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式：致北大周校长的信

yangharrylg

尊敬的周校长：
我叫胡宗式物理系60级学生，学号6002041。文革时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毕业后分配到902厂工作。在“清查516运动”时，于1971年1月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历时2年又2月。结论是“胡宗式跟着聂元梓犯了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1976年以后，听说销毁“清查516”时期的档案，我找过物理系总支邹果珍，问我的材料情况，当时她答应给我回话。时至今日没有消息。前不久见到《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新增内容有三处直接涉及到我。由于编者取材的手法，令人气愤，特此给周校长去信，作必要的说明。
1、《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第777页这样写道：
6月 “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1967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胡宗式注：时间不对，应是4月末。）

这份引文和我当时写的材料有本质的区别。在1971年清查“5•16”时，我是这样写的：1967年初，北京的军事院校和机关的文革组织，分成“一筹”和“二筹”。北京高校大部分支持“一筹”，少部分支持“二筹”.。北大动态组和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在支持“二筹”的过程中，动态组的刘志菊和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许维刚相识。1967年中央下达“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头头认为，“二•四批示”是总理因“007”密令问题，对‘湘江风雷’实施报复，于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央文革送材料。北京机械学院学生许维刚，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北京支队队长，他想把所谓的‘007密令’的材料，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经刘志菊介绍，1967年初许维刚来到北大，把材料交给了我，我看后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新华社驻北大的记者（实际是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你到44楼3楼，我先打个电话。” 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我的看法：“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
很明显，《北京大学记事》的作者，在引用我的材料时故意删去“聂元梓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和我写的“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这些关键的话。
“007密令”问题，涉及到“除隐患”战斗队的数人，其中赵建文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1年第九期）上发表 “往事有据可查”一文，说明了北大搞此问题是保总理的。

2、《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在第779页这样写道：
7月▲本月末，聂元梓同孙蓬一等核心骨干一起议论：聂元梓说：“在揪刘问题上反映出来，是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对旧政府机构的人要轰一轰。……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精神的。”孙蓬一说：“现在应对政府中的死角打扫打扫了，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的一边。” 王××说：“就是一干到底，就是听陈伯达的。”

关于“新文革、旧政府的矛盾”之说法，在北大来源于1967年6月动态组上报的材料——“与许维刚谈话纪要”。1967年6月中旬，动态组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许维刚，他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文革形势。我们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地派的观，于是把它整理成“与许维刚谈话纪要”。纪要上写：许维刚认为，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矛盾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即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老三指总理）。他还说：地派的后台姓林。刘志菊问：是林杰吗？许答：比林杰大得多的林。纪要是我整理的，经校文革办公室上报，是有案可查的，校文革的部分领导当时还传阅了“与许维刚谈话纪要”。
《北京大学记事》的作者， 不知道根据什么，杜撰出这一段文字（我问过王茂湘和聂元梓，他们都说没有那么回事）并编辑入册，到底想表达什么呢？看一看“与许维刚谈话纪要”的原件，不就一切自明了吗？!

3、《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在第773页这样写道：
3月18日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的批准。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红代会作战部召集，地点在北京矿业学院。会议开始时谭厚兰没有到。先由红代会作战部和北京农业大学介绍情况，讲的都是1967年1月15日前农口的情况。谭厚兰来了，大家请她讲，她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也没有什么材料，但我就是要反他”。聂元梓问大家怎么办，韩爱晶说：“红代会举行大游行”，与会者都表示同意。聂说，我请示一下中央文革，便到旁边的屋子打电话。一会儿聂元梓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怎么回事，现在都清楚了。戚本禹只是一个执行者。《北京大学记事》的编者，非要加上“得到戚本禹的批准”，无非是想把聂元梓和戚本禹拉在一起。这个足添得真没有意思。


下面， 再谈谈《北京大学记事》所涉及的其它几个问题。（以2008年版为准）
1、 反击“二月逆流”问题
“二月逆流”问题，本质上是毛主席认为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发动群众向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发难，并且认为周总理同情和支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央文革在执行此使命时，利用和扶持自己的御林军，在炮打几位副总理的同时要揪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1967年3月8日，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新人大公社、钢院919、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这六个单位，首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轰动了北京。一些学校在下午和晚上跟着表态：“打倒谭震林”。因为注意到谭厚兰之流在打倒谭震林之后，接着要炮打几位副总理，也注意到炮打周总理的倾向，所以，北大当时没有跟风。
由于谭厚兰要反总理，如何表态？动态组感到很为难。总部的领导天天到动态组来，了解运动的进展，下面的战斗团也催问得比较紧。地球物理系在3月9日就贴了“打倒谭震林！”的大标语。11日，动态组感到有必要对谭震林问题表态了，便打电话给聂元梓，聂元梓叫文革办公室通知文革常委和公社总部委员到动态报来开会。会上我介绍了调查的情况，并指出谭厚兰的反总理问题。聂元梓说：“如果他们反总理，我们就坚决反击。”会议决定由我们继续调查，暂不表态。当天晚上，戚本禹发表讲话，撤回他在一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这样总部决定对谭震林的问题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过了不多久师大和学部等就开始反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对余秋里问题总理曾作了几次表态：“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要一批就打倒，一保就不能批。”而每一次讲之后，学部和师大都掀起大规模的批余高潮，贴标语“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广播车开到计委门前狂呼：“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这是混蛋逻辑”。在地质学院开大会时，洪涛在会上狂叫：“谭震林和余秋里只不过是在二月逆流中跳出来的哼哈二将”。这一切的矛头所指是清楚的。
洪涛贴出大字报：“就统战民委运动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
1967年3月18日，聂元梓作形势报告：“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中，农口单位的同志揭发了谭震林，他想混进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的。要密切注意这种动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要狠狠打击。还有的人，证据掌握不充分，就想当然地轰起来，在斗争更深入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对待。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另一方面不要随便炮轰。现在有人贴总理的大标语，贴富春同志的大字报，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陈毅的批判，几经起伏，两派斗争激烈。总理力保陈毅，甚至说：“你们要打倒陈毅，就从我身上踩过去”。“打倒派”后来发展到去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并自吹：“太平天国以来对列强斗争的最伟大的创举”。
1967年5月中旬，总理驻交通部联络员，想了解北大对交通部文革运动的看法，约公社交通部调查组到他的办公室，我也跟去了，地点在中南海。在调查组谈完交通部的情况以后，我说：“我们发现在北京存在一个反总理的集团。他们主要由师大和学部联队等组成，他们要揪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的后台，总理每一次关于几位副总理的讲话以后，他们都有对抗行动……。”
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态度，被对立派称为“二月逆流派”、“二流文革”、“二流公社”、“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等。
从1967年3月起，几年的时间，上至“四人帮”的讲话，下至对立派（不只北大井冈山）的报纸、喇叭，“二月逆流派”成为攻击聂元梓的主要说辞。
1967年5月27日中午，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在钓鱼台找聂元梓谈话，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得到赞扬，这些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如果把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时的表现，如实地收入《北京大学记事》，那不就是给聂元梓贴金了吗？于是编者就只记录了下面几条：
1967年3月14日▲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2008年版第773页)
1968年3月23日校文革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谭震林是“二月逆流骨干”、“翻案黑风的代表人物”。
▲《新北大》刊登《北大井冈山是地地道道的二月逆流派》。（第785页）

在两派斗争互相指责时，说对方是二月逆流派，肯定会有的。1967年3月“红旗飘”“东方红”的人数很少，我不清楚他们那时的表现。但在北大“井冈山”成立后，发表声明称自己是反二月逆流的英雄，说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的言论不胜枚举。《北京大学记事》如此记录历史，使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样的写法后，一定会认为聂元梓是反谭的，而“北大井冈山”是保谭的。

2、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
1967年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事务展览。民族学院和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发生了民族宫“4.8事件”。双方几千人集聚在那里。对立派要把北大、民院红卫兵总部等赶出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来处理，要求双方都撤出，但没有说服对立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和民族学院“东方红”为一方，将北大和民族学院“抗大”的学生，从民委大楼里赶出来（批判组所在地）。现场主要是这三个学校的人（北大只有5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事后，两派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声明的签字单位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
民族宫4.8事件给了对立派向北大直接进攻的一个借口。1967年4月11日，地质、邮电、农机、农大等6院校开来6辆广播车，到北大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的口号是：“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 “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 “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1967年4月12日，北大要开批王光英的大会，校广播台以此为理由让地质等校回去，但是他们不走。北大的同学围住了他们的广播车和他们辩论。大约晚9点半，广播台发令“把他们赶出北大去！”这令是孙蓬一下的，是我起草的（我和孙蓬一当时在广播台）。这场武斗的水平不高。只是个别人动了拳头，6辆车是被推出去的。
4月13日，谢副总理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场冲突。早上聂元梓打电话到动态组，让我到她那去一趟。我去时，她和孙蓬一已在门口等候。聂说：“今天谢副总理召开核心组开会，我们不太了解情况，你也跟着去一趟吧”。到了大会堂的门口，聂元梓对会议的召集人讲了我来的用意，召集人同意我进入会场。原来说是10点开，可是一直等到下午2点半才开。
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北大和地质不要发言。地质没有发言，但是其他5所和地质学院同去的院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韩爱晶发言各打五十大板。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这时我坐在聂的后面，看到聂掉了眼泪。一会儿，地质20多人冲入会场。有的人一见屋里这么多人，就说：“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走，走！”便向门口涌去，但是后来还是坐在了后面。会议没法开了，谢离开了会场，在另外的房子里接见了地质的人。地质的人回来后围住聂说：“谢副总理讲了，找你来解决问题。”于是聂就到那间房子去找谢。我和孙蓬一也离开会场到大厅里。一会儿见聂出来，这时地质的人又围上来要和聂辩论。聂对会议的召集人说：“会议还开不开了？不开我们走。”召集人说：“不开了，可以走。”地质的人不叫走，在大门口又吵了一会儿，他们一直追着骂我们，直到汽车开。车开动以后，孙问：“怎么样？”聂答：“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第二句我记不得了，也是一个批评。我和孙听了都很生气。一会儿孙蓬一说：“回去以后把接见的情况源源本本地对群众讲。”聂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我们都很生气，一路上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北大。在大饭厅，临时来了一些同学，“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和“大庆公社”负责人在群众会上分别讲话，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孙蓬一即席讲话，讲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和“1.15事件”等情况。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
“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吴传启之流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市革委会、北京日报等部门。他们是些什么人，国民党员、共产党的叛徒、一些投机家。说什么“越是叛徒越是左派”，“30年代的叛徒，60年代的左派”这样一些混蛋逻辑。他们是“摘桃派”。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秘书长）自称是中央文革的代表，我给辟谣了。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矛盾，在会场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开会我们去了三个人，比通知多了一个，在门口我们就和会议组织者说明了，同意进去的。会议开始时，谢富治询问为什么多一人。可是地质一下来了二十多人，谢什么都不问，地质的人吵吵嚷嚷：“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我们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是老保，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援了，如果说支援的不够，我们可以检讨；如果说我们是老保，他们是太健忘了。
孙蓬一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打倒”、“炮轰”谢富治的口号，但群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了。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这样的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我看到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有“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当晚，聂元梓先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随后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
《北京大学记事》这样记录这一事件：
4月8日 “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第774页）
4月11-12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到北大游行示威，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是核心组组长），“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第774页）

请注意：13日这一天，《北京大学记事》却一字没有记录，可见主编们的用心何其良苦。
自4.13炮打谢富治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校内到校外，“聂元梓炮打谢富治，要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喊声不断，也是谢富治多次在市革委会整聂元梓的依据。直到1971~1973年，在清查5•16运动时，还以反谢富治为由来整聂元梓等。

3、反吴传启问题
1967年2月，经过对一月夺权斗争的反思，聂元梓等人认为，吴传启、林杰、卢正义、谭厚兰，刘郢、洪涛等组成一个小集团，被我们称之为摘桃派。（注：《北京大学记事》说摘桃派指地派，这显然不对。）在市革委会组建时，吴传启派周景芳等20余学部的人，把持市革委会的重要部门。同时派涂武生进入北京日报，控制北京日报。1967年5月，聂元梓会同一些组织发起对潘吴的进攻，也就是向王力、关锋开战。吴传启的后台是关锋，这是明确的，当时许多人都知道。但群众起来后，如果控制不好，会形成炮打关锋的局面，从而使自己被动。于是聂元梓制定了“死打叛徒不上揪”的策略，规定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不许整王力、关锋的材料，甚至连林杰的材料都不许整，最高到吴传启。由于反潘吴运动的进展，中央文革感到自己的根基被动摇，便开始打击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里有一段1967年5月.27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其谈话的事。节选如下：
1967年5月27日中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要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我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我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
关锋说：“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我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我就没有再解释下去。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我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像2月4日关锋同志批评我们“三路进军”一样，根本没有那回事。）关锋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打过那次电话，根本没有。”
戚本禹：“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六月要血洗北京城。”
我立刻急了，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们听了满耳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没有等我说完，关锋、戚本禹就走开了，留下陈伯达。我也起身走了。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针对孙蓬一讲“念念不忘一个权字”）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所以他们就要夺权，东夺权，西夺权。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权，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我们要讲的夺权，是讲有那么一些地方和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现在要夺回来。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们无产阶级的权要夺，资产阶级的权也要夺，实际上他们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那种念念不忘的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权，小团体主义的权，这是见不得人的。（针对北大对吴传启的分析）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犯儿戏的错误，要学会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在大会堂对红代会核心组有一个讲话。（注：《北京大学记事》记成在北大大饭厅）这里节选陈伯达等人讲话：
…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插话：你敢字当头。）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想一想去年七月份，刘邓路线统治时那种悲惨的局面，受到刘邓路线的压迫，现在反过来也搞打砸抢，这不是像刘邓路线吗？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揪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
6.5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北京大学记事》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注：讲话的地点不对，见前）
6月8日▲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第776页）

文革中，与新北大公社严重对立的地院“东方红”，1967年12月出版的“东方红报”在其《天翻地覆慨尔慷》一文中，这样记录了1967年的反潘吴事件：
“6月2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20多个单位，在学部召开批判潘梓年大会。”
30年后，编者们还没有这个肚量，在《北京大学记事》上写上这么一条。

1967年8月31日，王力、关锋倒台了。9月中旬，在“井冈山”总部的28楼前的马路上，我见到“井冈山”的一把手侯汉清，谈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在那个年代，侯汉清都能面对现实。30年后，北大的编者们，却还没有这个勇气。

4、武斗中的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了如下消息：
1980年3月19日 按照1月30日市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年3月，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的家具设备（其中28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武斗还损坏了五四运动场的20万块红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机场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2008年版第969页）
北大武斗期间，“井冈山”修了天桥，挖了地道，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尤其是天桥，人人都看得到。这是每一个在北大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北大的某些领导硬说是聂、孙之流干的。颠倒是非如此，其他可信乎？ （注：北大大规模武斗发生的时间是在1968年，不是1967年。）
周培源曾经传达1973年毛主席的讲话：“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参见2008年版第993页）从北大当局上报的材料颠倒是非上，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上边让这么写的？还是北大欺骗了上级，才有了毛主席那样的讲话？

5、一月夺权时最重大的事件——统战部 1•15事件
1967年1月15日凌晨1时15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时20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1949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前身）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通过张经武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事隔一天，到1月16日，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同学不服气，由郑仲宾带领到公安部找严佑民辩论。严佑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对同学们说：“事情清楚了，你们回去吧”，就进屋去了。学部民研所洪涛派和民院“东方红”的人，在民院郑仲宾的宿舍，越窗而入把郑仲宾抓到公安部。公安部竟以“冲公安部”为名将郑仲宾押了13天。以此为开端，从1967年1月18日到2月4日，民院发生了一系列武斗。学部联队、统战民委系统的洪涛派及北师大，派了大批人马砸了民院的总部红卫兵。地质学院、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的一些组织表态支持师大。这样统战民委系统在北京最早分裂为两大派。分歧就在于对“1.15事件”的看法。一派认为是革命的，一派认为是反革命的。
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我调查了民院的武斗，看到这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我感到“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态度，随即向聂元梓报告。由于北大认为“1•15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便和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成了亲密战友。
反谢问题，在北大以及北京市是一个重大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北京大学记事》却在极力回避。在1970年开始的清查“5•16”运动时，工、军宣队，把它列为“5•16”的重大活动。把谢富治说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完人，想利用反谢问题把我压垮。我说，我反谢是从“1•15事件”开始的。为了批驳我，就不能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为此专案组费尽了心机。在批判会上专案组的刘文振（解放军学员排长、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问我：“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毛主席语录上有这么一条吗？”我回答：“没有。”刘文振：“那你怎么相信呢！”
谢富治完蛋了，这些事情《北京大学记事》也就不记载了。我好不容易在书中找到几个字：
3月1日……（三）反对谢富治，反对市革委会；……（第850页）
这就是北大编者们的历史观吗？！

6、“揪刘火线”
在《北京大学记事》（2008版778～779页）的一些条目中，涉及“揪刘火线”，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某些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说聂元梓反总理。“揪刘火线”参加的单位有2400多个，参加的人数达50多万人。“新北大公社”参加“揪刘火线”是反总理，那么，北大“井冈山”也参加了，又怎么说？《北京大学记事》为什么只字不提北大“井冈山”参加“揪刘火线”的事呢？

我的要求：
1、《北京大学记事》的有关部分应当修改，留下真实的历史，对得起“北大”的称谓。
2、能引用我的材料，说明材料还在，请把我的材料退还给我；
3、我在写回忆录，需要到北大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

胡宗式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为使周校长有更多的了解，详见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zsh
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9106193&boardid=96

yangharrylg

尊敬的周校长：
我叫胡宗式物理系60级学生，学号6002041。文革时任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毕业后分配到902厂工作。在“清查516运动”时，于1971年1月被押回北大接受审查。历时2年又2月。结论是“胡宗式跟着聂元梓犯了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1976年以后，听说销毁“清查516”时期的档案，我找过物理系总支邹果珍，问我的材料情况，当时她答应给我回话。时至今日没有消息。前不久见到《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新增内容有三处直接涉及到我。由于编者取材的手法，令人气愤，特此给周校长去信，作必要的说明。
1、《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第777页这样写道：
6月 “新北大公社”动态组组长胡宗式称：“1967年初，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挺进支队北京支队负责的许××，要我们把陷害总理的‘0007密令’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我请示了聂元梓，她说：你们把它送到中央文革记者那里。由聂元梓电话联系，我到44楼三楼，向中央文革记者上交了这份材料。”（胡宗式注：时间不对，应是4月末。）

这份引文和我当时写的材料有本质的区别。在1971年清查“5•16”时，我是这样写的：1967年初，北京的军事院校和机关的文革组织，分成“一筹”和“二筹”。北京高校大部分支持“一筹”，少部分支持“二筹”.。北大动态组和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在支持“二筹”的过程中，动态组的刘志菊和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的许维刚相识。1967年中央下达“二•四批示”，把‘湘江风雷’定为反动组织。‘湘江风雷’的头头认为，“二•四批示”是总理因“007”密令问题，对‘湘江风雷’实施报复，于是通过不同的渠道向中央文革送材料。北京机械学院学生许维刚，曾加入‘湘江风雷’并任北京支队队长，他想把所谓的‘007密令’的材料，通过聂元梓直接转到中央文革。经刘志菊介绍，1967年初许维刚来到北大，把材料交给了我，我看后把这份材料交给聂元梓。第二天聂对我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你把它交给新华社驻北大的记者（实际是中央文革记者站记者）。你到44楼3楼，我先打个电话。” 我在转交材料时写了一个附言，说明了许维刚的身份并且写了我的看法：“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
很明显，《北京大学记事》的作者，在引用我的材料时故意删去“聂元梓说：反总理是不对的，这份材料我不给转”，和我写的“这是对总理的政治陷害”这些关键的话。
“007密令”问题，涉及到“除隐患”战斗队的数人，其中赵建文在“北京大学校友通讯”（2011年第九期）上发表 “往事有据可查”一文，说明了北大搞此问题是保总理的。

2、《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在第779页这样写道：
7月▲本月末，聂元梓同孙蓬一等核心骨干一起议论：聂元梓说：“在揪刘问题上反映出来，是旧政府机关与中央文革的矛盾……对旧政府机构的人要轰一轰。……在揪刘火线的问题上，总理的意见是保守的，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戚本禹是执行中央文革精神的。”孙蓬一说：“现在应对政府中的死角打扫打扫了，现在的形势很清楚，就是总理同中央文革的矛盾，我们还是紧跟陈伯达，站在中央文革的一边。” 王××说：“就是一干到底，就是听陈伯达的。”

关于“新文革、旧政府的矛盾”之说法，在北大来源于1967年6月动态组上报的材料——“与许维刚谈话纪要”。1967年6月中旬，动态组的刘志菊到北京机械学院“东方红”（地派）见许维刚，他分析了当前北京的文革形势。我们认为这不是他个人的观点，而是代表了地派的观，于是把它整理成“与许维刚谈话纪要”。纪要上写：许维刚认为，当前北京文化革命主要矛盾是总理派和文革小组派之间的矛盾，即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你们站在了总理的一边。你们被老三收买了（老三指总理）。他还说：地派的后台姓林。刘志菊问：是林杰吗？许答：比林杰大得多的林。纪要是我整理的，经校文革办公室上报，是有案可查的，校文革的部分领导当时还传阅了“与许维刚谈话纪要”。
《北京大学记事》的作者， 不知道根据什么，杜撰出这一段文字（我问过王茂湘和聂元梓，他们都说没有那么回事）并编辑入册，到底想表达什么呢？看一看“与许维刚谈话纪要”的原件，不就一切自明了吗？!

3、《北京大学记事》2008年版，在第773页这样写道：
3月18日聂元梓召开红代会核心组会议，决定发动十万人游行，打倒谭震林。聂当场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得到戚本禹的批准。

我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由红代会作战部召集，地点在北京矿业学院。会议开始时谭厚兰没有到。先由红代会作战部和北京农业大学介绍情况，讲的都是1967年1月15日前农口的情况。谭厚兰来了，大家请她讲，她说：“我没有什么好讲的，也没有什么材料，但我就是要反他”。聂元梓问大家怎么办，韩爱晶说：“红代会举行大游行”，与会者都表示同意。聂说，我请示一下中央文革，便到旁边的屋子打电话。一会儿聂元梓回来，说：“可以”。有人问，是否中央批准了？聂说：“没有，我把红代会的决定反映给办事组的×××，讲了明天的行动和口号。办事组没有表示什么意见，这就是同意了我们的行动。”
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是怎么回事，现在都清楚了。戚本禹只是一个执行者。《北京大学记事》的编者，非要加上“得到戚本禹的批准”，无非是想把聂元梓和戚本禹拉在一起。这个足添得真没有意思。


下面， 再谈谈《北京大学记事》所涉及的其它几个问题。（以2008年版为准）
1、 反击“二月逆流”问题
“二月逆流”问题，本质上是毛主席认为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向中央文革提意见，是否定文化大革命，于是发动群众向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发难，并且认为周总理同情和支持几位副总理和老帅。中央文革在执行此使命时，利用和扶持自己的御林军，在炮打几位副总理的同时要揪后台，矛头指向周总理。1967年3月8日，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新人大公社、钢院919、石油学院北京公社、民族学院“东方红”这六个单位，首先贴出“打倒谭震林！”、“坚决反击二月资本主义复辟逆流！”的大标语，轰动了北京。一些学校在下午和晚上跟着表态：“打倒谭震林”。因为注意到谭厚兰之流在打倒谭震林之后，接着要炮打几位副总理，也注意到炮打周总理的倾向，所以，北大当时没有跟风。
由于谭厚兰要反总理，如何表态？动态组感到很为难。总部的领导天天到动态组来，了解运动的进展，下面的战斗团也催问得比较紧。地球物理系在3月9日就贴了“打倒谭震林！”的大标语。11日，动态组感到有必要对谭震林问题表态了，便打电话给聂元梓，聂元梓叫文革办公室通知文革常委和公社总部委员到动态报来开会。会上我介绍了调查的情况，并指出谭厚兰的反总理问题。聂元梓说：“如果他们反总理，我们就坚决反击。”会议决定由我们继续调查，暂不表态。当天晚上，戚本禹发表讲话，撤回他在一月份保谭震林的讲话。这样总部决定对谭震林的问题表态。先是提出“炮轰谭震林！”，再升调为“打倒谭震林！”。
过了不多久师大和学部等就开始反余秋里、谷牧、李先念、李富春、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对余秋里问题总理曾作了几次表态：“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你们不要一批就打倒，一保就不能批。”而每一次讲之后，学部和师大都掀起大规模的批余高潮，贴标语“余秋里决不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把广播车开到计委门前狂呼：“说余秋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这是混蛋逻辑”。在地质学院开大会时，洪涛在会上狂叫：“谭震林和余秋里只不过是在二月逆流中跳出来的哼哈二将”。这一切的矛头所指是清楚的。
洪涛贴出大字报：“就统战民委运动问题和李富春同志大辩论。”
1967年3月18日，聂元梓作形势报告：“在资本主义复辟的逆流中，农口单位的同志揭发了谭震林，他想混进无产阶级司令部是不可能的。要密切注意这种动向，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就要狠狠打击。还有的人，证据掌握不充分，就想当然地轰起来，在斗争更深入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对待。一方面要密切注视敌人的动向，另一方面不要随便炮轰。现在有人贴总理的大标语，贴富春同志的大字报，这是完全错误的。”
对陈毅的批判，几经起伏，两派斗争激烈。总理力保陈毅，甚至说：“你们要打倒陈毅，就从我身上踩过去”。“打倒派”后来发展到去外交部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并自吹：“太平天国以来对列强斗争的最伟大的创举”。
1967年5月中旬，总理驻交通部联络员，想了解北大对交通部文革运动的看法，约公社交通部调查组到他的办公室，我也跟去了，地点在中南海。在调查组谈完交通部的情况以后，我说：“我们发现在北京存在一个反总理的集团。他们主要由师大和学部联队等组成，他们要揪谭震林、李先念、陈毅的后台，总理每一次关于几位副总理的讲话以后，他们都有对抗行动……。”
聂元梓及新北大公社在反击“二月逆流”时的态度，被对立派称为“二月逆流派”、“二流文革”、“二流公社”、“谭震林的黑爪牙江一真勾结聂元梓…”等。
从1967年3月起，几年的时间，上至“四人帮”的讲话，下至对立派（不只北大井冈山）的报纸、喇叭，“二月逆流派”成为攻击聂元梓的主要说辞。
1967年5月27日中午，陈伯达、关锋、戚本禹在钓鱼台找聂元梓谈话，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

现在“二月逆流”变成二月抗争，几位副总理和老帅得到赞扬，这些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详细的描述。如果把新北大公社在1967年反击“二月逆流”时的表现，如实地收入《北京大学记事》，那不就是给聂元梓贴金了吗？于是编者就只记录了下面几条：
1967年3月14日▲新北大公社发表声明，要“粉碎资本主义复辟的反动逆流”,要把代表人物“谭震林揪出来斗倒、斗垮”。(2008年版第773页)
1968年3月23日校文革发表《关于当前形势的严正声明》，说谭震林是“二月逆流骨干”、“翻案黑风的代表人物”。
▲《新北大》刊登《北大井冈山是地地道道的二月逆流派》。（第785页）

在两派斗争互相指责时，说对方是二月逆流派，肯定会有的。1967年3月“红旗飘”“东方红”的人数很少，我不清楚他们那时的表现。但在北大“井冈山”成立后，发表声明称自己是反二月逆流的英雄，说新北大公社是老保的言论不胜枚举。《北京大学记事》如此记录历史，使不了解情况的人，看到这样的写法后，一定会认为聂元梓是反谭的，而“北大井冈山”是保谭的。

2、4.13孙蓬一炮打谢富治
1967年在北京民族宫有民族事务展览。民族学院和民委系统的两派都在争夺对展览的批判权，一些高校也介入其中。双方矛盾愈演愈烈，以至发生了民族宫“4.8事件”。双方几千人集聚在那里。对立派要把北大、民院红卫兵总部等赶出去。北京市革委会副主任吴德来处理，要求双方都撤出，但没有说服对立派。地质学院“东方红”和民族学院“东方红”为一方，将北大和民族学院“抗大”的学生，从民委大楼里赶出来（批判组所在地）。现场主要是这三个学校的人（北大只有50多人，我是其中之一）。事后，两派都发表声明指责对方。声明的签字单位各有几十个，向社会表明存在两大派。
民族宫4.8事件给了对立派向北大直接进攻的一个借口。1967年4月11日，地质、邮电、农机、农大等6院校开来6辆广播车，到北大来“宣传毛泽东思想”。他们的口号是：“聂元梓无权进入市革委会！” “聂元梓从红代会滚出去！” “揪出聂元梓当红代会核心组长的后台！”等。1967年4月12日，北大要开批王光英的大会，校广播台以此为理由让地质等校回去，但是他们不走。北大的同学围住了他们的广播车和他们辩论。大约晚9点半，广播台发令“把他们赶出北大去！”这令是孙蓬一下的，是我起草的（我和孙蓬一当时在广播台）。这场武斗的水平不高。只是个别人动了拳头，6辆车是被推出去的。
4月13日，谢副总理接见红代会核心组，解决这场冲突。早上聂元梓打电话到动态组，让我到她那去一趟。我去时，她和孙蓬一已在门口等候。聂说：“今天谢副总理召开核心组开会，我们不太了解情况，你也跟着去一趟吧”。到了大会堂的门口，聂元梓对会议的召集人讲了我来的用意，召集人同意我进入会场。原来说是10点开，可是一直等到下午2点半才开。
谢一开始说：今天召集红代会核心组开会，解决北大和地质之间的矛盾。先听听别的院校的意见，北大和地质不要发言。地质没有发言，但是其他5所和地质学院同去的院校相继发言，攻击北大。韩爱晶发言各打五十大板。几个人发言之后，聂元梓说：“谢副总理，我讲两句”。谢把手一挥，说：“你不要讲，你们两家，我谁也不听。”这时我坐在聂的后面，看到聂掉了眼泪。一会儿，地质20多人冲入会场。有的人一见屋里这么多人，就说：“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走，走！”便向门口涌去，但是后来还是坐在了后面。会议没法开了，谢离开了会场，在另外的房子里接见了地质的人。地质的人回来后围住聂说：“谢副总理讲了，找你来解决问题。”于是聂就到那间房子去找谢。我和孙蓬一也离开会场到大厅里。一会儿见聂出来，这时地质的人又围上来要和聂辩论。聂对会议的召集人说：“会议还开不开了？不开我们走。”召集人说：“不开了，可以走。”地质的人不叫走，在大门口又吵了一会儿，他们一直追着骂我们，直到汽车开。车开动以后，孙问：“怎么样？”聂答：“说武斗是我们挑起的，……”第二句我记不得了，也是一个批评。我和孙听了都很生气。一会儿孙蓬一说：“回去以后把接见的情况源源本本地对群众讲。”聂说：“不能讲”。我说：“讲了会引起炮打谢富治。”我们都很生气，一路上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石油学院大庆公社来北大，就北大“4.11事件”表示声援北大。在大饭厅，临时来了一些同学，“新北大公社”的负责人和“大庆公社”负责人在群众会上分别讲话，会场的气氛很热烈。孙蓬一即席讲话，讲了下午接见的情况和“1.15事件”等情况。他讲话的大致意思是：
“1.15事件”，把抢档案的说成英雄，是左派，而把保护档案的人关进监狱，这是什么逻辑；吴传启之流安插自己的亲信到市革委会、北京日报等部门。他们是些什么人，国民党员、共产党的叛徒、一些投机家。说什么“越是叛徒越是左派”，“30年代的叛徒，60年代的左派”这样一些混蛋逻辑。他们是“摘桃派”。周景芳（北京市革委会秘书长）自称是中央文革的代表，我给辟谣了。这次会议名义上是解决北大和地质矛盾，在会场上，不叫我们说一句话，就下结论，说武斗是我们挑起来的，不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吗？是他们打到我们家里来的，而不是我们打到他们那里的，是非是如此明显，却视而不见？开会我们去了三个人，比通知多了一个，在门口我们就和会议组织者说明了，同意进去的。会议开始时，谢富治询问为什么多一人。可是地质一下来了二十多人，谢什么都不问，地质的人吵吵嚷嚷：“不是单独接见我们吗？怎么这么多人？”，我们不清楚，这是为什么？有的人说我们是老保，他们困难的时候我们支援了，如果说支援的不够，我们可以检讨；如果说我们是老保，他们是太健忘了。
孙蓬一在讲话中没有提到“打倒”、“炮轰”谢富治的口号，但群众的情绪被鼓动起来了。公社总部决定派人到公安部和谢富治辩论，队伍在马路上集合了，有些积极的人先跑到前面贴大标语。聂元梓、李清昆赶到现场，制止这样的行动。总部马上派人分几路，把先走的人叫回来，并把贴的大标语盖上（肯定是盖不全的，第三天我看到在天文馆的屋顶上还有“打倒谢富治”的大标语）。当晚，聂元梓先口头向驻北大的中央文革记者承认错误，随后写了书面检查，连夜送到中央文革。
《北京大学记事》这样记录这一事件：
4月8日 “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和“新北大公社”在民族文化宫发生武斗。（第774页）
4月11-12日“地质学院东方红红卫兵”等造反组织到北大游行示威，呼喊“聂元梓从‘首都红代会’滚出去”（聂是核心组组长），“聂元梓没有资格参加北京市革委会”等口号。（第774页）

请注意：13日这一天，《北京大学记事》却一字没有记录，可见主编们的用心何其良苦。
自4.13炮打谢富治以后，从中央到地方，从校内到校外，“聂元梓炮打谢富治，要夺市革委会的权”的喊声不断，也是谢富治多次在市革委会整聂元梓的依据。直到1971~1973年，在清查5•16运动时，还以反谢富治为由来整聂元梓等。

3、反吴传启问题
1967年2月，经过对一月夺权斗争的反思，聂元梓等人认为，吴传启、林杰、卢正义、谭厚兰，刘郢、洪涛等组成一个小集团，被我们称之为摘桃派。（注：《北京大学记事》说摘桃派指地派，这显然不对。）在市革委会组建时，吴传启派周景芳等20余学部的人，把持市革委会的重要部门。同时派涂武生进入北京日报，控制北京日报。1967年5月，聂元梓会同一些组织发起对潘吴的进攻，也就是向王力、关锋开战。吴传启的后台是关锋，这是明确的，当时许多人都知道。但群众起来后，如果控制不好，会形成炮打关锋的局面，从而使自己被动。于是聂元梓制定了“死打叛徒不上揪”的策略，规定新北大公社的成员，不许整王力、关锋的材料，甚至连林杰的材料都不许整，最高到吴传启。由于反潘吴运动的进展，中央文革感到自己的根基被动摇，便开始打击聂元梓。《聂元梓回忆录》里有一段1967年5月.27日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其谈话的事。节选如下：
1967年5月27日中午，我突然接到电话，要在两点之前到达钓鱼台。陈伯达、关锋、戚本禹找我谈话。陈伯达说：“我们是受江青委托和你谈话的。江青同志本来是要来的，她身体不好，还有别的事情，不能来了。你是有水平的。你是市革委会副主任，又是红代会的，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以后有许多事情需要你和我们共同来做。我们非常希望和你合作。你写的大字报和你在北大校文革的行动，为文化大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希望以后好好地合作。你不要反对吴传启了，更不要把我们和他联系起来。陶铸反关锋就是从反吴传启开始的。”
我说：“就是吴传启在搞两大派，到处伸手，制造分裂。清华、北航直到5月中旬才开串联会搞吴传启。”关锋插话：“真的那么晚吗？”接着又说：“吴传启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吗？两大派你要负责。”
关锋说：“你要揪出一个大后台，要叫大家吓一跳。”（我解释：这都是谣言。）关锋说：“你态度不好。”我就没有再解释下去。
在谈到谭震林问题时，关锋说：“你们要揪出揪谭震林的后台，如果是那样，我们就奉陪。你们还要保余秋里，提醒你们，不要再犯错误，再犯大错误就可能爬不起来了。”（我说：这些情况是别人谎报的，不是真的。像2月4日关锋同志批评我们“三路进军”一样，根本没有那回事。）关锋矢口否认说：“我没有打过那次电话，根本没有。”
戚本禹：“你也有问题，但我们计较了吗？你还说什么六月要血洗北京城。”
我立刻急了，指着陈伯达的鼻子说：“你们听了满耳的谣言，根本违背事实真相，今天你们说的这些，我要追查，看是谁给我造谣”。没有等我说完，关锋、戚本禹就走开了，留下陈伯达。我也起身走了。

1967年6月3日，陈伯达、江青、康生等接见外事口时，陈伯达说：（针对孙蓬一讲“念念不忘一个权字”）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所以他们就要夺权，东夺权，西夺权。世界上没有超阶级的权，不是无产阶级的权，就是资产阶级的权。我们要讲的夺权，是讲有那么一些地方和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当权派篡夺，现在要夺回来。现在流传着念念不忘一个“权”字，他们无产阶级的权要夺，资产阶级的权也要夺，实际上他们是要夺无产阶级的权，这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要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谁要想夺无产阶级的权，就要碰得头破血流。那种念念不忘的权，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权，小团体主义的权，这是见不得人的。（针对北大对吴传启的分析） 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是很严肃的斗争，不是儿戏，不是赌博，不是押宝，不要犯主观主义的错误，不要犯儿戏的错误，要学会用毛主席的阶级分析方法对待这个问题。“最近街上有这样一些标语，反对谢富治的标语：‘打倒谢富治！’‘谢富治算老几！’现在谢富治是北京市的首长，我投他一票，你们也有一份。这种标语是乱来，属于联动一类。写这种标语的人算老大吗？老子天下第一。自己来当革委会主任。革委会主任不是自封的，是大家推选的。”

1967年6月5日陈伯达在大会堂对红代会核心组有一个讲话。（注：《北京大学记事》记成在北大大饭厅）这里节选陈伯达等人讲话：
…有人贴大标语：“谢富治算老几？”什么算老几？这是什么意思？我是拥护谢富治的，我投他的票，对你们采取无产阶级的强硬政策。你们这样闹不行，我就是要批评。我什么都没有，我是小小的老百姓、无产阶级。有的同志说我：你最近批评的人太多了，我说，我还是要批评。（谢富治插话：你敢字当头。）有些人翻脸不认人，根据他个人利益，小团体利益，这些都是剥削阶级丑恶的东西。你们受压制时我们的话是香的，现在不行了，你们现在站起来了，不仅要夺学校的权，也要夺市革委会的权，还要夺工厂、机关的权，现在最危险的是夺无产阶级的权。我们无产阶级也懂得，资产阶级也懂得你们。你们可能走到反面了，你们搞打砸抢，就是执行刘邓路线。想一想去年七月份，刘邓路线统治时那种悲惨的局面，受到刘邓路线的压迫，现在反过来也搞打砸抢，这不是像刘邓路线吗？前两个月我就批评了孙蓬一。地质去攻击新北大是错误的。孙蓬一就发火做了个报告，说我们上上下下万众一心。这没阶级分析，不科学，你们北大就没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没有一个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会我是批评新北大孙蓬一的。“不是我们垮，就是他们垮，垮了再干。”这也是新北大一个人说的。孙蓬一有火药味，要有点老大哥的气派嘛，不然你们的名誉就损害了。吴传启算什么东西？吴传启你们说过就算了，提不上日程上。他这个人排不上我们社会的位置。我现在天天想，天天希望这样一件事能够实现，就是广播车都拆掉。吴传启我不认识他，谢富治同志也不认识他。有一种言论，说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红旗杂志都是吴传启操纵的，这是活见鬼！有人揪住周景芳，他在学部工作。（谢富治：他是好人，是造反派的。）我刚刚认识他，他是戚本禹同志派他去帮助谢富治工作的，是戚本禹推荐的，关锋同志开始还不愿意呢，要把他调到红旗，当时我也同意了。这是一个老实人，别冤枉好人。吴传启不可能操纵我们的报纸，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你们硬把他抬上来，这不是见鬼吗？这不是上坏人的当吗？因为他，就要搞武斗，这是被人在挑拨呀，这是帮助渺小的微不足道的人来篡夺我们的权力。凡是搞垄断把持权的都是替自己造成垮台的条件。你们要用吴传启这个名字来做内战的口实，一定要垮台。吴传启是渺小微不足道的人，你们为什么要抬高他呢？我们两个人一辟谣你们就垮台了。我们两个人都不认识他。你们一定要利用这个口号会自己垮台的，不相信，将来会相信的。北大拿这个借口少数人搞分裂，一两个人，两三个人想利用这个来搞内战，这一两个人就要垮台。他们认为打中了，就可以把北京市革委的权夺过来了，这是想入非非，胡思乱想，这种人一定要垮台。回去跟孙蓬一说一下，我不怕他进攻我，昨天我公开批评了聂元梓同志，我是不愿意点出名来的，对于聂元梓同志我们还是要保护的，你们不要乱攻，不要利用我的讲话去攻聂元梓同志，还是让她当红代会核心组组长，我支持她，不能够开除她。
6.5讲话的重点是什么，大家一看就明白了。

《北京大学记事》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记录的：
6月5日晚，陈伯达来校，在大饭厅与群众讲话，说：“聂元梓代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批评“北大是死水一潭”。（注：讲话的地点不对，见前）
6月8日▲伯达说：“对新北大个别同志的意见（指5日对聂元梓的批评）是同志式的、是好意、是爱护的”。他还打电话给聂元梓说：“希望同志们活学活用主席著作，照常工作，把新北大办成毛泽东思想的伟大学校。”谢富治也解释说：“伯达批评是善意的，为北大同志好。”（第776页）

文革中，与新北大公社严重对立的地院“东方红”，1967年12月出版的“东方红报”在其《天翻地覆慨尔慷》一文中，这样记录了1967年的反潘吴事件：
“6月2日，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矿院“东方红”、“新北大公社”、国家体委造反司令部等20多个单位，在学部召开批判潘梓年大会。”
30年后，编者们还没有这个肚量，在《北京大学记事》上写上这么一条。

1967年8月31日，王力、关锋倒台了。9月中旬，在“井冈山”总部的28楼前的马路上，我见到“井冈山”的一把手侯汉清，谈了一会儿，他说：“我们保王、关，是保错了。”在那个年代，侯汉清都能面对现实。30年后，北大的编者们，却还没有这个勇气。

4、武斗中的一个问题
《北京大学记事》记载了如下消息：
1980年3月19日 按照1月30日市纪委筹备组的要求，我校整理了一份《关于聂元梓、孙蓬一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坏房屋建筑的罪行》材料上报。其中说，1967年3月，学校发生大规模武斗，使学校的房屋建筑遭到严重破坏。当时以28楼“井冈山”总部为中心的周围17、19、20、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楼房破坏十分严重。17、20、34、37、40楼的楼顶瓦面全部被打碎。17、20、28、29、30、32、34、35、36、37、40楼等11栋的门窗玻璃，门窗扇全被打碎。28、30、35、36、37五栋楼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这些楼内的家具设备（其中28楼是留学生用的家具设备）都被砸毁。聂元梓、孙蓬一为了大规模武斗还损坏了五四运动场的20万块红砖，并且挖了地道（从37楼—36楼—35楼—30楼全部从地下2米深处挖成宽1米高1.7米的地道），使楼房建筑机场受到损害。为了搭天桥，把35，36楼的屋架风撑也给拆除了。（2008年版第969页）
北大武斗期间，“井冈山”修了天桥，挖了地道，楼内的暖气及灯光设备均被拆除。暖气管道做了武斗工具。尤其是天桥，人人都看得到。这是每一个在北大的人都知道的事实。北大的某些领导硬说是聂、孙之流干的。颠倒是非如此，其他可信乎？ （注：北大大规模武斗发生的时间是在1968年，不是1967年。）
周培源曾经传达1973年毛主席的讲话：“聂元梓这一派太坏了！”（参见2008年版第993页）从北大当局上报的材料颠倒是非上，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疑问：到底是上边让这么写的？还是北大欺骗了上级，才有了毛主席那样的讲话？

5、一月夺权时最重大的事件——统战部 1•15事件
1967年1月15日凌晨1时15分，刘郢（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调集了“红色联络站”二百余人，把政协委员会自建国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包括人事档案）洗劫一空。2时20分，“红色联络站”原班人马又跑到统战部，将统战部1949年以来的全部机密档案一百多柜以及大批资料、文件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即民院抗大前身）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郢扭送到公安部，通过张经武向周总理汇报了这件事。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国务院办公室副主任、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事隔一天，到1月16日，刘郢、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同学不服气，由郑仲宾带领到公安部找严佑民辩论。严佑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对同学们说：“事情清楚了，你们回去吧”，就进屋去了。学部民研所洪涛派和民院“东方红”的人，在民院郑仲宾的宿舍，越窗而入把郑仲宾抓到公安部。公安部竟以“冲公安部”为名将郑仲宾押了13天。以此为开端，从1967年1月18日到2月4日，民院发生了一系列武斗。学部联队、统战民委系统的洪涛派及北师大，派了大批人马砸了民院的总部红卫兵。地质学院、中央高级党校、马列主义学院的一些组织表态支持师大。这样统战民委系统在北京最早分裂为两大派。分歧就在于对“1.15事件”的看法。一派认为是革命的，一派认为是反革命的。
1月17日，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发了三千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红公社》刘郢、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郢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于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我调查了民院的武斗，看到这份《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我感到“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必须有明确的态度，随即向聂元梓报告。由于北大认为“1•15事件”是反革命事件，便和民族学院抗大公社成了亲密战友。
反谢问题，在北大以及北京市是一个重大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北京大学记事》却在极力回避。在1970年开始的清查“5•16”运动时，工、军宣队，把它列为“5•16”的重大活动。把谢富治说成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一个完人，想利用反谢问题把我压垮。我说，我反谢是从“1•15事件”开始的。为了批驳我，就不能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为此专案组费尽了心机。在批判会上专案组的刘文振（解放军学员排长、毛主席著作学习积极分子）问我：“说公安部某负责人是谢富治，毛主席语录上有这么一条吗？”我回答：“没有。”刘文振：“那你怎么相信呢！”
谢富治完蛋了，这些事情《北京大学记事》也就不记载了。我好不容易在书中找到几个字：
3月1日……（三）反对谢富治，反对市革委会；……（第850页）
这就是北大编者们的历史观吗？！

6、“揪刘火线”
在《北京大学记事》（2008版778～779页）的一些条目中，涉及“揪刘火线”，这里不一一列举了。某些人以此为据，发表文章说聂元梓反总理。“揪刘火线”参加的单位有2400多个，参加的人数达50多万人。“新北大公社”参加“揪刘火线”是反总理，那么，北大“井冈山”也参加了，又怎么说？《北京大学记事》为什么只字不提北大“井冈山”参加“揪刘火线”的事呢？

我的要求：
1、《北京大学记事》的有关部分应当修改，留下真实的历史，对得起“北大”的称谓。
2、能引用我的材料，说明材料还在，请把我的材料退还给我；
3、我在写回忆录，需要到北大查阅资料，请提供方便。

胡宗式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日

为使周校长有更多的了解，详见我的博客http://blog.sina.com.cn/huzsh 。

http://blog.kdnet.net/boke.asp?id7643240.showtopic.68766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