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鬼：我的文革记忆（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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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鬼：我的文革记忆（上）
2017-06-14 老鬼 影响力发现






编者按："文革"作为一场政治运动至今已发生51年了。虽然这对整个国家形成灾难性的冲击，对整个民族造成难以弥补的损害，但我们经历了半个世纪，居然整个社会并没有形成一种深刻地共识，也没有从根本上对它进行彻底地反思、更没有揭示其事件发生真正的政治与文化的根源。并且，还有不少人不仅不认为其对人类文明的浩劫与反动、对人性人道的扭曲与羞辱，反而还加以肯定和称颂，认为它还是中国进步的一种别无选择。不久前竟然还在几个省市发生了局部的文革回潮，死灰复燃。这样的误区或混淆必须彻底澄清，这样的毒化现象必须再次拨乱反正。2015年间，我们约请了中外数位文革的亲历者和研究者，进行了一次专题系列访谈。以他们的见闻和认识，从更多不同角度可为今天的青年读者揭开"文革"运动的面相和迷雾，让更多人学会从历史的悲剧中醒悟，从而走向常识和理性，为自己，也为未来可以健康发展的中国。


徐友渔：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谈文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作家老鬼。老鬼会给我们讲很多有关文革的事情。老鬼在文革期间的经历非常丰富，写了很多书。大家都知道第一本是《血色黄昏》。另外一本《血与铁》也跟文革有关，算他的文革回忆录。还有一本《我的母亲杨沫》，其中关于文革的内容也非常之多。他自己在文革中的经历非常复杂，他的家庭在文革中的故事也很多。因为他的母亲杨沫在中国是非常知名的作家，文革中遭受了许多磨难。他的父亲是北师大的领导，经历也很曲折。所以，我们今天请到老鬼来给我们讲讲文革中的故事。老鬼，你好，文革开始的时候你是在北京读书吧？在哪个学校，读几年级？都在做什么事情？

老鬼：我是北京47中高三的。记得在1966年6月1号早晨，中央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同时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从那天以后我们学校就停课了，大家忙着写大字报。我最初是保校领导的，有斯德哥尔摩情结，感谢校领导把两个处分给我撤销了。

徐友渔：那你对文革的感觉是突如其来呢,还是欢呼雀跃呢？你对文革是什么样的态度呢？

老鬼：我当时是很支持的。文革以前我受过两个处分。一个是到水库游泳，得了警告处分，一个是打人，给了记过处分。觉得很委屈。那时候学校纪律严明，不许随便打人。所以文革一来，校领导全靠边站，挨整了，感觉挺解气。也没什么纪律束缚了，打流氓随便打，特别过瘾。我不爱看书学习，所以喜欢文革，不用啃书本了。好像飞出铁笼的小鸟，自由自在，有种被解放了的感觉，很欢呼雀跃。我曾用皮带抽过跪着的女流氓。

徐友渔：我就直接了当问你一个问题。文化革命初期在中学泛滥最厉害的是血统论，你父亲和母亲革命的资格都挺老的，你应该属于是红五类。那么，血统论对你来说是不是特别有利，你是执行的，还是持一种不赞同的态度。在血统论这方面，你是既得利益者还是受害者？你是一个什么态度呢？

老鬼：当时一看到那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就觉得不符合毛主席教导。他说我们有成分论，但不唯成分论。这对联是唯成分论的，我当时持不赞同态度。还有一点，我虽然是干部家庭，但干部家庭也不一样。像军队干部就更革命一些。而教育系统的干部，文艺界的干部处境都很糟糕，是低人一等的，全都在受批判。因为毛主席说文艺界17年来被修正主义分子霸占，堕落成裴多芬俱乐部了。教育界17年来，学校也是被修正主义统治的。我爸是教育系统干部，我妈是文艺界干部。当时中央两报一刊宣传文教界都烂透了，被资产阶级专了政。所以文教系统的干部都灰溜溜的。北大校长陆平被揪出来后，我马上感到自己的父亲也岌岌可危。所以除了觉得这副对联不符合毛主席教导外，我自己也本能地反对这副对联。因为父母都处于黑帮领域。我跟革军出身的红五类不一样，是半红半黑出身。

徐友渔：那学校其他同学，那些所谓的红五类，他们是支持的吗？

老鬼：我们学校的革军子弟特别多。因为我们地处西郊，附近有好多军事单位。革军子弟几乎全部支持这副对联，也就是赞同血统论。他们在学校掌权，占压倒优势。反对对联的是少数，基本是地方干部子弟。我们47中红卫兵的头头叫杨志刚，是农机部副部长杨立功的儿子，他就明确反对血统论。当时为这副对联，学校展开了激烈辩论，部分同学还到天桥剧场聆听中央文革首长讲话。那次江青也去了，她没有明确反对对联，可以认为是默许了，所以支持对联的特别高兴。后来红卫兵就是以这副对联，也就是血统论为基础发展壮大的。当时《人民日报》发表过社论《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1966.8.29）。因此可以说，按血统论原则组织起来的红卫兵获得了中央的首肯和赞许。

徐友渔：你们学校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是不是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歧视？有没有这种情况？

老鬼：对，出身不好的非常受歧视。开会发言首先要自报出身，出身不好根本没发言权。很多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都不敢来学校了。但也有个别出身不好的为表现革命，也宣布支持对联。他们说要以红五类为核心，自己甘当红外围，甘当向出身好的靠拢的狗崽子。我们学校就有这样的人，其中一个印象特深，这同学后来去十三陵水库游泳淹死了。

徐友渔：因为血统论，后来成立红卫兵的时候，你是不是不能参加，或者说你是哪一派的红卫兵？

老鬼：我们学校掌权的是47中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他们支持对联。我们47中红卫兵成立虽早，却反对对联，不入流，是受压的。因为中央文革支持的红卫兵都是赞同对联的（包括西城区红卫兵纠察队）。所以八一八那次毛主席接见，是掌权的那派去天安门的。因为他们和清华附中、北大附中的红卫兵都有联系，全都狂热赞同血统论，有什么活动都是他们参加。直到1966年10月陈伯达讲话，正式批判血统论，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后，我们这派才算赢了，血统论那派开始受批判。1967年春首都中学红代会召开，我因为反血统论，还被推荐参加了红代会，成为校革筹小组成员。

徐友渔：你在学校不算是好学生，后来在文革中成了领导班子成员，就是因为在血统论的问题上，你站对了立场。

老鬼：对，因为我明确写大字报反对血统论，在学校当了一个月左右的革委会筹备小组成员。1967年上半年全北京批血统论，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声势很大。遇罗克的出身论就是在这个时候流行的。中央文革发现老红卫兵保爹保妈，成了运动阻力，转变态度，支持对老红卫兵的批判。这就让老红卫兵很愤怒，认为当初我们信奉对联，杀向社会时，你是支持我们的。如果我们错了，你更错。于是组织了联动，炮轰中央文革。结果被定成反革命组织，抄的抄，抓的抓，八一学校给抄个底儿朝天。

徐友渔：那时你当了校文革筹备小组成员，好像很短暂，你也不适合当官，是吧？

老鬼：对，校革筹小组成天开会，学校多数人都还在串联，校园里空空荡荡，人很少。后来几个同学提议去越南抗美援越，那是1967年三四月份，我就不辞而别。

徐友渔：文化革命初期，同学之间也是互相批判、互相斗争，同学跟老师、校长之间也有互相批判和斗争，你们学校的情况如何？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老鬼：学校里打老师打的很厉害，工作组撤了之后，学校完全无政府状态。初中的小女生敢用皮带抽老师。我们学校初二的小女孩骂她们班主任孙老师是流氓，因为他梳个小分头，油光光，就成了流氓，给他打得很厉害。还有个徐老师，几乎给打死，是被文革前他批评过的同学打的。这种事很普遍，初一的特别多。我们高三的同学岁数大了，一般不动手。但高三四班就有一个例外，他文革前是个三好生，想入党没入成，文革开始后就说校领导打击迫害贫下中农子弟，把管我们高三的级主任杨老师打得很厉害。

徐友渔：我看在你的书里面也描写过这种情况，虽然文化大革命学生打老师都是以革命为借口，但实际上也有私人报复的成分。

老鬼：对，非常普遍。我们学校的教导主任耿寒利，挨打挨得非常厉害。因为文革前她对学生的要求比较严，批评过一些同学。有些学生恨她，就想着法子折磨她。她的胳膊给拧脱臼了好几次。头发也给拔下好多，惨不忍睹。

徐友渔：学生打老师的事情，你亲眼目睹过吗？

老鬼：印象不深了，打耿主任好像看见过。我亲眼目睹把男女老师剃成阴阳头，脸上涂黑墨汁，让他们排着队低头唱嚎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牛鬼蛇神，我有罪，我有罪，我该死，我该死”，反复在院子里转圈，供大家取笑，示众。

徐友渔：同学之间的批判和揭发有吗？

老鬼：同学间的揭发也有，我就干过。某天，我们宿舍的一个同学回家了，我坐在他床上，无意中见他枕头下有本日记，就打开翻看。那是1966年的六七月份，他日记上写：现在我们的国家上空乌云密布，我一看我就觉得这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

徐友渔：可能就是对现实有所不满。

老鬼：对。我觉得很反动，就把它给我一个朋友看，这人叫沈云彪，他看完后也觉得很反动，我俩就去报告了工作组。我揭发他，一个原因是认为他对文化革命不满，污蔑大好形势是乌云密布。另一个原因是想表现自己革命。因为工作组来了以后，感觉工作组对我不信任，因为保过校领导。我很想表现，很想立功当左派。日记交上去后，工作组马上派人把他抓到学校，关在小屋里。后来有个同学打了他，他连夜逃跑，从此在学校里消失。

徐友渔：知道他后来的下落吗？

老鬼：知道他的下落是多年后，我写《血与铁》的时候。我在美国回忆自己在文化革命中的所作所为时，感觉这个事做的很缺德，就把它写在我的书里。还托同学打听他的下落。有同学告诉我，他下乡去了黑龙江省德都县，在那娶了一个当地媳妇，不幸得肺结核病逝了。

徐友渔：他看到你的书没有？

老鬼：没有，他在1975年就病故了。我的书是1998年出版的，他已经去世20多年。

徐友渔：那就有点遗憾了。

老鬼：他是很惨的。他家在门头沟住，从来不说他父亲是干嘛的。文革一来，每个人都要报出身，他不报，给人感觉他出身肯定有问题，否则不会对父母情况守口如瓶。我听人告我，他被抓后挺老实。但那天有个低年级的同学拿他练拳击，让他坐在椅子上，然后一拳给他打个后仰翻。就在那天晚上，他逃跑了，消声匿迹。多年后才听说他下乡到黑龙江德都县，1975年回北京治肺结核，很快就病逝了。是我那个揭发导致了他在学校没法呆。

徐友渔：当时还没有来得及给他定什么性吧？

老鬼：我觉得没有正式定性。这是1966年7月工作组还没有撤发生的事，学校比较混乱。

徐友渔：他敢跑也是很聪明，不容易。

老鬼：对。那时候出身不好在学校抬不起头来，处处受歧视。“狗崽子”这个词非常流行，出身好的“狗崽子”不离口。他们用傲视黑五类出身的同学来显示自己革命，自己的优越。凡是体面风光的活动，都没有出身不好的份儿。很多会议不让出身不好的参加。最初连大串联，黑五类出身的都没资格走。后来出身好的走光了，学校没人管了，他们才得以外出串联。

徐友渔：前面说你跑到越南去了，是哪一年的事情？为什么呢？

老鬼：那是1967年4月份，大串联刚结束，北京红代会也开完了，开始复课闹革命。我觉得很没意思。大串联把心串野了，没心思坐在教室里搞斗批改。我们班有个同学叫赵国章，他先提出去越南的。刚开始觉得不现实，后来他说服了我。说有很多红卫兵都过去了，有人还参加了战斗，还有牺牲的。我父母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因为平常缺少亲情关爱，我也不怎么同情他们，对这个家一点不留恋。在同学的鼓励下，渐渐狂热起来，就决定到越南去抗美援越。那时候停止大串联了，乘火车得买票。我们去越南不能告家里，一告家长肯定不让走。因此必须偷偷走，路费怎么解决呢？有人说，你家里有钱，想法拿点家里的钱吧。我考虑直接管父母要，肯定不给，就只好抢了。

徐友渔：是别人怂恿你抢自己家，还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老鬼：是同学给我出的主意，说你们家有钱，想办法弄点吧。我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认为自己是为去抗美援越，为去支援世界革命。抢自己家的钱是革命行动，是大义灭亲，正大光明，没有一点犯罪感。

徐友渔：后来抢成了吗？

老鬼：抢成了。

徐友渔：你们当时需要钱，主要是买车票，还是…

老鬼：就是路上的生活费，车票钱。

徐友渔：这钱不是你一个人花。

老鬼：对，我们十个人花。

徐友渔：听说你们还起了名字？

老鬼：叫毛泽东抗美铁血团。

徐友渔：这名字是谁想出来的？

老鬼：好像是沈云彪吧。最初还想叫“毛泽东林彪抗美铁血团”，但觉得名字太长，就把林彪去掉了。我们学校地处鹫峰脚下，那里有个大峭壁。临走前，我和沈云彪拿着绳子爬上去，我拉着绳子，将他吊在半空中，在峭壁上刷了“毛主席万岁”五个大字，署名47中铁血团。算是我们离开中国前留下的话。沈云彪说“毛主席万岁”是我们时代的最强音，就刷了这五个字。我对毛还没有那么深厚的感情。直到现在，这峭壁下面还残存的几个依稀字迹。

徐友渔：你们走的时候，有种一去不复返的悲壮感觉吧？

老鬼：对，尤其我，是抢了自己家走的，绝了退路，就不打算回来了。那天我带着十来个人到我家附近，先让同学以师大革委会的名义打电话叫父亲去开会。然后我带人走进家里，把两个姐姐捆起来，用斧子把老妈的大柜砸开，她的钱就放在那个柜里头。

徐友渔：一般的柜子还是保险柜？

老鬼：就是那种三个门的大衣柜。用斧子一劈就开，拿到200多元。这些钱在当时不算少了，一个工人一个月才45元，还拿了一百来斤全国粮票，一个牡丹牌半导体。为什么要把我两个姐姐捆起来呢？因为怕我们一走，她们去报告。还把家里电话线剪断，把电话扔到房顶，然后直奔火车站，乘上了去凭祥的5次特快。当时买票也没舍得买全程，只买到石家庄。觉得买到凭祥太有点儿亏，大串联养成了不买票蹭火车的习惯。后来我们被发现了，列车长让补票，我们跟她磨蹭，列车长就把我们叫到餐厅，在郑州叫来一帮餐车的大师傅给我们推下火车。我是被从车窗户扔下去的。从那以后我们就开始扒货车，一路非常辛苦。有时候扒媒车，全身都是煤渣子。还坐过拉木头的货车，圆木装得老高老高。过隧道时，头顶离隧道顶很近，若坐着的话能把脑袋削下去。听说就有这样死掉的红卫兵。

徐友渔：你们历经千辛万苦最后到越南了没有？

老鬼：我们过去两回，还有一次没过去就半途返回。

徐友渔：你花了多长时间到越南？

老鬼：差不多一个礼拜吧。我们先到南宁，露宿在市邮政局门前的台阶上。因为旅途太累，夜里我在给手表上弦时就睡着，醒来后发现手中的手表没了。那是母亲给我的欧米伽手表。在凭祥我们住在市委接待站，牡丹牌半导体又被人偷了。心中憋着一肚子火，所以，听说有个自称是聂荣臻的儿子是假的后，上去就一阵猛打，发泄了一下。为了去越南我付出了不少代价，所以不愿轻易回来。我们第一次去越南被送回来后，内部就出现分歧，有个女生主张听周总理指示，不要再去越南了。那是位援越铁道兵的团政治处副主任告诉我们的，周总理有指示，红卫兵小将去越南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涉及到外交问题，要劝他们返回。我当然不甘心回来，就跟那女生辩论，成天跟她吵架。我反对她的理由是毛主席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反对一切阻碍进步的非正义的战争，但是不反对进步的正义的战争。对于后一类战争，我们共产党人不但不反对，而且积极地参加。”

徐友渔：周总理有指示？

老鬼：对，周总理有指示，让红卫兵回来。因为当时全国各地有不少人闯过边境，去越南。

徐友渔：到越南去就是真的想跟美国兵打仗了。

老鬼：对。出发前我们几个人经常一起研究要准备什么东西，怎么过去，到那里可能的遭遇等等，或许会死在那里。我们经常说得哗哗流泪，好像真要献身在越南战场上了。我们还认真写了个赴越宣言，到凭祥后，花钱请一个懂越南文的老人帮我们把赴越宣言给翻译成越南文。

徐友渔：怎么写的？

老鬼：意思就是我们是中国的红卫兵，响应毛主席“抗美援越”的号召来这里参战，消灭美国鬼子。我们每人还做了个干粮袋，准备了些干粮。这些都是要花钱的，眼见经费要花光，我就想再勒索父亲一点儿。于是给父亲写了封信，说我们要去越南支援世界革命，现在经费快没了，急需500元。如果到某某日还收不到钱，铁血团留守北京的人员就会到北师大贴大字报，揭露你反毛主席的罪行。我爸自然没理我。我就让同学到北师大贴了张揭露我爸的大字报。

徐友渔：你贴大字报对你爸爸打击是非常大的。

老鬼：对，起码他面子很难堪。同学告诉我，他去贴大字报那天正好是北师大革委会成立的日子，校园里非常热闹，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去了。

徐友渔：我知道这样一个情况，北师大是红卫兵造反五大组织当中很出名的一个，跟一般大学不一样，中央是高度重视的。你爸也很不容易，他一个老干部，先是被靠边站，好不容易被三结合进北师大革委会，你这样一搞乱子可就大了。

老鬼：是，儿子帖父亲大字报，当时很轰动。我那贴大字报的同学后来告我，他贴出第一张大字报时，就围上了很多人观看。贴完后，马上就被师大负责保卫的造反派带走，问他是谁？怎么回事儿？谁让他贴的？为何选择这一天贴，是不是要来捣乱。我同学据实相告是我让贴的……我这么干是破釜沉舟，不准备回这个家了，因为缺少家庭温暖。我当时特别欣赏一句话“做千秋雄鬼死不还家”。我就是如此，所以才把事情做的那么绝。那时候有很多红卫兵都想去越南，凭祥市委接待站聚集了近百名全国各地的红卫兵。但估计没人像我这么干的。

徐友渔：像你这样去越南是少有的。

老鬼：当时我想，只有断了自己后路，背水一战，才会不顾一切地往越南闯。

徐友渔：到越南后，是越南人不要你们，还是那里的中国人要让你们回来？

老鬼：我们过境后，先是碰到一个越南兵，他挎着手枪在巡逻，要我们跟他走，僵持的时候，过来一辆援越的铁道兵吉普，车上的军人让我们跟他走。当时我们既不想跟越南军人走，也不想跟中国军人走。这铁道兵干部就说，我们都是中国人，不会坑害你们，要是到越南人那儿，会把你们弄到看守所，你们属于非法越境，会很麻烦。我们就只好跟中国军人走了。他把我们拉到军营，请我们跟战士们一起美美吃了一顿饱饭。徒步在越南山里跋涉，又饥又渴。然后立即派车给我们送回友谊关。边防站审查了我们半天，每人还打了一针，最后放我们回去。

徐友渔：越南边境怎么那么容易过去？

老鬼：那时候边界没有任何界桩，更没有铁丝网，沿着边境小路，走着走着就过去了。

徐友渔：你们那时有什么计划，要怎么去参加越南的部队？怎么去跟美国人打仗？

老鬼：我们学校是住校，有很多华侨。我们班有个柬埔寨华侨叫周冰洋，他姐姐在越南河内工作。我们打算去找她姐姐，请他姐姐把我们介绍到南方去。我们最后目标是到越南南方打仗，不是在北方。已经去了越南的红卫兵全都在北方，没有到南方的。我们是想到南方去。可我们最远也就到了凉山，深入越南境内10多公里就被抓。

徐友渔：回到学校后有没有受到追究？

老鬼：凭祥市委接待站里有个警察专门负责政审。他要了解来这里的全国各地红卫兵的背景。他曾跟我们学校打电话调查我们。他当时就告我，你们这伙人我都了解了，你们没有说谎。那时候有一些串联学生爱说谎，不告诉真实姓名或真实学校。有个家伙自称是聂荣臻的儿子，一帮上海女红卫兵猛巴结他。后来这警察给军委办公厅打电话询问，办公厅答复说聂荣臻根本就没儿子，警察告诉给我。我痛恨骗子，上去就给他打了一顿。好像是武汉的一个大学生。不过他挨打的时候还算镇定，没有求饶。

徐友渔：那些人可能也不是真心要到越南去跟美国人打仗的。

老鬼：对，很多人是去游山逛景的，像上海那帮女的。真铁了心想过去打仗的也有，但不多。记得我刚到凭祥市委接待站时，那警察就告我，有个青岛的女学生，一个人来到这里，一趟趟往越南跑，跑过去十多趟，全都被遣返回来。

徐友渔：你们就是以那个女孩为榜样？

老鬼：对，我得知后很感动。后来好像是她哥哥把她接回去了。那时候很多人都把献身反帝战场当成一种最光荣的结局，真是这样。

徐友渔：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倒不是说我自己当初有多想去革命，实际上我跟你有一点是相通的，我们那一代人受毛泽东世界革命的影响非常之深，总觉得能够献身疆场，能够跟美国人直接打仗，是非常光荣的事情。我跟我周围的朋友当时也想要跑出去干革命，想到缅甸去，跟你到越南去也差不多。那是1969年的事情。实际还有一点原因，革命搞到那地步，我觉得很失望，甚至绝望，没有前途。第一是自己的前途看不到，文化革命跟当初要搞的愿望完全不是一回事，一点前途都没有。第二个就是各种原因，再加上世界革命那种大背景的狂热。当然我们也没搞成。跟我一起去的人，后来又不敢去了，觉得太危险，走到一半回来了。我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你们不去我也就不去了。但是我觉得这件事也挺说明问题的，在那个时候是一个普遍现象，那种狂热的革命的意识形态，毛主席的原话是“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好像我们要完成一个非常伟大的历史使命。

老鬼：对。毛主席那段话非常有名，在当时的青年人中流传甚广。（未完待续）


编辑：王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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