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附中 一拨乱反正 勇打高考翻身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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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随着文革浩劫的终结，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1977年底，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邓小平同志的领导和改革开放的方针大计，这是中华民族的生存兴衰所系，也是人大附中的生存兴衰所系。
从1978年到1983年五年间，是人大附中经历文革动乱后恢复元气、拨乱反正的时期。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复校后，学校恢复了与人大的隶属关系，校名由“北京172中学”重新改为“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校确立了新领导班子。文革期间从附中调到外校的副校长董放回到学校担任常务副校长，关玮仍为党总支书记。邸文彧同志因在文革中遭受毒打，身心受到极大摧残已无法正常工作，只担任名义校长。这个时期是人大附中历史上副校长最多的时期，第一副校长董放主持全面工作，副校长姜在敏负责教学，并主抓高中工作，原教务副主任胡俊泽主抓初中工作；副校长贺平负责教务、教学；副校长马之群、刘庆振先后负责后勤总务；副校长刘孔昭负责学生工作，领导机构重新恢复文革前旧制，学校各项管理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学校遵照中央精神，落实党的政策，特别是纠正了五七年“反右”斗争中的冤假错案，使一些受迫害的老教师重新归队。
这个时期，也进入了人大附中校园和教舍基本建设的第二个扩展期。从建校初到七十年代末，经过三十年的运转，大部分校舍已残旧不堪，西教学楼和学生大饭厅已换过屋顶。唐山大地震后，校内所有建筑主体均有不同程度的裂缝，只进行了小修小补，教职工宿舍全是平房和“筒子楼”，靠近家属区的地方到处是后来成了缓解教职工住宅困难的抗震房。教学楼陈旧，尤其是实验设备不足，两千余名学生仅有几间实验室，校园里到处是当年“深挖洞”的遗迹，大小操场千疮百孔，足球场上积土成山，五、六十年代堪称一流的堂堂学府，此时已显出斑驳的伤痕和龙钟老态，校园极待整修。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学校进行的第一件工程，就是投资160万元对五栋老建筑进行抗震维修加固，施工面积170562米，1980年经教育部批准，投资127万元，为教职工盖起了校内第一栋职工住宅楼，总面积60272米，共计102套住房，1982年暑假，学校90多名教工（给人大12套）喜迁新居。同年，校内所有抗震房被拆除。1983年，投资10万元，又将70年代荒废多年的田径运动场进行修复，建成了一个有400米跑道和足球场的正规运动场，整个校园经过整修透出勃勃生机。
当然，这个时期学校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教学工作。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后，针对文革中普教遭到严重破坏的状况，提出了办重点中学的构想。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同志发表关于科学教育工作的讲话，指出大学“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从高中毕业生中直接招考学生，不要再搞群众推荐。”1977年冬季，国家即恢复高考制度，这在师生中引起强烈反响，使那些毕业后只能插队落户的高中学生和家长们看到了希望，他们万分珍惜这久盼迟来的时机，自觉发奋苦读，学习气氛空前高涨。学校抓住时机，狠抓应届高中班教学。人大附中自工农速成中学时期，就逐渐形成了重视教学的传统，早在文革以前，教师们就经常备课至深夜1、2点。1971年市区指定学校试办高中班后，尽管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干扰，尤其是73、74年，张铁生交白卷、黄帅事件反师道尊严后，刚刚有些恢复元气的教育界又开始了骚乱，但因为人大附中教师大部分对那些极左的形式主义的政治活动不感兴趣，有机会则研讨教学，所以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学校基本没有开展起来，为此在当时甚至受到上级批评。高考恢复，让这些教师看到了施展才华，检验自己能力的机会，当时高中各科任课教师都全力投入教学之中，早晚围着学生转，家访、课余补课、到学生宿舍辅导……应该说那时候，学校和教师还相当缺乏对高考的研究（国家已十一年未进行高考），他们只是凭借自己的热情、经验和专业实力，进行教学和辅导。同时，身为教师，他们还懂得利用学生们空前的应试热情充分调动和挖掘他们的潜能。师生齐努力，人大附中在77、78最初两年的高考中，仅1978年就有120多人考入北大、清华，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因为在文革以前，人大附中无论高考升学率，还是初中录取分数线，都是在四中、师大女附中、101中和清华附中等名校之后，属于二流学校的。
这个时期，学校为了帮助学生提高高考成绩，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1、加强教学管理，注重教学质量。强调能力教学，提高学生自己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提倡举一反三，不死背课书。
   2、鼓励教师积极参加社会上的教研进修活动，加强与同行的交流，获取信息，提高自己的应试能力。
   3、各教研组对教学难点进行集体研究，大力提倡通过公开课解决难点、重点，探讨、评议教学方法和形式，以老带青，以强促弱，互帮互学，共同提高。
   4、重视和利用模拟考试，及时发现问题、漏洞，对学生整体情况摸底排队，分类指导。
   5、成立高考补习班，对学习成绩较差学生任课教师逐一分析原因，通过补课大量作题提高成绩。
   6、临考前允许尖子生不跟班上课，鼓励学生根据个人情况查漏补缺，自主学习。
   以82届学生为例，教务处要求四个高三毕业班的任课教师对本班学生毕业情况逐一进行预测，分析成绩原因。在学校教务处的教学档案里，至今保留着副校长姜在敏当时对全年级成绩较差学生进行的分析归类：
△用功、勤奋、学习方法有问题，知识学得死；
△基础差，降分录取的学生；
△不用功，学习态度不踏实，学习情绪不稳定；
   这样一些措施和分析，今天看来也许并无特别高明之处，甚至有些办法已过时或不妥，但在那个刚刚结束动乱的特殊时期，对于刚刚恢复的高考应试，尤其对于提高学生高考成绩，这些措施确实是行之有效的。当时几年间，人大附中在高考中高分段考生人数一直居于全市领先，直至后来四中生源一刀切，才发生变化。
恢复高考之后不久（1979），北京市教育局确定了首批要办好的十四所市属重点中学，人大附中即榜上有名（当时北京172中学）。据说，1979年，一名年满28岁的老校友要参加当年高考，已做了11年的“工农兵”的他回到母校请老师帮忙，老师们给他制定了复习巩固基础知识，争取单科成绩突出，提高总分的策略，而教过他初中地理的董千涛老师又具体指导他在地理考试中发挥自己的优势，用漂亮的散文笔法来答大题，必然使那些只能背条条的应届高中生的答题相形见绌，以此博得阅卷老师的好感从而获得高分。该生以此法应战，地理得了93分的高分（满分100分），把不及格的数学成绩拉了上来，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这个小插曲可以看做是人大附中的老师最初的对应试策略的研究吧。一位首届通过考试进入人大附中高中的80届学生这样回忆自己的高中生活和对老师的印象：“学校为了保证我们能考上大学，给我们配备的老师都是学校里最好的老师。”教数学的侯文辉老师，“总是早早地来到教室，右手抱一大摞作业本，左手拎一个写满公式的小黑板，非常神气地往讲台上一站。……他的课总是使人非常紧张，节奏快，并且不按当时的教材讲，下了课要留许多自学作业，课余时间搞数学竞赛，还经常留下学习差一些的同学补课。”当学生们临近大考，心理紧张发毛的时候，侯老师安慰他们“不要慌，有我呢，我给你们编了三本讲义”，并且亲自刻蜡板，联系印刷；当学生学习不专心，上课开小差时，老师会神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你们是幸运儿，文革后第一届通过考试上了重点高中，自己应该学会珍惜时机，咱们国家多么缺少大学生啊！这十年是一个可怕的空白！”当学生们为期末的数学考试得了全区第一而兴奋得意时，老师又告诫他们“这算什么呀！考题太容易了，没得100分的同学要好好想一想，为什么要丢掉那几分。科学是严谨的，从小就要养成仔细、认真的习惯。”这个班的学生，1980年7月，全部通过高考且绝大部分被重点院校录取，而他们尊敬、爱戴的侯文辉老师却因积劳成疾，在半年前被确诊为肺癌晚期，于高考前二个多月不幸去世，年仅51岁。人大附中现任校长刘彭芝，那时还只是个普通数学教师，在她80年接手一个全年级分数最低的班级时，认真帮助学生分析原因，鼓励他们“多出力，多流汗，拼命干，把拉下的功课补回来”，而她自己，除正常按计划讲新课，还每周定时用下午自习给学生补初中数学，利用周六课余时间给成绩较差学生开小班上课，一讲就是几个小时。天气炎热，口干舌燥，就在水房喝点自来水接着讲，感动得学生家长亲自送来白开水。到82年高考，这个低分班的数学及格率在全区名列第三。而80年，在高考化学密封卷中，曾有一个考场的全部试卷均为满分，引起评卷人注意，最后启封时发现，这个考场全部是由郭长陆老师教的人大附中的学生。
正因为人大附中有这样一批经验丰富素质超群的老师，有他们在认真琢磨研究应试技巧，有他们在精心准备和设计每一堂课的内容，有他们在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地为学生奉献，才会有当年高考时漂亮的翻身仗，才会有如今人大附中的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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