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北大人读《北京大学记事》及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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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2115事件
1967年1月15日凌晨一时十五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时20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1949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通过张经武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事隔一天，到1月16日，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同学不服气，由郑仲宾带领到公安部找严佑民辩论。严佑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对同学说：“事情清楚了，你们回去吧”，就进屋去了。学部民研所洪涛派和民院“东方红”的人，在民院郑仲宾的宿舍，越窗而入把郑仲宾抓到公安部。公安部竟以“冲公安部”为名将郑仲宾押了13天。以此为开端，从1967年1月18日到2月4日，民院发生了一系列武斗。学部联队、统战民委系统的洪涛派及北师大，派了大批人马砸了民院的总部红卫兵。地质学院、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的一些组织表态支持师大。这样统战民委系统在北京最早分裂为两大派，也是地派的核心。分歧就在于对“1.15事件”的看法。一派认为是革命的，一派认为是反革命的。
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附录3 陈伯达6.5讲话全文
陈伯达、谢富治在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时间：1967.6.5晚－6.6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人：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的十五所高等院校的委员，红代会的工作人员。
（按当时记录整理）
（陈伯达同志一走进会场，大家热烈鼓掌。陈伯达同志摆摆手说）别鼓掌了，怎么又打起来了？怎么又打？你们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当流浪儿。我让你们打倒好了。我反对你们，都得罪你们了。我反对你们最近的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你们资产阶级的灵魂，我替你们难过。刚才去参加亚非作家学习毛著的会。现在凡是有打架的地方我就去，我准备去挨打，我是不怕别人打的，你们尽是鼓掌我已经不喜欢了。记了有什么用？不听也不执行，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也不听了，中央命令也不听，我就造你们的反，谢富治副总理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造他的反。我批评谢富治同志，他太软弱了，对你们太宽容了。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你敢字当头。）（这时大家反映红代会没有经过核心组讨论就吸收了十八个组织）你们要经过正规的讨论、民主的讨论。不能随便开除，也不能随便地吸收。（同学们反映今晚有人去“首都红卫兵”报，在那里发生了武斗。）（谢富治：你们公开批评北京日报，这是对的吗？某些大学去某些单位打砸，这是对的吗？我反对。）以后凡是打、砸、抢，不执行通告的要罢免。我以一个公民、一个小小老百姓的身份提议：如果革命委员会委员不执行这个通告时要罢免。大家这里举手通过，出去又反对，要罢免，你们来造我的反好了，出那么多的报纸，别以为你们的文章了不得，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我不看，北京日报我也不看，（这时同学把一个取缔“首都红卫兵报”的通告送给陈伯达看）这个通告很不好，老百姓给你们吃饭，你们不好好地学习，要干架。现在我反对你们，这个通告写的很糟糕，这样在街上贴出去很不好。我没有看“首都红卫兵报”，但是这个东西贴出去会是什么影响，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做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你们是××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的话也不听了。你们原来还比较朴素，现在骄傲了，也搞打砸抢，无产阶级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吗？打砸抢搞个人发财。你们的手表是抢来的吗？如果是就拿出来，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办。（这时伯达批评轻工红鹰朱成同志参加武斗了，朱成站起来说轻工七.二九已经辟了谣：“说朱成没参加武斗”）我批评错了，你们可以指出，我是老百姓的奴隶，不是地主的奴隶，也不是奴隶主的奴隶。我比老百姓还小得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们的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眼镜、茶杯、衣服、房子、工具、钢笔、纪念章、纸张，都是怎么来的呢？想一想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你们能打架？这是起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常识，一个普通劳动者必然懂得，你们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人民代表？什么是人民勤务员？你们要想一想，凡是你们打架的地方我都想去，让你们打死引起你们的警惕，引起你们的觉悟就好了。（谢富治：我也准备被你们打死，如果你们能够觉悟这也是我的一点贡献。）你也有这个决心啊？我很难过，替你们难过，你们是拆革委会的台，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只要把我打倒，市革委会能够巩固，北京市革命秩序能够恢复，那就是好的，我明天就倒。）首都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谢富治：可是两派都要把红代会搞垮。）不要受坏人煽动，不要受自己坏思想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谢富治：现在有些人私字挂帅，很严重。）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要造你们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谢富治：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无产阶级，别人都不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考验一下，谢副总理，你找个时间把委员们都找来考，（谢富治：这样不行，没有用，他们背得很熟，而且都会写）那不一定，听说付崇碧主持会议你们都不听，付崇碧同志保护过我，我对他很尊重。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想一想去年七月份刘邓路线统治时那种悲惨的局面，受到刘邓路线的压迫，现在反过来也搞打砸抢，这不是像刘邓路线吗？去年对外文委找到我家去，我老婆接电话，问他姓谁，名是谁，做什么工作，后来接到许多信。我去看大字报，张彦这个工作组把与我一起走的都打成了反革命，说我是反革命的后台老板，几十个反革命的后台是陈伯达，其实那些人是非常冤枉的，我没与他们谈话，更谈不上反革命，后来周总理派康生同志去调查，把他们放出来，有的人都精神失常了。有人对我说，他们要故意闹，把事态扩大，要中央文革接见，我准备去，让他们随便踩死，献出一个人的代价，我年纪太大了，又没有用，说话还要翻译，让你们打死也好。你们要想想这个问题。（谢富治：不，你有用，我打死不要紧，你有用。）我不符合你们的口味，我是讲真的，不是假的，不管你们理由有多少，打架是不对的，市面上被你们的喇叭车吵得够了，老百姓都有意见，中国是不会灭亡的，灭亡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要走哪条路？你们要夺多少权？你们比我们小时候还糟糕，我们小的时候在群众中生活，你们没有与老百姓见面，世界的事你们了解的少。岁数小不要紧，毛主席希望你们做无产阶级接班人，能不能做，看你们自己，用打砸抢就能把谢富治打倒了？你们现在要准备条件做接班人，不是现在做接班人，你们脑子中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很深的，要革掉这些灵魂，中国就可以不变色，不然，还是要变色，有人可能反对我，他现在要接班，用打、砸、抢就变为资产阶级。这是受封建的帮会的影响，你们没有讲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主任不是自封的，是群众选的。谢富治如果交班就是犯罪，不能交班。你们现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们两派这一派对付那一派就是刘邓路线对待群众的办法，我们天天为你们着急，替你们忧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你们登了台，这样搞下去，可能搞修正主义，这样搞下去就得搞修正主义。（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自以为是英雄，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还是资产阶级的小丑？（谢富治：不要走得太远了，你们两派，不论哪一派都不要走得太远了。）我得罪你们这些委员老爷了。（谢富治：不是得罪，而是帮助。）不要用喇叭车，你们不要插入各省市、各机关的运动，你们不太了解，自惹麻烦。你们去帮助一派，反对一派，乱支持。（谢富治：通通回你们学校去。）中学生你们也不要去插手，中学生的分裂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工厂的分裂也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好像北洋军阀似地各占地盘。（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我昨天批评了××不听毛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都不听，非得要去搞分裂，公开批判北京日报，听说有人要批判红旗和人民日报，我前天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有人用联动的口号说“活着干，死了算。”不知是为了哪个阶级干？不讲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以后你们再闹我就不接见了。我很严肃地指出，有人从右的方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不是儿戏，不是赌博。我没说过什么好话，这两句话是对的。（谢富治：这两句话回去以后要好好讨论。）这完全是投机倒把的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交易所的思想，蒋介石原来就是交易所的，你们的头脑中有一种空隙，资产阶级思想可以吹进去，资产阶级的风会吹进去，不压迫它，它就要扩大地盘。你们到处插手，我们准备被你们打死，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加入红代会要开展民主的讨论。（谢富治：他们都各自拉一派，把自己观点相同的一派拉入红代会。）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现在苗头就是这样。你们去煽动工人，也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加入红代会要民主讨论，由市革委会批准。（谢富治：我们不去管他们的事。）（红代会的工作人员说：红代会的大印已经被抢走了。）印被抢走不要紧吗，我们不要印。中央文革就没有印。你们有帮有派，我们没有。没有印也可以照常办公。你们可以轮流参加红代会。一个学校分两派，轮流参加。（有的同学问：保守派参加行吗？）保守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的保守派就不一定是保守派，可能是造反派。比如三军演出，他们就是革命派。但有些学校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保守派。（有工作人员说：保守派进来，那么红代会不成了大杂烩了吗？）什么大杂烩，难道今天跟你们的谈话就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大杂烩，难道你们就是造反派了。你们就是百分之百的造反派，我大概就是保皇派了。因为我保谢富治。我常常从最令人瞧不起的人那里得到真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一个贫农妇女，是被人瞧不起的，开会没有发言权。有一天我到她家里去吃饭。我问她你住那里。她说住在蔡家庄。又问：村土改了吗？她说：搞是搞了就是没有与群众商量。这就是恩赐给农民。我受很大启发，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她出的。这篇文章都说写得好，现在看来还是很蹩脚的，只不过引了毛主席许多光辉的话，这些话是很精彩的。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我十三岁时是读私塾的，我的叔祖父是个老学究，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写文章，我瞧他不起，他六十多岁了，他把我的文章改的一塌糊涂，八股调，我觉得好笑，他就打了我的头，很疼，当时我很生气，现在倒是很感谢他。他打我头脑清醒了一下。他的话就是不对也不能不尊重，显出嘲笑的样子来。现在我是把你们当作孩子看待的。要是过去读私塾，非打五十大板不可。我父亲打我，他是私塾先生。你们抢印这是资产阶级的小动作。我再讲一个故事，你们知道黎元洪吧，曹锟是逼他让出总统的位置，把他驱逐走了。黎元洪的老婆偷偷地把印带走了，曹锟这时就着急了，派人去把印抢回来，其实这是多此一举，黎元洪的老婆偷走印，曹锟再刻一个，还不是照样当总统吗？我先讲这个故事，你们后交印，你们是不是想当曹锟的部下？把印交出来，由办公室的人使用，谁去值班谁就用，别抢。这些都是小孩子的动作，旧社会的恶劣作风，地主、资本家的作风，你们以为把印抢走了，总统就可以当了吗？南京也有一个故事，夺了一口袋印，什么办法也没有，工业不行，农业也不行，只好交出去。你们把所有的印都交出去，既往不咎。要容纳有不同意见的组织来参加，要扩大红代会，所有两派都参加，或轮流参加。一个学校没有别的派，就不能再搞成两派，特别是组织分裂，外单位到你们学校去制造派别，也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外贸学院东方红反映，说他们原是一个东方红，在外单位的支持下，分裂出新的东方红。）京西工人现在讨厌学生了，你们在那里以先生自居，制造分裂，现在都应该回来。（这时××同学写了一份决心书，伯达同志读了）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很好嘛。地质与新北大吵架，别再打了，北大是老大哥，别逞英雄，不要把地质打倒。地质也不要把北大打倒。北大地质各做自我批评。一个学校的事别的学校不要去包办代替。北大有缺点做自我批评，地质也是如此。新北大要做模范。有没有北大的同志在？（答：有。）你们别组织两大派斗争，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但是你们其他人回去也不要攻击新北大。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北大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校，又是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它成材不成材，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走别的路线，有这种可能性！这里要引起北大同学们的警惕。别用这些话去贴大字报，去攻击新北大，不准往街上贴新北大的大字报。我们这是内部交心，红代会内部做自我批评，不要把对方当作死对头，用自我批评，只有资产阶级才相互攻击，要爱护新北大，不要损人利己，不要大喊大叫，你们注意，不要打垮新北大，我没有这个野心，我现在作为红代会的一员来说话，我是代表个人，不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我们今天的讲话，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知道就行了，不准拿出去攻新北大，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谢富治是代表党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委员会的，不能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究竟改造了多少？造革命委员会的反，是什么意思？值得考虑！我信任你们，所以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这样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我们。我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是好意的来劝你们的，但一定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对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单位的批评，去攻击另一个组织，去攻击另一个人。不要去攻击新北大，不要去攻击聂元梓同志。北大同学回去告诉聂元梓同志，叫她不要生气，我这样正是为了她好。

胡音十 发表于：2011/1/24 10:01:00


http://blog.kdnet.net/boke.asp?id7643240.showtopic.40279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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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人写了关于聂元梓的文章，如<揭露《聂元梓自述》中的种种谎言>、《“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等。他们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北京大学记事》，引得我查阅此书。《北京大学记事》是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据说是原党委书记级别的人物。前言中说：“…它只是把当时比较重要的和对校内师生员工或对校外有较大影响的事如实地、简要地记述下来…”。果真如此吗？查阅文革的那一段，使我大吃一惊，非也！歪曲、造假比比皆是。先看4件人人皆知的大事，然后再读《北京大学记事》吧。
1、反击“二月逆流”期间，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的表现被称作“二流文革”“二流公社”。到了1998年在《北京大学记事》上变味了。
2、1967.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说聂元梓要夺市革委会的权。漫天飞舞的帽子哪去了。
3、反潘梓年、吴传启，即向王力、关锋开战，《北京大学记事》里不见了。
4、北大武斗期间，“井冈山”架天桥、修地道，《北京大学记事》变成聂元梓、孙蓬一干的。
看看这些大事，在《北京大学记事》中是怎样记录的吧：
（一） 反击“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本质上是毛主席认为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发动群众向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发难，并且认为周总理同情和支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央文革在执行此使命时，利用和扶持自己的御林军，在炮打几位副总理的同时要揪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在1967年3月8日便由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新人大公社、钢院919、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等6单位首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轰动了北京。一些学校在下午和晚上跟着表态：打倒谭震林。北大没有跟风，独立思考问题。注意到谭厚兰之流在打倒谭震林之后，接着要炮打几位副总理，也注意到炮打周总理的倾向。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使北京的学校、机关、工厂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炮轰派，主要单位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人大“三红”、“民院抗大”、学部总队，认为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口号是：炮轰几个副总理，对谭震林口号是打倒，反对炮打周总理；另一派称打倒派，要打倒几位副总理，并要揪谭震林的后台，其主要单位是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地质东方红、北外616、财经学院的敖本立等（详见附录1）。
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态度，被对立派称为“二月逆流派”、“二流文革”、“二流公社”、“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等。
从1967年3月起，几年的时间，上至“四人帮”的讲话，下至对立派（不只北大井冈山）的报纸、喇叭，“二月逆流派”成为攻击聂元梓的主要说辞。1967年12月10，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文章《天翻地覆慨尔慷》这样写到：
（1967年3月13日）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新北大公社也刷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我想，新北大公社不至于这样笨，会刷出这样的标语。）
事出有因。1967年5月27日中午，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在钓鱼台找聂元梓谈话，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1968年3月在高校学习班上，北大提出清算王、关、戚的流毒是搞好大联合的前提。中央文革和谢富治把此当作为“二月逆流翻案”。
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得到赞扬，这些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如果把在1967年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表现如实地收入《北京大学记事》，那不就是给聂元梓贴金了吗？于是就只记录了下面3条：
1967年3月11日 ▲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
1968年3月23日校文革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谭震林是“二月逆流骨干”，“翻案黑风的代表人物”。
▲《新北大》刊登《北大井冈山是地地道道的二月逆流派》。

前两条肯定是有的，这是公开的文章。在两派斗争互相指责时，说对方是二月逆流派，也会有的。当时“红旗飘”“东方红”的人数很少，我不清楚他们那时的表现。但在北大“井冈山”成立后，发表声明称自己是反二月逆流的英雄、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的言论不胜枚举。《北京大学记事》如此记录历史，使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样的写法，一定会认为聂元梓是反谭的，而“北大井冈山”是保谭的。在王学珍们的妙笔下，黑白就这样被颠倒了。

（二）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
1967年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事务展览。民族学院和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发生了民族宫“4.8事件”。双方几千人集聚在那里。对立派要把北大、民院红卫兵总部等赶出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来处理，要求双方都撤出，但没有说服对立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和民族学院“东方红”为一方，将北大和民族学院“抗大”的学生，从民委大楼里赶出来（批判组所在地）。现场主要是这三个学校的人（北大只有50多人，本文作者是其中之一）。事后，两派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声明的签字单位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
民族宫4.8事件给了对立派向北大直接进攻的一个借口。1967年4月11日，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等6院校开来6辆广播车，到北大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的口号是：“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1967年4月12日北大要开批王光英的大会，校广播台以此为理由让地质等校回去，但是他们不走。北大的同学围住了他们的广播车和他们辩论。大约晚9点半，广播台发令“把他们赶出北大去！”这令是孙蓬一下的，是我起草的（我和孙蓬一当时在广播台）。这场武斗的水平不高。只是个别人动了拳头，6辆车是推出去的。
4月13日，谢副总理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场冲突。早上聂元梓打电话到动态组，让我到她那去一趟。我去时她和孙蓬一已在门口等候，聂说：“今天谢副总理召开核心组开会，我们不太了解情况，你也跟着去一趟”。到了大会堂的门口，聂元梓对会议的召集人讲了我来的用意，召集人同意我进入会场。原来说是10点开，可是一直等到下午2点半才开。
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北大和地质不要发言。地质没有发言，但是其他5所和地质学院同去的院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韩爱晶发言各打五十大板。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这时我坐在聂的后面，看到聂掉了眼泪。一会儿，地质20多人冲入会场。有的人一见屋里这么多人，就说：“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走走！”便向门口涌去，但是后来还是坐在了后面。会议没法开了，谢离开了会场，在另外的房子里接见了地质的人。地质的人回来后围住聂说：“谢副总理讲了，找你来解决问题。”于是聂就到那间房子去找谢。我和孙蓬一也离开会场到大厅里。一会儿见聂出来，这时地质的人又围上来要和聂辩论。聂对会议的召集人说：“会议还开不开了，不开我们走。”召集人说：“不开了，可以走。”地质的人不叫走，在大门口又吵了一会儿，他们一直追着骂我们，直到汽车开。车开动以后，孙问：“怎么样？”聂答：“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第二句我记不得了，也是一个批评。我和孙听了都很生气。一会儿孙蓬一说：“回去以后把接见的情况源源本本地对群众讲。”聂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我们都很生气，一路上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北大。在大饭厅，临时来了一些同学，“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和“大庆公社”负责人在群众会上分别讲话，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孙蓬一即席讲话，讲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和“1.15事件”等情况。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
“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吴传启之流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市革委会、北京日报等部门。他们是些什么人，国民党员、共产党的叛徒、一些投机家。说什么“越是叛徒越是左派”，“30年代的叛徒60年代的左派”这样一些混蛋逻辑。他们是“摘桃派”。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秘书长）自称是中央文革的代表，我给辟谣了。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矛盾，在会场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开会我们去了三个人，比通知多了一个，在门口我们就和会议组织者说明了，同意进去的。会议开始时，谢富治询问为什么多一人。可是地质一下来了二十多人，谢什么都不问，地质的人吵吵嚷嚷：“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我们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是老保，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援了，如果说支援的不够，我们可以检查；如果说我们是老保，他们是太健忘了。
孙蓬一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打倒”、“炮轰”谢富治的口号，但群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了。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这样的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有“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当晚，聂元梓先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随后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


《北京大学记事》这样记录这一事件：
4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
4月11-12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到北大游行示威，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是核心组组长），“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
请注意：13日这一天《北京大学记事》却一字没有记录，可见主编们的用心何其良苦。
自4.13炮打谢富治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校内到校外，“聂元梓炮打谢富治，要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喊声不断，也是谢富治多次在市革委会整聂元梓的依据。直到1971~1973年，在清查516运动时，还以反谢富治为由来整聂元梓等。
谢富治完蛋了，反谢的事从《北京大学记事》中也就消失了。

（三）反吴传启问题
1967年2月，经过对一月夺权斗争的反思，聂元梓等人认为，吴传启、林杰、卢正义、谭厚兰，刘郢、洪涛等组成一个小集团，被我们称之为摘桃派。（注：《北京大学记事》说摘桃派指地派，这显然不对。）在市革委会组建时，吴传启派周景芳等20余学部的人把持市革委会的重要部门，并派涂武生进入北京日报，控制北京日报。1967年5月，聂元梓会同一些组织发起对潘吴的进攻，也就是向王力、关锋开战。吴传启的后台是关锋，这是明确的，当时许多人都知道。但群众起来后，如果控制不好，会形成炮打关锋的局面，从而使自己被动。于是聂元梓制定了“死打叛徒不上揪”的策略，规定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不许整王力、关锋的材料，甚至林杰的材料都不许整，最高到吴传启。由于反潘吴运动的进展，中央文革感到自己的根基被动摇，便开始打击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里有一段1967年5月.27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其谈话的事。节选如下：
1967年5月27日中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要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我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我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
关锋说：“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我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我就没有再解释下去。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我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像2月4日关锋同志批评我们“三路进军”一样，根本没有那回事。）关锋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打过那次电话，根本没有。”
戚本禹：“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六月要血洗北京城。”
我立刻急了，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们听了满耳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没有等我说完，关锋、戚本禹就走开了，留下陈伯达。我也起身走了。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针对孙蓬一讲“念念不忘一个权字”）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所以他们就要夺权，东夺权，西夺权。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权，要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我们要讲的夺权，是讲有那么一些地方和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现在要夺回来。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们无产阶级的权要夺，资产阶级的权也要夺，实际上他们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那种念念不忘的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权，小团体主义的权，这是见不得人的。（针对北大对吴传启的分析）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犯儿戏的错误，要学会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在大会堂对红代会核心组有一个讲话。（注：《北京大学记事》记成在北大大饭厅）这里节选陈伯达等人讲话：
…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插话：你敢字当头。）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想一想去年七月份刘邓路线统治时那种悲惨的局面，受到刘邓路线的压迫，现在反过来也搞打砸抢，这不是像刘邓路线吗？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揪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详见附录3陈伯达6.5讲话全文）
6.5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各位一看就明白了。《北京大学记事》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6月8日▲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注：6月5日晚，陈伯达没有来北大）
我们可爱的主编们多么会取舍呀！最近有人（是北大的学者）就是引用同样的话来证明陈伯达是聂元梓的后台。
文革中与新北大公社严重对立的地院“东方红”，1967年12月出版的“东方红”报，在其文章《天翻地覆慨尔慷》中这样记录1967年的反潘吴事件：
“6月2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20多个单位，在学部召开批判潘梓年大会。”
30年后，北大的领导人都没有这个肚量，在《北京大学记事》上写上这么一条。
1967年8月31日，王力、关锋倒台了。9月中旬,在“井冈山”总部的28楼前的马路上，我见到“井冈山”的一把手侯汉清，谈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在那个年代，侯汉清都能面对现实。30年后北大的某些领导，却没有这个勇气。

（四）武斗中的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记事》书曰：

北大武斗期间，“井冈山”修了天桥，挖了地道，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尤其是天桥，人人都看得到。这是每一个在北大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北大的某些领导硬说是聂、孙之流干的。颠倒是非如此，其他可信乎？（注：北大大规模武斗发生的时间是在1968年，不是1967年。）1980年3月19日 按照1月30日市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年3月，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的家具设备（其中28楼市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武斗还损坏了五四运动场的20万块红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机场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

http://blog.kdnet.net/boke.asp?id7643240.showtopic.40279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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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读《北京大学记事》附录

附录1
关于“二月逆流”
“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1967~1971年是重大的问题，上至毛泽东，
下至平头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的事不要再提了，才逐渐平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一些文章再度提起，当时的几位重点人物，重新评价并得到赞扬。“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本质是几位老帅及几位副总理，向中央文革提意见。在毛泽东看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是向他夺权，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反击。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部分单位发起“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
据王力的回忆录“反思录”中叙述，在1967年1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
（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评了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作整风。并说：这件事只有在场的人知道，不许外传。在场的人有周恩来、李富春及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还是忍不住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几位副总理。文革以来，老帅们及副总理对中央文革有许多怨气，对文革有许多意见，以为有了发泄的机会。2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经济问题.。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会议开始不久，谭震林等发言攻击中央文革。在场的周恩来没有坚决制止。张春桥、姚文元回去后整理了材料。江青将材料拿给毛泽东，并添油加醋。毛泽东非常生气，将这件事定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央文革找来北京师大的谭厚兰，布置行动。3月8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的“北京公社”、钢铁学院的“919”、民族学院“东方红”，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等口号。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是农口单位，5个高校单位，4个不是红代会单位。当时红代会已经成立，中央文革想干事完全可以通过红代会来进行。为什么不通过红代会呢？他们是有意培养自己的御林军，通过反击“二月逆流”给自己头上带上英雄的光环。
1967年1月北京农大东方红曾经发动过一次“炮打谭震林”，后来向谭震林赔罪。
1967年1月7日周总理接见七机部915、916两派代表时说：“一向拥护毛主席的谭震林说成是农林战线最大的黑帮，非要揪，还要揪李富春，这怎么行？把毛主席身边都揪了，这怎么保卫党中央呢？”
戚本禹1967年1月9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说：
下面讲谭震林的问题，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总理讲了，你们不服气，我明确表态，我是同意总理意见的。……首先在刘、邓反动路线问题上谭震林过去有些错误，但是在农业走什么道路上谭震林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当时我看到谭震林在三个材料上亲笔写的意见，他逐条驳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出来反对包产到户……所以要我改变这个成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
仅过了两个月，风云突变。
1967年3月8日，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新人大公社、钢院919、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等6单位首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轰动了北京。谭震林主管农业。奇怪的是这些单位中没有农口的单位。农大“东方红”的领导也不知所措。他们的动态员到北大动态组了解情况，骂师大不够意思。农大向他们要材料，师大说你们先表态，后给材料。事实上，在整个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师大没有拿出谭震林的材料。当时对二月逆流的公开解释是：谭震林在农口支持保守派夺权。北大动态组马上全力进行调查。一月份农大“东方红”反了一阵子谭震林，不久遭到中央的批评，又向谭震林请罪。《向谭震林同志请罪农大东方红》大标语贴在北大海淀门的门口外的院墙上。从农口运动的本身，找不到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反谭震林的理由。说谭震林在农口扶持保守派，这样的解释比较勉强。在1967年3月，社会上没有保守组织，经过9个月的运动，保这个反那个阵线不清了。各个组织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农口的主要单位农业大学、农机学院和农科院等当时是反谭派掌权，农业部等是保谭派掌权。这样大张旗鼓反谭震林是中央的斗争所致。当时我们只得到两个消息：一是传说在中央，谭震林反中央文革，这条消息全部就这么几个字；二是王力在广播事业局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有人要代表老干部来讲话”。我们从师大的内部了解到他们的部署：“下一步是搞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最后搞总理”。当时已贴出“坚决揪出谭震林的后台！”的标语。
由于谭厚兰要反总理，动态组如何表态感到很为难，总部的领导天天到动态组来，了解运动的进展。下面的战斗团催问得比较紧，如地球物理系在3月9日就贴了“打倒谭震林！”的大标语。11日，动态组感到有必要对谭震林问题表态了，便打电话给聂元梓，聂元梓叫文革办公室通知文革常委和公社总部委员到动态报来开会。会上我介绍了调查的情况，并指出谭厚兰的反总理问题。聂元梓说：“如果他们反总理，我们就坚决反击。”会议决定由我们继续调查，暂不表态。当天晚上，戚本禹发表讲话，撤回他在一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这样总部决定对谭震林的问题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约在1967年3月12日，在矿业学院红代会办公处，聂元梓主持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研究反击“二月逆流”问题。核心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谭厚兰迟到。红代会作战部长讲情况，农大代表讲情况，说的事都是1月份以前的事。许多单位要师大介绍情况，师大代表拒绝。农大代表快讲完了，谭厚兰才来到会场。代表让她讲话，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材料，我们就是要反他！”。农大代表讲完之后，聂元梓说：“农大同志讲完了，大家看一看怎么办？”韩爱晶提出红代会组织全市大游行，时间就是明天。各校没有反对就通过了。由聂元梓向中央文革请示，聂到套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过了不多久师大和学部等就开始反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对余秋里问题总理曾作了几次表态：“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要一批就打倒，一保就不能批。”而每一次讲之后，学部和师大都掀起大规模的批余高潮，贴标语“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广播车开到计委门前狂呼“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这是混蛋逻辑”，在地质学院开大会，洪涛在会上狂叫“谭震林和余秋里只不过是在二月逆流中跳出来的哼哈二将”。这一切的矛头所指是清楚的。公社的表态也是清楚而明确的，坚决反对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洪涛贴出大字报：就统战民委运动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由于反对者多，洪涛不敢提出打倒的口号。
1967年3月18日聂元梓作形势报告：“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中，农口单位的同志揭发了谭震林。他想混进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的。要密切注意这种动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要狠狠打击。还有的人，证据掌握不充分，就想当然地轰起来，在斗争更深入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对待。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另一方面不要随便炮轰。例如现在有人贴总理的大标语，贴富春同志的大字报，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李先念的炮打始于财经学院的敖本立，反击“二月逆流”期间，他们弄来关于1946年4月中原解放军的《六四事件》，攻击李先念是大叛徒。我们把从财经学院敖本立的对立派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刊登在动态报上。
对陈毅的批判，几经起伏，两派斗争激烈。总理力保陈毅，甚至说：“你们要打倒陈毅，就从我身上踩过去”。“打倒派”后来发展到去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并自吹：“太平天国以来对列强斗争的最伟大的创举”。
1967年5月中旬，总理驻交通部联络员，想了解北大对交通部文革运动的看法，约公社交通部调查组到他的办公室，我也跟去了，地点在中南海。在调查组谈完交通部的情况以后，我说：“我们发现在北京存在一个反总理的集团。他们主要由师大和学部联队等组成，他们要揪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的后台，总理每一次关于几位副总理的讲话以后，他们都有对抗行动……。”
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使北京的学校、机关、工厂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炮轰派，主要单位有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人大“三红”、“民院抗大”、学部总队，认为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口号是：炮轰几个副总理，对谭震林口号是打倒，反对炮打周总理；另一派称打倒派，打倒几位副总理，要揪谭震林等人的后台，主要单位是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地质东方红、北外616、财经学院的敖本立等。
北大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在保谭派的高层引起注意。高层人物江一真、左叶等相继来北大。江一真是国务院农办主任，仅次于谭震林的人物。他在4月来北大动态报，是动态组长接待的，没有见聂元梓。这件事，被北大当时的对立派说成：“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
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态度，被对立派称为“二月逆流派”、“二流文革”、“二流公社”。从1967年3月起，几年的时间，上至“四人帮”的讲话，下至对立派（不只是北大）的报纸、喇叭，成为攻击聂元梓的主要说辞。1967年12月10，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文章《天翻地覆慨尔慷》这样写到：（1967年3月13日）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新北大公社也刷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注：我认为，新北大公社不至于这样笨，会刷出这样的标语。）
1967年5月27日中午，在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聂元梓谈话。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1968年初，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举办“北京高校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聂元梓提出：解决高校的联合问题，必须肃清王关戚的流毒。谢富治等反对，引发炮打谢富治。中央领导和一些学校认为这是为“二月逆流”翻案（见下面1968年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听取学习班汇报时的插话和发言）。
在这样的条件下，校文革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重申反击“二月逆流”时的立场，当前重点批判王、关、戚。解决高校的联合问题，必须肃清王关戚的流毒。《北京大学纪事》只引了声明中的一句话，说谭震林是“二月逆流骨干”、“翻案黑风的代表人物”。这显然不是问题的本质。

1968年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听取学习班汇报时的插话和发言
石油大庆公社：在谈到反击二月逆流，地派反好多副总理。
姚文元：你再重复一遍。
江青：去年二月逆流没有在你们那里起作用吗？
大庆公社：有一些作用。
江青：在你们那只有一些呀，你们对二月逆流有什么要说吗？
大庆公社：有错误。
总理：你们反对过没有？
大庆公社：我们认为反余秋里就是炮打周总理。
姚文元：再说一遍二月逆流
总理：谭震林是不是二月逆流？
江青：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他们搞了两个展览（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个农口，一个石油，但这里面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说明他们是哪个司令部的，你们跟哪个司令部走？反谭震林是对的，你们有过表态没有？
大庆：从三月到四月……
总理：反二月逆流到五月份。大庆公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不明确吗。
陈伯达：你们就是保，一点不批余秋里。
江青：你们成了一贯正确，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
大庆：这个问题我们有错误，一直在作检查。
总理：应该讲你们的错误，从二月份起。
大庆：现在一批5.16就说是派性。
江青：5.16已经都抓起来了，你们从中捞不到什么东西。我们讲5.16，你们还不知睡到那里去了呢？
陈伯达：你们不要逞英雄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快两年了，但是你们缺乏自我批评，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你们从头到尾保，倒成了一贯正确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胆小鬼才怕呢。主席提一批二保，你们根本不批。你们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不做自我批评我们不听。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二月逆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反对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
谢富治：他们就是要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
江青：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江青：这个同学说话完全倒置。
姚文元：我让
他重复，他不敢。
江青：一点自我批评也没有。
吴法宪、叶群：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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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harrylg

北大人《人读北一京大学记事》（）
胡音十
最近有人写了关于聂元梓的文章，如<揭露《聂元梓自述》中的种种谎言>、《“文革”中的周培源与聂元梓》等。他们在文章中大量引用了《北京大学记事》，引得我查阅此书。《北京大学记事》是为北大百年校庆而作，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主编是王学珍、王效挺、黄文一、郭建荣，据说是原党委书记级别的人物。前言中说：“…它只是把当时比较重要的和对校内师生员工或对校外有较大影响的事如实地、简要地记述下来…”。果真如此吗？查阅文革的那一段，使我大吃一惊，非也！歪曲、造假比比皆是。先看4件人人皆知的大事，然后再读《北京大学记事》吧。
1、反击“二月逆流”期间，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的表现被称作“二流文革”“二流公社”。到了1998年在《北京大学记事》上变味了。
2、1967.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说聂元梓要夺市革委会的权。漫天飞舞的帽子哪去了。
3、反潘梓年、吴传启，即向王力、关锋开战，《北京大学记事》里不见了。
4、北大武斗期间，“井冈山”架天桥、修地道，《北京大学记事》变成聂元梓、孙蓬一干的。
看看这些大事，在《北京大学记事》中是怎样记录的吧：
（一） 反击“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本质上是毛主席认为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发动群众向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发难，并且认为周总理同情和支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央文革在执行此使命时，利用和扶持自己的御林军，在炮打几位副总理的同时要揪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在1967年3月8日便由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新人大公社、钢院919、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等6单位首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轰动了北京。一些学校在下午和晚上跟着表态：打倒谭震林。北大没有跟风，独立思考问题。注意到谭厚兰之流在打倒谭震林之后，接着要炮打几位副总理，也注意到炮打周总理的倾向。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使北京的学校、机关、工厂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炮轰派，主要单位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人大“三红”、“民院抗大”、学部总队，认为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口号是：炮轰几个副总理，对谭震林口号是打倒，反对炮打周总理；另一派称打倒派，要打倒几位副总理，并要揪谭震林的后台，其主要单位是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地质东方红、北外616、财经学院的敖本立等（详见附录1）。
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态度，被对立派称为“二月逆流派”、“二流文革”、“二流公社”、“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等。
从1967年3月起，几年的时间，上至“四人帮”的讲话，下至对立派（不只北大井冈山）的报纸、喇叭，“二月逆流派”成为攻击聂元梓的主要说辞。1967年12月10，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文章《天翻地覆慨尔慷》这样写到：
（1967年3月13日）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新北大公社也刷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我想，新北大公社不至于这样笨，会刷出这样的标语。）
事出有因。1967年5月27日中午，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在钓鱼台找聂元梓谈话，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1968年3月在高校学习班上，北大提出清算王、关、戚的流毒是搞好大联合的前提。中央文革和谢富治把此当作为“二月逆流翻案”。
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得到赞扬，这些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如果把在1967年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表现如实地收入《北京大学记事》，那不就是给聂元梓贴金了吗？于是就只记录了下面3条：
1967年3月11日 ▲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
1968年3月23日 校文革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谭震林是“二月逆流骨干”，“翻案黑风的代表人物”。
▲《新北大》刊登《北大井冈山是地地道道的二月逆流派》。

前两条肯定是有的，这是公开的文章。在两派斗争互相指责时，说对方是二月逆流派，也会有的。当时“红旗飘”“东方红”的人数很少，我不清楚他们那时的表现。但在北大“井冈山”成立后，发表声明称自己是反二月逆流的英雄、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的言论不胜枚举。《北京大学记事》如此记录历史，使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样的写法，一定会认为聂元梓是反谭的，而“北大井冈山”是保谭的。在王学珍们的妙笔下，黑白就这样被颠倒了。

（二）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
1967年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事务展览。民族学院和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发生了民族宫“4.8事件”。双方几千人集聚在那里。对立派要把北大、民院红卫兵总部等赶出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来处理，要求双方都撤出，但没有说服对立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和民族学院“东方红”为一方，将北大和民族学院“抗大”的学生，从民委大楼里赶出来（批判组所在地）。现场主要是这三个学校的人（北大只有50多人，本文作者是其中之一）。事后，两派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声明的签字单位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
民族宫4.8事件给了对立派向北大直接进攻的一个借口。1967年4月11日，地质、邮电、农机、农大、工大等6院校开来6辆广播车，到北大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的口号是：“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1967年4月12日北大要开批王光英的大会，校广播台以此为理由让地质等校回去，但是他们不走。北大的同学围住了他们的广播车和他们辩论。大约晚9点半，广播台发令“把他们赶出北大去！”这令是孙蓬一下的，是我起草的（我和孙蓬一当时在广播台）。这场武斗的水平不高。只是个别人动了拳头，6辆车是推出去的。
4月13日，谢副总理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场冲突。早上聂元梓打电话到动态组，让我到她那去一趟。我去时她和孙蓬一已在门口等候，聂说：“今天谢副总理召开核心组开会，我们不太了解情况，你也跟着去一趟”。到了大会堂的门口，聂元梓对会议的召集人讲了我来的用意，召集人同意我进入会场。原来说是10点开，可是一直等到下午2点半才开。
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北大和地质不要发言。地质没有发言，但是其他5所和地质学院同去的院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韩爱晶发言各打五十大板。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这时我坐在聂的后面，看到聂掉了眼泪。一会儿，地质20多人冲入会场。有的人一见屋里这么多人，就说：“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走走！”便向门口涌去，但是后来还是坐在了后面。会议没法开了，谢离开了会场，在另外的房子里接见了地质的人。地质的人回来后围住聂说：“谢副总理讲了，找你来解决问题。”于是聂就到那间房子去找谢。我和孙蓬一也离开会场到大厅里。一会儿见聂出来，这时地质的人又围上来要和聂辩论。聂对会议的召集人说：“会议还开不开了，不开我们走。”召集人说：“不开了，可以走。”地质的人不叫走，在大门口又吵了一会儿，他们一直追着骂我们，直到汽车开。车开动以后，孙问：“怎么样？”聂答：“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第二句我记不得了，也是一个批评。我和孙听了都很生气。一会儿孙蓬一说：“回去以后把接见的情况源源本本地对群众讲。”聂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我们都很生气，一路上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北大。在大饭厅，临时来了一些同学，“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和“大庆公社”负责人在群众会上分别讲话，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孙蓬一即席讲话，讲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和“1.15事件”等情况。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
“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吴传启之流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市革委会、北京日报等部门。他们是些什么人，国民党员、共产党的叛徒、一些投机家。说什么“越是叛徒越是左派”，“30年代的叛徒60年代的左派”这样一些混蛋逻辑。他们是“摘桃派”。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秘书长）自称是中央文革的代表，我给辟谣了。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矛盾，在会场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开会我们去了三个人，比通知多了一个，在门口我们就和会议组织者说明了，同意进去的。会议开始时，谢富治询问为什么多一人。可是地质一下来了二十多人，谢什么都不问，地质的人吵吵嚷嚷：“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我们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是老保，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援了，如果说支援的不够，我们可以检查；如果说我们是老保，他们是太健忘了。
孙蓬一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打倒”、“炮轰”谢富治的口号，但群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了。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这样的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有“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当晚，聂元梓先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随后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


《北京大学记事》这样记录这一事件：
4月8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
4月11-12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到北大游行示威，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是核心组组长），“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
请注意：13日这一天《北京大学记事》却一字没有记录，可见主编们的用心何其良苦。
自4.13炮打谢富治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校内到校外，“聂元梓炮打谢富治，要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喊声不断，也是谢富治多次在市革委会整聂元梓的依据。直到1971~1973年，在清查516运动时，还以反谢富治为由来整聂元梓等。
谢富治完蛋了，反谢的事从《北京大学记事》中也就消失了。

（三）反吴传启问题
1967年2月，经过对一月夺权斗争的反思，聂元梓等人认为，吴传启、林杰、卢正义、谭厚兰，刘郢、洪涛等组成一个小集团，被我们称之为摘桃派。（注：《北京大学记事》说摘桃派指地派，这显然不对。）在市革委会组建时，吴传启派周景芳等20余学部的人把持市革委会的重要部门，并派涂武生进入北京日报，控制北京日报。1967年5月，聂元梓会同一些组织发起对潘吴的进攻，也就是向王力、关锋开战。吴传启的后台是关锋，这是明确的，当时许多人都知道。但群众起来后，如果控制不好，会形成炮打关锋的局面，从而使自己被动。于是聂元梓制定了“死打叛徒不上揪”的策略，规定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不许整王力、关锋的材料，甚至林杰的材料都不许整，最高到吴传启。由于反潘吴运动的进展，中央文革感到自己的根基被动摇，便开始打击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里有一段1967年5月.27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其谈话的事。节选如下：
1967年5月27日中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要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我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我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
关锋说：“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我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我就没有再解释下去。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我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像2月4日关锋同志批评我们“三路进军”一样，根本没有那回事。）关锋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打过那次电话，根本没有。”
戚本禹：“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六月要血洗北京城。”
我立刻急了，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们听了满耳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没有等我说完，关锋、戚本禹就走开了，留下陈伯达。我也起身走了。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针对孙蓬一讲“念念不忘一个权字”）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所以他们就要夺权，东夺权，西夺权。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权，要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我们要讲的夺权，是讲有那么一些地方和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现在要夺回来。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们无产阶级的权要夺，资产阶级的权也要夺，实际上他们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那种念念不忘的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权，小团体主义的权，这是见不得人的。（针对北大对吴传启的分析）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犯儿戏的错误，要学会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在大会堂对红代会核心组有一个讲话。（注：《北京大学记事》记成在北大大饭厅）这里节选陈伯达等人讲话：
…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插话：你敢字当头。） 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想一想去年七月份刘邓路线统治时那种悲惨的局面，受到刘邓路线的压迫，现在反过来也搞打砸抢，这不是像刘邓路线吗？ 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揪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详见附录3 陈伯达6.5讲话全文）
6.5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各位一看就明白了。《北京大学记事》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6月5日 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
6月8日 ▲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
（注：6月5日晚，陈伯达没有来北大）
我们可爱的主编们多么会取舍呀！最近有人（是北大的学者）就是引用同样的话来证明陈伯达是聂元梓的后台。
文革中与新北大公社严重对立的地院“东方红”，1967年12月出版的“东方红”报，在其文章《天翻地覆慨尔慷》中这样记录1967年的反潘吴事件：
“6月2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20多个单位，在学部召开批判潘梓年大会。”
30年后，北大的领导人都没有这个肚量，在《北京大学记事》上写上这么一条。
1967年8月31日，王力、关锋倒台了。9月中旬,在“井冈山”总部的28楼前的马路上，我见到“井冈山”的一把手侯汉清，谈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在那个年代，侯汉清都能面对现实。30年后北大的某些领导，却没有这个勇气。

（四）武斗中的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记事》书曰：
1980年3月19日 按照1月30日市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年3月，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的家具设备（其中28楼市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武斗还损坏了五四运动场的20万块红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机场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
北大武斗期间，“井冈山”修了天桥，挖了地道，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尤其是天桥，人人都看得到。这是每一个在北大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北大的某些领导硬说是聂、孙之流干的。颠倒是非如此，其他可信乎？（注：北大大规模武斗发生的时间是在1968年，不是196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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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人读《北京大学记事》附录

附录1
关于“二月逆流”
“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在1967~1971年是重大的问题，上至毛泽东，
下至平头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到1971年，林彪“9.13”事件后，毛泽东说：“二月逆流”的事不要再提了，才逐渐平息。在“四人帮”倒台之后，“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一些文章再度提起，当时的几位重点人物，重新评价并得到赞扬。“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本质是几位老帅及几位副总理，向中央文革提意见。在毛泽东看来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反扑，是向他夺权，指示中央文革小组反击。中央文革小组操纵部分单位发起“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运动。
据王力的回忆录“反思录”中叙述，在1967年1月底，毛泽东在一次会议
（相当于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批评了中央文革，要中央文革作整风。并说：这件事只有在场的人知道，不许外传。在场的人有周恩来、李富春及中央文革成员。李富春还是忍不住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几位副总理。文革以来，老帅们及副总理对中央文革有许多怨气，对文革有许多意见，以为有了发泄的机会。2月16日，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讨论经济问题.。中央文革的张春桥，姚文元参加。会议开始不久，谭震林等发言攻击中央文革。在场的周恩来没有坚决制止。张春桥、姚文元回去后整理了材料。江青将材料拿给毛泽东，并添油加醋。毛泽东非常生气，将这件事定为“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中央文革找来北京师大的谭厚兰，布置行动。3月8日，由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新人大公社、石油学院的“北京公社”、钢铁学院的“919”、民族学院“东方红”，提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等口号。这些单位没有一个是农口单位，5个高校单位，4个不是红代会单位。当时红代会已经成立，中央文革想干事完全可以通过红代会来进行。为什么不通过红代会呢？他们是有意培养自己的御林军，通过反击“二月逆流”给自己头上带上英雄的光环。
1967年1月北京农大东方红曾经发动过一次“炮打谭震林”，后来向谭震林赔罪。
1967年1月7日周总理接见七机部915、916两派代表时说：“一向拥护毛主席的谭震林说成是农林战线最大的黑帮，非要揪，还要揪李富春，这怎么行？把毛主席身边都揪了，这怎么保卫党中央呢？”
戚本禹1967年1月9日在政协礼堂接见北京农业大学师生时说：
下面讲谭震林的问题，你们最关心的问题。总理讲了，你们不服气，我明确表态，我是同意总理意见的。……首先在刘、邓反动路线问题上谭震林过去有些错误，但是在农业走什么道路上谭震林是跟着毛主席走的。我可以告诉你们一件事……当时我看到谭震林在三个材料上亲笔写的意见，他逐条驳了包产到户的建议，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他出来反对包产到户……所以要我改变这个成见是比较困难的，因为这是我亲眼见到的事实。
仅过了两个月，风云突变。
1967年3月8日，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新人大公社、钢院919、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等6单位首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轰动了北京。谭震林主管农业。奇怪的是这些单位中没有农口的单位。农大“东方红”的领导也不知所措。他们的动态员到北大动态组了解情况，骂师大不够意思。农大向他们要材料，师大说你们先表态，后给材料。事实上，在整个反击“二月逆流”的过程中，师大没有拿出谭震林的材料。当时对二月逆流的公开解释是：谭震林在农口支持保守派夺权。北大动态组马上全力进行调查。一月份农大“东方红”反了一阵子谭震林，不久遭到中央的批评，又向谭震林请罪。《向谭震林同志请罪 农大东方红》大标语贴在北大海淀门的门口外的院墙上。从农口运动的本身，找不到值得这样大张旗鼓反谭震林的理由。说谭震林在农口扶持保守派，这样的解释比较勉强。在1967年3月，社会上没有保守组织，经过9个月的运动，保这个反那个阵线不清了。各个组织都说自己是造反派。农口的主要单位农业大学、农机学院和农科院等当时是反谭派掌权，农业部等是保谭派掌权。这样大张旗鼓反谭震林是中央的斗争所致。当时我们只得到两个消息：一是传说在中央，谭震林反中央文革，这条消息全部就这么几个字；二是王力在广播事业局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有人要代表老干部来讲话”。我们从师大的内部了解到他们的部署：“下一步是搞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最后搞总理”。当时已贴出“坚决揪出谭震林的后台！”的标语。
由于谭厚兰要反总理，动态组如何表态感到很为难，总部的领导天天到动态组来，了解运动的进展。下面的战斗团催问得比较紧，如地球物理系在3月9日就贴了“打倒谭震林！”的大标语。11日，动态组感到有必要对谭震林问题表态了，便打电话给聂元梓，聂元梓叫文革办公室通知文革常委和公社总部委员到动态报来开会。会上我介绍了调查的情况，并指出谭厚兰的反总理问题。聂元梓说：“如果他们反总理，我们就坚决反击。”会议决定由我们继续调查，暂不表态。当天晚上，戚本禹发表讲话，撤回他在一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这样总部决定对谭震林的问题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约在1967年3月12日，在矿业学院红代会办公处，聂元梓主持红代会核心组扩大会议，研究反击“二月逆流”问题。核心组成员都参加了会议，谭厚兰迟到。红代会作战部长讲情况，农大代表讲情况，说的事都是1月份以前的事。许多单位要师大介绍情况，师大代表拒绝。农大代表快讲完了，谭厚兰才来到会场。代表让她讲话，她说：“我没有什么可讲的，我也没有什么材料，我们就是要反他！”。农大代表讲完之后，聂元梓说：“农大同志讲完了，大家看一看怎么办？”韩爱晶提出红代会组织全市大游行，时间就是明天。各校没有反对就通过了。由聂元梓向中央文革请示，聂到套间去打电话，一会儿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过了不多久师大和学部等就开始反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对余秋里问题总理曾作了几次表态：“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要一批就打倒，一保就不能批。”而每一次讲之后，学部和师大都掀起大规模的批余高潮，贴标语“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广播车开到计委门前狂呼“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这是混蛋逻辑”，在地质学院开大会，洪涛在会上狂叫“谭震林和余秋里只不过是在二月逆流中跳出来的哼哈二将”。这一切的矛头所指是清楚的。公社的表态也是清楚而明确的，坚决反对把矛头指向周总理。
洪涛贴出大字报：就统战民委运动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由于反对者多，洪涛不敢提出打倒的口号。
1967年3月18日聂元梓作形势报告：“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中，农口单位的同志揭发了谭震林。他想混进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的。要密切注意这种动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要狠狠打击。还有的人，证据掌握不充分，就想当然地轰起来，在斗争更深入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对待。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另一方面不要随便炮轰。例如现在有人贴总理的大标语，贴富春同志的大字报，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李先念的炮打始于财经学院的敖本立，反击“二月逆流”期间，他们弄来关于1946年4月中原解放军的《六四事件》，攻击李先念是大叛徒。我们把从财经学院敖本立的对立派了解到的真实情况，刊登在动态报上。
对陈毅的批判，几经起伏，两派斗争激烈。总理力保陈毅，甚至说：“你们要打倒陈毅，就从我身上踩过去”。“打倒派”后来发展到去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并自吹：“太平天国以来对列强斗争的最伟大的创举”。
1967年5月中旬，总理驻交通部联络员，想了解北大对交通部文革运动的看法，约公社交通部调查组到他的办公室，我也跟去了，地点在中南海。在调查组谈完交通部的情况以后，我说：“我们发现在北京存在一个反总理的集团。他们主要由师大和学部联队等组成，他们要揪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的后台，总理每一次关于几位副总理的讲话以后，他们都有对抗行动……。”
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使北京的学校、机关、工厂分裂为两大派，一派是炮轰派，主要单位有新北大公社、石油学院“大庆公社”、人大“三红”、“民院抗大”、学部总队，认为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叶剑英、徐向前等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矛盾，口号是：炮轰几个副总理，对谭震林口号是打倒，反对炮打周总理；另一派称打倒派，打倒几位副总理，要揪谭震林等人的后台，主要单位是师大井冈山、学部联队、地质东方红、北外616、财经学院的敖本立等。
北大对“二月逆流”的态度，在保谭派的高层引起注意。高层人物江一真、左叶等相继来北大。江一真是国务院农办主任，仅次于谭震林的人物。他在4月来北大动态报，是动态组长接待的，没有见聂元梓。这件事，被北大当时的对立派说成：“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
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态度，被对立派称为“二月逆流派”、“二流文革”、“二流公社”。从1967年3月起，几年的时间，上至“四人帮”的讲话，下至对立派（不只是北大）的报纸、喇叭，成为攻击聂元梓的主要说辞。1967年12月10，地质学院《东方红》的文章《天翻地覆慨尔慷》这样写到：（1967年3月13日）北石“大庆公社”贴出“余秋里是毛主席点的将，我们信得过！”“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新北大公社也刷出大标语“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注：我认为，新北大公社不至于这样笨，会刷出这样的标语。）
1967年5月27日中午，在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聂元梓谈话。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1968年初，北京市革委会、北京卫戍区举办“北京高校学习班”。在学习班上，聂元梓提出：解决高校的联合问题，必须肃清王关戚的流毒。谢富治等反对，引发炮打谢富治。中央领导和一些学校认为这是为“二月逆流”翻案（见下面1968年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听取学习班汇报时的插话和发言）。
在这样的条件下，校文革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重申反击“二月逆流”时的立场，当前重点批判王、关、戚。解决高校的联合问题，必须肃清王关戚的流毒。《北京大学纪事》只引了声明中的一句话，说谭震林是“二月逆流骨干”、“翻案黑风的代表人物”。这显然不是问题的本质。

1968年3月11日，在人民大会堂中央首长听取学习班汇报时的插话和发言
石油大庆公社：在谈到反击二月逆流，地派反好多副总理。
姚文元：你再重复一遍。
江青：去年二月逆流没有在你们那里起作用吗？
大庆公社：有一些作用。
江青：在你们那只有一些呀，你们对二月逆流有什么要说吗？
大庆公社：有错误。
总理：你们反对过没有？
大庆公社：我们认为反余秋里就是炮打周总理。
姚文元：再说一遍二月逆流
总理：谭震林是不是二月逆流？
江青：在二月逆流里，炮打谭震林对不对？他们搞了两个展览（注：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个农口，一个石油， 但这里面没有毛主席、林副主席， 说明他们是哪个司令部的，你们跟哪个司令部走？反谭震林是对的，你们有过表态没有？
大庆：从三月到四月……
总理：反二月逆流到五月份。大庆公社对二月逆流的态度不明确吗。
陈伯达：你们就是保，一点不批余秋里。
江青：你们成了一贯正确，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而是一贯地保。
大庆：这个问题我们有错误，一直在作检查。
总理：应该讲你们的错误，从二月份起。
大庆：现在一批5.16就说是派性。
江青：5.16已经都抓起来了，你们从中捞不到什么东西。我们讲5.16，你们还不知睡到那里去了呢？
陈伯达：你们不要逞英雄了。
江青：文化大革命一年多了快两年了，但是你们缺乏自我批评，你们对余秋里不是一批二保，你们从头到尾保，倒成了一贯正确了。你们就是拥护二月逆流，就是那一派反我们的，炮轰我们的。你们实际上是炮轰我们的，轰吧，胆小鬼才怕呢。主席提一批二保，你们根本不批。你们首先要做自我批评，不做自我批评我们不听。二月逆流是什么东西？（拍桌子）就是要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姚文元：二月逆流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反对中央文革，二月逆流的本质就在这。
谢富治：他们就是要反对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中央文革。
江青：你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不要有无产阶级的义愤？
陈伯达：你们一贯不正确。
叶群：二月逆流就是搞资本主义复辟，推翻无产阶级司令部，推翻中央文革。
江青：这个同学说话完全倒置。
姚文元：我让他重复，他不敢。
江青：一点自我批评也没有。
吴法宪、叶群：拥护江青同志的发言。

附录2 115事件
1967年1月15日凌晨一时十五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时20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1949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通过张经武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事隔一天，到1月16日，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同学不服气，由郑仲宾带领到公安部找严佑民辩论。严佑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对同学说：“事情清楚了，你们回去吧”，就进屋去了。学部民研所洪涛派和民院“东方红”的人，在民院郑仲宾的宿舍，越窗而入把郑仲宾抓到公安部。公安部竟以“冲公安部”为名将郑仲宾押了13天。以此为开端，从1967年1月18日到2月4日，民院发生了一系列武斗。学部联队、统战民委系统的洪涛派及北师大，派了大批人马砸了民院的总部红卫兵。地质学院、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的一些组织表态支持师大。这样统战民委系统在北京最早分裂为两大派，也是地派的核心。分歧就在于对“1.15事件”的看法。一派认为是革命的，一派认为是反革命的。
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附录3 陈伯达6.5讲话全文
陈伯达、谢富治在红代会核心组的讲话
时间：1967.6.5晚－6.6凌晨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人：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核心组成员，北京市革委会的十五所高等院校的委员，红代会的工作人员。
（按当时记录整理）
（陈伯达同志一走进会场，大家热烈鼓掌。陈伯达同志摆摆手说）别鼓掌了，怎么又打起来了？怎么又打？你们是当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当流浪儿。我让你们打倒好了。我反对你们，都得罪你们了。我反对你们最近的行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你们资产阶级的灵魂，我替你们难过。刚才去参加亚非作家学习毛著的会。现在凡是有打架的地方我就去，我准备去挨打，我是不怕别人打的，你们尽是鼓掌我已经不喜欢了。记了有什么用？不听也不执行，老子天下第一，什么人的话也不听了，中央命令也不听，我就造你们的反，谢富治副总理如果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造他的反。我批评谢富治同志，他太软弱了，对你们太宽容了。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你敢字当头。）（这时大家反映红代会没有经过核心组讨论就吸收了十八个组织）你们要经过正规的讨论、民主的讨论。不能随便开除，也不能随便地吸收。（同学们反映今晚有人去“首都红卫兵”报，在那里发生了武斗。）（谢富治：你们公开批评北京日报，这是对的吗？某些大学去某些单位打砸，这是对的吗？我反对。）以后凡是打、砸、抢，不执行通告的要罢免。我以一个公民、一个小小老百姓的身份提议：如果革命委员会委员不执行这个通告时要罢免。大家这里举手通过，出去又反对，要罢免，你们来造我的反好了，出那么多的报纸，别以为你们的文章了不得，中国青年报的文章我不看，北京日报我也不看，（这时同学把一个取缔“首都红卫兵报”的通告送给陈伯达看）这个通告很不好，老百姓给你们吃饭，你们不好好地学习，要干架。现在我反对你们，这个通告写的很糟糕，这样在街上贴出去很不好。我没有看“首都红卫兵报”，但是这个东西贴出去会是什么影响，你们想过没有？你们这样做我实在忍耐不住了，你们是××的，我们是老朋友了，我们的话也不听了。你们原来还比较朴素，现在骄傲了，也搞打砸抢，无产阶级会去抢人家的东西吗？打砸抢搞个人发财。你们的手表是抢来的吗？如果是就拿出来，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话办。（这时伯达批评轻工红鹰朱成同志参加武斗了，朱成站起来说轻工七.二九已经辟了谣：“说朱成没参加武斗”）我批评错了，你们可以指出，我是老百姓的奴隶，不是地主的奴隶，也不是奴隶主的奴隶。我比老百姓还小得多，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你们的一切都是从哪里来的？眼镜、茶杯、衣服、房子、工具、钢笔、纪念章、纸张，都是怎么来的呢？想一想吧，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起码的东西，没有这些东西你们能打架？这是起码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常识，一个普通劳动者必然懂得，你们要有无产阶级政治家的风度。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人民代表？什么是人民勤务员？你们要想一想，凡是你们打架的地方我都想去，让你们打死引起你们的警惕，引起你们的觉悟就好了。（谢富治：我也准备被你们打死，如果你们能够觉悟这也是我的一点贡献。）你也有这个决心啊？我很难过，替你们难过，你们是拆革委会的台，要打倒谢富治，（谢富治：只要把我打倒，市革委会能够巩固，北京市革命秩序能够恢复，那就是好的，我明天就倒。）首都要成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模范。（谢富治：可是两派都要把红代会搞垮。）不要受坏人煽动，不要受自己坏思想的煽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革资产阶级的丑恶灵魂，（谢富治：现在有些人私字挂帅，很严重。）这就是资产阶级思想挂帅，要造你们资产阶级思想的反，（谢富治：有人认为只有自己才是无产阶级，别人都不是。）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考验一下，谢副总理，你找个时间把委员们都找来考，（谢富治：这样不行，没有用，他们背得很熟，而且都会写）那不一定，听说付崇碧主持会议你们都不听，付崇碧同志保护过我，我对他很尊重。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想一想去年七月份刘邓路线统治时那种悲惨的局面，受到刘邓路线的压迫，现在反过来也搞打砸抢，这不是像刘邓路线吗？去年对外文委找到我家去，我老婆接电话，问他姓谁，名是谁，做什么工作，后来接到许多信。我去看大字报，张彦这个工作组把与我一起走的都打成了反革命，说我是反革命的后台老板，几十个反革命的后台是陈伯达，其实那些人是非常冤枉的，我没与他们谈话，更谈不上反革命，后来周总理派康生同志去调查，把他们放出来，有的人都精神失常了。有人对我说，他们要故意闹，把事态扩大，要中央文革接见，我准备去，让他们随便踩死，献出一个人的代价，我年纪太大了，又没有用，说话还要翻译，让你们打死也好。你们要想想这个问题。（谢富治：不，你有用，我打死不要紧，你有用。）我不符合你们的口味，我是讲真的，不是假的，不管你们理由有多少，打架是不对的，市面上被你们的喇叭车吵得够了，老百姓都有意见，中国是不会灭亡的，灭亡的只能是资产阶级，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要走哪条路？你们要夺多少权？你们比我们小时候还糟糕，我们小的时候在群众中生活，你们没有与老百姓见面，世界的事你们了解的少。岁数小不要紧，毛主席希望你们做无产阶级接班人，能不能做，看你们自己，用打砸抢就能把谢富治打倒了？你们现在要准备条件做接班人，不是现在做接班人，你们脑子中资产阶级影响还是很深的，要革掉这些灵魂，中国就可以不变色，不然，还是要变色，有人可能反对我，他现在要接班，用打、砸、抢就变为资产阶级。这是受封建的帮会的影响，你们没有讲接班的条件，就想打倒谢富治，你们来当主任吗？主任不是自封的，是群众选的。谢富治如果交班就是犯罪，不能交班。你们现在的思想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你们两派这一派对付那一派就是刘邓路线对待群众的办法，我们天天为你们着急，替你们忧虑，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国家的前途。你们登了台，这样搞下去，可能搞修正主义，这样搞下去就得搞修正主义。（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你们自以为是英雄，是无产阶级的英雄，还是资产阶级的小丑？（谢富治：不要走得太远了，你们两派，不论哪一派都不要走得太远了。）我得罪你们这些委员老爷了。（谢富治：不是得罪，而是帮助。）不要用喇叭车，你们不要插入各省市、各机关的运动，你们不太了解，自惹麻烦。你们去帮助一派，反对一派，乱支持。（谢富治：通通回你们学校去。）中学生你们也不要去插手，中学生的分裂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工厂的分裂也是由于你们大学生在里面插手，好像北洋军阀似地各占地盘。（谢富治：这句话很重要。）我昨天批评了××不听毛主席的话，大批判大联合都不听，非得要去搞分裂，公开批判北京日报，听说有人要批判红旗和人民日报，我前天已经把话说出来了。有人用联动的口号说“活着干，死了算。”不知是为了哪个阶级干？不讲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什么叫资产阶级？以后你们再闹我就不接见了。我很严肃地指出，有人从右的方面，有人从极“左”的方面来动摇党中央的领导。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不是儿戏，不是赌博。我没说过什么好话，这两句话是对的。（谢富治：这两句话回去以后要好好讨论。）这完全是投机倒把的思想，这是资产阶级交易所的思想，蒋介石原来就是交易所的，你们的头脑中有一种空隙，资产阶级思想可以吹进去，资产阶级的风会吹进去，不压迫它，它就要扩大地盘。你们到处插手，我们准备被你们打死，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加入红代会要开展民主的讨论。（谢富治：他们都各自拉一派，把自己观点相同的一派拉入红代会。）你们现在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想夺无产阶级的权。现在苗头就是这样。你们去煽动工人，也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加入红代会要民主讨论，由市革委会批准。（谢富治：我们不去管他们的事。）（红代会的工作人员说：红代会的大印已经被抢走了。）印被抢走不要紧吗，我们不要印。中央文革就没有印。你们有帮有派，我们没有。没有印也可以照常办公。你们可以轮流参加红代会。一个学校分两派，轮流参加。（有的同学问：保守派参加行吗？）保守派参加也不要紧。有的保守派就不一定是保守派，可能是造反派。比如三军演出，他们就是革命派。但有些学校反对他们，说他们是保守派。（有工作人员说：保守派进来，那么红代会不成了大杂烩了吗？）什么大杂烩，难道今天跟你们的谈话就不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我们是大杂烩，难道你们就是造反派了。你们就是百分之百的造反派，我大概就是保皇派了。因为我保谢富治。我常常从最令人瞧不起的人那里得到真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有一个贫农妇女，是被人瞧不起的，开会没有发言权。有一天我到她家里去吃饭。我问她你住那里。她说住在蔡家庄。又问：村土改了吗？她说：搞是搞了就是没有与群众商量。这就是恩赐给农民。我受很大启发，我的文章的题目是她出的。这篇文章都说写得好，现在看来还是很蹩脚的，只不过引了毛主席许多光辉的话，这些话是很精彩的。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我十三岁时是读私塾的，我的叔祖父是个老学究，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写文章，我瞧他不起，他六十多岁了，他把我的文章改的一塌糊涂，八股调，我觉得好笑，他就打了我的头，很疼，当时我很生气，现在倒是很感谢他。他打我头脑清醒了一下。他的话就是不对也不能不尊重，显出嘲笑的样子来。现在我是把你们当作孩子看待的。要是过去读私塾，非打五十大板不可。我父亲打我，他是私塾先生。你们抢印这是资产阶级的小动作。我再讲一个故事，你们知道黎元洪吧，曹锟是逼他让出总统的位置，把他驱逐走了。黎元洪的老婆偷偷地把印带走了，曹锟这时就着急了，派人去把印抢回来，其实这是多此一举，黎元洪的老婆偷走印，曹锟再刻一个，还不是照样当总统吗？我先讲这个故事，你们后交印，你们是不是想当曹锟的部下？把印交出来，由办公室的人使用，谁去值班谁就用，别抢。这些都是小孩子的动作，旧社会的恶劣作风，地主、资本家的作风，你们以为把印抢走了，总统就可以当了吗？南京也有一个故事，夺了一口袋印，什么办法也没有，工业不行，农业也不行，只好交出去。你们把所有的印都交出去，既往不咎。要容纳有不同意见的组织来参加，要扩大红代会，所有两派都参加，或轮流参加。一个学校没有别的派，就不能再搞成两派，特别是组织分裂，外单位到你们学校去制造派别，也是不对的，是错误的。（外贸学院东方红反映，说他们原是一个东方红，在外单位的支持下，分裂出新的东方红。）京西工人现在讨厌学生了，你们在那里以先生自居，制造分裂，现在都应该回来。（这时××同学写了一份决心书，伯达同志读了）我们欢迎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很好嘛。地质与新北大吵架，别再打了，北大是老大哥，别逞英雄，不要把地质打倒。地质也不要把北大打倒。北大地质各做自我批评。一个学校的事别的学校不要去包办代替。北大有缺点做自我批评，地质也是如此。新北大要做模范。有没有北大的同志在？（答：有。）你们别组织两大派斗争，我前天在小礼堂讲话就是批评新北大的。但是你们其他人回去也不要攻击新北大。我们是希望人家好。北大是一个很有名望的学校，又是出第一张大字报的，它成材不成材，是不是紧跟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还是走别的路线，有这种可能性！这里要引起北大同学们的警惕。别用这些话去贴大字报，去攻击新北大，不准往街上贴新北大的大字报。我们这是内部交心，红代会内部做自我批评，不要把对方当作死对头，用自我批评，只有资产阶级才相互攻击，要爱护新北大，不要损人利己，不要大喊大叫，你们注意，不要打垮新北大，我没有这个野心，我现在作为红代会的一员来说话，我是代表个人，不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我们今天的讲话，就是在这个范围内知道就行了，不准拿出去攻新北大，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扭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谢富治是代表党代表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委员会的，不能知识分子来领导无产阶级，你们这些知识分子究竟改造了多少？造革命委员会的反，是什么意思？值得考虑！我信任你们，所以才把心里的话都说出来，我这样严厉地批评你们，是因为我相信你们，你们也相信我们。我刚才发那么大的脾气，不是没有道理的，我是好意的来劝你们的，但一定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对某一个组织、某一个单位的批评，去攻击另一个组织，去攻击另一个人。不要去攻击新北大，不要去攻击聂元梓同志。北大同学回去告诉聂元梓同志，叫她不要生气，我这样正是为了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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