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再道的口头检查（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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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再道的口头检查（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１日）
　　　　　　　　　
　　向毛主席请罪！　向大家请罪！

　　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犯了罪，执行了刘邓路线，以致造成了罪过。我犯这么大的罪，这么大的错误，毛主席还一再宽大，教导，还希望我回头，不要坚持错误，认真的改正，取得广大群众的谅解，还可以站起来。毛主席最近又指示，叫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党中央、中央文革对我也是不断教导，也是很宽大，又把我送到学习班来，来接受造反派和干部对我罪过的批判，斗争也好嘛。都是对我很大的帮助，我以前总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也有一些错误的想法。所以，我应该低头认罪，好好认识自己的错误，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在我来说，就是重新做人。我这个人，已经是敌人了，已经坏了，修了，应该是重新做人。脱胎换骨，所以我向毛主席请罪，向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请罪，向武汉部队的指战员请罪，向今天在座的干部和造反派请罪。我是反革命，但大家还是遵照毛主席的教导，还想我真心的回头。所以，我现在讲三个问题。

　　一、　我犯罪的主要罪恶事实

　　我已经是一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文化大革命是我的总暴露，我长期以来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蜕化变质，第二部分我再来讲（犯罪的根源）。

　　第一，我养病休息一年多，去年九月回来，回武汉，回来就参加省委会议，我就参加了文化大革命，自己本来以前就是修了的，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回来也没有很好学习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方针，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领导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意义不理解，一些政策、方针也没有学习，领会。一回来，因为我是省委常委，就参加常委会，就听张体学的，就跟张体学在一起了。我自己已经是一个修正主义分子，满脑子资产阶级思想，一参加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右的方面参加的，一参加就站到省委一边去了，站到这个黑省委的反动路线一边去了。保省委，说省委有错误，但成绩是主要的，基本上还是正确的，总是在那里帮旧省委定调子，帮助张体学，说你们不要去活动（这也是帮助他）；要做的好看一点，隐蔽一点，都是站在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不是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这一方面，坚决去向省委进攻，而是站在省委方面，怎么对付革命派，怎么样应付革命派。那时，革命派在省委绝食，送饭不吃，还照下相来。省委提出“高姿态，软办法，真狡猾，难对付”，这些反动的东西我都感到提得很好。都是打击对付造反派的，都是站在黑省委方面的。我跟张体学，他叫我就去，通知我开了四次大会，都是保守派召开的大会。一次是武大，名义是纪念毛主席视察的，九千人的大会，我去了，这一次，我还讲了话，当然是讲意义了，也讲省委没有大问题。一去就是保省委、镇压造反派的，因为我们还是以解放军的名义嘛，玷污了解放军的名誉。省委礼堂欢迎南下学生，也有造反派，也有保守派，这个会我也参加了，这是一次。再有湖大保守派，开会纪念国庆，又说是发毛主席著作，这是在湖大礼堂开的。我参加了四次大会，很积极，都是站在省委方面，都是保守派方面，都是支持保守派，镇压造反派，压，帮助省委涂脂抹粉，包庇，助张体学的威。多次参加省委的常委会，对付造反派。一次说报社被封，要撤职几个，罢官几个，我说要停职就停几个，先拿下来，以后再拿上去，这都是给省委出谋献策，搞不出革命的东西。帮助省委搞检讨，检讨一下就行了。讨论检讨开了两次会，保张体学，借房子给他住，把滨江饭店借给他们，开了几天会，还准备把洪山房子借给他们办公，干什么？就是把他们藏起来，掩护，保这个黑省委，支持他们的反动路线。站到省委这个反动立场上去了。

　　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三月，王任重写信，当然也给了中央，也写给我、韩东山、姜一，要转给省里干部，那个信就是抱着成绩不放，什么检讨？就是自己过五关斩六将，吹捧自己不是三反分子，自己有错误，但不是三反性质，说湖北要是反革命领导，能够增产，能够搞好？那不是刘少奇的理论，信上都有。我们以后把这个信打印发到省直，我们没有组织批判，这不是保他？

　　而且我们给他写了个信，也说他这个检讨，抱着成绩不放，很不深刻，没有触及灵魂。写这个信，还写了个“同志”，这是明目张胆地保王任重。这个时候应该知道么，为什么还写个“同志”，所以，这是个立场问题，站到他那个立场上去了，没有站在革命的立场。站在革命的立场，他是个敌人，就应该和他坚决斗争，应该揭发他，应该斗争他。所以，我保省委，保张体学，保王任重，参加了一些活动；起了极坏的作用，完全是站在省委的反动立场上，来对付造反派，帮助省委出谋献策。跟省委一起坚持反动路线。这是我九月份回来后，到一月这个阶段。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镇压革命造反派。一、二月会议以后，这个阶段。这次会议，贯彻的就是自己的，乱用八条来镇压革命。为什么镇压呢？因为我已经是个资产阶级分子，已经蜕化了，已经很多问题了。李迎希起来，李迎希和造反派结合在一起，有些联系。司政机关起来了，自己过去有一些错误，腐化堕落，生活糜烂，所以就不革命，就怕，怕革命。就是陈伯达同志指示的，旧的很多，归根到底就是怕群众，就是怕革命。我就是这样的人。怕把自己丑恶的脏东西搞出来，暴露在群众的面前。所以就借口稳定部队，抓革命生产促生产，借口李迎希是扒手，野心家，拼命打击造反派。总的就是怕革自己的命，怕革命，到反革命。这次回来什么不做，在北京就准备说李迎希、张广才是野心家，要夺军权，要把军队搞乱，活动了许多造反派，卫校啊，高级步校啊，文艺团体，凡是接近他们的，谈过话的，就说是有问题，乱污蔑，就说政治不纯是混进来的。借公安六条，其实不是那么回事，认为不好就抓，所以就捉人。思想上就是想把革命搞下去，打下去就是不革命，那时就认为军队文化大革命就是整风，过去的保守派没有反对我们的，那是好的，反对我们的，反对我的，那就不行，就是要打击，有“我”字，自己已经成了修正主义，那么坏，还挨不得，老虎屁股摸不得，对造反派，李迎希就是又气又恨，就是要报复。借着李迎希这个东西，来打击造反派，借着李迎希，借口稳定内部，部队不能乱，部队要抓革命促生产促战备，要随时保持警惕，借着这个东西来镇压革命，解散组织。在生产方面，借口生产来压革命。生产要抓，现在春耕季节来了，自己就赤膊上阵，有几次我就亲自抓人。高级步校副校长，我就抓起来了么，卫校抓人我到了。司令部文工团我到了。除了我的意图，在这个整个反动路线下面，实行白色恐怖，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在军内捉了两百多，那时候说是一百七，把一些青年抓起来。“十六条”上说什么样人都不能捉抓，就是右派有问题也要在运动后期处理，所以违反了“十六条”，违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完全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完全是刘少奇、邓小平那样子，就是毛主席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打刘少奇的司令部，我们那个司令部，以我为主也是那样子的，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把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而且不是一般的，而是调兵遣将，用部队。那样怕，完全不是那个情况，你现在站在无产阶级方面，你是真正革命的，那问题就好说得很么。你站在反动方面就看着他不好，要革你的命。所以现在站在无产阶级革命，站在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上看，我们那时候完全是执行了刘邓反动路线，完全是采取白色恐怖，镇压，很恶劣，很毒辣，反革命很坚决。因为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是毛主席亲手缔造的，林副主席指挥的，有崇高的威信。我那时候就是修了的人，还没有暴露。所以，以后就镇压的更利害，就是在这些借口下面：李迎希要夺权啊！野心家啊！张广才啊！所谓稳定部队啊！促战备对付帝国主义啊！这都是假的，就是为了对付革命，为了自己执行反动路线，镇压革命，打击造反派，报复。抓革命促生产啊！实际上就是乘这个机会搞“抓办”。因为这个“抓办”将来干部好，就是准备搞三结合的。把坏人也搞进来，镇压革命，镇压的学校多了，还有北京管理的九个学校也采取了，这样办法，借口要支援北方，赶快搞整风，整风九天，总想赶快把革命镇压下去，打击下去，不是就没事了嘛！不打倒你了嘛！就是自己不革命，也不准人家革命，更不准人家革自己的命。谁个要革我的命，要打倒，就是有气，就想办法要整。依照我们那样子，国家就不革命，资本主义就复辟了，就是我们复辟了。因为你就是资产阶级分子么。所以抓了九百人，解散了几十个组织，全省一百多，大抓人。再就是处理李、张，什么政治扒手啊！什么野心家啊！处理张竟的问题，把他跟湖大造反派搞下来，他们很好么，就是过去他跟李迎希他们说了一下，现在看，说得对么，说有两条黑线，军区一条，省委一条，这就是两条黑线么，这样就说他们不尊重领导，也是有野心，所以要停职反省，这都是我亲自做的。开会，我亲自参加的。为什么这样做呢？这些人就是反对了我，要打倒你，就是不满，就是报复，就是要整。参加省委大会，抓革命促生产，想搞生产高潮，鬼！那全是假的，就是借口这个东西开上层会议，就是光开那些当权派的会议，在省委开的有百把人的大会，在体育场开了三万人的大会，都是机关、省直、市委各个战线上的，各行业的当权派。这些会议我们的讲话，拿这个生产来压革命，歪曲事实，思想上就是还正在斗和还没有斗的人，给他们打气，向造反派示威。把一些当权派塞进来张旺武、闫钧、姜一、夏世厚都塞进“抓办”，这些名单我在北京还是跟张体学商量提出来的，这不是有鬼啊！原封不动，还革什么命啊！把旧省委那些人搞出来复辟，把一些当权派，有严重问题，象张旺武是历史上自首了的，我知道，就是说过去由省委解决了问题的，是什么人解决的？是旧省委张体学、王任重解决的，到底是怎样解决的，自己就是认为过去历史问题解决了。都把这些人拉出来，塞进办公室，不经过造反派，也不经过群众，这我们的罪多大啊！所谓成立“抓办”，以后，周总理去时，说抓办，抓办，抓办里坏得很。武汉的抓办，人武部领导的抓办，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办反革命事情，这都是在我的意图，思想指导下面一系列都是为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为了自己不革命，那里有反对就采取报复。　批判“二八”声明，错误的批判“二八”声明，“二八”声明批判的时间那么长，已经是挑起群众斗群众，什么香花派，什么毒草派，已经把保守派势力搞了起来，跟造反派斗争，打击镇压造反派，特别是对于二司，打击二司，打击工总，为解散工总加罪名。还拉三新，说支持你，他们那个时候同意批判“二八”声明么。不是真支持，就是利用，挑起几派斗争，镇压真正造反派，为取消工总作舆论准备。不管批判“二八”声明怎么样，我负责，起了这么样坏作用。“二八”声明有什么错误？我们用解放军的名义，用毛主席缔造是人民解放军在群众中的崇高威信来批判，这对革命派的打击是多大啊！

　　扶植保守势力，扶植三字兵，这个大专院校三字兵，中等学校的三字兵，都是保旧省委的。已经几个月的斗争了，有的跑出去了，基本上散了。如果我们真正站在造反派方面，彻底地争取瓦解、分化、那武汉的形势就不同了。我们承认它的组织，把它又恢复了起来，所以造反派二司、三新都说三字兵恢复，表示反动路线的猖狂，我们就是站在刘邓反动路线上，又把保守派势力扶植了起来。过去他保省委，以后又扶植起来保我们。在北京打电话说瓦解，说了又后悔，就是要团结、教育、提高，准许人家革命。保守组织应该坚决瓦解，这才是革命的立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看他们保军区，保我们，所以就很亲热，就扶植，把它重新组织起来。说他干部子弟多。这是我们执行反动路线，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这个观点，我们从过去那个旧省委把它接过来了，还变本加厉了，比他们镇压革命，镇压造反派还厉害，为什么呢？他们办不到的我们办不到了，我们玷污了毛主席缔造的人民解放军这个荣誉，这个威信。自己是个修正主义分子，自己不革命，利用这个东西来打击。所以，总的来说过去那个旧省委做不到的事情，起不到反动路线的作用，我们起到了。我们玷污了人民解放军的威信，比过去的省委还厉害。我这个资产阶级路线，造成的恶果损失，比过去那个旧省委还大，还恶毒，更厉害，你带枪嘛，有枪杆子么。　发表“三二一”通告，解散工总，这是发展到了高峰，把工人总部这样大的组织解散了，也不调查，也不研究。报告报了，没有批准就做了，解散工总，抓了工总的负责人。那个十六条、八条上说的是个别的，证据确凿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谁个叫我大批抓了？都反对么！我们采取大批捕人，解散工总，当然材料整了，我点了头么，说材料看不看，谁看那么多。说照公安六条做是对的，对个鬼啊！一个都不对，就是反动的，你站在资产阶级方面，镇压无产阶级，镇压革命，那你说的对罗，你站到革命方面，站到无产阶级方面看，那就是反动透顶，那是实行白色恐怖。点头之后，准备汽车，牛怀龙独立师，还把罗孟刚叫来，叫后勤出汽车，先说抓二百，抓三百，结果一夜抓了四百七。这是什么革命啊！这完全是白色恐怖，是反革命专政。不管情况怎么样，这个罪我应该负主要责任。是你这个反动路线，是你点了头么。就是你干的，也不要推谁么，就是我的罪么。我们抓的这些人，现在看来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加紧批判“二八”声明来压工总，解散工总来压二司，打击造反派，一系列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拉一派，打一派，拨弄是非，就是想把造反排一个一个的打下去。这是二月会议后，在武汉镇压，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破坏的时候。

　　第三，军委四月会议以后，这是我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时候。十条命令、江青同志讲是爱民的，就是要纠正错误。我们参加这次会议，一个是讨论十条，一个是接受教训。要转变么。毛主席讲纠正错误发扬成绩，有错误就赶快改，改的越快越好。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许多教导，都没有听进去。十条革命就是好啊。好啊，内心里这还得了啊，又要来冲啊，又要搞乱啊，自己做的这些罪恶事实，怕人反攻。不执行十条命令，不贯彻，不讨论，不认真执行，不检查方向路线错误。已经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就是不承认方向路线错误。在内部也不说，在外部更不说。工总不平反，抓的革命群众也不放，组织也不恢复。说的要平反，要赶快放人，我们就是不坚决，放一点，留一点，说什么严重的不能放。有什么严重问题啊。就是继续顽固的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毛主席的路线。拒不执行十条，不检查错误，工总不平反，抓人不放，组织不恢复，变本加厉，放一点人，恢复一点。说过去解散是对的，现在恢复是对的，放个鬼啊！过去就是错的，就是继续反动路线，不公开在群众中检讨，承认错误，更没有决心发动群众来批判自己。

　　钟汉华在北京，用江青同志的名义向家中打电话，说江青同志的四点指示，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什么工总不翻案，保守势力大方向是对的啊。这个极端错误的东西，害了下面，欺骗了广大群众、干部，江青同志批评我的“借势压人”。我们只向中央作了一般检查。回来，作为我来说应该提出这个错误，这是造谣，对这个东西应进一步消毒，我没有做，那你为什么不做啊？因为他说的也是我的思想，反动的思想，合乎自己的反动思想，因此，回来也是这样做，工总不翻案，我们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三字兵大方向是对的。那时，百万雄师还不多，因为自己是这个反动思想，就不可能进一步去处理这个东西，并不是什么自己忘记了，自己没有注意，就是合乎自己的思想，这些反动的东西合乎自己。回来后，言论、行动还是那些东西，这是我们的，但用江青同志的名义，这个就不同了，这是个大罪过，欺骗人哪！盗用江青同志名义，蒙蔽人，下面当真的，还有什么怀疑的。所以，这个恶果是很大的，这个罪责我也逃不了，不管是政治委员，也不应该顾及，要好好把这个东西收回，公开辟谣。没有这样做。

　　在三级干部会议上，我作了个总结，继续坚持错误。五月份，我向主席、中央作了报告，也是错误的。错误的分析形势，歪曲事实欺骗上级，打击造反派，这个问题，就是我坚持反动路线发展到了最高峰了，那个时候，把等待他们觉悟，一面斗争，一面团结，那个团结是假的，就是人家一天喊捉“武老谭”，什么陈再道，“打倒陈大麻子”就是有气，心里恼火。对三新、二司就是想办法报复。所以这个总结就是把反动路线更系统化了，形成了反动的借口的纲领。以后的六四公告也是根据这个精神，我们整个党委也是这个精神。这是我们定了调子的，就是肯定了批判　“二八”声明没有错，应该么，解散工总没有错，不能恢复么。造反派大方向错了，我们大方向是对的，他们背离了毛主席思想，我们是按毛主席思想。一种反动的论调。说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我们是对的，我们执行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错误的说成是好的，把好的说成是错的，把革命的说成是坏的，把我们的反革命说成是革命的。所以这样一系列，还加上我们政治部发了一个通知，说陈、钟不是三反分子，谁要喊打倒陈、钟就抓起来，所以这一切在下面造成的罪过最大。我听到了没有，听到了，那时孔庆德在那里讲，说我不是三反分子，那时也认为自己不是三反分子，听了就很顺耳。因为自己总是坚持反动思想，听了洋洋得意，不会打倒自己，合乎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自己认为自己是革命的，其实自己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了的。在给毛主席、中央的报告和会议总结，提出他们大方向错了，说孟夫唐、刘真站过去了，说是一小撮搞的，是反革命逆流，是复辟，把种种罪名加到造反派头上。这时，真正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说，我们已经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了，百分之百，一点不假。而且还说他们被孟夫唐操纵了，是一股逆流，搞资本主义复辟，把斗争矛头指向造反派。这个时候主要的矛盾是在我身上，我是镇压革命的罪魁祸首，自己是个资产阶级当权派，自己把过去省委的那一套接过来了，变本加厉了，自己这个反革命分子，还在那里指手画脚地说造反派这不对，把一切罪名斗争的矛头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污蔑革命派。是千方百计地来对抗造反派。这个时候革命派同我们斗争，这是完全对的，你老坚持，你打击他，阻碍他，你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你就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么。所以，这样子我们越坚持，想方设法调兵，把革命派当敌人，怕的那样。新公校事件，绝食斗争，到军区来要见我，我没有见，以后钟汉华签了七个协定。一回来我们就研究，把这个推翻，这事我主要负责，我把它推翻的，出了一个五一二文告，打击造反派。说冲击军区，把副司令员打的怎样，把政委绑架走了，许多罪名加到造反派身上，这是我们的罪过，以后又说他们冲军区，就搞铁丝网，水枪、护具，护具少了还到信阳去拉，说是防啊！怕杀啊。我是躲到廿九师去了，那就是怕的要死，恨得要命，陷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泥坑不知多深。但是，是不是不可以找来谈、商量，还是可以来，我们就是不见，不谈就怕。就是想办法对付，就是哪里住个连喽！哪里广播是他的喽！以后到五月，百万雄师就起来了，推翻这个七条，还出来个文告打击造反派，这是我的罪责。总理说这个七条也没有什么问题么。写了个给张维荣（按，指湖北大学造反派头头）的信，把七条推翻，不作算。倒打一耙，把罪名还加到造反派身上。

　　发表六、四公告，不检查错误，不执行十条，不平反。反而把矛头指向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肯定了解散工总是对的，不能翻案。这也对的，那也对的，存在缺点，强调没有经验，初次上阵，强调很多的客观原因。任务多，时间紧，来掩盖自己的反动路线。继续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的路线，继续打击造反派，进一步定调子，进一步迷惑欺骗蒙蔽群众，造舆论。我这个反革命盗用军队的名义，我是军区的司令员，利用解放军这个崇高的荣誉，压造反派，保守势力百万雄师就趁这个机会发展很快。而我们总是说他好，给他地位条件，而在舆论上给他造便利条件，这样百万雄师当然根据我们的六四公告，不执行六六通令，搞动员，搞大规模武斗，就是我们挑起来的，挑起武斗，没有坚决贯彻陈伯达同志制止武斗的指示和批示，还说百万雄师好啊，他执行六六通令好啊！执行个鬼哟，打得那么厉害，自己在鼓里头，说单方面打么，自己没有坚决贯彻中央文革的指示，伯达同志打电话叫我制止武斗，我没有坚决的执行贯彻。百万雄师杀人。以后还说他们执行的不错。处处在造反派脸上抹黑，在保守派百万雄师脸上抹粉。以前说我是百万雄师的后台，我不通，我也没见他，我也不知道。其实你的这个方针，你说了话还要你去，这是助长了也么，你在思想行动上帮助它喝了采，给他创造条件，培养它，支持它。所以立场没有站正，一讲起来就抵触，给总理办公室打电话，我也是反映这个问题。好象我是操纵百万雄师，我挑起武斗，鬼我也没有到过，我两个月住在廿九师，我没见过。说他有许多好的，大方向是对的，又说是这么大个组织，是个革命群众组织，这就是承认，就是支持。你站在革命方面来看，别说口头的，屁股已经坐到保守势力方面，坐到百万雄师方面。所以百万雄师发展那么快，打的那么凶，那时都感到很好，不感觉里面已经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是我这个反革命造成的。对它坏的方向看的少，对它好的方面看的多，还夸大，把造反派的个别缺点夸大，这是什么？这是支持保守派，打击造反派。坐在保守派方面，早已在搞资本主义复辟了。我们早已把毛主席领导的这个革命给断送了，打了下去，但我们还说自己革命。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因为孟庆唐站在革命派方面去了，省、市干部我们希望他们很快的亮相，亮么，搞三结合么，组织很大一批干部亮到百万雄师，我们也很欣赏，很同意，还去策划，叫他们亮，赶快亮。以后，省市这些保守组织，都跟百万雄师一块，都亮到我们这方面来了，以为很好嘛。所以现在干部站不出来，还受批判，这都是上了我们反动路线的当了。

　　做了上面这么多罪行，这是主要的，还多喽。当时就认为这么多干部亮到我们这边好，还是个胜利。我们反动路线搞的这样，害了干部，当然，也有少数的对我们的反动路线很同意了。

　　第四，“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这是历史上少有的，天大的事情，是明目张胆的反对中央、反革命、反对中央派来的代表，这是反革命的事件。我应该对这个反革命事件的罪负主要的责任。这一次，经过大家对我的帮助、斗争、批判，才使我进一步认识到严重，过去我认为有很多客观原因，还有推卸责任的想法，这是极端错误的；不出“七二零”事件，我这个环境好得很嘛，都在保我，都说了话么，为什么出了？我不知道，这就是对自己的反革命罪行，没有很好的认识。再一个，说王力不应该在水院讲话广播出去，怪那些事，没有说我的责任我要负。这是我一系列的…执行这个…造成的。但是还有旁的原因，旁的是次要的，最主要的最大的是我造成的。你长期站在刘邓路线，执行反动路线，反对毛主席、反对中央、反对主席路线，而且顽固的坚持，造了许多舆论准备，定了许多的框框，调过来欺骗下面，欺骗战士，欺骗群众；但是群众认为当真的，因为是上面说的还有什么假的？我们就听嘛！结果做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反动路线。　七月九日常委会定调子，七月十日开各大单位负责人会议，明确的很肯定的统一口径，统一思想，说没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不能翻案，批判二八声明是对的，百万雄师是革命群众组织，他们里面还有造反派嘛，是个很大的组织。他们抓防汛，复课闹革命，（本来）都是假的，还加以夸张，说这些都对嘛！方向是对的。把百万雄师加以美化，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加以扶植；对造反派方面，也定调子，说他们大方向错误，完全不照中央的办，不照社论上的办。什么冲啊抢啊，把我们的战士打伤多少啊，是来污蔑造反派，来扩大造反派的缺点，进行打击，使自己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进一步去发展，扩大市场，争取人心，欺骗蒙蔽群众。这都是我策划么！“七二零”事件为什么起来？以前就有这个思想，我们贯彻了这个反动思想，蒙蔽了群众。以后听说错了，有方向路线错误，工总要翻案，（群众）就保护我这个反动路线。长期这样，所以一下子翻过来，群众不愿意；而且我放毒的这个时间又长，中毒又深，下面受了欺骗。所以这个就是你造成的，所以这就是做舆论准备、思想准备，就把保守势力搞起来保自己。

　　七月十四号，总理一来，就说毛主席说，你们屁股不要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为什么呢？就是自己这个反动的思想，就是不重视，就是抵抗毛主席。以为我开的几次会，都是搞的那。主席的这个指示总理说了，主席又说了，（如）传达下去，这个力量会多大！这个反动透顶了，连主席的东西都不传达。这不是反抗主席啊！还要怎么样反对主席啊！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东西，你就是没有做嘛。所以，开了几天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为什么汇报汇报总是在会议上汇报，没有讲不要这样汇报么，总是他（按，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领导）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所以，总理、谢副总理开会讲了那么多，自己总是在那里阳奉阴违，不是真通，不是真想改，总认为还是要把情况讲一讲，材料还要他们（按指中央）看看。意思呢？是想不要恢复工总。工总…在我思想上……，我过去没有说心里话，（实际）认为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已经解散这么久了，现在工人到处参加了组织，有了这个谬论。继续对抗中央，对抗中央文革，对抗总理。就是不愿意贯彻。指示这么明确，这么英明、正确，就是抵触，不愿意办，站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还在继续顽抗，而且公开对抗中央，反对毛主席、周总理这些指示，拒不执行。所以，“七二零”事件不是偶然的。

　　“七二零”事件一发生，那就晚了。“七二零”事件，是我们反动路线的必然结果，必然的产物。独立师也是嘛，也是我们蒙蔽欺骗了嘛！“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自己不挺身而出，不很快的站出来；就是说王力的四点指示，四点指示是对的，应该挺身而出。那时候说，以前是让我们说出去，还没有公开，我还在给公检法这样说，你们在外面听到的，那不可靠嘛，有错误是我们的责任，不怪你们，还在那里不承担责任，把责任推在中央，继续造成自己的罪过。打你几下没有妨碍大事，你怕什么嘛！中央首长在那里多重要啊！自己就是那样，这件事情简直搞的糟糕，没有办法，束手无策。也就是抵抗，好象是我们有责任，也有旁的原因；这种反动的资产阶级分子，没有一点阶级感情。“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中央首长我们没有很好的加强警卫，根本就没有放在心。这么大的事，这么天大的事，这不是我一个头、两个头顶得了的，这个安全工作，首先我（还是）去开会去了，由ＸＸＸ布置去了。但是“七二零”事件发生以后，我们对安全没有注意，没有放在心上，这是最大的罪，那里还有比这个还重要的。这个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多可恨啊！中央首长在你那里，你还不采取措施，假使有事怎么得了啊！没有采取有力的措施。

　　那个时候冲进来，把王力带进我的军区大院，他们也打了我，那就不说了，那是打错了。但是，这个时候，王力绑架到大院里去了，谢副总理叫我、钟汉华去，我就没有去，钟汉华去了。不管怎么样，也是中央代表，我们没有挺身而出，没有很快去搭救（按：陈检讨时，王力已经被所谓“请假检讨”关起来了）。当时认为有人去，军区那里还有人么。自己怕死，这个反动的思想。过去说我是“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是我自己搞起来的，感到冤枉。现在你站在革命方面看，一点也不冤枉。这确确实实就是我们造成的，策划的，做了许多舆论准备，一系列的坚持造成的，还定调子蒙蔽群众。

　　搭救王力也不注意，自己挨了打，还把老婆叫来看，自己很注意自己。所以，这个资产阶级思想反动透顶了。一切为了自己，为了我。为革命的事情，为党的事情，为人民的事情，在身上很淡薄，没有了。自己确确实实是个资产阶级分子，没有无产阶级气味，没有无产阶级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多。　

以上这些罪行，说明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完全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推行刘邓的反动路线，帮助刘邓搞资本主义复辟，我这样搞不打紧，我欺骗和蒙蔽了广大的革命群众，广大的革命干部，广大的指战员，使他们犯错误，使他们受气，就是在我的罪恶下面，我们欺骗了他们，蒙蔽了他们。想方设法，颠倒是非、混淆黑白，说得他们为我们这个资产阶级路线服务。使他们跟着我们的错误走，扶植保守派，打击造反派，把武汉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了，搞得乌烟瘴气，乌云盖天，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以致造成这个“七二零”事件。所以我犯的罪大，对党、对革命、对人民、对我们下面的干部、战士造成了极大的损失，极大的恶果。

　　我的罪恶滔天，请求审判我，枪毙我，杀一个头也不行，杀一百个也应该。

　　二、　我犯罪的根源

　　我犯这么大的错误和罪，顽固执行、坚持反动路线，站在刘邓反动路线，镇压革命，这个不是偶然的，是我早就蜕化变质了，我的思想象林总那个报告指出的，老干部也要用阶级观点来看，有的保持了光荣传统继续革命，有的受了资产阶级的侵蚀，有的蜕化变质，变成了新资产阶级分子，我就是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我个人的一生，如果活着的话，这是一个人的血的教训。自己就是蜕化了，就是不注意量的变化，量的增加，无产阶级的东西，革命的东西，慢慢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往里灌，毛主席的思想少了，资产阶级的东西来了，别的不说，就是进城以后慢慢的变了质，自己不知道，一天就是毛主席七届二中全会上说的，胜利了居功骄傲，停止不前，贪图享受，就是由这里起的，自己认为自己了不起，自己不知道没有毛主席、没有党那里还有中国的胜利，还有我们呢？把党、把人民都丢开了，就是认为自己了不起了，一天就是个我字、私字，我的思想慢慢变了，蜕化了，变成了资产阶级分子，一天就是看到那里房子好，走到那里看到设备好，回来就搞设备。汽车、钓鱼、猎枪、表、沙发、生活方式极端腐化，至于说劳动人民那方面，根本不看。进城以后，总是学资产阶级的东西，看到那里有地毯，自己搞个地毯，买沙发，买餐具，炖什么果子酱，面包。都是学修的，自己慢慢就修了。思想慢慢腐蚀，生活糜烂，流氓作风，看见女同志，护士，就是流氓习气，动手动脚，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个人。生活糜烂，乱搞女人。这都是我长期的资产阶级思想，污辱人格，连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上都有么，却都是犯了。我这么高，这么老，不象个人样，哪个爱你哟？自己不照一照自己，这么大年纪，丑得要命，自己还腐化堕落。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在那里一天吃、乐、玩耍，对于工作，对于人民事业，为人民服务，老三篇看了，都没有做，都违犯了。人民为我，多少人为我服务，自己还不做工作，革命事业心没有了，淡薄了，就是搞那个资产阶级生活方式，跳舞啊！前年在上海，还看什么家具厂，想买什么好家具，买桌子，椅子。一天就是看不到人民，忘本了，你现在怎么就是过去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么有兴趣，那么牵心。是对时时为个人打算，为享受。住房子要好一些，坐汽车要好一些，钓鱼杆子要好一些，沙发、地毯……什么都要人家服侍，还不称心，还要训人家。主要指示出来了，官做大了，钱多了，架子大了，当官做老爷了，就是修了，不平等待人。这样子毛主席的书就不想读，读不进，没有读，毛主席的话不听，不照毛主席指示办事，你不犯错误，不跌跤子？那是一定的。到那里去，毛主席的书带着，带着不学，做样子，学也没学进去，学了也不会用。就是贪图享受，到那里就玩，斗志衰退。我一个是忘本，一是啃老本。今年一月份，毛主席说，不要啃老本，老本有毒。这些教导都不听，多么重要的指示，不读毛主席的书，不听毛主席的话，不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你不栽跟斗？所以，走到反革命道路不是偶然的。你不照毛主席指示办，照刘少奇的资产阶级的办事。就是蜕化变质，堕落腐化，背叛了无产阶级，背叛了原来自己阶级，我是个孤儿，是个穷孩子帮人家牧牛的，过去看人家端碗大米饭就想吃，欠碗饭吃啊。革命不是靠毛主席，靠党，哪里有今天？

　　毛主席的指示，主席的话不听，主席的指示不照办，不贯彻，不学习，不研究，我犯罪的最根本的就是在这个地方。去年十月的中央工作会，今年一、二月军委会议，四月军委会议。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的首长，关于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作了不少指示，就是不听，听不进去。特别是今年一、二月会议，就是说乱了，就看了表面现象，就是听不得了，连林副主席的讲话都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陈伯达同志的报告，还要其他的报告，都说不解决实际问题。什么实际问题，就是怕，就是不好好领会，好好学习。回来也没有很好的传达，研究、贯彻，还是照自己的一套搞，还是搞我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坚持错误不改。四月会议，制订的十条，就没有很好地执行，就对抗。蜕化了嘛！秘书把主席亲自批的浙江问题的指示，夜里送去，让在门外念，还发脾气，说打搅了自己的瞌睡。这么重要的东西，也不看，到了什么程度。今年四月，总理当面传达的主席指示，叫把河南、湖北两省的领导班子研究一下，自己不好好的抓，没有好好做，也没有向中央报告，向主席报告。四、五、六月这个时期。主席批示了不少的东西。都没有很好的研究，引起我们的警惕。批广州、济南的就是看了，也没有听进去。这个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思想多顽固，该死啊！（略）

　　不听林副主席的话，对抗林副主席。六四年底，林副主席关于突出政治这样伟大的指示，多么重要，多么英明，自己都跟罗瑞卿搞到一起，搞大比武，听罗瑞卿的，很积极。对林副主席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自己就抓的不紧。罗瑞卿搞大比武，自己是很积极的。林副主席纠正的时候，自己还在那里帮罗瑞卿的腔，同罗瑞卿唱一个调子，帮罗瑞卿，说什么叶群、那个时候还有刘志坚，他们蹲点调查的材料。拼凑尖子，弄虚作假。自己认为我们那个部队，没有那么严重。其实很严重，我们不知道，自己官僚主义，还说人家材料不确实，不能代表整个部队的形势。一天在那里搞练武，拼凑尖子，日夜练，不搞政治，单纯军事观点，冲击政治。罗瑞卿就是拿这个大比武来反对林副主席。我们就是帮了罗瑞卿的腔。还提出林副主席的报告中，某些字句要修改。其实就是说林副主席那么指示要修改。某些词句，就是指的拼凑尖子，对于大比武也要一分为二，好象还有成绩。那么会议上，当然其他人不说了，我个人就是这样的抵抗林副主席，抵抗他的突出政治的指示，这也是反对林副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林副主席的指示，自己也说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说八条是过瘾的，其他的指示不好好学习研究，如要站在左派一边，阶级斗争，自己要革命呀，自己既是一份革命力量，又要把自己作为革命的对象，这些指示就不听，没有把自己作为革命对象。你自己资产阶级，不革自己的命，人家就革你的命。这是必然的，不听主席、林副主席的话，非跨台不可。不是一次、两次，一次不改，一次不听，那多么危险。

　　对中央文革不尊重。老实说，不是不尊重，就是有抵触情绪，某些地方就是有不满，这是心里话，现在不要再藏着。中央文革是多么好啊！总参谋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做出了卓越的功勋，做了伟大的事情，立了伟大功勋。这个问题，过去有人讲过，自己不看这些事情，对中央文革牢骚不满，就是反对中央革命。去年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陈伯达同志的报告时，我们提意见，要讲阶级，讲成分，不能唯成分论。对那一段讨论时，提意见，请韦国清同志提上去，我们态度不好。血统论这个问题，我们都没有什么理论，就叫到这个血统论也是有意见。批评反动的血统论，这是非常正确的。所以，对伯达同志报告时，以很不好的态度提意见。讨论提意见是对的，但是你就是有点抵触情绪。（略）说他们不听我们的，只听革命小将的。这都是暴露了证实了我们不满。对中央文革怎么能一报告就能答复？说不答应。就是自己的反动思想，不合乎自己，自己坚持自己的反动思想，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对这个无产阶级司令部，毛主席的参谋部有意见。四月会议又提出中央文革要增加人，把这个省看还没有好的书记，调个把去，文革多搞些人，那个地方学校多，工业多的城市，派一个是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武汉要派个人到那里去坐镇，我们来做工作，你们掌握。意见就是自己不负责任，根本思想上就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没有人在那里，报告你又不批，也不批，也不指示。什么提意见，胆大妄为，反对中央文革。
　再就是严重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当官做老爷。这就是伯达同志那个报告里讲的怕，怕这怕那，归根到根就是怕革命，怕群众，辜负了主席一再教导，要到群众中去，把文化大革命搞好。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我们呢？不相信群众，到怕群众，以后要镇压群众，实行刘邓的那一套，反革命的反动路线，怕群众就不是共产党人么，当然现在成了反革命，所以一斗争激烈，自己就藏起来。硬是不到群众中间去，这也是我犯罪的一个根本的东西。长期的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懒惰，没有共产党人的气味，没有革命事业心，一天就是为我，吃、乐、玩耍，不到实际中去，也不到群众中去。不说地方，连我们军队也脱离了，所以以到最后采取镇压群众怕群众，不相信群众到镇压群众。作风非常恶劣，听不进反面的意见，说反对我更不行。受我们训的人不少。为什么呢？没有道理。自己那么懒，不做事情。为什么训呢？就是照顾你生活照顾的不好，并不是为革命，为工作。所以说我主观片面，骄傲自满，目中无人，老虎屁股摸不得，同志们批评我的完全对。到资产阶级这样子就怕死，怕群众，不革命。以后我们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喊打倒你，就怕揪走，就不敢见。“七二零”事件也证明，也是怕死。

　　我们党委工作，我们这个党委已经是修了，都黑了，是我搞坏了的。我这个班子，把大家带坏了，害了大家，也害了下面。党委长期的不突出政治，我这个人就反对突出政治，作风不民主，就是自己说了算，人家说了不算。政治空气很稀薄，政治原则很差，对上面的东西，就是当了个交通，当了个收发，没有很好的认真研究，认真贯彻，认真执行，认真检查。党委内部长期思想斗争不开展，我的错误就怕人揭，自己对思想斗争不提倡，压制，就是表面上表现还不错，一致，实际上意见还是很多。班长坏嘛，错误那么多，怕人家揭，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去搞思想斗争，怎么能用毛主席思想来武装自己，来批判。所以，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我这样造成的，大家都是一致的错。当然，我们下面还有些同志跟我们的意见不同，他们看的还有一些对的。但是，那不行，要打击，要批评。特别是哪一个同造反派好，同造反派可以说话，说他们还有些道理，那马上就找来批评。二十九师那个副师长赵奋，他跑到三新，到处可以说话，觉得亲近，我听到有人说，就把他找来，说他偏向了，说他没有看到三新的方向错误，就打击。所以，我们这样思想早就蜕化了，变质了，在文化大革命中不过是总暴露而已。这是必然的，你是资产阶级，怎么能跟主席搞无产阶级革命呢！资产阶级思想，自己灵魂深处的肮脏东西，就怕革命，就怕革自己的命。总想糊住，包住。这一下搞，都搞出来了，大家帮嘛，彻底把我过去这个陈大麻子，陈再道，连骨头带肉都不要，都算了，都是资产阶级了，都是腐化的东西了，今后要重新来脱胎换骨，又按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重新做人，脱胎换骨。过去的彻底抛掉，对我只能这样。我以前总是站在老位子，老位子就是资产阶级位子，你不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看，资产阶级的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就看不出来，你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陈再道这个坏家伙，你什么都看出来了。林总讲的，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观察问题才是正确的，我早已抛弃自己的阶级了，革命的事业心，革命的干劲，完全消失了。

　　主席、林副主席的话，你不听，你不执行，你革什么命。怎么能不犯罪，怎能不跑到反革命方面去。长期是这样的资产阶级思想，所以，自己变了质，到了刘邓那里去了，自己还说自己满对的。对主席、对中央文革为什么这样的？只有敌人，只有资产阶级才反对他，只有敌人，只有反动派才不满。他（按指毛主席）是无产阶级最高的领袖，世界人民的领袖。中央文革是无产阶级革命最高的司令部。我们反对他，就不听，就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对抗无产阶级，对抗革命，反对伟大的革命，罪真大呀！所以，这次来，斗，那没有什么，主要是我们好多干部苦口婆心的，又恨我这个错误，又想要我重新革命，相信主席，坚决执行主席的，人家还是根据主席的这个精神，还是想我回头来。所以这十天来，每天都有人跑到我屋里去教育我，帮助我。开了几次斗争会，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我以前就是有侥幸心理，认为错误不是那么严重。没出“七二零”事件，我解决好，“七二零”事件与我无关系，也不是我组织来的。这样想，不是你组织的，你一直在活动，一直在那里搞舆论，搞策动，不是你造成的是谁？所以罪责难逃。特别是我这个人，一个人死了算什么，对革命造成了多大的损失。所以，我们对主席、对中央、对中央革命，对武汉的造反派、武汉的人民、军队的广大指挥员、民兵。造成多大的恶果。都是我这个黑线害了的。把我一个陈再道杀了，把一百个陈再道杀了也应该。有些同志提出了这一错误的性质严重，面大、深广。几方面，这一方面吃了亏，造反派方面，被我们打击。扶植百万雄师起来，完全是资产阶级复辟的东西，来镇压造反派，杀人、放火、打死了那么多革命小将，这都是我们的罪过。还有什么说的。所以，我现在没有一点好的，就是犯罪，都是错误。所以说我是镇压造反派，镇压武汉革命，“七二零”事件的罪魁祸首，一点也不冤枉。反对毛主席路线，反对毛主席。罪该万死。你连毛主席的话都不听，毛主席说的话始终不办，还不罪该万死，破坏了武汉的文化大革命，蒙蔽欺骗了广大革命群众，干部、部队的指挥员，这是罪恶滔天。毒害大家，保陈再道。那个时候政治部还发了通知到下面去，多害人，那个要喊打倒我，还要捉。这种下了多大的恶果。这就是我们搞的么，我搞的。所以，我现在成了反革命，等着中央、人民审判，都是怪自己，自己是这样的蜕化变质，到最后成了罪人，成了反革命。

　　三、　我的决心

　　最近主席几次指示，我犯了这么大的罪，当然，主席不仅是为了我一个人，是他伟大的干部政策，再就是为了武汉广大干部、广大的人民。再就是大家苦口来帮助，希望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主席讲的，来一个人就叫看哪，就念给我听。那真是来一个就问我看了没有，你念念，你看看，你把那个群众谅解，重新革命好好学习，造反派同志也是好的，来读文件给我听，帮助我，指出我的前途，指出重新革命，我能不走，是牛也应该教好了。所以，我不能辜负主席、林副主席、中央、周总理、中央文革，以反对在座的大家和革命派的小将们对我们的帮助，对我的教育，对我的希望。我也想啦，你不听毛主席的，重新革命，你还想把错误带到那里去。以前是带到火葬场，现在那还有火葬场。自己到了这么大年纪，做什么不算毛主席，不靠党，不靠人民，你一事无成。活着吃饭，也得有人给你一碗饭吃。所以没有什么不可以丢的。毛主席教导，过去多少先烈倒下去了，我们一想起他们来就很难过，我们战争几十年，跟我们同事的死了多少，比我强的人多哩，我是个没有用的人活着了，没有打死，那牺牲了多少，他们为什么？我现在对人民造成了这么大的罪，还在要你转变，承认错误，把错误交出来，那个野兽，牛都不如。所以我决心不能辜负主席的教导和大家的教育。

　　武汉的文化大革命，是我在那里破坏了，搞的乌烟瘴气，搞的个“七二零”反革命事件，公开的向中央进攻，反中央、反毛主席，都是我的错误恶果造成的。毛主席、中央、中央文革采取果断的及时的英明的措施，把武汉文化大革命挽救过来，把坏事变成好事，使武汉的文化大革命大好形势同全国一样。我一万个拥护。对我个人的处理，罢官、撤职都是非常应该的，我没有半点怨言。而且我犯了这么大的罪，还在想各种办法挽救，指出前途，指出出路，还希望我重新革命，这使我感恩，感恩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中央文革和大家。所以，对我的处理，我是坚决拥护，我是坚决拥护，一点怨言也没有。只有感恩不尽。今后要拿实际行动，你光说不行。象恩格斯说的，看一个人，不是光看他的文章，看他的演说，要看他在做什么，是个什么样的人，我这个人坏了，看你能不能抛弃你那个坏的东西，过去你那个人是坏人，现在重新做人，脱胎换骨，应该下这个决心。今后叫我劳动，做什么坚决跟群众在一起，拿到群众中去监督。所以，我一个是坚决的听主席的教导，重新革命，遵照主席的一切指示，继续的不断的来给自己这个资产阶级思想斗争。是什么斗争呢？就是按主席、林副主席指示，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来斗私批修。自己既修了，又有私，由私到修我都有。所以，只有用主席的思想，不断斗私批修，就是革自己的肮脏的，改造自己资产阶级灵魂，改造世界观。世界观不转变，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那是搞不好的，就是林副主席教导的，今后要好好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争取做一个劳动人民。不管做什么，一定要跟着毛主席，听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做。

　　再一个，不是在这里说了，马上又去翻。又放炮了，一想自己有点道理了，形势好了一点又变了。这个老老实实的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认识还是很差的，初步的，一定要不断的，对错误认识不够的，还要不断的斗争，不断的对错误进行揭发。拿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的观点，无产阶级的思想，毛主席的思想来改造自己，不断的改造。我只要下决心，有主席指示这个最锐利的武器来改造，就会把自己能够挽救过来。只要自己不顽固，听说，真正的好好学习毛主席的思想，好好的照毛主席思想做事情就会好。真正地立场站过来，真正把过去的肮脏东西，真正不怕丑，真正不怕割尾巴。丑就是这样丑嘛，已经全国都臭了么，你还包着干什么呢？我一定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用老三篇改造自己的灵魂，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今后一定要听毛主席、听党的话，以人民为自己的老师，当小学生现在人民也不要你，你不转变，你是个反革命么，如果自己真正想重新革命，要上靠毛主席，下靠广大干部、群众。我现在是个反革命，转变好了是个劳动人民，在人民监督下面，做人民的勤务员，自己有决心有信心遵照毛主席的指示做，今后还要靠大家来监督，来教育我，主要是靠我自己能不能把我自己的脏东西抛掉。你再顽固不顽固，毛主席讲了，顽固是坚固，以后就不固了，就死了。你顽固，顽而不固了。所以，我还是不想死，这样死了连根鸿毛都不值，我遵照主席的教导，我重新革命。能劳动几年，我总是争取做个劳动者吧！许多同志都说了：“不是你呀，联系到后代”，是啊，那真是苦口婆心的教育。我如果不是个野兽就应该懂得。我感谢主席的教导，我一定照着做，同志们对我的帮助、教育、我下决心不辜负，我今天讲到这里。

（根据录音整理）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八八期 二○○六年三月二十日

tuffy05

　陈再道给毛林的信

最最最敬爱的毛主席：

最最敬爱的林副主席：

最敬爱的周总理、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中央军委、中央文革：

　　主席啊，主席！我犯了这样大的罪，您老人家还这样关怀我、教育我，要我好好学习，重新革命。您老人家给我指明了出路，给我重新做人的机会，给我第二条生命。我感激不尽，感恩不尽，我永生永世感恩不尽。

　　毛主席啊！我过去就是不听您老人家的话，胜利后，进城以来，我的思想蜕化变质，腐化了，变成资产阶级分子了，忘了本，变坏了，我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犯了滔天大罪，破坏了武汉地区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我有罪，我向您老人家低头认罪！向广大革命群众、革命干部低头认罪！我遵照您的光辉教导、文革的指示，把我送到学习班，革命造反派的同志和参加学习班的干部，对我进行了批判、斗争和帮助，进一步触动我的反动思想、反动灵魂，对我教育极深，帮助极大，使我对自己的错误和罪行有了进一步认识严重。我坚决承认和改正错误，重新革命，重新做人。

　　在您老人家的亲切教导下，在同志们的热情帮助下，十二月一日我作了一个检讨交代，我这个检讨交代很不深刻，认识还好似很差的，以后进一步作检查，认识检讨错误，清算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使我重新做人，重新革命的起点。

　　现在把我的检查交代记录送您老人家看一看，请您老人家训教。我永远听您老人家的话，永远永远跟着您老人家，重新革命，重新做人，永远读您老人家的书，听您的话，照您老人家的指示办事，争取做您老人家的一个好战士。我要好好学习，坚决重新革命，我决心到群众中去接受造反派和广大群众的教育，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改造自己，重新做人，重新革命。

　　坚决响应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号召，以斗私、批修为纲，在自己灵魂深处闹革命，彻底改造资产阶级世界观。

　　敬祝您老人家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

　　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犯了罪的陈再道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三日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八九期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

tuffy05

钟汉华的检查


（三）“７２０”反革命暴乱的罪行

　　“７２０”反革命暴乱事件，是张国焘叛党事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重演，是我与陈再道顽固的坚持刘、陶、王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所酝酿成的严重罪恶的总暴露，是我与陈再道实行资本主义复辟面临彻底破产最后死亡挣扎的表演。我在这场表演中，充当了无耻的总导演角色。我的主要罪恶事实是：

１．“７２０”反革命事件不是偶然的，是陈再道和我顽固坚持反动路线的产物。批判二八声明这股黑风和四月十九日的罪恶造谣毒害了干部战士和群众的思想，为这一反革命事件作好了组织准备。

２．７月９、１０两日召开了总动员会，并且作了总的策划和布置（９日是常委会，１０日个单位领导的会）。

　　在会议上强行统一认识，统一口径。要求各单位也要统一在陈再道和我的观点上，整理出书面材料，以便和三新二司打官司，使工总不能翻案，肯定六四公告是正确的。这就是鼓着干部战士团结在陈再道和我的领导下与造反派最后决战，也是临战前的动员会，会议也是鼓励“百万雄师”更猖狂地压造反派。虽然“百万雄师”没有参加会，但都早已是一家了。这也反映了陈再道和我的反革命决心，反革命的顽固性。

３．１４日—１８日，顽抗最高指示，一再向中央反扑。１４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由于我们反动的立场，就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的反革命决心不变，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１５、１６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４．再次抗拒中央指示，对中央结论不满，进行煽风点火。

　　１８日下午，总理作了正式结论，表面上也假意表态，承认方向、路线错了，但这时五心不定输个干净，内心不服。当晚主席对陈再道和我亲自教导，要我们好好向“百万雄师”作工作，作好部队思想工作，步子稳妥。工作细致深入一些。由于我们顽固坚持反革命立场，对主席没有感情，仍是拒不执行，也不传达。真是罪该万死，千刀万剐，也赎不了我的罪。

　　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这是“７２０”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１９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由于我们长期的毒化群众，当时已是处于干柴浇汽油的景况，见火就要爆发。我的罪过大啦。“７２０”反革命暴乱的火，是我点起来的。我是总导演。千刀万剐，也不能赎我的罪呀！当１９日夜晚开完会，我从军区大院回东湖的时候，已经有很多出乱子的征候，可我这个反革命的立场促使着我，乱就乱吧，泼着干，也不采取任何措施，回去就睡了。当“７２０”拂晓，暴徒冲进东湖的时候，我这个卑鄙无耻的东西，把谢副总理推到前面。我躲到地下室里去了。就是“７２０”事件发生了，我如果是有一点解放军的气味，也还可以挽救。当时要是挺身而出，果断处之，还是可以制止下来的。我不但没有这样做，反而低声下气，作揖磕头，这是更助长了暴徒的气焰。我这个反革命，犯下了滔天罪行。

　　千罪恶、万罪恶，也没有我不保护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安全的罪恶大呀！

　　我明明知道毛主席在东湖，保卫科长王振英反映警戒不够，需要增加人。他和孔庆德都建议调２９师的人进去。我说２９师和独立师有矛盾，就不了了之。２０日主席也在东湖，我不管不问。资产阶级思想毒害得我连对主席都丢了感情。就是一个普通战士，也要保卫毛主席的呀！（哭）就这一件事千刀万剐我也是应该的呀。我穿着解放军的衣服，是以蒋介石的态度对待主席的呀。可耻呀，可耻！这不但是保卫中国革命的领袖，也是保卫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我骨子里坏透了，我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林副主席，对不起中央，对不起中央文革，对不起全国人民，对不起全世界的人民，这是我反动的阶级立场的反映，不能用其他的解释，也解释不了。我是完全站在帝国主义、蒋介石的立场对待主席了，我的罪恶滔天，千刀万剐也难赎罪。我为什么叛变了主席呢？我是个小学生出身，未有参加过劳动。大革命时期混到革命队伍中来的，在民主革命阶段打土豪分田地，打蒋介石，还可以跟着走。小资产阶级思想没有断根，全国胜利后贪图享乐，政治上腐化了。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资产阶级思想毒害了我，我叛变了毛主席，叛变了党，叛变革命，也叛变了我自己。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宽大我，挽救我，重新革命。我的罪恶重大，千刀万剐也不能赎罪。早该审判我了。我再次向主席请罪，向大家请罪。我的灵魂深处还有很多脏东西，我要以“斗私批修”为纲，脱胎换骨地改造，重新做人。我将近６０岁，还争取做一点有益于人民的事，希望大家帮助我。

（根据１９６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和１２月１日下午，在湖北省学习班全体人员大会上两次检查交待记录综合整理，整理稿经本人同意）


华夏文摘增刊 第四八九期 二○○六年三月二十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