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1965年谈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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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1965年谈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
  该文摘自《前奏：》作者：马社香，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11月出版，定价28元，购书电话：010-62760856。
　　5月25日在井冈山宾馆，毛泽东的思路沿着当年的历史跳跃性前进。老人家若有所指地说：
　　路线对头，也会出现打败仗的时候，有时候是敌人太强大，有时候是我们的判断出现错误。不能简单的以一两次失败挫折来判断路线问题。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我们就会变得比较聪明起来，当年在井冈山，开始不会打仗，后来是十六字口诀越用越活。
　　战争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比较容易，王明说自己的路线正确，根据地是整片整片失去嘛！张国焘说自己路线正确，八万人过了两次草地，大队伍被打得七零八落。
　　和平时期检验路线正确不正确，要难得多。这个胜仗和败仗，不光看有哪些成绩和错误，还要看举什么旗帜。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张国焘的路线不对，在一定的时间内，比我们的势力还要大，但长久地看，就不行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可能会是这样。党内对这个问题，还没有充分认识。我们反复说，中国还存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危险性。苏联已经是修正主义当道了嘛。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王卓超回忆，那天毛主席反复强调这些，那个年代报纸上也比较注意宣传“反修防修”的问题。毛泽东还问他们，认真读过“第九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没有？这篇文章中有段讲“苏联特权阶层”的话是他改写的，对苏联修正主义有一个客观的认识。你们下山后，找一找，看一看，就了解中国为什么要反修防修了。主席说的这段文字在山上就找到了。毛泽东讲的是这么一段：
　　“经过这一系列的变动，苏联特权阶层控制苏联党政和其他重要部门。
　　“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利用他们支配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权力来谋取自己小集团的私利。
　　“这个特权阶层，侵吞苏联人民的劳动成果，占有远比苏联一般工人和农民高几十倍甚至上百倍的收入。他们不仅通过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以及花样繁多的个人附加津贴，得到高额收入，而且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营私舞弊，贪污受贿，化公为私。他们在生活上完全脱离了苏联劳动人民，过着寄生的腐烂的资产阶级生活。
　　“这个特权阶层，思想上已经完全蜕化，完全背离了布尔什维克党的革命传统，抛弃了苏联工人阶级的远大理想。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社会主义。他们自己背叛革命，还不准别人革命。他们唯一的考虑，是如何巩固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统治。”
　　文字很尖锐、很透彻。当时我们几个都感到苏联这样的事情离我们国家、离中国共产党很远，记得5月25日那天下午，汪东兴慷慨激昂地说，我们国家谁走资本主义道路，全党全国都不会答应。
　　毛泽东此时抽上第五根烟，缓缓地说，事情不是那么简单，人家资本主义制度发展了几百年，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得多，但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中国的人口多、民族多，封建社会历史长，地域发展不平衡，近代又被帝国主义弱肉强食，搞得民不聊生，实际四分五裂。我们这样的条件搞资本主义，只能是别人的附庸。帝国主义在能源、资金许多方面都有优势，美国对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既合作又排挤，怎么可能让落后的中国独立发展，后来居上？过去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今天走资本主义道路，我看还是走不通。要走，我们就要牺牲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这就违背了共产党的宗旨和井冈山的追求。国内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会激化，搞不好，还会被敌人所利用。四分五裂，危险得很。印度不是分裂了吗？
　　毛泽东说，我们要摸索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防止修正主义，要继承和发扬井冈山的一些好制度、好作风。
　　在座的几人频频点头。
　　毛泽东站起身来，活动了一下肩膀，又坐下。问：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是什么？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士兵委员会的名称并不是井冈山的首创，在北伐战争国民革命军中就存在，但那些部队仅仅从经济上保护士兵的利益。三湾改编推行的士兵委员会，与其他部队与以往的士兵委员会有根本区别，就是在部队基层以士兵委员会的方式实行了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
　　宋任穷、张令彬等老红军在井冈山回忆，工农革命军第一团士兵委员会在打遂川以前就成立了。它是由选举产生的。首先在党内酝酿（当时党员还是秘密的），然后在全体军人大会上选举产生。士兵委员会不设什么机关，也没有专职人员，只是遇事在一起开会研究。它的工作，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还是存在的，有的相当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作斗争。把伙食办好，按时结账分伙食尾子。营、团士兵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放在连里，这是基础。连党代表的职责，一个是党的工作，一个是抓士兵委员会。
　　那时，没有当过战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士兵委员会，更不能当士兵委员会主任。士兵委员会有很大的裁定权，很有权威。红军教导队队长吕赤是陈伯钧失手打死的。陈伯钧很年轻，20岁左右，是个黄埔生。他搞到一支坏了的小手枪，七弄八弄，把枪修好了。张令彬和吕赤等三个人从外面回来，陈伯钧高兴地跑出来汇报：“队长，队长，我把枪修好了。”“砰”的一声，枪走火把队长打死了。当时不少同志要求枪毙陈伯钧，毛泽东同志说，不要吧，是走火打死的，已经打死了一个，还要枪毙一个，那不是少了两个吗？士兵委员会一讨论，同意了，说是不枪毙，手板还是要打，结果打了50手板。这件事发生在1928年3月炎陵县中村。
　　1956年10月17日，罗荣桓在政治学院组织的座谈会上讲话，回忆了红军初创时期井冈山的历史。他说，当时旧军队的作风，随便打人骂人，随便处罚人，官兵对立，老兵欺负新兵等现象严重存在。军官们虽然受过大革命的洗礼，但他们管理军队的方法和作风仍然是旧的。在向这种军阀主义斗争中提出，要建立士兵委员会，打人骂人要经过士兵委员会来解决。民主就从这里开始了。战士在一定的会议上可以批评排长、连长，士兵的情绪很高。当然这样做也带来一些副作用，就是极端民主化。但只要讲清道理，克服这个问题也容易。发扬民主后，官兵关系真是密切，部队真是拖不垮打不烂的。有一次主席带着我们一个营，经过桂东，遭土匪伏击，把部队给搞散了。拂晓时，自动全部集合起来，检查一下，只少了一个担架兵。后来我们回井冈山时才知道，那个担架兵早回山了。
　　井冈山时政治民主、经济民主的推行，铸造了全军上下的主人翁精神，譬如谁违犯纪律，士兵委员会就提出加以纠正，对干部和士兵都一样。井冈山的路是比较狭窄的，有时营长骑的马在路上吃两旁稻子，战士就在背后提醒：“马又吃稻子了。”营长马上回拉紧缰绳。在井冈山，形成了群众管理，而不是行政管理。连长可以管战士，战士也可管连长。士兵委员会有个经济委员会，专门负责经济管理，杜绝了贪污。当时有句口头语，叫做“吃油饼”，意思是贪污了几个钱去买个油饼吃。有了经济民主，吃油饼的现象没有了。在那种特别艰难的情况下，这种优良的革命传统、民主作风，构筑了井冈山艰苦奋斗、官兵一致的精神品质和红色政权的政治基础。
　　1965年5月25日下午，在井冈山宾馆115房，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2001年9月2日孙亚衡口述）
　　那天，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说了那么长时间的话，毛泽东毫无倦意。老人家又拿起一支烟。汪东兴站了起来，小心翼翼地说：“主席，护士长特别交代，烟不能多抽。”毛泽东只好放下烟，喝了一口浓茶。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2001年7月28日王卓超口述）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5月25日下午，王卓超记得毛泽东的情绪激动后有几分忧虑。
　　那是王卓超一生亲聆毛泽东谈话，相互交谈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约两个多小时。
　　在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115房间大谈必须发扬井冈山革命精神的同一天，5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副题为“促进人民解放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的文章。其内容提要：“国务院对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做出决定，国务院决定中指出，这一决定是为了充分体现我军是伟大的党、伟大的毛泽东思想领导下的伟大军队的革命精神和光荣传统，做到三军一样，官兵一样。”
　　同时，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了刘少奇5月22日签发的“取消解放军军衔制度”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刊登了5月25日《解放军报》社论：《促进我军更加革命化的重大措施》，阐明取消军衔制度的深远意义，“更好地贯彻毛泽东主席的建军原则，进一步发扬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提到“军衔制度取消后，解放军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象征着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一律佩带全红领章，象征着我军非常无产阶级化、非常战斗化。取消军衔的决定反映了解放军广大干部和战士的愿望和要求，全体指战员表示热烈拥护。”
　　与毛泽东同年出生的宋庆龄，1965年5月25日同一天，在上海给老友王安娜写了一封信，开头是这么一段：“寄上一本溥仪的自传。待该书第二卷出版时，我会记着再给你寄去。书写得不坏，从心理观点来看，非常有趣。人是可以改造的，你没想到吧！”
　　人是可以改造的，世界是可以改造的，同一时刻的毛泽东也在思考这一点，他由点及面，想得更多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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