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炳南：我所看到的红卫兵（山东煤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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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看到的红卫兵

不可一世的红卫兵运动，像一颗贼星从中国历史上划过；他似乎比有史以来的任何一次群众造反织织都短命。它1966年7月面世，经毛主席回信和大批接见之后，曾经红极一时；在神州大地上满眼是红卫兵袖章。可是只过了一年时间，它就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不但非议遍及国中，而且成了中央文革领导人的一块烫手山药；红卫兵开始被人讨厌，戴红卫兵袖章的人就越来越少了。很快，它就走进了历史。
有关在中国大地上，何以突然出现了“红卫兵”这一千古奇观的缘由始末方面的书籍资料早已汗牛充栋，无需我来赘述。我有幸经历了那个令人无法忘记的时代，亲眼目睹了那些“天兵天将”们的奇形怪状，只说说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在文革之初，我第一次听说北京市有了“红卫兵”，认为那不过是一些中学生们的幼稚行为。说他们是专门保卫毛主席的，我觉得类似童话，那别的人谁反对毛主席呢？再说毛主席需要这些小娃娃们保卫吗？
我很快就看到了，有关66年8月1日，毛主席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的传单。后来又看到在天安门城楼上毛主席自己也戴上了“红卫兵”的袖章，被拥戴为“红卫兵”的“红司令”。这就更加难以理解了，毛主席还需要自己领着这么些乳臭未干的小孩子，保卫自己吗？
紧接着，毛主席在北京天安门一连八次接见红卫兵，就连浴血奋战几十年，打出了一个新中国的解放军也没有得到这份荣耀，这是为什么？我惘然了，不过这都是内心的一闪念。我从没有怀疑过毛主席，再说，就是有点想不通，在那时谁敢说出来，说出来就是“反革命”，我可没有这个“知无不言”的勇气；反正毛主席说的话办的事是永远不会有错的，一时想不通的慢慢去想去。
那个年头，只要是毛主席支持的新生事物，大家就群起仿效。在济南市，很短时间内，大中学校学生的胳膊上，就很少有不戴红卫兵袖章的了。开始还有些成年人参加，包括教育厅的处长们，后来他们才知道了，这只是青年学生的专利。不过小学生接着跟了上来，摘掉了红领巾戴上了“红小兵”的袖章，还大批修正主义的少先队。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这更加壮大了红卫兵的声势。
这时的神州大地，到处走动着戴红袖章的队伍，义气风发，斗志昂扬，好不威风。他们要跟着毛主席，在国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在国际，打倒帝修反解放全人类。后来北京市红卫兵还分“天派”，是北京航空学院为首的；“地派”，是北京地质学院为首的。蒯大富、谭厚兰、王大宾、韩爱晶等“五大领袖”，是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央文革的得力干将。他们成立的什么司令部，还向全国派出“联络站”，指导各地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展，可谓名噪天下权倾一时。他们自诩为“天兵天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们、我们……”
红卫兵的造反完全是为国为民大义凛然，是为了防止中国复辟资本主义、变成修正主义。有时我的头脑中也闪过这样的念头：要说防止变修还有些说头；解放前的中国社会公认是“半封建半殖民地”，解放后成了新民主主义，现在正建设社会主义，中国没有经历过资本主义社会，何来复辟可言呢？可是接着我就自己骂自己，你个小中专生懂什么，不知天高地厚，他们的说法肯定有来头。
我开始看到山东煤矿学院的学生戴上那红袖章，是在1966年的8月下旬，具体日子记不准了。可我看到的是，“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两个番号：听说前者是8月28日在北京的天安门广场宣誓成立的；至于后者是什么时候在哪里成立的不得而知，当然，打的旗号都是“保卫毛主席”。
听说他们在外边“串联”时，都是自称“造反派”，支持“造反派”；在学校里边，他们可是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有人说他们中的一派是保刘子光的，一派是保工作组的，我看不是。在工作组没进院前，山东煤矿学院并没有形成反刘子光的一派；工作组进院，省委表态后，更没有形成保刘子光的一派，两派在批刘子光时是一样的卖力，因为他是省委批了的“三反分子”。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人还有保“三反分子”的吗？根本的问题是工作组进院后得势的一派，不容别人否定他们的“胜利成果”，另一派则要争自己的革命名分，说到底，都是为了保自己。
开始我就意识到，在山东煤矿学院“主义兵”是斗不过“思想兵”的。因为后者更具“造反派”的“特质”，用他们自己的话说，就是更有”造反精神”；别管是文攻还是武斗，比起以党员干部为主体的另一派来，他们是更胜一筹的。果然，经过大字报论辩论、抢广播站、砸办公室、拳脚相加、大打出手，最后到绝食，“主义兵”终于败下阵来。除了少数人坚持自己的观点，在高压下低声下气当了“逍遥派”之外，多数的“主义兵”都被“招安”了。
可是，主要头目大都是采煤系学生的“思想兵”，在矿院一统天下后并没有过多长时间的好日子。不久，又从它里边杀出来了一伙“反到底战斗队”，这一支人马的主要头头是机电系的，说他们自己是“最最革命”的真正的“造反派”，是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为了和别的“造反派”相区别，他们的旗号是“反到底”。于是内战又起，那内部的“路线斗争”也是残酷无情的。有一天夜里，我亲耳听见，那“反到底”的头头被打得鬼哭狼嚎。
我记得，“红卫兵”成立的一开始，是“红五类”（具体指出身在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家庭中的人）的天下，排斥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当时在北京，有个有名的“谭立夫讲话”，说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还有个叫什么“鬼见愁”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家庭出身不好的学生被称之为“黑五类”（具体指出身在地、富、反、坏、右家庭中的人）。把“黑五类”的学生骂成“狗崽子”、“混蛋”……有一段时间，不认识的学生见面先问什么出身。后来，有的地富出身的学生贴出大字报说：“我是混蛋我也要挺起腰杆子干下去！”中央也提出反对“唯成分论”（后来还给了这些人一个史无前例的名号：“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禁忌才渐渐消除。不过我看到，在“文化大革命”几年的造反时期，出身不好的学生总是畏首畏尾，不像“红五类”的无所顾忌。例外也是有的，听说有一个学生叫遇罗克，因为他明确地、公开系统地反对和批评唯成分论，最终还被判了死刑。
红卫兵这个新生事物，自打横空出世就是把“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为己任的。他们说，“中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只有他们出来挽救中国。我听学校的一个红卫兵头头神气十足地说过，他们是天兵天将，只听毛主席的，谁的反也敢造，再大的衙门也敢闯，再大的官都不怕，因为毛主席给他们撑腰，而且他们永远是正确的。
这些话我不能不信。我看到毛主席的大字报，《人民日报》评论员的文章，“两报一刊”的《社论》一篇接一篇，矛头所向是很明白的。我还从一些传抄的大字报和传单里看到，毛主席多次对一些大干部说，文化大革命开始发动很困难，让红卫兵们一哄，运动就起来了。林副统帅也说过“群众运动天然合理”。江青更是一口一个“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说得那样的亲切甜蜜，委婉动人；她还说过，学生可以成立管委会管理学校。江青是什么人？是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夫人，被人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毛主席又亲自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了1100多万革命大军，主要是红卫兵。这一切，不能不使这些乳臭未干的大小孩子们，自我膨胀得忘乎所以。
当时的红卫兵，可以说个个英姿飒爽，标准的扮相是一身黄军装，军帽上别一枚毛主席的像章，那皮带有时扎在腰上，有时拿在手里，随时准备战斗，全身都放射着耀眼的革命光彩。
他们的革命事迹到处流传。我曾在学校的大字报栏上看到，北京市某中学，有一个红卫兵小头目叫方立功。他们乘船到烟台去串联，路上先斗了船长和政委；到烟台又攻打了地委，揪斗了地委书记，大闹了华侨新村；还在许多机关胡作非为搞得他们无法工作。在北京他自封为“团中央红卫兵司令”，扬言要当团中央书记。他领了一伙人到处打、砸、抢、抄、抓，还在几天内花费两千多元装备他的“办公室”。他们抢了梅兰芳和马连良家的汽车，带了人出去耍威风……天下是他们的了。
开始我对这些事半信半疑，认为即使有，这样的混世魔王，在红卫兵中只是极个别的。后来看到在我们学校里发生的事情之后我才明白，红卫兵自从出现那一天起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除了毛主席，后来又加上了一个林副主席，还有亲爱的江青同志和“中央文革”之外，他们蔑视一切权威，不受任何制度、纪律、法律的约束。为所欲为我行我素，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简直是霸道至极。
他们要和旧的一切彻底决裂。历史上所有的圣人先哲、贤君明主、忠臣良将、英雄义士、正人君子，统统都要否定；要拆庙挖坟、毁像焚尸。凡是国民党没有一个好人，除了孙中山；凡是被捕过的人，都是叛徒，都该死。今天的大小干部、先进模范、学者、权威，肯定都有问题，要统统揪出来示众，批倒斗臭。宗教都要取消，更不要说地、富、反、坏、右。
像我这样的人就更怕他们了，白天见了他们要低着头靠边走，好像我当年见了日本鬼子，生怕他们找麻烦。因为打人骂人，都是他们的“革命行动”。有时夜里他们集体出动去“执行任务”时，那杂乱的脚步声，那杀气腾腾的“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口号声，使人心惊肉跳，又像是来了国民党的队伍。红卫兵小将们制造的那种浓重得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日日夜夜地笼罩着学校，笼罩在我们的心头。
能指挥红卫兵的只有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而他们又垄断了对“最高指示”的解释权。再说“最高指示”内容广泛深奥，总能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他们做事，总是具有绝对权威不容置疑，一行一动都是最最革命的。抄你的家，是为了“破四旧”(四旧是指旧思想、旧道德、旧文化、旧观念）；打、砸、抢，是因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夺了学校各级领导干部的权，是落实“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夺枪武斗，是因为中央文革的江青说了，要“文攻武卫”；要揪斗你，因为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牛鬼蛇神”；要“结合”你，是体现“革命干部是宝贵的财富”……不管怎么做，都是根据毛主席的最高指示；不管怎么做，都是绝对正确的。
当时在我的思想深处有了这样的印象：这不是在煽动青年人发横整好人吗？这样下去，必定会造就一批政治流氓和横行霸道的人。
不只在山东煤矿学院，在偌大的中国，由青年人和孩子们组成的红卫兵，一度成了社会的唯一主宰。在济南市，他们占领了市委市府的大楼、省委省府的大院，住进了南郊宾馆那带水冲屁股马桶卫生间的高级套房……
他们似乎以为自己是法力无边、战无不胜的了，像当年的义和团。从大字报上看到，有的地方还组织了“国际红卫兵”，要打出国门去，去造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反。先在国内冲了帝、修、反的大使馆，烧了英国的代办处。真可惜当时为什么不准他们出境，要不现在哪有这么多的麻烦。当时我还在大字报上看到，说是日本一些青年人要学习中国红卫兵的做法，在他们国家造反。
历史证明了，红卫兵在中国的造反，使中国人民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劫难。其严重的后果至今仍历历在目，无可挽回。可是在文革初期，对红卫兵的“造反”、“破四旧”，是大加赞扬的，据说是立下了伟大的历史功勋。
在我1967年1月14日的日记中，夹着一张名为《红卫兵的辉煌战果》的统计表。上边注明那是在中共中央的一次会议上公布的，截止到1966年10月3日，红卫兵的主要战果。内容有（原文录下）：
一、 对敌人专政：
1、 挖出暗藏敌人地、富、反、坏、右分子16623名，
2、 破获现行反革命案件1788起，
3、 破获其他刑事案件3368起，
4、 发现了大量反革命案件的线索。
二、 缴获枪枝、弹药和反革命器具：
1、 六零炮85门，
2、 机关枪22挺，
3、 长短枪13700支，
4、 土枪13800支，
5、 子弹1364000发，
6、 炸药210000斤，
7、 雷管389000支，
8、 炮弹、手榴弹26700颗，
9、 战刀、匕首230800把，
10、 毒药600斤，
11、 反动旗、蒋匪旗13900面，
12、 变天账、房地契1110000本，
13、 反动黄色书籍5245000册，
14、 大烟土30400斤。
三、 没收财产：
1、 黄金1198000两，
2、 白银306000两，
3、 银元9787000元，
4、 美金3330000元，
5、 英镑及其他外币3739000元，
6、 现金存款（接下两字不清）等18200000000元，
7、 金银器1719000件，
8、 绸缎布面955000尺，
9、 古物1000000件，（价值超过上述总价值的几倍到几十倍。）
陕西省的三原有一个地方，搜出冲锋枪14支。有一掏粪工人在厕所里掏出黄金上百两。
四、城市赶走的牛鬼蛇神：
1、 地、富、反、坏、右分141700名，
2、 资本家和房屋业主11100名，
3、 其他牛鬼蛇神62300名，
4、 上述人员的家属182300名，
以上共计397400名。
这份战果没有说明统计的范围，就算是全国的，也是战功卓著。所以下边用大大的字写着“红卫兵万岁！”是名正言顺的，有了这样的丰功伟绩还能不万岁吗？
可是，在更多的情况下，红卫兵“破四旧”主要用两种手段，铁锤砸、放火烧，有时砸了还要再烧，以显示其革命的彻底。
那时，老字号的匾额、古建筑的装饰、古代的石碑雕塑、古书、古字画、古器物，只要他们认为是“四旧”都在劫难逃；斧锤声声，烈焰熊熊，残痕遍及全国，只要看看洛阳的龙门石窟便可知一般。
1966年的秋天，有一阵子济南市的大小街道上可谓四处点火、八方冒烟。那古书、字画、老式服装甚至于传统戏装、过年舞的龙灯都在那里烧，把马路都烧得流油。济南市的名胜古迹千佛山，佛头好砸的都砸掉了，和尚的袈裟也给烧了，后来在佛堂里搞了泥塑“收租院”；北极庙的文物受到严重破坏；外宾接待处也被红卫兵捣毁。
1972年的元旦，我陪一位客人爬泰山，看到山顶的建筑物破败不堪；“斗姆宫”里只有破门烂窗；泰山脚下“王母池”里有名的八仙塑像更是荡然无存；在岱庙“天贶殿”的宋代壁画上，用什么硬物划上了“砸烂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斗母宫看门的老人告诉我们，1966秋天，泰安水校的几个红卫兵，只用了一天时间，从山上砸到山下，“斗母宫”里的塑像都被　砸烂扔到了河里，有个紫檀木雕的观音像，砸不动就点火烧了。
晚些时间我到曲阜，在孔庙里看到了众多被拉倒砸断了的石碑；在孔林里看到被挖开的孔子墓和被砸毁的墓碑，到处一片狼藉。那是北京市红卫兵的五大首领之一的谭厚兰领着干的。当时她们还把孔庙里孔子塑像的头砍下来，用汽车拉了游街示众，把孔子后裔的尸体从坟墓中挖出来，挂在树上，如不是亲眼所见，我实在不敢相信会有这样的事。我听当地人告诉我，他们先后砸坏汉、唐、宋、元、明、清的石碑177块，古代塑像17尊；烧毁古代典籍2023册、文献资料8马车、元明清以来画像58架、以及大批古代木刻木制文物；抢走机密档案33卷。
在捣毁“三孔”（孔庙、孔府、孔林）的时候还去捣毁了曲阜的“周公庙”。并且丧心病狂地叫嚣：“周公们今天还在大摆威风，作威作福”，“把周公拉出来示众”，“不管他的职位多高、资格多老、声望多大，都要罢他的官、夺他的权、撤他的职”……
他们的打、砸、抢、烧一直搞到西藏，我亲眼看到，藏族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地方，西藏拉萨的大昭寺、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里的佛像和灵塔都曾被毁坏。
红卫兵“破四旧”无孔不入，公共场所首当其冲。大户人家、大干部的家里要抄，就连我一个小萝卜头，也被抄去了一些古典小说、诗词，还有家里老人送给孩子的银手镯、老虎头鞋什么的。我的楼上有个老干部爱收藏，他曾给我看过他保存的一些老式的钟表、像机，起义的重庆号巡洋舰舰长送给他的英国爵士烟斗什么的，他都视若珍宝。我亲眼看见，红卫兵抄家时从他家抬出来一大木箱。不少人见了红卫兵就心惊胆战。那一场“破四旧”在全国毁掉了多少文物古迹和珍贵的艺术品，比一场大战乱要严重得多。红卫兵运动对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结晶的破坏，可以说是空前的。在这方面，哪个军阀的“功绩”也是无法比拟的。
破了“四旧”之后他们还要在中国搞“红海洋”，就是要把所有的街道的墙壁涂成红颜色。有些地方开始行动了，由于中央及时坚决制止才没搞起来。如果这一创举得以实现，那城里的汽车就不知往哪开了。
红卫兵的“破四旧”来得迅雷不及掩耳，又是那样的完全彻底，及等矿院的老师跟上形势，走上街头的时候，拔剑四顾两茫茫，已经找不到革命的对象了。最后他们看到济南火车站那钟楼的园顶子，说它像个德国兵的钢盔，要求车站拆除。
这可是个重大的政治事件，德国人修这火车站可是几十年了，一直派了个德国鬼子兵站在我们的头顶上，要不是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把群众发动了起来，怎么能发现这隐藏了这么多年的敌人。早已是惊弓之鸟的车站的领导立刻接见，承认自己阶级斗争觉悟低的错误，表示马上向上级反映，尽快拆除。
红卫兵们说，他们是世界上最最革命，最最大公无私无私的，就连“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公共财物”这样的口号都要批判，说是这还是有“私”字。可是抄家抄出的许多好东西后来都没有了下落。我家没有什么好东西，只是抄去的东西后来找到的只有一双小孩子的老虎头鞋，那孩子的银手镯没了影。有人告诉我，他在附近第四人民医院的一个小护士手中，看到过盖着我的章子的书。出去串联的红卫兵，有的打电报回来勒令要给他们寄多少钱，否则“小心狗头”。在家干革命的红卫兵，要我们劳改队给他们劈烤火的木柴。我很纳闷，学校里的大小走资派过去可从来没有这样过。
揪“走资派”、“牛鬼蛇神”，是他们的拿手好戏。打人算什么？中央说要文斗，不要武斗。他们说“只要还留一口气就不算武斗”。中央下了通知，说任何单位都不许私设拘留所，私设公堂，私自抓人拷打。他们说那是指的对革命群众，不包括走资派，对走资派多大的官他们也敢下手，躲到哪里也能找到。国家主席刘少奇，开国元帅彭德怀、贺龙和一大批功勋卓著的共和国缔造者，都被他们迫害致死。当时的煤炭部长张霖芝就是死在北京矿院的红卫兵手里，说他是彭真的死党。在他们的淫威下，什么“口供”也能得到。北京红卫兵的头面人物谢静宜，曾经笑话一个战犯“要她们照顾国际影响”。
红卫兵们到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有些手段不比国民党的特务差。他们消灭“敌人”的战果是很辉煌的，光照千秋是肯定无疑的。至于被迫害致残、致病的干部、知识分子、劳模等先进人物更是数以千百万计，不过那可都是一些“黑帮分子”。山东矿院算不了什么，只有三四百教职工。所谓的“走资派”、“牛鬼蛇神”也都是些小不点，可在红卫兵手里死的人也有三个，两个老干部、一个老职工。
山东矿院成为红卫兵的巩固占领区之后，他们又到煤矿、到周围单位，去“支左”当救世主，支一派打一派，揪走资派。进驻都是来硬的，不同意就调集人马冲打进去。不把单位搞乱是誓不罢休的。我知道好多煤矿，包括山东省地方煤炭局，都是矿院的红卫兵去点的火。
那时有个奇怪的逻辑，一个单位没乱就是群众没有发动起来，必需要乱而且越乱越好，因为那会“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他们这是跟北京的红卫兵学的。北京的红卫兵司令部，在全国各地都有“联络处”，“帮助指导”下边的运动。
接下来的全国大串联，更是到处冲冲打打横行霸道，可以说是闹得举国上下鸡犬不宁。大小单位的领导一听说红卫兵来了个个胆战心惊。而他们则是自鸣得意越来越目空一切，后来连毛主席的话也阳奉阴违、歪曲篡改，成了一群不受任何约束的狂徒，在他们眼里到处都是阶级敌人。
我从他们自己贴出的大字报上看到，北京有伙红卫兵，组织严密，等级森严，袖章都分好多种，有布料的、丝绸的、呢绒的、针织品的，大小规格不一样。自己还颁发了“持刀证”。他们公开拿了凶器到处作恶，把杀人都不当一回事了，甚至还活埋人。引起了极大的民愤。把利用红卫兵为自己打先锋的江青，都气得火冒三丈；我从一张传单上看到，1966年12月18日，在人民大会堂，她对北京市一、二、三司的红卫兵代表说了，“杀人多的红卫兵也可以枪毙”的狠话。
红卫兵们不仅“对敌斗争”已经走火入魔，内斗起来也是机关算尽，不择手段。1978年初，我和一位精明的年青人在一起搞了十几天的调查工作，人们说那个年青人曾给北京四大红卫兵领袖之一的蒯大富当过宣传部长。他对我泄露过一些天机，他说：“那时谁都争自己是真正的造反派。”“当时的宣传工作宗旨就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是无诚实可言的。历史是胜利者写的，只要取得胜利，一切都是对的。所以当时我们的口号就是‘一切为了胜利’。”“为了胜利，可以捏造事实，也可以否定事实。造谣是宣传工作的主要内容，谣言千遍就成了事实，反正需要说什么就说什么是了。”“为了胜利，还必需引导对方犯错误，他没有错误还可以给他编造一个错误硬加到他头上去，那效果是惊人的。”他还举了个例子来说明。他说有一个红卫兵组织的一个核心成员是个女的，她在外边泄了密。大家知道后很生气，骂了她之后又打她，不想失手把她打死了。这下可麻烦了，真象传出去不但组织要垮台，人还要被处理。头头们灵机一动想了一招。夜里偷偷地把尸体抬到了对方组织的一个房间里，还造了一个假现场。第二天大造舆论说这人失踪了。接着又说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被对方组织打死了。他们又组织自己的人把尸体“抢回来”，还抬了尸体到处游行，要求公安机关严惩凶手，搞得满城风雨人人皆知。这样以来，不但自己组织的群众相信自己的人被人打死而同仇敌忾，对方组织的群众也相信自己组织里有人打死　了人而纷纷退出。结果是对方的组织垮了，领导人还被逮捕。要不是后来的“一打三反”，这个冤案可就石沉大海了。我听了之后毛骨悚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中这样的事该有多少？
“左”的思想发展到极端，造就了这样历史罕见的怪物。那倡导和怂恿者也难以驾驭了。
红卫兵运动一度被捧到了天上，当1967年1月1日北京市数十万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大会的时候，都认为他们是文化大革命的主力；不久，北京的红卫兵先后成立了“大专院校红卫兵代表大会”、“中等学校红卫兵代表大会”，都说红卫兵下一步会代替共青团。可是物极必反，轰轰烈烈不过半年，在上边看到红卫兵已经很难驾驭的时候，就要加以治理了。先是毛主席提出红卫兵要整风，学校派了军训团；后来发展到工宣队、军宣队，要给野马上笼头，可是他们不买账。矿院的红卫兵就骂军训团是“军粪团”，要轰走他们。后来，中央又下令停止串联，让他们在校“复课闹革命”。
到底胳膊拧不过大腿，渐渐地戴红卫兵袖章的人越来越少了，以红卫兵的名义出面的事也不多了。“文化大革命”借助红卫兵运动而兴起，可是当文化大革命还在深入发展的时候，红卫兵运动却早早地偃旗息鼓被冷漠排斥了。风云一时、不可一世的北京红卫兵的首领们一个个落马被擒，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下边的一些红卫兵头头也有不少的倒了运，后来还有坐了牢的。他们发牢骚了：“一年香，二年臭，三年就挨揍。”他们说的不错，他们只香了不到一年，到67年春天就开始有味了。
不过，有些红卫兵当时就对上边做的一些事开始厌恶，正在批判刘少奇的高潮中，学校里有一个红卫兵的小头头私下对我说：“我现在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了，给刘少奇翻案我也不管了，学点业务是正经事，要不将来到了社会上凭什么吃饭？”老实说，我当时听了他这一番言论是很吃了一惊的，怎么？毛主席的红卫兵，响当当、硬梆梆的造反派也说这个？怎么能怀疑文化大革命呢。
“红卫兵”这种组织形式，早已成了历史。那些极端行为是“左”的思想发展到极致的必然。可是作为他们的思想方法、行为习惯肯定还会作为一种“社会基因”或“社会流毒”遗传下去，会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起作用。当然，对于参加过红卫兵的个人，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总体而言，红卫兵运动是中国历史上的怪胎，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也将留下深远的社会影响。
“红卫兵”在中国的历史词典里是决比不上“义和团”的。我不知当时的红卫兵们今天有何感想，如果有的红卫兵还在留恋当日的辉煌，别管是哪一派的，我看这个人是不可救药的。如果他是个头头，则仍然是社会上的危险分子，不可不防。
在红卫兵消失三十年之后，我就在某大学亲眼看到，一个当年的红卫兵当了党委书记之后，其“红卫兵”的造反精神依然旺盛，居然以秦始皇统一六国为榜样，“不怕做坏事，只要成大业”。顶着省委、省府的三令五申，拒绝教职工的一切不同意见，独断专行自行其是，花了上十亿的贷款，搞了一番天怒人怨的“大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无可挽回的后果。他自己退休后可也再不敢见群众的面了。他可是把“红卫兵”的事业贯彻始终了。
你仔细观察一下今日的社会。当年的红卫兵今天走上了领导岗位，当他手握大权的时候，有的人还在按当日红卫兵的一套思路办事，从而给社会造成严重后果的事所在多有。
伟哉红卫兵！
这是后话了。书归正传，还是让我们回到1967年春天的山东煤矿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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