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僖：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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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一）

作者：张僖

自序

我从1937年参加革命，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今天已经六十余年了；从1953年到中国作家协会工作到今天也已经近五十年了。说来惭愧，这么多年中，潮起潮落，风云变幻，在这个作家云集，群英荟萃的文学大本营里，我却没有什么文章见诸报端和书刊。只是在“文革”之后，应赵树理同志家属的要求，为重新出版他的小说《三里湾》，写了一篇实际上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周扬同志有一次对我说：其实写评论文章并不难，你只要经常关心杂志和报刊上的文章，然后用党的文艺思想、政策方针去评价它，久而久之，熟能生巧，就可以写好评论文章。你写好之后，我帮你看看……

然而这么多年来，我始终没有接受周扬同志的好意，也辜负了他这个很诚恳的希望。

我来到中国作协是非常偶然的，文学并非我之所长。我本以为服从党的需要，干一段时间就离开，没有想到，各种复杂的原因使我在中国作协度过了几十年……现在回头看看，我之所以没有写文章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多少年来，亲眼看到有多少人都是因为写文章出了问题，“白纸黑字，铁证如山”，这似乎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另一个原因就是我觉得当行政领导和当作家是两件事，如想兼得，恐怕不但当不好干部，也当不好作家，我就塌塌实实、兢兢业业地为大家服务吧！许多人很信任我，我活得就很充实，也很塌实，这是我最大的欣慰。

最近，许多回忆文章见诸报纸和书刊，尤其是对历次政治运动的回忆，这对澄清历史事实，对许多人的昭雪平反，使后人对那杂乱如麻的历史片断有更全面、更本质的认识，无疑是起了很好的作用。

对同一件事有不同的看法，那是很容易理解的。沧桑岁月，时光流逝，由于各人的立场不同，回忆也能走样。但是，对同一件事若讲出不同的内容，甚至人和地点说的都欠真实，那就有害无益了。

最近，也有许多老同志和年轻同志来找我问讯、核实一些事情的缘由和历史事实，于是我想提起笔来，把我亲见亲历的事件说一下，给后人留下一些从我的角度所看到的事实，也是留下一段史料，给党和后人一个交代。这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我在没有提笔之前就深深地感到，我的回忆可能是粗糙的、零星的、片面的，是一孔之见，就算是“只言片语”吧……

2002年7月

一、参加革命

我1917年生在湖北宜昌一个没落的封建官宦地主家庭。我的曾祖父当过广东曲江（今韶关）的知府。叔祖父当过荆江（今宜昌）的道台，记得他还是翰林出身。我的父亲曾当过县财税局局长。辛亥革命之后，家庭败落，小时候记得叔祖父曾忿忿地骂道：孙文是贼……

我的家在当地是个大家庭，家里有私塾，请一些老秀才来教书。我十二岁之前就在家中的私塾读书，读的是《孟子》《论语》《诗经》。课余也看了许多《三侠五义》《乾隆下江南》之类的闲书。

我八九岁的时候，恰逢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接着全国便掀起反对帝国主义的五卅运动。我在汉口看见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还有他们举着小旗在街上游行的场面。抵制日货成了我们这样年龄的孩子“切实可行”和“力所能及”的举动。我在家里哭闹着脱下日本人生产的“羽纱”制作的衣服，只有一个心思：谁穿“羽纱”，谁就是卖国贼！

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一方面是对日本人的满腔仇恨，另一方面隐隐地感到我们中国很弱，中国不行。那时候，听说过中国共产党，但共产党到底是怎么回事，却一点也不清楚。

1926年发生的打倒军阀的北伐战争开始了。听到北伐军节节胜利的消息，我的心中也很激动，仿佛看到黑暗的旧中国闪出一片黎明的曙光。十岁左右的时候，我随着家人来到江西南昌，继续在家里读私塾。直到1928年才上了正式的小学，还是从一年级读起。

1927年发生了国民党屠杀共产党人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我当时感到很惊讶，国民党为什么杀了这么多人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东北。当时我们还没有看到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只是认为张学良不抵抗，才造成了东北的陷落。

我在南昌上了中学，视野渐渐开阔起来。

我有个叔伯大哥，他是新远大学的学生。他不一定是共产党员，但他肯定和共产党有某些联系。他曾经是革命烈士方志敏的同学。

我从他那里看到许多进步的书籍，像巴金的三部曲、茅盾的三部曲，郭沫若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克鲁泡特金传》等等。

但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邹韬奋和杜仲远主编的《大众生活》和《生活》周刊。

在我读书的中学里有个语文教员，名叫熊渭，是中南大学的毕业生。他在课堂上除了讲唐宋八大家之外，还经常讲些政治上的问题和当时的时局，比如国民党的何应钦和日本华北驻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订了卖国的《何梅协定》。于是在1935年北平爆发一二九运动的时候，我也参加了在南昌的学生游行，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自治”的口号……

当时强烈地感到自己的国家如此受人欺辱，一种强烈的爱国之情在胸中燃烧。

那个时候，我对封建家庭中丑恶东西的反感也日渐强烈起来，这当中，包括对我的父亲。他在社会上的所作所为，对家人的无情无义，都让我感到愤慨。到后来，他为了吃喝玩乐，开始变卖家里的田地，再后来又卖房子……对现实和家庭的不满就像一块炭火时时灼烤着我的心。一种强烈的想冲出樊笼奔向光明的渴望产生了……

面对东北三省和热河省的沦陷，面对华北的危机，我产生了对国民党的不满，也感到国民党军队的无能，因此认识到到国民党军队投军没有什么出路。我当时只有一个简单的心思：到东北去当个义勇军战士！

我那时候已经逐渐了解了共产党，但弄不明白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区别，也闹不清布尔什维克和斯大林是不是第三国际。

西安事变发生了，共产党的口号是“枪口对外”，这很对我的心思。我心里想的就和当时流行的口号一模一样——“我愿意为民族为祖国而战！”对日本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再后来，我真正接触了马列主义的书籍，才感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直到这个时候，国民党宣传的那种共产党“共产共妻”、“青面獠牙”的形象才在我脑海里彻底消失。

1937年7月7日发生了卢沟桥事变，在此以后，我下定决心要参加共产党的部队。

恰恰在那个时候，南昌成立了新四军筹建处。

记得那是12月初的一个早晨，天气很晴朗，我穿着单裤，上身只穿了一件毛衣。大约九点多钟，我走出家门，来到新四军在南昌的筹建处。那个地方离我的家很近，只有五六十米，以前的许多日子里，我曾多次从那个门口路过。而那天，这五六十米的行走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我在筹建处见到了筹建处主任黄道同志，便向他诉说了我想参加新四军到前线去抗日的愿望和决心。黄道同志答应了我的要求。

得到了黄道同志的批准，我兴奋极了，马上跑回家，收拾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捆了个小包袱背在身上，又来到新四军筹建处。

从那一天离开家，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我再也没有回去过……

由于国民党的宣传和舆论的影响，在当地许多老百姓的想像当中，共产党还是“青面獠牙”、“共产共妻”的“匪徒”形象，因此，离家出走这件事我当时没有和家里的任何人讲，直到一个月后，我才从南丰给家里写了封信，告诉他们我在南丰已经有了“工作”。

在新四军筹建处，有来自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党龄已经有十几年的老红军，也有来自湘鄂赣游击队的老同志，还有从平津流亡来的学生，其中年龄最小、刚刚参加革命的就是我。

在筹建处待了很短的一段时间以后，黄道同志把我们当中的三十几个人交给了中共丰城中心县特委书记龚良泉同志。龚良泉同志是参加过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老红军，曾经与曾山同志一起在井冈山地区的江西省苏维埃工作过。

龚良泉带着我们一起来到丰城县。“加入”了地方武装——人民自卫总队。这是一支由国民党县政府领导的武装，相当于一个团的编制，下面管辖十个中队，相当于连的编制。我们的任务就是将这支部队策反过来，等时机成熟，将部队“拉走”，投奔共产党。后来我知道，这就叫做“兵运”工作。

当时的丰城县县长是亲共的，思想比较进步。这个总队里一共有四十多个共产党员，其中有一个中队的干部几乎都是共产党员，策反的条件可以说是很好的。

我在总队的政治办公厅当了两个多月的民运干事。做老百姓的工作，做协调军民关系的工作。

有一天，龚良泉同志对我说：“根据你的申请和表现，我和刘茂海同志决定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

我心中非常激动！

刘茂海同志是一二九运动以后从平津流亡来的青年学生，他也是与我一起从南昌新四军筹建处来到丰城的。

我记得入党宣誓时，监誓人是当时的支部书记李筱峰同志（解放后，他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厅长）。那时候的党组织不公开，在内部也互相保密，只有同一个党小组的人才互相的知道谁是共产党员。

入党以后，我担任了四中队的政治指导员。

策反人民自卫总队虽然具备了一定的条件，但时机不够成熟。当时在丰城周围有大量被国民党牢牢控制的军队，因此不敢贸然行事。

后来，谁也没有料到，事情突然发生了变化。国民党的省保安司令部要收编这支部队，县长也被调到地区当专员，部队的主要干部都换成了保安司令部派来的人。这次策反人民自卫总队的计划没有成功。

党组织决定，除留下少部分党员外，大部分党员全都从人民自卫总队中撤退出来。于是我也跟着大部分党员撤离了人民自卫总队。

在丰城县人民自卫总队我虽然只待了短短的半年，但那半年使我受益匪浅，增长了见识，提高了觉悟，与那些与我年长的老革命的接触，对我后来思想的成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我在这四十多个党员里年龄是最小的，也是参加革命历史最短的。他们许多人都是二八年、二九年入党参加革命的，党龄都在十几年以上。他们经历了王明极“左”路线时期和清查ＡＢ团的错误斗争，又都是“特科”的，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因此，他们能比较深刻地思考问题，应付突发事变也都比较冷静。

我记得我的入党介绍人这样对我说：你们的工作性质决定你们将来在不少情况下是要单干的，很可能要独立作战，要准备应付各种局面。你现在入了党，你一定要记住你入党的年月日、地点、介绍人姓名……我们的档案都保存到中央的档案里了。将来就是和你的上级组织失去了联系，只要你找到党，说出这些情况，就一定能和党组织重新联系上……这些话让我感到既神秘又兴奋。

他们还对我说：要坚信党的正确路线是一定会胜利的；革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除了要打日本，和蒋介石斗争，还要禁得起自己人的误会和冤枉……一个团长被贬成普通士兵的事有的是……毛主席被贬，陆定一挑着大锅跟在伙食班后边行军……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明白我的面前不光是个日本人的问题，也不光是个蒋介石的问题，在自己人内部还可能被怀疑、被误会……但说实话，对这些事情自己毕竟还没有切身体会。当时很幼稚也很单纯，爱国情绪几乎占据了我全部的心，一心就是想去打日本鬼子，“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现在再想起入党时老同志对我讲过的话，心里才算有了真切的感受。后来，当自己也被冤枉，被关起来的时候，我曾经用这些教诲鼓励过自己：干革命就不要怕冤枉，于是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也就多少有了一些“无故加之而不怒”的冷静成分……

离开丰城以后，我被派到国民党第32军做兵运工作。黄道同志向我交代任务说：你到32军去，那里需要人。你的任务就是让这支部队能坚持抗日。不管调防到哪里，都不做反共的事情……

我通过秘密的关系，来到了32军139师的战地剧团，担任剧团的上尉组长……

当时的军长是商震，这个军是阎锡山部队的一个支派。相对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来说，他的部队只能算做一支杂牌军。这支队伍在四川，沿江驻守在巫山到万县一带，担任长江的江防任务。

32军当时有两个师，139师和140师。蒋介石认为32军不可靠，于是将这两个师调到巴东和三斗坪一线，也就是三峡一段的后方。那是日本人和共产党都接触不到的地界，蒋介石认为这样就保险了。

139师的师长叫孙定超，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有文化，思想比较进步，对国民党也有些不满。这位师长虽然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但多少也觉得我们这些人有些来历。

在这支部队里，师长、团长们都公开地看我们的《新华日报》。师里虽然也没有国民党的特别党部，但从上到下的军官都不太把他们当回事儿，把“特党部”的书记长“晒”在一边……

第一次反共高潮开始了。那是1938年的秋天，第一起事件发生在河南的雀（音）山，国民党部队把新四军设在那里通讯处留守的同志，包括家属，全部杀害了。

紧接着就是1939年的平江嘉义事变。在平江地区，湘鄂赣的游击队都编为新四军，跟着新四军开走了。留守在通讯处的七个人，五男二女，都被活埋杀害了。

在这被杀害的七个人里，有四个我都非常熟悉，那是我们在南昌新四军筹建处打地铺睡在一起的同志。像涂正坤等老大哥，都是从湘鄂赣游击队来的老同志。他们比我大十几岁，一个个的音容笑貌至今还留在我的心里……

那非常时期的经历，对我决心将生死置之度外，坚定地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向前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以后，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师长孙定超找到我说：你们赶快走吧，特党部对你们很注意；我们也不能再看《新华日报》了，而且马上要解散战地剧团……你们也不要再在我这里待下去了……

现实严酷，组织决定我马上离开。

离开139师，我辗转来到重庆的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徐冰同志，他当时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密。

我把我的关系、身份和代号都告诉了他。他让我去找冯乃超同志。冯乃超当时是中共长江局的文委书记。

有一天，冯乃超通知我说，你的组织关系都证实了，但现在地下党的关系被破坏了，你们的关系都在中央组织部，属于特别支部，直接受陈云和李富春同志领导。我和你没有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有什么事情我可以替你发电报。

不久，又发生了晋西事变，阎锡山将决死队二纵队的负责同志全部杀害，晋西的党组织受到严重破坏。晋西需要人！徐冰和冯乃超告诉我，中央来了指示，陈云、李富春同志指示说，要你到晋西去。

于是，我找到八路军驻二战区的办事处主任王世英同志联系。恰好，那时候国民党政治部演剧二队的地下党员彭厚荣同志从晋西来，我就跟着他来到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演剧二队。这个演剧队表面上受国民党军队政治部领导，实际上已经基本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里了，队里有共产党的特别支部。

我在演剧队担任少校总务组长。

我们特别支部的代号叫“济生堂”。支部书记的代号是“常学思”。

因为延安属于二战区的范围，八路军在名义上也就属于二战区管辖，所以1939年演剧二队曾到延安演出，有些同志便想留在延安。毛主席在延安接见演剧二队的时候曾经说：“你们到蒋管区去工作，比我们派人去更有力。你们这是拿着国民党的钱、穿着国民党的衣服、吃着国民党的饭，为共产党办事情……”

1944年，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时候，我们怀疑蒋介石和阎锡山有向日本投降的企图。我们在窑洞里能看见插着日本膏药旗的吉普车在山坳里跑来跑去。

根据这个情况，我和丁丁同志渡过黄河，来到八路军驻二战区办事处。办事处所在的山坡上有三层窑洞，第三层是八路军办事处，第二层就是三青团的总部。我们每次与中央联系，都是通过办事处的王世英同志。在这个严峻的时候，我们请示中央，是撤退到解放区，还是坚持？中央指示：不管发生任何事情，都要留下继续坚持！

1944年1月26日，阎锡山突然下令逮捕了演剧二队的十三个人。其中有十个人是中共党员，包括队长王复图、支部书记史鉴。

阎锡山逮捕演剧队的成员时，对外公布的罪名是“汉奸”。这次大规模的逮捕，对演剧队党组织的破坏是致命的，在外面只剩下了田冲、严青和我等七个共产党员。

我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抗敌演剧队的少校总务组长，秘密身份则是演剧队共产党支部的组织委员。

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我们又到二战区去找王世英同志。王世英当时不在。曹秘书派人到秘密联络点黄河书店联系。三天以后中央发来电报：情况很危急，以后不要再联系，要独立战斗；我们会用各种办法了解你们的情况。

从此，我们这些人便暂时失掉了和党中央的联系。

我们通过各种关系和办法，经过将近一年的奔波营救，使阎锡山先后放了十个人，而队长王复图、队员鼓厚荣和赵寻三个同志还被关在监狱里。

转眼到了1945年农历年底。为了继续营救还没有被释放的三个同志，我和吴锡林同志扒上运煤的火车，坐在煤车里，大年三十那天从太原来到北平。我们住在前门外打磨厂的一家旅馆里，准备找关系、想办法，同时也想尽快与党组织取得联系。

大年初一，我们一早起来，没有想到遇到了刚刚从上海来北平的金山和盛家伦。他们也住在这家旅馆，正急匆匆地要出门，看见我们，高兴地说：啊！你们也来了，我们一起去吧！

去哪儿？我们一时摸不着头脑。

原来是北平中华文艺者协会筹备主任马彦祥请客。马彦祥在北平算是有名气的文化人，我们以前也曾见过面。此人的父亲是当时国民党政府的故宫博物院院长，再考虑到马彦祥本人在官场的活动能力，我们商量了一下，都认为说不定这个关系能给我们营救在狱中的同志带来一线生机。于是我们决定与金山他们一同前往。

茶会设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马彦祥还邀请了其他几位客人，其中有两位就是周扬同志和沙可夫同志，他们刚从张家口来。

这是我第一次几到周扬同志。

周扬给我最初的印象是人很高大，态度和蔼，谈话显得睿智而风趣。他当时的公开身份是华北联大的副校长，听说美国方面正准备邀请他与欧阳山尊到美国讲学。

而后来，因为没有拿到国民党当局的的护照，他二人都没有去成，这是后话。

那次见面后，我和周扬又在另一位同志的家里见了面，我和他详细说了关于演剧队的事情，于是，周扬又带我见到了徐冰同志。我和徐冰曾经在八路军重庆办事处见过，那时他是周恩来副主席的秘书。这次见面的时候，他是十八集团军驻北平办事处的负责人之一。

听我说完来意之后，徐冰说：“过几天，军调处的三人小组（指周恩来、张治中、马歇尔）要到太原去。你马上回太原，想办法到机场去见张治中。”

因为张治中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部长，而我们的演剧队在名义上正是属于他的管辖范围之内。于是，我从徐冰同志那里拿了两套美式军装，年初五就赶回了太原。

我们让胡宗温和田冲两位同志穿上美式军装，带上给张治中部长的信，在得到三人小组确实将要到达的消息后，他二人混进了机场。他们对站岗的警卫说：我们迎接我们部长来了……

他们如愿见到了张治中将军。但当时环境杂乱，时间匆忙，他二人只是口头上介绍了一下情况。也可能是因为同时还见到了周恩来同志，心情格外激动，回来以后，他们才发现给张治中的信居然忘了交上去。

我们急忙商量后决定，趁张治中还没有走，一定还要把信交给他。但那种在机场相遇的好机会可能不会再有了，于是，我们又通过其他关系把信送到交际处，托太原的军调小组组长周鲁峰转交。转交以后，我们心里还是没有底，一天二十四小时地盼望着张治中的回音，心想没准儿还有七七四十九难呢！没有想到，这次却很顺利，三人小组离开太原的第二天，我们仍在关押的三位同志就被释放了。

我们又回到北平，找到周扬，和他谈演剧二队与党中央接关系的问题。这回在座的有王复图、彭厚荣、史鉴和我。张光年同志也在，他曾在演剧二队工作过，三九年离开演剧队去了昆明，在西南联大教书。

周扬说，中央组织部现在还在路上（正在向华北方向转移），估计不会那么快。

这次见面，大家还谈到演剧二队的去向问题。当时大致有两个方案：一是分散、转移；二是不要解散，而是成建制地转移到北平，这样可以成为一支群众运动和学生运动的骨干力量。

最后，第二个方案实现了。通过关系，由张治中下令，将演剧二队从二战区调到北平，名义上还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下属的演剧队。

演剧二队集体进入北平的时候，我已经去了东北。因为被关押的三位同志获释以后，有一次在张光年同志家和周扬同志见面，他告诫我说：你这样频繁地来往于北平和太原，估计身份已经暴露，再回太原怕有危险。于是，我和周扬一起前往张家口。

二、在东北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苏联红军与我们在东北的抗日联军打败了侵华的一百万日本关东军和伪满洲国的“国兵”。

根据《波茨坦宣言》，苏联在朝鲜的进攻范围是三八线以北，而三八线以南是美国的进攻范围。也就是说，中国东北地区是苏联红军进攻的范围，中国东北以外的沿海地区，则是美国军队的进攻范围。比如，当时的旅顺被苏联红军占领，而塘沽则被美国军队占领……因此，当时的东北地区实际是在苏联红军的控制之下。

于是，如何让中国的土地和财产回到经过八年浴血奋战的中国人民手里，就成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斗争、争夺的焦点。蒋介石下令，不让八路军和新四军接受日本军队投降。于是在美国军队的帮助下，国民党政府从空中和陆地向东北大规模的运输部队。这就是毛主席说的，蒋介石要从峨眉山上下来“摘桃子”的那段时期。

毛主席和党中央当时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一方面在军事上，十万军队取道山海关和北朝鲜，进驻东北；另一方面，从各个解放区根据地抽调两万五千名干部开赴东北。

当时中央的许多重要领导人如陈云、林彪、罗荣桓、彭真、高岗、李富春、蔡畅等，都来到东北。到“南满”的是陈云和萧劲光；到“北满”的是张闻天；高岗在哈尔滨；林彪、罗荣桓带领的东北民主联军（后来改名为东北野战军，即后来的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就驻扎在离哈尔滨南六十公里的双城。

先期进入东北的共产党部队已将伪满洲国的“国兵”收编。可是后来，当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以后，这些人又“反水”，成了国民党的部队，被国民党任命为“先遣军”。这些人在被我们打败之后流窜成土匪，像小说《林海雪原》中提到的大土匪头子谢文东，就是这样一个真实的人物。

因为当时苏联和国民党政府还保持着外交关系，所以我们的军队不能进入城市。那时候，国民党的大部队虽然还没有到来，但像熊式辉那样的东北保安司令，已经在大城市建立了警察局。有一次，随我军东北文工团来到东北的电影演员张平，进到长春以后就被警察抓了起来。凑巧苏联军队到警察局巡查，张平用他仅会的几句俄语大声喊：达瓦力士（同志）！达瓦力士！然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布尔什维克！布尔什维克！于是，苏联军官就让国民党警察把他给放了。

1946年，党中央发出号召“让开大道，占领两厢”，我们的许多干部立即深入农村，开展了土改、反霸、清匪的斗争，广泛地发动了群众，当地人民革命热情空前高涨，踊跃参军。经过“三下江南”（指松花江）、“四保临江”的战役，加上广大人民的支持，我们军队的力量已达到了可以和国民党军队抗衡的地步。

后来，著名长篇小说《暴风骤雨》（周立波著）、《林海雪原》（曲波著）、《开不败的花朵》（马加著），都是描写这段时期东北人民解放运动的作品。

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是反映这个时期的作品，但地区和环境是河北的怀来和涿鹿一带。

在这段时期，延安的文艺干部绝大多数到了东北。同时来到东北的文艺干部，还有来自其他各抗日根据地的，有陕甘宁的、晋察冀鲁豫的，也有一部分干部来自国统区。

我和周扬同志一起来到张家口后，我到晋察冀中央局报到，希望到延安去学习。晋察冀的组织部长达程同志对我说：“你不要再去延安，中央已经转移在路上了。你随周扬同志一起去东北吧！”

于是组织决定，我随第二批中央派赴东北的干部队到东北工作。

本来周扬同志担任四大队（延安大学）的队长，但情况发生了变化，周扬又被中央任命为晋察冀中央局的宣传部长。任命下来以后，周扬就不能再去东北了。

同时，延安大学的人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留在华北联大，比如周巍峙等同志，也都留在了晋察冀。

于是，四大队的队长由周扬改为张如心（延安大学教务长）。我本人担任了四大队二中队（鲁迅艺术学院）的秘书，随队去东北工作。二中队的队长是吕骥同志。

就在中央派赴东北的第二批干部队准备出发的时候，山海关已经被国民党部队封锁了。因此我们这批人只好先在张家口集结。5月底，绕道内蒙古，从白城子到齐齐哈尔，再到哈尔滨。路上走了一个多月，到达哈尔滨已经是6月30日，在我印象里很清楚，到达的第二天就是党的生日——7月1日。

我来到东北以后，担任了东北大学文学院的秘书兼党总支副书记。

我们进入东北大学的时候，当时东北大学的校长是张学良的弟弟张学思，舒群是副校长。

东北大学是张学良将军创办的，原来在沈阳，东北陷落的时候迁到西安。1946年，我们的队伍开到东北的时候，在佳木斯恢复东北大学，有工学院、医学院、文学院、社会学院、教育学院。文学院的院长是萧军，副院长是吕骥，教务主任是张庚。我们第二批干部到达以后，学校将文学院冠上鲁迅的名字，全名是“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这就是后来人们经常提到的“东北鲁艺”。

舒群同志是第一批进驻东北的文化干部。他带着袁牧之、陈波儿、华君武、沙蒙、吴印咸、严文井、欧阳文芳等同志，是随着华北的部队从山海关进驻东北的，其名义是“东北文艺工作团”，舒群是这个文工团的团长。

他们负责接收敌伪在东北文化方面的财产。当时最主要的是四个单位：东北广播电台（那时叫满洲广播电台）、“满映”、小河沿医学院和东北大学。因为这些单位都在郊外，这给他们接收提供了便利条件。他们趁国民党部队没有到达之前，把“满映”的主要机械设备都搬到了鹤岗。这些日本人留下的设备是很宝贵的，比美国人送给国民党的设备还要先进得多……

后来，当地下党员金山他们以国民党接收大员的身份来到长春“满映”的时候，那里只剩下了空房子。全国解放以后，金山见到舒群和袁牧之，开玩笑地说：你们可真不够义气，东西都让你们给搬走啦！……

1946年，中共东北局的宣传部长是何凯丰同志。那时候宣传部的人手很少，舒群和任逊二同志实际上就是何凯丰的两个大秘书，被当时的同志们戏称为何凯丰的“哼哈二将”。

舒群既有东北局宣传部领导的身份，又有东北大学领导的身份，他还是东北人，因此，当时东北文化方面的许多事情实际上都由他来负责。

我们在东北大学工作了不到三四个月，就要到农村去开展工作。根据中央的决定：干部要深入到广大群众中去，深入到清匪清霸、减租减息的运动中去……东北局决定，把东北大学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改编成“东北鲁艺文工总团”，总团下设四个团。

总团团长是吕骥，张庚是副团长，我担任总团秘书。

第一团团长是袁文殊，副团长是瞿伟和我（兼）。瞿伟是瞿秋白同志的侄子，是位音乐家。

这个团的主要成员来自原“延安鲁艺”的音乐系、戏剧戏、美术系。像著名作曲家刘炽、版画家沃渣等，都在这个团。这个团比较大，有六七十人，主要在牡丹江一带活动。

第二团团长是张水华，副团长是潘琪，他们主要在佳木斯一带活动。

第三团团长是向隅，副团长是晏甬，他们主要在哈尔滨一带活动。

第四团团长由张庚同志兼任，他们主要在旅顺、大连一带活动。这个团的成员有许多人是“东北鲁艺”新录取的学生。

舒群同志原来带领的那个第一批进驻东北的“东北文艺工作团”，以前曾是两上团。此时第一团大部分人成了东北电影制片厂的骨干，像袁牧之、沙蒙、陈波儿、田方、张平、陈强、于蓝等同志。而第二团基本在长春、吉林一带活动，吴雪同志就在这个团。全国解放以后，许多人进入了北京的青年艺术剧院。

当时，从延安来到东北的作家有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草明、周立波、刘白羽、马加等人。丁玲是1948年初来到东北的，待了不到半年。

刚到东北的时候，鼓真对舒群、罗烽、萧军等都很看重。但后来文艺界产生了一系列影响团结的矛盾，首先是萧军和罗烽对舒群有意见。

东北解放初期，张闻天同志任合江省（当时的黑龙江被划为三个省）省委书记的时候，罗烽是省委宣传部长，后被调到“东北文协”当主任，等于在东北宣传部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罗烽因为一些问题被舒群“整”了一下，不再当文协主任，而改由舒群担任。舒群同时还担任“东北文委”的副书记（文委的书记是曾经在三十年代就担任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老资格”刘芝明同志）。这样，罗烽和白朗夫妇就到旅大去工作了，罗烽担任旅大的文协主任。

1948年4月，林彪代表中央召开了东北文艺工作会议。

会上，以甘学伟为首原延安鲁艺的一部分人开始对舒群发难。他们主要是替吕骥和张庚打抱不平，认为吕和张在延安的时候位置就不低，都是延安鲁艺的副院长，舒群只是延安鲁艺的文学系主任。而他二人现在的待遇和职务却比舒群低，甚至想见何凯丰同志还要经过舒群……

1948年底，中共西北局来了一批同志，恰好何凯丰同志身体不好去养病，于是李作然同志接替何凯丰任东北局的宣传部长。刘芝明当副部长，兼东北局的文委书记。而东北局的文委副书记还是舒群。

萧军等一些原来东北的同志办了一张报纸叫《文化报》。舒群接替罗烽的文协主任以后，又同宋之的同志办了一张报纸叫《文学报》，两张报纸经常就一些观点展开争论，打笔墨官司，而《文学报》受到刘芝明的支持。当时争论的主要焦点就是歌颂还是暴露，以及政治和文艺的关系等问题。看得出来，这些争论不光是一般文艺观点不同的争论，里面也包含了个人恩怨的因素。

这些矛盾，既有因当时的形势而产生的，也有从延安时期（尤其是延安整风）积留下来的。

刘白羽同志原来是“延安文抗”的支部书记，后来到军调部工作。1946年夏秋之间，刘白羽撤到东北，他的身份是军调小组驻沈阳的中共代表。这时候，丁玲也来到了东北。因为她和舒群关系很好，所以就住在由舒群担任主任的“文协”。

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在东北地区比较知名的、很活跃的作家当中，除了罗烽、萧军、舒群之外，还有一个叫金人的同志。金人是中共地下党沈阳市委书记，当时的沈阳还控制在国民党军队手里，因此他的身份还没有公开。有一次，周而复和刘白羽二人到他家里去看他。他们前脚离开，国民党特务后脚就冲进了金人的家。金人被国民党逮捕了。

中央听说这个消息以后，决定用“交换俘虏”的方式营救金人同志。恰好，我们的部队抓住了国民党政府长春市的接收大员。于是，中央就用这个接收大员换回了金人同志。

金人虽然被释放了，但也因此受到怀疑，甚而被开除了党籍。从此，金人的“革命生涯”就算断送了。

在这件事上，舒群和罗烽对周、刘很有意见，认为是他二人“坑”了金了。当然，是否就是因为周、刘去了金人的家，金人才遭到逮捕？当时大家也有争论，有人认为金人早就进了国民党的黑名单……

凡此种种矛盾，都没有能很好地解决，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这些矛盾便或多或少地产生了影响。

东北文艺工作会议之后，东北局成立“文委”。上级调吕骥去当文委书记，舒群任文委副书记。吕骥非常不想去，因为他不愿意和舒群一起工作。为了缓和调节这种矛盾，上级调我去文委当秘书。在许多人看来，我是一个两方面都能接受的人选，可以在他们当中做些协调和缓冲的工作。

于是我就离开了东北鲁艺文工总团下属的一团，来到东北文委当秘书，兼东北文协的秘书主任。

1949年9月，东北行政委员会改成东北人民政府。1952年，撤消东北人民政府，又改成行政委员会。

在东北人民政府成立以后，刘芝明被任命为文化部长，罗烽和另一位搞自然科学的同志被任命为副部长。

我被调到文化部的办公室当主任，并兼任电影处和计财处两个处长的职务。

我一身兼任这三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当时没感觉什么，事后一想，这在某些人眼里确实是十分显眼的。当时的电影处有点特点情况：东北电影制片厂在业务上归中央电影局来管，而财政上却要由东北文化部的计财处负责。在行政管理和干部调配使用上，则是归电影处和中央电影局双重管理。总之，原来属于东北局宣传部管的事情，都搅到这里来办。

计财处管理的面很宽，不仅东北电影制片厂，还有东北人民广播电台、东北新华书店、东北日报社的财务，都由我这里审批……

在新成立的东北文化部里，高戈是新闻处长，李文是出版处长，罗烽是副部长兼文艺处长，张东川是副处长，李伦是戏改处副处长。

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以后，我这里就成了一个相当敏感的部门。许多人都把这场运动称之为“打老虎”，各地也都陆续揪出了许多大大小小的“老虎”。

有一天，刘芝明部长告诉我，有人揭发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秘书长有问题，让我到长春去“整”。我去长春查了几天，没有发现什么问题，就回到沈阳。后来中央文化部又派高戈同志去调查，结果这位东影秘书长果然成了“老虎”。而运动结束后，事实证明东影秘书长没有问题，当然这是后话。

我从长春回到沈阳，一下火车，就有人来“接”我，没让我回家，也没让回机关，而是把我带到了沈阳的故宫，关在当年乾隆皇帝的书房里。这一关就是八个月，让我交代贪污的问题。在这长长的八个月期间，只有一位蔡某某找我谈过一次话，除此就再没有人理我。八个月不许出门，也不许家属探望。事后才知道，我的家属根本不知道我关在什么地方。

说是乾隆的书房，却是一本书也没有。我就每天学习《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到后来，我学习《毛泽东选集》二卷的确是到了滚瓜烂熟的地步。

在被关押期间，我的家被查抄了；我下面的财务处副处长因为“熬”不住，跳楼了，又没有摔死，成了瘫子；还有一位电影发行公司的经理被关在单位，可能是怕挨打，他将被单撕成布条，拧成绳子，爬着这条绳子，钻到天花板和楼顶中间的夹层里，每天晚上出来偷吃东西，放出来的时候，人已经不成样子了。在我所管的下属部门中，一共揪出了十几只“老虎”。

被关押的时候，我还比较镇静，也比较平静。我想，我反正没有问题，党组织是一定会把事情搞清楚的。事后反思起来，这一“表现”得益于我当年在江西丰城搞民运、策反人民自卫总队起义的那段生活，我总用入党介绍人对我说的那几句话来鼓励、安慰自己——

要振作！要革命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在自己人中间，在革命组织内部，也有可能被怀疑！要禁得起冤枉！

这几句话几乎成了我的精神支柱。

我被放出来以后，刘芝明部长在东北文化部召开了一个五六百人的大会，在会上他宣布：过去别人揭发的东西都是没有的，张僖同志没有任何问题，我们要重新给他安排工作。

会后，他安慰我说：刚开始关你的时候，我们也认为没有问题，但高岗说过，“山高林密必有虎！”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好这样做……

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在回首这些往事的时候，我常常发生疑问，我们国家那些年总在反复地搞清理内部的运动，冤枉了那么多好人、无辜的人，这是否和我们建党初期斗争环境的艰苦、复杂、险恶有关，总是怕“敌人打入我们内部”，于是总是要“纯洁我们的队伍”。多疑的思维方式和残酷的斗争手段，被误认为是保护自己肌体的有效方式，这实际上使我们的肌体和同志受到了多大的伤害啊！

三、筹建中国作家协会

1952年冬到1953年初，正值行政大区改组之时，东北人民政府又改组成东北行政委员会。下面的各个部，比如工业、教育、卫生、文化，也都要改成厅局的建制。同时，东北的一部分干部还要分配到北京各个部门去工作。

东北局的组织部长张秀山同志找我谈话，希望我担任黑龙江省文教厅长。我表示我不想再做文化方面的工作。

于是我又找到李富春同志，因为我在敌占区做地下党工作的时候，他一直是我的领导。李富春同志听了我的意见，希望我到北京去，在国家计委工作。当时我很高兴，心里也塌实下来。

就在我准备出发去北京的前夕，从北京参加全国文联全委会和第一届全国文学工作者理事会的舒群和罗烽回来了。他们告诉我“文联”将要和“文协”分家，文联的各协会将划归文化部，而“文学工作者协会”将改成“中国作家协会”；他们在会上推荐我参加“文协”改成“作协”的筹备工作，而且说都已经决定了，包括胡乔木（时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和丁玲（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都同意。

1953年3月24日全国文协第六次常委会上有份文件，名称叫做《关于改组全国文协和加强领导文学创作的工作方案》，文件里写到：

“去年八月全国文协常务委员会通过了关于《整理组织改进工作的方案》以后，工作开始有了若干改进，但是全国文协还没有成为真正名副其实的领导全国文协创作的统一的战斗的团体。目前有许多具有创作能力和经验的作家或者担任了行政工作，不能专门从事创作；或者分散在各个文艺单位，不能经常获得强有力的领导。这种情况严重地妨碍了创作力量的发展。

“常务委员会决定在最近征求全国委员会各委员的意见，召开代表大会，讨论改组全国文协机构。”

就在那次会议上，中央文化部同意将其所属的中央文学研究所的业务划归文协领导，成立了“创作委员会”，主任委员是邵荃麟；成立了“刊物委员会”，主任委员是冯雪峰；成立了“译文编委会”，主编是茅盾；成立了“机关工作委员会”，主任是邵荃麟。那时候文协的秘书长是严文井同志……

听到让我到全国文协工作的消息，我感到非常突然，最开始的心理是不想去。但舒群和罗烽使劲动员我说：“你可以先谈谈嘛……”

我看见人家这样信任我，就给严文井打了个电话。电话中严文井的声音又急切又热情，他希望我尽快来北京。

严文井是湖北武汉人，他曾在北京图书馆当馆员，同时也写些文章，以后认识了沈从文、萧乾。后来有人把他们这几个人称为“小京派”。七七事变以后，1938年，严文井辗转到延安，参加了革命。到文协来当秘书长之前，他是中宣部文艺处副处长（丁玲是处长，林默涵也是副处长）。

我和严文井在东北就认识，那时他是《东北日报》的副总编。

严文井在电话里说：“你快点来，我在前门火车站接你！”

我的心动了，决定先到北京去看看。

我来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文协改作协筹备小组的领导成员一共才三个人，除了严文井，还有邵荃麟同志。邵荃麟除了文协的职务，还兼着中宣部的副秘书长和政务院文教委员会的副秘书长（秘书长是胡乔木同志）。

严文井告诉我，你来这里是舒群和罗烽推荐的。丁玲、周扬、冯雪峰都同意。他鼓励、动员我说：“我们一起好好干！”

另外几位领导也使劲鼓励我。在他们的盛情邀请和鼓励下，我同意了到文协来做筹备中国作协的工作。

我在北京待了几天，经过严文井找了周扬同志，找了田汉同志，又找了马少波同志，安排了我全家人的户口和我爱人在戏曲研究院的工作。

1953年4月，我正式来到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筹建工作。

文协的办公地点在北京东总布胡同22号。它原来是北洋军阀时期北宁铁路局局长的私宅；日本占领时期，这里是日本宪兵队的司令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这里又成了国民党军统特务组织“励治社”所在地。因为当年的铁路局长就是在这座房子里的楼梯上自杀的，所以这所房子被人称为北京的“四大凶宅”之一。

房子当年的格局是三进院落。走进大门，迎面是假山，两侧都有厢房。当年做公馆的时候，这里可能是下人住的地方。走过假山中间的月亮门就是一个大四合院，七间北房，东西各有四间厢房。最后一个种满花草的院子，有一座琉璃瓦屋顶的二层楼房。整个院落都有回廊相连，院子里还种着许多树木。

作协筹备线到来之前，文联（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也在这里办公。现在，他们搬进了文化部。属于文协的人全都留下来。

那时候有人认为，既然已经成立了各个“家”的协会，文联就没有必要存在了，有些事情可以归文化部。但毛主席说：文联哪怕是空架子，也要保留下来。文联就这样留下来。那时候，一切都学苏联，惟独保留文联这件事很有中国特色，苏联是没有文联的。

当时我们三个人的职务分别是：邵荃麟是党组书记；严文井是秘书长；我是副秘书长，党组成员兼党组秘书。

筹备工作到了8月份，严文井被调到《人民文学》当副主编，有人提议让阵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陈白尘当时在文化部剧本创作研究室当主任）。在一次作协党组讨论调陈白尘来作协的问题时，冯雪峰说：严文井要去编刊物，张僖当秘书长不就可以了吗？何必还要再调陈白尘同志呢？后来，因为上级认为还是由一位作家来当秘书长比较好，结果还是由陈白尘同志来当秘书长，但不是党组成员。我还是副秘书长，是党组成员。陈白尘同志在这个岗位上做到1956年，一直到郭小川同志接任为止。

1953年9月，在召开中国文艺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同时，在北京召开了中国文学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前“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正式改为“中国作家协会”，并召开了第一次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大会选出的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有周扬、丁玲、巴金、柯仲平、老舍、冯雪峰、邵荃麟，并组成主席团。至此，中国作家协会就算正式成立了。以后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大会的届数总比全国文联代表大会晚一届，就是这个原因。中国作协被中央定为正部级单位。

中国作协党组是分管文学创作这一战线（系统）的，因此党组成员也来自许多单位，比如文研所的何其芳、总政的刘白羽、人民日报社的袁水拍等等。但因为党组的大部分成员都在作协（当时作协所属刊物的主编也都是党组成员，比如韦君宜等同志），所以中国作协党组的办公地点也在作协。

中国作家协会党的组织是党总支，书记是严文井。我是党总支副书记，这个副书记我一直兼到“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时，中国作协机关院里有四十多个人（不包括机关院以外的刊物和文学讲习所），有个资料室比较庞大，差不多有二十个人，都是大学毕业生。这个资料室所担负的任务和现在也不大一样。那时，作家提出写作选题交给资料室，资料室的同志就要到北京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去找相关的材料，然后交给作家。我记得有一次周总理来电话，说要会见一位英国作家，需要资料……资料室的同志就连夜去查找。除了资料室，还有一个创作委员会，由沙汀当主任，大约七八个人。作协还下设一个办公室，有五六个人。行政处的人也很少，一个会计，一个出纳。负责日常生活的总务处（包括炊事员）只有三个人。人事部只有一个人，名叫常明生。这个人原来是邵荃麟同志的秘书。

作家协会主席团根据工作的需要，从1953年到1954年底，陆续成立了以下机构：创作委员会、外国文学委员会、普及工作部、古典文学部、文学基金全委会、文学讲习所。还编辑出版了以下刊物：《文艺报》《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学习》《文学遗产》《译文》《中国文学》（英文版）。

当时具体指导文学创作活动的机构是创作委员会，由周扬任主任，邵荃麟和沙汀任副主任。在创作委员会下，又成立了诗歌、小说、散文、戏剧、电影、儿童文学、通俗文学等创作组和文学批评组。

当时，创作委员会的“权力”是很大的，工作也很繁重。它不但要有计划地组织驻会作家深入生活，还要经常与这些深入到生活第一线的作家联系，并帮助解决他们在深入生活当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还要经常组织作家讨论作品和当前文学创作上出现的问题。

为了让作家要互了解各自生活和创作的情况，创作委员会出版了一个不公开发行的内部刊物《作家通讯》。

外国文学委员会的主任是萧三，副主任是戈宝权。当时的中国和许多国家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因此，这个机构除了在文学上与国外的作家进行交往和联络之外，还做着许多国家在外交上不便于和一些国家联络的工作，即所谓“民间外交”。通过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交往，达到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目的。

普及工作部的部长是老舍，副部长是韦君宜。他们创办了《文艺学习》刊物。这个部经常组织作家、大学文学教授等给青年作家作报告，或者召开业余作者的座谈会。参加这些活动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战士、机关干部、学校的教员。

中国作家协会专门培养青年作家的机构是文学讲习所，其前身是1950年冬天成立的中央文学研究所。到了1953年秋天，研究所划归中国作协领导，改组后被叫做文学讲习所。开始的时候由吴伯箫当主任，后来又改为由丁玲担任主任。讲习所当时的任务不但是培养创作干部，同时也培养理论批评干部。招收的学员大部分是发表了一些作品的文学青年。讲习所的学制是两年，除了规定的课程之外，学员还要在学习期间进行定期的创作实习。讲习所聘请了诸如丁玲、张天翼、田间、赵树理、刘白羽等作家，分别担任学员创作的辅导工作。学习期间，学员们也有一定的时间到各地参观，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

古典文学部是1953年11月成立的，部长是郑振铎，副部长是何其芳、聂绀弩和陈翔鹤。

说到文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这是作家协会对作家在物质上进行帮助的机构。我记得这个机构里的委员有郑振铎、许广平、陈白尘等人。

作家协会的驻会作家在进行创作期间，包括游历、旅行、体验生活、搜集材料以至写作、修改作品等等期间以内，如果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都有权利向管委会要求无息贷款或津贴。这种帮助一种可以持续到三年甚至三年以上，直到作家完成他的作品为止。而对于非专业作家，比如机关干部或者其他职业的，作协可以出面为他请创作假，在创作期间，他也可以像专业作家一样从基金会得到经济上的帮助。会员以外的青年作家，只要有一定的创作成绩，并有两个作协理事推荐，同样可以享受和驻会作家一样的待遇。

1954年，驻会作家有：周立波、张天翼、艾青、刘白羽、胡风、谢冰心、白朗、罗烽、艾芜、陈学昭、赵树理、马烽、严辰（厂民）、雷加、康濯、秦兆阳、孔厥、袁静、白薇、黄碧野、逮斐、菡子、西戎、古立高、金近、李纳、杨朔、沙汀、舒群，共二十九个人。

这些人当中，胡风、谢冰心、艾芜、孔厥、白薇和黄碧野不是党员，其他人都是中共党员。

当时驻会作家的待遇是这样定级的：比如张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人被定为文艺一级，政治行政待遇上套靠行政八级，但在工资收入上其实比行政七级还要高。丁玲当时的级别就是行政七级。行政八级的工资到二百元，而文艺一级作家的工资大约在二百多元以上。当时被定为文艺二级的有舒群、罗烽、白朗、陈企霞、草明等人。被定为文艺三级的有康濯、马烽、西戎等人。当时的文艺三级，就相当于正局级干部的待遇。

那时候，全面学习苏联，处处效法苏联，稿费也学习苏联，采取基本稿酬加印数稿酬的方式，而且定的标准很高。像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都赶上了。那时候书的品种少，每本书的印量也大，往往一本书就可以拿到五六万或者七八万元的稿酬。后来，拿稿酬的作家就不再从作协领取工资，丁玲同志就是第一个带头响应的作家。当时北京一个小四合院，房价也就是几千元，至多上万元，所以许多作家都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驻会作家开会学习的时候来，没有事情的时候就不来了。作家们出差或者深入生活的一切费用，都由作家协会报销。

那时候，作协的经费来源有两部分：行政经费由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拨发，作家的工资和活动经费则由财政部拨发。说到底，到时候作协和作家基本上是由国家全给包下来了。

作协党组织是党总支领导下的各个党支部。在我记忆中，《人民文学》《新观察》《文艺报》《文艺学习》、资料室都各是一个支部；文学讲习所有两个支部，一个学员支部，一个工作人员支部；《译文》和古典文学部是一个支部；创作委员会和外国文学委员会是一个支部等等。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一个特殊的支部。为了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团结党外作家，这个支部叫民盟支部，其实是联系民盟以及其他党外人士的支部，总支里我分管负责，这个支部的书记是陈白尘同志。这个支部的党员就负责联系党外人士的工作，实际上主要是团结一批翻译家和大家教授，他们有什么情况和意见要逐级向上反映，一直反映到中直机关党委。

1953年前后，中国作协的日常工作主要是学习政治文件，进行学术研讨。那时提倡的创作方针就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反人性论等等。

1954年，机关的政治学习主要学习《毛选》第一卷、《联共党史》《哲学史》。还要全面学习苏联的文学作品。

中国作协资料室1954年11月编写了很厚的两本油印资料：一本是《关于苏联文学论文目录索引》。这个索引包括了1949年9月到1954年9月全国报刊所发表的对苏联文学评论的论文。其中比如《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1952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的决议）》《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论托尔斯泰》等三百六十篇文章。其中只有二十三篇文章是中国人写的。

另一本是《苏联作家研究介绍——作品评论目录索引》。这个索引介绍了如安东诺夫、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一百零一位苏联作家的近一百五十本著作以及大量的评价文章。要说明的是，这些书都已经在中国翻译出版。

不能不承认，苏联的思想和文学创作对当时中国的思想和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使我们的行为不由自主地跟着“苏联老大哥”的脚印走。正如那时的一句口号所说——“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那段时间，每个星期有三个半天学习。而学术讨论会也是经常的，每个星期起码有两次。记得常来参加会议的有何其芳、袁水拍、王阑西、陈荒煤等同志。那些会议大部分是林默涵同志来主持。当时中宣部也没有几个人，他们也经常参加在作协机关举行的这些讨论会和活动。

作家协会还有一项为作家提供聚会地点和服务的工作。因此，每个星期六晚饭以后，许多作家和艺术家就到布总布胡同２２号院来。没有什么预先规定的题目，也没有什么具体的组织和引导，只是随便进行文学艺术交谈，讨论一下最近的新闻时事，而大多数时间则是游乐活动，演唱、文艺表演、打麻将、下棋、聊天等等。

当时的作家中，丁玲、茅盾、老舍、郭沫若、罗烽、白朗、舒群、李季、阮章竞、谢冰心、赵树理、张天翼、周立波；艺术家中，梅兰芳、程砚秋、洪深、田汉、侯宝林、李波、王昆；北大的教授游国恩、何其芳、吴组缃，北师大的教授钟敬文、吕叔湘；翻译家冯至、曹靖华、纳迅等等，都是这里的常客。大家都很愿意来，还经常无拘无束地开玩笑。

许多知名人士经常即兴“上台”表演。像田汉上台唱过他自己写的京剧《打渔杀家》，洪深唱过《审头刺汤》。文联副主席柯仲平和韩起祥说过相声，赵树理唱过山西的上党梆子。侯宝林先生著名的相声段子《醉酒》，就是在那里产生的。

谈起《红楼梦》的时候，大家不禁争论起来，有的说林黛玉进北京是从德胜门进来的，所以住的应是北城……有的说，林黛玉住的地方根本不是北城，再说也不一定住哪城就非得从哪边的城门进来。谈起《水浒》中武松和李逵打虎的时候，吴组缃还即兴表演，他说还有比武松和李逵更厉害的，那就是祖孙俩打虎，爷爷让七八岁的孩子把老虎引来，自己举着斧头蹲在地上等着，只要老虎一扑上来，那斧子能把老虎从嘴一直豁到屁股，又快又准……

那时候，一是条件困难，二是为了工作方便，东总布胡同22号既是作协机关办公的地方，也是一些作家和领导同志的宿舍。后院的一座小楼共有五间住房，艾青住二层的一间（他当时的夫人韦莹带着孩子住在东院的一间平房里），陈企霞住一间（他的夫人带着孩子住在贡院胡同），我住楼下一间（我的家属住在象鼻子中坑胡同），邵荃麟住两间。

在另一栋小楼里，张天翼住一间（那时他还没有结婚），沙汀住两间，严文井住一间。而周立波全家住在后院的四间平房里。在东总布胡同22号，还住着作家白薇，因为年龄比较大，我们都称呼她老白薇。她是五四运动的参加者，因为经常去外地深入生活，所以很少住在这里。

当然，大部分作家都住在外边，比如马烽、西戎、田间住在鼓楼，罗烽、白朗、舒群、刘白羽、康濯、陈白尘都住在东总布胡同46号。那是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以后一段比较宽松的时期。

以后，发生了一系列事情，诸如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批判丁陈反党小集团、反右等等运动，作协就好像骑在了老虎的背上——再也下不来了。

四、对《文艺报》的批判

1954年10月18日，中国作协党组召开会议，传达了毛主席的《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

我猜想，当时中国作协党组的有些人和我一样，都是第一次得知，就在刚刚过去的9月份，《文史哲》杂志上发表了李希凡、蓝翎的文章，而且没有想到事态的严重，更没有想到这封信会引起对《文艺报》后来那样严厉的批判，致使整个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都要为《文艺报》承担“领导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责任。

时隔十天，1954年10月28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袁水拍同志署名的文章：《质问〈文艺报〉编者》，指责《文艺报》对“唯心论观点的容忍依从”和编者的“资产阶级贵族老爷态度”。

这个时候，我们才知道《文艺报》捅了娄子。1953年第9期《文艺报》上发表了推荐《红楼梦研究》的文章，而对于像李希凡、蓝翎、白盾等人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评俞平伯论点的文章，则采取了置之不理、拒绝刊登的态度。

按我们的想法，刊物发稿、退稿是常有的事情，即便退掉了一些好稿子也在所难免。但此事既然毛主席过问了，事情就重大了。当时的《文艺报》主编是冯雪峰，副主编是陈企霞（兼编辑主任）。尽管在《文艺报》第１８期上转载了李希凡和蓝翎在《文史哲》杂志上的批评文章，但大局已难以挽回。一个原因是“登晚了”，另一个原因是冯雪峰还加了编者按。按照后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中的说法，就是“转载时，编者又加上了贬抑这个批评的重大意义的错误按语……”

现在想起来，当时不论《文艺报》采取什么措施，可能都无济于事，不在这里犯错误，也会在那里犯错误，所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伸头缩头都是一刀。

但当时人们却是非常诚惶诚恐，觉得毛主席目光敏锐，毛主席博学多才，他能在那样繁杂的国家大事中关心文学界的事情，而且关心得那样具体、那样准确，这便决非小事了。

从10月31日起，中国作协主席团和中国文联主席团便多次召开会议，展开对《文艺报》的批判，首当其冲是冯雪峰同志，其次是陈企霞。

这里要说明的是，当时《文艺报》在名义上是中国文联的机关报，但文联委托作协来领导，因此《文艺报》的事情一出来，两个主席团都要“表示态度”。

10月31日那天，冯雪峰在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上做了深刻的检查。他的态度很诚恳，但看得出来，他的确有些想不通，同时也有一种委屈的感觉。

他在巨大压力下的检查中仍然有这样的话：“特别严重的，是我对这个错误的严重性又不是很快认识到的。在主席关心到这问题并给以严厉的批评后，我才一步一步地认识到，这不仅证明我的思想确实有和资产阶级思想的长期的根深蒂固的联系，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思想中却是十分单薄；同时我身上的严重的包袱又在阻碍我从思想上去认识问题的本质和错误的严重性，例如我自以为做过一些帮助青年的工作以及自以为我平日在工作上是艰苦的等……”

冯雪峰的检查是交给作协党组和周扬同志的，并请周扬转呈中央宣传部和党中央。

根据冯雪峰检查中要求的“我决定立即在党报上和作协及文联主席团会议上公开做自我批评”，作协和文联党组决定，冯雪峰的检查文章在《人民日报》和《文艺报》上全文刊登。

11月6日，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以党组书记周扬、副书记邵荃麟的名义，写报告给中央宣传部，并转呈党中央。报告附上了冯雪峰的检查，并写上了“党组认为冯雪峰同志对这一错误的检讨态度是诚恳的”。

报告同时明确指出：“作协党组在领导文学工作上同样犯有这样错误倾向……”也诚恳地承担责任，并向中共中央做了检查。

接下来，文联和作协主席团多次召开会议，商定对《文艺报》的处理意见。

第一个草案初稿的名称是《关于〈文艺报〉的错误的决议》（草案初稿）。

这个稿子在后来有两处较大的改动：一处是一稿中“无疑将给马克思主义文艺的发展带来更大的危害”一句，在第二稿中改成了“无疑将给人民的文艺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害”。另一处是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在检讨对于“文艺思想领导的软弱无力和漠不关心”的部分，在第二稿中加上了“文艺艺术的领导机关和许多刊物都没有从1950年影片《武训传》的批判中认真吸取教训”。

第三稿又在第二稿的基础上做了较大的改动，主要是更加强调了《文艺报》对“小人物”的态度，说这样“必然会和马克思主义的新生力量疏远起来……对待青年作家和批评家的态度是傲慢的……”同时又加上了《文艺报》“今年１月间对李（（造字））的小说《不能走那条路》所取的冷酷的批评态度……”

这些修改让人看出是在竭力回应毛主席《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一封信》的内容。

这三稿草案最后涉及到的对《文艺报》处理的决议部分，改动也比较大。

我现在手里保存的最后的第三稿上，有邵荃麟同志19554年12月4日的批示：“先抄发文联主席团委员作协主席团同志、党组及有关负责同志”。还有林默涵的附言：“荃麟同志，此件已送中央。林默涵十二月四日”。

也就是说，在1954年的12月4日，两个主席团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草案），已经送给中宣部和中央了。

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文艺报〉的决议》，并根据决议中对《文艺报》改组的内容做出决议。

关于改组《文艺报》编辑机构的决议：

根据1954年12月8日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团、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所通过的《关于〈文艺报〉的决议》，《文艺报》编辑机构予以改组，兹决议：

一、撤消陈企霞同志所担任的《文艺报》副主编兼编辑主任职务。

二、成立《文艺报》编辑委员会，决定康濯、侯金镜、秦兆阳、冯雪峰、黄药眠、刘白羽、王瑶七同志为编辑委员，并以康濯、侯金镜、秦兆阳三同志为常务编辑委员。免去黄药眠及康濯同志原任的《文艺学习》编辑委员职务。

三、责成编辑委员会在两星期内提出改进《文艺报》的具体方案和新的编辑方针，提交主席团审核。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全面地对中国作协系统的各个刊物进行检查。1954年12月１6日，在作协第四次常务办公会上，拟订了作协全面检查工作的计划，并指定由严文井、阮章竞和我组成检查工作小组，协助主席团具体研究与掌握全盘检查工作。除了《文艺报》以外。将各部门分为以下七个检查单位：

一、《人民文学》，二、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三、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四、创作委员会，五、《译文》，六、《新观察》，七、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和办公室。

之后，对照总体计划大致划分了检查工作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习文件、酝酿检查阶段，时间截止于年前；第二阶段为进入检查阶段（包括对领导提意见），时间约在元月4日至14日；第三阶段为提出改进方案阶段，时间约在元月15日至22日。

检查小组的分工是这样的：严文井负总责，另外主要负责联系了解《人民文学》、创作委员会。阮章竞负责联系《译文》、普及部（包括《文艺学习》）、《新观察》。我负责联系古典文学部（包括《文学遗产》）、外国文学委员会、图书资料室、办公室等单位。指定丁宁同志为检查小组秘书，负责各部门的联络。

在将近一个月的检查活动中，各部门主要是从刊登稿件、来稿退稿的工作中对照毛主席的信，检查是否存在《文艺报》一类的问题。从总的方面来说，要检查“对资产阶级思想容忍和投降的问题”、“轻视和压制新生力量的问题”、“执行创作上的自由竞争的问题”；从具体方面来讲，要检查“权威思想”、“名人思想”、“脱离群众”、“脱离当前斗争任务”等等。

检查文章的过程中有些突出的例子，比如《人民文学》检查了3月号刊登的《洼地上的战役》，认为这是一篇有错误倾向的小说，但刊物至今也没有批判。

《洼地上的战役》是作家路翎的作品，描写在抗美援朝战场上，我们的军人在一瞬间有了害怕怯懦的念头。这篇文章主要受到来自部队方面的指责，还是那个老的争论——能不能写军人的弱点和缺点？

还有柯仲平的诗《献给志愿军》。有人认为这诗的质量并不高，只因为他是名人（文联副主席），就给予发表。

到了1955年初，对《文艺报》的批评处理和对作协系统各个刊物的检查算是告一段落。

在谈及《红楼梦》、批判胡适文艺思想期间，北京多次召开和《红楼梦》有关的研讨会。

1954年11月29日、12月21日和1955年的1月15日，曾在东四头条4号的全国文联会议室三次召开《〈红楼梦〉的人民性和艺术成就》的专题研讨会。会议规格很高，分别由茅盾等同志主持。其会议通知都是由中国作协新成立的一个叫做“胡适思想批判讨论会工作委员会”秘书处发出的。陈白尘同志担任这个委员会的主任。

那时候，作协所属各刊物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来稿。作协分管普及工作的同志拆阅这些来信并进行汇编，再发给党组成员阅读。从来信中不但看到群众的思想十分活跃，也感到社会上掀起了一股读《红楼梦》，谈《红楼梦》以及其他古典文学的热潮。从有些典型的话语中可以看出这场运动对青年人和整个社会舆论的影响：

“通过这次讨论，我们才懂得在学术研究中也有两个阶级的斗争。”（北师大）

“我们中文系的同学，看了李、蓝的文章都很受感动，都说愿意走他们的道路。”（北大）

“我们那里的人对这次论争都很关心，但有人对它的意义认识不足，有人就说：‘搞文艺真不容易，一不小心就出问题，我们搞自然科学的是不自觉的马克思主义者。’实则在建筑学中早已有复古思想存在，有人讽刺这种复古思想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打底儿，共产主义镶边儿’倒是怪恰当的。”（自然博物馆）

在对《文艺报》的批评过程中，冯雪峰同志虽然想不通，但他的态度并不太激烈。他写检查，承担了《文艺报》所犯错误的责任。相比之下，作为《文艺报》副主编的陈企霞，情况就不同了。

为了李（（造字））、于黑丁等人的文章闹起的风波，陈企霞激烈地辩解，在党组扩大会上当面和周扬顶撞起来。于是，陈企霞“恃才傲物”、陈企霞“抗上”、陈企霞“反领导”的印象和舆论开始形成了。尽管他也勉强做了检讨，但心中是很不服气的。在《红楼梦研究》被批判的事情发生以后，陈企霞被召回北京（那时他在下面深入生活）。

《文艺报》最初创办的时候，丁玲是主编，陈企霞和萧殷是副主编，陈企霞曾表示不满：“主编还有什么副的？”丁玲找周扬商量，周扬点了头，于是《文艺报》就出现了三个主编并列的现象。凡此种种事情，陈企霞都给各级领导——当然主要是周扬，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就连丁玲后来在“帮助”陈企霞的会上，也认为和陈企霞一起工作“像背了一个大包袱”。

这时候，中国作协所面临的战斗已经不光是要解决《文艺报》的问题了，一个更大、更激烈的运动已然悄悄临近。

中国作协的战斗方向已经开始要向胡风转移，但是我相信，就是党组中的所有成员也没有想到，“胡风的文艺思想的错误”能够发展成“胡风反革命集团”。

中国作协需要尽快结束对内部的检查，以便投入到对“胡风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批判上来。在那种大势所趋的情况下，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会议上，陈企霞才勉强做了检讨。在中宣部的会议上，陈企霞也做了检讨。最后，他被撤消《文艺报》副主编和编辑部主任的职务。

最近看到陈企霞病中的自述，谈到他勉强接受处分的环境和心情，他说：“当时的气氛和某些做法，使我根本丧失了为自己辩护的勇气和可能。同时我又接受了一些庸俗的自由主义的劝告的影响。”陈企霞谈到了丁玲、冯雪峰、艾青、康濯等同志劝他马上认错时自己无奈的心情。

当时的丁玲并没有被触及到任何问题，在党组会上她也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可是事隔一年，丁玲就被打成了“反党集团”。我想，陈企霞即便当时没有任何检讨，没有接受处分，就当时的环境来看，他的命运也不会因此而发生太大的变化。

许多回忆文章谈到在批判《文艺报》期间有封匿名信的问题，我把所知关于这封信的情况说一下：

大约是1954年11月或12月，正是中国作协批判检查《文艺报》所犯错误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递给我一封信说：“这是封写给刘少奇同志的匿名信。少奇同志批下来了，转给了公安部，又转到咱们这里，让查一下这封信到底是谁写的……”

我接过信，这是一个普通的短白信封，没有单位落款，更不是作协通常用的那种牛皮纸信封，上面写着“刘少奇同志亲启”的字样。在刘少奇的名字上画着一个圈，估计是刘少奇同志圈阅过。信的投寄地点是北京西单某邮局。

我印象中信封里面有三四张普通稿纸，上面也没有印刷单位。

信的大意是对当时正在激烈地批判《文艺报》各种错误的反驳，为《文艺报》打抱不平，鸣冤叫屈……从信中的内容和措词来看，写信的人对作协内部的情况非常熟悉，给人的初步印象是，这封信是作协内部的知情人写的。信如果是署名的，这封信可能会很“简单”地处理。

既然是刘少奇同志亲自批下来的，当然事关重大。我马上找到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他说已经知道这件事，写信的人可能就在中国作协内部。他希望我们自己先查一下。

我们根据匿名信的笔迹开始查找。记得当时参加查找笔迹的有丁宁、胡海珠、罗立韵等同志，还有我。我们从作家协会工作人员的档案中，取出每个人自己填写的登记表，把表上的字迹与匿名信一一核对。然而找了很长时间，没有结果。这件事放在工作日程上大约有一年之久。

谁也没有想到，反右斗争开始的时候，“丁陈反党集团”的事情不但没有得到平反，丁陈二人又被划成右派。就在这个时候，有一天，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王任叔（巴人）找到刘白羽、严文井和我，讲述了一件事情，说人民文学出版社有个女编辑，这次她在与副主编楼适夷的谈话中，揭发出当年匿名信的事。说是当时陈企霞写了信，通过这个女编辑找了一个“老秀才”，把这封信抄了一遍，然后陈企霞去了上海，由这个女编辑把信寄出的。

我们当即去了这个女编辑的家。女编辑领着我们又找到了那个替陈企霞抄信的“老秀才”，最后证明女编辑说的是事实。

陈企霞同志可能是得到了消息，第二天，他就由他的夫人郑重陪着来到作协，拿出一把钥匙交给我们说：“这就是罪证。”这把钥匙是那个女编辑家的。

1957年8月3日，在中国作协党组扩大会上，陈企霞在他的检查里说：“首先我要揭露匿名信的事和还有比柳溪所说的更可怕的事——”这话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说出的。匿名信的问题到此真相大白，只是陈企霞又多了两条罪状。

如今看起来，陈企霞的这两年事都不能构成什么罪状。但是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一看就明白，就两件事都将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


转自《二闲堂》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1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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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二）

作者：张僖

五、肃反和“胡风反革命集团”

1954年7月，也就是党的四中全会以后，胡风向中央呈交了一份二十多万字的报告：《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即后来大家通常所说的“三十万言书”（后来公开发表的名称是《胡风对文艺问题的意见》）。

据说，他的这份报告是交给习仲勋同志的。习仲勋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秘书长，而且是上一任的中宣部部长。

中央在接到胡风的报告之后，指示要将报告交给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文艺界公开讨论。

胡风其实应该知道，在此之前，中央领导一直对他的文艺思想持批评态度。1952年12月，当时的全国文协就召开过胡风文艺思想讨论会。

1953年1月底，林默涵同志在北京文化部礼堂向作家和文艺团体领导介绍过对胡风批评的原因。

1953年1月30日，《文艺报》第2期就发表了林默涵同志的文章《胡风反马克思主义的文艺思想》，1953年2月5日，《文艺报》第3期又发表了何其芳同志的文章《现实主义的路，还是反现实主义的路》。这两篇文章都有“来头”，都是在直接批判胡风的文艺观点。

1953年的3月底，重庆市委宣传部专门邀请西南和重庆的文艺工作者五十多人举行座谈会，讨论胡风的文艺思想对一部分青年所起的毒害作用。座谈会上，四川省委宣传部长任白戈同志，明确提出了“胡风的文艺思想是彻头彻尾反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

于是，1953年4月3日《四川日报》也发表了作家萧萸的文章，不但对胡风和路翎的创作提出了批评，也对自己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检讨。4月12日的《四川日报》又发表了何幽的文章《胡风的文艺理论对我的不良影响》。

《四川日报》发表这些文章的时候专门加了编者按说，四川有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和知识青年，过去受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不良影响是比较深的，希望他们能通过此次全国文艺界对胡风及其小集团的文艺思想的批判，进行一次认真的学习，清除自己所受的不良影响。

而对胡风的“三十万言书”的讨论，则一直进行了五个月。

1955年1月2日，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代表作协党组，起草了给中宣部并转呈中央的报告。从这个报告中我们就可以看出，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从此转入了一个严重的阶段，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批判的缘由和当时的环境。

附邵荃麟报告全文——

中央宣传部并转中央：

（一）

胡风的错误文艺思想是十多年来文艺界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这种思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的文艺思想，但是却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因此在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众中间甚至在部分的党员中，产生迷惑作用。胡风以他这种思想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小集团，长期地宣传着他的错误的文艺思想，对抗着毛主席的文艺方针，对抗着过去解放区和国统区党领导的文艺运动和目前党领导的全国的文艺运动。这个小集团一直保持了十年以上的历史，其中有党员，有不少思想落后的分子，甚至政治上堕落的分子，在文艺界成为一种顽强的宗派，一九四四年，胡风在重庆创办《希望》杂志。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他不但没有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认识自己的错误，反而更有系统地来宣传自己的那一套所谓“主观精神论”的错误理论和进行所谓反客观主义的斗争。胡风所谓“客观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把当时国统区一部分进步作家创作上所存在的某些缺点加以夸张和曲解，甚至把这些缺点看做是和国民党反动统治同样的一种敌对力量。他在论文集《逆流的日子》序文中说：“文艺在自己的阵营里也经验着一种逆流的袭击（按：即指客观主义等倾向），这袭击正是和那大的逆流（指国民党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政治逆流）紧紧地互相呼应。”当时重庆的文艺界党内外同志曾经向他进行过口头批评，并在座谈会上讨论过他们的理论问题。党内负责同志如乔木同志等也和他谈过话，但未能改变他的看法。一九四六年，《希望》继续在上海出版。北京、成都等成他的小集团又出版了若干同样性质的刊物（《呼吸》、《泥土》等）。一九四八年，在香港的一部分同志（胡绳、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等），经过党内讨论并取得郭老、茅盾等赞成，在刊物上向他进行了公开批评。为了答复这些批评，胡风发表了一篇《论现实主义的路》。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此项论争暂时停止。此后几年中，胡风继续印行了宣传他这种理论的各种著作，在群众中散布这种错误理论的影响。当时我们曾和他作过多次的谈话。一九五二年底，由周扬同志主持的一个文艺界的座谈会，邀请胡风、路翎等参加，向他进行批评，胡风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一九五三年初，由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在《人民日报》、《文艺报》发表了批评他的文章，指出他的反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这几年中，乔木同志曾经口头和写信批评过他，并建议他深入生活进行改造。周总理也找他谈过话，批评了他。胡风当时对于这些批评始终没有接受，实际上是采取了更坚决的反抗态度。一九五四年四中全会以后，他向中央政治局写了一本二十多万字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不但反驳林默涵、何其芳二同志的批评，坚持他自己的理论，不但猛烈抨击党的文艺领导，认为这种领导比“拉普”更加反动，并且提出他自己对文艺领导的一套建议，如取消一切作协的刊物，取消电影剧本和剧本的审查办法，主张各办各的同人杂志等等。这个建议的实质，是要取消党对于文艺运动统一领导的原则，使文艺运动变成为四分五裂的宗派活动。胡风的文艺思想及其实践的理论，到此已经达到极其露骨反对党的领导的地步。中央宣传部将此项报告交给作家协会主席团，在文艺界进行公开讨论，这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过去几次的批评之所以没有收得很好的效果，主要一点，是没有在群众中展开广泛的自由的讨论和批判。最近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上的发言发表以后，引起作家和读者群众很大的不满，可见群众对胡风的错误思想是看得清楚的。因此紧接着对《文艺报》的批评，以及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展开以后，应该立即展开对胡风思想的彻底批判，以肃清这种错误思想的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影响，并通过这种批判进一步阐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原则，同时改进作协对于文艺思想的领导工作。

（二）

党组认为，对胡风思想的批评，应该看做是文学界工人阶级思想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一场严重斗争，是毛主席文艺方向和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一场严重斗争。在这场思想斗争中，应当毫不容情地揭发出胡风的理论是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文艺理论，他的文艺路线是反对毛主席文艺方向的路线，他的活动是宗派主义的小集团活动；同时必须坚决反对向这种错误思想的投降主义态度。但是对于胡风以及胡风派的人，只要他们政治上不是反革命，仍然应该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应当通过批判，帮助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党组认为，对于胡风思想的批判，应该通过文联与作协主席团的领导，采取广泛而深入的、具有原则性和说服力的公开自由讨论的方式；应该动员各地文艺界以及哲学界的人来参加这个斗争，不要仅限于少数搞文艺理想批评的同志；并且应由郭沫若、茅盾等来参与领导这个斗争。经过一定时期的讨论以后，应该对这个论争做出结论。

胡风这种错误的文学思想在部分群众中所以还有一定的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文艺工作中，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胡风就利用这些缺点，加以夸张和曲解，对党的领导进行恶意的抨击。对于这种恶意的抨击，必须继续予以有力的驳斥。但另一方面在批判胡风思想的斗争中，我们也应该正视我们自己的缺点，采取自我批评的态度。这样才能使我们的批判更具有说服力量，并且经过这次批判，更加强文艺界的团结。

（三）

根据以上认识，并征求了郭沫若、茅盾的意见，党组对于胡风的思想的批判工作，决定如下计划：

（1）由作协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胡风给中央的报告中关于理论问题和文艺领导方式问题两部分印成小册子，在一月中发给全国文联、作协及其他各协的委员或理事、各地报纸及文艺刊物主编人、各省市文联及各文艺机关的负责人（估计约一千本左右），说明由中央宣传部决定将此项文件交由文艺界进行讨论。此外并由作协将过去胡风以及胡风派的主要理论文章和批评胡风等的文章编成参考资料三册，印发文艺界人士。

（2）二月中旬将胡风关于理论问题和文学领导方式问题两部分意见印成附册，随一九五五年第三期《文艺报》发行（因胡风的文章有十余万字，《文艺报》无法刊载），公诸社会，并由作协主席团加以说明，希望读者对此项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最近胡风致函总理，要求将他给中央的报告改写为文章发表并拟有所修改，因此《文艺报》拟发表其改过的文章）。

（3）周扬同志等一月中旬自苏联回国后，即召集文联和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传达苏联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报告，号召全国文艺界学习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报告，结合此项学习，来研究和讨论中国文艺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我们并准备乘召开此次会议之便，邀请各地作协分会负责同志来京，讨论如何使这个讨论在各地顺利展开批判胡风思想的问题。

（4）在《文艺报》发表胡风文章以前，拟请《人民日报》及其他报刊继续发表一些读者批评胡风在文联和作协主席团联席会议发言的来信或文章，以及其他批评胡风的文章。胡风的文章公开发表后，拟在《人民日报》、《文艺报》、《人民文学》以及各地其他报刊继续发表批判胡风思想的文章（包括对胡风的理论和创作，胡风对文艺运动的意见，以及胡风派的理论和创作的批评），也可以发表相反意见的文章。

（5）报刊上讨论已经展开以后，各地作家协会和各文艺团体可以组织各种讨论会来讨论此项问题。原定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拟延至四五月间，俟对胡风思想讨论有一定结果时，再行召开。理事会除检查作协领导和讨论改进工作的报告外，并对胡风文艺理论和他关于文艺领导意见做出结论。

（6）为了进行对胡风思想批判，必须做好研究工作。作协党组已经开始约请了一些同志，进行研究，并要求他们都要负责写出文章。这些同志包括周扬、胡绳、艾思奇、乔冠华、邵荃麟、林默涵、何其芳、冯雪峰、刘白羽、田家英、许立群、袁水拍、聂绀弩、蔡仪、林淡秋、陈涌、王燎荧、康濯、侯金镜、秦兆阳等。党外方面，郭老、茅盾均已同意进行研究并写文章。俟胡风的报告印发后再广泛地组织各方面人士进行研究和写文章。

以上计划是否妥当，请指示。

中国作家协会党组

邵荃麟

一月二日

抄送中宣部：陆定一、张际春、凯丰、陈伯达、乔木、周扬、胡绳、邓拓、韦明、钱俊瑞党组同志

为什么从当年7月胡风上交报告以后时隔五个月，中国作协党组才给中央写这个报告？据我个人理解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全国从中央到地方都在进行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批评和对胡适反动思想的批评。《红楼梦研究》是当时的热点。第二中国作协党组在没有得到上级指示时，还没有下定决心。还有1954年9月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开幕的时候。

1955年1月，批评胡风发言的文章接连刊登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文艺报》上，仅1月份，这三家报纸共刊登这类文章十九篇。

根据1955年3月7日统计，至此，批判胡风的文章（包括何其芳与林默涵的文章），一共发表了五十七篇。

当时，在给作协所属刊物的来信来稿中，除了支持批判胡风的文章之外，也接到相当一部分来信来稿，反对批判胡风。

1955年1月13日，胡风写了一篇一万多字的《我的自我批判》。

不久，毛主席就有了批示：“对胡风这样的资产阶级唯心论，反人民、反党的思想，绝不能让他在‘小资产阶级观点’掩盖下逃脱，而予以彻底的批判。”

1955年2月5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决定举行第十三次扩大会议，准备对胡风的唯心主义文艺思想进行批判。

这就是大家经常谈到的青年宫会议。那是在北京东单十字路口东北角后来叫做青年艺术剧院的地方。

在召开大会的前一天晚上，作协党组和文联党组在东总布胡同46号召开会议。由郭沫若同志主持部署明天对胡风的批判。这个预备会没有胡风参加，胡风对此也一无所知。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副秘书长，也是党组秘书。那次预备会议担任记录的是束沛德同志和陈淼同志。束沛德是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是择优选拔到中国作协来的。一开始周扬同志想让他担任自己的秘书，后来严文井说，希望他到创作委员会当秘书。于是束沛德同志就在党组担任记录的工作，很受信任。

那天散会以后，连夜发送第二天开会的通知，我记得通知是凌进晨１点钟发出的。通知上没有会议内容，只是说要在青年宫召开文联和作协主席团的联席会。胡风也只是接到明天开会的通知而已。

第二天，大会正式召开。参加会议的人员有文联在京的全委、作协在京的理事，以及其他各文艺协会的负责人等等大约二百多人，胡风也坐在主席台上。会议由郭沫若主持，茅盾和周扬作为助手帮助主持。郭沫若的身份是文联主席，也是国务院文教委员会主任。茅盾是文化部部长，也是中国作协主席。当然，许多主要工作是周扬同志来抓的，至于那些具体的工作，则由林默涵、刘白羽、邵荃麟同志来负责。那个会议的名称是“中国文艺工作者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主席团联席（扩大）会”。

我知道，郭沫若和茅盾在重庆时对胡风的文艺思想也是有看法和不同意见的。

会下，舒芜找到冯雪峰说，胡风在开会之前已经知道了今天会议的内容，并且做了准备。因为舒芜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审，而冯雪峰是社长兼总编，所以舒芜首先向他汇报了这件事。

肯定是有人把前一天晚上会议的情况告诉了胡风。于是我们对参加会议的人员逐一进行了分析，最后分析到束沛德同志的身上。

我负责找束沛德同志谈话，他承认是他透露给了同在一个宿舍住的阎望，但决不是故意的，而且也绝没有料到阎望又告诉了胡风，使他有所准备。束沛德说他回到宿舍，阎望问他开什么会，他就告诉阎望要批判胡风的三十万言书。

在研究对束沛德“泄密”问题如何处理的时候，我说，束刚出大学门，没有社会经验，又和阎望同住一个宿舍；阎望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而束是个年轻的学生。

无论是什么理由，束沛德不能再担任记录了。我们让他写检查，后来他又被下放到河北的涿鹿地区劳动锻炼。我跟涿鹿的县委书记王纯说，束沛德很能干，希望能让他做些文字工作。后来束沛德就给涿鹿当地做一些编小报的工作，这是后话。

1955年4月，全国文化界正在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同时，中央又在全国各个领域展开了旨在肃清国民党留在大陆的军、警、宪、特务反革命分子的全国性的“肃清反革命分子的运动”，简称“肃反”。

1955年4月21日，国务院第九次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加强镇压反革命分子和各种犯罪分子的斗争的决议》。

那个时候，新中国一方面面临着百废待兴的繁重任务，另一方面又要面对国外敌对势力和国民党反动派颠覆共产党政权的各种阴谋，因此，在那个《决议》的前前后后，逮捕宣判了一系列国内外的反革命分子。比如，1954年9月，上海市军管会军法处举行公审美国间谍雷德蒙及七名叛国罪犯的大会，分别判处雷德蒙等八名叛国犯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再比如，1955年6月，逮捕了在全国解放前夕杀害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将军和中共四川省委负责人罗世文、车耀先等同志的特务分子杨进兴，并判处死刑等等。

肃反运动开始后，公安部成立了领导肃反的五人小组，组长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小组的成员是另外几位副部长。在中国作协内部也成立了一个领导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组长是刘白羽，组员是严文井、阮章竞（总支书记）、康濯和我。

到了后来，中央也成立了领导肃反的小组，取代了公安部的五人小组，组长是陆定一，副组长是罗瑞卿，还加上了一个副组长康生。这个小组就在公安部办公。

当肃反运动在全国铺开以后，全国部级以上的单位都相应地成立了五个小组。

中国作协的五人小组是这样分工的：

刘白羽同志总抓。严文井负责所有从作协“出去”的“文字”——文井、文井，他这口井里都是文化！他在文字上抠得很细，遣词造句，字斟句酌，无论是对政策的把握还是用词的分寸，他都很有经验。那时候，严文井许多事不愿出头，有时还给人一种胆小的感觉。阮章竞负责主持作协内部的各种批判会（当然，大型的批判会还要由周扬和刘白羽同志来主持）。康濯负责《文艺报》、讲习所和作家支部。我负责抓日常工作。这些工作和我在行政上担任副秘书长的工作也就结合起来了。

那时候，党组的活动基本停止了。当时的党总支就是五人小组的办事机构，因为各个刊物的主编都是党组成员。在肃反运动中，各个支部就成了主编的办事机构。

五人小组成立以后，主要的任务就是肃清反革命分子，同时也要审查作协机关和所属单位全部干部的历史。

延安时期曾经有过审干运动，上级领导说那次是局部的，而这一次却是全国性的干部档案核对。大家都知道，政治运动离不了开会。作家协会也是每天开会，而且没有上班下班的概念，经常是晚上开会。运动开始，先由干部根据自己写的自传说出自己的“来龙去脉”。从学生时代说起，不但要说出那段时间做了什么、担任什么职务，还要说出证明人。审查办公室要根据每个人的自传到全国调查取证，一个人一个人地过关。

在全国大规模地展开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活动中，大约是４月份，舒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胡风文艺思想反党反人民的实质》的文章，并且主动上交了胡风在四十年代与他的大量私人通信。

在一次中国作协党的会议上，刘白羽同志对我们说：“舒芜把胡风给他的信都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上面的交代，要集中一些同志到公安部去研究整理。我本人也要去，家里的工作由严文井负责。阮章竞是总支书记，负责具体工作。”

那时候，邵荃麟同志在养病，党组已经停止工作（肃反由五人小组负责），其实中国作协的工作基本上就是由党总支负责。

我当时听说舒芜交了胡风给他的信件，心中有些想法。而且按照程序，这些信件本应该是在作协，或者在中宣部、文化部整理研究，现在却说要拿到公安部六局（文化保卫局）整理研究。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问题严重了，是不是已经从思想问题变成了肃反问题？

刘白羽等同志开始到公安部六局办公。听说去公安部整理信件的还有《人民日报》的袁水拍、北京大学研究所的何其芳、中宣部的郭小川（郭那时候还没有调到作协来），还有林默涵、张光年等同志。

留在作家协会的几个负责同志就开始组织机关的同志（主要是三十几位驻会作家）学习。还是批判胡风的文艺思想，会议基本上都是在党内进行。那段时间经常召开党总支大会，而且是晚上召开。

许多人听说舒芜交了信，也不知道信里都说了些什么，有一部分同志就紧张了。这主要是在胡风主办的刊物《泥土》《七月》《呼吸》上发表过作品的同志。比如田间、严辰、陆菲、艾青等同志。

从那段时间开始，机关的肃反运动就和对胡风的揭发批判联系起来了。

由于当时舆论和社会环境造成了无形的但是巨大的压力，许多同志纷纷交代自己和胡风的来往。其中，绝大多数人都是给杂志投稿的关系，还有许多现在看起来绝对是生活琐事。比如诗人田间（原文学讲习所秘书长）说，他到胡风家洗过澡，觉得胡风很平易，亲自擦澡盆；胡风曾请他们在马凯餐厅吃饭等等。

5月中旬的一次会上（会是由当时的总支书记阮章竞同志主持的，我当时是总支副书记），有人提到田间在胡风的《七月》上发表了很多诗，胡风的泥土社还出版了田间的书，要田间交代与胡风的关系。当时田间很紧张。

第二天天刚亮，田间就去刘白羽家中找到刘白羽。事后，刘白羽曾对我和阮章竞说起：“那天，田间很紧张，天一亮他就来敲我家的门，田间神经有点错乱……”但刘白羽没有告诉我们谈话的内容。

1955年5月中旬的一天，下午１点多钟，田间来到严文井家说，他有支手枪要交。严文井急忙把我叫到他家，当着田间的面对我说：“田间有支手枪要交给总支。”

我说：“你拿来好了，交给高铮同志（当时的党总支秘书）。”

田间说：“我的家里有一支手枪，我有些害怕。”

严文井说：“你拿来交给总支给你保管。”

田间说：“我不敢拿来，怕路上出事。”

我说：“这好办，你怕路上出事，我向司机班要个车，你坐车回家去拿。”

田间还是不同意，“我不能拿枪，有人监视我。我上车的时候在门口出事怎么办？”

在这种情况下，严文井提出让我同田间回家一趟。

我从司机班要了车，记得开车的司机是曹玉露。我们一起来到田间家里。

田间的家紧挨着后海，是一个小四合院，房子是他自己买的，有五间北房，屋里都有门相互连通。他领我走进那两间已经打的通铺有地毯的北房里，让我坐在藤椅上，给我泡了一杯茶，就走进里间他睡觉的屋子。我听见他在屋里翻东西，大约有五六分钟，他又走进再靠里面的房子里去了。过了有二十分钟的样子，他突然从那个房间通向院子的门跑到院子里，大声喊：“我不能活了！”

听见他的喊声，我急忙跑出门，只见田间右手持枪对着自己的脑袋。我上去夺枪，他死活不肯松手。我用右臂肘顶了一下他的下巴，他的手才松开。我把枪夺下来之后，他转身就往院外跑。我记得当时在院子里还有一个老太太，好像是他的母亲或者岳母。

我拿过枪一看，发现子弹是顶在枪膛上的。我心中一惊，刚才没有注意田间的手指是不是扣在扳机上，太危险了！我急忙把子弹退出来，然后追了出去。

从田间的家门出去就是后海的湖面，我没有想到就在这一两分钟的时间里，田间就跳进了后海。幸亏水不深，只没到他的腰，又是在岸边。等我赶到湖边的时候，田间已被过路的人救了上来。

我将浑身湿透的田间带回他的家。那位老太太急忙拿来衣服给他换上。这时候派出所的民警也来了。我等田间换好衣服，就给他们讲习所打电话。

田间和我还有民警一起坐车来到严文井的家。我们让民警走了，然后问他为什么要跳湖。田间说：没有找到枪证，怕挨整……

就在这时候，公安部六局局长陈中来电话，要我去汇报田间自杀的情况。

我把田间交给了严文井，交代了一下，就径直去了公安部六局。

在走廊，我看见办公室里坐着刘白羽、袁水拍、林默涵等人。他们奇怪地问我怎么来了。

我简单说了一下情况。

我又找到陈中同志。陈中问我：他和胡风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说：他是根据地长大的，不是在白区参加的地下党；他就是把作品投到胡风办的刊物上去过，也就是作者和刊物的关系。当时根据地许多人都在那里发表过作品。

陈中又问：那他为什么跳后海？

我说：他的神经可能受了刺激，一时激动，不是反革命行为。

陈中说：那我们就不管了，你们作协自己处理吧……

我又赶到严文井家。严文井说：我真是紧张地要命。刚才，他又跑到马路上，要钻汽车！

我和严文井一起对田间说：你这样闹可不应该，葛琴明天就回来了！

葛琴是田间的妻子，也是作家，那时候正在张家口外出。田间情绪稍微稳定了一下，问：葛琴什么时候回来？

我说：你放心吧！我们已经打了长途电话，她明天一早就回来！

等他情绪平静下来，我们就让他回家了，还让文学讲习所派人到家里陪着他。两天以后，葛琴回了家，文讲所的人才回去。

大约十天以后，田间和葛琴一起到作协总支办公室来，交给我一个枪证，上面所注明的手枪号码、子弹数目与田间那支手枪号码、子弹数目相符。我当时就把手枪证交给了总支秘书高铮同志。

1955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并发表了毛主席写的按语。

在这些材料发表的一个星期之前，中国作协党组内部先传达了。

《材料》公布以后，党总支再开会的时候，调子比以前高了。因为“胡风小集团”已经更名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已确确实实地把思想批判变成了肃清反革命分子的问题。

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绝大部分是从解放区来的，与胡风来往不多，因此和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没有多大关系。和胡风有过“来往”的，大多数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同志，比如舒芜、牛汉、杜高等人。

和胡风“来往”密切的，在作协机关中只有一个阎望，他属于作家协会的工作人员。《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公布以后，公安部就来到作协机关，在办公室将阎望带走了。他被定为胡风分子。

多少年以后，阎望在胡风案件平反之后又被送回中国作协。作协接受了他，恢复了工资待遇，但没有给他安排工作。

当时，驻会作家中邹荻帆、贺敬之、艾青、田间、严辰等都在胡风主办的杂志上发表过作品。

作协党总支在给这些同志定性的时候，严文井、阮章竞和我最后商定：胡风发表解放区同志的作品，是他想拉拢壮大他的队伍，这是他本人的问题，而与投稿者无关；只要这些作品没有问题，他们之间就只是投稿的关系，所以不应该看成问题；田间“跳海”也不算问题。因此，在反胡风的运动中，中国作协的驻会作家基本没有卷进去。

1955年7月中旬，周扬同志来作协召开过一次党组扩大会。

我在会上汇报了“田间假自杀”的问题。周扬说田间是诗人，容易神经紧张，跳后海是神经错乱。周扬还说：田间和胡风的关系只是一般的投稿的关系。

大约过了三个月以后，刘白羽召集了一个规模不大的会，在会上对田间批评了一下。最后，党支部给了田间一个警告处分。

这里顺便说一句，有个说法提到，5月30日艾青写信约田间一起到公安部找胡风的爱人梅志核对材料。这个说法可能是不属实的。

当时作协五人小组中负责田间问题的是严文井和阮章竞，在这段时间内能找田间谈话的只有他们二人。至于5月30日的谈话，是阮章竞要我通知艾青，让艾青再通知田间，约他们两个人一起谈话。后来阮章竞和他们谈了，主要谈的是关于胡风的问题。我在五人小组里分工联络公安部，在我的记忆中，当时公安部根本没有找艾青和田间与梅志核对过材料，我们也不知道梅志关在什么地方。

胡风的案件虽然搞得轰轰烈烈，但在法律程序上却还没有审判。

1963年的五六月间，公安部六局的局长夏印（陈中已调走）找到我，说胡风的问题要结案、要公审，中央提出要组成法庭对胡风公审，然后尽快结案。决定由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庭庭长邢逸梅做主审，公安部六局局长夏印做公诉人，而中国作家协会要出一个陪审人。

我当时的身份是作协副秘书长、总支副书记兼组织委员，同时是中直党委委员，也是组织委员，因此夏印直接找我商量。

我向刘白羽同志汇报了这件事。

刘白羽说：作协就是你去。

于是，我每隔一天就到公安部礼堂三楼的一间办公室去，和邢逸梅、夏印一起看材料，整理材料。

在整理材料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感到，光凭这些信件反映出的问题，比如“延安文艺座谈会是图腾——不能碰”、“来了两个黄马褂……”等等言论不好定罪。

谈到用杂志拉拢组织反革命集团，似乎也说不过去，因为那毕竟只是投稿问题。

只剩下胡风的历史问题了。解放前，他曾经在国民党的江西省党部干过，参与了省党部的宣传，成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工具。

可是，审判胡风又绝不能仅仅靠这些历史问题。

我们处于非常为难的境地。

这件事断断续续搞了有半年之久。后来，邢逸梅忙了，有时就不来了。我也开始忙了。终于有一天，夏印说他们也很忙，先放一放吧！

那个时候，正是毛主席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中宣部和上海市委的关系日渐紧张起来。我想，上级可能有更重要的问题要解决，暂时顾不上胡风的问题了。

直到1965年我在山东曲阜农村搞“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时候，才听说胡风被公审了，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然后送回四川老家。我不知道这次公审是通过什么样的程序，也不知道是什么人搞的。

那个时候，全国上上下下都在“备战备荒”，大量人员撤到后方三线，想必是中央想尽快了结此案吧。

六、关于“丁陈反党集团”

从1955年5月13日到6月10日，《人民日报》连续公布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三批材料》，并发表了毛主席写的按语。5月25日，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举行联席扩大会议，会议通过决议：开除胡风一系列职务。8月1日，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又举行联席会议，再次讨论文艺界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和一切暗藏的反革命分子问题……

在全国轰轰烈烈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同时，中国作协又发生了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事件。这是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的延续和进一步扩大化。因为这一切都是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进行肃反运动的背景下进行的，所以许多问题都被简单而迅速地归到肃反运动的轨道上去。

1955年的五六月份，在作家协会一次行政十二级以上的干部学习会上，参加的人是作家协会所属各个单位的负责人和作协的驻会作家，大约有三十多人。当时的党组成员，《新观察》杂志的主编戈扬同志说：“我看呀！在我们作家协会内部有一股暗流，党内有一股暗流……”

那时候，作协的文学讲习所已经停办，《文艺报》也已经受到过严厉的批评，而这两个单位以前的负责人就是丁玲和陈企霞。这时候，丁陈二人都是驻会作家的身份，而那个时期丁玲等许多作家正在外地深入生活。

戈扬这样的发言使大家立刻联想起这两个单位，也立刻联想起经常和周扬顶撞、“不服从领导”的丁玲和陈企霞。当时中国作协内存在着这样的舆论，比如认为丁玲的资格和成绩不亚于周扬，而周扬当了中宣部的副部长，丁玲却只是一个文艺处的处长。传说丁玲说过，周扬算什么呀！

丁玲和冯雪峰的关系很好，大家也不由得联想起三十年代，丁玲、冯雪峰与周扬、夏衍、田汉、阳翰笙等“四条汉子”之间的矛盾，“大众文文学”与“国防文学”两个口号的争论，以及延安整风时期的矛盾……

在当时的环境下，大家都能理解戈扬所说的那股暗流指的是什么。

当时丁玲和陈企霞都没有在会上。

康濯同志接着说，我们这里有两个独立王国。他指的就是《文艺报》和文学讲习所。康濯当时的行政职务是文学讲习所的副秘书长（丁玲是主任，张天翼是副主任，田间是秘书长），他还是中国作协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

康濯当时所处的地位是很微妙的，他既是肃反五人小组的成员，又是讲习所的副秘书长。如果说，那段时间的讲习所是独立王国的话，那么作为讲习所主要负责人之一，康濯对“独立王国”也要负有相应的责任。

康濯的发言有“觉悟”的成分，但也决不排除“反戈一击”的意思。

这个会议以后，康濯写了一份材料交给了刘白羽同志。我和严文井同志只知道康濯有个材料交给了刘白羽，但具体内容却不太清楚。后来听说刘白羽又让阮章竞同志签了名，然后上报给了陆定一。

按那个时期（肃反时期）的程序，刘白羽应该让肃反五人小组传阅讨论一下，然后上报，但他只让阮章竞签了名。1998年，我见到阮章竞同志，他告诉我刘白羽让他签名的时候，他并没有看材料的内容，就签了。阮章竞说：“是有这么个事儿，但是没有给我看呀！他说，康濯写了个材料，你不用看了，签个名吧。我没看，我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内容。”

当时，周扬是分管中国作协的中宣部副部长，但刘白羽却直接把材料交给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后来，听说陆定一同志又将材料交给了中央。

这件事一直到中央对陆定一写的报告《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批示下来以后，我和严文井才知道了陆定一给中央所写报告的由来。

阮章竞所签名的正是康濯所写的材料。

陆定一署名的报告是7月中旬交给中央的，从这一报告的内容，我们才影影绰绰地知道康濯的材料写了什么。

陆定一的报告里说：“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暴露出文艺界的党员干部以至一些负责干部中严重地存在着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行为，影响文艺界的团结，给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造成了便利的条件，使党的文艺受到损害。作家协会刘白羽、阮章竞两同志给中宣部的报告中，反映了这种严重的情况。他们根据一些同志所揭发的事实和从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口供中发现的一部分材料，认为丁玲同志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是极其严重的。”

报告中还说，“去年检查《文艺报》的错误时，虽然对她进行了批评，但很不彻底。而丁玲同志，实际上并不接受批评，相反的，却表示极大不满，认为检查《文艺报》就是整她。”

报告中还提到，“冯雪峰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思想，这表现为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的关系极不正常。近年来，特别是在学习四中全会文件和检查《文艺报》的错误后，冯雪峰是有进步的，他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已较前有所克服。但在他的文艺思想中，则一直存在着许多唯心主义观点，许多地方和胡风思想相同。而冯雪峰同志在读者中是有一定影响的，又是语文艺方面的领导同志之一，因此，对他的文艺思想做一次检查和批判，是十分必要的。”

这个时候，大家根据这些内容，才估计出材料里可能说了丁玲搞个人崇拜——“有人不但不挂毛主席的像，还要把丁玲的像挂出来”，而且还有丁玲“一本书主义”的说法等等。

1999年初，我见到于光远同志，他在回忆这段事情的时候说，1956年，周扬有次在关于准备给丁陈甄别平反会上说：“1955年搞丁陈的问题也不是我要搞的！”陆定一同志当时在场，并没有否认……

报告被中央批转下来以后，中国作协从1955年8月初到9月初，一共召开了十几次会议，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在批判“丁陈反党集团”的那段时间里，许多事情并不像后来有些人回忆的那样简单，似乎只有几位领导在台上愤怒有加，而台下的人都对丁陈抱有同情，而默不做声。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出于什么动机，我所见到的事实是，在现场的许多领导、许多名人、许多作家，在会上都是同仇敌忾的，像高喊：“冯雪峰站起来！”“丁玲站起来！”还有一些人喊着更激烈的口号。他们不是被人指派的，他们有的或是想当众表现自己的革命，或是想反戈一击，或是想让领导看看，或是迫于当时环境的压力，或是出于真心，或是被领导的威望所蒙蔽——有一点是客观存在的，场面非常激昂！这就是当时的历史环境、政治环境和舆论环境。

正因为这样无助，丁玲和冯雪峰才会有那样难以名状的悲痛，甚至他们自己都以为自己犯了错误，只不过不是故意的罢了。那会场真正是一个“场”，到了那里，无论是什么样的心态，在那个“场”里，人们的心都被一种无法抗拒的东西牢牢掌握了。

9月底，中国作协党组向中宣部并中央写了《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

1955年12月份，中共中央批准并转发了这个报告。于是，1955年底，在《人民日报》上重新刊载并重新批判丁玲的《三八节有感》、王实味的《野百合花》、萧军的《太阳的黑点》、罗烽的《还是杂文时代》等文章，同时，把丁玲的历史又翻了出来。

比如，丁玲到底是怎么到的延安？在大家心里也成了疑团。事实是这样的：丁玲从上海到延安主要是由冯雪峰和张天翼营救的，具体安排的是张天翼（张当时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二厅上尉文书）。但在那种空气下，没有人站出来澄清这个细节。

大约在8月初的一次对丁陈的批判会后，冯雪峰揭发说：陈企霞曾经说过，他有一支手枪和两颗子弹，一颗子弹要打死他最恨的人，另一颗要留给他自己……

因为前面已经发生过田间“自杀未遂事件”，此事他在会上这样一提，就是个很严重、很危险的问题了。于是由我和刘白羽、严文井三个人到公安部作了汇报，当时六局的局长陈中又向公安部长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有了批复，于是公安部就派人来到陈企霞家搜查，康濯和我陪着一起去的。搜查的结果是一无所获，既没有枪也没有子弹。记得那是1955年8月中旬的事情，当时公安部向陈企霞出示了搜查证，而不是逮捕证。

陈企霞的问题依旧由作家协会内部来解决。他从那时候就被隔离起来，住在22号院他的宿舍旁边的一间小屋里，有两个人轮流“看”着他，之所以将陈看管起来，目的之一是因为怕他再出什么事故。

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活动，是从1955年8月开始的，大约持续了一个月。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举行过党组扩大会，在会上对丁玲和陈企霞进行批判。

丁玲、陈企霞等同志受到了被开除党籍的不公正的处理。

大约是1955年七八月份，也就是批判丁陈的时候，黎辛同志来到中国作协。在此之前，他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干事，刚到作协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任命，只是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党组扩大会等会议。过了两三个月，郭小川也从中宣部调到了中国作协。来之前，他是文艺处的副处长，曾与刘白羽、林默涵等同志在公安部参加过整理胡风的材料。我听说，郭小川不愿意到作协来工作，他愿意自己搞创作。

1955年的10月，中国作协有了新的任命。1956年7月，中国作协党组也有了新的变化。

在此之前，陈白尘同志是中国作家协会的秘书长。但那时候，因为上级认为他在历史上有问题（指在苏州反省院的事），因此他不是作协党组成员，历次讨论重大问题的作协党组会，陈白尘都没有参加。

在作协有了新的任命，改组党组以后，陈白尘同志不再担任作协秘书长，他到作协对外联络委员会去当副主任。郭小川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黎辛任作协副秘书长，并接替阮章竞同志担任总支书记。我仍然担任副秘书长。但有些我原来负责的工作，比如人事、总支、创联等，都改由黎辛同志负责。我只负责秘书、财务、组联、行政、《作家通讯》等工作。1956年7月作协党组改组后，我也不再是党组成员，只是担任总支的副书记。陈章竞也不再是党组成员。

但作协负责肃反运动的五人小组还存在，因为是上级任命的，所以我的五人小组成员一职还保留，而且还是中直机关的党委委员。

在那以后的两年多里，我虽然不是作协党组成员，但列席党组会。我个人分析我离开党组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是从东北调来的干部，与东北来北京工作的作家比较熟悉，或者看起来比较密切。而被批判的舒群、罗烽、白朗等等，都是东北来的作家，丁玲也在东北待过很长的时间，上级领导有让我“回避”的意思。

对于我个人工作和职务的变动，我很理解，因此也没有多大情绪。但我却强烈地感到作家协会是个“是非之地”，不能久留。1953年到作协来时那种勉为其难的心情又涌上心头，本以为到作协是暂时的，却没有想到在作协干了这么长时间，便总想离开。

黎辛来到作协的时候，正是作协给“丁陈反党集团”定案的时候。黎辛没有当副秘书长之前，刘白羽就让黎辛起草给丁陈定案的报告材料，黎辛表示为难。但写了几次会议总结之后，刘白羽更是坚决要他起草，黎辛认为还是不好写。我当时很理解黎辛的处境和心情……

后来，经过领导一再要求，黎辛根据党组会议的总结，写了对丁陈处理意见的第一稿。再后来，又经过其他人（我不知道是哪几位）的修改，成了9月30日上报中央的《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这个报告由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通过后，报送了中央。

这个报告后来由中央书记处签发，于12月15日转发全国。同一天，周扬在北京向全国各地作协的负责人和主管文艺的负责人以及有关工作人员大约近千人作了传达。

在批判丁陈的那段日子里，我感到有些尴尬。降了自己的位置之外，也感到丁陈不是那么回事。这种心情在批判胡风的时候就有，因此在批判丁玲、陈企霞的时候，我常常是在会场上转一圈就出来，我宁可去打字室组织秘书们整理简报。同时，作协财务和行政方面的事务以及琐碎的日常工作都要我负责，那时候，作协财务的往来收支用的都是我的图章，因此也没有人说我必须要“坐在”什么地方。

“丁陈反党集团”里有个教授叫李又然，他在法国留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反帝大同盟，是个“老资格”，自称是著名作家罗曼？罗兰的朋友。这个人比较硬气，因此也得罪了一些人。

按他的情况，人们用那种错误的公式化的推理方法，怀疑他是托派，于是前后开了几次会，对他进行批判。

除丁陈外，当时被批判的还有陈明、艾青、李又然、舒群、罗烽、白朗。这些人都是和丁玲比较接近的，关系比较好的。

舒群、罗烽、白朗是在1955年的秋天，继“丁陈反党集团”之后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的。

作家协会批判“舒罗白反党集团”的时候，刘白羽告诉我，他们曾经诬陷刘芝明同志。那是1954年，高岗反党集团事件出来以后，舒群、罗烽、白朗曾经写过材料揭发刘芝明，谈到刘芝明曾经对别人说：“东北要是个国家就好了！”于是有关部门就开始对刘芝明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证明刘芝明不是那样讲的。

在批判罗烽的时候，有人揭发罗烽和某某的关系密切。罗烽找到刘白羽，希望能网开一面，不要谈这个问题，以保全自己的家庭。刘白羽以后便没有在会上提到罗烽这类问题。

1955年12月初，作协召开党组扩大会，邀请了文艺界各方面的负责人，地点在当时的全国妇联礼堂。在这次会上，陆定一传达了中央批发的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给中央的报告的批示》以及作协党组向中央的报告。

开始揭发舒、罗、白的时候，有一天刘白羽找我个别谈话，希望我和他们划清界限，并揭发舒群和罗烽的问题。我说我没有什么好揭发的。刘白羽很直率地说：“你和舒群、罗烽包括丁玲的关系比较密切……你也是从东北来的……你要回避……”

我没有太多的反感，反而认为这是党的政策。从此，许多会议我就不再参加。同时，有关丁玲等人问题的会议我也就不参加了。

我们经常谈到某些人左，某些人右，根据我在作协多年工作的体会是，所谓左和右，除了每个人的思想方法和人品之外，决定的常常是政治因素，是周围的环境造成的，是当时形势发展所决定的。陆定一同志经常感慨地说：文艺是政治的晴雨表。他说这话，除了表现一种马列主义者的态度之外，我也感到是一种无奈。

我很同意他的说法，这个情况在作协机关反应得尤为强烈——上面感冒，作协一定就会打喷嚏。有些人在作协的政治运动中忽而左忽而右，就像温度计上的水银柱。我感到人就像一个无法掌握自己命运的木偶。

批判丁陈的问题，除了政治上的原因之外，也是争夺文艺界领导权的斗争。丁玲在某些时候是看不起周扬的，以她的身份和资历与周扬相比，她认为自己是超过他的。

1956年，肃反运动后期，中央政策规定，“对在运动中错捕错斗者查实后，要进行赔礼道歉”。

1956年12月10日，中宣部《关于肃反运动的总结和审查干部情况的报告》中除了肯定肃反运动的成绩之外，也指出了“在运动中也曾经发生了一些带普遍性的错误和缺点”。

报告中说：“从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发展到肃清一切反革命分子的斗争，我们在思想上和组织上是缺乏准备的。

“在最初的一个时候，对于斗争的对象都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性，这样就使我们的斗争初期曾一度较普遍地发生过‘左’的把斗争面扩大的现象。虽然这种危险很快地被克服了，但已造成了一些错误，斗错了甚至隔离错了一些人。

“经过斗争、审查和甄别定案，证明他们都不是反革命分子和其他坏分子，从结果上来说，对他们进行了斗争，搜查或者隔离反省都是错了的。但在这些人当中也有几种不同的情况，有的由于隐瞒了历史问题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有的由于同敌特分子有过某种关系没有交代或者交代不彻底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有的因为肃反期间有人检举引起怀疑而被斗争过；还有仅是思想作风而被斗争的人；还有虽有一般历史问题但早已彻底交代过，没有发现新问题而又把他们当做反革命嫌疑分子斗争的人。对于这些同志，都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宣布对他们的最后结论，摘掉嫌疑的帽子，恢复名誉，并分别不同情况向他们解释清楚，或承认错误，赔礼道歉。”

作家协会在检查工作中，自然而然地就发现1955年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和处理是不合适的。

1957年5月，在毛主席的号召下，全党开展了整风运动。

1957年6月6日，作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周扬同志以及邵荃麟、刘白羽都讲了话，表示给“丁陈反党小集团”的结论是错误的、过火的、站不住脚的。

周扬在党组扩大会上说：文学方面也只有丁玲、冯雪峰、邵荃麟、刘白羽和我这么几个人，这些工作不是你们做就是我来做，看来五五年的事情是搞过了，反党小集团是不能成立的。

大约是1957年6月，邵荃麟也在整风动员大会上说，“丁陈反党集团”的帽子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这一切都被后来迅速掀起的反右斗争摧毁了。

1957年初向丁陈“赔礼道歉”的那段时间，中宣部第二届党委和作协党组之间的矛盾很大。在作协党组中主要是刘白羽与黎辛之间的矛盾。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而李之琏同志是机关党委书记。

黎辛是在反右斗争结束以后调走的，到湖北省文化局当局长。1958年反右斗争“补课”的时候，李之琏和黎辛都被划成了右派。

1980年，陈企霞平反以后，我问过陈企霞关于枪的事情，他说他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他向我提出要回北京的要求，那个时候，他已经由中组部和中宣部共同研究后被安排在杭州大学了。

我找到周扬同志。周扬同志说，既然中组部和中宣部都已经讲了，我就不好再出面讲话了。——还有一个办法，要不，你直接找胡耀邦同志。

我来到胡耀邦同志的家，向他请示能否将陈企霞安排回北京的问题。我说，丁陈反党集团，代表人物是丁玲和陈企霞。现在丁玲已经回到北京，陈企霞没有回来，是不是不太合适？

胡耀邦同志非常爽快，他让我写个报告，并说：“现在你就在这里写，你们要求陈企霞调回北京。”我当即写了报告，并署上了我的名字。胡耀邦同志也当即在我的报告上写下了“请中组部急办”的批示。

我又找到中组部干部调配局的刘玉生同志。他把有胡耀邦同志批示的报告用塑料套封上，上报给了中组部。后来，由中组部给浙江省委去涵。不久，陈企霞调回北京。

七、反右斗争

关于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许多文章和回忆录都有了详细的论述和评价，我就不一一赘述，只想把我所见到的事情和感受回忆一下。

1957年，党中央毛主席提出全党开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给党提意见。我们这些干部都认为有听听来自各方面的意见也是好的，是能够接受的。于是在作协内部，丁玲、陈企霞开始上书，要求平反“丁陈反党集团”的冤案，作协党组也几次开会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正如前面提到的，丁、陈、李又然几次在会上攻周扬、攻刘白羽，到了后来，会就开不下去了，这样一拖就是一个月。

“大鸣大放”还在继续，在这期间，邵荃麟为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发动群众”，他到杭州的文艺界发表了讲话，不光是发动大家提意见，自己也带头说了一些“大鸣大放”的话，这些话引起浙江省委的不满。浙江省委把意见提到了中宣部。于是有一天，林默涵同志在党组会上说，浙江省委向中宣部提出邵荃麟在杭州“点火”的讲话有问题。林默涵告诉郭小川，马上叫邵荃麟回北京。

后来，与邵荃麟一起发言的浙江省文联副主席陈学昭，在反右斗争中被划成右派。

“大鸣大放”在上面的一再动员下，已经到了什么顾忌都没有的程度。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嘛！《人民日报》上刊登了葛佩琦言论，上面还没有什么动静。直到章乃器、罗隆基在全国政协会上发言，谈到“政治设计院”、“轮流坐庄”等问题的时候，“事情才起了变化”。6月8日《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社论《这是为什么》，反右斗争就此轰轰烈地展开了。

后来有人问我，是不是在登报以前，在准备向右派发动反攻之前，中央有什么秘密的文件或者电话传达？我不记得有这样的事。可能根本没有，也可能我们这一级的干部没有得到什么比其他人预先得知的指示。

当时，作协还有一个审干办公室，黎辛除了担任党总支书记之外，还担任审干办公室主任，我是委员。在审干的时候，黎辛的档案我来看，我的档案黎辛来看。

在丁陈准备“翻案”的时候，阮章竞说：这个地方不能再干了！他要去包头体验生活和写作。为此，他找了华北局当时的书记李雪峰。李雪峰同意了。黎辛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舒、罗、白等人，说阮章竞要走了，你们赶快去找他。果然几个人一大早就到阮章竞家里找到了他。

为此，阮章竞非常恼火。

后来，在刘白羽的坚持下，阮章竞还是去了包头。

阮章竞同志参加革命之前是工人，是个漆船的油漆工。后来他写的长诗《漳河水》非常优秀。这次到包头去深入生活，那里有大型的钢铁企业，阮章竞认为他回到了自己的家。

《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发表以后，全国的形势立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于是，一场本来是号召群众向党提意见的整风运动，突然变成了发动党员和群众反击那些向党“进攻”的右派的“反击战”。

在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内，各地的反右斗争逐步升级。

7月25日，作协党组再一次召开扩大会议，重提一个月前关于如何处理“丁陈反党集团”的问题。

在这次会上，周扬等同志对“丁陈反党集团”的评价和口吻都改变了。周扬同志除了肯定对“丁陈反党集团”的批判没有什么错误之外，还历数了丁玲和陈企霞在南京、在延安的历史问题。

整个形势发生了变化，“大鸣大放”变成了大揭发大批判。

我前面所谈关于陈企霞的匿名信一事就是在这个时候被揭发出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女编辑某某揭发了陈什霞是匿名信的主谋。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天津作家协会的反右斗争中，天津一位与陈企霞关系密切的女作家也坦白交代了关于丁陈的一些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1957年8月3日陈企霞被迫在作协党组的第十次扩大会议上做了检查。他承认了匿名信的事件，交代了生活问题，还交代了与丁玲丈夫陈明在汽车站碰头，说“反正我们都没有问题，一定要坚持住”等“攻守同盟”的情况。

陈企霞的揭示交代使丁玲陷入被动和悲哀的境地。

8月7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文艺界反右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了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8月11日《文艺报》也发表长篇通讯《文艺界反右斗争深入开展，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阴谋败露》。

1957年9月3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四次扩大会议上，丁玲做了检查。我记得她检查的时间很长，后来根据她的检查打印出来的稿子有将近三万字。

接下来，作协党组的大会便开始批判冯雪峰……

丁玲检查的第二天，9月4日，在作协党组的第二十五次扩大会议上，冯雪峰做了检讨。

反右斗争时期，中国作协领导运动的主要是党组成员，总支书记、副书记，再加上各个支部的书记和各单位的负责人。

当时划定右派的程序是这样的：先由各个支部提出某人的材料，然后报到作协党组讨论、拍板。各个支部的书记或者负责人的问题则由上级来定。而有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作家是否“划右”，就不是作协党组能决定的事情了。有些事情周扬同志可以说了算，有些时候他说了也不是太管用。在一次会上说到艾青的问题，周扬说：“艾青就是这么个人，就爱说些怪话，能不能不划？”可结果艾青还是被划成了右派。

谈到白朗，周扬说：“白朗还是写了许多好的东西，在妇女界也做了很多事情。”会议结束后，刘白羽同志找白朗谈话，明确告诉白朗，罗烽有历史问题，希望白朗能和他划清界限。不料白朗的态度很强硬，她说：“我和罗烽是一致的……”于是周扬爱莫能助，白朗就这样被划成了右派。

舒群同志本来是要被划成右派的，但周扬坚决不同意。周扬说：“你们开除他的党籍都可以，但不要把他划成右派！”舒群于是没有被划成右派，躲过了这一劫难。顺便说一句，舒群当年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失去祖国的孩子》，就是在周扬当时主办的刊物上。当然这并不是周扬保护舒群的主要因素。

再比如，韦君宜和黄秋耘没有被划成右派，除了上级说了关照的话等等我不知道的原因外，在党组讨论划右派的会议上，邵荃麟同志极力主张不划韦君宜的意见也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当有人主张划黄秋耘右派的时候，刘白羽认为不划韦君宜而黄秋耘是没有说服力的。邵荃麟也表示赞同。

有人问起，当年划定右派到底有没有固定的标准，比如文件规定？

我知道，195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下发过一个《关于“划定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可是在《通知》传达之前，各单位已经在划定右派。在我看来，这个《通知》即便是比较早地下达，就当时的情况来看，也是很难操作的。

比如《通知》第一项第一条中的“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什么叫反对社会主义制度？除非一个人明确地说他反对社会主义制度。许多情况是根据相关的话来分析的，而且分析这些话的人的思想水平、文化水平的不同，也会带来完全不同的结果。因此这就给各个单位划右派带来了很大的伸缩性。

当时在作协划右派，不光是考虑“现行”的问题，也考虑历史问题、生活作风问题等等，基本上是老账新账一起算。比如某人有历史问题，再加上点现行的言论就够了。同时还有个和领导关系好坏的问题，在群众中人缘的问题。

丁玲在被划成右派以后，因为她是全国妇联的执行委员，听说邓颖超、康克清还都委婉地说了些好话。但丁玲还是被划成了右派。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一直心存疑虑，是作协领导的决心太大，还是丁玲被更高级的领导点过名？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1955年丁玲被打成了“丁陈反党集团”这一情况，使高级领导心中的丁玲已经是个“有严重问题的人”了。

当时划定右派的指示传达以后，由各个支部上报本支部的右派名单和材料。当时的情况是，只要是各支部报上来的，基本都划；除非某个党组的领导人坚持不划，别人也就不好硬顶了。当然这只是就一般的情况而言。

前边提到的白朗就是个特殊的例子。她所在的支部没有上报她的材料，而某某某却把她的问题提了出来。这才有了前边提到的刘白羽找白朗谈话，希望她与罗烽划清界限的事情。

罗烽的历史问题是1934年曾在哈尔滨被捕而且自首过。而罗烽本人坚决否认自首这件事。

1934年夏天，哈尔滨发大水。罗烽屋里存放的我们党的宣传材料被水冲到大街上，让别人发现了。罗烽就这样被捕了。罗烽的历史问题在东北没有结论，审干的时候也没有结论。

反右斗争的时候，这又成了一件必须搞清楚的事情。我带着胡海珠同志一起来到北京西部的档案馆查阅过敌伪档案，而且照了几张照片。记得许多档案都是日文的，我们不得不请人翻译。

在审讯敌人的（该人后来被我方关押）记录中，敌人说罗烽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我们看了当年审讯罗烽的人的交代材料和出卖罗烽是共产党员的人（罗烽的同学）交代的材料。这两个人在笔供里都说罗烽自首过……

而罗烽本人则坚决不承认他曾经自首过，说在敌人面前他连自己是共产党员都没有承认过。

我们调查回来以后如实向领导同志汇报了。

最后，罗烽还是以自首行为为重要问题被划成了右派。

另外，萧乾同志被划成右派，主要理由是因为《文艺报》有个《文艺茶座》栏目，发表了许多被人认为是“不好”的东西，问题很严重。当时萧乾是《文艺报》的副主编，《文艺茶座》发“不好”文章的那一个月，恰好是萧乾值班，于是他就承担了“罪名”。

在反右斗争中，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一共开过二十五次。在许许多多现在还记忆犹新的会议上，在对一个人命运进行表决的时候，在高呼打倒一个人的时候，不少人都曾真心地或者违心地，或者稀里糊涂地举起过手。

比如，当作协宣布丁玲同志为右派的时候，丁玲同志自己也举起了手，表示同意对自己的结论。我不能说她当时是真心的，但我也不能肯定说，她当时是坚决反对的。我猜想，她有这样的表示，可能是想得到一个态度好、认错诚恳的结论吧！也没准儿，她真的以为自己就是错了，只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犯了错。

这么多人被划成右派，决不是中国作家协会哪一个人能够左右得了的。当时的政治形势，使许多人都觉得自己在做着一件暂时还不能理解，但将来是会理解的十分正确的事情。然而事实证明，那件事情搞错了……

值得一提的还有关于“两个口号”的争论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阮章竞同志对我说，1956年，在一次丁玲和陈企霞“猖狂向党进攻”的会议后——也就是对丁玲、陈企霞和冯雪峰的斗争刚刚开始的时候，有一天周扬、林默涵、刘白羽在一起谈论“两个口号”的问题，当时阮章竞也在场，便问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默涵说：“国防文学的口号是党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是冯雪峰、胡风在鲁迅病重的时候假借鲁迅的名义提出的，鲁迅是受蒙蔽。”说完这些话，他还特别嘱咐阮章竞：“今天我们所谈的，你出去不要乱讲。”

此后，阮章竞又问过刘白羽两个口号的争论到底是怎么回事。刘白羽只是含糊地回答：“你不了解情况，出去不要瞎讲。”

反右斗争以后，中央的精神是：右派应该下去劳动改造，接近工农兵。

王蒙在去新疆前，邵荃麟请王蒙到家里吃了一顿饭。“文化大革命”中，这成了邵荃麟的罪状之一。

在中国作协的一次党组会上，大家讨论作协被划成右派的这些人到哪里去。开始有人提议到农村。但有人提出来，毛主席说过，右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他们的名字都是登了报纸的，如果放到基层群众中间去，会不会受到歧视？似乎到农场去更好一些。记得周扬同志说：是不是去请示王震同志（当时王震同志是农垦部的部长），到他那里去？郭小川同志当即说：“好！我和张僖同志今天晚上就去！”

当天晚上，我和郭小川来到王震同志的家。我们说明来意，请示是否可以将作家协会这些同志分配到农场去。我记得王震同志很爽快地说：“好！这些人我都要。解放军文工团的人我也要（他指的是当时解放军艺术学院和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这些人到那里去锻炼回来之后可能更有成绩！”

当我们谈到人员安排的时候，王震说：“让艾青去北大荒，到852林场去当副场长。陈企霞去白各庄。”

白各庄是唐山附近的一个归农垦部领导的农场，靠近海边，原来是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农垦部派人接收下来。

谈到罗烽和白朗，王震说：“他们年纪都大了，就不要去农场了，还是让地方安排吧！”后来，经作协和辽宁省联系，罗烽和白朗被安排到阜兴煤矿劳动。

又说到戈扬，王震也说：“戈扬你们也去和地方商量。”后来，郭小川给辽宁的马加打电话，戈扬便被安排到辽宁的农村。

谈到具体问题，王震说：“具体问题你们去找王桂林商量。”王桂林同志当时是农垦部的办公厅主任。

从王震同志那里回来，第二天，我找到王桂林同志。我记得那次安排了艾青去852林场担任副场长，陈企霞、唐达成、唐因等十几个同志被安排到白各庄农场。

1959年，陈企霞要求回来，刘白羽让我同杭州大学副校长林淡秋说说。我给林淡秋打了电话，后来陈企霞就去了杭州大学。我知道，这是周扬同志的意思。这是后话。

那时候，丁玲虽然也被划成右派，但她不在“下放”的名单里，可以留在北京。周扬对丁玲说：“你可以不走，你可以构思你的作品。”

而当时有这样一个情况：丁玲的丈夫陈明也被划成了右派，因为他属于北京电影的制片的人（编剧），已被文化部系统下放到北大荒的农村，这个时候，他已经被安排住在那里了。在这种情况下，丁玲也提出要求到北大荒去与陈明在一起。于是我为此事又单独去找了王震同志一次。王震同志说：“好吧，就照顾她一下，让他们到汤原农场去，那里离佳木斯不远。”就这样，丁玲来到北大荒的汤原农场，陈明也被调到汤原农场与丁玲在一起。

当时，舒群同志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被开除了党籍。经他自己要求，被下放到本溪钢铁公司一个分厂当了副厂长。

这次，在下放右派的过程中，我看出王震对艾青格外体恤和关照。谈到王震和艾青的关系，这还要说到延安时期。

艾青是浙江金华人，三十年代就以《大堰河——我的保姆》出名。他做过中学教员，后到法国留学，智利诗人聂鲁达、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等都是他的好朋友。他在法国还参加过“反帝大同盟”。1941年，他在重庆和他的前妻韦莹结婚。

艾青从重庆来到延安，在“文抗”（全称中华全国延安文学艺术界抗敌后援会）当作家。当时，在“文抗”的作家还有丁玲、罗烽、白朗、萧军、舒群、杨朔等许多人。

当时的延安被国民党部队围困，党中央号召军民生产自救，开展了大生产运动。359旅被调回延安，作为留守兵团。南泥湾地处陕甘宁边区的东北角，陕西靠近甘肃的地方，是一片比较肥沃的没有被开发的土地。359旅奉命在那里搞生产，不光种粮食，还种棉花，纺线织布并搞其他经营。

当时，王震希望作家们到南泥湾来写反映生产自救的文学作品，同时，也有照顾的性质，因为相比较而言，南泥湾的物质生活还要富足一些。延安“文抗”的作家来自全国各地，“文抗”的主任是柯仲平同志，他是陕西人。

作家们来到南泥湾，和王震渐渐熟悉起来。王震同志虽然是铁路工人出身，但是他很爱人才。同时，王震也很激烈，《野百合花》出来以后，听说王震气愤得把桌子都给掀了。

在“文抗”许多作家当中，王震最看重艾青、周立波和郭小川。周和郭都曾经给他当过秘书，而艾青和他就是很好的朋友，解放以后，他们也经常来往，聊天。我就是因为他们经常约我同去，才认识王震同志的。那时候，王震家住西单，经常去他家的有艾青、周立波和我。大约是一个月去一次。一般是晚上，谈上个把钟头。

王震对同样很有成就的丁玲，却不是太感兴趣。

在安排右派下放的同时，按照当时中央的指示，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受到批判和处分的那部分人，也要到农村去“向工农兵学习”；还有当时为了精简机构，有些同志也要下放劳动，他们都被安排到了农村的生产队。过了不久，恰逢三年困难时期，文联和作协便一起在河北省的怀来和涿鹿办起了农场，把这些分散在各个农村生产队的同志都集中到了自己的农场。

作协系统和全国一样，一部分同志是在1957年被划成右派的，还有一部分同志是在1958年被补划成右派的。

1958年，我陪郭沫若等人去怀来、坝上等地，看望在那里下放的干部，同去的还有萧三和田间等人，我是代表团的支部书记。我们从怀来刚到张家口，地委书记刘玉民就交给我一封电报，叫我马上回北京参加会议。我请示郭沫若同志，他犹豫一下对我说：“你回去，支部书记怎么办””我说请张雷同志当吧。郭沫若同意了，我急忙赶回北京。

回家以后，我急忙给郭小川打电话问是什么事情。郭在电话里说，现在要批判李之琏和黎辛，黎辛今天就到。

听到这个消息我很惊讶。以前我也知道李之琏和黎辛与中宣部和作协党组的一些领导有些矛盾，但谈到批判，我是想不到的，况且黎辛已经调到了湖北。黎辛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不太左也不太右，在前一段反右斗争中不管是什么样的心态，但他基本上是执行上级的各项指示的，为什么要批判他呢？

我在一家旅馆里到黎辛。黎辛问我叫他来北京为什么事情，我只好说，我刚从张家口赶回来，很多情况也不清楚。

就这样，李之琏和黎辛在反右“补课”中被划成右派，并被打成反党集团。因为我不是斗争旋涡中的当事人，有些情况也没有亲历亲见，仅从一个距离很近的旁观的位置来看，除了他们五六年为“丁陈反党集团”甄别等思想政治原因之外，恐怕与有人认为黎辛没有把作协党组当成回事有关。黎辛认为作协党总支应该受中宣部机关党委领导，作协党组和作协党总支的关系应该仅仅是指导而不应该是领导。这些态度都让周扬和刘白羽很反感。


转自《二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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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三）

作者：张僖

八、两上北大荒

丁玲和陈明去北大荒的时候，我代表中国作协到北京火车站去送他们。丁玲的女儿蒋祖慧，从苏联学习芭蕾舞回来，也到车站送母亲。

转眼到了1959年的8月初，周扬同志在北戴河开中央全会。那时候，周扬是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有一天，刘白羽同志找到我，他说他刚从北戴河回来。他可能是在北戴河休假。

刘白羽告诉我，他在北戴河听周扬同志说，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中国作协应派人到北大荒、白各庄去看看丁玲、艾青、陈企霞等右派改造的情况，看能不能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说这是中央统战部的统一布置，准备在国庆十周年前夕给一批改造比较好的右派分子摘掉帽子……

刘白羽希望我能够去一趟北大荒。我表示同意。

临行前，我问刘白羽同志还有什么要交代的事情。他只是简单地说了句：“实事求是。”

我和秘书长郭小川商量去北大荒的事情。因为丁玲等在北大荒劳动的同志从人事关系上来说已属于农垦部下属农场，我们直接到农场去是不符合组织和人事手续的，会有许多不便。

在我临走的前一天下午，郭小川打通王震同志家电话，是王震的夫人王洁清同志接的。她说王震到张宗汉那里去了，现在在北京饭店。张宗汉那时是农垦部副部长。

经郭小川再次联系，与王震同志通上了电话。王震同志听说我要去北大荒，要我马上到北京饭店张宗汉的房间去见他。

我和郭小川一起来到北京饭店，见到了王震同志。当时张宗汉同志也在房间里。

王震同志说：你明天就去北大荒……艾青在那里表现还可以……你去了解一下也好。

张宗汉同志说：“王部长，你得给他个令箭啊，你给张僖同志写个条子带去方便一些。

王震同志点点头，顺手从桌上的台历上面撕下一张，在背面的空白处写上——

王景坤同志：

兹介绍文抗的副秘书长张僖同志到北大荒去看望艾青、丁玲等人，请予协助。

王震

王震同志不知道当时“文抗”早已改叫文联和作协，他还沿用延安时的称呼。

这张条子是写给密山农垦局局长王景坤同志的，他曾经是359旅的一个团长。

我们告辞的时候，王震又嘱咐我说：你还要代表我去看看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被编在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的同志们……我还兼着副总参谋长呢！你一定要抽出时间去看看他们……

张宗汉对我说：既然有王胡子的信，有这支令箭，你到哪儿，他们都不会阻拦你！

我拿着王震同志的“令箭”来到佳木斯，找到密山农垦局的王景坤局长。他只有一只胳膊，听说另一只胳膊是在抗日战争中负伤被锯掉的。

看了王震的便条，他很爽快地说：“说让我们农垦局政治部的宣传部长陪你去看看。”

农场为我们配了一辆吉普车，宣传部长陪着我，驱车到密山农垦局所属852林场的分场。

艾青同志和他的夫人高瑛，就被下放在那里劳动。

那是一座“干打垒”的围墙围起的小院，院里是十几间“干打垒”的土坯房。这里就是852林场分场的场部所在地，艾青和高瑛就住在场部的两间土坯房里，几位场领导也同住在这个场部小院里。

这个林场的职工绝大部分是铁道兵参加抗美援朝之后转业到林场的复员军人。林场的党委成员更是一些资格很老的老革命。

林场的场长、党委书记、副场长，是几位来自江西的老同志。我向他们说了此行的意图和王震同志的意思，也重点谈了能不能给艾青摘帽子的问题。

没有想到，话刚刚说完，他们就说：“艾青这个人嘴太损、太刻薄，群众关系也不好，摘帽子怕是不成……”

我意识到，艾青和他们的关系可能很紧张，于是调转话题，问问艾青的夫人高瑛怎么样。

说到高瑛，几位同志的态度和缓了许多。他们一致认为高瑛表现还不错，劳动态度好，能干，为人也不错……

看来事情还无法有什么结论。我当天就去了艾青家里看望他们。

说起林场的几位领导，艾青对他们的意见比他们对艾青的意见更大。他说：“这些人总爱和高瑛说些不三不四的话，他们其实是想勾搭高瑛。二百多斤的大木头，我怎么扛得动哇！高瑛一天能扛四五十根……所以大家说她劳动态度好……在这里，人家把我们当奴隶啊！”

我知道，艾青这个人性格很直，对许多事情看不惯，看不惯就想说，说话还总是要冷嘲热讽，言来语去，话里总带着“倒刺”，有的人说他的嘴“太刻薄”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听这里的领导说，有时候，他们到艾青家里好意看望他，他也会不咸不淡地敲打上几句。久而久之，矛盾越来越大，关系搞得很僵。

我向林场领导再一次强调说：“我临来之前，王震同志特意嘱咐我看看艾青在这里待不待得下去，右派帽子能不能摘？”

林场领导认为：“艾青这个人不行！我们并不指望他干多少活儿，关键是他改造的态度不好！”

看来，艾青的右派帽子是摘不了了。我临走的时候对艾青说：“这样吧，我回去之后向王震同志汇报一下，看能不能换个地方。”

离开852林场，我又到853农场，看望了其他一些同志，然后回到密山农垦局文工团，看望了王震同志嘱咐的一定要看望的总政文工团被划成右派的同志。

离开密山农垦局，我来到佳木斯农垦局，这个农垦局属于地方。见到农垦局的李局长，我向他说明情况。李局长说他刚从友谊农场调来，对丁玲的情况不了解。

第二天一早，农垦局派车把我送到属于佳木斯农垦局管辖的汤原农场。汤原农场离佳木斯比较近，只有十五公里。这次陪我去的是黑龙江省文联主席张克同志。当晚我们住在农场招待所，见到了汤原农场的程书记。

程书记向我们介绍说，汤原农场不大，大约有两千多人，丁玲同志就在农场的养鸡场劳动。

当天晚上，我向程书记说明了此行的意图——看看丁玲和陈明生活得怎么样，能不能摘掉右派的帽子。

程书记说，这件事情他们要召开场党委会研究。

还没等我去看望丁玲，她已经知道了北京来人的消息，第二天上午她就和陈明一起来招待所看我。

我说：“丁玲同志，王震同志和周扬同志让我来看看你们……”

丁玲说：“谢谢你来看我，我和陈明心里很明白是怎么回事。”

听她说话的口气，好像已经猜出了我这次来的意图。我说：“王震和周扬同志对你还是挺关心的。”

丁玲苦笑一下：“王震关心我还有一说，周扬不见得是关心吧！”

我说：“你在这里怎么样？”

我刚一说完，丁玲就把裤角挽了起来。我看见她的小腿肿得很厉害。

丁玲告诉我，她每天八个小时，就是站在那里剁菜，准备鸡饲料，不但腿肿了，手也抬不起来了。

丁玲当时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看到这种情况，我的心里很不好受。我心里想，农场党委讨论丁玲摘帽的问题，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论……

我又问陈明干什么活儿。

陈明说：“我的工作就是整天用镐和铁锨刨地，我就是整天修理地球呗！……”

按照当时中央关于给右派摘帽子的规定，必须要看当地党委的意见，看他们在当地的表现，然后才能做出决定。因此，为了丁玲和陈明能否摘去右派帽子的事情，农场党委专门召开了会议。我不是人家党委的成员，不能参加会议。

党委会开完之后，程书记告诉我，给丁玲摘帽子有一定难度。他说他倒没有什么太大的意见，但丁玲所在畜牧场的支部书记认为她表现不好。比如丁玲原来犯的就是“反党小集团”的错误，可现在她还在小恩小惠地拉拢年轻人，她身边总有一帮人围着她转，她又在“腐蚀”我们的年轻人。

最后，程书记告诉我，党委会最后决定，还是不能摘掉丁玲右派分子的帽子。

我说：“既然不能摘帽子，那能不能改变一下她和陈明的工作？她年龄那么大，身体又不好，能不能安排她搞点儿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程书记说可以考虑。

第二天上午，我来到农场的养鸡场看丁玲。一进养鸡场就看见丁玲同志穿着一件短袖白衬衫，腰里系着一个蓝布围裙，正在那里剁菜。此情此景，与丁玲前一天和我讲的一模一样。

我告诉丁玲：“关于摘帽子的问题，场方领导的意见还不一致，目前摘帽子的事情还有难度。但他们同意改变你们的工作。”

丁玲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我还是很感谢你来看我们……”

我离开汤原农场以后，农场安排丁玲到夜校当了教员，安排陈明到生产队当了会计。

回北京的第二天，我约上郭小川同志一同到王震同志家里，向他汇报了这次去北大荒的情况。

说到丁玲，王震说：“丁玲应该当文化教员……”

我又说到艾青的情况，王震说：“艾青我当然了解啦，他就是嘴不饶人！”

我说：“那怎么办呢？”

王震想了一下，说：“这样吧！你马上去北京饭店二楼。张宗汉现在在那儿，你去找他！”

张宗汉当时不但是农垦部副部长，还兼任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司令员。按照王震同志的指示，我找到了他。

他说：“胡子（指王震同志）怎么讲吧？”

我说：“王震同志让你把他调过去，照顾他一下！”

张宗汉说：“行！让他到农8师去！到石河子去！”

没过多久，根据农垦部的命令，艾青与高瑛一同被调到了石河子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农8师。从那以后，没有再让他们参加体力劳动，人也一直住在农8师的师部招待所里。

回到作协后，我将去北大荒的情况又向刘白羽作了汇报。

我第二次去北大荒看丁玲，大约是1960年6月。那是中央决定召开全国第三次文艺界代表大会的前夕。

文代会由周扬同志总负责，阳翰笙是大会筹备处的秘书长，我（作协副秘书长）、华君武（美协党组书记）、孙福田（剧协党组书记）三个人，任筹备处的副秘书长。因为我分管大会秘书处，具体工作多一些，比如大会会务的筹备、报告的准备，都要负责，所以阳翰笙的主要工作都抓我来做。

有一天，周扬同志从北戴河给他的秘书陆菲打来电话，让她转告我去他家里接电话（他家里有专线保密电话，就是大家平时说的“红机子”）。

周扬同志在电话里告诉我，并让我转告阳翰笙同志说：“这次大会（三次文代会）党中央非常重视。小平同志讲了，我们大家都出席！政治局所有同志都出席！全体都出席！”

到了筹备处，我将周扬的话告诉了阳翰笙同志，他也非常高兴。

周扬同志刚一回到北京就给我们布置任务，说：“毛主席有个意见，这次开文代会有些右派代表人物也要参加。毛主席说：‘右派还要请他们回来参加，请几个代表人物……’”

周扬同志接着说：“你们列一个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名单要放宽，各方面的人都要有，要广泛团结，左中右的人都要有……”

在这次布置任务的会议上，周扬讲到毛主席点到了要有丁玲等一些人参加的指示。因此，参加会议代表的名单上当然就有了丁玲等同志。

名单报到周总理那里。周总理看了名单说：“花鸟鱼虫也要加上去啊！”说着，他就点名加上了南京的一位著名花鸟画家的名家。记得被加上名字的还有黄药眠、吴作人、钟敬文等，大约添了有十几个人。

说到花鸟鱼虫，我们知道，以前毛主席曾经说过，养花鸟鱼虫要玩物丧志的。因此周总理现在突然这样说，让人感到这次会议真是广泛团结，有一种很宽松的形势。

有一天，周扬同志对我说：“你去北大荒看看丁玲，通知她参加会议，让她做好准备。不用说是毛主席点的名，就说是中央决定。”

我再次来到北大荒。这次没有去农垦局，而是直接去了汤原农场。农场党委的程书记到车站来接我。我向他说明来意，告诉他：“今年七八月份要召开第三次全国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要丁玲同志参加，这是中央的意见。现在和农场党委预先打个招呼，将来会发正式的会议通知，由农垦部转到你们这里。”

我这次见到丁玲同志时，她对此事还一点消息也没有得到。我告诉她：“周扬同志让我来通知你一声，今年七八月要召开第三次文代会，请你参加。你要做些准备，你在会上有个发言。另外，你在这里的工作要安排一下，这件事我已经和程书记讲了……”

丁玲听到这个消息很高兴。我说：“这也不光是周扬个人的意见，是党中央的意见！”

丁玲显得很激动，她说：“党还没有忘掉我！”

1960年7月22日，第三次文代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开幕式那天，正如邓小平同志讲的，所有政治局委员全部参加了。毛主席在大会期间还接见了与会代表。

会上，周总理作了报告，陈毅和李富春同志也作了国内外形势和有关文学艺术工作的报告。郭沫若致开幕词，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向大会祝祠，周扬等文化界的领导同志也作了报告。当时报告的内容突出而鲜明——一致反对修正主义。

丁玲同志是以黑龙江省代表的名义参加的第三次文代会。

在第三次文代会实到代表统计表上，在专项统计栏目里，除了男、女、党员、团员、少数民族、民主党派之外，还有一栏是参加大会右派的人数，在后面的备注里，还要标明这些人到会没到。

现把我手头保留的这张表格上有关右派的部分抄录如下：

广东省（应到）右派3人。上海右派1人，未出席。辽宁省右派1人。北京右派4人。宁夏右派1人，未出席。吉林省右派1人。河北省右派1人，未出席。陕西省右派1人。浙江省右派5人，2人未出席。黑龙江省右派4人，3人未出席。新疆右派1人，未出席。中直代表团（作协）1名右派。中直代表团（美术）1名右派。

出席第三次文代会的实到右派代表一共有16个人。

没有提到的省份，是这些省没有右派参加这次文代会的名额。

第三次文代会应到代表2442人，实到代表2234人。其中右派代表16人。

大会上发言的人很多，有些是口头的，有些是书面的，秘书处将这些发言全部打印出来，发给与会代表。

丁玲同志作的就是书面发言。她的发言除了对形势的认识、个人的体会之外，还做了一些自我批评。我记得当时上上下下对她的发言反映都不错。

会议开了整整一个月，大会套小会，还有各协会的代表大会。文代会开完以后，紧接着是召开第三届全委会，接下来是选举副主席的会，再接下来又开副主席的会，最后是召开联欢大会。

这次会议的规模是空前的，除了会议时间长，参加会议的人数也很多，一共有五千多人。我记得闭幕式前夕，我忙得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

值得一说的还有在人大会堂举行的宴会。政治局委员们除了毛主席之外，都参加了闭幕式和宴会。当时，前二十桌来宾的名单都要由周总理亲自过目，丁玲也在其中。

文代会开完以后，周扬同志找到我说：“丁玲回来了，我得见她一面，谈一谈，希望你安排一下。”

我说：“那好啊！在哪儿谈？到你家？”

周扬摇摇头。

我说：“去中宣部你的办公室？”

周扬说：“太严肃了！有点公事公办的样子！”

我当时想，如果让周扬去丁玲住的宾馆，是不是也不合适？于是我说：“要不要到我的办公室来谈？”

周扬说：“好！就到你的办公室谈。”

于是，我约好丁玲同志在当时的文联大楼（王府井大街56号，现为商务印务馆）与周扬同志见面。

那一天，我派车将丁玲从宾馆接到文联大楼418房间，我的办公室。

我把他们二人安排坐下以后就出来了。

周扬和丁玲同志在那里单独谈了两个多小时。出来的时候，我看见他们的表情都比较愉快。

丁玲同志走了之后，周扬对我说：“我们二人谈得还可以……”他没有提到具体的谈话内容，我也不便多问。

1961年，国内政治形势相对宽松了一些，各行各业都有一批右派被摘掉帽子。

大约是这年9月，中宣部召开部务会议，由张子意同志主持。作家协会派严文井同志参加了这个会（那天，刘白羽、周扬和林默涵到颐和园去参加齐燕铭夫妇举行的一个宴会）。这次部务会议讨论了给丁玲摘帽子的问题。严文井回来后向我转达了会议情况。

会上，许立群、王宗一、赵进等同志一致提出，要将丁玲的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决定让作协将原来的“不能摘掉帽子的报告”改成“摘帽子的报告”。张子意希望严文井表示态度。严文井没有明确地表示态度，说他回去后要和刘白羽同志商量，然后才能确定，因为当时在北京的作协党组成员只有他们两个。

当天晚上，严文井告诉了刘白羽会上的情况。刘白羽说：“如果你当时同意，就签字好了，何必再等回来商量！”

记得是9月21日，周扬、林默涵、刘白羽等同志又参加了一个会议，说已经取得一致意见。他们开会回来以后，严文井来找我，说要一起修改那个不能给丁玲摘帽子的报告，要加上“丁玲基本上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和“丁玲在60年第三次文代会的书面发言是有悔改表现的，表示她已经伏罪……”

我们抓紧时间，9月28日修改完报告，然后赶紧报送中央。可是后来这个报告没有被中央批准，据说是有位领导同志不同意，至于是哪位同志，我们也不得而知。这次，丁玲的右派帽子还是没有摘成。

1961年11月底，郭小川被调到人民日报社，我被任命为作协秘书长。那个时候，刘白羽去养病。

有一天，邵荃麟找我，希望我再去一次北大荒。

我说：我去干什么呢？帽子也不能给丁玲摘。

后来，严文井布置王翔云和高铮两个同志去了。严文井对他们说：你们去看看就可以了，就不要提摘帽子的事情了。

高铮的哥哥是农垦部的副部长，兼黑龙江省农垦局的局长，他去有一定的方便。我只是临行前向他们介绍了一下前两次去的情况。

1962年2月，严文井对我说，周扬要中国作协党组在北京郊区给丁龄找个地方，将丁玲安排在北京郊区。严文井说，周扬还对夏衍同志提出，要夏衍解决陈明的工作问题。我后来给夏衍的秘书打电话，夏衍的秘书说，夏衍还没有与北影谈陈明的工作安排问题。

我和北京市委联系安排丁玲到北京郊区的事情，但他们都不肯接收。事情一直拖到6月，北戴河会议召开了。毛主席在会上提出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于是没有人再敢提安排丁玲工作的问题。

谈起丁玲，有一件事情我必须提起。丁玲这个人对金钱看得很轻。她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获得斯大林奖金之后，她把奖金全部捐给了中国作协。作协就把她的钱和周立波捐献的一部分奖金合在一起，盖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幼儿园，所有基本建设费用都是这些钱。除了盖房子，还买了设备（桌、椅、板凳、床，包括院子里的滑梯等大小玩具），只有日常费用从作协经费里面出。

那时候，作协的人很多，需要进幼儿园的孩子也特别多，除了讲习所的孩子之外，还有《人民文学》《诗刊》《新观察》《文艺报》《世界文学》《民族文学》《收获》等七家刊物工作人员的孩子。

那会儿的文学讲习所每期学员至少都有七八十人。他们都带着户口、粮油以及工资关系来到北京，工资都由作家协会发放。有的人不但自己来，还带着家属和孩子。

那时候，中国作协下属单位共有六七百号人。许多人家里都有上幼儿园的孩子。

丁玲和周立波捐献奖金办的幼儿园，给作协做了很大的贡献。

就是这个幼儿园，最多的时候，要收一百多个孩子。

九、两个批示前后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的物质生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中央提倡劳逸结合。相对前后时期而言，这一段时间，文艺界以及中国作协在政治上进入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时期。后来遭到强烈批判的昆曲《李慧娘》（孟超编剧）、京剧《谢瑶环》（田汉编剧）、京剧《海瑞罢官》（吴晗编剧）以及系列杂文《三家村札记》（吴晗、邓拓、廖沫沙著）等等，都是在那个时期陆续上演和发表的。

令人费解的是，1961年的6月，一贯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康生，也在中南海紫光阁发表讲话，居然与推陈出新大唱反调，吹捧《十八扯》《宝蟾送酒》《胭脂虎》等有大量封建与色情糟粕的坏戏，强令京剧《花田错》要按照没改动以前的剧本演出。他居然说：“谁要让马连良演现代戏，我开除他的党籍！”

在这样的空气下，经阳翰笙同志倡议，在文联大楼（现中华书局）组织了一个文艺俱乐部。阿英当主任，我当副主任，目的是营造一个茶座性质的、代艺术家和作家休息聊天的环境。这实际上是反右斗争之前，在东总布胡同22号院作协组织活动的延续。

俱乐部做的事情非常具体。当时的食品供应非常紧张，为了给大家提供一些食品，我们找到北京服务局局长李慧生（他原来在东北局当过交际处处长）。他说：这样吧！我让森隆饭店到你们那里（文艺俱乐部）去卖小吃，卖点凉菜、酱牛肉、锟钝、包子什么的。于是，我们就派出版社办公室主任邹起同志负责这件事。

这样，在外面供应非常紧张的情况下，大家可以带着家属，不用票证，但要自己花钱买些食品在这里吃，每个星期一次。同时，我们每个月从文联在怀柔的农场拉回一些肉，给每个理事以上的同志发半斤。

那段时期，我们还利用文联、剧协组联部的机构，组织各种演出，包括地方戏的演出。来参加的同志可在一楼茶座聊天，也可在二楼看演出。像曹禺、老舍等人都是这里常客。

这个文艺俱乐部的活动一直延续了近三年。

1962年8月2日到16日，在大连召开了“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这个会是一个很显眼的会，也是后来中国作协受到批评的原因之一。

那次会上，赵树理、柳青等同志的发言，都谈到了写“真实”、写“中间人物”等问题。

茅盾、邵荃麟同志都在会上讲了话。邵荃麟讲话的主要内容是：鉴于当前文学作品中人物塑造上简单化的倾向，因此要注意描写“中间人物”。

那会儿，周扬可能已经预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形势，因此他的发言只善意地提醒作家们要注意一些问题，告诉大家要投鼠忌器。

与此同时，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了八届十中全会。

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指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那次会议之后，周扬对我讲：在北戴河会议上，毛主席还点了巴金的名字，主要谈了他过去的作品，说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他的作品不能表现这个时代……

因为知道巴金那时候也写了一些回忆性的东西，所以听了毛主席这样的话，我不清楚具体预示着什么，但我感到中国作协又将会有什么事情发生。那时，国家正处于三年困难的休整时期，人们还在为吃饭穿衣的事情发愁，因此政治形势还没有过于紧张，写作品只要不反对“三面红旗”就没有什么大问题。

1963年元旦，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在“上海部分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上提出了“写十三年”的口号。

这是一次元旦团拜会，请了许多人参加。

就在这个会上，柯庆施根据张春桥整理的材料，不点名地历数了陈白尘历史上的问题，找出了陈白尘在苏州反省院写的所谓歌颂国民党、影射共产党的剧本。然后说，《人民文学》这样重要的刊物，居然用这样的人来当主编！

那时，陈白尘同志正担任《人民文学》的副主编。

阳翰笙同志适值在上海办事，应邀参加了这个会。而当时作为戏剧家协会主席的田汉也在上海，却没有被邀请参加。

阳翰笙回到北京以后对我说：咱们得注意点啦！柯庆施在会上“点”了陈白尘的名，看来，陈白尘不能再在《人民文学》待下去了。

于是，中国作协党组开会决定，由李季同志担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让陈白尘去当专业作家，“专门”写他没有完成的历史剧《大风歌》……

与上海舆论不同的是，在2月8日的春节联欢会上，周总理又着重谈了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问题。

4月，中宣部召开文艺座谈会。周扬、林默涵、邵荃麟都发了言，指出“写十三年”的口号有片面性，批驳了“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的错误主张。

诸如此类，北京和上海的不同声音在这一年里此起彼伏。可是绝大多数人都没有预料到事情的严重性和事态发展的结果，几乎所有人都把这种争论仅仅看成是一种学术争鸣。

这年6月，毛主席在杭州会议上讲话，再次强调阶级斗争。即使是这样，大多数同志也没有把这些现在看起来很明确的指示与自己身边的事情联系起来。

终于，在年底的12月12日，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下来了。

毛主席在中宣部文艺处编的一份关于上海举行故事会活动的材料上做了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1964年1月底，春节即将来临。中国剧协的秘书长李超给我打电话说，他们准备举办春节文联各协会的联欢会，希望作协也能参加。

以往的春节联欢会，作协都是参加的。可这时候我已经格外小心，因为有了这一年的形势变化，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关键是刚刚看到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我真怕在这个会上又出什么问题，因此想作协不要参加，以免授人以柄。于是我跟李超说：我们这次就先不参加了。

文联的副秘书长阿英（钱杏邨）又来电话，说起举办联欢会的事情。我说，我们要谨慎一点为好，我们现在正在批“写中间人物”的问题，我们不参加，免得连累你们，再说，我们作协也没有什么节目……

2月3日，由剧协发起，文联各协会艺术家们参加的春节联欢会在政协礼堂如期举办，作协没有参加。

联欢会后，作协的关慕琴同志告诉我，那天，李超反串跳独舞“小天鹅”，还有人演了一些中外戏剧的片断。

当时的直觉告诉我，这不坏了！

果然，这个联欢会还真出了娄子。参加联欢会的四名部队作家给陆定一写了封信，大致意思是说，这个联欢会与毛主席的第一个批示相抵触，“言不及义”、“污七八糟”，李超等人还扮成女人出洋相等等。

听说陆定一接到这封信后也不敢压住，于是呈报给了毛主席。

1964年3月，文联和作协开始整风。邵荃麟、赵树理等许多同志开始做检查，检讨他们以前的文艺思想和各次讲话中的错误。

6月底，我们看到了毛主席在《中央宣传部关于全国文联和所属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上的批示，也就是后来常说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从此以后，许多作家以前发表的文章都被拿到报刊上去批判。像郭小川的《望星空》和《一个和八个》。

第二个批示公布以后。文化部长茅盾被调到政协当副主席，部长由副总理兼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兼任。刘白羽兼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陈荒煤下去了，由吴雪当电影局局长，后来吴雪又当了文化部副部长。

十、“四清”和十年动乱

两个批示下来后，中国作协进行了长时间的整风。在此期间，中央已经开始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或者简称“社教”运动。

1964年的秋天，社会上已经开始批判“三家村”——吴晗、邓拓、廖沫沙。

而在中国作家协会，主要是批邵荃麟和赵树理的“中间人物论”。批判告一段落之后，邵荃麟调离了中国作协，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外文研究所所长去了。我觉得，批“中间人物论”是邵荃麟调走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主席第二个批示直接涉及各个协会，中国作协更是首当其冲。而我作为作协的秘书长也要承担责任。我心里很明白，这次整风在思想上是批判邵荃麟，在行政管理方面是要批我。

党组书记刘白羽决定调许翰如同志来接替我的工作，这实际上等于是对我的组织处理。

中宣部干部处处长赵进同志向张际春报告，安排我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二办）工作。张陈春同意。刘白羽说，你先去参加“四清”，再去二办。

当时大批干部下放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队，主要指导思想也是要改进并克服毛主席在第二个批示中讲的“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之类的作风和毛病。

我大约在10月底11月初来到山东。“蹲点”的地方是孔夫子的家乡，离曲阜十五里地的大关庄。中国作协有许多人都来到曲阜的房山区，比如严文井、陈白尘、侯金镜等许多同志，机关的人几乎来了一半，文联各个协会的许多同志，比如华君武等也来到这里。

其他的同志都有个职务，像严文井同志是个工作组的组长，而我就是个普通工作队队员，我的组长是个普通的美术编辑。我与严文井不在一个村，我所在村子的工作队长，是山东济宁地区来的一个姓谢的同志。

工作队当时在农村的权力是很大的，几乎领导一切。那时候主要的任务就是批判当权派，村里的当权派就是生产队长、生产大队长。

农村的运动和城里机关的运动不一样，白天要照常下地干活，工作队的队员也要下地和社会一起干活，同吃、同住、同劳动。晚上就开批判会，组织社员揭发生产队干部多吃多占等问题。“挖”他们的“浮财”（就是粮食），让他们把多吃多占的东西（还是粮食）退赔出来，然后再分给社员。

我和工作队长老谢很谈得来。这个老谢是农村的公社书记，对农村的事情很熟悉，也很有经验。我们一致认为，无论怎么批，生产粮食吃饱饭还是第一位的，因此我们要求白天的农业生产仍旧是队长和大队长来抓。而且退出来的粮食也不能分光，因为如果分光，明年一开春，春荒的时候就会饿肚子，就会有人出去要饭，弄不好还会饿死人！于是我们就拿出三分之一的“赔粮”分了下去，留下三分之二以备明年春天救急。说实在的，退出的粮食和分掉的粮食数量也都少得可怜，但这毕竟是个应急的措施啊！

而其他几个村就把粮食都分给了社员。

果然，第二年春天到来的时候，社员开始吃草根和树皮，有几个干部还上吊自杀。

当时的山东省委书记谭启龙肯定了我们的做法，认为这种“留一手”的做法是对的。山东菏泽地委书记是房山区的工作团团长，有一天告诉我说：谭书记让你进分团党委。

谭启龙同志以前和我认识，这次听到华君武同志提起张僖也在曲阜，就说：你们那里分团党委怎么没有中国作协的张某人啊？

这样，第二年春节过后，我就进了分团党委当党委委员。于是，中国作家协会在山东搞“四清”的同志都由我来联系。

我1964年11月到曲阜，第二年春节回了一趟家，一直干到第二年的6月。

回到北京，我准备到国务院二办去报到。刘白羽同志找到我说：作协第二批干部要去摘“社教”了，可是中央有个指示，说第二批去的同志当中必须有一个第一批去过的同志带队，你还是再去一趟吧。１９９８年，刘白羽同志在和我核实另一件事情的时候对我解释说：当时我们让你第二次去搞“四清”，主要是对某某某同志不放心，他这个人太右。我也将信将疑，不置可否。

后来，二办主任张际春也对我说：中央既然有这个规定，那你就去吧！

于是，我又参加了第二批“四清”工作队，从1965年9月，一直干到“文革”开始。

我参加的第二次“四清”是在北京的郊区县，从七八月就与北京市委，主要是北京市委副书记刘仁和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赵凡联系。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这次“社教”的地点，是在北京市顺义县的牛栏山、木林、张各庄、龙安屯四个公社。除了作协机关的干部和北京市的干部，还有科技大学的学生。我这次的职务是分团党委副书记。作协第一批参加“四清”工作队的人基本都回到了机关，留在机关的另一半又下去了。这次下去的还有其他各协会的同志，阳翰笙、田汉、阿英、孙振，都是这次同我们一起到农村的。

1966年春夏之间，批判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出来了。我们这些搞“四清”的干部当时还能看省军级的文件。过了没几天，北京市属的负责干部都被“叫”回了城里，“四清”运动只得草草收场。

《5.16通知》发布以后，中宣部被定为“阎王殿”，北京市委被定成“独立王国”。中国文联各协会和中国作协，都被划归文化部领导，我们中国作协的干部也都回到北京城里参加运动。

走进中国作协大楼，我迎面看见一条大标语：不能让张僖溜走！

我心里明白，因为我当时已经准备到国务院文教办去了，现在是有人要“揪”住我。不让溜走，是不让溜到文教办去！

就在这时，我们接到文化部通知，要我们都到社会主义学院去学习。到了社会主义学院，发现里面集中了许多熟悉的文艺界领导干部。我记得有夏衍、陈荒煤、阳翰笙、张光年、吴雪、邵荃麟、周巍峙、王昆等许多人，还有戏剧界、电影界的许多知名人士。刚一报到，就通知我们在大厅里听报告。

主持这里工作的，是新上任的文化部副部长，原成都军区政治部副主任颜金生。他告诉我们，在这里的任务是学习，并揭发文艺黑线……

7月底的一天，一辆大卡车突然闯进社会主义学院，把电影演员陈强和张平两个同志推上大卡车拉走了。后来我们才知道，这是北京电影制片厂和电影学院中的造反派把他们抓走了。

眼看这里的学习实在是进行不下去了，两天以后，主持工作的颜金生在礼堂里宣布：学习班解散！大学都回原单位！

在我们学习的这段时间，文化部部长萧望东派工作组进驻了中国作家协会，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简称筹委会。没几天，工作组走了，作协就出现了两个造反派组织——革联和造反团。

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对前一段的运动表示了极大的不满，并鲜明地支持了造反派。

“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反右斗争，都用反右斗争的模式和经验来判断这场运动的发展和走向。不料，毛主席却采取了和反右斗争完全不同的策略。我们这些人都陷入了迷惑不解的境地。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上接见红卫兵，支持红卫兵的造反运动。从此以后，红卫兵造反运动就发展起来了。

我们作协的这些“领导人物”被关进了“牛棚”，也就是文联大楼的地下室。每个屋里关六七个人，我记得同屋的是严文井、郭小川、韩北屏、侯金镜，还有一个公务员老赵，造反派说他是历史反革命。其实他只是国民党时期在北戴河当过邮差。

屋里没有床，只用两块夹纸板拼在水泥地上，然后从家里拿来被褥……

当时中国作协编辑部副主任以上的干部几乎都被关起来了，大约有五十人左右。另外还有一些作家像谢冰心、邵荃麟、陈白尘等等，是从“外面”给揪回来的。

我们在这里一直被关了两年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主要的任务是写交代材料、“出席”批斗会、看大字报、修房子、砸煤块、搬家具等等。管理和看押我们的是作协机关的造反派，那里面有司机、办事员、编辑……在这段时间里，“罪行”轻的晚上可以回家睡觉，第二天清晨来报到；“罪行”重的晚上也不能回家。

有一次，在作协的批斗会上，造反派竟把外宾请了来。比如，把亚非作协的作家、日本的西园寺公一等人请来，我记得还有一个黑人作家（他常驻北京对外友协）——让他们看着我们被批斗，并且指着我们告诉这些外国作家：看！你们过去的朋友！他们都是黑帮！

在批斗我们的时候，经常给我们戴上高高的尖尖的纸帽子，帽子上写着每个人的罪名。我记得我的帽子上写的是“周扬文艺黑线的黑管家”。

1966年至1967年上半年，造反派对我还比较客气。我还是一个“黑帮”小组的小组长，有时候批判会不让我参加，有些事情还让我上传下达。

可是有一次，同屋的一位老兄心灰意冷地说：唉！这下全完了。

我就说：他们长不了，这些人算什么呀！

不想这位老兄把这些话告诉了造反派。第二天早晨，造反派就把我提出去审问。我说我没说。他们说：某某某已经把你供出来了！你诬蔑我们造反团！我还是坚持说没说过这样的话，结果就挨了揍，拳打脚踢。

当天下午，全作协召开批判大会，以前是主要领导挨斗，我们这些人陪绑；这次是我挨斗，主要领导人陪绑，对我又打又踢。一个造反派一拳打在我的肚子上，一拳打在我的腰上，我几乎要晕死过去。从这以后，斗我就斗得更厉害了。

1967年11月，江青有个讲话说：“演剧队是反革命别动队。”于是，演剧队的那段经历就成了造反派审讯我的主要问题。

有一次，五六十个“黑帮”在一个大房间里互相揭发。

当时，某某某就说：“演剧队就是反革命别动队！”

我说：“你不能那样说，这是周总理领导的。”

他说：“你不能这样说，我们都是受蒙蔽了。”

这以后，造反派又打我。我说：“你们不用打我，你们去问李富春、陈云同志，他们都在。你们去问问，我们是不是直接受中央组织部领导，做地下统战工作的！”

后来，他们去找了李富春同志。李富春同志说：“是！是我们直接领导的，不是反革命别动队！”

在那段时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造反派也经常提审我。因为在北京人艺有许多在演剧队工作过的同志，比如田冲、胡宗温等人。

幸亏李富春同志那会儿还当权！调查以后，就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了。

但造反派不肯认输，他们说：你们演剧二队不是，但其他的队是，旗手（指江青）讲的没有错！

我那个“黑帮”小组长也被撤掉了。陈模（《文艺报》编辑部主任）当了小组长。当时“黑帮”的队伍已经快有六十个人了。

1966年底造反派分裂了，大周明、严纲、甘堂会、杨子敏是一派；胡德培是另一派。

大周明的这些人是造反派中的“保皇派”，他们贴大字报让我站出来。我说，我不会对你们有什么帮助，我现在这个情况不便站出来，我只能给你们增加麻烦，你们不要再找我了。

陈白尘开玩笑说：你要当黎元洪了，要爬到桌子底下去了。

1968年的春天，军宣队和工宣队进驻中国作协。

军宣队是驻扎在张家口的65军的军人，工宣队是北京制药厂的工人。

造反派之间没法再斗了，在军工宣队的领导下成立了“革命委员会”。

成立革委会要结合领导干部，当时叫“三结合”。李季同志就被结合了，是革委会副主任。主任是位副营级干部，据说是个上尉参谋。说来挺有意思，这位上尉参谋也叫张喜，只不过我名字中这个“僖”字比他多一个单立人儿，但读起来没有太大的区别。每当开会宣布领导名单的时候，许多人就都看着我笑，我想他们可能笑的是这件事。另一位副主任是制药厂的车间主任。

造反派也不怎么斗了，干部也不再被关了。1969年，林彪以中央名义发布的《一号命令》下来了，主要精神是“加强战备，准备打仗！”于是我们这些人又被下放到湖北的咸宁干校。

干校的主要耕地是65军围湖造田搞成的一片水田。一个副师长担任干校的军宣队队长，我们私下里都叫他张胖子。

我们是1969年9月26日到咸宁干校的。第二天，两三千人被集中到打谷场，场面非常壮观。

张胖子说：不要有什么幻想！把你们放在这儿，不但对得起你们，也对得起你们的子孙后代……

大家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不但自己一辈子要在这里扎下去了，就连自己的子女也得永远在这里生活！

我旁边的一个同志难过地说：我们就这样完啦！

我心里并没有完全这么想，就对旁边的人说：哎！咱们走着看吧……

咸宁干校是围湖造成的田，这里使牛耕地，和原来我的江西老家不一样。在这里我学会了打“缺”。“缺”，就是为了进水和放水的“土闸门”，我们扛着铁锹到处走，把“缺”搞好。那样的田四面都是水，我们劳动的场所就在这被水围起的田地上。大家白天在这里干活，晚上再回到村里的旱地去休息。我被分配当保管，管种子和农具，所以我白天晚上都要住在“湖里”的工具棚。

刚来干校的时候，大部分人都住在老乡家，主要在钟家湾、韩家湾一带。后来干样自己又在山上盖了房子，大家才从老乡家里搬出来。

1970年，我和作协的三个人，还有中华书局的、商务印书馆的，一共十几个人，到附近的红星大队去“插队”，和老乡一起住，一起劳动，这样又干了半年。

1970年底的一天，我在地里干活的时候，听人说赵树理同志在山西病死了。我吃了一惊，眼睛被泪水模糊了，好端端的一个人，几年不见怎么就病死了呢。我不敢往别处想。

一直到1977年底，我到山西负责调查赵树理同志的冤案，才知道1970年，“四人帮”在山西发动了全省规模的批判赵树理的运动。他被拉到太原和晋东南几个县游斗，他的肋骨被人用脚踢断，他从三张桌子摞成的高台上跌下来，摔成重伤，可是不许看病，他的伤口化了脓。最后一次批斗，他已经无法站立，只好将桌子的抽屉拉出来，趴在上面。时隔五天，一代著名作家赵树理，死在监禁之中。

为了给他平反，我去了山西太原。最后，争论一直到中央。胡耀邦、汪东兴等领导都做了指示，赵树理的冤案才得到昭雪。他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北京隆重举行。

1980年，农村读物出版社要出版他的长篇小说《三里湾》。应赵树理家属的邀请，我为他的书写了一篇其实是悼念文章的序言……

记得1958年，有一次我和他一起去河北涿鹿的农村，住在老乡家里，吃饭的时候，他端着一个大海碗蹲在门口和老乡闲聊，几个孩子起着哄让他唱戏。没有想到赵树理居然放下碗，连唱带做地来了一段很像样的上党梆子。听赵树理说，他年幼的时候随父亲经常参加乡里“八音会”的活动，学会了吹拉弹唱的全套本事。

赵树理有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他的妻子姓关，是个地地道道的裹过小脚的农村女人。我和赵树理一起住在22号院的时候，他的妻子住在石碑胡同。

1959年，赵树理把石碑胡同的房子交给了作协，全家搬到和平里，后来又搬到大佛寺，我们就走得更近了。

赵树理经常说：“到我家去，让老关给你做扯面、拨鱼儿吃。”

不了解赵树理的人以为像他这样的大作家，家里的钱一定不少。可是“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抄他的家，除了一个一百元的存折，居然一件值钱的东西也没有。

他的钱为生产队抗旱买了柴油机、水泵；为家乡买了化肥、树苗；为农民买了牲畜，为幼儿园买了缝纫机……

三年困难时期，干部下放，自己办农场。我和赵树理一起到涿鹿县求援，县里在一个叫三堡村的地方给我们划拨出三百亩地，杨子敏当场长，赵树理就是农场的顾问。赵树理还是当年那个习惯——蹲在凳子上和老农说话，谈起水土保持，谈起庄稼的茬口，他都非常内行。他和三堡村的支部书记很谈得来，谈的是如何搞水利灌溉，如何整修农田。

赵树理不但是中国作协的人，他还是北京市文联的副主席，他主编着一个叫《曲艺》的刊物。

在我的印象中，赵树理对农民的生活非常关心。经常主动给谭震林等主管农业的上级领导写信，反映农村的情况。赵树理还参加过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赵树理的死让我感到震惊和难过。

…………

1971年，我又回到连里，跟着大家一起下地。古立高看着我说：啊！张僖居然还算是壮劳力了。大家都笑了起来。

当时李季同志是副连长。连长是军代表。

我和李季同志认识秀早。1953年，我来北京参加筹备中国作协工作的时候，李季是驻会作家。

这次到干校，他的家属也来了。因为李季的爱人李小薇那时候已经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因而此时也面临着到咸宁干校的问题。李季的孩子还小，所以只好全家都搬到咸宁干校。当时，我爱人也要到咸宁干校来。我说，我现在是“黑帮”，你要是和孩子来了，你们就是“黑帮”家属。后来，我爱人就去了她们单位的干校。

李季个子不高，和我差不多，大约也是一米六二的样子。但他表面显得有些粗，像个农民。他留给我的一个很深的印象——一个肩膀总是斜的。李季的性格很爽朗，也很厚道。他有个绰号叫李鬼，严文井经常叫，不知道缘由的人以为李季一定是个非常精明的人。其实，那是在一次与日本作家井上靖见面的时候，井上靖看了李季名片上的名字，错把他叫成李鬼了。

1953年10月，第二次文代会以后，他要求到甘肃的玉门油田深入生活。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同意了。李季来到油田，开始写石油战线的作品。他不但自己去了，全家人也都跟着去了，他在玉门油田还担任了油田党委宣传部副部长。

从1954年到1962年，李季这一下子就在油田待了八年多。

1959年9月，石油部在北京友谊宾馆召集全国各油田负责人开会，准备在大庆油田搞石油会战。李季向作家协会提出来，我们要组织作家去油田。

9月中旬，李季、刘白羽和我一起去找油田的宣传部长杨拯民同志（他是杨虎城烈士的儿子）商量。结果把事情就搞得更红火了。本来只想组织一部分作家去油田，后来组成了一个慰问团。除作家之外，还有演员、画家、音乐家。音协主席吕骥任团长，李季任秘书长。记得去的人还有周立波、李若冰、王晓棠夫妇、胡松华等等。于是，这次活动就不光是作家深入生活了，还有慰问的性质。

慰问团出发以前，余秋里、康世恩都来到作协机关给大家送行。

这次慰问活动长达一个月，搞得非常成功。作家李若冰就留下来，专门写油田题材的作品。后来，作家和艺术家写出并表演了大量歌颂石油战线的作品。

李季的热情，李季的组织能力，李季会出点子，都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来非拉作协活动中，李季也是一位得力的组织者。

直到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干部参加的“七千人大会”以后，李季回到作协，担任作协创委会的副主任（正主任由刘白羽同志兼）。他的爱人李小薇也调到作协人事部门工作。后来李季又从创委会调到外委会工作，在这个期间，我们接触比较多，关系也很融洽。

1964年，文艺整风开始了。康生在全国现代戏会演中，点名批评了一些作品。像《早春二月》《北国江南》《李慧娘》《谢瑶环》……接下来，毛主席关于文艺的两个批示出来了。陈白尘在上海被柯庆施不点名批评之后，李季又到《人民文学》担任副主编，接替了陈白尘的工作。当时的主编还是张天翼。

在干校期间，我和李季朝夕相处，成了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后来，65军撤走了。干校由湖北省军区接管了。

咸宁军分区副政委接替了干校的张胖子。

一位姓魏的县武装部副部长接了连里军代表的工作。

郭小川同志也是咸宁干校的学员，但他非常活跃，不甘寂寞。因为他认识许多电影厂的同志，又因为他原来是中南局宣传部文艺处处长，他在湖北有许多熟人。他一会儿跑到甘肃去搞个纪录片，一会儿跑到武汉去写个解说词。这些纪录片上经常是这样署名：编辑郭小川。

在1970年湖北省军区接管干校以后，他根本就不下地了。

这些字幕和情况都被江青看到了听到了，她就大发雷霆：这个郭小川怎么还能到处乱跑！马上给干校下命令，让干校要看紧郭小川……湖北省军区怎么敢不听江青的话。于是郭小川又被人从甘肃“弄”了回来，还派人看着他。这样，郭小川就不能再自由出入干校了，甚至比其他人受的限制还要严得多。

郭小川很有才气，不但具有作家和诗人的气质，同时非常具有开拓精神，而且很有组织能力。

我后来经常想，郭小川如果不到作协来，就他的能力和社会关系而言，他很可能是位身居高位的领导，但那样他在文学方面可能就成不了诗人了，而可能是一个杂文作家。作家协会的环境让他比较迷恋写作，到作协来工作对他成为一个诗人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是全国解放之后，五六十年代成长起来的那批新诗人中很优秀的一个。当时人们经常的起这一代诗人的代表人物，脱口就会说出郭、贺、李、闻（即郭小川、贺敬之、李季、闻捷）。

写作可能是他先天的气质使然，也可能是因为写诗社他的气质发生了后来的变化。

郭小川对人非常热心，有非常强的亲和力，属于作家们常说的“性情中人”。他乐于助人，他似乎什么也不在乎，尤其是他个人的东西，更是无所谓，谁需要，谁拿走就是了，毫不吝惜。

他对人很实在，不论下到基层检查工作或是体验生活，他都很刻苦，很深入。他在林县的红旗渠体验生活，一待就是几个月。他身体好，干活也不怕吃苦受累。因此，无论是思想上偏左的还是偏右的人，都没有说郭小川不好的。

郭小川的社会关系很多，他1952年在中南局工作。当时李先念同志是中南局的书记，熊复同志是宣传部长，郭小川是宣传处长。他和纪登奎（地委书记）、华国锋（地委书记）、赵紫阳（当时是陶铸同志的秘书），都比较熟，关系也不错。

不光是与领导熟，郭小川和许多作家的感情也挺好。比如与老作家陈残云以及比较年轻的李准同志、华山同志，都经常互相帮助，交往也比较密切。

中南局撤消之后，郭小川调到中宣部电影处。电影处处长是江青，他当副处长。这给他后来屡受迫害埋下了倒霉的种子。

郭小川为人正派，他不会故意要去整什么人，但他这个人思想有些“自由”，而且经常偏右。1961年至1962年国际上（东欧）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居然也敢表示赞成。

在我的印象中，他和他的爱人在生活上关系很密切，也没有发生什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他爱人的思想和他不一样，于是两个人在政治思想方面就经常发生争执，以至于“文革”风暴袭来的时候，他的爱人就要坚决与他“划清界限”。

…………

1971年底1972年初，根据上级指示，干校恢复了党组织生活。在连里，李季当支部书记，我当组织委员，严文井当宣传委员。李季那时候当连长。我们这个连这时候已经有一百二十多人，都是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

在湖北咸宁干校里，除了中国作家协会的同志以外，还有商务印书馆的同志，他们基本在15连。还有中华书局的同志，基本都在16连。电影界的一些单位也在咸宁干校，比如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等等都在干校的五大队。

我们几个比较知心的同志在地里干活的时候经常谈到一些“机密”的话题，从我们的命运、将来的出路，谈到北京的形势。周总理、邓小平和“文革”小组的斗争，甚至商量如何恢复中国作协的问题。我们感到有些希望，但又有一种前途未卜的迷茫。我们当时想的是，只要我们有人能回北京，就有希望。

后来，根据北京的指示，许多单位要恢复工作，进入恢复整顿的阶段。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都要恢复，有些人开始离开干校，被调回北京。电影洗印厂、新影厂、科影厂也要恢复，又有些人也回了北京。干校开始骚动起来，每天都有各种传闻在干校里流传，人也变得非常敏感，许多人的心里重又燃起了希望。

1972年4月，国务院主持出版口的徐光霄同志要抽调一些人到文学出版社恢复编辑工作。李季被调回北京，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总编。李季临走的时候对我说：“我先回去，过些时候你请病假回来。”

还没有来得及请病假，6月，我也被调回北京到文化部的留守处，即后来的安置办公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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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言片语－－作协前秘书长的回忆（四）

作者：张僖

十一、安置办公室

邓小平同志重新主持工作以后，各项工作开始朝恢复整顿的方向发展。在周总理的建议下，建立了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安置办公室。

1972年6月，我从咸宁干校被调回北京，到安置办公室工作。周总理办公室的吴庆彤同志担任这一办公室主任。我和原文化部干部司司长王敏同志担任副主任。因为吴庆彤同志很忙，具体工作便都由我和王敏同志来做。我分工负责中国文联和作协同志的安置工作。

记得那些日子，我和徐光霄同志隔一天见一次面。而我和李季则每天中午都在老文化203号（人民文学出版社对面）旁边的一家副食店里喝啤酒，除了谈到当时的许多磕头碰脑的高兴的烦心的事情之外，还经常谈到如何恢复中国作协的事情。当时的作协和文联各协会都被“砸烂”，已经不存在了。全国的文化工作由国务院的文化组负责。而实际上是“四人帮”把持着文化系统。江青在文化口的一次讲话中说：“文化部、文联各协会的人和物都是黑的，文化组都不能要！”

她这样一说，在干校的人是否能回北京便成了大问题。于是在“四人帮”和周总理之间开始了一场斗争。既然江青认为文化部和文联各协会从作品到人都是“黑”的。那么她就要另起炉灶，这样的话这些在干校的干部只能就地分配了。可是她除去那几个干将之外，又根本没有什么干部可用。

我和李季同志商量，利用我现在安置干部的方便条件，把干校的同志安排到其他的系统，为文联和作协储存一些骨干，即使将来真的没有作协和文联了，起码也可以让同事们从干校调回北京，有个适当的工作！

李季住在东中街，我住在大佛寺。他的车恰好经过我的家，他来接我一起上班，一起下班。

有一次，在徐光霄和王敏同志向周总理汇报文化口工作以后，总理指示吴庆彤同志成立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分配办公室领导小组。小组成立了，吴庆彤同志兼组长，我任副组长，代表各个协会。

那时候，于会泳是文化组的副组长（吴德是组长），我们经常和他发生矛盾。因为江青说过不要这些单位的干部的话，我们只好另想办法。当时可以安排干部的地方只有文博口（博物院馆），王冶秋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还有一个出版口，许光霄同志在那里主持工作。另一个新华图片社，由陈播同志负责。就这样，在1972年到1975年的近三年中，我们前后安排了六七十个人到新华图片社、博物馆、图书馆工作。比如严文井同志1973年调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当领导小组组长，韦君宜同志当总编等等。

与此同时，我们上上下下鼓动要恢复刊物。

毛主席对诗词是偏爱的。他提出要恢复《诗刊》。这时候，李季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到《诗刊》，去筹备《诗刊》的恢复工作。

后来，袁水拍同志从宁夏的中宣部干校被调到文化部当副部长，他提出要恢复《人民文学》。让我给他物色干部。我们就把杨匡满、谢永旺、吴泰昌等同志推荐去了。

后来，“中央文革”批准了恢复《人民文学》，挂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下面，张光年同志任主编。

这两个刊物都放在出版口。

在干校以及在安置办公室工作期间，我和李季同志真成了知心的好朋友。直到现在，我想起李季同志的不幸去世还感到非常难过。

1979年4月上旬，刚刚开完第四次文代会，作协又开完理事会，李季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一天中午我们在东中街他家门口分手以后，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吴象同志到他家。李季可能是高兴，想和吴象喝一点。李季找不到酒，在床头发现一瓶酒。他给吴象和自己都倒了一杯。吴象抿了一口，觉得不是滋味就没有喝。而李季却是一口喝了。不一会儿，李季觉得有些头晕，就躺在了床上。他的爱人李小薇急忙给我打电话。

我立刻赶到他的家。阜外医院的白大夫也赶来了，发现情况危险，急忙送到阜外医院，不料，没有抢救过来，李季同志就这样不幸去世了。后来知道，李季喝的酒是他的儿子治关节炎泡的药酒。

李季去世已经二十多年了，他和石油战线同志们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直到今天，石油部门的领导和职工还惦念着他，他们一直关心照料着李小薇同志。李小薇为了收集编辑李季同志的文集，外出的费用也由石油部门给出。他们经常到家中看望，过年过节的时候，只要是他们干部发的东西，不论多少，都要给李季家送去一份。他们总是想着他，想着他对石油战线做出的贡献。

李季生前，我们一起见过周总理，总理总是教育我们要做到“三勤”——要勤学，要勤业，要勤交友。总理就是身体力行的，所以他能团结人，有那么大的凝聚力。从李季的身上，我也看到了周总理提倡的那种精神。那时候，他去石油战线深入生活，不单纯是为了收集材料以便写作，而是一个作家和产业部门的同志们相互支持，产生了感情，进而成为他们当中的一员，和他们成为真正的朋友了。

1973年六七月间，文化部所属（包括文联、作协）的两个干校合并，撤消湖北的咸宁干校，还没有分配工作的干部都到静海干校集中。两个干校大约还有三百多人。

从湖北坐火车要经过北京再到天津，而郭小川却因为“四人帮”的指示——“不许郭小川进北京”，所以必须在丰台下车，由两个人看管着，直接来到天津附近的静海干校，也就是叫做团泊洼的那个地方。

我知道，静海干校的政委姓宋，便很想知道宋政委是怎样安排郭小川的。于是，1973年的9月，我坐车来到天津静海，见到了郭小川，也见到了还在那里劳动的华君武、蔡若虹等同志。

宋政委说：郭小川只能在干校的范围里活动，我们也只能在这个范围里适当地照顾他，别让他出事。

郭小川当时的心情很不好。我理解，他这要一个有才华、对革命做出行多贡献的人，又是这样好动，不甘寂寞的人，受到这样的待遇，心里是多么痛苦。他每天抽许多烟，还经常喝酒。那时候，他和爱人的关系也不好，他的女儿还在新闻电影制片厂。我们只是劝他不要再那样喝酒，其他事情也爱莫能助。

郭小川就在那里继续待了一年多。在那里，他写下了著名的诗篇《团泊洼的秋天》。

1975年，纪登奎将郭小川的档案调到中央组织部，那会儿郭小川精神比较好。我记得有一次，他给我来电话说：我的关系在中组郭，有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办！

郭小川的关系虽然调到中组部，但他本人还是不能回北京。纪登奎就把郭小川安排到他原来任地委书记的林县（当时著名的人工引水浇灌工程红旗渠所在地，郭小川也曾在这里蹲点）“深入生活”。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大约在10月五六日的样子，郭小川听说“四人帮”倒台的消息，心情非常激动。他的女儿去接他回北京，他们从林县来到安阳，住在县委招待所里。

万万想不到，第二天早晨，大家发现屋里都是烟，郭小川同志已经去世。后来的结论是：郭小川因为抽烟引起棉被燃烧，窒息而死……

一位有才华的、对党和人民做出重要贡献的好同志、好诗人就这样离开了人间。

听到郭小川这样去世的消息，我真的不敢相信。

后来，他的女儿郭梅梅告诉我，“四人帮”倒台前夕，曾经派两个人来找郭小川谈话，但谈话的内容却不得而知。郭小川的死和这次谈话是否有关？“四人帮”是否又一次对郭小川进行迫害？这在我脑子里一直是个谜。

在“文革”前，郭小川曾写过叙事长诗《一个和八个》。当时他的职务是中宣部文艺处的副处长。他写完这个稿子之后给了一位领导同志征求意见，后来几位领导传看，再后来稿子不知道被谁捅出去了。1962年，部领导某某某就宣布在内部批判《一个和八个》。郭小川曾经对我说过，这个稿子他在征求领导意见的同时，也寄给了上海的《收获》，当时的主编是巴金。为了稿子的事，巴金和靳以等四个人专门召开编委会。后来，靳以给郭小川写信，劝他不要发表……

“文革”结束后，听说第五代导演将这部长诗改编成电影，成了一部既有争议，但在新时期文艺创作中又有着重要意义的作品。

这事情想起来挺有意思，郭小川在中宣部电影处待了很长时间，在“文革”中又不甘寂寞地以一个普通编辑的身分为许多纪录片奔忙。他自己可能也想不到，在他去世后，他的作品却能够拍摄成他一生中惟一的故事影片，而且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

…………

1975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开始，很快又转入了“批邓”，国务院文化组又把文化部文联各协会安置办公室给“收”了回去。我和王敏同志都离开了这个办公室，我到人民音乐出版社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巍峙当组长。

这段时间一直延续到1976年。“四人帮”被打倒后，才恢复了文化部，黄镇同志当了文化部部长，又调周巍峙、贺敬之、林默涵当了副部长。

那时候，恢复文联和作协的工作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当时分管意识形态的乌兰夫同志给中央主席和副主席打了报告，要求恢复文联各协会，首先要恢复作协和《文艺报》。于是文化部的干部准备回文化部，各协会的人也准备回协会。

1978年，中央批示，正式恢复中国文联和中国作协以及《文艺报》，具体筹备行政方面的工作让我负责。我当时一个人也没有，而且我本人也已是音乐出版社的人。于是我从音乐出版社带了一个会计、一个司机和一个姓周的同志，又从北京图书馆把林绍刚同志要了回来。

我向黄镇同志从文化部借了三间房，又从红旗杂志社借了三间房，还从各单位抽调来十几个人，开始筹备恢复文联和作协的行政工作。

中国文联筹备组首先成立，组成人员是这样的：一共十三个人，组长林默涵，记得成员有冯牧、张光年、胡庆波、曾克、吴晓邦、吕骥、陶钝、袁文殊、华君武、赵寻和我等人。

随后中国作协也成立了筹备组，那时候，周扬还关在秦城监狱没有放出来，主要是由张光年、李季、冯牧和孔罗荪等人负责。

这时候，各个协会也都开始恢复，但只能因陋就简。比如把电影家协会先放到了新影厂里，摄影家协会放到了新华社里。在恢复各协会的同时，根据中央的指示，文联筹备组也开始筹备第四次文代会。后来，周扬同志被释放出来，安排在中国社会科学院。

那时，吴泰昌、束沛德等同志已经被安排到河北省工作，我们就给河北省委写信，将他们要了回来。

此时，全国性的平反昭雪工作已开始。

谈到为错划右派平反的问题，胡耀邦同志讲：不论是申诉的还是没有申诉的，宜粗不宜细，只要是在你这里划的右派，都要平反。

按照他的指示，我们成立了复立办公室，有中国文联的复查办公室和中国作协的复查办公室，由我负责兼管。后来，文联的复查办公室由胡庆波来管，我只担任中国作家协会的复查办公室主任。我们找到当年被划成右派同志的名单，抄录下来开始工作。

1957年至1958年，由中国作协划为右派分子的共有三十人。他们是：

丁玲：专业作家

陈企霞：原《文艺报》副主编

罗烽：专业作家

白朗：专业作家

艾青：专业作家

李又然：专业作家

陈明：专业作家

张松如：原作协文学讲习所负责人

黎辛：原作协副秘书长

秦兆阳：原《文艺报》常务编委

戈扬：原《新观察》主编

唐因：原《文艺报》总编室主任

唐达成：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侯敏泽：原《文艺报》总编室副主任

罗仙洲：原《文艺报》助理编辑

马敏行：原《文艺报》助理编辑

萧乾：原《文艺报》副主编

汤浩：原《文艺报》编辑

李清泉：原《人民文学》编辑部主任

杜黎均：原《人民文学》编辑

高光启：原《人民文学》编辑

唐祁：原《诗刊》编辑

张凤珠：原《新观察》编辑

黄沙：原《新观察》编辑

卢盛法：原《新观察》编辑

李兴华：原《文艺学习》评论组长

杨觉：原《文艺学习》文化生活组长

俞林：原《人民文学》编辑

杨犁：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干部

何寿亭：原作协资料室干部

在中国作协的反右斗争中，除了被划成右派的同志之外，有些人虽然没有被划成右派，但却受到了批判和处分，他们是：

舒群：专业作家

徐刚：原作协文学讲习所主任

古立高：专业作家

韦君宜：原《文艺学习》主编

葛洛：原《人民文学》副主编

菡子：原作协创作委员会副主任

黄秋耘：原《文艺学习》编辑部主任

玛金：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沙鸥：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张白：原作协文学讲习所

王景山：原作协文学讲习所干部

*以上两份名单，均按原文件抄录。

改正右派的工作，从8月份开始看档案，最后上报到中组部文教局，基本上都改正了。只有某某某由于有加入过三青团的历史问题，暂时没有改正。

经过十年“文革”，大家的认识都提高了，心态有了很大变化，因此，为这些被错划成右派同志的平反工作没有遇到什么阻力。

当时只要本人提出回北京的，一律可能回来。1979年这些同志回来以后，我们在虎坊桥的北纬路宾馆包了半个宾馆，还租了前门外打磨厂胡同里的旅馆……罗烽、白朗、舒群、艾青、严辰、陆菲等同志都住在北纬路宾馆。然后我们就开始在虎坊桥那里盖楼房，准备分配给这些回来的人和家属居住。

丁玲是我们特意派人从山西接回来的。她回来以后不愿意住在北纬路宾馆，我们就给她在友谊宾馆专门租了一套房子，费用都由作家协会负担。丁玲恢复行政组别以后，才住到木樨地的22号楼。

那一段时间，我和丁玲同志交往比较多。为了落实改正错划右派政策，并落实关于她历史问题的结论，我和作协办公室主任项羊同志到丁玲同志住的友谊宾馆去了多次。

丁玲同志被错划成右派，遭受到非常不公正的待遇，受了那么多年的苦和罪。她的右派问题平反了，但在她历史问题的结论上却几经反复。许多人表示同情，我很理解。不论对错与否，我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将反复的过程简单叙述如下，以给后来人一个明晰的条理。

1940年，在陈云和李富春同志的主持下对丁玲做过一个历史结论。这个结论主要是根据丁玲的自述。这个结论中说：“丁玲在入狱后未给国民党任何文字。”

1943年，延安审干的时候，8月27日，丁玲在一份材料中却提到：“我相信了一个奸细的话——我听从了他，我写了一个条子——”由于丁玲提到了写纸条的事，因此在审干后期，丁玲成了问题暂时没有搞清楚的人

1945年8月，中央党校对丁玲被捕的问题又做了一个初步结论。在这份名为《复查小组对丁玲历史问题初步结论》的文件里说：“（丁玲）所写字条的内容，不是明确地以共产党人的面目写的反共自首书。我们认为丁玲写给国民党的‘纸条’，其实质是悔过书。”

因为这个结论是初步的，又是中央党校做的。丁玲仍被认为是“属于有问题但暂时没有搞清楚的人”。

1955年，在中国作协的肃反运动中，丁玲和陈企霞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于是丁玲被捕的事情又提了出来。在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等进行反党小集团活动及对他们的处理意见的报告》中提到：“丁玲同志所犯的反党的错误和她在历史上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经过是有一定联系的。但在这次会议上，我们没有检查她这一段历史，我们有意识地把她的思想问题和历史问题有联系而又分别地来处理。仅在周扬、林默涵、刘白羽、阮章竞四同志在帮助她准备发言稿时，作为研究她思想错误的历史根源，由她谈了在南京的一段历史，她承认了自首的事实。在会上的发言中，她笼统地说了在南京一段是犯有错误的。会后拟对丁玲的这一段历史重新加以审查，并做出结论。”

由于几乎所有的当事人（包括丁玲同志本人），都没有认为1940年的结论是有效的（因为那是在没有提到纸条情况下做出的）。丁玲同志也希望能对自己有一个结论。

1956年春末，中宣部成立了审查丁玲历史问题的专门小组。中宣部副部长陈际春同志为组长，周扬和李之琏同志为小组成员。在1956年10月24日形成了《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的文件。文件结论中提到：“丁玲同志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性行为”，“1940年由于有些同志怀疑她这段历史，中央组织部曾为此做过专门的调查，但因为丁玲同志把自己的错误继续隐瞒起来，因此，当时的审查仍没有得出正确的结论。”“因此，她的错误性质是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

这个结论作出后，与丁玲本人见了面。丁玲同志也写了给中宣部的意见，表示基本同意，同时还写了三点解释。中宣部连同“结论”和丁玲的意见一起报给了中组部。但中组部还没有批下来，反右斗争就开始了。

1975年5月19日，“四人帮”指挥的中共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给丁玲同志做了《对叛徒丁玲的审查结论》。

1979年，我在复查办公室着手处理丁玲同志冤案的时候发现，当时为丁玲同志平反和落实政策面临着两个问题，一个是右派问题，另一个是有关历史问题。

本着先易后难的想法，1979年2月到6月，我们几易其稿，写出了《关于丁玲同志右派问题的复查结论》。丁玲同志当时背着的主要是历史问题、右派问题和“丁陈反党集团”问题。

4月4日的结论中写到：“关于1933年（丁玲）被国民党逮捕后在南京的一段历史问题——这个问题不应该作为划定右派的依据。

“一、撤消1958年5月27日中国作家协会整风领导小组‘关于右派分子丁玲的政治结论’；

“二、撤消1958年中共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关于开除右派分子丁玲党籍的决议’，恢复丁玲同志的党籍；

“三、恢复丁玲同志的原工资组别（行政7级），建议适当安排工作；

“四、对丁玲同志的亲属、子女档案中涉及这一问题的材料，应予销毁。”

在有关领导审阅后，5月3日我们又拿出一稿。在这一稿上着重加上了关于丁玲历史问题的段落：

“经复查，丁玲同志1933年被捕问题，中央宣传部曾在1956年做过审查结论，属于在敌人面前犯过政治上的错误。1975年5月19日中央专案审查小组办公室又重新做了新的结论，定为叛徒。但这个结论所依据的事实未超过1956年做结论时的根据。因此，应维持1956年的结论，撤消1976年的结论。”

经有关领导审阅之后，我带着这个报告来到丁玲在友谊宾馆的住处，把报告给她看。

1979年6月8日，丁玲表示：除了对历史部分外，都同意，并希望在恢复党籍后面加上恢复其政治名誉。丁玲对历史问题的结论提出：不同意中央宣传部1956年10月24日《关于丁玲同志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

6月9日，我将作协审查办公室《关于丁玲1933年被捕问题的复查报告》交给她。

丁玲表示不能同意。我说，你可以把你的意见写出来。我们把你的信和报告一起送上去。

7月9日，丁玲写了申诉信。

我将丁玲的信交了上去。当时，争论的焦点就是，是维持1940年的结论，还是维持1956年的结论。

这时，恰逢第四次文代会即将召开，丁玲要参加大会是肯定的。但她不签字便恢复不了党籍，不恢复党籍就不能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她感到为难，我们也感到很为难。丁玲希望明确政治身份。

丁玲向中组部申诉，并给中央领导人写信。1979年大约10月份，中组部宣教干部管理局的郝逸民副局长，在一次会上谈到丁玲是否能先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以我们1979年的思想水平和组织原则，对一个没有恢复党籍的同志，在没有任何书面指示的情况下便让其参加党的会议，这事让我们同意去办，既没有思想准备，也没有这样的勇气。所以我尽管同情丁玲同志，但我需要一个书面的依据。我说，丁玲的右派问题还没有从组织上改正，还没有恢复党籍，这样做很为难。周扬同志也说：如果中组部有这样的意思，请给我们一个书面意见。

没过几天，中组部宣教局送来一份公函，同意丁玲参加文代会的党员会议。

1980年年初，丁玲在作协复查办的复查报告上签了字。至此，丁玲恢复了原来的待遇，只是在历史问题上还保留着“政治上犯有错误”的结论。

后来，丁玲同志又多次给作协党组、中宣部党组、中组部党组写信申诉。直到1984年3月，由中组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对丁玲同志申诉的复议报告》以及《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这个报告曾经拿到中宣部部务会议上讨论过，会上仍有不同意见。

1984年8月1日，这个报告作为正式文件发出。文件中对丁玲的历史问题维持了1940年的结论。

我们无条件拥护党中央的决定。

在1979年到1980年我和丁玲同志接触比较多，有时是谈公事，有时是闲聊。有一次，丁玲对我说，她的儿子、女儿和她都住在一起（木樨地），有些矛盾。丁玲说：“能不能把我后海的房子（指其原有私房，系七间半平房，五十年代用两千元购买）给作家协会，你给他（指其子）五间新的楼房和一万元钱。”

我们按照丁玲的要求做了。丁玲同志原来的房子，作家协会后来翻盖成二层小楼，就是现在民族文学杂志社办公的地方。

丁玲同志不止一次找我谈，她要办《中国》杂志，而经费很成问题，当时没有钱。我问需要多少钱，她说需要五万元。于是我们就给了丁玲同志五万元办《中国》杂志。那个时候，只要是丁玲同志提出来的工作和生活上的要求，我们都尽量满足她。

除此之外，我们还十分认真地给有关平反同志一一做了政治结论。所有结论都是经过多次修改的，先由作协复查办公室写出结论，交给本人审阅，然后按照本人意见在上面修改；修改之后再上报，给林默涵、刘白羽、张光年等同志审看。

我们当时紧紧抓住了胡耀邦同志为右派平反的指示，把这个指示当成尚方宝剑。也正是由于有了胡耀邦同志的这个重要指示，这项工作才进行得比较顺利。

解决赵树理同志冤案的问题不是在这个时期。那是我在安置办公室工作的时候，“四人帮”还没有倒台，一家外国出版社要出版赵树理的小说，外文局就很为难，让我到山西去和山西省委打招呼。几经周折，赵树理的人说才得以出版。

十二、关于中国作协的级别

中国作家协会一直是正部级单位。而其他各协会，比如剧协、影协、美协等等却都是正局级单位。

当年中央在批准成立中国作协的文件中就明确规定，中国作协是与共青团、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全国文联同级别的“民间团体”。

“文革”结束后，恢复中国作家协会的时候，中央仍将中国作协的行政级别定为正部级。

中国作协之所以享受这样高规格的“待遇”，是有着历史和政治原因的。除了作协有许多享誉国内外的名人，除了党和国家对文学创作、对作家的高度重视之外，当时中央在政治外交上的考虑，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十年代初，新中国建立初期，我们和许多国家是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许多联系，靠的都是“民间外交”来完成。

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东欧，或是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以至资本主义国家，作家的社会地位都是比较高的，而且形成了一个作家群体，这个群体甚至是超越国界的。作家是各个国家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阶层。他们虽然人数少，但接触面宽，影响面也比较大。因此，作协的外事工作很受中央重视。中央希望作家不但能写出好作品，同时还能完成开展民间外交、广交朋友的任务。

五十年代，中国作家出国访问之前，中央领导同志都是要谈话的。经常是周总理亲自谈，周总理没有时间，就由外交部长陈毅同志来谈。这些谈话都由廖承志同志安排。因此，那时候中国作家与外国作家的交往，就不光是纯文学艺术的交往，而是带着政治任务的交往。

周总理、陈毅、廖承志那时经常到中国作家协会来指导工作，有许多时候是为作家出访而来的。

周总理当时经常说：因为我们和许多国家没有建交，所以我们要搞民间外交。你们作家出去，就是民间大使！作家要做世界各国经一战线的工作，从文学交往中达到政治上的目的……

陈毅同志也说过：通过民间外交来宣传我们，在国际上广交朋友……

由于中央领导人这样重视中国作协的外事工作，因此，当时的作协和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国务院外事办公室的关系、来往都非常密切。

有一年，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的塔什干参加亚非作家会议。茅盾是团长，团员有周扬、丁玲、萧三、赵树理，年轻些的有杨沫、曲波、梁斌、玛拉沁夫。临行前，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大家时说：我们主要要做亚非拉作家的工作，要广交朋友；交了朋友放在那儿，不知什么时候就能用得上。

我当时陪同作家一起去了紫光阁，听了周总理的话，不禁想起全国第一次青年作家创作会议的情景：

那是1954年春天，在正义路团中央礼堂。周总理参加大会之前在休息室问我：今天来开会的都有哪些人？哪些人我可以找他们谈一谈？

我说：有写了《不能走那条路》的李准；有写了《活人塘》的陈登科，他原来是个大字不识的战士；还有少数民族作家玛拉沁夫，他是蒙古族人。

周总理说：好！我就找这个玛拉沁夫谈一谈。

我把玛拉沁夫找到休息室。周总理对他说：少数民族作家要好好学习，不光要写出反映本民族生活的作品，还要参与国际上的活动。

前几天，我看到玛拉沁夫同志的回忆文章，写的是他和周总理两次见面给他留下的非常深刻的印象。

陈老总在作家出国访问之前找作家谈话，我基本都在场。每次陈老总都是先给作家分析出访的那个国家的情况，然后强调万隆会议的精神，讲“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接着就是鼓励作家主动地去开展工作。

还有一年亚非作家云集开罗，会上成立了亚非作家会议联络局，地点设在开罗，后来扩大为亚非拉作家会议。为了更好地团结世界各国的作家朋友，联络局选了几位外国作家代表常驻北京，日本作家西园寺公一就是其中一位，他住在对外友协。

有一次亚非作家联络局常驻会议代表要在开罗开会。杨朔同志和韩北屏同志也去参加会议，我和刘白羽同志陪他们到廖承志家请示汇报工作。记得那是个大热天，廖承志泡在澡盆里，他说：对不起，我太胖了，热得要命，就不起来了。

听我们汇报之后，他说：一定要把苏丹那个某某的工作做好，西园寺公一的工作也要做好，将来都有用，让他们替我们中国讲话。有些地方我们应该出面，有些地方就应该他们出面。他们比我们讲话更有力……

后来，杨朔和韩北屏便常驻那里，主要就是做外国作家的工作。

周总理还在许多场合讲过：国内的创作一定要搞好，由《中国文学》（翻译）介绍出去。国内的创作做好了，我们的作家出国说话才硬气！

那时候，中国文学杂志社行政上归对外联络局管，业务上归中国作家协会党组负责。杂志社的编辑方针、季度计划、年度计划等等，都由中国作协党组来讨论通过。

那个时候，不但是我们的作家走出去，而且还邀请许多作家到中国访问。比如，智利的著名作家聂鲁达，1950年就曾来华访问。

我记得五十年代，有位以色列的女作家应邀来中国访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以色列人打交道是件很微妙的事情。因此她只是和作家进行会见交谈，而和外界不作过多接触。

事后，廖承志对我们讲：这些人来过中国，他们回去以后，一定能起作用……

当时与我们交往的许多作家还兼新闻记者，比如斯诺、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他们以作家和记者的双重身份，为中国向世界打开了窗口。

我们的领导同志讲过，非洲作家出来一趟不容易，希望我们在经济上能给以帮助，帮助他们回去之后在国内开展工作。我们也尽最大的力量去做，以作家协会的名义对他们进行了经济援助。这对中国增进与亚非拉国家的友谊以至建交，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当时也有对外友协，但友协也只能以友协的身份去交往，不知作家这些“单干户”更有力。

“文革”之后恢复作协，开展对美国外交工作。美籍华裔作家聂华苓在加州要搞一个中国文学研究会，每年要我们派两个作家去，每期三个月。丁玲、艾青、王蒙等都去过这个研究会。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国作家的希望，还不光是开展民间外交，同时也希望中国作家向外国作家学习有用的东西，开阔眼界。

“文革”前，中国作家从年岁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上大约可分为这样几部分：

像郭沫若、茅盾、丁玲、巴金、周扬、夏衍、张天翼、谢冰心、老舍、曹禺、田汉等这样一批作家，他们三十年代在国际上就有知名度。像郑振铎、洪深等人，他们不但有很好的本国文学功底，而且还有很好的外国文学的底子，能把外国文学翻译介绍到中国来，他们的创作影响了一批三十年代左联的青年作家。

较年轻的一批作家像舒群、周立波、萧军、罗烽、白朗、草明、赵树理、马峰、西戎、杨朔、柳青、梁斌、李准、陈登科、杨沫等这些同志，都是一代为中国文化做出贡献的知名作家，他们不太熟悉使用外文，但他们是在中国革命斗争实践中成长起来的。

再有一批就是比他们年纪更小一些的作家。他们是从十几岁或更小的年龄时就随军或参加革命，比如：陈其通、李舒为、胡正、徐光耀、孙谦、王汶石、李若斌、李季等等同志。

针对中国作家成长在战争年代，学习中外文化知识机会少的情况，刘少奇同志在作协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不能当土作家，要知识面广，要懂一两门外国语……

谈到中国作家协会的行政级别的正部级，有一次，一个年轻的记者问我：那会儿的中国作协主席、副主席，有行政级别吗？

我告诉他，中国作协的主席是作家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一届主席是茅盾，副主席是周扬、柯仲平、丁玲。后来人多了，又加上老舍、巴金。六十年代后又加上刘白羽。主席和副主席的位置名义上当然是部级，但具体到个人，在这些位置上就没有统一规定的级别了。因为这些人在作协的职位不是专职的，他们在自己的单位都有级别，比如茅盾是文化部长行政四级，周扬是中宣部副部长行政六级，丁玲是文艺处长行政七级等等。因此作为中国作协的主席和副主席，都没有设单列的行政级别，绝不是说，中国作协是正部级单位，主席和副主席就是正副部长级别。包括作协的书记处书记，都要根据各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书记处成员也是由主席团提名，理事会通过。

直接被上级任命的，是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党组成员和正副秘书长。

后记

写完这篇回忆，看看不长，但断断续续却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主要原因是身体不好，力不从心。在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虽然我不想迎合谁的意思，也不想表白自己。但说实话，我只怕无意中伤害了谁或者谁的子女。为此我已经删去了一些文字，或者隐去了一些人的名字。

在这次写作中，面对一些几十年前的文字资料，我发现有许多文件的末尾只标明了月份和日子，而没有年份。我想，当时的人可能觉得一年是很长的时间吧，谁会不记得这是哪一年呢？更没有想到在今天，那些文件已经成为宝贵的历史资料，因此而省略了。现在再看到这些当年我曾十分熟悉的东西时，我深深地感到，当年真应该写上年份啊！

在历史的长河中，一年的时间真是很暂短的一瞬。谁也没有想到一年一年更迭的是这样的快，社会会发生这么大的变革。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好比辛辛苦苦地用毛线编织了许许多多的衣服和用品，堆放在历史的仓库里。我只是力所能及地在我记忆里把一些东西抽出一个线头来……

在那些衣服和用品里，有些很宝贵，有些现在看起来很过时、很可笑，甚至很丑陋。但不论是宝贵还是可笑和丑陋，它们都是历史真实的存在。

年代久远，记忆免不了模糊，我的文章中一定会有疏漏和错误的地方，希望读者和当事人谅解和批评。

作者

2002年7月

作者简历

张僖，1917年生于湖北宜昌，十岁时随家迁至江西南昌。

1937年参加新四军。

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期间，在白区国民党部队做地下工作。

1946年到东北工作，历任鲁艺一团副团长、东北局文委秘书、东北人民政府文化部办公室主任，兼电影处处长、计财处处长。

1953年到北京，做中国文协改为中国作协的筹备工作。

历任中国作协副秘书长、秘书长、作协党组成员、作协党总支副书记。中宣部一届机关党委副书记，中直机关一、二届党委委员。

1978年任作协党组副书记、作协书记处书记、秘书长。

1998年离休。


转自《二闲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