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凡、刘东平：红墙里的少男少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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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北平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子弟小学与育英学校合而为一，称中直育英小学，校长是原育才小学的教导主任、后来出任北京市教育局局长的韩作黎。合并后学生一下增加到几十人，都是中共领袖、部分领导干部和部分中直机关干部的亲属子女。搬家和安顿并没费太久的时间，很快恢复了正常学习。

　　学校实行供给制，一些生活用品，例如被褥、洗脸盆、牙具等，还有学习用具，都由公家发放。衣服由公家统一做，多用呢子或精细布料，都是缴获来的。

　　最初的在校生，全部实行寄宿制，吃、宿在学校。显然是由于多为中共领导人子女的缘故，学校管理极其严格，订立了一大堆规章制度。校门把守得极其严格，门卫中甚至有１９３５年参加革命的老资格。学校管理如此严格，难为的是送孩子在这里读书，而本人却在外地担任领导工作，难得来一趟北京的家长。例如陈毅，他在上海任市长，却把孩子搁在北京的育英学校。

　　一次，陈毅到北京开会，利用午休匆忙赶往育英，想看一眼多日不见的儿子。结果就被那位恪守规定、绝不通融的１９３５年的老资格，屏挡在校门外。下午继续开会时，陈毅看见名誉校长杨尚昆，拍拍他的肩膀说：“你定的制度很好嘛，你的工作人员执行制度也很认真嘛。”

　　杨尚昆听得一头雾水。当他得知中午的故事后，有点过意不去，打算跟学校联系，让陈毅父子见上一面。可陈毅会议一结束，就必须赶回上海，遂以“下次再说吧”，谢过杨尚昆的好意。

　　由于育英学校距市区较远，接送孩子们上学回家，家长们是各显其能。有的委托公务员接送，有的家长则派轿车接送孩子。毛泽东有时让机要秘书跑一趟，有时托保健大夫王鹤滨代接一下，因为王妻子的两个弟弟也在育英上学。

　　后来，外交部亚洲司一位叫魏宝贵的服务员，为此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中央机关某些干部用公家小汽车接送在育英小学读书的子女，造成汽油等的浪费。他建议由育英小学设二、三辆汽车专送小孩，同时在西单附近设一联络点，由家长到那里接送孩子，以节省国家开支，节省家长时间。信送到毛泽东手里，他很重视，立即转批给担任育英小学名誉校长的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尚昆同志查明酌办。这个建议值得注意。”

　　从那以后，中央办公厅就专门拨了一辆中型的汽车，还从警卫处抽调了一位女同志，在星期六下午、星期天傍晚，接送家住中南海的学生回家和返校。坐车的孩子可不算少，刘少奇的女儿涛涛刘允丽，陆定一家的陆德德，李维汉家的李铁林，杨尚昆家的小二杨绍明，胡乔木家的胡胜利、胡幸福，金城家的金戈、金矛，汪东兴家的汪延群，康一民家的康辉，吴振英家的吴苏立、吴延立，钟步云家的钟晓兰、钟延辉，徐福静家的张纪宇，侯波家的徐小焱……毛泽东家的毛娇娇、李讷、侄子毛远新，有时和大家一起坐大车，但次数很少。

也许，对孩子来说，中南海的环境太好了，偌大一个可以游戏折腾的园子，到处都可以感到关爱的气息，所以孩子们都特依恋这里。平时，盼着星期六的下午早早到来；星期天的黄昏，总是不情愿地登上返回育英小学的班车。徐肖冰、侯波之子徐小焱回忆说：“妈妈动员我们回学校可是费了劲了，好说歹说都不见效，最后只好给我们塞点吃的，哄我们走。那时是供给制，也没有什么高级东西，或者是个苹果，或者两块饼干、一块糖。这些东西自己还不能独自享受，到学校全要交给老师，统一分给所有的孩子共享。自己得到的份额肯定是比原来少了，但消除了那种有人有、有人无的现象。”平等、友爱和互助的精神，就这样潜移默化地浸润于孩子们稚嫩的心灵。

　　在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们进入中南海也就半年左右，中南海内的环境已经整治得大有改观。南海海底的淤泥，据说清出了１６万立方米。沿海边用石块砌起了护岸，杂草和垃圾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伍绍祖回忆中，老延安们养的鸭子，绝迹了。金戈初进中南海时那空气污浊，蚊蝇孳生的感觉，也烟消云散。中南海的水，变得清澈；中南海的空气，变得透明。

　　星期六，孩子们一回到中南海，就可以在瀛台、静谷的假山、奇石、古树间捉迷藏；晚饭后，可以在新砌的小码头解缆划船；再晚些，可以到春耦斋等着放电影。星期天，同班和同年级已经熟悉的朋友，可以互相串串门。张纪宇和杨小二、毛远新是同年级的同学，关系也比较好，有时就应他们之邀，到他们家里去玩。

　　“我们家和菊香书屋挨得很近。当时我还是小学生，头脑里也没太多的禁忌。毛主席是人民大救星，歌唱得很熟，但那时的感觉是大救星也是非常亲近的人，而不是要敬畏十分的神，见领袖就见领袖，挺平常的，心理上从没有要郑重其事的准备，有时应邀，有时想找毛远新，就奔菊香书屋而去。”张纪宇的话就像他的人一样直白。

　　毛远新住处给张纪宇的印象，是书比较多。到他那里玩，多半是窝在房间里看一阵子书。“还能记忆得起的是在那里看过一位著名德国漫画家的漫画系列，可这位漫画家的名字怎么也叫不上来了。再有就是一些鬼怪的故事，看得毛骨悚然，不看又忍不住要翻翻。”

　　“在毛泽东的院子里也很随便，我爬过院子里的树，还摘过菊香书屋院落里的梨吃。卫士让我下来，我就不下来。他们也没办法，也不能大声训斥，怕惊动了毛主席。”

　　也许是因为他母亲是负责中共领袖的保健的，和领袖的关系比较近，张纪宇还有印象和毛泽东及一组的人一起吃过饭，坐过毛泽东划的船。


　　“毛主席对孩子很随和，见面总喜欢逗几句。他跟我说过什么我倒记不得了，但有一次我和杨小二一块儿遇到他，他逗杨小二说：‘你叫杨小二。你为什么叫杨小二，不叫杨小三啊’杨小二当时怎么回答的，我也忘了。”

　　这是在平时的周末、周日，孩子们玩一玩、闹一闹，对大人工作的影响不太大。但在寒、暑假，孩子们玩耍吵闹得太厉害，就要影响大人的工作了。因此逢寒、暑假，中央办公厅警卫处，会专门安排工作人员，做假期的辅导员，组织管理孩子们。

　　１９５２年，学校从宝钞胡同迁移到圆明园西边。

　　和关心在小学读书的孩子们一样，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同样关心着在中学上学的子弟们。１９５３年，周恩来专程去圆明园西边，看望在师大附中二部读书的干部子弟。

　　这些年纪稍大一些的孩子，因为父辈的关系，都认识周恩来。周恩来来到这些熟悉的孩子们中间，和他们聊得无拘无束。

　　许多年过去了，当年聆听过周恩来一番言语的孩子们，如今已是“知天命”、“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年纪，然而他们仍能复述出不少语重心长的片段。


　　《中华儿女》2000年第2期 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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