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迹天涯 二上、二下：回应夏晓虹的景山学校教改实验琐忆

yangharrylg

转贴者曰：该文作者是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的学生


二上、二下

什么“二上、二下”的，简直是一头雾水！看官莫急，且容我细细道来。
我近日翻看旧报纸，发现2009年7月15日《文汇报》“笔会”专栏刊登了一篇文章《这是我一生的福分——“文革”前北京景山学校教改实验琐忆》，作者是夏晓虹。
我曾看过这位夏晓虹女士编的书，她是北大的教授，先生陈平原也是大名鼎鼎的学者，按照她文章中的说法，估计我们的年龄相仿，或者比我低一年？
千万别误会，人家是鸿儒，我是白丁，不可同日而语，这点儿自知之明咱还有，绝不敢心生攀附之念，也攀附不上。但作者讲述其少年时代在北京景山学校的读书经历，以及对景山学校当年教改实验的夸赞，却勾起了我儿时的记忆。
和夏女士文章所说的一样，1960年我们学校也同样进行了所谓的 “教改实验”。我记忆中，这样的“教改实验”仅在三个直辖市各设一个试点。当时北京是景山学校，天津是我们学校，上海是什么学校我忘记了，全部试行前苏联的学制——“九年一贯制”，也就是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一共上九年，至于小学上几年，中学上几年，我已经记不得了。当年的天津教育当局大概是根据“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觉得大学附属学校的生源大都是知识分子的子女，肯定错不了，“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嘛！因此选择了我们学校。
和夏女士所述不同的是，秋季开学时，我们并未进行录取考试，而是在一年级升入二年级时就直接“转制”了；原来二年级准备升三年级的学生进行了一次选拔考试。一部分所谓的“尖子生”，大约有五六十人“跃班”升入三年级，剩下没能“跃班”的学生仍然和我们一起上“转制”后的二年级。我们这批新升上来的学生有四个班，被称作“二上×班”，剩下没能“跃班”的学生有五个班，被称作“二下×班”。
所以，“二上”、“ 二下”这两个莫名其妙的词，其来有自，对外人来说确实有点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而对于我的母校——天津大学南开大学附属中学的同学们来说，却是耳熟能详、见怪不怪。即使时至今日，耳顺之年的“老三届”们提起某某某是当年“二下×班”的，某某某是“二上×班”的，仍然像对上暗号似的，立刻心领神会，一拍即合。
当年，我们学校的“教改实验”并不成功。不但没能实现所谓的“九年一贯制”，连“十年一贯制”也行不通，最后不得不实行“十一年一贯制”，仅小学比当时其他的学校少上了一年，是五年。初中、高中没变，仍然是各三年。直至 “文革”开始，多少年“一贯制”都一概没用了。教改虽未成功，但在我们学校内部倒是形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法定”术语。同学之间相互一律称呼六、七、八年级（初中），九、十、十一年级（高中）。从来没有初一、初二，高一、高二的说法。当然，此时的“二上、二下”也早已合二为一、不分彼此了。
文革中有句俗话，叫“乱了敌人”。“教改实验”越乱，对我们这些上学不久的小男孩儿越有利，可以无拘无束地尽情“折腾”。
那个年代，大部分孩子连幼儿园都没上过，更别提什么学前班、家庭教师了。所以，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得到，当这些年龄也就八九岁、刚开始懵懵懂懂学习四则运算的毛头小子，面对黑板上的X＋Y，将会是何等的“躁动”和茫然！
更可笑的是外语课。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让二年级的小学生学外语，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我们学的是俄语。这大概也打着当年的时代烙印。学校没有俄语老师，那没关系，我们有大名鼎鼎的南开大学外语系做后盾！于是，“高射炮打蚊子”，请来一位南开大学的讲师教我们小学生。岂不知，这“孩子王”也不是好当的！大学讲师PK小学二年级学生，就如同“秀才遇见兵”，整个课堂就像赶集，全乱套了！我们这帮毛头小子有丰富的联想力，老师每教一个俄语单词，都被小学生立刻转换成中国式俄语，什么“打死你为大娘”、什么“袜子搁在鞋里呢”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响彻整个课堂，搞得堂堂大学讲师一筹莫展、哭笑不得！很快就“落荒而逃”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那点儿“小学二年级俄语”，早都如数还给了老师，一个单词也没记住！因此，上述“中国式俄语”的中文意思，我也无法向诸位解释清楚。
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学校的“教改实验”乱哄哄地开场后，大概最多试行了一个学期就寿终正寝了，完全没有夏女士文章中描写的那么美妙，那么理想，也可能像夏女士这样当年的“神童”，如今的成功人士、女中豪杰才适合这种学制。这是否属于陈平原教授的研究领域，不得而知！
对了，我还依稀记得，教改实验失败后，学校将一至十一年级的各科教材统统搬将出来，降价出售。我们家还买了一套，课本的版权页上清晰可见：“北京景山学校实验教材”的字样。这套教材后来在“文革”中毁于一旦。


http://blog.sina.com.cn/s/blog_618164f60100mzep.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