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鹰：我参加过东方红史诗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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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时分，纷纷扬扬的雪花悄然飘落在地球的另一半：美国明尼苏达州万籁俱寂的大地上，我抚摩着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DVD珍藏版, 翻阅着那熟悉的目录，作为当年《东方红》的参加者，茫然若失的我，打开了放映机。
这部由敬爱的周总理精心策划，领导，中国艺术界精英集体创作，编排，表演的旷世巨作，是中国艺术发展史上高耸入云的丰碑。
剧中那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景，那一曲曲慷慨激昂的旋律，把我带回到四十三年前那些难忘的日日夜夜，我的泪水慢慢地，静静地，无声无息地流淌下来。
岁月如梭，快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许多参加者如今已经作古，那些我一起同台演出的英俊小伙子，漂亮的姑娘，都已是年近古稀老人，那些祖国的花朵，少先队员们也都到了退休的年龄。
想到我们这一代艺术工作者度过的沧桑岁月，想到我的祖国四十三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我不知道说什么，我说不清楚。
但是，我要把自己亲身参与的这段历史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东方红》的起因
1964年初，我们中央歌舞团60多人的演出团结束了历时五个月的赴苏联东欧四国访问演出归来，兴奋地等待周总理的接见。那时候，每年出国访问演出团很少，出发前或归来后大都接受周总理和外交部领导的接见。这次由外交部、对外文委、文化部的领导接见了我们，并一起吃了饭。
文化部领导告诉我们，总理很忙，就不来了，同时还传达了总理的一段讲话：“朝鲜最近搞了一个大歌舞，我们也应该搞一个嘛，还要搞的比他们好。空政文工团有一个‘革命历史歌曲表演唱’，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加工，提高嘛。”
文化部、 总政文化部所属各单位的著名编导、作曲、作词、舞美设计人员迅速集中在一起进入了创作阶段。我们也兴奋地等待开始排练那一天的到来。
同年三月，不知什么原因，从未审查过文艺节目的康生在人民大会堂三楼小礼堂审查我们准备赴法国的演出节目（我们中央歌舞团是刘少奇副主席，周恩来总理提议，毛主席批准，于1952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国家歌舞团）。
康生大发雷霆：“你们的舞蹈全是‘一O八’那一套苏修‘小白桦舞蹈团’的翻版，执行的是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要整顿”。
所谓“一O八”是舞蹈编导们常用的队型表现方法，即队型编成一字，圆圈，各种8字，现在许多舞蹈在队型编排上仍经常应用。
康生一句话，把我们弄惨了，不仅节目给“毙”了（文艺界俗称，节目没通过审查称为“毙了”），还要整顿。
“整顿”对我们这些一般演员来说就是下厂、下乡、下部队与工农兵“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改造。从1958年起，文化部直属院团每年，每个人都有下放天数的指标。
团里分成几个分队下到各地，我们这个分队最幸运，被分配到湖北沔阳县（现改为仙桃市）。我和几个演员分配在沔阳县花鼓戏剧团，与他们同吃、同住、同演出，这段时间我向他们学习了许多东西。
1964年10月中旬，文化部紧急调令，中央歌舞团全体演员立即返京参加“大歌舞”（这是文艺界对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简称）。
这时我们才知道，大歌舞已经上演了，而且十月十六日毛主席及中央首长观看了演出并接见了全体演员，领导指示，现在演出的基本队伍是第一梯队，有总政歌舞团、总政歌剧团、海政歌舞团及歌剧团、空政歌舞团及歌剧团、战友歌舞团及歌剧团（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南京军区）、战士歌舞团（广州军区）、前进歌舞团（沈阳军区）以及文化部所属各院、团、产业系统文工团。
现在各大军区的歌舞团要回去了，你们第二梯队要向解放军学习，接好班、值好班。第一，用最短的时间把大歌舞接下来，第二要修改、加工、提高。第三。大歌舞要长期演出、录唱片、拍电影。
所谓第一梯队、第二梯队，主要是指两个管弦乐团、专业合唱团，某些场次的集体舞。而独唱、独舞演员以及主要舞蹈表演者则自始至终参加，不分梯队。
总导演其实是周恩来
《东方红》的领导小组由文化部，总政文化部及下属单位的领导们组成。组长由周巍峙（文化部艺术局局长）陈亚丁（总政文化部副部长）担任，下设庞大的办公室，负责日程安排，单位之间的协调，对外联系等日常工作。
舞台监督由北京“三王”之首的王熙担任（中央歌舞团的王熙、东方歌舞团的王黎、中国演出公司的王维被称为舞台监督“三王”）。编导组、作曲（词）组、指挥组、舞美设计组、服装化妆组、剧（乐）务组各负其责。
总导演其实是周总理。周总理对艺术的各个行当很精通，有很深的艺术造诣，从主题，结构，表演，朗诵词都一一拍板定案。
大歌舞原场次较多，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直演到1959年建国十周年。包括抗美援朝，社会主义改造，大跃进，人民公社。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周总理决定《东方红》结束在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即开国大典。ú
ù参加大歌舞的演员都非常自豪：我们的总导演是周总理。
演区的全景安排
《东方红》的表演场地是人民大会堂的万人大礼堂，虽然是大舞台，但要容纳三千多位演职员，同时还要给观众一个宽阔的视野空间还是相当困难的。导演们费尽心思，想尽了办法。
首先，管弦乐团一百多人，民族管弦乐团也一百多人，乐池根本容纳不下。于是，就把乐池盖上封死，再把观众席前六排座位拆除，指挥台放在原第六排的中间，指挥面向舞台的表演区，左面是管弦乐团，右面是民族管弦乐团，指挥的左、右前方，贴墙搭建了两座巨大的弧型阶梯合唱台，站满了合唱演员；指挥身后是近千名手捧鲜花的少先队员，整个演出过程他们坐在那里当观众，直到第六场开国大典时，站起来挥舞鲜花欢呼万岁，并经由两侧观众席通道跑上舞台。
舞台大幕自《序曲·东方红》开启后不再关闭，各场次之间由朗诵连接，底幕拆除，布景不用实景，用幻灯片打在作为背景的银幕上（《东方红》演出后，全国各地的歌舞演出基本上都改为幻灯片背景了）。
这样的安排，无论在视觉上还是在听觉上，都有一个非常宏大，丰满的全景立体效果。
向解放军学习
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习解放军。我们《东方红》的排练，演出，日常管理当然也不例外了。
《东方红》有两个乐团，一是民族管弦乐团，下设四个声部：拉弦乐、弹弦乐、管乐、打击乐；二是管弦乐团，也设四个声部：弦乐、木管乐、铜管乐、打击乐。
两个乐团各设团长，政委。民族管弦乐团的团长是黎磊（中央歌舞团主任），副团长贾冬温（战友歌剧团乐队队长）。政委是总政歌剧团政委。每个声部设声部长二人，我被任命为民族管弦乐团管乐声部长（负责业务），另一声部长是总政歌舞团乐队指导员岳家臻（负责政治思想）。
那会儿时兴“一帮一一对红”，他这个正声部长经常帮助，开导我说：“你的业务很好，为什么不靠拢组织，不入党？我知道，你背着很重的家庭出身不好的包袱，要背叛自己的家庭，和自己的家庭决裂”。
在中央歌舞团，领导也经常开导，帮助我进步，但感觉上我那时总还是有一股文人的书卷气，和解放军比较还是差距不小。我这个榆木脑袋虽经多次开导、教育、下放劳动、“三同”、接受改造，总也达不到标准、改造不好。不过，“认真做戏，小心做人”这一“腐朽”的家训帮助我度过大半生的坎坷岁月。
根据解放军文工团的经验，我们的休息大厅里，每个人的乐器盒要按照声部及每个人的座次整齐划一地排放在墙边，乐器放在乐器盒上。到时候乐务一声令下，15秒钟之内，每个人手持乐器排好队，整整齐齐地上场。
回想起我们自己团里的演出，“抢场”时，忙乱中拿错乐器的时候也是有的。大家不约而同地向合作者解放军文工团的同志们说：“向解放军学习就是好”。
演出入场式
三千余名演职员分布在人民大会堂各个大厅里待命，相距很远，怎么调度呢？
原来，每一个剧组、乐团、合唱团的剧务、乐务，人手一个对讲机。四十三年前，我们还是第一次见到这玩意，大家都惊奇地听着舞台监督王熙在舞台的侧幕边调度：“6点20分XX剧组到XX地方候场”。“是，听到了”。“XXX独唱演员是否到了二道幕边上了？”“已经到了”。“注意，注意，合唱团，两个乐团，少先队员，马上候场。好！开始入场！”
入场式是每场演出之前的精彩序曲，在万名观众的注视下，我们从左、右不同的方向入场了。
我们乐团的场地由于乐器，谱台摆放空间较大，二、三分钟即可到位，但不能坐下，要站着等。这时我们就面向前面，脸带微笑，用眼睛的余光注视着合唱团员们入场。由于搭建的阶梯式合唱台层数比一般合唱台多，为了节省空间多站人，每层间距比较窄，他们必须排队依次而入。
看吧，那些身材苗条、步履轻盈的一定是首都大学生合唱团；迈着沉着有力步伐的非首都工人合唱团莫属；挺着“啤酒肚”迈着八字脚的，甭问，准是专业合唱团的男低音们。
八分钟后，两侧合唱团员站齐，观众席前的少先队员们入座了。两个乐团整齐地坐下准备好乐器，指挥大师严良昆精神抖擞，神采奕奕地在观众的掌声中大步登上指挥台。随着他的指挥棒向上一扬，人民大会堂里奏响了振奋人心的《东方红》序曲，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开始了。
关于合唱团
《东方红》中的合唱团的准确人数，艺术界的朋友门都说不出来，只是估计，大约一千五百人吧。其中北大、清华、人大及各个学院的合唱团占大多数，各工厂的合唱团少一些，再就是文化部所属院团，部队文工团，产业系统文工团的专业合唱团（队）。
来自四面八方的合唱团，队，全体合练只能在人民大会堂，平时的训练提高怎么办呢？中央歌舞团的张文俊、中央民族乐团的高伟、中央民族歌舞团的赵宗信等十二位合唱指挥家分担了任务，每位指挥负责一至二个高等院校或工人合唱团，进行声乐训练，歌曲排练，地点在各个院校内。
这十二位指挥都是指挥合唱的专家，合唱团又都是经过选拔挑选进来的，所以水平提高的很快，可以说《东方红》的排练演出，推动了首都群众歌咏活动的开展。
排练过程中还有一些外人不知道的小秘密，《东方红》全剧演出两个多小时，合唱团员不能总是站着，在没有他们演唱的段落，他们就坐在合唱台上，照亮他们的灯光也熄灭了。到某个段落需要合唱时，团员们刷的一下整齐地站起来，合唱台的灯光通明。
怎么这么整齐呢？
原来在观众席第十排的最左和最右的座位各坐着一个合唱指挥，他们戴着白手套，（全场暗下来时，便于两侧合唱团员寻找目标）。座位前的桌子上有乐谱和两个按钮，一个管红灯，一个管绿灯，按第一个钮，桌上绿灯亮了，两侧合唱团员开始准备，按照音乐进度，到XX小节时，再按第二个钮，红灯一亮，全体合唱团刷的站起来，两侧合唱台灯光通明，乐团正在演奏前奏，看着指挥的手势，前奏过后，合唱刚好开始。几首歌曲演唱完毕，第十排桌子上的红灯一灭，合唱团员落座，合唱台的灯光转暗。
还有一个问题，两侧巨大的弧型合唱台，靠舞台里面的部分团员根本看不到舞台前边的指挥，出于视觉形象的要求，不允许他们伸着脖子、歪着头看指挥，只能正视前方。 怎么办呢？有办法，在舞台两侧的侧幕边各有一位合唱指挥，他们紧盯着乐池中间的正指挥，做到他们的指挥速度和正指挥一样的快，慢。舞台内侧的合唱团员就看着这两个副指挥的手势演唱。这两个副指挥和观众席第十排左右的两位指挥同样重要，必须由音乐水平很高的指挥担任。
我的朋友、著名合唱指挥家张文俊就在观众席第十排按过一段日子的按钮，他对我说：“按电钮比上台指挥还紧张，稍有疏忽，全场大乱”。
这十二位合唱指挥家，分别承担副指挥和按电钮的任务，从未出过差错，他们不分高低上下的敬业精神，实在应该记在功劳簿上。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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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接上期）
关于歌曲的演唱
《东方红》全剧有三十六首歌曲，有独唱、对唱、领唱、齐唱、合唱等多种形式，风格不同，跨越年代久远，合唱团员又来自四面八方，如何演唱好每一首歌，确实是个难题。
作曲组，指挥组的前辈解决的非常巧妙。《东方红》，《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等歌曲由全体合唱团演唱，朴实无华的声音正是可贵之处，群众歌曲就需要发自群众内心的声音。专业性较强的《就义歌》、《长征七律》、《井冈山》、《游击队歌》则安排专业团体的演员演唱。“啤酒肚”演员们大显身手了。他们的胸腹式呼吸法有强有力的“啤酒肚”做后盾，释放出充足的能量，雄厚、深沉的声音让人难以忘怀。
歌曲的高潮乐段，再由全体合唱团员分声部逐步加入，此起彼伏，相互呼应，既避免了较长时间部分人演唱的冷场，又拓宽了层次，达到了高潮。
六场，三十六首歌曲
定稿后的《东方红》音乐舞蹈史诗共有六场：序《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第二场《星火燎原》；第三场《万水千山》；第四场《抗日的烽火》；第五场《埋葬蒋家王朝》；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全场共演唱了三十六首歌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不同历史时期产生，并由群众广为传唱的优秀歌曲，《东方红》《松花江上》《抗日军政大学校歌》《到敌人后方去》《游击队歌》《边区十唱》《南泥湾》《保卫黄河》《坐牢算什么》《团结就是力量》《解放区的天》《国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唱祖国》。
另一部分歌曲是作曲家按照《东方红》的剧情需要改词，编曲，或作词作曲的：《农友歌》（张士燮词，王嘉祥编曲），《就义歌》（烈士遗诗，安波、时乐蒙曲），《双双草鞋送红军》（任红举词，彦克曲），《井冈山》（毛泽东词，李劫夫曲），《八月桂花遍地开》（革命民歌，焕之编曲），《红军战士想念毛泽东》（任红举词，时乐蒙，彦克曲），《遵义城头霞光闪》（韩笑词，时乐蒙曲），《飞渡大渡河》（肖华词，时乐蒙曲），《情深意长》（王印泉词，藏东升曲），《过雪山草地》（肖华词，时乐蒙曲），《长征七律》（毛泽东词，彦克，吕远曲），《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词，沈亚威曲），《赞歌》（内蒙民歌，胡松华作词，编曲），《毛主席，祝你万寿无疆》（西藏民歌，改词，编曲，刘铁山，刘行），《百万农奴站起来》（西藏民歌，改词，作曲，刘行）。
这三十六首歌曲描述了上世纪初叶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四十多年间的大革命，国共合作，长征，抗日，解放战争等不同年代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斗争，影响了几代人。
紧张的排练，演出生活
《东方红》大歌舞演出的对象是有组织的观众，及外国元首，外宾。紧张时，一星期有四、五场演出，也有时半个月没演出，这时就安排修改、排练，为拍电影、录唱片做准备。
排练有几种类型：1）全剧联排、彩排，这种排练与正式演出差不多，在人民大会堂进行。2）分场次、分段落排练，不同场次、段落，根据演员多少安排在某几个单位的排练厅。3）乐队的排练、修改，由于人数众多，只能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个大厅里。4）分场次的合乐在人民大会堂进行。这样，乐团的每次排练都在人民大会堂排练了。
早上八点钟，各个团的大轿车把大家拉到人民大会堂，晚上十一点再来接，这一天就在人民大会堂过了。排练、合乐是非常费体力的，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为了纠正某些细节，耗在那里，精神、体力消耗很大。遇到排练的空挡，比如导演需要细排某一小段时，乐务告诉大家，一小时后回来合乐。于是一楼各大厅的沙发上躺满了人。那时候，人民大会堂的管理比较宽松，工作人员对大家很客气、很友善，大家也非常爱惜大会堂的设施，没发生过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午餐、晚餐、夜宵集体到宴会厅去吃。
对我们单身汉来说，这样的日子太舒服了。有孩子的演员可就倒霉了，如果两口子来排练，晚上回去看见孩子蒙着被子缩在床上，全身都是汗水，根本没法睡。这两口子只好一个安慰孩子、另一个赶紧准备明天孩子一天的饭，第二天早上又要去排练了。
录唱片，两位朗诵者
再后来，《东方红》进入录唱片和电影先期录音的阶段了，录音和现场演出大不相同。现场演出除了丰富、逼真的音响效果外，还要有视觉效果。录音则不同，人数多到一定程度，再多了就不容易录好了，因此两个乐团各由100多人减致60多人。
选择录音地点让音响导演们着实费了大工夫，因为这个大歌舞是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的，所以录出来的音响既要有清晰度，又要有一定的混响效果。经过反复挑选，测试，音响导演们选中了老北京饭店的一楼宴会厅及广播大厦前门的广播剧场的舞台上。
由于经常排练、演出，每个人又都很敬业，录音工作进行的很顺利，大部分曲子都是一次录成。
《东方红》大歌舞突出一个“大”字，大场面、大舞台、大乐团、大合唱团，音乐多是混声效果，需要领奏的只有两处：1）第一场《东方的曙光》中母亲卖女儿那一段“双管独奏”《江河水》。2）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才旦卓玛独唱的前半段，具有藏族特色的笛子独奏。
民族管弦乐团有八位笛子演奏员，只需要一个人独奏。选择的方法是每一位编上一个号码，依次演奏，在录音间调控室内以严良堃为首的评审小组看不见演奏场面，通过麦克风传入的声音来决定。我有幸被选中，才旦卓玛独唱的笛子独奏，以及全剧高音笛子的领奏就由我来担任了。
《东方红》的两位朗诵者（现在称主持人）是林中华和白慧雯。在那革命化的年代，在万人大会堂，演出的又是革命的史诗般的大歌舞，这两位十分称职。四十三年过去了，他们那充满了感情，穿透力极强的朗诵仍留在我的记忆中。
1964年，正值反右运动及三年困难时期已过去，文化大革命尚未正式发动的时候，勤劳淳朴的人民为逐步取消了粮票、肉票、鸡蛋票、布票、肥皂票，而感到满足，为反右、大跃进等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暂告一个段落而感到欣慰，人们的心态逐渐地宽松了，文艺界出现了相对繁荣的景象，创作出一些不错的歌曲，小说，戏剧，电影。
此时此刻，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出现也是历史的必然，每一位歌唱家、舞蹈家、音乐家的表演是那么的投入、那么真挚，合唱团员热情的歌声、幸福的笑脸，感染了人民大会堂里的万名观众，演员，观众自然而然地融合在一起，发自内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那是一个多么令人怀念的年月啊。
指挥大师严良堃
《东方红》大歌舞第二梯队共有五位指挥，各负责不同的场次：
严良昆（中央乐团）：序《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第二场《星火燎原》。
胡德风（总政歌舞团）：第三场《万水千山》，第四场《抗日的烽火》。
鞠真（海政歌舞团）：第五场《埋葬蒋家王朝》。
唐江（战友歌舞团）：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秋里（中央乐团）：总负责合唱团的排练。
另有合唱指挥张文俊等数人负责各单位的合唱排练。
指挥大师严良堃是我最敬仰的前辈，听老一辈人介绍，严指挥抗日时期在陶行知的孩子剧团任指挥，后来就读于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学院。
解放后留学苏联归来，1959年国庆十周年以指挥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合唱团演奏（唱）贝多芬第九（合唱）交响曲而一举成名，享誉华夏。他指挥的《黄河大合唱》成为全国合唱的楷模。近年来指挥香港，台湾合唱团演唱《黄河大合唱》活跃于两岸三地。
严大师排练时，通过简短的解说使各位演唱（奏）者明了他的构思，然后，以准确无误的手势，丰富的表情引导大家齐心协力地完成作品的二度创作。说句通俗话，他的“玩意儿”全在他的手上。他那颇具魅力的双手牢牢地抓住了每一位演奏（唱）者，好似无声的命令，促使大家奉献出最好的音乐，从而感动观（听）众。
《就义歌》（烈士遗诗，安波，时乐蒙曲）是第二场《星火燎原》中很有分量的戏，场景是带手铐脚镣的革命志士，迈着坚定的步伐，由舞台右侧行进到左侧，从容就义。另人难以忘怀的并不只是这一段悲壮的行走（视觉），而是感人至深的音乐（听觉）。安波，时乐蒙两位作曲界前辈的音乐不但深刻地解释了烈士的遗诗，而且留给人们无限的空间去想象。严大师充分利用这空间使烈士们高贵的气质达到更深入，更广阔的境界。
“带镣长街行，告别众乡亲。”烈士们崇高的思想境界在严大师激情的双手召唤下，全体乐团，合唱团员凝聚在一起，全身心地投入，不只是声音，连眼神都“入戏”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经过起、承、转、合，逐步地运转，激愤的情绪提升，提升，再提升，直到“杀了我一个，自有后来人。”随着他坚毅，果断地转身，左手如“千斤顶”般向上托起，两千余人的合唱团，乐团仿佛站在他的手心上，发自肺腑般唱（奏）出全曲的最强音，持续，丰富的和声响澈了人民大会堂。严大师原本瘦小的身躯此时仿佛高大起来……..
突然， 一个急转身，右手向下一挥，悲壮的《国际歌》催下了人们的热泪。音乐的震撼力是巨大的，严大师的艺术魅力是无穷的。
《东方红》的每一次排练，每一场演出，我都在默默地向严大师学习，把他那金子般的教诲储存在我头脑里的“小金库”里，四十三年来，每逢在乐曲构思，艺术处理，训练乐队….
出现难题时，严大师的“干货”会自动从“小金库”里跳出来供我使用。
舞蹈界泰斗金明
《序·东方红》是全剧最绚丽多彩的舞蹈，帷幕拉开，舞蹈演员用绸扇拼成五朵大小不同的葵花呈现在观众面前。
伴随着东方红的歌声，98位女演员在著名舞蹈家李雅琴的带领下，每人手持两把绸扇，在优美的舞姿中变幻着各种造型。绸扇时而分开象征无数花瓣在颤动，继而合一似99朵葵花迎朝阳。
演员们绿色的长裙配上金黄的绸扇，多彩的头饰。采用山东省临清地区民间舞蹈的动作素材，配以变化了的“一O八”队形，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的葵花的海洋。在宏伟的《东方红》合唱高潮中，演员们用绸扇组成的巨大葵花在灿烂的阳光下闪闪发光，序幕达到了高潮。
金明导演开门见山的大手笔，展现了他编导大场面舞蹈的深厚功力。他的名字可能鲜为人知，但他的三首代表作，在“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简称世青节）上荣获的三面金牌“红绸舞”，“扇舞”，“孔雀舞”则是红遍大江南北的。1951年金明编导的《红绸舞》在柏林荣获了金牌后，文化部把他由长春调到北京，在全国第一个成立的国家级歌舞团中央歌舞团任舞蹈编导。
我国舞蹈界的编导们大体有两种类型，1）“跳而优则导”，也就是自己是演员出身（有的后来到舞校进修）。他们了解观众的需求，具有丰富的舞台经验。他们的作品贴近观众，演员跳起来带劲。2）舞蹈学校本科或留学苏联，东欧归来的研究生。他们侧重舞蹈作品的广度、深度，作品多是大型舞蹈、舞剧。金明导演不属于以上两种类型，他是舞蹈界的奇才，他的作品立意新颖，结构严谨，动作洗练。标新立异是他的作品的最大特点。
金明导演三大金牌之一的《孔雀舞》为他赢得了荣誉，也使他经历了坎坷人生。那是在1956年，少年时代的我刚刚考入中央歌舞团，听闻金明导演已率领创作组在云南采风，准备创作一部以孔雀为题材的舞蹈，我的恩师，著名作曲家罗忠熔为该舞蹈作曲。
（本期未完，下期继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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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舞》首演了，非常成功，轰动了首都的文艺界，那时候，我们团每年都要到清华，北大，以及八大院校，五道口俱乐部去演出，呈献新节目。《孔雀舞》受到了高校师生的欢迎，他们非常喜爱这个舞蹈，学生们边走边谈论“高级，高级，太高级了。”
但是，云南的同志提出了批评：“我们傣族人跳舞，不许把腿翘起来，《孔雀舞》违反了傣族的传统习惯”。《孔雀舞》被冠上了违反民族政策的帽子，简报上报到国务院。幸运的是，那时对艺术作品还比较宽松，《孔雀舞》虽然受到严厉的批评，但未被禁演。
1957年夏，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六届“世青节”上，《孔雀舞》荣获了金质奖章，并由此风靡全国。各地歌舞团纷纷来京学习《孔雀舞》，招待外国元首的国家晚会必有《孔雀舞》。
金明导演对艺术十分执着，为了探讨舞蹈艺术的发展，1960年在〈舞蹈〉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路遥知马力〉，阐述了他对舞蹈艺术如何发展的见解，并引用了“只有行动才是强者”这句名言结束了全文。这篇文章给金明导演带来了灾难，文化大革命中，中央歌舞团副团长金明遭到了大会斗、小会批、关牛棚……..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五十年后的今天，全国各种有关孔雀题材的舞蹈，腿翘的不是更高吗？艺术需要创新，发展。金明导演在舞蹈艺术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在美国，一些中国舞蹈社团今天依然在表演《红绸舞》，《孔雀舞》。可见，经典作品的魅力是无穷的。
我有幸与金明导演合作是在我调入北京歌舞团之后。我团创作的大型乐舞《宗清乐舞：盛世行》是描写清王朝康，乾盛世的作品，其中《南巡》一场总是不尽人意。领导把金明夫妇请来（金明的妻子肖秀清也是知名舞蹈编导）重新编排这一场。我是作曲者，金明导演又是我的老团长，我们一起去故宫，雍和宫，避暑山庄，承德外八庙，西安，敦煌去采风，合作的很愉快。后来《宗清乐舞—盛世行》荣获全国《文华大奖，歌舞奖》。
金明导演不幸于前年在北京去世，仅以此篇文章作为我这学生的缅怀之作吧。
民间管乐大师肖万才
《东方红》第一场《东方的曙光》的开始就是十分感人的母亲忍痛卖女儿的戏。母亲的扮演者是著名舞蹈家徐杰（中央歌舞团《荷花舞》的领舞白荷花）。女儿的扮演者是中国歌剧舞剧院最年轻的舞蹈家海燕。他们情真意切地表演仿佛把人们的心抓在他们手上，随着他们的表演，提升，下沉，再提升……..，人们的心碎了。伴随着这催人泪下的表演，远方飘来用双管独奏，百余人乐团协奏的撕人心肺的《江河水》的音乐，深化了剧情。
乐曲《江河水》源于东北辽宁省，述说一个苦命女子在江河边哭诉的情景。现有双管独奏，二胡独奏，舞蹈，无伴奏合唱等艺术形式。
传统民间乐器双管也出自辽宁，顾名思义，是两根木制的管子并排在一起，每支管子的吹口各有一个芦苇制成的哨片，同时口含两个哨片，竖吹，声音高亢、凄厉。原始的声音就反映出世世代代人民的苦难。这是一件几近失传的民间传统乐器。《东方红》中的有识之士将它搬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并且一炮打响，真乃一大善事也。
演奏双管的民间管乐大师肖万才，精通双管、大管、小管、筚篥（朝鲜族管乐器）以及各种唢呐。总政歌舞团将他从辽宁调到京城，服役几十年现虽已退休，仍以八十六岁高龄去各地演出，为总政干休所知名的长者。其子肖世同也是管乐名家，随北京歌舞团出访欧，日，美，足迹踏遍全国，退休后仍在老干部乐团，道教乐团演奏。他的“卡戏”堪称京城一绝（卡戏是把铜制簧片含在口中，与唢呐，管子轮番吹奏，模仿各种戏曲唱腔，维妙维肖，深受中外观众喜爱）。
令人担忧的是：双管，卡戏以及类似的文化遗产，处在后继无人的状况。他们不像京剧，昆曲那样的大剧种，各级首长都重视，充其量也就是小菜一碟，在当今“欧风美雨”的激烈冲刷下……..
我这是“杞人忧天”了。
著名歌唱家胡松华
《东方红》汇聚了众多的歌唱家，舞蹈家，堪称“群英会萃”，先后出场的歌唱家有：王昆，寇家伦，贾世骏，李光羲，徐有文，邓玉华，郭兰英，胡松华，才旦卓玛。第六场担任独舞的舞蹈家有（出场先后为序）：莫德格玛（蒙古族），阿依吐拉（维吾尔族），欧米加参（藏族），刀美兰（傣族），崔美善（朝鲜族），金欧（苗族）。
以上每一位精英的艺术生涯皆可成书，我这支拙笔只能简略地介绍一下我所熟悉的胡松华和才旦卓玛。
1963年8月，我们中央歌舞团一行60多人即将赴苏联，东欧四国访问演出，文化部特调胡松华和才旦卓玛加盟。当时胡松华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独唱演员，风华正茂、一表人才，他演唱的歌曲：“森吉德玛”（蒙古族歌曲），“丰收之歌”（维吾尔族歌曲），另加一首被出访国的歌曲。
声乐专业有它的特殊性，比如搞器乐专业的，使用的乐器坏了送去修理，修不好了再换一件新乐器。可声乐演员的乐器就是自己的声带。禁令颇多，辛辣的，太咸的食物不能吃，烟，酒少沾为好，起码演出之前不要沾。（有的演员不吃辣椒嗓子不亮，那是极少数的例子）。
更要保证充足的睡眠，让自己的“乐器”（声带）多休息。时不时的说话不太对劲，坏了，长“小结”了，医生处方：“禁声一个月”。
胡松华是一位非常敬业的歌唱家，离莫斯科的首场演出还有十多天胡老师就开始准备了。从北京经二连至莫斯科六天六夜的火车路程，正是由东向西变换时差难受的时候，他忍受着身体的不适，轻声讲话，保证睡眠，更不能感冒，每天都在默默地背诵俄文歌词，精心处理每一首乐句、揣摩每一个细小的动作。
在随团医生邢舒大夫的关照下他度过了难关。
演出即将开始，胡老师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地走上舞台。几首歌唱下来，全场观众热烈持久的掌声、欢呼声，一而再，再而三地谢幕，就是对他精彩演出的回报。
演出结束后的酒会是全体演员最兴奋的时刻，胡老师也和大家同样地沉浸在这幸福的时光中。在应酬完苏联领导人的礼节后，他又要提早退席准备明天的演出了。
胡老师的独唱是晚会的高潮之一，他演唱的感情非常真挚，投入。在基辅市演唱乌克兰民歌《彼得留拉》时，宽松，优美的歌声，真挚的感情投入，准确的俄文发音，吸引了全场观众，许多人默默地流淌着热泪……歌声远去了，消失了。如长梦初醒，观众起立，热烈的掌声久久不息。
大家聚在一起聊天，有人问他：“你唱的《森吉德玛》蒙古味怎么那么足？”
他感慨地回答：“哥们儿，我是六下内蒙，三进西藏啊。”
才旦卓玛插话说：“胡松华在我们拉萨还唱藏戏哪！”
丰富的阅历是他驰聘歌坛的资本，卓绝的才华、艰辛的努力，使他踏上成功之路。《赞歌》（胡松华作词，编曲），是《东方红》第六场天安门广场上狂欢过后的第一首歌，歌词，曲，演唱均十分精彩，每一个音符、每一句歌词，一抬手、一投足都经过反复推敲。从声音到动作都是发自内心的表述。从而达到至臻至美的境界。回想起他演唱过的电影〈阿诗玛〉的插曲，歌剧《阿依古丽》的男主角------每一首都渗透着他的心血，每一部都是他卓越才华的体现。
赴苏联访问演出归来前夕，胡老师送给全团六十余人每人一幅不同的字画，令人惊叹的是他的诗作、绘画、书法均是一流的。“艺不压身”在他的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赴苏联演出途中，我团艺术指导，著名音乐家李凌力排众议，指定我当晚演出笛子独奏。 我紧张地准备了一天，上台前一刻腿哆嗦了、嗓子发干了。 想到李凌恩师白天掷地有声的决定：“我不搞论资排辈，我要的是演出效果”，我镇定下来，刚演奏完第一首乐曲《姑苏行》，哈尔科夫市的里哈乔夫汽车工厂的工人们沸腾了，掌声，欢呼声让我不知所措。第二首《喜相逢》结束下台，全身真的发抖了。
吃完夜宵，胡老师祝贺我的成功，并指出我的“台风”需好好整理。
“怎么办呢？”
“我教你”，说着他就当场比画起来。“你的台步不行，要大气、有信心，记住，你不是毛头小伙子，你是中国音乐家，步子不要太快、要稳，谢幕时别慌，慢慢地行礼，向左，再向右，要帅气，让他们多鼓会掌”。四十三年来，经历了无数的舞台，面对了无数的观众，从演奏员改当指挥，我依然牢记胡老师的教诲。
胡老师后来由中央民族歌舞团调至中央乐团任独唱演员，事业仍如日中天。近几年，胡松华和他的妻子、著名舞蹈家张曼如一起拍摄了电视片《长歌万里行》，踏遍清山绿水，重访他终生难忘的热土：各少数民族地区。现已七十六岁高龄的他和妻子在珠海市共同创办了一所艺术学校，为培养新一代歌唱家，舞蹈家，辛勤地耕耘着。
著名歌唱家才旦卓玛
《东方红》第六场《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各民族联欢的场面热烈，感人。当阿依吐拉（维吾尔族）结束了热情奔放的《手鼓舞》与才旦卓玛（藏族）互相施以各自民族的礼节时，嘹亮的笛子声自远方飘来，才旦卓玛那金子般的歌声传遍了人民大会堂的各个角落。
1963年8月才旦卓玛调到我团共同出国演出时才24岁，她的性格直爽，开朗，笑声不断，大家亲切地叫她“才旦”。
那时候出国演出的各项规定是很严格的，如各专业队一大组，男女二人或三人组成互助组，做轿车时男演员靠窗，下车、进出饭店要为女演员开门、关门、拿大衣…..
我和才旦是两人的互助组，她的汉话不错，人也很坦诚，我们一起交谈时也谈到她的农奴出身，与她的丈夫（藏族）相识、相爱…..
我们相处的很愉快。只是每天上午都要参加各种会见、参观各种博物馆、集体农庄等， 一般的不准请假，实在太累了。那时正值中苏两党论战，我们的八评、九评苏共的文章正在发表。外出时她身穿藏族服装十分引人注目，一大群记者立刻围上来，翻译刚巧不在身边，幸亏大使馆二秘康先生及时解围，我乐的躲到一边休息去了。
1963年才旦卓玛正在上海音乐学院进修，对她这样的民族歌手，既要教会她科学发声，又不能死搬西洋那一套，教不好会把一位歌手纯真的声音毁掉。她的老师真正是一位行家里手。我们听才旦演唱的《唱支山歌给党听》、电影《农奴》插曲、《东方红》中的演唱，她那绝无仅有的歌声的魅力是难以用恰当的词汇来形容的。我想起了1957年在北京上演的苏联影片《心儿在歌唱》，用这片名来形容才旦卓玛的歌声再恰当不过了。才旦卓玛的演唱也是晚会的高潮之一，除了藏族歌曲《年轻的朋友》、《阿玛勒火》之外，她唱的波兰民歌《小杜鹃》别具一格，深受波兰观众的喜爱。
在生活中她也有鲜为人知的苦处，有一天她对我说；“今天上午我不去参观了，我请了假，我要休息”。
“你的脸色很不好，找邢大夫看看吧。”我说。
“看了也不行，我在这里、在北京、在上海都不习惯，心里憋闷，回西藏就好了。”
原来，我们内地人到西藏会有高原反应，藏族人到内地来也不习惯。
《东方红》演出结束后，才旦回西藏去了，每逢全国政协会议或有重要演出才来北京。来北京时到我家作客，后来逐渐失去了联系，只有在报纸电视上看到她的消息。
今年春节我看了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直播，才旦卓玛、胡松华等四位老歌唱家又登台演唱了，她那发自内心的歌声，唤起了我四十多年前的回忆，心中涌现出无限感慨之情。
虎头蛇尾的《东方红》大歌舞
随着排练，演出，录唱片，电影分镜头的逐步完成，一些单位在逐步撤回人员了。1965年10月1日，现场拍摄了《东方红》全剧，包括合唱团、乐团等大场面的镜头，观众进入人民大会堂和全场齐唱《国际歌》的场面。
电影拍完了，大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几天以后，传来小道消息，文化部颜金生副部长要带领“文化部文化工作队”去广东花县，工作队员都是文化部各艺术研究机构的精英。我们中央歌舞团将组成四十余人的演出分队随工作队出发。（广东花县当时为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的卫生村试点）。大家议论纷纷：“大歌舞还没结束那，不是待命吗？”
“早结束了，部队文工团全撤了。”
“还没总结哪，怎么也得‘撮’一顿”。
“别想美事了，昨晚看的电影《东方红》就是慰劳咱们的。”………
伴随着七嘴八舌的议论，团里临时组成的四个分队各自奔赴农村了。我们这个演出分队随颜金生副部长率领的“文化部文化工作队”去了广东花县，开始了近一年的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思想改造。除了白天犁田，育秧，插秧、施肥、管水、收割、脱粒、晒谷、上山砍柴等劳动，晚上要到各公社、大队演出，汇报我们接受改造的成果，直到第二年6月份，被召回北京参加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作者后记：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人员多，场面大，范围广，时间长，我这支拙笔只能从自己这个小小的侧面来追忆，挂一漏万，望当年的领导、合作伙伴，观众们补充，修正。）
（全文完）

http://www.sinotimes.com/375/up_art/p21.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