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德：康生与新大学生的一次谈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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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生与新大学生的一次谈话

    众所周知，在文革时代，康生是中央文革顾问，实际上也就是“四人帮”的高参。康生在中共历史上就是整人专家，号称“中国的捷尔任斯基”，1942年整风运动中康生大搞所谓“抢救运动”，不知残害了多少忠良，后来愈演愈烈，引起党内公愤，解放前后一段时间，康生不得不以“病休”为名隐逸家中。文革前，康生又被放出笼来，开始咬人了。





    文革中康生对新疆学生群众讲话实际上是个偶然事件，当时并未刊登在公开媒体上，随着历史的逝去，已很少有人知道。

    1966年冬，康生与伍修权赴阿尔巴尼亚等国访问，回国时路经乌鲁木齐暂住，准备第二天返京。中央领导人的行程本来是党内机密，乌鲁木齐群众一般都不知道。但不知为什么这一消息被当时的新疆大学造反组织《星火燎原》获知。《星火燎原》是新疆大学最大的学生组织，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这一组织。当晚，全体成员集合，举着旗子，要去见康生。当时做为底层成员的我，既不知道康生住在什么地方，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去见康生，只跟着大队人马走。我们当时根本想不到康生是整人狂，只知道康生被称为“康老”，是中央文革顾问，属中央领导人之一。

    我们从新大出来，沿延安路往南走。中途被军警阻拦，大概我们的行动已被有关警卫人员侦知。但当时的学生造反组织无法无天，冲破阻拦继续前进。一直走到贵宾馆，门前有警卫线，也被学生冲破。我们一直冲到院子里，虽然学生无法无天，但恐怕还是懂得不能再往楼里冲，再冲“性质就变了”，所以只是不断高喊“我们要见康生！”。

    工作人员劝阻无效，后来，伍修权出来接见我们。伍修权这个名子我在五十年代初，还上小学时就已经如雷贯耳了，比知道康生要早得多。因为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时，伍修权曾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大会上做长篇发言，驳斥美国对中国的诬蔑，博得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尊重。所以我当时亲眼见到这位仰慕多年的外交家时，心中充满敬意。

    伍修权和蔼地告诉大家：康老已经休息了，明天还要飞回北京，工作非常繁重，希望大家谅解，赶快回去。

    我心想威望如此高的外交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们只有往回转。没想到我们的头头毫不理会，仍然带领大家继续呼口号，我这才知道当头头的人与我们一般群众的差别在哪儿了。

    就这样“坚持”了近一个小时，令我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康生准备接见学生！

    大家进入餐厅，我们物理系几个同学已准备好了录音机。这时康生穿戴整齐，毫无倦意地出来了。他向大家问了好之后，开始侃侃而谈。

    康生首先谈到这次欧洲之行，他说：我们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举行会谈，谈到国内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不理解，说怎么能叫全国学生都停课搞运动呢？经过我们解释后，他们懂了，说：这叫做“革命搞一年，胜读十年书！”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当时中央只准备搞一年文革就结束，没想到最后竟整整搞了十年！

    康生又说：现在世界各国人民都非常关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甚至有些非洲国家的青年也组织了“造反队”“红卫兵”，穿着你们这样的蓝褂子，戴着红袖标，上街跟政府对着干。这说明我们的文化革命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

    介绍完出国见闻后，康生向我们系统地论述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我现在记得主要是以下这些要点：

    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中，阶级和阶级斗争长期存在，有时甚至还很激烈，虽然我们从政治上、经济上剥夺了资产阶级，但他们人还在，心不死，在意识形态领域仍然与我们斗争；

    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在本质上仍然是政权问题；

    走资派就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必须要向他们夺权；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展文化革命；

    开展文化革命，不但要夺权，还要进行意识形态领域中的革命。

    康生口才很好，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这套理论在他讲来并非课堂上那样的几个枯燥的条条，而是引经据典，深入浅出。比如他说：按照土改政策，地主失去土地，参加劳动五年后，成份就可以变为农民了。现在地主已经劳动了十几年，你们难道以为他们真成了农民，热爱我们社会主义了吗？大家齐声高呼：不！他又说，资本家没有了资本，公私合营也有十几年了，你们说难道他们真的变成工人阶级了吗？大家又齐声高呼：不！康生说：是呀，他们还拿着定息呢？这算不算剥削？大家齐呼：算！就这样康生整个给我们洗了脑，使我们相信这些就是“真理”，文革真的非搞不可。

    将近一年之后，1967年11月，“两报一刊”发表了一篇重要社论，叫做“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正式提出了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要点正是康生上面所讲的这几点。

    看起来，康生一伙对毛泽东晚年错误起了推波助澜的恶劣作用，正是他们这些所谓“理论家”将1957年以来愈演愈烈的极“左”思潮提炼成“条条”，梳理成“系统”，上升为“理论”，将文革悲剧推向了高潮。

    康生在讲话中非常巧妙地避开了直接卷入新疆地方派性斗争，只讲上面那些大道理，不接触新疆实际。虽然讲话将近结束时，有些闻讯赶来的中学造反派在会场高喊：“我们要求平反！”“强烈要求中央文革支持我们！”但康生并未理会，就退出会场了。

    看起来好像康生貌似公允，并未明确表态支持地方某派，但他接见某派的行动本身就已经等于表了态。会后，“星火燎原”组织及其它参加接见的组织都迅速将“康生讲话”刻印成传单，广为散发，流毒遍及全疆。这时我才理解“星火燎原”的头头为什么不顾劝阻，一定要见到康生，原来是为了给自己的组织增加“中央文革支持我们”的政治筹码。我当时参与整理录音和刻印传单，所以对康生讲话记得格外清楚。

    康生在其后数年也一直保持这种诡秘姿态，从不像江青那一伙直接跳到前台表演，而是藏在幕后为“四人帮”出谋划策。

    尤为耐人寻味的是，1975年，康生在生命弥留期间，把能够直接与毛主席见面的王海蓉、唐闻生二人秘密叫到床前，向二人透露了一桩党内最高机密：“江青是叛徒！”而且向二人提供了证据线索。

    很明显，聪明过人的康生看出主席当时已疏远了江青一伙，而且很可能在主席百年之后，江青将受到历史的审判，所以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又投了一次机。但王、唐二人却没敢将这一最高机密报告主席。

    文革后我们才知道，当年将江青介绍给主席充当“红娘”的正是康生，做为中央组织部门领导人的康生早已掌握“江青是叛徒”的情况，却长期隐瞒不报，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让这一定时炸弹长期埋伏在主席身边，并且伙同江青干尽了坏事。最后一刻却“反戈一击”，试图永久保持自己死后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名声，真是“机关算尽太聪明”。这一表演反倒叫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了这位当年给我们洗过脑的“理论家”的阴险丑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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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讲话全文如下：http://www.difangwenge.org/read.php?tid=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