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小勤：回忆周总理接见八一学校红卫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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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的记忆，珍贵的合影
                                                 —回忆周总理接见八一学校红卫兵
                                            北京八一学校67届初中毕业生  林小勤

        眼前的照片，把我的思绪带回到了将近50年前的那个岁月。
        1966年的初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首都的红卫兵率先破四旧、大串联，四处煽风点火，决心把文化革命的烈火燃遍全国。
        盛夏时节，承德市的红卫兵联系上了我们八一学校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组织，邀请我们派人去那里揭文化大革命的盖子。于是，我们一行30来人踌躇满志地登上了北上承德的列车。一同去的多是当时初三和初二的同学，我是其中的一员。带队的是初三的学生李全福。
        到了承德，有一些身穿父辈旧军装的红卫兵们向我们介绍当地的“斗争形势”，带着我们四处造反。他们大我们几岁，多是高中生。有三个人我记忆深刻。其中两个是当地驻军266医院冯院长的儿子，老大叫冯智广，就是照片中在总理右边隔着一个工作人员，身着发白军装的那位。老二的名字忘了，只记得他挺高挺帅，稳重干练。还有一个漂亮女生，也非常能干。极具讽刺的是，刚开始的几天，这三个人还为自己革命干部、革命军人的家庭出身骄傲，忙着革别人的命。不想，几天后那个女生就退出了，因为她的父亲被批斗。她说自己已经不属于红五类，不能给红卫兵组织抹黑。很快，266医院的冯院长也遭到批判，但他的儿子们不服，依然和我们“并肩战斗”。
       承德是个小地方。所谓的地主、资本家并不多，有钱的人家我是没有看到。当地的红卫兵带我们去抄家。所谓的抄家不过是进去溜达一趟，学着电影里的样子，敲敲墙壁，看有没有夹壁墙，藏没藏电台之类的东西。我们每次都是无果而归。这说明人家没什么“罪孽”，我们也因之没有对他们采取过激的举动。只是在一家的井壁里，有人抠出了一枚金戒指，这就算是不小的战利品了。我当时还佩服这个当地红卫兵的“革命斗争经验”呢。
       我们去承德的主要任务是揭开当地文化大革命的盖子。那时的承德很安宁，街道整洁干净，社会秩序井然。这大概与当时全国轰轰烈烈、如火如荼的大形势不合拍，被当地的造反组织认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响应中央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力度不够，所以请我们去煽风点火的原因吧。
       现在已经不记得我们在当地干了哪些大的事情，比如，是否去了市委等机构，是怎么揭盖子的等；只记得一些琐碎小事。比如，我们当时是住在一个已经停课的学校里；搭的是大通铺；晚上我们女生们讲了什么笑话；唱了什么红歌等。印象中，有一个晚上，我们组织了一个广场会议，向当地的群众介绍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由李全福主讲。讲完之后，还回答群众的提问。李同学从容镇定，侃侃而谈。当时我从侧面看着他，钦佩他的胆识和才干。心想，他不过比我们高一个年级，怎么会这么有知识、有水平呢？
       现在想来，承德被我们折腾的不善，或许一度引起了当地百姓的反感？这是最近听有的同学讲的。我当时是全然不知。或许是我们的造反举动遇到阻力，很难“坚持斗争”？或许是我们认为完成任务不利，单凭我们这几个人这几条枪不能达到预期效果？于是，我们这支队伍的领导决定班师回京，去见周总理，汇报承德的情况，调集人马来！现在看这是十分幼稚可笑的想法和行动，但当时我们却是那样地虔诚、认真和坚决。那责任心、使命感、承担革命重担、解放全人类的决心是那样地坚定！
      回到北京时，已是夜半时分。我们一群人徒步走到中南海的正门，理直气壮地要进去见周总理。卫兵们让我们到中南海的西门去交涉。中南海的西门十分宽敞、灯火通明。后来毛主席接见外宾的车辆都是从那儿进出的。在西华门前，我们见到了总理的秘书，向他倾诉了我们在承德的遭遇，表达了我们要见总理的诉求。之后，我们就在那里等候消息，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态度。
       那时，与西门相隔一条马路的地方，搭建了一顶硕大的帐篷，是新华社记者的营地。记者们从这儿获取最新的消息，随时发往全国各地。不记得是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一伙儿人不请自到地住进了记者的帐篷，跟记者叔叔阿姨们和平相处。起初，他们还笑话我们的举动，说周总理不可能见你们的。但他们也不撵我们，似乎我们的出现给他们带来了生气。我们30几个人轮流驻扎，等候从中南海里传出佳音。
       经过两天三夜的蹲守，终于等来了好消息。一天晚上，总理的秘书来找我们，这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年男秘书。他手里拿着一张纸。我们赶忙凑了上去。秘书手里拿的是总理写的字条，大致意思是：八一学校的同学们，今夜太晚了，务望你们先回去，明天或后天定约你们来谈。周恩来。秘书打趣地说：“本来总理是没有签名的。我说，您还是签上吧，要不然八一学校的同学又得说我骗他们。”秘书记下了我们一位董姓同学（董春生？董铁军？）家的电话，说具体接见的时间会通知他。这下我们就放心了，当晚即从西门撤退，打道回府。
     随后的几天，大家都在学校静静地等待，生怕一旦离校错过了总理的接见。我们几个女生还到海淀的街上订做了三个红绸子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打算在总理接见时给总理佩戴一个，那两个托总理送给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我们组织的领导告诫大家：总理接见的事要严格保密。如果走漏消息，大家都要见总理就麻烦了。
      记得好像是相隔了3-4天的光景，姓董的同学接到了来自中南海的电话。他私下里逐一通知了我们。晚饭后，大家乘车前往政协礼堂。
      这是总理召开的一个座谈会。到会的有包括我们在内的各校红卫兵代表。整个会场座无虚席。大家落座不久，从主席台的右侧走出了一身戎装的周总理！全场起立，掌声如雷，经久不息。陪同总理的是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的刘志坚，他也身着崭新的军装。可悲的是，在这次接见的4个月后，即1967年1月，刘志坚就被关押、批斗和审查，时间竟然长达近八个年头。直到1974年9月29日，在周总理的过问下，这位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的老将军才得以解放。
       座谈会开了足有5、6个小时，各校的红卫兵代表先后发言。我印象最深的是，清华附中的一个同学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十大矛盾。他洋洋洒洒地阐述了文革中的诸多问题，忧国忧民。总理非常肯定这些矛盾，逐一回答了解决这些矛盾的办法。总理总结说：万水朝东归大海，最后总会归结到毛泽东思想的海洋里。意在鼓励大家相信毛泽东思想，相信文化大革命会取得胜利。时隔近50年，好多事儿都忘了，但总理的这句话却言犹在耳、历久弥新。后来，不断有同学递条子问问题。总理看时间不早了，宣布会议结束，并说会后还要接见八一学校的同学。马上有人递条儿说；太晚了，总理应该休息。总理看后无奈地说：“不行啊，八一的同学不见我是不肯回去的。”
      散会后，总理的秘书把我们领到礼堂一楼的一个侧厅等候。这个厅正对一个宽大的楼梯。没过多久，就见总理款款地从二楼走了下来。我们马上面对面地分列两队，鼓掌欢迎。总理来到了我们中间，逐一跟大家握手。末了，还问了一句：“都握到了吗？”同学们齐声回答：“都握到了。”总理的这只手特别柔软，和我想象中的大相径庭。一个同学上前给总理带上了红袖章。按理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推举一个代表，简明扼要地向总理汇报我们的承德之行和我们的要求。但我们这群十四五岁的孩子一见到总理，就激动地把什么都忘了，只顾得七嘴八舌地乱嚷嚷，什么承德的问题太严重啦；承德文化大革命的盖子揭不开啦等等。总理静静地听着。等我们嚷嚷了几分钟之后，总理说：“好了，你们提的问题我会派人调查。照相吧。”于是，大家就随意地或蹲或站地围在总理身边，拍下了这张珍贵的合影，留下了这个宝贵的历史瞬间。据李全福回忆：这张照片摄于1966年9月11日凌晨2点30分，地点是政协礼堂的东南侧厅。
        在这之后，我们没有得到来自中南海关于解决承德问题的任何指令。我们中的一些同学虽然后来再次回到承德继续“闹革命”，但那声势已大不如前了，最终偃旗息鼓。
  

   

       以上是我对这次总理接见的回忆。希望参与此事的其他同学能从我这篇抛砖引玉的短文中得到一些启示，对这次总理的接见写出更完整、更准确的回忆，为八一学校的历史添上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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