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浩荡：我所见到的谭天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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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 远 的 思 想 探 索 者
——我所见到的谭天荣

彭浩荡

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北大物理系学生谭天荣的名字，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当时还流传他种种富于传奇色彩的传说。后来，谭天荣在湘乡一中时的一位校友告诉我，谭天荣读高中时，因其聪颖、活跃、胆大，同学们都亲切地唤他“天狗”。在57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谭天荣确似一条划破大学校园天宇的“天狗”，气势磅礴，闪耀着逼人的锋芒和才气。即使在五十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翻开“思忆文丛”中《原上草》卷，读到当年谭天荣贴在北大未名湖畔的大字报，仍会感到一股如“五四”时代狂人般的虎虎锐气扑面而来。
我第一次见到谭天荣是1977年秋天。
那时,“文革”名义上已结束，对“黑五类”的管束有所松动。一次，我一位朋友从乡下进城来看我，闲谈时他提到，他们村里有个叫谭天荣的，我不禁愕然，谭天荣竟然是我同乡？当即托这朋友向谭天荣发出邀请，不久，谭天荣来了，那天正下雨，他光着一双脚，两手张开一小块塑料薄膜——就是农村常用来盖秧田和温室的那种，顶在头上挡雨，他就是这样子走了二十多里小路到县城来的。我凝视着面前这个脸色有些苍白的汉子，内心发出叹息：他除了这赤条条单瘦而高挑的躯体，确乎被剥夺得一无所有了。但我不能不庆幸，这“钦定”的头号学生右派，居然在漫长的劳改中没饿死，没累死，没被人打死，自己也没寻死，还在世上活着，这真是伟大的奇迹了。那天晚上，我们一首接一首，一连唱了几十首俄罗斯歌曲，宛然又回到整风前的大学校园里。
1978年，右派改正，谭天荣被安排到湘潭师专（后改为湘潭师院）任教。当时听说有这样一段插曲，校方拿了一本物理教材给他看，谭天荣草草翻了一遍，说了一句：“这教材要不得，要重新编过”。这一下子对方楞住了，他们私下里议论：“谭天荣劳动了二十年没上讲台，竟瞧不上高教部正式出版的教材，这个人是不是有神经病？”后来，这话传到谭天荣耳朵里，他若无其事付之一笑：“右派都是神经病！”
谭天荣回到大学讲台，讲授统计力学，其间，我们见过几次面，但都是来去匆匆，未及长谈，后来，他寄了一本他的物理学专著《哥本哈根迷雾》给我。又过了一些年头，听说他调到青岛大学去了。待我们再聚首时，已是2004年4月，那是在苏州举行的林昭骨灰安葬仪式上。
我发现谭天荣的身体壮实了，不再单薄而显出魁梧。与会的北大老同学见了他，无不欣慰地称赞他的状态，晚宴上，有同学风趣地改动他当年在大字报上的署名，呼他为“一个强壮的能吃能喝的小伙子”。而更令我惊叹的是，他一直在不停地思考，这次我读到了他的《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观点新颖，说理透辟，那完全是用自己的脑子和心灵锻铸出来的。
在庄严的下葬仪式上，谭天荣代表北大同学致辞，四周静悄悄，在灵岩山的微风中，充满良知的心灵在倾听，历史老人在倾听，这位林昭最亲密的同学和朋友发出了字字铿锵的声音：
“……今天，随着骨灰的下葬，林昭飘泊的灵魂，终于找到了一块棲息之地。作为生者，我们神圣的职责是拒绝遗忘。林昭，你是女中丈夫，你是巾帼英雄，你是剑你是火焰，你是新时代的秋瑾，你是体制外的张志新，不，你是无与伦比的林昭。”
参加这次活动，我与谭天荣被安排同住一个房间，因此我就有了充裕时间与他谈心。
彭：当年的整风，你是怎么介入的呢？
谭：这是一场误会。或许和我学习的专业有关系，我是物理系的，物理学本身就是考虑因果关系，想什么都是逻辑思维，把社会问题当作物理学问题来思考。我不愿介入政治，对政治厌烦，但是对社会问题感兴趣。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文章出来后，我并未像其他人那样义愤填膺，而是从逻辑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当时我对北大选拔留学生、选举共青团代表等问题并不感兴趣，而苏联为什么会出现个人崇拜，我觉得很值得思考。糟糕的是，社会问题不容你去想，一想就会出问题。所以，物理系学生中打成右派的很多。
彭：你的家庭对你有影响吧？
谭：我爸爸是中学教师，妈妈是小学教师，我在农村中长大。我上的初中是国立中学，免费的，思想比较自由。我接受现在称之为自由主义或人本主义的思想，都是在我十岁到十五岁期间。这些思想我认为是天经地义的。后来我接受党的教育的时候，我还是按照这样一个思想去接受它，一开始并没有感到抵触，等我感觉到抵触的时候，那也就快成为右派了。
彭：上北大前，你在哪些学校就读？
谭：小学在家附近，初中在溆浦国立十一中，高中在湘乡一中，1952年夏天考上北大，我是湘乡一中历史上第一个考上北大的。
彭：你怎么决定读物理系呢？
谭：我比较喜欢数理，更对文史感兴趣，但我家里不赞成，我想跟家里过意不去也不好，我哥要我考工科，可我不想学工，就考理了，也许就是一种折中吧。
彭：你打成右派后，劳教了多少年？
谭：从58年到69年，十一年。
彭：在哪个农场？
谭：讲几个主要的吧，天津清河农场，北大荒的兴凯湖农场，北京大兴县的团河农场。
彭：这十一年劳教中，你最苦的是哪一段？
谭：最苦是在兴凯湖农场，冬天打乌拉草，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水上有冰，你呆不了多久，时间长一点就会冻僵了。干了一天的活，又累又饿，还要背一袋玉米走十几里地，饿得走不动了，啃两口生玉米又往前走。
彭：你当时年轻力壮，能熬得过来吧？
谭：初期身体还好，后来到清河农场粮食定量一减再减，说是每月十五斤粮食，但三分之二是代食品，慢慢就三级消瘦，处在生与死的奄奄一息中。当时倒下去的人不少，有一次寒潮一来，隔壁一屋子的十五个人全部死了。
彭：这个时候，精神上是不是有一种力量在支撑着你？
谭：我认为，在物理学上我会有重大发现，而且只有我才能发现。一言以蔽之，人们相信物理学规律，宏观世界有宏观世界的规律，电子有电子的规律，而我认为它们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我的事情还没做完，我绝对不能倒下去。
彭：69年后你离开农场，回湖南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直到哪一年？
谭：一直到79年摘掉帽子，去了湘潭师专。
彭：你什么时候去的青岛大学？
谭：86年，干到95年退休。
彭：今天回眸57年，如何看待你当时的举动？
谭：层次太低，太幼稚了，但我当时并没有错。
彭：倘时光倒流，再回到当年呢？
谭（笑）：我当然会明智些，不会再中“阳谋”了。政治不是我的能耐，我不是干这行的，我的全部能耐是动脑子思考物理学，也许我也会思考社会问题，但我绝不会拿这个去得罪*。
彭：你属于思考型，现在仍然如此，没有多大改变。
谭：过去我看问题是用望远镜来看，现在是用显微镜，前者看出一个*廓，后者深入细节。你看了我写过的文章《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吧，我认为，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生的事情都非偶然，一环扣一环，有人说毛发动“文革”有一个赫鲁晓夫情结，我不同意。49年后的斗争是毛与*的斗争，毛要建立皇帝与臣民的两极社会，党要建立的是贵族与平民的社会。贵族社会与专制社会是不同的。文章体现了我思考的东西。
彭：你现在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谭：是物理学，几乎用了80%的时间。比如说贝尔不等式，现在人们看成是时代论与定域性原理的矛盾，我认为是简单的概率论的问题。法国物理学家也有类似观点。
彭：对你影响最大的人是谁？
谭：恩格斯
彭：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呢？
谭：《自然辩证法》。
彭：能用一句话概括你对人生的领悟吗？
谭：我思故我在。
彭：你恋爱过几次？
谭：就只有和林昭的恋爱算得上是恋爱，也就这一次。
彭：我知道你的交谊舞跳得好，现在还能跳吗？
谭（大笑）：我跳华尔兹可跳十分钟。
彭：像你这样的人，能活下来就是伟大的奇迹了。当人们今天看到你，身体还这样棒，思维仍然如此敏捷，无不惊叹，真是为你高兴。退休以后你做些什么？今后还有什么打算？
谭：主要写文章，88年出版《哥本哈根迷雾》，95年出版《揭开GDR关连之迷》，还完成了《传输理论中的提早响应问题》、《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脑力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等十五篇论文。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以可贵的良知和胆识，在《谭天荣：右派学生的另一个代表与象征》一文中，对谭天荣作了精辟的分析，称谭天荣是继“五四”以后又一代为真理而向庞然大物挑战的狂人，他的大字报是1957年觉醒的中国青年的宣言，并指出谭天荣从思考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到思考“文革”的产生，坚守着1957年有志气的中国青年对历史的承诺：“我们要思考”，这正是右派精神的核心。
是的，谭天荣一刻不停地在思考，这几年，继《一个没有情节的故事》、《新中国与文化大革命》之后，在网上我们又读到了他的《古稀之年忆往事》、《当时我们太年轻》等非常有分量的文章。
选择了思想者的道路，就必然选择了另一种命运。启明星是美丽的，在天边放射着圣洁的清辉，但她又是孤独寂寞的。谭天荣远在青岛，那里有一片汹涌不息的蔚蓝的大海，让我们祝福他善自珍重，“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五柳村2007年9月25日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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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知道的谭天荣（肖克东原创）

今天在报纸上看到“最后的大右派林希翎在巴黎病逝”的消息，我想起了当年和林希翎齐名的谭天荣。2006年4月，我在北京大学曾经见到他。我和他同年考入北大物理系，因为入学时，学生宿舍没有竣工，我们都睡体育馆，打地铺。我们头对头睡在一起。他很快获得一个外号“米丘林”。米丘林是俄罗斯园艺学家，他把南方果树移植到北方，北方的果树移植到南方，故曰“南迁北调”。谭天荣是湖南人，他话多，乱扯蛋，喜欢说普通话，大家发现他“南腔北调”。根据谐音，故称他为米丘林。“南迁北调”。
后来，分专业、分班，我们不同专业、不同班，基本上没有交往。我1956年毕业，他因为留级，赶上了57年反右派，我从报纸上知道他是全国两大学生右派之一。也看过他的“右派言论”，给我的印象是“疯狂”。
改革开放之后，我在报纸上发现，他在湘潭大学物理系，我马上写了一封信给他，想了解他的近况。他回了几封信，还寄来几篇物理学方面的论文，我推荐到《攀枝花大学学报》发表了。他在信中谈了他的经历、生活、思想和家庭。我印象最深的是“实际上，在我这一生中，只有两个月——1957年的5月中旬到7月中旬——曾经关心政治。就是这两个月所发生的事情，使得我在别人眼里成 了另一个人。”“事实已经证明，我根本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至于当“领袖”，我更是一窍不通。就我的本性来说，我应该远离政治，一心一 意钻研物理学，那样无论对别人还是对我自己都会好得多。在那个该死的1957年夏季，我千不该万不该卷入什么“鸣放”。”
他后来去了青岛大学，我们再没有联系。2006年，他们班同学会（以入学为准），发通知的同学，出于好奇，想看看肖克东现在什么样子，也给我发了通知。刚巧，我们住在北大留学生楼，门对门。他已经面目全非，不通名报姓，互相不认识。他发福了，看样子很健康。他只讨论物理学，其它一概不谈。
我很幸运，历次运动，都有人想整我，但是，都没有得逞。其实我本来也是不关心政治的，但是政治总是特别关心我。我无可奈何，只能关系政治，我关心政治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掌握一套“防身术”，以避免别人攻击。我自称“三不干部”：打不倒、压不垮、拖不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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