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文革中北京市两派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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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北京市两派的形成
胡音十
在文革时，我是北大的学生，积极投身运动，对文革中北京市两派的形成，有亲身体会和见解。最近见到一些论述两派形成的文章，有的见解相近，有的不敢苟同。我作此文，表示自己的看法，也供研究文革历史的人参考。在1967年初，出现“北大派”“师大派”的提法，两派的斗争涉及多个领域，在1967年7月“天派”“地派”的提法，替代了“北大派”“师大派”的提法。
1、陶铸问题
陶铸1966年6月由广东调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中央宣传部部长，8月选为政治局常委，兼任中央文革顾问。他在许多问题上和中央文革发生分歧，其中关于对吴传启和卢正义的评价更是针锋相对。江青等人开始攻击陶铸。中央文革通风给卢正义。这样高教部李冠英等五人贴了反陶大字报，卢正义贴了支持这张大字报的大字报。戚本禹表态支持李冠英等五人和卢正义的大字报（约在66年12月14日）。这样卢正义就闹了个反陶的桂冠。陶铸在1967年1月4日离开工作岗位。陶铸问题是个大的冤案，请看专门的文章。
在1967年1月份，许多组织集中在中宣部，成立一个联合批陶的组织，对高教部“延安公社”是否能加入的问题，发生分歧。吴传启、谭厚兰等人支持“延安公社”，北大等多数单位反对“延安公社”。林杰也来过问了，和北大的代表聂向前顶起来。林杰说：“凭聂元梓的权威，不能把延安公社排除在外。”聂向前把桌子一拍，说：“凭你林杰的权威，也不能把卢正义拉进来。”经过大多数组织的坚持，延安公社被排除第一次批陶大会。但是批陶组织从此而分裂。后来吴传启、卢正义、谭厚兰等人又召开了批陶大会，在学部外的橱窗里，还展览了他们三人在主席台上的照片。可见“师大派”的核心早已形成。
2、统战部115大规模抢劫档案事件
1967年1月15日凌晨一时十五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时20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1949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通过张经武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事隔一天，到1月16日，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此事件的不同看法使统战民委系统分裂成两派。在北京按系统分裂的这是第一个。一月夺权时，地质“东方红”在统战部支持刘郢。
3、一月夺权
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北京，中央号召群众组织夺权。各高校到自己的上级领导部门和相关单位去夺权。政府机关内的组织也起来夺权。北大共在13个单位参加夺权活动（有几个单位，北大师生参加清理外来人员工作，就地参加该单位的夺权）。
周总理在一次讲话中说：“北大在本系统夺权多作些贡献”，北大开始向高教部大举进军。在北大去之前，已有许多单位去了。参加夺权的30多个单位，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北大去后反对高教部“延安公社”。“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徐非光。由于叛徒问题北大不承认“延安公社”。卢正义早就和吴传启、谭厚兰组成联盟。由于“延安公社”问题，北大和师大矛盾突出。清华大学“井冈山”驻高教部代表胡宗华，在会议上说：“延安公社，一个公社，5个叛徒”，在请示蒯大富后，发表了一个中立的宣言，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前期北大暂时在高教部掌权。1月20日，在吴传启等人的策划下，卢正义、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搞了反夺权。双方发生冲突。在关锋、王力电话后，北大撤出高教部。
2月2日下午，关锋、王力电话批评北大，内容如下：
关锋：孙蓬一同志，我通知你一件事，中宣部前些天搞了一个所谓夺权，阮铭勾结反动组织职工红色造反团一起搞的，他们夺了印刷厂，印刷厂本来已归《红旗》杂志夺了，（注：《红旗》杂志社在中宣部院内，后勤系统如汽车班，印刷厂隶属中宣部），把中宣部的印收了去，钥匙也收了去。中宣部的权中央早就夺了。阮铭的问题很严重，勾结反革命。已经向阮铭交待，要他老老实实，向真理投降，将功赎罪。你们要注意跟他划清界限，你们为什么说徐非光是叛徒？当时大家的水平都那么高吗？要说检查的话，聂元梓也有检查嘛！阮铭也有嘛！徐非光是叛徒，那他们算什么？（注：北大社教时，阮铭、徐非光都是工作队的。）师大的同志还是顾大体、识大局的，没有公布聂元梓的材料。你们现在有些做法，恐怕是要考虑的。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还是要听的。……下面王力同志有话和你说。
王力：昨天夜里，接到师大井冈山同志的情况反映，今天又听到一些反映，关于高教部的事情从几个方面得到反映，在你们的支持下，砸了“延安公社”，抢了北师大的广播台，然后北师大又去抢回“延安公社”。你们又调了一两千人，还有军队。他们遭到你们的围攻和打骂。据说北大同学还要师大同学承认是反革命事件，师大提出不能这样做。结果你们绑架走了7个人，围攻了三百多人。民族研究所支持你们的人中有的是绑架过洪涛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很严重。……（孙蓬一：“我们掌握的情况和你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不是我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我们不听了，你们两家打架的情况我都不愿意听了。……
关锋：你们就不应该去，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高教部“二，二”事件以后，北大开始反思前一段的运动。发现学部、师大、高教部、统战部、民院、高级党校某些组织形成派系。北大在多处撞上他们的网。
4、反击“二月逆流” 北大派和师大派的形成
“二月逆流”是老帅们和几位副总理对“四人帮”罪行的声讨和抵制。对待“二月逆流”问题，北京市分成两大派。
1967年1月北京农大“东方红”曾经发动过一次“炮打谭震林”，后来戚本禹讲，“反谭震林是不对的，谭震林是红小鬼”。农大“东方红”的同志承认了反谭是不对的，向谭震林同志请罪。 事情刚过了一个多月，风云突变。3月8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的“北京公社”、钢铁学院的“919”、民族学院“东方红”六个单位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是农口单位，除师大“井冈山”，其他四所高校组织，不是红代会单位。农大“东方红”的领导也不知所措，他们的动态员到北大的动态组了解情况，说他们到师大去，师大的人说你们先表态，再给材料。
北大也深入地去了解情况，当时得到的情况是：中央开了会，谭震林说了话，就这么几个字。更不知毛主席为“二月逆流”定了性。另外还了解到，他们下一步还要打李富春、李先念、陈毅、余秋里，最后反总理。我们能根据这一点情况，跟着他们走吗？当时，牵扯到对建国十七年的评价问题。我们认为十七年，在经济、外交、军事等许多战线，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占主流，把副总理都打倒，就是否定十七年。我们的态度明确，不能反总理。所以，公社总部三天没有表态。后来戚本禹提出，收回他1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公社总部才正式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在“打倒谭震林”后，按照中央文革的部署，某些单位开始攻击几位副总理和老帅，提出揪副总理后台的口号，矛头指向总理。广大群众以实际行动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进行了抵制。由此，北京市分成两大派：“打倒派”和“炮轰派”。打倒派认为谭震林、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敌我矛盾，并要揪出他们的后台。炮轰派认为李先念、陈毅、余秋里等是人民内部矛盾，反对炮打周总理（对谭震林的口号是打倒）。
“北大派”主张炮轰；“师大派”主张打倒。清华和北航提的口号也是打倒。
“炮轰派”的观点和行动不合中央文革的意。后来，时不时拿“二月逆流”大棒，打压“北大派”，经常说不许为“二月逆流”翻案。
5、民族宫4.8事件 北大派和师大派的亮相
当时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事务展览。民族学院和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发生了民族宫“4.8事件”。北京市革委会付主任吴德来解决问题，要求双方都撤出，但没有说服对立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和民族学院“东方红”为一方，将北大和民族学院“抗大”的学生，从民委大楼里赶出来。现场主要是这三个学校的人（北大只有50多人，本文作者是其中之一）。事后，两派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声明的签字单位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
民族宫4.8事件给了对立派向北大直接进攻的一个借口。
6、炮打谢富治
1967年4月11日，为民族宫4.8事件，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民院等6院校开了6辆广播车，到北大来。他们的口号是“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这些口号已把这事件的背景反映出来。
4月13日，谢副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一场冲突。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地质没有发言，但是邮电等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结论却说：“武斗是北大挑起的。”（本文作者参加这次接见）
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在大饭厅，临时来了一些同学。孙蓬一即席讲话，讲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和“1.15事件”等情况。处理“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在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的矛盾的会议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 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
会后新北大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这时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了下步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 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有大标语“打倒谢富治”。）当晚，聂元梓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并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
从此，聂元梓头上就戴上“代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向无产阶级夺权”， “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帽子。
7、反“潘、吴”，清华“井冈山”和北航“红旗”加入“北大派”
吴传启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的造反派领袖人物，是国民党员、国大代表，在武汉很有势力，在几个特务报纸中任编辑。他父亲是特务（中校），是杀害闻一多、李公朴的刽子手。他本人的特务问题我们没有查到。解放后，在哲学所主编“哲学研究”，同关锋、林隶时以“撒仁兴（三人行）”为笔名发表文章。吴传启、林隶时、周景芳在5月23日贴出了学部的第一张大字报：评杨述的“青春漫语”。他们一直自吹“比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还早两天”。文化革命中，吴传启和洪涛以笔名“红斌”发表文章。新北大公社“除隐患”战斗队到武汉档案馆查阅了许多档案，终于查清了吴传启是国民党员（以前我们只知道他是共产党员），党证号码×××。
反谢的事平息以后，1967年5月，北大联合“北大派”，正式向“潘、吴”开战了。先从潘梓年的问题开始。潘梓年是汉奸潘汉年（文革后给潘汉年平反）的哥哥，历史上的问题较多,好搞。吴传启的主要问题是组成一个集团（主要单位有学部联队、高教部延安公社，统战部，红旗杂志，师大，人大，民族学院，北外，石油学院，地院。）攻击周总理，到处夺权，控制北京市委，北京日报，抢劫档案。
清华和北航在“4.8事件”和“4.11事件”中支持地质，4.13接见时韩爱晶发表了貌似中立的讲话。蒯大富后来发现林杰支持清华大学“414”搞他。清华“414”属“师大派。蒯大富的智囊团主张反吴传启。北航韩爱晶和蒯大富关系甚好，因而，清华蒯大富和北航加入反“潘、吴”斗争，进入“北大派”。
8、陈伯达6.5讲话 及“天派”、“地派”名称的出现
向“潘、吴”开战，击中要害。1967年5月27日中午，聂元梓接到电话，要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聂元梓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付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聂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陈伯达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 关锋说：“北京分出两大派，你要负责，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聂元梓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是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6月5日，陈伯达在红代会核心组讲话，公开批北大“……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的利益，小团体的利益，这些都是资产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迫的时候，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到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到我们社会的位置。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所操纵的。真是活见鬼！有人揪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个好人，是造反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
上有陈伯达的大棒，下有反聂力量的进攻（新北大公内部的造反加上众多外部势力的围攻），北大大动荡了。校文革及新北大公社忙于内部事务，无暇顾及校外的运动了。
戚本禹在矿院讲话，说北京有四大保守组织，即新北大公社、民院抗大、石油大庆等。这样，北航、清华、矿院要抛开这四大保守组织，把“北大派”其余单位拉到自己的一边，重组一派。由于有北航取“航空“之意，就叫“天派”，那一方有“地质”对应的叫“地派”。这就是天地派名称的由来。
大约是1967年6月底 ，北大学生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见到了许维纲，他谈了对北京文化革命形势的分析。他的主要观点是：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矛盾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即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他还说：地派的后台姓林。刘志菊问：是林杰吗？许答：比林杰大得多的林。
9、清华“414”成了“变天派”
清华“414”在清华的出现，主要原因是内部的分歧，也是一些人想搞垮蒯大富的产物。“414”领导人沈如怀、宿长忠、周泉缨的代表作“四一四思潮必胜”认为 ：文革初期的造反派，只能打江山，不能坐江山，应尽快解放干部。
1967年9月王、关倒台后，清华“414”内部进行反思，认为前一段跟“地派”跟错了，要向“天派”靠拢。清华大学“井冈山”（团派）戏称“414”为“变天派”。
清华“414五七战团”在1968年初贴了谢富治的大字报：王关戚反党集团和公安部某负责人在清华大学扮演什么角色——50个为什么？
1967年5月，哈尔滨军工某组织和清华“414”联合搞了陈伯达的材料。
有人认为“天派”是反谢的，“地派”是保谢的。这种说法是不确切的。应该说主要反谢单位在“天派”，但是蒯大富和韩爱晶，不是反谢的，而地派的清华“414”后来是反谢的。

北京的两派斗争涉及到高校、中学、国家机关、工厂和郊县等几乎所有的领域。军事机关的情况比较复杂。在1967年初，军事机关的造反派分裂成“一筹”“二筹”两派，后来兴起“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简称三军）”。1967年5月13日，在展览馆剧场“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演出，受到“一筹”“二筹”的冲击。“一筹”“二筹”两派组合在一起成为“冲派”。“冲派”受到绝大多数高校的支持。在513演出的现场，新北大公社文艺团的曹广志表态支持“三军”，但新北大公社的对外联络组却支持“冲派”。因为校内有不同的意见，这样校文革就采取了同等对待的方针。在“纪念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发表一周年”的大会上，对两派都发了请贴。当“冲派”来到“五四”运动场时，看到“三军”也在会场，就愤怒地离开了会场，于是新北大公社和“冲派”的关系就断了。由于“三军”派得到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的支持，逐渐强大起来，而“冲派”却走了下坡路。当然，在“913事件”以后，形势又大变了，这是后话。

2010-1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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