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文革中“007”密令事件

yangharrylg

文革中“007”密令事件
胡宗式

所谓“007号密令”是湖南“湘江风雷”的坏头头对总理的陷害。我在文革时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因工作关系和校外有较多的联系。1967年3月，湘江风雷北京支队队长许维刚（北京机械学院学生）找到我，想通过聂元梓将一份材料（即有关007密令问题，湘江风雷头头的上报材料）转交江青。材料大致内容如下：
在1966年12月初，“湘江风雷”的一个成员在湖南省军区门口,看到一辆三轮摩托车从门内驶出，从车上掉下一张纸，他拾起，见一个字条：





密令 007号

兹定于12月30日在……起事


手谕




他拿到湘江风雷总部，头头们用“雷锋日记”对笔体，认为是总理的字体，便认为总理利用湖南省军区搞军事政变，整材料上告中央。后来中央“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几个月后平反）。坏头头认为是总理搞的报复，“湘江风雷”的头头张辉便整材料。材料中说密令怎么发现的，军区的人怎么追查，他们曾经把它藏在蚊帐杆里，被人盗取，又怎么追回。他们将材料复写了三份，想法托人送中央。许维刚的这份是其中之一。
我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中央记者站驻北大的记者。”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这是对总理的陷害”。
1970~1973年全国开展清查“516”。1971年元月我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军宣队是8341部队，迟群、谢静宜为主要领导。审查我的目的是要我承认我是“516”，并说：“你不是首恶，但你是骨干”。他们把”516”的一些罪行无端地加在我的头上，把炮打谢富治也作为516罪行来整我。搞我”007”问题专门用了3天，非逼我承认是反总理。我坚决不承认。他们说：“戚本禹用它反总理，材料是你提供的，你就是反总理”。我说：“我上交材料给的是中央文革，并且我在上面注明我的态度。如果我在上面写的是给戚本禹，你可以算。”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在批判我的过程中，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言论，今记录几段在此：
军宣队长：群众说你是反总理。
答：不是！
军宣队长：那么说群众说错了。毛主席说：“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你对毛主席的教导是怎么理解的？

专案组：聂元梓所做的一切都是在黑后台的指使下干的。
答：这么说不对！
专案组：聂元梓在黑后台的指使下干了许多坏事。
答：这么说可以。

专案组刘××（排长、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你说对聂元梓要一分为二，毛主席语录上有这么一条吗？难道对美帝国主义也要一分为二吗！
列位，毛主席语录是没有对聂元梓一分为二这一条，但却有对美帝国主义也要一分为二，就是真老虎、纸老虎的论断。

粉碎四人帮以后，我给孙蓬一去信时谈到我所了解的“007密令”事件。1976年12月，他在给我的回信中写到：
“关于007密令，你所说的情况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我给邓大姐写过信。四人帮揪出后，又写了一封信，只谈了这一个问题，那是我经手的。 四.一一（抄者注：1967年）以后无线电系有一个同学，我怎么也记不起他的名字，似乎是姓陈，他当时和周培源的女儿都在湖南。他从校刊上看到我的讲话（抄者注：1967.4.12）后，就写信给我，表示坚决支持，并提供了一些他在湖南了解到的有关吴传启之流的若干问题，包括其历史。后来我派潘国华去南方调查时，还让潘去找过他。他后来托周培源的女儿（无线电系的学生）回校时给我带来一封简函，告诉我他发现了“007密令案”的伪造者的一些线索，还在调查。不久可以返校向我汇报。过了不久，他回来了，向我说了大致经过：《湘江风雷》中的坏人，先泡制一张条子――所谓密令，然后抛到街上，又指使人去街上捡起来，于是就造谣说周总理密令湖南省军队，于某年某月某日发动武装暴乱，借机刮起反总理的妖风。我听后气愤极了！坚定支持他彻底调查清楚。上报中央揭发这一卑劣的陷害周总理的罪恶阴谋。他又返回湖南，调查回来后，由《除隐患》将其调查所得整理成报告，还附有证据照片。6.5陈伯达讲话，校内是乌云翻滚，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虽有陈伯达的电话通知及以后谢富治召见北大代表，形势仍无法控制。六月十九日晚，在校文革常委的一再催逼下，聂打电话给陈，让其来北大看看。陈派他的秘书王文耀来了。是我和聂向他汇报。汇报的主要材料有：市革委王乃英动态组一工人成员揭发王乃英专门搞我们的材料；还有你们提供的所谓我们被“老三”收买的材料；（抄者注，老三指总理，材料名称“与许维刚谈话纪要”）再就是“007密令”的调查报告。聂去西郊机场送客人，还当面交给邓颖超同志一份这个调查报告。聂当时回来时说，邓大姐对我们对总理的爱戴表示感谢。以后我们又上报了当时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所有成员。我们这是昭若日月的保总理的行动，可是迟群之流却硬是逼着潘国华等人，承认这是反总理。其用心之险恶，是为了扑灭任何敢于挺身而出保总理的力量的。我过去一直只知道我所了解的一部分。写信时只就到这一部分。听了你说的，才知道还有这一部分。”

1970~1973年清查“516”运动时，“007密令”被列入“516”分子攻击周总理的罪行之一。在北大，迟群们颠倒是非，把它当作聂元梓反总理的罪证之一。
几十年过去了，迟群们的阴魂依然不散。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由王学珍等人主编的《北京大学记事》出版了，《记事》照搬迟群的伎俩，书中（P660）记录：(1967)4月 聂元梓、孙蓬一从3月开始到本月搞“0007密令”的调查，他们两次派人到湖南收集湘江风雷的人于1966年底捏造的一份诬陷周总理的材料（即所谓0007密令），并将收集到的一份“密令”上交戚本禹。更想不到，前不久北大有人著文，还说聂元梓通过“007”密令反周总理。改革开放30多年了，一些人的思维还和迟群们一样！
可悲呀，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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