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物秋水：周鲍通信谈溥仪《我的前半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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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齐物秋水（来自豆瓣）
来源：https://www.douban.com/note/640332473/


爱新觉罗•溥仪以三岁之龄做皇帝，时在一九〇八年。此时，二十三岁的周作人留学日本已三载，待得一九一一年回国，没几月即武昌举事，大清土崩瓦解，幼童溥仪也成了逊帝。


此后，周作人与溥仪有若干交集，不算多，但都比较出名。先是在一九二四年，溥仪遭遇冯玉祥军“逼宫”，被迫离开紫禁城，此事引起社会舆论哗然，周作人在《语丝》第四期发表《致溥仪君书》（收入《谈虎集》），后又在“逼宫”事件上与胡适之有过辩论，立场有异，颇伤和气。再有即一九四二年，周作人随汪精卫赴伪满洲国访问，会见伪满皇帝溥仪，这大约是两人首次及唯一一次见面。


在其后的一段岁月里，周作人进了南京老虎桥监狱，溥仪在苏联和中国的拘禁地间辗转，均陷入一生中的最低谷。不过在鼎革之际，周被提前放出，经自由撰稿之过渡，后可以译书谋生，而溥仪直至一九五九年大赦方恢复自由。按说，在战争期间，溥仪较之周作人的罪过要大许多，但新政权给予溥仪的待遇要高过周，不讲安排工作等物质待遇，仅公民权上，溥仪可以拿到选民证，周则从未获得过（尤让他郁结的是，同住八道湾的妻妹羽太芳子都有此证，自己却无），但这也是出于谁都知道的心照不宣之缘由。


若非《我的前半生》，如井水河水不相犯的晚年周、溥二人应该不会有什么交集，但有了此书，嗜读的周作人不会不读，读罢不免有谈论，也便留下一些材料。主要存留于与香港鲍耀明的通信中，这自然是有理由的，公开发表文章谈这些观点是不现实的，与境外友人聊天却无所限制，畅所欲言。


一九六四年四月一日鲍耀明致函周作人：“新晚报自三月三日起，刊出宣统皇帝《溥仪自传》，先生之《药堂谈往》未知何时始能见报，翘首企望久矣。”《溥仪自传》即《我的前半生》；《药堂谈往》是初用名，后改为《知堂回想录》，乃应曹聚仁之约为《新晚报》所写，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动笔，一九六二年十一月终稿，但刊发遭遇困难，本拟在《新晚报》连载，但事实上一拖再拖，已至一九六四年，此时又为溥仪的这本书让路，也是无可奈何。


四月二十八日鲍耀明来信中说：“日前曾寄奉溥仪著《我的前半生》一册，今日朋友告知该书数年前已在国内出版，似属多此一举了。”五月五日周作人回信：“承寄来《我的前半生》甚感。此书前有印本（系是内部发行）唯未公开出售，公开本近始发卖，而市面一售而空，终于未能得到，故港印本乃甚可贵也。唯原书尚有第二集，想当继续出版，则因系记出奔天津及在‘满洲国’事，大抵陆续在文史资料上见到过了。”


《我的前半生》在香港是一边在报纸连载一边出单行本的，前后分三册出版，鲍耀明寄来的是刚出之第一册。而在内地，此书版本有不止一个，先是一九六二年六月出版了三卷本，修改后，十月又出版二卷本，均为内部发行，一九六四年三月乃正式出版《我的前半生》。从周的记述中看，这本书畅销得很，竟“一售而空”，买不到，那港版的寄来并非多余了。


鲍耀明于五月十二日来信中又谈及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现刊至罗振玉与郑孝胥明争暗斗情形，文字颇见精练，未知是否有人捉刀？”五月二十三日周作人回信：“尚有十二日信中说及溥仪自传，此书在北京已买不到（听书店的人说卖了许多后又停止售卖，不知何故，至其发行部数甚多，尚未售罄）但从别人借来看了一遍。据说其稿再三修改，且经过许多作家帮同写作，大概不是个人的笔墨了，但看内容，其做皇帝的时候情节大约没有改变吧，不过这也只是推测如此罢了，此书最有趣的部分也就是这一段，因为作者亲身做过皇帝，比别人从旁看的到底更为真实也。”捉刀事，当时并没太多人知晓，如今都知道，群众出版社的李文达是执笔者。


六月四日，鲍耀明信中说：“宣统皇帝自传第二集，今天开始发售，另邮寄奉一册，该书新晚报已刊出十之八九，不知是否恐人翻印故先出单行本欤？《药堂谈往》未知能在《自传》后刊出否？”港印本的这种出书方式的确有些奇特，或真有防盗版的用意吧。而周的回忆录，确在溥仪传记刊完后于同年八月在《新晚报》发表，但并未完成，只刊发三十九节即停止，因遭遇了外来压力。在曹聚仁的努力下，后又在《循环日报》及南洋的报纸上断续连载，可谓坎坷连连。（待到《知堂回想录》单行本有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已是一九七〇年，作者不及见到了。）


七月二十一日鲍耀明来函云：“刊此地新晚报《宣统皇帝自传》果如先生所料，进入第三集‘学习’阶段后，便失去‘人气’矣。”似前有一信乃知堂的评价，但此信或未留存，如今未见，而文章或人物之失去“人气”之语，活脱是知堂之口吻。


周作人于七月二十八日回复此函：“对于溥仪的尊评甚当，他已经苦炼成为八股专家，写得上好的应制文（即是《前半生》）了，但据说这是作家协会有人给他帮忙，有人说是他的同族老舍与有力焉，其实八股工夫顶好的自然要算郭老了，不过在这件事上大约没有帮什么忙吧？”他推测有人帮忙是没错的，但并非作协，而是公安部指示群众出版社帮忙修改，后选定李文达为人选，非老舍。值得注意的是，周在这里讲了两句意味深长的话：一是说溥仪“已经苦炼成为八股专家，写得上好的应制文”，这是五〇年代思想改造的成果，而周作人一向对思想之清洗、之“统一”深自戒惧（文章颇多，尤可注意二〇年代所写《夏夜梦•统一局》），此时的他乃政治贱民，受尽卑视，但也幸而无人来管，躲过改造之潮，他在谈溥仪之“苦炼”时，想来心有所感吧。再有，知堂明知溥仪此书不会有郭沫若帮忙（以郭的地位，怎会做这样的琐事），却还是忍不住要多说一句，是表明对郭的不满的。这种不满在另一封信里体现得更为彰明。同一年，鲍耀明给他寄来一册香港出版的《五四文坛点滴》（赵聪著），周读后在信中谈谈感受，“书中对于郭公表示不敬，此已渐成为一般的舆论，听中学教员谈起，现在大中学生中间有一句话，说北京有四大不要脸，其余的不详，但第一个就是他，第二则是老舍，道听途说，聊博一笑耳。个人对他并无恶感，只看见《创造十年》（？）上那么的攻击鲁迅，随后鲁迅死后，就高呼‘大哉鲁迅’，这与歌颂斯大林说‘你是铁，你是钢’同样的令人不大能够佩服也”。这一则非捎带脚，乃是专门谈郭。由香港的议论引出北京的舆论，真是普及面够广大，无远弗届。周作人说“个人对他并无恶感”，也是实情，从早年的交往观之，的确如此。但时过境迁，郭沫若的言行，在他看来，未免越来越离谱，其批评，秉承的乃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立场，对“转风”之快速实有些看不大惯，所以“不大能够佩服也”。具体到郭对鲁迅的态度之变，属见风使舵一典型范例，周作人一生于鲁迅持平视的观点，自然要出语讥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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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不要脸版本甚多。第一种版本：郭沫若、冯友兰、老舍、臧克家；第二种版本：郭沫若、冯友兰、周一良、杨荣国；第三种版本：周一良、冯友兰、魏建功、林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