里，把手从洞里退出来。我张开手一看，妈呀，哪是什么麻雀，是一只蝙蝠。这是一只母蝙蝠，因为它的肚子上还有两只小蝙蝠，它们都紧紧咬着大蝙蝠的乳头，吊在母蝙蝠的肚子上。我生平最怕两种动物，蛇和老鼠。这蝙蝠那就是会飞的老鼠呀，所以我是把蝙蝠归在老鼠一类的。手里抓着个蝙蝠，当下吓得我“啊”了一声把蝙蝠赶紧甩了出去，那蝙蝠顺势就飞走了。我赶紧爬下梯子，从那天起我就再不敢随便掏麻雀窝了，因为这下我可知道了，那窝里不光有麻雀，还有蝙蝠呢，更可怕的是说不定还有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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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课闹革命得闹革命啊，那时上课和以前不一样了，除了课本的内容像上面说的更革命化了以外，课间操改成了做毛主席语录操（文革特有现象）了，音乐课不唱歌改唱革命样板戏（文革特有现象）了。
本来，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学校的课间操可有特色了。我们小学部那个院子里有四个班，六个语种（英语、日语、法语、德语、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每到上午第二节课下课后，就是课间操时间。这时各班的同学按语种在院子里站好队，然后开始做操。做操时各班喊操都是用自己班的外语，这样就是六种语言一起喊。而且，为了让本班的同学们听清楚自己的语言，喊操的人还得大声喊，好压住别的班的声音。因此一到课间操时间，我们那个院子那叫一个热闹。我们三班就分法语和德语两个小班呢，我们法语班用法语喊1，2，3，4….：un,deux,trois,quatre,cinq,six,sept,huit, 旁边德语班用德语喊1，2，3，4….：ein,zweite,drei,vier,funf,sechs,sieben,acht。旁边还有英语的，日语的，六种语言喊成一团。到文革中复课闹革命时，也做课间操，但是改成做毛主席语录操了。毛主席语录操和课间操在动作上也差不多，关键是喊操不再是1，2，3，4….了，而是喊毛主席语录了。领操的人喊：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每节操就是一条毛主席语录，每一条毛主席语录对应的动作是不一样的，所以要记住也不是太容易的事。另外喊操的人要喊的有点节奏大家才能做得整齐，可是这不像1，2，3，4那么好喊，要把一段毛主席语录喊出节奏也是有点难度的，所以那时做毛主席语录操经常是不整齐的。除了做毛主席语录操，那时还兴起跳忠字舞。跳忠字舞就是伴着一首革命歌曲大家翩翩起舞。当时最经常用的革命歌曲是“大海航行靠舵手，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壮，干革命靠的是毛泽东思想”。跳忠字舞比做毛主席语录操更有难度了，因此也更不容易跳得整齐了。不过整齐不整齐那是次要的，只要你跟着跳就算是对毛主席表示了忠心了。有一段时间是全国都跳忠字舞，走到哪里都能看见跳忠字舞的队伍，那阵势有点像现在大妈们跳广场舞。但跳广场舞是自愿的，你可以参加进去，也可以站在旁边看。但那时跳忠字舞就不是自愿的而是必须的，你只要赶上了就得先放下手里的事先跟着大家一块跳，有点像穆斯林国家的每日五次的祈祷，时间一到，大家停下一切事情朝着麦加方向先跪下来。那时候，假如你在火车站候车室正等车呢，忽然大喇叭里传来忠字舞的音乐声，那所有的人都要马上站起来，跟着革命歌曲起跳。你要是还坐在椅子上不起来，那就是对毛主席不忠，那马上旁边就会有人训斥你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上音乐课就是教唱歌，而到了复课闹革命时，改教唱革命样板戏了。文革一开始，先破四旧，先从文艺界开始革命，老戏不许演了，老电影不许放了，音乐会也没了，舞会也取消了，所有的文艺活动最后就浓缩成了全国统一的“八戏三战”。八戏是八个革命样板戏，具体就是六个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和两个现代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文革后期又再排出京剧“杜鹃山”、“平原游击队”、“红色娘子军”等，使总数超过了八戏）。那时除了革命样板戏没有别的戏，连那些著名的老演员也只能去唱革命样板戏，否则你就没戏可唱。不但是没戏可唱，你若不去唱革命样板戏那说明你立场有问题，为什么过去唱四旧的戏那么带劲，现在唱革命样板戏就不积极了呢？就用这个推理逻辑造反派就完全有理由把你“批倒批臭，再踏上一万只脚”（文革语汇）。而唱革命样板戏自然就拥有了不被批判的护身符了。像“沙家浜”里就汇聚了一众著名京剧演员，赵燕霞、洪雪飞（饰阿庆嫂）、谭元寿（饰郭建光）、马长礼（饰刁德一）。著名裘派花脸传人方荣翔也在“奇袭白虎团”中饰演了志愿军团长，著名架子花脸演员袁世海也在“红灯记”中饰演了日本鬼子鸠山。三战是三部战争电影片，“地雷战”、“地道战”和“南征北战”。北京人有时说“八戏三战一哈哈”，这一哈哈就是柬埔寨的国王西哈努克亲王，他那会儿被柬埔寨的朗诺将军给推翻了，成了亡国之君只能呆在中国。因为他回不了国，只能在中国到处转，走到哪里他都是一付哈哈笑脸，再加上他的名字里有个哈字，所以被叫作一哈哈。那时在放八戏三战的正片之前一般都要放段纪录片，而这纪录片很大一部分都是西哈努克亲王在中国各地参观的影片，因此叫“八戏三战一哈哈”。什么叫全国统一的“八戏三战”啊？就是说那时候没有别的节目了，只有这八戏三战。你打开收音机，只要是文艺节目，肯定是八戏三战中的一个。你去电影院，演的还是这八戏三战中的一个。那时候不论你走到哪里，肯定在你周围的某个地方，房顶上，或电线杆子上，肯定有大喇叭在响。大部分时间是关于文革的内容，但有时候也播放文艺节目，那就还是这八戏三战中的一个。八戏可以听，反正是唱戏嘛，那电影怎么听？那时候电影也可以听，在小城市和农村那更是看电影少，听电影多，那时叫“电影录音剪辑”。尤其是这三战，因为听得次数太多了，很多人都可以把这三战整段整段地背下来。样板戏也一样，因为听得次数太多了，很多人都可以唱上几十段，甚至把一部戏中的所以唱段都唱下来。上音乐课时，我们的音乐老师一教样板戏才发现，她会的没有我们班同学刘仁来会的多。文革前刘仁来转学走了，据说是回老家了。到复课闹革命时他又转回来了，而且，这两年多没见，他身上多了一样本事，那就是会唱样板戏了。他会得可多了，你随便点一个唱段他都会唱，把我们佩服得不行，我就是受他的影响从那时候开始也喜欢上唱样板戏了。有一次上音乐课的情景我还记得很清楚，那天老师要教我们唱京剧版的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老师问我们：有人会唱这段吗？我们说，刘仁来会唱。老师就让刘仁来唱一下，刘仁来就唱了。他唱得是有板有眼，京剧味十足。唱完后老师说，唱得不错啊。我们说，他还会唱样板戏呢。老师说，那唱一段我听听。刘仁来就又唱了一段样板戏。老师说，还会什么，再唱一段。结果，刘仁来唱了一段又一段，一直唱到下课铃响了还没唱完。结果，那节课全听他的了，老师的“五湖四海”也没教成。

除了唱样板戏跳忠字舞，从1967年春天开始，还人人胸前挂一枚毛主席像章（文革特有现象），人人手里拿一本毛主席语录（文革特有现象）。1967年春天毛主席像章刚开始出现时只有一种，像人民币一分钱那么小，只有一种颜色黄颜色。那时候这种像章非常稀少，能搞到非常不容易，谁如果有一枚毛主席像章那是非常荣耀的事，那表明你不但是根红苗正的革命造反派，而且还是上头有人支持的造反派。我当时在最早一批人中就有了这种黄颜色的小像章，那还是因为我的父母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原因。那时候，因为是计划经济时期，不论要生产什么东西，都必须要通过国家计委列入计划，因此那时国家计委是很红火的部门。那时候什么新奇的东西设计研制出来了，都要先送到计委来，计委看上了才有可能列入计划呢。小东西都送到计委大楼里我们是看不到的，但那些大家伙是进不了大楼的，那就拿到计委大楼门口来展示。记得有一次是矿山车，开到计委大楼门口来了，先在广场上绕着圈开，然后就停在那里好几天。我们都去看，那轮子得有一人高。还有一次，是哪个厂家发明了一种照明灯，特别亮，号称“小太阳”。那盏小太阳于是被安装在计委大楼顶上。每天晚上一开，嘿，把计委大楼前的大广场照得通亮，很多人跑来看稀奇，还有很多人在广场上席地而坐看书，成了奇特的一景。话再转回来，这就是我为什么那么早就有了这枚毛主席像章的原因。因为生产厂要生产像章，也要列入计委的计划，因此他就送了一批毛主席像章的样品到计委。这样自然我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最早就有了一枚毛主席像章。但我也没能得意太久，没多久以后，估计生产这种革命性产品用不着计委再批准了，凡有铝制品生产能力的工厂都开始成批生产毛主席像章了，而且种类也越来越多，尺寸也越来越大，到最后都有直径15厘米那么大的毛主席像章了，那么大那么重的像章已经没法别在胸前的衣服上了，只能用一根绸带挂在脖子上。还有更极端的人，为了向毛主席表忠心，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胸前的肉上。到了那时候，上至国家领导人（除了毛主席一人），下至僻壤老农民，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共同的东西，就是一枚毛主席像章。周恩来比别人特殊一点，他戴的是一枚毛主席语录像章，一枚长方形的小像章，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那时全中国一共生产了多少毛主席像章呢？有一个统计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共生产各类毛主席像章20亿枚。文化大革命初期时的中国人口是六亿五千万，那就是合全国人民每人有三枚毛主席像章还多。今天的年轻人看到在朝鲜人人都佩戴金日成和金正日的像章，觉得朝鲜人愚昧可笑，不可理解，其实这一幕早就出现在五十年前的中国了，而且那规模和疯狂的程度远超过今日的朝鲜。那时毛主席语录也不止人手一册，我们外语学校的学生就不单每人有一本汉语的毛主席语录，还每人有一本外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像我就还有一本法文版的毛主席语录，孟老师教给我们这叫Les citations du président Mao（毛主席语录），或者叫Le petit livre rouge（小红书）。毛主席语录可不是你每天拿着就算完事了，你还得会背呢。由于那时候天天要学习毛主席语录，每天都重复读不知道多少遍，因此最笨的人也能背几段毛主席语录，聪明的人能把整本270页毛主席语录全背下来。为什么时过50年我还能记得毛主席语录有270页呢，不是我爱学习毛主席语录，而是因为当时流传甚广的一则传说。说得是红卫兵开陈毅（老资格的革命家，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批斗会，陈毅不服气，因为他闹革命的资格和毛主席都差不多了，毛主席1927年领导了秋收起义，他陈毅也参与领导了1927年的八一南昌起义呢。陈毅就说，连毛主席都说我陈毅是好同志呢。红卫兵们就质问他，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你陈毅是好同志。陈毅说，你们打开毛主席语录第271页，上面写着：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们赶紧翻毛主席语录，才发现毛主席语录只到270页，根本就没有271页，才知道遭到陈毅的耍弄了，当然那就对他批斗得更加猛烈了。由于陈毅的态度不好，从1967年开始他一直不停地遭到红卫兵和外交部的造反派的批斗，直到当时的中央先把他送到北京远郊区的南口机车车辆厂再送到更远的石家庄去接受劳动改造，才算把他以这种明贬实保的办法保护了起来。在最极左的那段时间，人们在干任何事之前都要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早上工人们在车间先集体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开机器干活儿。农民，那时都叫公社社员，早上在地头一站，先在生产队长带领下朗读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下地开镰收割。这叫“早请示”。晚上还得再来一遍“晚汇报”呢。工人们下班前得再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向毛主席报告一下今天有没有干错事，比如一走神加工出了两个废品，然后才能下班回家呢。农民也一样，收工后甭管多累，集合到地头再学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向毛主席报告一下今天有没有一分神锄草时锄掉了几颗麦苗，然后才能各自回家吃饭呢。这叫“晚汇报”。（注：那时候有一首革命歌曲《老两口儿学毛选》（毛选是毛泽东选集的简称），从河北兴起，之后唱遍全国。那首歌前两句的歌词是这样的：收了工，吃罢了饭，老两口儿坐在窗前，咱们俩个学毛选。现在想想实在可笑，先不说农民干完一天那么累的农活还有没有力气学毛选，只说两个老农民能识得几个字去学那么复杂的哲学著作呢，即便勉强读得下来那内容又跟他们的生产和生活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呢。这首歌曲存在的最大意义是它忠实地记录和反映了当时的文革现象。）我们学生呢，每堂课老师进来先不讲课，全班先集体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才开始讲课。最荒谬的是我在182厂图书馆亲眼看到一本文化大革命期间编写的《运八型运输机操作手册》，在应急故障排除一章中是这么写的：在空中发生紧急故障时，应严格遵守下列操作程序：1，全体机组成员集体背诵毛主席语录：我们需要的是热烈而镇定的情绪，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2，迅速检查下列仪表和设备：1，地平仪，2，空速表 …… 现在的人们会觉得这也太荒谬可笑了，飞机在天上出故障那就是一瞬间的事，稍一迟疑都可能机毁人亡，哪还要功夫先背一段不起任何实际作用的毛主席语录呢，可当时这样的操作手册就这么印出来供飞行员们使用。

那时在复课闹革命时还有一个令人特别头疼的事，就是开斗私批修会（文革特有现象）。开斗私批修会的时候，每个人挨着个发言，向大家说明自己最近又干了哪些坏事错事，头脑中又出现了什么私心杂念，然后把自己批判一顿。这种发言是很难把握的。首先，真正的大错误是不能说的，比如你在家里不小心把毛主席石膏像掉在地上摔坏了，那是绝对不敢说的，说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可是不疼不痒的小错误哪有那么多呀，可你要是在会上对大家说我最近没干坏事，没有私心，那也不成，那会议主持人一定不会放过你，会说连雷锋、王杰都偶然会有私心呢，你还能比雷锋、王杰的思想觉悟还高？那时有个说法叫“狠斗私字一闪念”（文革语汇），人家会说你连个私字一闪念的时候都没有，谁相信呀。所以，每次开斗私批修会时我可以说是搜肠刮肚地找一些不大不小的坏事和坏思想来把自己批判一顿。因为这种会都是要人人发言，人人过关的，有一个人没发言那也是不会散会的。我记得我那会儿列举过的自己的错误中有这么两件。一是乘公共汽车逃过票。有时候上了车才发现没带钱或钱不够，怎么办，那就只能逃票呗，这就是犯了一个错误。还有一个错误是进动物园不买票。那时我们放学后经常去北京动物园玩，去多了我们就发现，动物园和北京展览馆之间的那道墙是很矮的，可以很轻易就翻进动物园里去，于是有几次我们也这么翻进动物园里去。我这两个还确实可以算是错误，可有的同学的发言那放在现在看简直就是笑话。我还记得我们法语小班长邸玉华的一次发言。她是这么说的：我最近因家里有事，要请两个星期的假，在给老师写请假报告时，我头脑中出现了私心。我想这天数有三种说法，或15天，或两星期，或半个月。一个是15，一个是2个，一个是半个，那肯定是半个月显得最短，最容易得到批准，于是我在请假报告中写了请假半个月，这就是我的私心。接着她就把自己批判了一顿。当时我就在心里发笑：这算哪门子的私心啊，如果这也算私心，我们不是整天都泡在私心里了。但在当时，这就叫觉悟高，连这么一点私心也没放过。
（此处必须补充几句：上面我说大错误是不能说的，说了就成了现行反革命了，那绝非耸人听闻，那时候很多人就因为说了一句所谓的错话就丢了命了。去年央视主持人毕福剑在酒桌上对毛泽东使用了“老逼养的”的污辱性语言，但他也仅仅是被央视开除，但并未获任何刑事罪名，还是自由人一个，说明现在的社会生活已经正常和法制得多了，若是在文革期间，老毕必死无疑。文革中有两个著名的因言获罪的案例，一个是张志新案，一个是遇罗克案。张志新这名字像男人，其实张志新是女人还是个标准的美女。此外，张志新既是共产党员，还参加过解放军。文革中，张志新说了一句“党内极右路线的总根子是毛泽东”，这一点不涉人格污辱，顶多是表达不同政见，竟因此被捕入狱。在狱中她倍受折磨（包括遭受强奸和轮奸）以致精神失常，因此据说又喊过“打倒毛泽东”的“反动口号”，结果竟被以“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毙了。行刑前据说是为了防止她再喊“反动口号”，行刑者竟把她摁倒在地，脖子下垫块砖头，活生生地割断她的喉管使她不能发声，因此在执行枪决之前她基本上已经是一个死人了。另一个是遇罗克案。遇罗克在文革开始时就是个20岁出头的年轻工人。他的家庭出身是资本家，但他反对“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认为出身不应该决定人的一切，因此写了那篇刊登在《中学文革报》上的著名辩论文章《出身论》。这在今天看是太正常不过的观点之争，毫无罪名可言，但在文革最疯狂的1967年，一个普通青年的一篇普通文章竟被当时的中央文革小组定性为“反革命大毒草”，遇罗克因此被定性为“反动透顶的反革命分子”。遇罗克1967年被捕入狱，1970年被执行了死刑，死时年仅28岁。一个人，仅仅因为一句话或一篇文章就失去了最宝贵的生命，这和历史上那些暴政时期例如清朝雍正年间的文字狱有何区别。这两个例子因为当年都是在全国进行“以儆效尤”式的宣传而广为人知，而你随便问问经历过文革的人，都可以轻易地举出发生在身边的类似事例。）

那时候我们还隔三差五就要上街游行。游行有各种名目，最常见的名目是庆祝毛主席又一条最新指示（文革语汇）的发表。哪一天从大喇叭里和广播里听到，又一个毛主席的最新指示发表了，那第二天准游行。有时候都等不到第二天了，当天晚上就要游行。游行就是我们排着队在大街上走，一边走一边还要不停地高呼口号。领口号的人喊：“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我们也齐声喊“热烈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不但喊口号，我们还要打着红旗，举着标语牌。而且游行都是全市统一行动，所以，游行的那一天，学生也不上课了，工人也不干活了，满街都是各单位游行的人。那时候的人也真能走，一走就是几个小时，转一大圈就得走十几里的路。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游行我们从白堆子一直走到东直门，那就是从北京城的最西边走到了最东边，那至少有二十里路。那次倒不是为了庆祝毛主席最新指示的发表，而是为了抗议苏联侵略我们国家的珍宝岛。1969年的春天，中国和苏联在中苏边界上的一个小岛珍宝岛打了一仗。那是一次小规模的战斗，双方参战士兵各有几百人。不过苏军还动用了坦克，而这坦克被中国士兵给打沉到乌苏里江里去了。这辆坦克后来被中方打捞上来陈列在北京的军事博物馆，作为苏联人入侵我国的证据。当时中方的前线指挥员叫孙玉国，只是个连级军官，因为这一仗可谓一战成名。他先是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当年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还在大会上做报告，并和毛主席握了手。之后一路晋升，三年后升为大军区级的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时年仅33岁，可算得上是火箭式的升级了。为了抗议苏修对我国的侵略，1969年4月30日我们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到苏联大使馆去示威。为什么这个日子我记得那么清楚呢，因为两个原因使我对这个日子记得特别清楚。一是第二天是五一国际劳动节放假不上课，二是前一天晚上下了一场大雪，4月30号早上地上的积雪有半尺厚。北京4月底还下大雪，这种天气是极少见的。我们当天早上从白堆子出发，踏着积雪向东直门方向前进，照例是一路走一路喊口号。当然这回口号都成了“打倒苏修！”“打倒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抗议苏修侵占我国神圣领土！”之类。因为路太远，我们从早上一直走到中午才走到东直门。而且，毕竟是4月底了，第二天又是个大晴天，到中午时气温很高，积雪化得很快，全化成水都来不及从下水道流走，因此满街都是水，我们的鞋子都被雪水浸透了，就那么深一脚浅一脚地在积水里走。苏联大使馆是在东直门内大街上，从一个路口向北拐，往前走大概200米走到头就是苏联大使馆。但那天这条路在离苏联大使馆还有100米的地方就被一道铁栅栏拦住了，栅栏后面还有解放军战士守卫，游行队伍都不能过去。所以，我们走了几个钟头赶到苏联大使馆，却被挡在100米以外不能过去，只能远远地喊上几句口号就向后转，因为后面还有源源不断的游行队伍赶来，也得让他们都喊上几句口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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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1969年5月毛主席又发表最新指示了，而这一次的最新指示竟影响了我的命运，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这个指示叫五七指示（文革语汇），具体怎么说的谁也记不住，中心意思就是国家机关的干部们都应该集中到设在农村的干部学校去进行劳动锻炼和接受思想改造。那时，执行毛主席指示真叫雷厉风行，马上，所有的中央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都建立了自己的干部学校。因为是根据毛主席的五七指示而成立的干部学校，所以统称为五七干校。国家计委当然也要成立五七干校，在1969年的7、8月份就派人去选址。当时有两个地方计委可以选择，一个是贵州的花溪，一个是湖北的襄樊。花溪是离贵州省的省会贵阳市仅50多里的一个小城市，据说是风景优美，气候宜人。襄樊的那个地址离襄樊市还有上百里远呢，而且是在比农村还偏远的地方，是没有农民居住的劳改农场。结果最后计委干校的校址被定在了襄樊。放着各方面条件好的花溪不去非要去更艰苦的襄樊，这就是当时的政治气候和人们的思维方式，叫做“宁左勿右”（文革语汇）。8月份选好了址，10月份就动身，而且是计委全体干部连同家属上千人要一同出京。那架势有点像古代哪个大臣犯了罪被皇上抄家了，全家老少加上佣人丫鬟上下几百口人被逐出京城发配远恶军州。不过说是全部也不确切，计委又不能关门，还是要留下少量的干部应付日常工作的。文革初期时计委干部也分成了两派，人多的一派叫造反公社，是反对计委主任余秋里的，因此也叫造反派。另一派人少，叫红委会，是保余秋里的，因此也叫保皇派。余秋里先被造反派打倒，后来又被中央保了下来继续当计委主任，从此造反公社的干部就都成为“站错队”的人了。这次去干校，造反公社的干部一锅端，全部得去干校，而留在计委继续工作的基本是红委会的干部。当时真有人撒泼打滚就不去的，宁肯受批判办学习班也不去，但大部分人是不管自愿或不自愿，都只能服从命令。而我则是非常高兴，因为我终于可以离开外语学校了。我并非不喜欢外语学校，那是我的荣耀，是曾经显示我的聪明的舞台；我并非不喜欢我的老师，尤其是我们班的三个老师，那都是我的人生榜样。法语老师孟庆苏的性格清澈如水，单纯到如同婴孩，那是我最喜欢的一种人性；语文老师张永亮一身正气，在他身上你永远看不到一丝的歪门邪气，他长得又黑，我总有种感觉他是古代的那个清官包公托生来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齐惠珍在表面的严肃下对学生有一颗像母亲一样的爱心，她对所有的同学都很好，但我却总感觉她对我有特殊的偏爱。当然，也许每个学生对自己喜爱的老师都会有这种感觉吧。我也并非不喜欢我的同学们，五年的同窗，前两年甚至是同吃同住，一天到晚厮混在一起，对他们的感觉甚至就是对自己的兄弟姐妹的感觉。但那时，我只想离开外语学校，离开我的同学和老师，这个血统论，这个出身决定一切的政治环境对我的自尊心的打击太大了，我心里清楚，今后我再怎么努力也将无济于事，我当不了兵，入不了团，出不了国，所有的好事都没有我的份（这些后来都被我的经历所证明。比如出国，那时外交部要从我们学校选送一批学生出国留学作为外交人才储备，我们班有三个名额。挑选的第一标准不是看学习成绩而是看出身，只有贫下中农和工人出身的人才有资格进入初选，接下来才看学习成绩什么的。而我，是连进入初选的资格都没有的。）。而且，我还得处处谨小慎微，别人敢骂的我不能骂，别人敢打的我不能打。那时在我眼里，我的未来是一片黑暗。而去五七干校，对别人可能是惩罚，而对我则是解脱。去干校的人，都是去接受改造的，谁也不会嫌谁黑了，谁也不会在意我的富农出身了。我当时有一种冲出牢笼，飞向自由的感觉。
计委一出动还真就不一般，专门包了一个火车专列。那列火车不卖票，所以车上没别的旅客，全是计委的干部和家属，足有上千人。虽说不卖票，但也不能乱上的，车厢是按计委的局划分好的，我母亲是综合局的，综合局的干部和家属都上8号车厢。一般一个车厢可以安排两个局，综合局是个大局，人多，一个8号车厢几乎叫综合局占满了，只有最后面的三、四排是另一个局的人。我们家是三个人，我母亲，我，还有我妹妹，她那年才12岁。我父亲那时已不在计委了，他调到了中共中央西北局，已经去了西安，否则我们就是全家四口人全上计委干校了。我们的家具和大部分东西都留在北京的家里，三口人只带了两只木箱，和其他家的箱子一起装在后面挂的几节行李车里。行李车里不光有各家的箱子，还有几节行李车里装的都是家具，主要是床板，那不是各家的，而是为干校的集体生活准备的，因为到了干校起码得先有床板可以睡觉吧。那时毛主席出行他不爱坐专机，他就爱坐专列，而他是想走就走，想停就停，沿途所有的列车都得给他让路。而我们这列计委专列就没这个特权了，因为是列车时刻表之外另加的，因此得见缝插针，给正常的客货列车们让路，所以我们的这列车经常在一个车站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磨磨蹭蹭化了两天的时间才到武汉。然后掉头向北，又开了一夜才到了襄樊市。到了襄樊市，我们还得换乘大卡车继续走，而且这回是一家三口分别上了三辆卡车。我母亲上的是去计委五七干校的卡车，开往离襄樊市以北一百公里远一个叫太山庙的地方。我和我妹妹上的这两辆卡车过了太山庙还要再向北开，要一直开出湖北省，开到河南境内去。我那年上初一，初中的学生们去河南新野县的一个村子叫官渠，我妹妹他们这些上小学的孩子们要去的地方叫韩营，也在河南，但离我去的官渠还要再远三、四十里地呢。就这样，我们家三口人分散在两省三地，如果算上在西安的我父亲，那时有半年的时间我们家是一家四口人分住在三省（湖北、河南、陕西）四地，彼此谁也见不着谁。
我当时和一百多初中年龄的同学们住在官渠的一所空着的农村学校里。简陋的教室就是我们的宿舍。没有床，只有地铺，而且分配铺位时是用一块砖头量尺寸的，每人只有一块半砖头的宽度，你的褥子只能对折着铺下去。晚上躺下去，人挨着人，一个人翻身，旁边人准醒，醒了也就趁机翻身，再旁边的人又醒了，所以只要有一个人翻身，大家全醒，全都翻身。那房子是土坯房，简陋得四面透风。我们刚住进去没多久就到了冬天，湖北的冬天冷得很，还经常下雪。下雪时如果再刮风，那雪就会从四面八方的孔洞处飘进来。外面下大雪，屋里下小雪。一会儿，人就被凉醒了，因为落到脸上的雪被脸的温度溶化了，流到脖子里人就凉醒了。醒了拿手电一照，嘿，满屋子飘着雪花，被子上已积了薄薄一层雪。后来我们就想了个办法，下雪的时候我们都把雨伞撑开，遮住脸，这样起码脸上不落雪，可以继续睡觉。在屋子里打着雨伞睡觉，别人都没听说过的事我还真亲身经历了。
白天我们大部分时间上课，任课老师就是计委的干部。我们按年级编成班，我们班的语文老师叫杨邦杰，他是计委基建局的干部，我父亲离开计委之前就在基建局，所以杨邦杰老师我以前就认识，以前叫杨叔叔，现在叫杨老师了。上课也没有课本，由着老师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因为本来就是临时过渡性的，只是因为干校那边条件太差不得不先找个地方把这些孩子们安顿了。
除了上课，因为已经是在农村了，就是经常性地到四周的村子里去参加农业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有两件事我还留有清晰的记忆。一次是到村里去吃忆苦饭（文革现象）。到了村里找到生产队长，带队老师说明来意，就是让孩子们吃顿忆苦饭，忆苦思甜（文革语汇）。于是队长就领着我们挨户转，到一户就留下几个学生，由这户给做一顿忆苦饭。中午全吃过忆苦饭了，下午回到学校就开会忆苦思甜。老师先让各组汇报都吃的是什么，结果吃什么的都有，好的有吃馒头的，差的有吃窝头的，还有吃红薯的（吃红薯对那时的北京孩子来说简直就是美食了），就是没有吃糠和吃野菜的。把老师气的，敢情生产队长没听懂吃忆苦饭的含义，以为就是把孩子们送到各家吃派饭呢。结果，那天的忆苦思甜没达到预期效果。
另一次是在一次抗旱劳动时，因为发生了一件笑死人的事所以我一直记忆犹新。那是1970年的春天，小麦该返青了，可是多少天不下雨，小麦开始大面积旱死。周围的村庄都在抗旱，于是我们也去帮助老乡们抗旱。我是第一次见到那样原始和无效的抗旱。男人提个桶，女人端个盆，小孩子也跟着，拿个碗或提个玻璃瓶子。每个人就用这些作容器，从池塘里舀上水，走几百米到麦地里，一次就浇那么三、两棵麦苗。我心说这能救得了麦苗吗？等把这几亩地浇到头，最前面浇的麦苗已经又要干死了。可是，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只能跟着干却不敢把心里的疑问说出来。我们学生连的盛水容器就整齐多了，就是每个人的脸盆。几个大个的男同学负责用大木桶从池塘里打上水来，倒进地上摆放的一片脸盆里，然后各人端起自己的脸盆，走上几百米，浇上几颗麦苗，然后再返身重复这个程序。突然，有一个男同学一失手，把木桶掉进了池塘里。少一个桶就降低了效率，再说这桶都是跟生产队借的还得还人家呢，所以这桶非得捞上来不可。那时是三月份，天还冷着呢，我们都还穿着毛衣毛裤呢，所以没人敢下水。一个初二的同学叫什么我忘了，因为他有点弱智，即便当时我们也都是叫他的外号“大傻”。大傻大喝一声“我下去！”于是所有的人都停下手，都注视着他，要看他的英雄壮举。直见大傻三下两下就把上身的衣服脱光成了光膀子，然后他就开始脱裤子。本来他是应该把外裤毛裤脱掉剩个裤衩的，肯定他也是这么想的，可谁知他把所有的裤子连裤衩一下褪到了脚髁处还不自知，结果就那样前面是鸡鸡后面是屁股地站在那里。女同学都惊得“哇”的一声尖叫，他这才发现赶紧弯腰把裤衩提了上来。结果惹得男同学们哈哈大笑，女同学们抿嘴窃笑，他自己羞了个大红脸。
那时候我母亲每两个月可以有一个星期天来看我和我妹妹一次。她来一次那可辛苦了，那一天她要骑自行车跑一百多里路，从湖北骑到河南。因为干校里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很多，所以这样跑的家长也很多，那一天他们都是几十人结伴而行，人多相互可以有个照应，人多脑子多眼睛多，也可减少走错路的风险。我妈他们早上天不亮就出发，骑五十多里地赶到官渠看我。在我这儿呆上一个钟头，吃顿饭喘口气，然后再骑三十多里路赶到韩营看我妹妹。在那里照样呆不了多一会儿，就得赶快往回返，回到干校就快半夜了，第二天早上还得照常出工呢。我母亲他们来的那天，如果赶上下雨那他们就更艰难了。他们走的很多是乡村的土路，一下雨就变成烂泥路，根本骑不成自行车，那他们就只能推着自行车走，一推就是几十里。偏偏湖北的天气是冬天也下雨，而且好像故意和人作对似的，特别爱在星期天下雨，所以当时在干校都流传着这么一句话：湖北天气怪，刮风下雨逢礼拜。礼拜就是礼拜天的简称。
过了大概有半年时间，干校那边条件稍微好一点了，可以安置孩子们了，于是官渠和韩营的点都撤销了，孩子们都回到自己父母所在的连队。那时计委干校的校部设在一个叫太山庙的小镇上，干校完全按照部队的编制，整个计委干校下设四个连队，分散在四个地方。最近的是我们二连，离太山庙有五、六里路。最远的是四连，在离太山庙三、四十里远的一条山沟里。二连应该是计委干校的主力连了，计委的几个大局像综合局、基建局、劳动工资局、重工局、轻工局的干部都编在二连，再加上家属和孩子，得有几百号人。连下面按计委的局再分成排，像我母亲所在的计委综合局的番号为二连二排。之所以说二连应该是计委干校的主力连可不仅仅是因为人多，还真是有能力有本事的人多。当时二连的连长是计委轻工局的副局长杨波，他后来在八十年代成为国家轻工业部的部长。二连的指导员叫姜巍，当时是综合局的普通年轻干部，后来海南建省那年他已经是国务院体改委改革试点司的司长，从中央空降到海南省担任了海南省第一任的经济计划厅厅长。二连的主力那又得说是我母亲所在的二排，说这个二排是藏龙卧虎之排或全中国五七干校第一排都不过分，因为除了姜巍外，综合局的副局长柳随年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当了中国的物资部部长，还有八十年代享誉中国经济界的经济学家杨启先、刘日新、陆百甫当时都是综合局的普通干部，因此那时也都在二连二排劳动。大关子得卖到最后，如果光是这几个人我也不敢吹嘘说二排是全中国五七干校第一排。敢吹这个牛是因为1998年担任国务院总理并被中国人称为铁腕总理改革总理被外国人称为经济沙皇的朱镕基当时就在二排，因为他那时也是计委综合局的普通干部，而且因为是右派（即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划定为右派），他那时在排里还是最老实巴交的。所以二连二排就这么三十几个人中就至少出了一个总理，一个部长，和几个著名经济学家。而在当时，他们都是接受劳动改造的普通五七战士。或者也可以这么说，假如文革不是那么快结束而是继续下去，这些国家的栋梁之材还都在干校种地呢，朱镕基成不了总理，柳随年和杨波也当不上部长。幸好，历史没有假如。
二连除了这些按局编的劳动排之外，还有汽车班、饲养班、炊事班、木工班等。除了汽车班的司机就是原来在计委小车班给部长局长们开车的司机外，饲养班的饲养员、炊事班的炊事员、木工班的木匠们，那都是计委的干部，而且很可能级别还不低呢。例如，计委副主任贾庭三文革前就已经是北京市的副市长了，而那时他就编在二连，而且是编在二连的饲养班里养牛。别人蹲牛棚那是个形象的说法，而他是名副其实地整天就在牛棚里伺候那一群牛。我偶然间发现牛棚里老鼠特别多，而且都是不算尾巴光身子就有半尺长的大老鼠。我前边说过，我对老鼠是又恨又怕，能在保证老鼠碰不到我的情况下杀死老鼠是我的最大快事。那几年，无论是在外语学校还是在干校，我的弹弓射鸟之准是没有对手的。在发现牛棚里老鼠特别多之后，我就发现用弹弓从远距离射杀老鼠是一个好办法，因为距离远不用担心老鼠会钻进我的裤腿，而且不管多大的老鼠中我一石弹都非死即伤。因此我闲了没事就爱到牛棚去用弹弓打老鼠。贾庭三很喜欢我去，不是因为我打老鼠，他不像我那么恨老鼠，而是我去了就有人和他说话了。因为牛棚就他一个人，连晚上他也是一个人住在牛棚里隔出的一个小间里，因此一天到晚都见不到个人可以和他说话。我一去，起码有个人可以说说话了。那时候，他可一点没有个副部级领导干部的样子，在我眼里他就是个平常的老头儿，而且待人和善没什么架子。平时没人时，实在闷得慌了，他就和那些牛说话。他给那些牛都起了名字，像对人一样和那些牛说话。我喜欢看他喂牛，因为喂牛时他就和那些牛说话，说的还特别有意思。他会一边往料槽里加料一边和牛聊天说话，走到每一头牛跟前都跟它说上两句。比如添料添到一头大黄牛跟前了，他就说：大黄呀，你急什么，人人都有份，少不了你那一口，别总显得那么没出息。写到这里我脑海里马上想起另一个人来，他比贾庭三还要孤独。牛棚好歹就在二连驻地，贾庭三多少还能有个把人和他说说话，而那另一个人是十天半月都碰不上一个人和他说话的。那人叫陈裴章，是计委办公厅秘书处的干部，专门给计委主任副主任们写发言稿的。因为文章写得好，号称计委一支笔。他的编制也在二连。连里把他派去放羊，那羊圈可不在二连驻地，而在离二连驻地十几里远的河滩上。一个大羊圈，一间小茅草房，他就一个人住在那里。他只能每隔十天半月回连里来领一次给养，能见到人说说话，其余的日子他就是一个人守着一群羊。为了身边有个伴儿吧，他养了一条狗，那狗浑身雪白没一根杂毛，他给它取名叫小白。因为陈裴章整天就这小白和他做伴，他肯定也是把它当人看待了，几个月的功夫把小白调教得比人还聪明。除了一般的狗都会的把戏之外，最绝的是小白通音律，会跳舞。陈裴章多才多艺，除了会写文章，还会拉二胡。他只要一拉起二胡，小白马上闻声起舞，它立起上身，只用两后脚站着，围着陈裴章转，一边舞还一边叫，胡琴声不停它就一直跳一直叫。而且，曲子不同，你觉得它的叫声和舞步也有变化。那时我们都没见过会跳舞唱歌的狗，所有当时我们都觉得这小白肯定是哪个人托生来的。（后来小白死了，而它的死竟也是那么诡异。后来，连里把陈裴章调回了连里，派了另一个人去羊圈。小白肯定是要留在羊圈的，陈裴章不能回连里过集体生活了还把小白带在身边。从此小白就变了，它白天经常从羊圈跑回来，就在二连驻地附近四处转悠。而且它也没有了原来的精神，经常是找个地方就趴下睡觉，谁也不理。有一天，我们在二连附近的一块地里干活，在这块地和二连之间就是刚通车不久的焦枝铁路线。我们都看见，小白当时就趴在路基上睡觉。当然，像往常一样，也没人去打扰它。突然，远方一列火车开过来了。因为刚通车不久，火车还稀罕，另外也趁机停下歇歇，因此火车来的时候我们都停下手中的活儿看火车。所有的人都看见，火车已经离得不远了，可是小白仍然趴在路基上睡觉，对火车巨大的轰鸣声毫无反应。有人就喊了起来：小白！小白！快下来！小白仍然一动不动。我们都急了，有几个人开始向铁路跑去，一边跑一边呼喊。突然，小白站了起来，但是它没有向路基外跑，在我们几十个人的众目睽睽之下，它竟然在两条铁轨之间的路基上迎着火车头跑去，转瞬之间，它就被巨大的火车头吞没了。等火车开过去，我们都赶忙跑上路基。路基上只有小白的尸体，一个血肉模糊，残缺不全的尸体。为了怕陈裴章见了伤心，我们就在干活的地里挖了个坑把小白埋了。从那以后，谁再说见过一只狗有多聪明，听说过一只狗舍身救主，我都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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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我们二连的驻地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干校把劳改农场接收了下来，劳改农场的劳改犯们被迁移去了青海，上那没有人烟的地方新开荒地去了。1969年底刚到干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住集体宿舍。那个集体宿舍跟监狱一模一样，因为它本来就是关劳改犯的监狱。那是一个每个边长有四五十米的正方形大院子，院子只有一个大铁门可以出入，院墙足有5米高，上面还有电网。院子对角的两个角上建有两个高高的岗楼，每个岗楼可以控制两面墙，所以四面墙下没有任何死角。院子的大铁门一到晚上就锁上，原先劳改犯们在的时候锁上，现在换成计委的干部们了每天晚上仍然锁上，唯一的不同是过去铁门是从外边锁上，怕劳改犯半夜逃跑，而现在是从里边锁上，怕劳改犯半夜进去杀人。因为那时候还有最后一批劳改犯没走，按当时的观念劳改犯就是阶级敌人，而干校又占了他们的农场，所以要防着他们搞阶级报复。院子里面对面有两排长长的平房，作了二连全体五七战士的宿舍，按性别不按年龄，所有的男人包括男孩住西边一排平房，女人包括女孩住东边一排平房。还是睡大通铺，不过已经有床板了。床板全是双人床板，一个挨一个排起来，从房子的这头一直排到另一头。靠两面墙排了两排，中间脚顶脚又排了两排，这大平房里一共排了四排床板，要睡上百人。因为人多床板少，因此我们刚回去时每张双人床板上要睡三个人。我和柳青（柳随年的儿子）、刘建军，我们三个初中年龄的孩子睡一张床板。厕所和盥洗间都建在西南角上。厕所是旱厕，一边是一溜长长的尿池子，另一边是一溜七、八个蹲坑。盥洗间就是两溜水池子和水龙头。院子的北边还有一排平房作了仓库，各家带来的箱子都放在里边。我们带去的两个箱子在那间仓库里放了半年，因为没有自己的地方可以放，都是谁家需要什么了就到那间仓库去找自己家的箱子，开箱子拿东西。仓库也不锁，各家的箱子也都不锁。那时候的人谁也没有对东西的占有欲，因为今天不知道明天的事，说不定一道命令就又开拔去哪儿呢。
因为老这么挤着住集体宿舍不是长久之计，而那时谁也不知道这干校要办几个月，几年，还是永久办下去，因此最急迫的问题是解决住房问题。那时解决什么问题都是自己动手靠自己，于是各连都开始自己建房子。我们从官渠回到二连后，二连正在大兴土木，每天的劳动都是盖房子。从官渠和韩营回来了几十个孩子，小学的孩子都跟着自己的家长，像我妹妹就归入二连二排的编制。我们这些初中以上年龄的孩子单独编了一个青年班，从那天起我们就不再是孩子而是青年了。干校对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孩子或青年没有半点优待，我们也要和成年人干一样的活。每天早上连长安排当天的活儿时，除了各排的任务之外，从现在开始也再加上一个青年班的任务了。
回到二连的头几个月里，每天的活儿都是盖房子。那几个月里我参加了盖房子的所有工序。除了木匠活儿，因为那是需要技术的。除此之外，盖房子的其它活儿全是没有多少技术含量的力气活儿。我们先盖的几栋房是土坯房，那土坯也是自己制的，除了不用进窑烧以外，制土坯和制砖是完全一样的。制土坯先用粘土加水和泥，和泥时要在土里加上切成小段的麦秆以增加土坯的强度，然后把这泥送进成型机的进料口，从另一侧的出料口出来的就是经挤压成型的砖坯了。不过那个成型机是个很原始老旧的机器，经常出故障，有时候还会伤人，我就亲眼目睹了一起伤人事故。有一天是我们青年班和四排在制土坯。正干着，只听到一声惨叫，一看，原来是轻工局的女干部洪嘉禾不知怎么搞的把右手给卷进成型机的进料口里了。幸亏机器给卡住而停了下来，但她的右手却卷在机器里拿不出来，那进料口上全是血和泥。大家都慌了，有人从后面抱住她的腰，因为她已经浑身瘫软了，有人不停地安慰她和她说话，使她不至于昏迷过去，有人赶紧往医务室跑去找医生，剩下的人都围着这台机器商量怎么能把洪嘉禾的手弄出来。有人说让机器倒转使她的手退出来，多数人反对说万一弄错了方向连人都卷进去了。有人说把机器拆了，可当时既没人会拆也没有工具。大家束手无策，眼睁睁看着洪嘉禾的脸色从潮红到苍白再到灰黄，人也越来越不清醒了。后来总算医生及时赶来了，给她上臂用橡胶管扎紧阻止继续失血，又给她胳膊上打了麻醉药，然后在她手臂失去知觉的情况下硬把她的右手给拽了出来。她右手几个指头都或粉碎或骨折，她后来被送回北京去治伤再没回干校，据说她的右手后来就残了。
后来我们就都盖砖房了，当然砖是从砖厂拉来的，我们再不用去碰那台危险的砖坯成型机了。盖砖房的程序是先在地面上画线挖地基。因为都是盖的平房，所以地基挖两尺深就够了。然后要铺上一层三合土，再用夯砸实。一个夯要四个人抬，因此必须喊打夯号子，四个人的劲使到一起才能把沉重的夯抬起来，也才能坚持长一些时间。号子一般是这样喊的：领号的人喊：同志们加把劲啊，然后四个人一块喊：哎咳呦啊，同时在喊“哎”的时候同时使劲，把夯抬得高高的，然后一起松劲，任那夯靠着重力砸下去。一溜房子十间，地基也很长呢，每次都是几个夯同时干，那号子声此伏彼起，也是非常热闹。打好地基就开始砌墙。砌墙时砂浆要饱满，每一层的砖要砌得整齐，在墙角处还要用一根下悬重物的细绳吊线，以保证这墙是直的。墙砌到一定的高度，就开始上大梁，上桁梁，这是需要多人合作才能完成的任务。然后在桁梁上钉木板，木板上再铺油毡。最后，在油毡上从下向上一层一层铺上红瓦，最后在房脊上再扣上一溜脊瓦，一座平房就盖好了。那时候，没有内装修这一说，连内墙都不粉刷，一座房子，从外面看和从屋里看，那墙都是一样的，都是裸露着砖面。由于就是这些工序，熟练了就越干越快，各排之间还展开劳动竞赛，到最后，一个排三、四十人十几天就能盖起一座有十间房的平房。二连总共盖了有十几栋这样的平房，每栋十间，共有上百间房了。有了房子终于结束了集体住宿，以家庭为单位，每家分配一间房，我母亲和我妹妹也分配到一间房。而我则被当成成年人看待，我们青年班的人都不和家长住在一起，像真正的士兵一样，我们仍然集体住宿。当然这时候条件好一点了，不再是上百人的大宿舍，把原来劳改农场的办公室改成了我们的宿舍，我们青年班十五个男生住一大间，另一大间住着十几个女生，其中就有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她比我高一年级，那时也跟着她父亲在计委五七干校劳动。那时候分男女界限，也就是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和女孩子之间不说话，而且她又比我高一年级，因此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我对她的记忆就是她穿衣服很朴素，虽然那时候大家都朴素，但她比其他女生还朴素，经常是穿一件灰色的上衣，而且都洗的褪色发白了。那栋房子在我们男女生宿舍之间还有一个小间，住了二连的指导员姜巍和他的妻子柳克美。
这时候虽然住宿已经改成各家各户了（除了我们青年班），但也仅是住宿改变了，其他的仍然没有改变，整个连队仍然是集体化，军事化，每天的活动都是靠听号。二连驻地的树上和电线杆子上都有高音喇叭，不论你在哪里都能听得见号声。早上6点，是高音喇叭里传来的起床号把大家叫起来。起床后洗漱，然后就吃早饭。一天三顿饭都是以班为单位去炊事班打回来分。我们青年班男班是一个吃饭单位。每次去打饭时去两个人，是按值日表排的。两个值日生拿着两个脸盆就去炊事班了。二连就那么多吃饭单位，炊事班知道你青年班男班是15个大小伙子。如果吃馒头，一个脸盆给你装上30几个馒头，另一个脸盆装满满一脸盆菜。在干校虽然干的活儿不轻松，但吃饭不限量，随便吃，就这一点还不错。比如最近的活儿重，你就可以多要点馒头。到了冬天活儿不重我们也爱多要些馒头，留着晚上搁火炉子上烤着吃，那你多要几个馒头炊事员也会给你。吃过早饭，再听见集合号响，大家就到麦场上去集合。连长或指导员布置当天全连的劳动任务。比如对我们说：你们青年班今天的任务是修渠，或是打井，或是除草。如果是除草，还要告诉我们是在哪块田里。然后这一天我们就按照布置去干活了。如果是除草，我们就每个人扛上锄头，然后排着队向那块地出发了。中午和下午的收工还是听号。二连的地块大部分都围绕着二连，而高音喇叭的声音能传出几里地，因此你就是远在几里地以外的地里干活也能听见号声。听见了号声我们才能收工往回返。中午饭和晚饭还是照此进行，由值日生去炊事班打回来吃。晚饭后一般是学习和运动时间。像我们青年班没什么运动要进行，一般都是念报纸学习。干部们大部分时间也是学习，但随着北京的政治气候的不断变化，有时候某一个阶段也会运动升级，比如在70年前后开始了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二连各排（也就是计委的各局）都抓了一些五一六分子。在运动升级的那些日子里，各排晚上几乎天天都是开批斗会，你从那一排排房子前经过时，就能看见各个房间都灯火通明，里面人头攒动，不时传出“X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声。晚上10点钟，第一遍熄灯号响了，这一遍是准备号，这时候你就该准备洗洗睡了，因为再过15分钟，第二遍熄灯号又响了，这时候所有的房间都必须关灯了。
干校像是一个孤零零的据点，和周围的农村和村民几乎没有任何交集。登上二连那座高高的岗楼，向四下里望去，几里地之内都没有一个村庄，最近的是校部所在的太山庙镇，那也在五、六里地之外了。二连接收了这个劳改农场，包括劳改农场的几千亩地。这几千亩地全分布在二连驻地的周围，因此几里地范围之内只有大片的农田而没有村庄。干校里的干部每天都是集体活动，但从来也没有和周围的村庄发生关系的活动，因此干校里的人也从来不去周围的村庄。对周围的农民来说，他们恐怕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劳改农场已经换了主人，因为现在在干校的地里劳动的人和原先的劳改犯们从服装上看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都是或黑或灰的式样单一的衣服，而且也都是几十个人集体干活，间或还能看到穿军装的人在其中（其实是军代表），也很像是军人看守着劳改犯。老乡们原来没事时从不到劳改农场来，因为这里除了危险的劳改犯就是持枪的军人，因此现在没事他们也不会到二连来。偶尔我们会看到有村民来二连了，那一定是有事而来的。有一次我们正在池塘边上打井，正干着呢，来了一个老乡。那老乡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大木桶，走到池塘边就站住了。我们都很好奇，因为轻易见不到老乡到二连驻地来。带班的班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停了工，都围了上去。班长问老乡有什么事，老乡说我是来给你们送鱼苗的。我们一看，他那两只大木桶中果然都是一寸长的小鱼苗，头挨着头，密密麻麻的也不知道有多少条。因为天气热，水少鱼苗多，有些鱼苗已经死了，漂在水面上。班长说，那赶紧倒池塘里呀，再过一会儿鱼苗都死光了。老乡说，不急，你们还没给钱呢。班长一愣：还要给钱呀，谁跟你要的鱼苗呀？老乡说，年年这个季节我都来送鱼苗，这都是惯例了，用不着谁要，你们给钱就行了。班长说要给钱我可做不了主了，这得找领导了。为了节省时间，班长英明地决定直接找军代表，因为你就是找到连长指导员他说不定还得请示军代表，这来回一耽误那鱼苗就得全死光了。我们兵分几路赶紧去找军代表，一会儿就把军代表找来了。军代表听老乡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说既然是惯例，既然你已经挑来了，既然就这么两桶小鱼苗也没多少钱，那我们就收了鱼苗给你钱吧。军代表说：这两桶鱼苗多少钱啊？老乡说：100块钱。吓我们一跳，100块钱在那时是大钱了，买猪肉能买100多斤呢。军代表说，你这鱼苗怎么这么贵呀？老乡说，1分钱1条，不贵呀。军代表说，我不信，就你这两只桶里能装1万条鱼苗？老乡说，不信咱们数啊。军代表说这小鱼苗密密麻麻的还都乱游这怎么数啊？老乡从口袋里摸出一个小酒杯，说，我这一杯是100条鱼苗，我这两桶能装100杯鱼苗。老乡一边说一边用手捞出一把鱼苗，从指缝中漏掉水，把鱼苗倒进小酒杯里，再捞一把鱼苗再倒进小酒杯里，两下子之后小酒杯就满了，光是鱼苗没有水。老乡说，这酒杯里是100条鱼苗，不信咱们就数数。我们都愣了，从没见过这么数鱼的，等这100条数完，那就是100条死鱼了。但当时没人敢质疑他的方法，那时候我们对老乡都是很尊敬的，能单独出来干事的那肯定是贫下中农，而在文革期间那贫下中农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们中的杰出代表陈永贵那时候已经是中央委员了（可不像现在的农民和农民工成了弱势群体谁都想欺负两下）。军代表发了一会儿愣，最后叹了口气说，算了，咱们也别数了，就算是1万条吧，如果按你这么个数法，最后我们就剩下1万条死鱼了。军代表一指鱼塘，说：赶快把这两桶鱼苗倒进池塘里吧，然后跟我拿钱去。我们比那老乡还急，赶紧把这两桶热得半死不活的鱼苗倒进池塘里，那老乡乐呵呵地跟着军代表找会计拿钱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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