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关于文革群众运动派性问题圆桌讨论会的报告
2016年亚洲研究协会年会 (Association of Asian Studies 2016 Annual Conference)
讨论人：文浩（Felix Wemheuer 科隆大学，主持人）、魏昂德（Andrew Walder 斯坦福大学）、安戈（Jonathan Unger 澳洲国立大学）、安舟（Joel Andreas 霍普金斯大学）、吴一庆（Yiching Wu 多伦多大学）
亚洲研究协会年会圆桌会议讨论记录， 2016年3月美国西雅图
1980年代，西方学者中盛行一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69）中群众政治派性作出理性解释的范式，这种范式不是将群众运动仅仅描述为“疯狂的行动”，而是将派系斗争解释为文革前具有不同社会背景和政治利益的社会群体之间潜在冲突的升级。这一曾非常富有影响力的解释范式近年来受到从不同角度提出的质疑，最强有力的质疑来自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家魏昂德的专著《分裂的造反：北京红卫兵运动》（Fractured Rebellion: The Beijing Red Guard Movement，哈佛大学出版社，2009）。魏昂德及其他几位学者认为，这种解释过于夸大了文革前的社会背景的差别在派性形成及冲突中的作用，而事实上，偶发事件和运动过程中所产生的新的团体认同与利益的影响要大得多。本场圆桌讨论的目的是为这一争论寻找新的切入点。基层的派系斗争如何与高层政治相关联？参与者的社会和政治背景如何对派系斗争产生影响？对毛泽东思想的不同解释是否在其中发挥作用？派系成员参与斗争主要是不是为了不被别人打倒？
第一部分
文浩： 魏昂德， 在关于北京红卫兵的书以及与董国强合写的关于江苏文革的系列论文中，你不同意用文革前的社会矛盾和参与者的社会背景来解释派系斗争。你的主要论点是什么？这些案例有多大的代表性？北京重点高校的派系斗争部分地可以用高层领导的操纵来解释，但是这个因素在南京真的那么重要吗？
魏昂德：关于这些案例有多大代表性问题，从逻辑上来说，只有在对其他地区都做仔细的研究之后才能做出回答。而这样的研究至今尚未完成。我们得依据证据而不是猜测。
不过，真正的问题不是能不能用成员的社会背景来解释派系斗争，而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社会背景有可能在派系斗争得到表现。我们所讨论的问题是导致某种后果的政治进程，而非“一般的”或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后果。提出“派系斗争一般来说是不是反映了参与者的社会背景”这样的问题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对这个问题的答案是，有时是，有时不是。而真正的问题在于为何派系冲突有时候反映或不反映其成员的社会背景，以及在什么情形和背景下？
关于文革派性的社会学解释 (social interpretation，俗称“社会冲突论”) 的一个最基本的看法是：有的派别倾向于维持现状；有的则斗争性更强，要求激烈地改变中国的社会与政治体制。 如果我们看一看派系斗争的模式，这种解释就会遭遇一个显而易见的逻辑问题，即在地方性冲突的某个阶段联合在一起的造反派群体常常在其他阶段分裂了。如果造反派群体时而联合时而分裂，从逻辑上看，它们就显然不可能一贯性的表现自己的社会背景，而有可能是社会背景在开始时起了决定作用而后来不再起作用，反之亦然。如果我们坚持社会背景与派系划分存在因果关系，我们就得直面这个明显的逻辑问题。
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怎么看待导致派性分化的政治进程。对文革政治的最大误解是：干部、党员、政治积极分子或出生于某种家庭背景的人，他们有能力观察迅速变化的、在很多情况下是前所未有的情况，并且可以对什么是他们的利益作出明确的判断。当时原有的现状被打破了，人们得决定采取什么立场。或许在某些环境和情况下，做出什么选择是很清楚的，但是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在所有情形下都是这样。我们对北京红卫兵运动和南京文革运动案例的研究表明，这种对政治过程的理解方式与我们能够观察到的经验证据很不一致。
我们的核心观点是，运动参与者必须判断环境、做出政治选择。持社会冲突论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选择是很容易的，参与者可以根据他们面临的形势做出完全符合他们预期利益（基于他们的职业或家庭背景所预期的利益）的判断。在北京的高校和南京的很多情况中，我们发现一种共同的模式，即在高校和很多工厂，运动积极分子得对上级领导派来实施清洗的“工作组”的行动做出判断。过去我们曾以为，这些工作组是要保护在职的领导、避免党组织受到攻击，但这种看法大多没有证据支持。现在我们知道，尽管并不多见，有时是这种情况，而且工作组的行为会在短时间内急剧变化。事实上，很多工作组的工作是针对所在单位领导的大规模清洗。那么对于运动积极分子（好比说，党员或者与单位权力结构紧密关联的个人），他们就必须得判断工作组的行为是否与他们自己的个人利益相一致。
在文革中，如此艰难和难以解释的选择十分常见。比如，作为造反派，你要不要支持军队的介入？实际情况是，如果军队最初的行动削弱了与你对立的派别，你就会认为应该支持军队。但是如果军队的行动影响了你自己这一派夺权，你往往会反对军队。决定的作出是视情形而定的，在所有军队介入的地方几乎都是如此。在很多地方情况更复杂，军队里不同部队支持不同的造反派。我们不能用以前的方法作出简单的解释：“支持军队是因为某一派别的社会背景让其更希望保持社会现状，而反对军队是因为这一派别希望改变现状。”如果仔细观察地方政治的具体情况，我们就会知道这种解释根本说不通。激进的造反派在推翻地方党委后常常是在是否支持军队介入问题上发生分裂。
另一个例子是干部积极参加造反派，在这方面我们已有越来越多证据。当学生造反派到北京市政府部门“夺权”时，他们发现，那里的干部已经成立了互相对立的派别。他们必须决定支持哪一派。本来支持某一干部派别的学生造反派常会发现对立面的干部派别更值得支持。这种复杂的抉择过程导致北京红卫兵运动中产生了各类新的派别。原有的联盟破裂，原本对立的派别重新结盟，全国皆然。通常的情况是，小城市和县城里夺权的其实是单位内部的干部造反派，学生和工人造反派并没有多大的参与。如果干部本身就分成了对立的派别，学生和工人造反派怎么能将这种冲突解释为是他们的职业或家庭利益所致，或者用对“社会现状”的态度来解释呢？
简言之，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能不能用这样的看法来解释，即人们以基于职业、与党政组织或家庭背景关联的某种固定的、静止的利益和身份认同来参与文革政治运动。我们认为应有另一种理解，即利益和身份认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形势和一系列政治互动而变化的，这些互动随着时间的推移改变了参与者的动机和自我认知。在这些政治互动的展开过程中，如果各派别能够清晰地表现文革前就存在的不同利益群体，那么社会冲突论就有可能获得支持。但我的直觉是，这类情况极为罕见，假若存在，特定政治冲突的发展必须和文革前的身份认同差异相吻合。而我们的任务是解释派别认同如何以及为何演变，而不是争论它们是否或在何等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潜在不公。
文浩： 安戈，1980年你与其他两位学者共同撰写了一篇重要的论文“学生与阶级之战：广东红卫兵冲突的社会根源” 【"Students and Class Warfare: The Social Roots of the Red Guard Conflict in Guangzhou (Canton)." The China Quarterly, no. 83 (1980)】。在这篇文章中，你们以广东为例，建立了解释红卫兵派系冲突的社会冲突论，并且使用了当年在香港的红卫兵的采访资料。你怎么回应魏昂德和其他学者所提出的质疑？
安戈：1970年代和1980年代早期，我们一些博士生和年轻学者对1966-1968文革动乱中基层所发生的事情做了大量的研究，但到后来，我们所有人几乎都转向研究其他问题了。 魏昂德是一个例外。他继续研究1966-1968年文革基层冲突，做了很多十分必要的深入研究工作，他的努力值得赞赏。他和他的几位博士生揭示了那时所发生事件的一些重要的新方面，并分析其原因。
当然，他的工作与我们三、四十年前所做的研究在根本上有所不同。那时，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文献资料，包括很多红卫兵和工人派系的小报，但是我们发现这些小报有意隐藏个人利益和恩怨，不提人们为何在学校和单位分为对立派别、与自己的同学和同事大打出手。那个时候人们认为不应该考虑个人利益，所以基层小报的编辑假装他们都是毛泽东忠诚的追随者，不牵涉到任何个人利益。正因如此，在1970和1980年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学者（包括魏昂德）主要依靠采访当时派系冲突的参与者，听他们亲口叙说他们及其战友当时的态度、恩怨和动机。这样的采访对我们很有启示，让我们不仅了解为什么在学校和工作单位一派攻击另一派，而且还了解到文革前人与人之间隐藏的紧张和对立关系。
与此相反的是，现在魏昂德和他的合作者几乎完全依靠文献材料，因为经过这么多年，当年参与者的记忆已经不再清晰。我认为，文献材料能对何以导致基层单位和学校最初的冲突提供一种不同的的视角，尽管这种视角也未必全面。
你刚才提到我和陈佩华（Anita Chan）、骆思典（Stanley Rosen）在《中国季刊》1980年第83期上发表的关于广州中学红卫兵派系斗争的文章。在70年代中期，我们不仅能采访到很多当年的参与者，还能从他们那儿收集到关于他们中学50个班级所有同学的大量资料，一共大约有2200学生。这些资料令人惊讶：所有加入红卫兵的学生中，81%红色家庭出身的参加了所谓的“保守派红卫兵”，与此形成对照的是，74%一般家庭成份的学生加入了造反派。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广州。我们还收集了其他城市的情况，结果与广州非常相似。
如我们在文章中所说，根据大量的访谈我们了解到，在文革前的数年里，高中生进大学越来越困难，如果进不了大学，前景将很不乐观。60年代中期，政府的大学录取标准更多关注学生的家庭出身，而不是学业成绩，而共青团招募则会优先招收红色家庭出身的学生（父母解放前是工人、贫农和共产党的干部）。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父母解放前是小贩、白领人士、专业人员、知识分子等等）对此很焦虑，对自己今后的就业前景，以及表现其坚定政治忠诚的机会越来越没有信心。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红色家庭出身的中学生利用反对“资产阶级权威” 和 “白专”道路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将非红色家庭的学生排除在外。1966年秋季和冬季，毛泽东把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矛头转向“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学里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才有机会成立自己的红卫兵组织，将斗争方向从“资产阶级权威”转向犯了错误的地方党政领导。这可能不完全是出于偶然的——这些领导中很多是红色家庭同学的父母。全国各地中学里都发生了两派红卫兵的武斗，特别是在那些高考竞争非常激烈的重点中学里。
我们收集的50个班级的情况表明，干部子弟绝大部分加入了保守派红卫兵。而绝大多数家长教育水准较高的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则参加了造反派。解放前父母是工人的学生平均分布于两派红卫兵组织，36%加入造反派，41%参加保守派或保皇派。一个原因是，他们主要在排名靠后的高中上学，那里很少有学生想挤进大学。在这些以工人子弟为主的中学里，红卫兵派别的主要分为两派：一边是班干部及共青团员，他们在其他同学面前代表权威；另一边是其他没有太高志向的非积极分子学生，他们大部分加入造反派红卫兵。但这里要注意的是，工人家庭出身的学生所建立的红卫兵组织常常排斥出身不好的学生。大部分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避免参与任何文化革命活动，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出身不好，很容易遇到麻烦。
在重点中学里造成学生加入不同派别的“阶级”问题在大多数大学或工作单位则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大学生已经成为教育竞争的“获胜者”。他们无需为家庭出身和大学入学等问题担忧，而这些问题困扰着有上进心的中学生。在北京之外的高校和大多数我所了解的单位，派别划分主要在政治活动积极分子和表现一般的非积极分子之间，即前者对文革前的社会现状感到满意，后者则心怀不满。简言之，这是全国最常见的情况。红卫兵组织以政治上的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划分，这与普通中学里的划分相差无几。
多年前，魏昂德对工厂情况的看法也是如此。他根据工人组织小报和70年代在香港进行的采访发表了一篇论文（收于裴宜理Elizabeth Perry主编的《回归阶级：东亚的工人身份认同》（Putting Class in Its Place: Worker Identities in East Asia，加州大学出版社，1996）。魏昂德强调，“文化大革命期间工厂里的冲突主要是由党组织网络在工人中制造差别所造成的，虽然这不是唯一的原因。”他观察到，保守派是那些文革前受到工厂党组织信任的工人组成的。文革中与他们发生冲突的是以前觉得不受青睐的非积极分子。
简单说来，我们是在今日的魏昂德和过去的魏昂德之间进行辩论。我觉得魏昂德年轻时的观点更有道理。70年代后期我对工厂工人做了一些采访，我当时的发现与魏昂德80年代及90年代所发表的看法很一致。安舟对毛泽东时代的工厂做过大量研究，对这个问题他更有发言权。
最后要强调一点：由于重点中学中一般家庭出身的学生和红色精英背景的学生之间有着很强的敌意，他们在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起伏中一直明确分成了造反派和保守派两大阵营。至于其他一些派别的形成，如大学生、工人或职员因观点类似而形成的一些团体，主要是为了在文革斗争中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小团体有时加入保护他们的大派，但当这些大派系不再为他们的利益和地位提供保护伞，它们又从中分裂出来。这就是魏昂德刚才所谈到的情况。不过重要的是，无论在更高权力机构里各派系为了自身生存做了什么，就基层单位和学校而言，小派系的成员在动荡岁月中一般比较稳定，因为在基层单位，同事或同学之间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小团体成员利益、恩怨相似，所以很少有人投靠其他派别。随着时间的推移，参加派系变得危险起来，人们或是因恐惧和疲惫而退出，待在家里，或是与他们熟悉的人一起继续参与基层的派系组织。
文浩：安舟，在你有关清华大学的专著《红色工程师的崛起：文化大革命和中国新阶级的起源》（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9；中译本2017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中，你主要用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之间的斗争来解释红卫兵派性。魏昂德也就北京的重点高校发表过论文，你怎么回应他提出的质疑？
安舟：我在很多方面同意魏昂德对文革中基层派系冲突所做的新颖解释，但是今天我要集中谈谈我们看法不一致的地方。我要讨论两个重要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涉及学生派系根据社会背景划分的传统观点。安戈及其同事在分析广州的重点中学时力推这个观点，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干部子弟与知识分子子弟形成了对抗。而魏昂德则认为，学生已有的社会地位和身份在分派时不起重要作用。第二个问题范围更广，因为它涉及到文革研究中一种经典观点，即在挑战党组织的“造反派”与捍卫党组织的“保守派”之间存在明晰的政治分野【译者注：见李鸿永 Hung Yung Lee, 中国文化大革命的政治 The Politics of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A Case Study,加州大学出版社，1978】。魏昂德的观点则与此恰恰相反，他认为学生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作秀而已，实际上发生的只是高层和基层的权力斗争，学生主要是争取胜利和避免失败。
文化大革命当然涉及到权力斗争。所有政治冲突都是这样。但是，很少有哪场政治冲突，参与者的动机仅仅是算计输赢的代价和获利，文化大革命并非例外。各派学生都被狂热的信念所激励，这些信念常常与他们的社会身份和家庭背景相连。如果我们不能认识到这些学生在相当程度上是受到意识形态理念的驱动，那么我们对那个时代就无法有正确的理解。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我在清华大学和清华大学附中所了解到的情况。这两个都是一流学校。两个学校的派系都是因为完全不同的政治观点而分的，但是每个学校的派别划分又很不一样。我认为这个不同主要是因为大中学生的社会构成不一样。
清华附中的学生构成和安戈了解的广州重点中学相似，派系划分情况也差不多。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来自社会精英家庭，多数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少数是革命干部子弟。在文化大革命中，学校自始至终都是完全按家庭出身来划分派别。这是一场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博弈。这与安戈所介绍的情况相似，我就不在此详谈了。我只想提一下，魏昂德关于北京学生派系的书中，有一章是关于由干部子弟组织的早期中学红卫兵派系，写得非常精彩，但他却没有写到后来重点中学的知识分子子弟组织的造反组织。如果他的书中也有一章讨论这些组织的话，那么社会冲突论的解释就更容易站住脚。
清华大学学生的组成则与附中不同，干部子弟很少（大部分干部子弟还没到上大学的年龄），大部分学生都是知识分子的孩子，农民子弟的数目也在增加。清华大学里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与中学的一样，强调出身要好。这是一小伙干部子弟组织和领导的，但其主要成员是农民子弟。他们与上级派来的工作组合作，抨击学校领导过于照顾教育程度较高的旧精英，以及把学业置于政治之上。他们尤其攻击家庭出身不好和有个人历史问题的学校领导和教授。用我书里的便捷方式来说，就是他们集中攻击“文化资本”。
后来，在1966年秋天组成的造反派红卫兵反对排斥不同家庭出身的学生，把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子弟都收了进来。主要的造反派红卫兵组织“清华大学井冈山”受到毛泽东亲信人物的支持，它的成员积极响应毛提出的打倒“党内走资派”的号召。到了这一年冬天，早先成立的、由红二代子弟领导的老红卫兵组织，由于毛派领导人的强力声讨，都很快垮台了，它们的成员则纷纷转而组织较为松散的“井冈山”。 到了第二年春天，清华“井冈山”又分裂为激进派和温和派。
激进派仍称为井冈山兵团或“团派”，他们否定十七年“旧清华”的一切，反对清华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学校领导干部是顽固的官僚。温和派则称为“井冈山四一四”或“四派”【译注：这一派于1967年4月14日成立】。他们为旧清华辩护，他们认为大学党的领导组织基本上是好的，虽然犯过一些错误，但是执行的政策基本正确。在我看来，激进派完全追随毛泽东的文革目标，即既反对政治资本又同时挑战文化资本，而温和派则捍卫两者。
这两派的学生有着类似的社会背景，都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子弟。其主要区别在于与党组织关系的远近。温和派与党团组织关系更密切，并且得到学校干部的有力支持。激进派与党团组织的关系没那么近，几乎很少得到学校干部的支持。当然选择加入哪个组织还有很多个人的原因。学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都很大，他们得考虑怎么解释毛泽东的理念，如何最好地捍卫社会主义。当然他们也受个人恩怨和私人情谊的驱使。
总的来说，我觉得用社会背景来解释学生派系划分对清华附中很有用，因为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基本上按家庭出身站队。但是根据我所看到的关于其他学校的材料，我觉得可以说，这种划分仅仅适用于重点中学，因为那里学生群体几乎只限于干部子弟和知识分子子弟。而清华大学的情况则很不一样，干部子弟很少，但有很多知识分子和农民家庭出身的学生。派系划分不是简单根据家庭出身，而是根据政治联盟——与党团组织关系密切的学生与关系不密切的学生形成派系对立。我认为这种派系划分更为常见，不仅在高校中，在普通中学中也是这样。后面我还要说到，在工作单位亦是如此。
在如下问题上我完全同意魏昂德的看法，即到了1967年春季，北京全城分为两大派的大学生之间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分歧。在毛泽东支持造反派夺权之后，大学的造反派分裂成了对立的派别，“天派”和“地派”，彼此争权夺力，但在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观点上我们很难对他们加以明确区分。但我觉得其他地方并不都是这样，即使北京的中学生群体也不都是如此。北京的中学生最终形成了两大全城范围的派别联盟，“四三派”和“四四派”，这与清华大学出现的激进派和温和派很类似。
文浩：吴一庆,读了魏昂德的《分裂的造反》和马若德（MacFarqhuar）与沈迈克（Schoenhals）合著的《毛泽东最后的革命》（Mao's Last Revolu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2006），我有一个感觉，即他们都在有意无意压低意识形态的作用。你就文革中有关阶级问题的争论写过一本专著《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主义的危机》（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t the Margins: Chinese Socialism in Crisis，哈佛大学出版社，2014），这些争论与派别分化有什么关系？湖南的造反派联盟“省无联” 【译注：“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是不是可以作为一个例子用来证明社会冲突论的基本观点，比如出身不好的人倾向于支持造反派？
吴一庆: 我想首先澄清一点，说马若德或魏昂德完全忽视了意识形态的作用是不完全公平的,至少我们应该说他们并不从基本原则层面上拒斥意识形态的作用。比如，马若德在他的经典三部曲《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的首卷（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4）的开头就明确无误地指出， “中国领导层的分裂是对中国革命的目的、如何统治中国以及中国走什么发展道路等问题上的分歧引起的”，他同时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根源“既基于原则性问题亦有个人矛盾问题”。魏昂德在二十多年前发表的一篇关于文革中群体政治的文章中,曾尖锐批评社会学家长期忽视表达特定意识形态的大规模政治运动。魏昂德批评政治社会学家“不去探究信念和意识形态何以产生和改变、以及如何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他指出，这些学者的论著“与我对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理解毫无关系”【"Collective Behavior Revisited: Ideology and Politics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on." Rationality and Society 6, no. 3 (1994)】。
现在回到你的问题。我也同样认为文革研究学者没有对意识形态现象给予足够的关注。我在《边缘的文化大革命》一书中讨论了意识形态、社会不满与诉求以及大规模群众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作为十几个湖南造反派组织的联盟的省无联是一个很好的例子。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初，中央致力于解散群众组织、重建政治秩序，省无联无视甚至挑战这一重大方针，对抗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这一得到中央支持的、新成立的地方权力机构。这个时间节点非常重要，它表明，第一，文革运动中开始形成重大的政治分化，也就是说，出现了偏离毛主义官方导向的自称为所谓“极左派”的群众组织；其二，一些造反青年试图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重新解释毛主义意识形态，并且让其变得更加激进。
文革学者常常用社会冲突论来解释与省无联有关的红卫兵派系争斗和异端政治理念。根据这一流行的观点，导致省无联崛起的红卫兵派系活动，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社会主义体制中根深蒂固的社会与政治矛盾。湖南的红卫兵派系争斗导致了“省无联”的产生，按安戈的说法，这代表了“出身好的红卫兵组织”与“苦头派”（the have-not groups）【译注：“甜头派”和“苦头派”是前广东造反派人士刘国凯用来描述保守派和造反派的词汇，参见刘国凯，《文化革命简析》】之间的冲突，前者是红色阶层，后一类则来自于弱势工人群体（比如临时工与合同工）以及家庭出身不好、受歧视的学生。用安戈自己的话说，“省无联是许多组织的混合体，它们的共同点在于，它们的成员在文革前或文革中都受到过国家机器和党组织的迫害或歧视”。
这个存在已久的观点具有很强的事实基础，但其背后的假定近年来受到学者的批评。魏昂德及其合作者的大量论著强调政治事件的偶然性 (contingency)以及路径依赖 (path-dependency)特征，这对曾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学解释是很大的挑战。我在这里必须坦率地承认，我个人对于文革群众运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源自于社会冲突论的观点，这个领域的先驱学者安戈、陈佩华、骆思典，李鸿永（Hong Yung Lee）以及青年魏昂德本人的研究都曾对我有过重大影响。但是，我同时也感到（这好像有那么一点奇怪），成年魏昂德对这一经典学说的强力批判对我也非常富有吸引力。魏昂德本人的早期研究是社会冲突论的奠基性作品之一，今日的成年魏昂德实际上是在质疑和否定他自己以前的说法，这种学术勇气和诚实大大推进了学问的发展，非常值得赞赏。我觉得魏昂德对于社会冲突论的核心观点（社会关系决定政治冲突）坚持不懈的挑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但是在我看来他似乎走的太远了。我倾向于认为青年魏昂德以前和成年魏昂德今日的说法都有道理，这两种貌似截然不同的看法应该有可能彼此相容，社会因素对我们理解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可能仍然很重要，我们应该致力于重新引入这些因素，用来补充、强化、和继续拓展魏昂德的批评。但我同时要强调，这绝不是通过机械叠加的简单办法可以完成的。
在这方面，湖南的省无联可以做一个很好的例子，用来帮助我们更为全面、动态地理解社会关系和政治过程之间的复杂关系。在这个案例中，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非常复杂的交织在一起。事实上，湖南文革中群众运动的派系分化、社会诉求的表达、和另类政治思潮的出现有着相对独立的起因和发展轨道，只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它们才汇合在一起。派系政治和意识形态争斗是如何起源的？正如哈佛大学学者西达•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在她关于革命的历史社会学的经典论著中所说，这是由于“原本相互分离的进程同时展开，相互交织、互动”（如果借用另一个流行的学术用语，这也正是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e Althusser著名的“多元决定”overdetermination概念的意思）。正如我在书中所详细讨论的，湖南红卫兵运动的派性冲突源于一系列不同的政治进程，这些进程主要由派别组织间的竞争、个人争权夺力以及其它有相当偶然性的地方性事件所驱动。在湖南，文革前的社会矛盾的爆发及政治经济诉求的表达与文革运动派系政治的发展是两个不同的问题，没有直接或必然的关系。文革前的社会矛盾和政治经济诉求融入于日益恶化的派系争斗中，这发生在地方和全国政治冲突的某个特定当口，即文革运动从无序的大民主转向恢复秩序——这个过程里党政权威、军队介入，对立的各派系组织开启新一轮的争斗以在新秩序中获得一席之地。正是在这种情形下，通过吸纳对社会现状不满的势力，重组后的派系力量获得了新的社会特性，在此过程产生的团体身份认同也与由社会经济诉求驱动的政治目标发生了新的关联。
要对红卫兵政治运动作出令人满意的学理解释，诚如魏昂德所言，我们不能仅仅简单地罗列所涉及的各组织的社会背景和利益恩怨。更重要的是，我以为，我们必须仔细考量整个政治进程的复杂动力特征。在这个进程中，不同社会身份和地位的人参与，使得原有的利益恩怨的性质发生改变，与此同时，派系斗争的方式和路径也可能会发生相应变化。简言之，湖南的省无联案例提供了很有价值的素材，有助于我们构建一种有关文革群众派系政治的更为复杂、更强有力的解释框架，这一框架不仅强调偶发性和互动，同时亦从动态角度考虑社会利益、身份认同和结构关系的影响。
省无联事件同时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文革群众运动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安舟在评述魏昂德《分裂的造反》一书时，对作者忽视意识形态的作用提出批评：“魏昂德故事里的个体大都没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关注，他们考虑的只是斗争的输赢。为了揭示参与者暗地里的利益盘算，魏昂德完全无视文革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内涵。”虽然我对安舟的说法享有同感，但我觉得若要充分理解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我们不能仅仅简单的将意识形态放回历史方程式里，将它们与政治利益驱动的行为相提并论。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要构建一种更有解释力度的理解方式，可以让我们看到意识形态是如何赋予政治和经济利益意义的。在省无联事件中，新兴的异端政治思想赋予地方性派系冲突及社会经济诉求以新的意义。诸如“红色资产阶级”和“中华人民公社”等“极左派”话语概念在各种不同的具体社会政治诉求之间建立起符号意义的联系，通过话语上的关联， 具体诉求和利益的涵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在湖南，一些省无联成员尝试创造性的重新阐释晚期毛主义，拓展其意义空间；通过这种努力，一些貌似毫不相干的不同社会诉求和政治斗争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其具体经验内容被抽去，而被转化成新的、更广泛的斗争的象征意义载体。日愈分裂、难以驾驭的群众运动，广泛存在的社会不满及诉求，一旦和偏离官方意识形态轨道的异端政治理念汇合起来 ，便可能造成巨大的政治危险。对于这一切，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北京高层领导看的非常清楚。于是，湖南的省无联和全国各地的类似组织很快被镇压，避免了一场可能具有爆炸性的政治风险。
第二部分
文浩：魏昂德，你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场脱轨的革命》（China under Mao: A Revolution Derailed，哈佛大学出版社，2015）一书中根据大量县志材料揭示，大部分死亡发生在受军队支持的革命委员会成立之后。我曾采访过一位当年的造反派人士，他称这个时期为“绿色恐怖”。军队在派性斗争中起了什么作用，比如说在江苏？很多以前的造反派都认为军队代表的是保守力量。
魏昂德：军队在1967年派性武斗中的作用十分复杂。派系冲突和武斗的加剧实际上始于1967年1月军队“支左”之后。一开始，军队极力压制号称夺取了权力、但并没有得到中央认可的造反派组织。反抗他们的组织于是不可避免地成为军队的对立面，但也有一些造反派组织支持军队压制他们的对手，这样军队就被扯入了地方造反派的派系冲突之中。江苏的情况就是这样，当地的驻军本身也是分裂的，不同军官或指挥部门支持当地彼此对立的派别。这似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其他学者在浙江（福斯特Keith Forster)和陕西(谷川真一Shinichi Tanigawa)有类似的研究发现。我们试图解释为什么军事人员会在政治效忠上产生分歧，当然这个工作还只是刚刚起步。
当省一级革命委员会得到中央批准之后，派性争斗很快就结束了。上海从一开始就是这样。1967年1月张春桥领导的著名的上海夺权得到北京认可之后，他立刻就调动军队镇压学生造反派和挑战他夺权的一部分工人造反派（毕竟他曾经是上海市委的重要成员之一，因而也得到了一部分同僚的支持）。这使上海避免了其他地区那种严重的派系斗争，也没有经历别的地方发生的大规模街头武斗，上海的部队也没有发生分裂。
1968年下半年，其他地区相继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一些部队人员被清洗以保证军队内部的团结，军队果断地结束了地方上的派性冲突。公开的及未公开的资料表明，在这一阶段因各类政治原因被判罪、监禁和杀害的人数要远远超过被红卫兵迫害或杀害的人数，甚至也大大超过大规模派性武斗导致的死亡人数。解放军在最后成为保守势力，但是在1967年1月他们开始介入文革运动到1968年中最终解决群众运动之间的大约18个月里，军队的介入反而大大加剧和延长了造反派组织之间的敌意和冲突。
文浩：安戈，文革的各个不同的阶段有什么不同？我觉得在所谓的“人民文革”阶段（1966年下半年至1967年初）曾就包容抑或排斥异己阶级成分问题发生过激烈的辩论，但是在1967年下半年和1968年，立场相近的造反派组织却互相攻击。在保守派被击溃之后，派别的社会背景发挥什么作用？
安戈：为了更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我要把城市基层文革运动分成三个阶段。1966年后期是第一阶段，是造反运动兴起的阶段。1967年初到1968年春夏是第二阶段，文革运动的主要特征是普遍的派性分裂与冲突。从1968年夏季开始文革运动进入第三阶段，主要是压制造反派以及全面恢复党政秩序。
在文革运动的初期或第一阶段，在同一单位和学校、具有相似社会地位、利益和恩怨的人在朋友和同事之间组成了自己的造反小群体。他们有时因家庭出身走到一起，比如在中学。有时候，政治积极分子和对现状不满的非积极分子组成了不同的团体。还有些人因为对工资和工作地位的不满而组成自己的团体，比如在学徒工、临时工和工资待遇很低的街道小厂工人中有这样的情况。
当像我这样的年青西方学者在70年代和80年代进行研究时，我们对文革运动的第一阶段最感兴趣，因为这个阶段暴露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社会的很多紧张关系、挫败感和敌意，这些大多是被掩盖的，外人可能都看不到。在后来阶段的冲突中，地方性的偶然因素导致造反组织重新组合、分裂、又合并，我们对这些问题的兴趣要小得多。对我们来说，后来的情况很混乱，给我们提供的新的研究视角很少。
总之，在第二阶段，一旦小团体形成、并开始在自己单位内部与对立派别发生冲突，他们意识到，为了不被打垮或者为了夺权，他们需要联合起来，所以他们在单位之外寻找联盟。这就形成了包括很多小组织的大规模保护性组织。在第二阶段，小团体常常与其他具有相似政治地位和恩怨的团体结盟。如前所说，这种情况一般发生在各地中学里。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一些“奇怪的组合”也常会出现。比如，70年代后期，我分别采访了两个来自于云南省会昆明的大学生。他们在两所大学读书，彼此距离很近。他们都说到，非积极分子组成了自己的团体，其对立面是学生积极分子。在其中一所大学里，非积极分子组成的学生组织攻击大学党委领导，因为他们曾受到歧视。另一所大学则是完全相反：政治上积极的学生造大学领导的反，声称后者的世界观不够“红”。短短几个月内，攻击大学领导的两派学生组织结成联盟，尽管第一个大学里的组织是由不喜积极分子的学生组成的，但他们却与隔壁大学里的积极分子组成了同盟。而两所大学里原先捍卫大学领导的学生则组成了另一个同盟，以对付他们各自学校内部的对手。这种混乱的联盟，即不同学校里积极分子和非积极分子并肩作战的情况并不罕见。
在这一阶段中，单位内部的一些小派别为了自身生存，也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组合。1967年1月，毛泽东和他的紧密追随者号召反对抵制造反派夺权的保皇派（也称保守派）。这些组织大多垮了，其成员集体加入造反派组织，但这些人的表现最为接近那些对社会现状并无不满的组织。在“二月逆流”事件（1967）中，军队和其他维持秩序的力量镇压了不听话的造反派组织，一些认为可以从中获益的造反派组织表示支持，这造成了造反派联盟的分裂。当毛泽东三月份对“二月逆流”表示谴责、并鼓励那些更具有反抗性的造反派时，基层两大阵营的冲突又再次爆发。文革运动的冲突最终在1968年下半年结束，在此之前，很多地区都发生了不止一轮这样的分裂，那些比较受地方领导器重的造反派（他们更易进入新的领导班子并受到重用）与那些反抗精神更强的造反派分道扬镳、互相争斗。
这就是现在魏昂德谈的比较多的时期：第二阶段和造反派的分裂。他认为,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发展和派系分裂与我们对第一阶段的发现相矛盾,否证了我们的观点，因为我们曾提出，在各单位和学校，不同派别团体的形成是基于共同的恩怨和利益基础。虽然魏昂德在文化大革命的其他问题上做过很有价值的研究，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的说法完全不能令人信服。
文浩：安舟，你对文革中工人情况的最新研究是不是改变了你关于派性问题的观点？工厂工人为什么分成不同派别？
安舟：工厂的派系划分与学校的情况差不多，但也有一些重大的不同。工厂中红卫兵组织最早出现于1966年8月，是由工厂政治部门发起组织的，要么是厂党委要么是上级部门派来的四清工作队。与学生红卫兵一样，早期的工厂红卫兵攻击某些个人（比如技术骨干、家庭出身不好或有历史问题的领导），但捍卫党组织的领导。如在学校一样，造反派是在66年秋末才出现的。造反派是自发组织的，他们攻击工厂中党的领导，挑战党组织的权威是他们联合到一起的主要基础。
工人并没有按家庭出身划分派别，两派的参与者大都是农民或工人家庭出身。家庭出身不好的基本上不参加运动。如在清华大学一样，两派主要的分野是与党组织是否接近。保守派源自早期红卫兵组织，其领导和成员主要是中基层干部、党员和积极分子。造反派则相反，主要是由与党组织距离较远的工人组成。个人性格、理念、恩怨、历史以及朋友关系在派系形成其中也都有相当作用。
1966年秋季，全国的工厂似乎都是如上面的基本描述划分派别。一个很明确的政治分野即造反派与保守派。1967年1月毛泽东号召造反派夺权后事情变得更加复杂。首先，很多保守派组织由于充当地方党组织的走卒而声名狼藉，从而被解散。其次，作为很多小战斗队松散联盟的造反派也分裂了。他们此前从未想到过夺权，只是对工厂领导的高压政策有意见。这会儿问题来了，他们当中谁来担任新的工厂领导？而且，没有原有工厂领导和派来组建革命委员会的军代表的支持，他们是无法让工厂重新运转的。这些问题又导致造反派内部新一轮的争斗。
在很多城市，我们很难用意识形态或政治地位的视角来区别相互对立的联盟。南京就是这样，魏昂德和董国强就此做了大量的研究，其他地方毫无疑问也是这样。但是我研究的河南和湖北却不是这样。在这两个省，保守派都得到了部队的支持，他们1967年春重新组合，军方压制的造反派内部也进行了重组。在湖北，2月份发生分裂的造反派再次联合起来，去对抗称为“百万雄师”的重新抬头的保守派力量。河南造反派和保守派之争也是这样。我采访的两派工人都乐于把对立双方看做造反派或保守派，并且乐于被冠以这个头衔。
南京的局势很不明朗，但这种情形并不少见。我觉得在很多城市，最基本的政治分界出现在1966年秋季，即分成造反派和保守派，这个分界在文革群众运动阶段一直十分明显，并在整个文革时期及之后继续将工厂分裂为两个派别。
文浩：吴一庆,你在书中描述了“省无联”积极分子提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民众与官僚阶级之间的矛盾，并对此观点表达了有限的同情式理解。他们要求打破传统社会主义的党国机制，代之以激进的公社式平等政治组织。在1967或1968年时这样的意愿是否现实？这是不是在呼吁进行一场暴力内战？
吴一庆：我在书中试图展示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偏离毛泽东及官方主导理念的社会政治潮流，湖南的省无联就是其中之一。这些潮流被冠之以“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极左”、甚至“反革命”的罪名。对所谓“极左派”的清洗早在1967年下半年就已开始，这些潮流或派别无一例外地受到镇压，被消灭殆尽。当今中国很少有人对此有所了解，或者有所理解。在毛泽东时代终结之后的三十多年来，官僚滥用权力、公权私有化、和腐败大量出现，那些年轻造反派的激进反官僚观点在当代似乎比1968年时有更值得令人思考的意义。
人们常常延用毛泽东自己的话语来理解文革的意义。毫无疑问，晚期毛主义和文化大革命是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中的另类。在毛看来，社会主义不像苏联模式所预设的那样，仅仅通过经济和技术发展就能实现。社会主义社会仍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即颠覆革命和重新回到剥削社会）的强大势力。根据毛的观点，社会主义社会变质蜕化首先从执政党内部开始，一小撮领导人被资产阶级思想俘获，通过“篡夺”领导权着手系统改变国家权力的无产阶级特性，逐步创造出一个新生的剥削阶级。这就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复辟”理论的大要，亦是其文革理论的基础。
在文革中，各级官僚遭到无情冲击，当权者及各类社会异己分子被羞辱于大庭广众之下。尽管文革从表面上看表现出极大的活力，但是这场所谓的大革命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列宁式政党和传统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实质。从运动一开始，毛泽东就未能阐明“继续革命”的主要目标和性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等概念被严重曲解，成了包揽一切的词汇，用来表明政治忠诚、意识形态正确和道德纯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概念被极大庸俗化，其外延被扩张到几近荒谬的地步，成为无数无谓暴力的工具，从而丧失了其作为社会分析概念所应有的批判力。虽然晚期毛主义对社会主义社会蜕化的趋势有相当警惕，但远未能解决在社会主义社会出现新兴统治阶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试图在“灵魂深处闹革命”，反对资产阶级自私自利思想、告诫干部要为人民服务而不是为自己服务，这或许有助于在短时间内延缓官僚阶级的发育形成。但是，文化大革命针对的是所谓资产阶级思想、官僚主义作风、以及分配制度上的不平等特权，涉及的主要是官僚个人及其思想意识以及旧精英的残余，而不是针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下官僚统治的制度性根源。
正如我在书中所讨论的，湖南的一些激进造反派试图进一步拓宽毛泽东“继续革命”理念的意义阐释空间，他们认为新生官僚阶级和劳动大众之间的对抗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主要的矛盾。他们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质疑甚至大胆挑战“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内在矛盾和固有极限，指出文革运动只局限于打击作为个人的当权者以及旧精英残留，而不从根本上探寻中国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结构性根源。在这些青年人看来，“继续革命”的主要冲突不在无产阶级和已被推翻的旧精英之间，也不是在毛的追随者和所谓敌对者之间。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不是要揪出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应是一场“广大人民群众”推翻“红色资本家阶级”的大革命。他们引用历史上巴黎公社的先例，宣告只有推翻“新生官僚资产阶级”，才能建立一个真正平等民主的社会。他们的看法无独有偶，其他地方如上海、北京、武汉、广州等地都出现过类似的思潮。
毛泽东为何最终不愿打破苏式一党专制国家体制？对此我们应该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看待。显然，毛泽东在厌恶官僚特权和渴望扩大大众直接政治参与方面与很多基层造反派心心相通。但是，与那些不惜以破坏国民经济甚至发动内战作为代价来“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激进青年不同，毛泽东的看法和行动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他对维持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责任的限制。如高乐（Richard Kraus）所说，毛泽东的双重性在于他既是他个人所代表的国家官僚机构的首脑，同时也是造反派的总头目。借用安舟的说法【私人通信】，毛与他那些难以驾驭的青年追随者之间的差别在于“当权的毛主义者和作为反对派的毛主义者”的差别。我换一种说法，毛泽东既是孙悟空又是老虎，同时代表反叛和威权、体制与反体制、释放造反力量与重建秩序，并常在两极间游移不定，这正是理解毛泽东在文革中复杂角色的关键所在。
激进造反青年是毛泽东不听话的孩子，他们很快被毛丢弃，被他们满腔热情投入的革命所吞噬。他们狂热地响应最高领袖的造反号召，真诚相信当革命的敌人被清除、伟大的变革实现之后，世界便会变得更为美好。但他们的政治观念尚很稚嫩。这些年轻人大多是高中生或低年级大学生，知识面有限。他们的理论思考简单而不成熟，他们之所以成为真诚的社会主义者，更多是因为自身的成长经历和单纯善良的愿望，而非基于系统持久的理性思考。他们常常要对急速变化的运动形势作出快速的判断和反应，因而没有时间让理论观点系统化和成熟起来。他们充沛的反叛热情常常表现为蛮干；红卫兵派系间的暴力冲突几乎把国家带到了内战的边缘，但他们仍鲁莽地呼吁开展“武装斗争”。他们无法提出替代性的经济方案，也没有社会治理和发展的全面规划。他们要求平等，要求“重新分配权利和财产”【译注：北京四三派红卫兵1967年提出的口号】，但却没有考虑大众政治参与和社会治理的制度安排，只是提出了“中国人民公社”之类的崇高而又空洞含混的口号式程式。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他们对官僚体制的严厉批评与他们自己将毛泽东敬奉为最高革命领袖的做法相矛盾。他们一方面试图阻碍毛泽东在文革群众运动失控后借助军队力量重建党政威权的努力，另一方面又号称要建立一个新型的“毛泽东主义”先锋政党。毫无疑问，这些激进造反派的立场支离破碎，甚至自相矛盾。但就总体而言，他们的政治观点尖锐地反映了晚期毛泽东思想的内在局限和张力，并将其推至自身逻辑的极限。在1968-1969年文革群众运动终结之后，他们的思想碎片通过七十年代的地下思想网络得以保留，在极为困难的政治条件下继续发展、延伸，为毛泽东晚年中国民间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源，亦为今日我们理解中国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政治变迁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视角。
【主持人在此向参与中文翻译、校对与润色修饰的诸位学友表示诚挚谢意】 |
|
发表于 2017-10-6 06:35: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