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五章

tuffy05

徐海亮 东湖风云录第五章

第五章　陶、王的冬天（下）

　　三、陶铸的寒冬来临

　　经过１１月工交会议的斗争，对于陶铸而言，异常酷烈的严寒终于来临。

　　１２月１８日，江青、谢富治、张春桥、姚文元、关锋、戚本禹、宋琼等接见了首都一司、二司造反联络站、三司首都兵团以及部分院校革命派代表。江青在讲话里公开点了中央文革副组长王任重的名：“周荣鑫、王任重、雍文涛、许明、孔原都是西城区纠察队和东城区纠察队的后台支持者。周荣鑫与彭真、薄一波有联系，雍文涛也很坏，以前总是通过王任重来拖着中央文革犯错误，做了很多坏事”。当时，北京造反群众正猛烈揭批“西城区纠察队”阻截文革的行径，王任重在北京很快被江青搞臭，陶、王带来的广州雍文涛书记也倒了。

　　武汉造反群众得到中央文革抛弃王的信息，更是信心十足，将批判王任重的口号和措施迅速升级。１２月２１日，中南局将王任重接回广州养病；武汉造反派获悉后，联合组成“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旋即与中南局机关交涉，要求批判和揪斗王。

　　武汉方面，得到武汉市委支持——１２月初成立的武汉“革命职工联合会”力量迅速壮大，当时“联合会”以武汉重型机床厂老劳模马学礼为名义上的领袖，抵制造反派批判省委行径，强烈反对封闭省报，针锋相对提出：湖北日报立即复刊；解散工人总部；坚决反对学生到工厂串连。“职工联合会”以一色织布厂档案员林焕运在造反派抢档案时发生冲突，心脏病发作病故为由，１２月２５日在汉口中山公园开追悼会，会后抬尸游行，有五千多工人参加；他们宣传林焕运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所殴致死，要造反派偿还血债，并强迫武汉市委降半旗。“保守派”的首次全市行动在广大造反派看来实在是愚蠢、拙劣，学生们立即宣传、指责这是“反革命游行”，特别是游行在毛主席寿辰前一天举行，追悼队伍还高举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这不是公开侮辱领袖吗？

　　２７日，武汉工人、学生造反派２０万人以“誓死保卫毛主席、坚决镇压反革命”名义集会，与２５日对立派组织的“抬尸”游行针锋相对。会后，工总、九一三、二司、新华工、新湖大、三司和南下造反大队等成立联合批斗王任重指挥部。对于武汉２５日的“联合会”群众游行，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李一清在广州表态，不支持“联合会”抬尸游行，并指出“联合会”是保守组织。闻讯，“联合会”群众极为不满，数千“联合会”工人包围省委，强烈要求中南局收回李一清表态；部分“职工联合会”头头鼓噪去广州揪斗李一清，未果。

　　这是意味深长的转变，武汉原来意义上的“保守派”，再不是省委手下听话的顺民了，他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造反派”，可以动辄造反，造原来支持和利用过他们的领导的反，造各种不顺他们心意问题的反，而且言论、行为模式与以往的造反派几乎一样；鉴于他们隔膜于激进知识分子为先导的造反派时兴的文化模式，其行为时而还特别暴烈“少文”一些。可以说，武汉职工群众的保守组织，一成立就是以造反形式出现的，实质上是在逆文化革命而动。开了头就具有惯性，这种惯性延及以后。１９６７年“武汉事件”的群众层面问题也在于此，从而给中国现代历史和政治留下社会学研究的深刻话题。３０日，陶铸在接见武汉造反派时就颇为不满地谈到此事：“一个工人死了随便下半旗，我们死了都下半旗，那还得了。下半旗是要对那些有重要贡献的，这是错误的，要充分揭露，这是反对文化革命的行为”。此外，学生的保守派已经很难干预运动走向，也影响不了工人群众，他们基本上退出舞台；而学生造反派的激进要求和言行，影响与决定着运动的走向，他们与工人造反者紧紧合作。

　　１２月２２日，陶铸接见湖南赴京造反者，陶铸听代表汇报了湖南发生系列的群众斗群众流血事件。陶铸本着一贯支持湖南红色造反者的态度，他与群众进行了友好的交谈，涉及到对中南局湖南省委，乃至湖北的看法：

　　“同志们集中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改组湖南省委，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许多口号，我举了手，你们喊：‘打倒张平化，罢张平化的官，撤张平化的职’我就没有举手，但心里是举了手。我不好表示态度，因为中央没有作出决定，如果我举了手，那就是中央作出了决定。但是，同志不要以为我包庇张平化，同志的要求是正当的，合理的，有道理的。我内心是支持你们的。

　　“我当了六年的中南局书记，干了十五年中南局工作……中南局的书记是王任重同志。中南区的文化大革命有问题，我是有责任的。就是到了中央，中南局的工作，我在中央也是要过问的。工作没有搞好，湖南张平化调去，总的，是搞得很坏……过了几天就反击，我当众打电话警告了他，我们看了张平化‘９．２４报告’，这个报告是错误的。以后又搞了个‘中央八条’，又进行大反击，这样搞是错误的。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批判了他，在北京的革命师生开了大会批判了他，要他回去作检讨，彻底改正错误，把湖南文化大革命搞好。但他回去下的决心不大，没有成绩。……我赞成你们改组湖南日报编辑部。湖北日报也改组了么”！

　　陶铸为中南运动出现的问题承担责任，且从正面承认了“湖北日报”的改组。因湖南张平化的被动，王任重和从中南调北京人员一一被抛出，陶铸节节败退，他在中南地区已退到底线，也面临了离开北京“干脆回中南”的命运。

　　２５日清华大学６千多人上街示威游行，呼出“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广播车并广播了“刘少奇破坏文化大革命、坚持资反路线的十大罪状”；在同时广播的清华井冈山兵团的声明中，将“王任重必须在１９６６年１２月３１日以前回清华交代反革命罪行”作为第三条；其前二条就是强烈要求王光美和薄一波回清华检查、交代。陶、王被吸入了文革最大的政治旋涡。也就是在这一天，经中央和中南局同意，王任重被二司、三司红卫兵从广州揪回武汉。

　　一个当事人原明回忆说：“中南局书记的王任重被打倒。不久，武汉的造反派专门赶到广州来要人；广州的造反派则要求就地批斗。两派发生争执。当时的广东省委考虑到王曾在武汉任职多年，深得武汉百姓爱戴。所以决定让王任重跟武汉造反派走，但由于担心广州的造反派得知后闹事，故决定用专机秘密将王任重送至武汉”。“不知为何，广州的造反派还是得知了消息。凌晨四五点钟，数十人气势汹汹杀到机场，占领了候机楼，要求交出王任重。民航领导急忙出面安抚，同时拒不承认王本人在机场。其实，王任重的确不在机场。天亮后，王才坐着汽车直接到了停机坪”。当时原明“就守在舷梯旁边，造反派就在几百米外的候机楼内，气氛非常紧张。但是，王任重却神情自若，还微笑着向大家点头致意，随后，就和十几个武汉的造反派一起上了飞机”。此即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人。

　　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回忆：“（我）保王任重。王任重本来是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江青同志早已说他是个黑枪手，点了，我以前不敢点他的名，只是他错误严重，批判了以后再讲，将来看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十二月，造反派从广州把他揪到武汉来，我还叫韩东山到飞机场（按：与省委商量降在军用机场）去接他。就是派人去接他，问好！这是什么立场？资产阶级立场嘛，看这个鬼啊！他是敌人嘛，还是保他，助他的威”。省委和军区依然按惯例热忱迎接了被群众揪回的王任重，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不可控制的一步。

　　１２月３０日，陶铸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严厉抗议学生的无理。

　　文革以后，最先在编述里写陶铸接见武汉“揪王”造反派，武汉学生群众无理取闹情节的是高皋、严家其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该书说１２月初“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就进京要求接见，陶铸因为事务繁忙和对王有保留看法，没有答应立即安排；后来江青等通过红旗杂志“某些亲信”挑唆群众，“使本来是要求接见的口气逐渐变化成命令陶铸来回答问题”。接着谈到１２月底，陶铸再次接见“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的群众代表，“接见活动简直象是开批斗会。群众代表狂叫着陶铸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代表’，并声言要将陶铸本人带走”。权延赤的《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专门用了一小节文字“打倒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来记述１２月３０日的这次接见和冲突。文中谈到，在造反派不怀好意的围攻下，中央警卫局的同志和陶铸秘书张汉青报告陈毅、李富春和周恩来，周恩来叫秘书周家鼎：“马上到会场去，帮助做工作。要保护好陶铸同志，不能让红卫兵带走”。并让几个副总理守候在附近，“都不要走，在一起等候陶铸，不要离开”。“尽管有这么多人做工作，陶铸还是被围攻了６个小时。几位老同志也守侯了６个小时”。权文说武汉造反派在拂晓前拿着所谓陶铸的“罪证”离开，立即赶印出大批传单和小报。“陶铸疯狂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陶铸丧心病狂地向毛主席提抗议”的骇人标语和各种流言在京城迅速传开。

　　这是陶铸最后一次公开接见武汉造反群众，当年群众或许至今并不十分清楚陶铸当时在中央高层的境遇和苦痛，不明白他是在“垮台”前夕与武汉群众最后的坦诚对话。本来在１２月上旬，群众是要求揪斗王任重，要求陶铸接见；到年底，王已经被揪到武汉，该“专揪团”部分进京人员，多少听闻陶铸在中央地位堪虞，将对话升级为要求陶铸回答问题，不过从后来严厉审查有关群众、揭批“参与迫害陶、王问题”所涉及事实看，似乎没有看到中央文革某某人在１２月曾授以计谋、透出消息或暗示。严家其凭什么说江青的亲信挑唆群众？不知是否指阎长贵在１６日的接见讲话，但正直的阎那时还未上任（江的机要秘书），阎也并不是她的私人亲信，再说，查遍阎的讲话，也没有任何地方显示出企图煽动群众去围攻陶铸。

　　从该造反团记载并留在世间的谈话记录看，接见开始，双方用不少时间纠缠，争论要否录音，是接见还是“回答”问题会议的形式、性质，大家的相互关系等等。显然，造反派对陶铸的认识和态度也有了变化，有对立的情绪。虽然，一些部门（如医科大学、教育部）、一些人（如毫无政治背景的中学生陆荣根），一直言辞骇人地撰文公开攻击和批判陶铸，但武汉人在１９６６年还没有公开怀疑、批判陶，反而希望通过他的公开支持来扳倒王任重。

　　从当时记录看，对于学生有关质疑，陶铸是如此回答的：

　　对王任重问题表态。“我觉得王任重的问题是十分严重的，他的问题不单是贯彻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而是性质比这更严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压制群众。他的很多东西是更早了，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到底最后这个人的性质怎么定，我赞成你们彻底揭，揭到什么就是什么，性质是根据事实，材料来定，先有材料、事实才能定性，现在初步不能定性”。

　　“最近中央常委工作会议，文革小组讨论了这个问题，根据现有材料，不仅是忠实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问题，有很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言论，同志们充分揭，我们支持同志们放手揭，充分揭，中央最后会作结论……同志们今天的要求我可以反映，同志们要求打倒、罢官是有理由有根据的，最后会做出决定。文革小组副组长挂名，实际工作没让他做。关锋、戚本禹与湖北松涛　等讲话，已讲王任重不做文革的实际工作，他的指示不能代替中央文革。那是十一月讲的”。“我要讲清楚，我对王任重很器重……我走后中央决定提他为第一书记我也赞成，我对他是信赖的。他干的事我都不知道，中央文革也不知道。他的错误严重也在这里”。

　　“如印刷４０万份宋彬彬的传单，后来人大何一华来反映，我才知道，他们讲武汉文化大革命情况，我感到情况比较严重，那时我感到味道不对。为什么自己吹得那么厉害。三点指示作为九月份那时还认为还不错。讲了湖北基本上跟主席思想的，现在讲那当然很不好。王任重这样一个人还能紧跟毛主席？因为中南五省，湖北还搞得比较好一点。如武大揪出了李达、朱劭天、何定华‘三家村’，那时还不错，不仅我这样认为，很多人都这样认为。……文化革命中，他做了很多坏事，我不知道，要刘仰峤去武汉休养，要张体学用家史诉苦，而且张体学还退出会场，后来我才知道是他想的办法。说张体学贫下中农出身，在很多问题上，张是瞒着我们干的，那时，我不管中南局工作，他不与我联系，当然与我有点关系，我是常委书记，我认为他有北京经验指导中南工作，不是很好的吗？”

　　陶铸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而且在王任重与中央文革的关系上，他现在已经与文革小组其他成员口径一致，即王任重在北京做的事中央文革不承担责任。

　　关于湖北日报问题。“关于《湖北日报》的问题：我的态度是明朗的，支持革命同学的，你们封《湖北日报》是革命的行动。上次你们革命造反司令部的来了，要求罢二人的官。我当时讲，是否分两条走，在雷行和刘江峰两人中先罢掉一个，把两人拆散了就不能狼狈为奸了，留一个，看一看，如果真的改正错误也还可以。还谈到现在不能马上复刊不要紧，用《人民日报》代替。……如果他们不改正错误，就彻底改组”。

　　对中南文化大革命的看法：“以前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在武汉停四个小时，湖北省委提出派工作组到武大我是赞成的。当时我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估计是较好的：⒈工作组派得迟、撤得早，不象北京那么早。⒉压制群众不那么多。⒊工作组起了夺权作用。群众斗群众不那么厉害。……（我）没有认识到中南地区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了严重后果，只感到领导不放手。这说明我那时对中南地区文化大革命的估计是错误的。九月份湖北问题发生了，我与王任重谈过，说中南地区的问题值得注意，不是原来想象的，问题大，已暴露。到九月下旬问题更清楚了，到中央工作会议，赵紫阳说没有执行方向路线错误，我认为不对，而是基本上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如不改正，不能解决问题。现在看来，中南局不仅搞得不好，完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成严重恶果，我当然有责任，虽离开了中南，派工作组我是同意的，对中南文化大革命我当然有责任，相当一段时间我的估计是错误的，未提到错误路线这一高度。直到中央工作会议才提到路线高度，但也没有完全改正。我在中南那么久，中南的问题与我有关……对中南地区的错误我是有责任的”。

　　概括性地说“问题的关键是湖北省委、中南局、王任重，怀疑我是否包庇王任重；我支持你们，我坚决支持你们，如中南局现在支持你们，那也就好了，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

　　现在错误还是两条路线，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他还很坏，两条路线问题，他不仅是认识问题，还是立场问题。如不继续发展下去，改正错误，还可以是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整个湖北省委还是路线问题。应该彻底改正，支持你们，一起革命。中南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有多少揭多少。要改正错误，支持你们，回到正确路线上来”。

　　陶铸承认错误、耐心解释疏导和解答问题，承担了责任；到接见的最后阶段，双方气氛实际上已经缓和了许多，陶铸自己就说双方情绪“有些接近”，得以心平气和谈出自己看法：

同学：你讲你是中央常委、文革小组顾问，是来接见我们，但今天一开始提出抗议，想不通，不知犯了什么原则错误？……

陶铸：我不是对红卫兵提抗议，是讲会议形式，你们那种方法是不妥当的。你们好好想一想，我来时你们到底把我当什么来对待，我商量的问题都不能同意，录音，代表，名字也不提，对我不信任。你们对我态度不对，怎么能把我当成反革命。

同学：我们没有对立情绪，你刚才的态度是出意料之外。

陶铸：同学们对我的态度也是意料之外的，我讲了抗议就算了。（同学插话：一定要收回，要批判）那是激动，以前同学们对我不信任。你们如对我的话是信任的，抗议可以撤销。怀疑是可以怀疑的，今天会议形式不恰当。（同学插话：是否是原则性的问题，值得向我们提抗议。）今天谈得还不错，情绪我们有些接近，怀疑是可以的，但问题没有商量余地，我是不高兴的，太不信任了。现在接近了。如果你们认为我还可以信任，态度是诚恳的，抗议可以撤销。（同学插话：我们态度好不好？）你们的态度是不好的。……

同学：抗议提得不恰当，不仅要收回，而且要批判。你一讲，我们就成了不革命的了。

陶铸：我不同意这样讲，我是对会议方式提抗议。

同学：应在这问题上触及一下灵魂。一是我们一来未找陶铸，一是未达成协议，一是你进来未鼓掌，好象打破常规，失去尊严，这就是灵魂深处的东西。对老前辈应尊重，有缺点，错误应提出。

陶铸：批评完全可以，前后讲一点，不是尊严的问题，同学们来时形式不是开诚接见，谈判，解决问题，是对我很不信任的形式，又要我解答问题，采取这样一个极端不信任的态度，发言派代表，名单不给我。整个会议不是给我机会商量解决问题，我是不满意的。后来说得很好，是我了解，能解答的提出来，开始有点脾气，现在同学们批评，撤销抗议，承认这是错了。（众鼓掌）还要看我是不是支持你们，如果真的支持同学们，我还可以信任，我还要革命的。好，再见！

　　从记录的最后气氛看，这次陶铸与群众的接触，并没有达到当时造反派渲染、社会流传的那样糟糕程度，也没有文革后一些研究记载那样，说双方是出于自觉的对抗。陶铸在自己最危难时刻，尽管极为气愤、不平，对群众还是冷静、坦率、诚恳、原则的，要造反的学生群众，也是单纯、青春气盛的。１９６７年元月４日，陈伯达与江青接见武汉“专揪团”公开点名打倒陶铸，当日毛泽东就问周恩来“江青说陶铸镇压群众是怎么回事”，周婉转回答，“不是镇压，是陶的态度有些不好”。所谈就是指的１２月最后的这次接见。周恩来并让秘书告诉蒯大富向“专揪团”传达毛泽东的意见：不要把王揪到北京来，让王就在武汉检查。


　　四、陶铸的陨落

　　从１１月下旬到１２月下旬，武汉造反群众一再要求陶铸接见，要求陶表态支持揪斗王任重，他们并不十分清楚——陶铸自己正站在政治悬崖边缘。

　　１２月２７日，周恩来主持会议，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批评王任重，后转而批判陶铸，中央文革成员猛烈攻击陶是“最大的保皇派”。在此之前，陶铸写报告给毛主席，建议王任重辞去文革副组长，回中南局工作，首先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批复：王任重同志是文革小组副组长，离开文革小组，请政治局和文革小组开个联席会，对任重提提意见。权文说２７日的会本来是批王的会。１２月２９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出面保护了陶铸，说江青随便批判政治局常委陶铸，是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会后，毛将陶铸留下单独谈话，问他“早就透了话给你，一个多月了，你为什么还不下去”？并让他赶快下去，代表中央到各地去保护一批领导干部。下午，政治局扩大会议，周恩来宣布：“主席的指示，现在就作为中央的决定。把主要工作安排一下，过了新年，陶铸同志就出发”。当晚，深知内情的林彪召见陶铸，询问他情况，依然是叫他“现在就（要）被动……要被动被动再被动”。但一切已经晚了。

　　王力回忆说　：“１９６６年底，毛主席认为中南问题相当严重。因为主要是陶铸管中南，这时陶铸问题在党内核心中已经公开，群众中还没有宣布……王任重出问题比陶铸早，王任重早就回去了，毛主席认为王任重是不行了，但对这个人毛主席心里没有抹掉。……１９６６年底陶铸、王任重还是属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没说他们就是走资派或特别坏。中南是在他们指挥下搞的，因此毛主席看来中南局面相当严重，特别是武汉抓人太多，打反革命太多，谁保省委就是好，谁反对省委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历史过程是：继工交会议后，中央又在１２月召开政治局生活会专门批评陶铸。按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言，康生曾经面见陶铸，给他“路线交底”——“不要保王任重了，你保不住。别人也不要管那么多，你还是保自己吧……”看来，康生已经清楚陶铸下面是要挨批了；不过陶铸不愿退让，只说出“咎由自取”。毛泽东罕见地在２６日生日宴请中央文革成员，祝贺“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同日晚上，林彪曾要叶群电告陶铸：“要被动……你从现在起，要被动被动再被动”。林彪心里自然有数了。２７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生活会）批判陶铸，按权文所说，此会似乎是政治局与文革小组的联席会议，是为了贯彻毛泽东批示的给王任重提提意见。这里，从当天陶铸回家与曾志所谈情况程度，曾的理解和回忆，权的阐发，都可能与历史有一些重要出入，回避了正是毛要批判陶铸。陶铸早前的确给毛泽东有报告，建议王辞去文革副组长职务，仍然回中南局去工作。而目前最首要的是应该让他治病。毛泽东专门有批示；王离开北京是１１月初，当时可能没有来得及开会提意见。但１２月２５日他从广州被揪回武汉，并不在北京，２７日的会他并不在场。可见此会不完全是专门批王的会。所以，权文说“然而，文革小组向王任重提过一些意见后，陶铸便放下一些心。不象想象得那么严重”，“就在陶铸稍稍松口气之际，会场气氛陡转。矛头突然转向陶铸，猛烈开火了”。文革成员全部出马，批判陶“派工作组镇压群众”；“保走资派”；“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是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代理人”。……陶表示愿离开岗位到下面去参加运动。

　　王力说工交会议陶铸做了检讨，“这个会后陶铸的地位变了，工作还照旧，没有改变。这时主席定了开批评陶铸的生活会，历史学家不知道这个会。这个会在怀仁堂，总理主持，叫‘生活会’”。“这个会明明白白地说批评陶铸、叫陶铸作检讨的会。这个会上的发言是一边倒，无产阶级革命家也一直批评陶铸，主要发言是陈伯达。主席定了要开这个会，大家议论是要陈伯达发言”。并且王力说该会议无记录，陈伯达的讲话与６７年元月的大致一样。

　　关键是在２７日开此批判会的前夜，毛泽东在自己家里宴请文革小组成员，对开展文革运动的意义和下面做法进行重要交底，也谈到“少数不肯回头，坚持错误，阳奉阴违，耍两面派的人，一定要被群众打倒，这极少数人是咎由自取”。请注意，毛泽东所引咎由自取就出自陶铸坚持自我的话。前后对照，毛泽东和陶铸的决心都是确定不移的。

　　高文谦的《晚年周恩来》有数处谈到陶铸的倒台，可作旁证：“周恩来与陶铸、李富春一道向毛泽东汇报工交座谈会的情况后，（周）态度有了明显的变化……再加上…王力在私下已经向周打了招呼，告之以毛对陶铸的种种不满……很显然，工交座谈会触怒了毛，陶铸也在政治上凶多吉少，一场风暴即将来临”。“会后，他（周）把工交座谈会的汇报送给毛看，不过并没有站出来为此承担责任，也没有给陶铸等人开脱，听由他顶下全部的责任，相反还注意撇清和其中的干系”。“当毛泽东决心要批陶铸时，周恩来在‘保持晚节’心态的驱使下，纵然有心想保陶铸，也不敢违抗毛的意旨，只好让陶铸先‘顾全大局’了。以周的阅历见识，并非不知道唇亡齿寒的道理，但他却没有对陶铸援之以手，站出来为他缓颊，反而硬着头皮充当了批陶会议的主持人，让陶铸为自己背黑锅……”

　　武汉群众加大了革命造反的步伐。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２、４日，武汉数十万造反学生、工人在新华路体育场连续批判斗争王任重，并给他戴了高帽子，张体学、赵修（已经改名“立公”，令人想起法国革命时的菲立普？平等）等省市领导被带来参加陪斗。会场上的巨幅标语是“枪打出头鸟，油炸九头鸟”！

　　患着严重肝炎的王任重脸色发青，耷拉着头；１９６６年冬天奇寒，那几天飘着大雪，省委领导在主席台上都穿着军棉大衣，也冻的禁不住淌着鼻涕。会议组织人只有让他们轮回在台上示众，轮流到后面小房间暖和一下。又为防止在场走动的清华井冈山红卫兵抢走王任重，主导会议组织联络的首都南下革命造反大队，让一名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生，假扮王任重，穿同样衣物，坐同样汽车先走，摆开迷魂阵；王本人则闷在车里，在武汉三镇兜好大圈子，回到住地，已是精疲力竭。事情马上就传到周恩来那里，周总理要求保护王的健康和安全，并亲自指示南下造反大队和武汉群众把王就留在本地批判，南下同学遂与总理办公室建立正常联系，不断汇报武汉运动动态；进而联系组织了总理对武汉批王联合指挥部的接见（１月２９日凌晨），是周恩来首次专门接见武汉造反派，那是后话了。

　　批斗王任重，激发了武汉批斗犯所谓路线错误的领导干部热潮。一时，各级干部站在汽车上被带向三镇游斗。被斗者头戴高帽，帽子花色也颇多，最别出心裁的，传承传统文化——如旧戏中县官戴的官帽，两根弹簧还一跳一跳，游街和侮辱人格成风，极不严肃。被斗的人多了也痞了，有的人也满不在乎，还四下眺望，以至自己好笑……

　　对于此，王力也有回忆：“王任重回去时没有思想准备，认为局面可以维持，可是一回去就不行了。特别是陶铸问题爆发，王任重就顶不住了，戴了高帽子游街，香港报上登了。我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叫我起草个指示，戴高帽子游街绝对禁止登报。不应该这样作。把王任重围斗十天，王任重肝不好，对他残酷斗争不对。王任重确是比较优秀，能动脑子，爱读书，会写文章。毛主席对人都是两面的，不执行他的路线他不能容忍，特别是在重要的岗位上不能容忍，另方面他对人还是比较宽的，我快打倒时王任重给我写了个条子，我交给了毛主席，毛主席叹口气说：‘王任重到底有多大的罪呀？’毛主席看来，王任重并没有被抹掉，只要改正错误站到他的路线上来还是可以用的”。

　　群众组织发展壮大，与领导干部的互动迅速深化。这种特殊的政治交流是当代中国空前绝后的。原汉阳三中谢保安回忆：“我就是这样很自然地成为头头，拥戴我的也都是那些‘资反路线’的受害者，就是在运动初期对运动方向和现实的不满的多，势力逐步壮大，最后整个三中没有第二派。后来封闭‘湖北日报’的事情，我也参加了，凡是对现存当权派体制的冲击我们都参加。开始都是局部和零星的组织，在１１月份的时候，我们搞了一个红反团，主要是中学生的组织。我们找到市委，要办公地点、资金、纸张等东西，也是孙德华（原工作组长）当联络员，市委辛甫批了２千元钱给我们。在武汉全市性批斗走资派的高潮中，辛甫、宋侃夫和邓垦都曾经在我们学校呆过半个多月。我跟他们接触比较多，他们也给我讲了一些事情。虽然当时认为他们是走资派，但是还是把他们作为老革命看待，非常尊敬，而且我个人对老干部也有感情。在吃住上面，也惟恐没有照顾好他们，晚上就给他们三床棉被惟恐把他们冻着，因为当时天气已经非常寒冷，非常关照，辛甫说呆在三中不想走，我跟他开玩笑说，现在开批判会要打倒辛甫，他也跟着喊打倒辛甫”。

　　“最有印象的是邓垦，他说自己与邓小平不是真正的亲兄弟，至少是不同母，在年齿上也很悬殊，小时候因为邓小平出洋读书，感到他是见过大世面的，很崇拜他。他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是李富春，跟蔡畅大姐的关系，也远远比嫂子卓琳亲近。他自己不是刘邓线上的人，在西南地区是反对李井泉（按：当时西南局、四川省第一书记）搞瞎指挥和浮夸风的先锋，因此被打成右倾，（按：邓垦与重庆市的“萧李廖集团”同时，在１９６３年划为右倾）……为了走出李井泉的阴影，就求李富春把他调出西南局的地盘。他说自己跟小平完全是两码子事，把他说成是邓小平安插的钉子，是天大的冤枉，他自己也要打倒邓。他当时是武汉主管教育的副市长，从他说的情况看，比较入情入理，可能并不是为了洗脱自己的编造。那个时候，在批判王任重的时候，在王任重家里找到许多‘四旧’证据，于颜面上很不好看。一天邓垦对我说，小谢，能不能请你帮个忙，我家里也有些‘四旧’，应带头破掉，要我帮忙找他的夫人递条子，要他的夫人按照条子开列的项目，把一些东西主动清理掉。后来他跟我的叔父谢威说，你的侄子是真正的革命小将”。

　　“另外还有一个人在我们那里的是市委书记宋侃夫，他给人的感觉是非常沉重，他是四方面军的人。他说别的红军长征一次，他们是来回折腾几次，雪山爬过去了又爬回来，再爬过去。在延安的时候，就像是孤儿一样，遭到别的山头的歧视和白眼，延安审干运动破除山头习气，强调纪律和团结，对历史问题和责任做出结论，他是衷心拥护的，深切地感到毛主席带来的温暖。这些人因为跟造反派深入接触过，从来就不把造反派看作洪水猛兽，对造反派反而有感情。我们也没有要他们坐飞机，更没有罚跪，在出席批斗会的时候，给他挂上牌子还说对不起，下来就赶紧去掉”。

　　看来，在非常状态的交往中，领导和群众实现了相互的沟通，也开始相互理解。湖北省委的领导干部由高校学生组织学习和批判，双方在思想、文化方面更有熟悉。王任重身患肝病，水院负责监管和保卫他的学生余某，还专门为他煲药，倒痰盂；后来在清查造反派虐待领导干部罪行时，专案人员去王处询问，王说不要查了，余某某当时是“保护了我的”。专案人员追查一位造反司令方保林的问题，王任重对他们说“不要再追学生的问题了，他们也是受骗的”。而省委的几个秘书长、部长、常委，思想包袱少些，他们在造反派的学习班最先承认错误，开始揭发王在运动中的不是，象刘真、张华，受批判最早，与造反派接触最多，也就最先表态支持群众了，后来，张体学省长思想也开始解放，主动参与揭发批判。

　　在批判王任重高潮里，学生在省委造反派协作下，抄了王的家，拿出一些“四旧”，办了王反党反社会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展览。王收藏的《资治通鉴》、中学毕业文凭、与家人在东湖游泳的照片成为罪证。但也有理智的造反大学生私下表示不同意见：古书就是“四旧”吗？旧毕业证上有青天白日旗和蒋介石像就算是“梦想蒋复辟”吗？在东湖穿泳衣留影，大家也不一样吗，何谓“生活糜烂”呢？说毛主席“何须衣锦还乡”就是反毛吗？王任重这些行径最多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秀才迂腐情调甚浓，与革命领导形象有差距吧？以此划为走资派是否证据不足？

　　看来，造反派并无后来渲染的“残酷阶级报复”，没有把王往死里打，大概连对立派的同志也真有感觉，到１９６７年春夏，他们造出大量舆论，说“工人总部保王任重”，造反派的某声明“经王修改过”；此外，传说王任重与张体学对军区压制群众有看法，王还写材料批评、揭发陈再道。舆论十分迷人、乱真，弄得省军区独立师（８２０１）领导居然认真布置追查有王“修改字迹”的手稿；７月１８日，武汉空后的政委居然面对周恩来认真报告“（走资派）王任重支持工总”，所以工总是反革命，不能平反！周几乎哑然失笑：“我感到惊讶”！

　　当然，王任重对群众无限上纲的批斗并不服气，特别对省委干部起来揭发批判自己，更感寒心。次年春他给陈再道写信，就谈到这些问题：“自从去年１２月２５日回到武汉之后，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给我加了许多大帽子。原来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１月２０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我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我说一句公道话”。

　　“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干部绝大部分还认为我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我划清界限，也起来把我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我一次斗争会，对我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我对他们这样做法觉得很难理解，难道他们真的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我和张体学的情况？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我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我的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我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我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我确实感激他们。不然我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但是对于省委领导同志的这种态度我是有意见的。特别是像张体学这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到底是真革命真造反，还是个人出风头，或者是牺牲别人保护自己，这些都是值得注意的”。

　　他对“路线错误”已经承认和理解，对于造反群众还是比较宽容和理解，但对于省直领导干部造反，确有些较真的。一般公开批斗，王没有任何辩解与抵抗，但农历除夕晚上在水院开批斗大会，省委副秘书长吕乃强上台揭发，王忍无可忍，居然昂头大叫“撒谎”以斥之！

　　到１９６６年寒冬，公开打倒王任重，批判陶铸的舆论，由中央文革亲自来鼓动了。

　　１月３日中央文革接见北京大学代表，江青就说：“你们内部左派都应拆开，不能搞自由结合。王任重就主张自由结合，这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发展到宗派主义”。陈伯达接道：“那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是王任重的观点，要破这个东西”。……江青：“中央文革没有派，王任重到北大联系，王任重是作为北京市委的顾问，那些联络员，也是他自己派的，他实际上是包打天下。清华也是这样，他想拖我们犯错误，关于北大停止斗黑帮，搞选举，王任重没告诉我们”。陈伯达：“……但王任重这个人真是两面派，你（聂元梓）选，他说你争位置。王任重说你容不下人，我们是为了保护你，让王任重对你说应气量大一些，可是王任重对你只说好话，背地却对孔凡，杨克明说你的坏话”。江青说：“你们学校刘邓路线具体表现在孔凡，杨克明手上，王任重耍两面派，可厉害了。王任重不是一般执行反动路线的错误，而是耍手法，耍两面派”。“自从张承先被赶走后，王任重包揽一切，我们不了解北大情况”。

　　王在１９６７年３月２日给陈再道等的信也谈到这些问题：“（１）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积极执行了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党的革命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引起了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的愤恨。（２）文化大革命以来，我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的。但是我不仅在‘十六条’以前犯了路线错误，又没有及时地作出深刻的检讨，工作会议之后，没有回武汉而是到广东休养去了。这样就引起了人们对我的怀疑，怀疑我到底是什么人？是不是刘邓黑司令部的人？是不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赫鲁晓夫式的野心家？等等。（３）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从关锋、戚本禹同志开始点我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我的名，这样许多人（包括我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我是一个大坏人了。人们不知道我在北京工作期间的具体情况，连江青同志也听到一些群众反映而点我的名。（如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老板问题）我已经向伯达、江青同志和主席、林彪同志写过三次信，说明情况，请中央调查核实。前几天我又专门给江青同志写了一封信，解释她批评我的一些主要事实……（４）我在过去的工作中，办过错事，说过错话，写过一些不好的有错误的文章。在揭发批判的时候，人们只抓错误的一面，或者只抓一句话、几句话、不讲全文，不讲当时的具体情况，把所有这些错误的东西罗列起来；甚至加以夸大，这样当然显得特别严重了。还有些人是有意歪曲事实；也有的人捏造事实，甚至栽赃诬陷（如蒋介石的照片）我不知道这些人故意这样搞的目的是什么？有的人可能是为了自己过关”。

　　王任重自己的信文，已经将我们以上所陈述的几个月情况，做了很客观如实的概括。

　　１月４日，中央文革主要成员接见武汉“专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团”赴京人员，陈伯达指责陶铸是“刘、邓路线的坚决执行者”，是中南问题的后台老板；１２月３０日对学生那个态度完全是错误的。陈伯达说：“陶铸到中央来，并没有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实际上是刘邓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刘邓路线的推广同他是有关系的。他想洗刷这一点，但后来变本加厉。比如你们到中南局去，你们了解了很多情况，的确是有后台的。这个后台老板是陶铸。他在北京接见你们的那个态度是完全错误的。他是文化革命小组的顾问，但对文化革命的许多问题从来没有跟我们商量过，他独……（江青插话：独断专行）断专行。不但背着文革小组，而且背着中央。你们揭得很好，给我们很多支持，感谢你们”。

　　“打倒陶铸”标语立即贴遍京汉和全国。

　　陶铸在被公开点名后，还与林彪写信说来京后辜负了毛、林的信任，万万没有想到顷刻成为“罪人”。“林彪见到此信后，默默不语，叶群怕被钓鱼台发觉招来大祸，赶紧叫内勤偷偷将此信烧掉”。　看来，连副统帅林彪也没有办法保自己信任的这位老部下了。

　　不过周恩来依然不同意这样搞，到７日他对批陶联络站的人还说：陶铸是中央常委，开大会批判陶铸不恰当，常委没有讨论。不过第二天，毛泽东在政治局会上又是另一个说法，“陶铸的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甚至，毛泽东还说“希望你们能开会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武汉各个学校、机关和工厂党委，在批判王任重和湖北省委的浩大声浪中，一一瘫痪，造反派在许多单位里实现夺权，运动的实际权力乃至业务权力，开始归造反派群众。在元月，有市民和工人在街头辩论曲直、甚至有夫妻辩论闹离婚，也虔诚地找来学生造反派评理、论断。武汉业已到了好似１９２７年湖南农运的“农会决定一切”的时候。１月３日至５日，极其不满的“革命职工联合会”部分基层组织工人数千，停工北上告状，围堵车站、机场，到省委造反，受到中南局和湖北省委的严厉批评；造反派红卫兵斥之为“保皇派”“资反路线”新反扑，并与造反的工人、干部组织一起，批判曾经“保省市委”的大专院校红卫兵与“职工联合会”。５日，“工人总部”组织开始采取压制“联合会”的“革命行动”，自行决定拘留三千余人，“联合会”也密谋用暴力抗争。两派的分歧和斗争，已经十分激烈和白热化了。

　　在新形势下，群众组织的变动、组合也在进行。１月９日，工人总部领导改组。原发起者之一李洪荣　回忆：“１月９日晚上，朱鸿霞召集各个分部的头头来开会，要正式改组工总。把我们用车子接到会议现场，经过我的提名，工总改选的结果是：朱鸿霞、胡厚民、周光杰、李洪荣、郭红兵、姜诗臣、胡崇元、侯良正、余光顺，合计九人”。

　　也是在９日，造反派接管《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权力。湖北报接管委员会与《人民日报》编辑部通电话，人民日报总编辑部表示坚决支持。武汉重型机床厂的工人作家李向阳　回忆：“造反派组织封闭湖北日报，邀请工总参加后来夺权，我受李洪荣派遣参加湖北日报夺权，我被推举为社长兼总编辑。当时还有湖北日报的工人参加，湖北日报被学生封了之后，大家认为应该恢复发行，传达党中央的声音。负责夺权的是新派的龙梅生，他是胶管厂工人，很文静的样子。我当总编辑实际上也是傀儡，因为自己不懂报纸是怎么出来的，都是武大、华工的学生在那里，用电传机排好版面，我签字印刷”。

　　或许由于武汉群众正忙于各单位夺权造反、批判王任重，陶铸被公开打倒时，尽管“北京来电”传单撒遍三镇，但未马上引起太大反响；毕竟群众对中央的这些重大变化并不理解，而武汉人要面对的事情毕竟太多了。长沙的造反派，居然因为陶铸激昂的支持过群众，戴过他们的袖章，要马上拉下脸面来批判陶，还真有些不好意思。这也是中南地区的一个实情。

　　批判陶铸的零星文章在元月２０日才开始见诸二司的小报。系统批判则是更后的事了。

　　从当年流传出来的毛泽东在元月８日的话是这样说的：“陶铸问题很严重。陶铸是邓小平介绍到中央来的。这个人很不老实，邓小平说还可以。陶铸在十一中全会以前坚决执行了刘邓路线，十一中全会后也执行了刘邓路线。在红卫兵接见时，在报纸上和电视里照片有刘邓镜头，是陶铸安排的。陶铸领导下的几个部都垮了。那些部可以不要，搞革命不一定非要部。教育部管不了，文化部管不了，我们也管不了，红卫兵一来就管住了。

　　“陶铸的问题我没有解决了，你们也没有解决了，红卫兵起来就解决了。

　　“在中南局宣传毛泽东思想是假的，没这回事，树立自己的威信，打倒中央，希望你们开会能把陶铸揪出来才好呢”！

　　第二天，毛泽东又对中央文革小组讲造反夺权，“这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你们不要相信‘死了张屠夫，就吃混毛猪’。以为没有他们不行，不要相信那一套”！　在故作诙谐抬高红卫兵的毛泽东说来，似乎陶铸是被红卫兵解决的；幼稚的造反派们也真以为陶铸、王任重是被群众自己打倒的。其实，“唯我独革”的群众是天真加激情，中共中央常委，怎么可能由普通民众去简单“解决”掉？何况，到１９６６年底，中南地区的造反群众，不论是河南还是广东，是湖北还是湖南，都还没有真正明白和准备去“解决”陶铸呢！不过，毛泽东就是要让群众起来“弄倒”陶铸，不需他亲自出面，不论你说是出于鼓动群众（今天人们说是“利用操纵群众”）、是锻炼民众，或纯粹是政治运作，他就是如此去做了。我们这里主要讲明历史实情有什么，不想做是非价值判断。

　　武汉造反派在１９６６年秋天，自发地或逐渐自觉地站到了毛泽东这边来，可以说，当时的武汉，只有他们距毛泽东的意图最近；按照８月２５日陶铸的表态，似乎正是他们代表了当时认为的正确路线和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是当时代表运动本质的主流势力。他们与王任重的冲突（实质也包括陶铸），使他们成为抵制和“解决”陶铸的物质力量。

　　王力客观地反思了６６年深秋的运动，所谓批判资反路线，“实际上已经不是解决刘少奇的问题，而主要解决八九月主持中央工作的领导人以及各省市委领导人的问题。毛主席认为他们在这两个月中对路线斗争是不明确的，不坚定的，不彻底的”。当时，造反派的是否合法，基于他们如何能体现党的领导？可是陶铸口头上早就讲过“一个地区的红卫兵，他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的领导，不是党员也是党的领导”。更何况毛泽东认为当时流行的各级领导自己去直接领导红卫兵，在各级党团领导下进行运动，“是官办的红卫兵，认为他们自封为无产阶级司令部，跟工作组一样，谁反对工作组就是反革命，现在谁反对我这个党委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普遍产生了毛主席认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形式，产生了‘保守派’、‘保皇派’”。王力说周总理和陶铸力图把红卫兵运动纳入党的领导的轨道，王任重也是如此，但“毛主席认为不能这样搞”。“毛主席认为要支持下面起来的组织”。陶铸不明白毛泽东不赞成搞书记处，……陶铸还认真去搞书记处，还要依靠大区，“他到中央后要王任重当大区书记……毛主席不想要大区，他要直接搞省”。“陶铸管中央办公厅、中宣部、中组部，把王任重和张平化调来。八九月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对路线，反映了毛主席不要旧的组织形式、旧的工作方法，但陶铸还是要旧的，毛主席不满意”。另外是工厂、农村文化革命的问题，中央工作会议之后，“毛主席把相当大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人农民问题上。毛主席的想法同当时中央主持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又不那么一致”。王力认为如坚持多数人意见和“１６条”的原则，工厂农村不全面铺开，工人农民不串联，不搞跨行业组织，运动“后果不会那么大”，发展到失控地步。但毛泽东认为如果工厂农村不搞，“继续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会利用工人农民，利用原来的组织形式和系统来反对学生的造反组织”。

　　更何况毛泽东对文革改造原有社会与经济、政治体制有着十分理想化的意图，光有文化教育战线的革命远远不够，林彪在１２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就全面地表述了毛的意思。

　　武汉造反群众不论是炮轰省委，或是自己解放自己，或是将运动扩展到工厂农村，还是夺取各级党委和旧的组织形式对于运动的主导权力，客观上都与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８、９月以来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方向上是一致的。毛泽东就是需要敢于武昌首义的革命者，就是需要敢于护国造反的蔡锷。他们首次成为毛泽东心目中认可的革命左派，他们成为陶铸、王任重垮台事件的直接胜利者。对于一个工业、文化的大都市，这是十分重要的事。

　　“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更觉毛主席亲”，这时当然不是空洞的赞歌了。

（全书完）

说明：本文引用有关陶铸与王任重的一些讲话、当时中央其他领导人的有关讲话，中南局、湖北省委和广东省委的一些会议、电话指示记录，均参考宋永毅主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出版的《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资料（２００５），并参考当年红卫兵印发的文字资料。


　《东湖风云录》　徐海亮编著　银河出版社，２００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