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天津“五大道”沉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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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乱世，表面上奢华悠闲的租界生活，私下却是波涛暗涌
　　《望东方周刊》记者王晓 | 天津报道
　　“当年‘五大道’这一带，和天津城的其他地方，就像是两个世界。人家说着地道的天津话，我们讲的是普通话；人家一家几口人挤在一个大炕上，我们住着洋房别墅。就连一些学校的厕所，都要分成两种，蹲坑的和坐便的冲水马桶。”5月末，傍晚的阳光薄薄地照在木地板上，杨丹华把自己隐在房间的阴影里，孩子般怀旧着。
　　“五大道”，原是天津南城的一片坑塘，1902年扩充为英租界。1919年起，英租界工部局利用疏浚海河之机，开发了这一地区。其名称由民间流传而约定俗成，范围是成都道以南、马场道以北、西康路以东、马场道与南京路交汇口以西的长方形地段。
　　这是天津小洋楼最集中的地方，有数百幢世界各种风格的建筑，居住过曹锟、顾维钧、张伯苓、马连良等各界名人。曾经一度，它被贴上了“洋人买办老爷太太们的老巢”的政治标签。而今，它又成了天津市的重要地标，甚至升华为一种骄傲。
　　一个王朝的背影
　　“我的祖上在康熙年间到天津当师爷。上世纪初，住到了常德道。”67岁的金彭育如今在天津市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工作，一年到头，他总要反复讲起“五大道”的历史。
　　上世纪初叶，很多军阀、政客都选择在天津营造私宅。因为天津离北京最近，又有外国租界可以做庇荫。很多人过来并不是安于现状，而是策划密谋，找机会东山再起，也有的干脆当起来优哉游哉的寓公。正因如此，才有了“北京是前台，天津是后台”之说。
　　在一个吉凶难卜的时代，再有野心的下野政客，也会低调行事，不事张扬。在“五大道”洋楼的建筑风格上，都可以看到这种极强的私密性---所有院墙都是实墙，院内花木遮翳，掩住里面的楼窗，临街房间多是厨房和佣人房。
　　金彭育出生在常德道57号。当时的金家有5幢房子，8个厨子，“平时亲戚间迎来送往比较多，邻里间则很少来往，大家躲进小楼成一统。平时会吃西餐、听交响乐，婚姻也讲究门当户对。”金彭育记得，当年“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就住在他家旁边，但两家基本没什么来往。
　　87岁的袁家倜尽管没有在“五大道”上住过，但她出生在天津，“文革”期间下放农村8年后，于1978年住进了“五大道”中成都道的小洋楼里。
　　袁家倜出生时，祖父袁世凯已去世13年了。她从父辈那里对祖父有所耳闻，“父亲很怕祖父，他们以前每天要给祖父请安，有时惹恼了他，甚至会被用皮鞭和木棍抽打。”袁家倜告诉《望东方周刊》，祖父对女儿则比较娇纵，并把她们视作攀亲家的工具，“袁家子女几乎都与满清王爷和军阀的后代结了亲，曹锟的儿子是我的十四姑父，黎元洪的女儿是我九婶。”
　　在教会学校上学的时候，袁家倜最怕上历史课。一提到袁世凯，她就无地自容。
　　“我们可怜哪，出生在末路的帝王家。”袁家倜语气很平和。如今，这位老人沿袭着她保持了一辈子的优雅。出门前，要坚定不移地把厚厚的粉底拭在脸上，嘴唇也涂得鲜艳欲滴。她的卧室显得有些陈旧，但不潦草，四周发出陈年木头的咯吱声。
　　“我们的生活就像《红楼梦》，甚至比《红楼梦》还惨。没享一天福，就没落了。”袁家倜点燃一根烟，深深地吸了两口。她的指甲留得很长，涂着深古铜色的指甲油，考究而古旧。
　　把房子交了，像是卸下一个包袱
　　在乱世，表面上奢华悠闲的租界生活，私下却是波涛暗涌。
　　金家的洋楼，曾被当成过共产党的地下联络站。金彭育回忆说，当时，他的四大爷金克刚是天津第一发电厂的工程师，暗中加入了党组织。
　　天津解放前夕，有几批中共领导人和民主人士分别从香港、上海等地前往解放区，路过天津，在此中转。为了掩护这些同志，就要将他们分散安置到各处，其中一部分客人就住进了金家，主要居住在金克刚家那幢洋楼的三楼。
　　为掩人耳目，这些客人伪装成来金家做客的亲友，平日利用打牌、跳舞和打乒乓球作掩护。因金家是大户，亲友众多，所以并未引起怀疑。最终，客人们都被顺利转移到了解放区。
　　“我后来问过我四大爷，问他害怕吗？他说当时年轻，才20多岁，还不知道害怕。要是被发现，肯定就没命了。”金彭育笑着回忆。
　　1949年刚解放，金家就腾出了两幢小洋楼，让解放军住。当年4岁多的金彭育依稀记得，那些解放军们说话南腔北调，他还因此管他们叫“侉子”。
　　彼时的“五大道”，一些资本家和国民党将领丢下家业逃跑了，有的则把房子交给了政府，成了公产。“共产党接管后，住进来的大多是高级干部、区局领导，也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和商人。”金彭育说。
　　“接管后的领导班子组建得很仓促。”曾在“五大道”住过的卢宏向本刊记者透露，“文革”时，有红卫兵在他家里抄出了第一任天津市委书记和市长给卢宏父亲的委任状。红卫兵很惊讶，“你家怎么会有国民党的委任状？”卢宏指着镰刀锤头的党徽让他仔细看清楚，“委任状用的纸和书写格式都沿用了之前国民党的那一套，只是改了一下党徽。”
　　解放初期，金家主动要求把房子交公，全家人住进了马场道的一栋小洋楼里。
　　“交公那天，全家人特别高兴，晚上吃面条去庆祝。那时宣传的是，进入社会主义就都是公产了，有房子就是有包袱。”金彭育没有丝毫留恋，“交了房子，等于卸下了‘包袱’。”
　　到了1952年，金彭育上学时，已经和当时的绝大部分孩子一样，“长在红旗下”了。
　　“长在红旗下”的孩子们
　　一同“长在红旗下”的，还有大量进城干部的子女们。
　　1958年2月，天津划归河北省，大量河北省的官员涌入天津。按照当时的规定，行政13级(含13级)以上的官员方可入住“五大道”。
　　卢宏的父亲是原天津市公安局的干部。1955年，卢宏一家搬进了睦南道90号。“以前的门牌号是蓝色烤瓷的，烫着白字。刚分配住房时，有人拿着一堆钥匙去分房子，哪个门能打开，就先让人住进去，之后再登记。”
　　而今的门牌号码换成了仿旧的咖啡色，旁边的黑色牌匾上注明是谁的故居。这样的房子，散落在“五大道”上。
　　原天津市高级法院院长陈阜一家在1958年入住了睦南道43号。陈阜的儿子陈朝生对《望东方周刊》回忆说，“刚住进来时，家具都是现成的，是之前的住户撤退时留下的，上面编着号，小牌子上写着‘人民政府’的字样。每个月，要交房租和家具费。”
　　“五大道”的孩子们多在天津市实验小学上学，中学则集中在耀华中学和当时的女一中、男一中。
　　“上小学时，都是开个条子，说明父母在哪工作，拿着条子去报到。不一定非得住在‘五大道’上，只要父母级别够了，都可以上实验小学。”有当年进城干部的子女告诉本刊记者，学校里，老师教的都是普通话，学生说的也是普通话。有些人甚至到“文革”后期，才第一次听到天津话。
　　当年在实验小学上学的孩子们，很少会打听同学的家长是做什么的，但彼此都知道对方是高干子弟。这显然是一个不同于普通市民的圈子，他们有机会跟着他们的父辈去看电影，亦可以阔绰地拿出零花钱，到起士林买一根夹着菠萝的奶油冰棍。
　　陈朝生说自己一度想要淡化这种差距，“买了新衣服，我会先把它洗得发白了，才穿。”
　　学校也不允许家长们用车接送学生，这在当时显得合乎情理---“公家的车”怎么可能拿来办“私人的事”？
　　“家也被抄了，房子也压缩了”
　　“五大道”曾经富足而平静的生活方式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戛然而止。
　　“文革”时期，这里无疑成了炮轰的重点。作家冯骥才曾描述，“此间历史人物的卧虎藏龙，极其强烈地刺激着革命小将们的‘敌情’想象。革命小将每抄完一家，便在楼顶插一杆红旗，表示占领。随后的事，便是一家家‘扫地出门’”。
　　“文革”初期，卢宏、陈朝生等人成了学校里有名的“革命干将”。卢宏记得，最初的革命对象是“地富反坏右”的“黑五类”，“大部分同学都当了红卫兵，到后来，增加了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成‘黑九类’了，我们自己爹妈都给划进去了。正抄着别人，自己家也被抄了，房子也压缩了。”
　　卢宏的家的小洋楼，曾经住着两户人家。到了“文革”，变成了四家。
　　“来的人有军管会、工宣队的，也有普通老百姓。”一些当年的住户记得，有军代表来了没房子，就把原来住着的人赶到车库和地下室。
　　陈朝生说，由于当时很多家长进了“牛棚”，又被扣发了工资，孩子们只能把铜门把、门锁都卖了，甚至有人拿《资本论》换钱买粮食吃。
　　卢宏则回忆说，有一次，他卖门把手卖得1.8元钱，不知道往哪儿藏，刚好腿折了，打着石膏，就索性把钱藏到石膏里。每到吃饭的时候，就从石膏里把钱掏出来。“蒸窝头时，放上面放，蒸出来的窝头就会变得好大。其实只有一层皮，里面都是气。一遇冷，马上变小。当时也不怕烫，趁着大的时候使劲往嘴里塞，要的就是那个视觉感受。”
　　金彭育数不清自己家被抄过几次。他只记得，家里的古字画都在当时被烧光了。“他们让我爷爷自己烧，我爷爷拿着棍子扒拉着，烧了几天。烧完不久，他就去世了。他疼那些字画啊，那是他收集了一辈子的，光孤本就20多本。放到现在，一本都价值连城。”
　　由于父亲被扣上了“资本家”的帽子，杨丹华家5口人被挤在一间屋里，“现在想想，没被赶出去，已是幸事。”杨丹华的表情落寞而平静。
　　“五大道”的现在与未来
　　改革开放以后，“五大道”的新住户越来越多，老住户则渐渐减少了。陈朝生把睦南道上的洋楼换成了三个160多平米的单元房，卢宏家的房子租了出去，荒芜着无人打理。而今，从一些敞开着的门窗，尚能看到里面一家人几十年的生活，雕花的天花板上满是灰尘，黑白莫辨，散落在地上的衣服和生了锈的自行车看得出主人离去时的匆忙。
　　纯正的“天津话”进驻“五大道”了，一些企业、私人会馆也搬了进来。外地游客们将“五大道”列入了旅游目的地，民园大楼旁，盛装的马车静候着过往游客。孙氏旧宅门口，车夫紧握着马鞭，在烈日下打盹。
　　“五大道”也开始堵车了，喇叭声、施工声，打破了这里几十年的清净。临街的亭子里，有人拉着二胡，有人合唱《绿岛小夜曲》。
　　“作为历史风貌建筑资源，‘五大道’的保护是第一位的。”天津市保护风貌建筑办公室主任徐连和向《望东方周刊》介绍说，从1998年开始，天津成立了保护风貌建筑领导小组，1999年起，开始对五大道进行综合治理。“把23条道路都进行了治理，使环境得到了极大改善，2004年还获得了‘人居环境范例奖’。”
　　但也有不满的声音传出。冯骥才在文章中不无遗憾地指出，“居然将与建筑物和谐一体的围墙拆去，换上铁栏，里面一院子的桌椅什物绽露无遗，原有的那种静谧神秘之感荡然无存，显然改造者一定不知道五大道特有的文化特征与建筑美。”
　　小白楼旁边的音乐厅被推倒，2008年“重生”的音乐厅仍落在原址，但在老一辈的人看来，那是一座廉价的复制品，他们私底下会用“伪音乐厅”这样的称呼来表示自己的不满和不屑。
　　一些住惯了的人终究不愿意离开“五大道”。
　　“下海”挣了些钱后，刘春芬买下了“五大道”上的一处洋楼，她痴迷于童年时见到的铁艺栏杆、木质楼梯和考究的阳台。说到那时的旗袍和波浪头，刘春芬会兴奋地念叨个没完。


http://news.sina.com.cn/c/sd/2011-06-20/141322672645.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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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  名】瞭望东方周刊
【出版日期】2011
【期  号】第25期
【页  码】59
【影响因子】0.0111(2014)
【参考文献格式】.天津“五大道”沉浮[J].瞭望东方周刊,2011,(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