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服耕：回忆北大文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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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旧话重提？

文革结束已经37年多了。
对于大多数中国人那是一个不堪回首的时代。本来实在不愿意提那些事情了。
但是，近来发现那是不可回避的年月。因为某种原因，在83年，清算文革时，肯定了“伟大领袖”发动文革的目的。动机是好的，不过是形势估计错误，“四人帮”借机破坏，造成十年动乱。当时，我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不信。但是，谁敢说呢？近日，“凤凰卫视”播谈文革。一个当年参加审判四人帮的法律工作者就说到：当时有人提到“是四人帮还是五人帮”的话题。江青在被审判时也说：我就是毛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我就咬谁。
为什么中国在共产党平定天下十七年后会发生违反中国共产党党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动乱？毛发动这场动乱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不搞清楚，文革重新发生，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
本来，在打到四人帮之后，出现了很多批判文革的各类作品。如果，真正按宪法办事，允许各种言论自由发表。可能对文革的批判会深刻些。但是，很快掀起了批判“伤痕文学”，即对批判的批判。不久，又搞“清除精神污染”；再下来“反对自由化”。直至发生了“动乱”或者后来改叫“风波”。于是，“稳定压倒一切.”硬逼和诱导大家向钱看。“稳定”了几十年了。近来，有人忽然大唱起“文化革命就是好”来了。如今“稳定”吗？不知道。
对文革怎么看？应该可以有不同看法。目前，像我们这些经历过59－61年大饥荒的人基本还活着，就已经有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硬说那年代没有饿死人。非要我们拿出照片证明。也好，我们就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证明。反对者可以不承认。但是，如果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用自己的经历记下那个年代的亲身经历，反对者们信不信都无所谓，我相信后人会辨别真伪的。文革的亲历者更多。每个人当时所处社会地位不同，环境不同，对文革的感受也不一样。如果都把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写出来，对于后人研究分析文革，总结历史教训是有益的。
  文革中，我处于文革发动点北京大学。作为一个在校学生和“可教育子女”，自然有我的与别人不同的经历。比老一辈的干部、学者、工人和小许多的弟、妹们感受和思想认识差别很大。我们看见的，想的也不同于他们。即使当时同班的同学，差别也大得很。但，毕竟是沧海一粟，这些真实的“粟”的总和，就是文革这个大事件的比较真实的状态。讨论文革好不好，不能离开事实。至于有些人闭眼不看事实，非要说“文革就是好。”。宪法有言论自由，由他说吧。太阳明天照样升起！
  由于年代久远，可能我的记忆有错误或者混淆，欢迎批评指正或者质疑。
原来准备按年代顺序写。不久发现因为“无的放矢”，往往费时，且无针对性。所以，就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吧。
第一篇“文革开始了”。实际是多年思考文革目的的结果。除刘、邓外，在65年就已经决定搞倒周和林。剩下的除几个小丑外就都是亲戚了。“天下一统了”。
“中央文革主持的北大辩论会”介绍了当时实际情况，从中可以发现，反对工作组完全是中央文革们有计划有组织的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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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年6月”文革“暴发后，我们懵懵懂懂的从大兴县四清工作队撤回，开始了4年的不学习的大学生活。
开始，是北京新市委的工作队进校。接管了学校的工作。基本是每天传达中央文件，开批判会，学习、讨论。可能因为上面认为北大重要吧，很多”重要文件“在6月就陆续传达给我们了。传达”516“通知时，有一句话使我感到很奇怪：”我们有些同志，在千头万绪，日理万机之中，忘记了阶级斗争。“按中国古代，只有宰相才”日理万机“。难道这是批评现代宰相（总理）吗？不敢多想。后来，还传达了林彪的关于政变的讲话。使我们感到形势危急万分。还传达了毛1965年7月8日在滴水洞给江青的信。【这封信对全国人民传达是1972年林彪事件后了，以证明毛老人家”洞察一切“。】其它文件不少，只是因为与大文章关系不那么紧密，也就懒得说了。
从后来的历史看，文革的大文章目录，在1966年6月基本都告诉我们了。不过我们愚钝，没有也不敢想通并付诸行动。
系里一个又一个的批判会，仅仅系里的的阶级斗争历史，就让我听得汗毛直竖：57年，”右派“进攻，反”右派“运动开始，一些人反”右派“，一些人包庇。包庇的人后来也成了”漏网右派“；59年，两年前抓“漏网右派“的因为回乡看见饥荒，回来说了”饿死人“，被“漏网右派“们打成”右倾分子“，下放劳动，自然惨不忍睹；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右倾分子“们又抬头了，把“漏网右派“们一通批判，还没有搞多久，”中央“（据说是彭真及其后台）又把北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否定了；于是，就有了对抗这个”否定“的文革第一张大字报。当然，在这时，是代表无产阶级的一派批判“漏网右派“们了。
6月18日，我们照例到地处中关村的系大楼开会。学校里发生了”618“反革命事件。不知为什么，在这天，除我们这种特殊的在校外的部门，几乎都发生了对受批判对象的无组织批斗，而且很多是极不文明的“武斗”：“喷气式”、“揪头发”、“涂黑脸”，有的女教师被撕扯破衣服等等。（很多年后，才知道几乎就在这天前后，很多大学都发生了类似的“事件”.)
工作组认为问题严重，认为是一小撮人故意捣乱，干扰运动大方向。于是开始了抓“鱿鱼(反动学生）”。
运动的方向不是批判“黑帮”了。而是清除干扰。一些在“618”参加了这行动的学生受到批判。
没几天，就出现了反对工作组的大字报。认为工作组镇压了群众运动。于是校园里就开始乱了起来。一部分人开始私下“串联”反对工作组。一部分人，也秘密“串联”支持工作组。一般学生搞不清怎么回事，觉得搞武斗不好，但是把参加搞武斗的学生打成反革命也不好。我自己觉得在支持工作组的学生里，有些是一部分干部子女在秘密串联活动。我父亲是摘了帽子的右派，当然是不能参加这种活动的。但是我思想比较“正规”，认为乱打人总是不对，所以支持工作组。后来，聂元梓在校园里几次公开反对工作组的做法，让我感到很疑惑。
两边正闹得不可开交时，忽然，中央文革小组宣布要到北大来听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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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还是支持工作组的问题上，我虽然除了协助同学贴了次支持工作组的大标语外，也没有干什么。但是，按后来的说法，也应该算“保皇派”吧。
实际上，我首先是对那种暴力批斗很看不惯，然后觉得工作组是中央派来的，所以基本支持工作组。但是，对于有些同学仅仅因为没有听工作组的，就被打成“鱿鱼”，也觉得过分。思想上是不管哪方都跟不上，都觉得与自己想的正常的方式差别太大。
辩论会中央文革肯定了反对工作组，思想上也只有想想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当然，江青在辩论会上的哭诉，给我留下非常不好的印象。不过，也只是认为她“神经质”而已。
学校在校文革领导下搞文化革命，除不文明批斗在中央文革肯定后越演越盛，其它也没有什么大变化。系里，班里选举文革领导小组，与过去选班干部没有多大区别。每天除参加校、系组织的批判会，就是自由活动，看看其它系的大字报。看来看去，也就是从57年到66年间，校、系的各类干部间如何掐来掐去。最要紧的事情在工作组时期的一个多月里已经揭发批判的差不多了。对我们学生来说，只是抄冷饭而已。只有被工作组整了的学生还不懈的批判工作组成员。
不知怎么知道的，原来我们参加北京市“四清”的工作团全部集中到北京市委党校集中学习。于是，我们几个同学就去党校，想看看一起工作了几个月的同志。
结果发现，实际是新市委派了工作组，到各工作团去领导运动。大概是让工作队队员揭发批判旧市委在“四清”工作中的问题。
“四清”工作队成员几乎涉及北京市各机关、各区县。有一些局、处级的干部，大量是普通干部，还有一部分65年高中毕业的学生（据说是北京市委准备培养的接班人）。
我们去时，已经是我们学校赶走工作组一周之后了。我在见到我“四清”时的工作队队长时，发现他情绪非常差。原来，他因为给现在领导他们的工作组提了点意见，正受批判呢。听了听，他的意见很一般，一点没有反对工作组的意思。
我的队长原来是一个工厂的保卫科长，工作非常认真。“四清”时，对上级指示坚决执行。有时候，有些我觉得不恰当的和他讨论，他总是不含糊的按上级办。对我这样的学生和其它队员比较爱“教育”。我真不敢相信他会反对工作组。
晚上，全县团开会，要批判他。我们旁听了会议。由于参加会议人很多，工作组也没发现我们这些外单位的。会议中，一个工作组组长（华北局的干部）的讲话让我大开眼界。他说：你们（指我的队长及其它受批判的人）为什么犯错误？因为领导没有让你做的，你做了；没有让你说的，你说了；没有让你想的，你想了。这话能说到这水平，真想不到。可能我们一直在学校，不知道我们的一些干部当“老爷”都到这级别了，连“下人”想什么都妄图管死。但是，细想想，1957年来，实际不就是要管死人们思想吗？不过这种表达方式还是太赤裸裸了，让人受不了。现在，中央文革要讲大民主了，不能这样了。
回校的路上，遇到无线电系和化学系的同学。互相交换了见闻。他们的工作组也在“整肃”不听话的工作队员。听起来，也不讲理得很。于是约好明天一起来闹闹。
第二天，我们来党校分别找了自己的队友们，鼓动他们给工作组写大字报。这样，当天，党校大院里就同时出现了好几份给工作组提意见的大字报。这些大字报内容和语气还比较平和，因为队友们毕竟是干部，比学生成熟多了。
结果，工作组组织了反击。这些队友一下都被其它大字报指为“反革命”了。这时候，我明白了为什么学校里那么多学生反对工作组。也理解了为什么伟大领袖一号召文化革命就爆发了。
57年以来，人们不敢讲话了。于是。任何工作中的失误除了领导人自己觉悟，不可能有人出来点明。如果领导真英明，任何错误都不出，自然皆大欢喜。可惜，这不可能。错误严重到严重影响人民生活了。在物资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干部们又都以为自己代表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不准任何不同意见出现，这样与群众的矛盾越来越深。毛利用了这些，把责任都推给一线的刘、邓，反正百姓也不知道决策是如何产生的。
北大的例子已经说明了工作组不灵了。但是，党校工作组还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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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时间，党校内“热闹”非凡了。声讨“反动分子”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好在因为全体会议人员都住在党校，也好像没有采取隔离审查之类的组织措施。我们也天天去给他们打气。
忽然，清华附中红卫兵的“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在院内贴出来了。那气势，那文笔，我等是绝对写不出来的。一论，二论，提出了后来响遍全国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口号。
接着，八月八日，中央会议的公报和关于文化革命的十六条决议公布了。还没有看过来呢，伟大领袖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了。伟大领袖明确表态赞扬北大聂元梓的马列主义大字报和清华红卫兵的大字报。这样，党校四清干部会的“反动分子”们就变成“造反派”，解放了。工作组成了制造“白色恐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了，开始受到造反派们的批判。接下来，就是不断声讨“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造反派们自然成了各工作团的运动领头人了。我们则成了他们的高参。为解决前段运动中给造反派们平反及销毁“黑材料”问题。我们要求北京新市委的负责人来解决问题。
当时，我们不知道怎么搞的，“规格”还挺高。李雪峰、刘建勋等新市委领导都被我们“请”来开过小会。
一天晚上，新市委书记处书记高扬文来会见我们。我们七嘴八舌和高书记扯来扯去，用了很长时间。高书记毕竟是老同志，耐心的和我们讨论问题。忽然，他的秘书进来，请他出去谈了几分钟。他脸色非常凝重的回来和我们商量：同志们，我有点事，得紧急去处理。我们今后再谈好不好？看大家都用怀疑的眼光看着他，他急了说：是大兴县大辛庄，全村所有五类分子及家属都被杀了。老人、小孩一个不剩。我得赶快去处理。不然，此风蔓延开，不得了。我们都听傻了眼。就让高书记走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大辛庄事件。
我们系的另一个小班就在大辛庄四清。四清时，我去过这个村。所以，对这个地方还是有印象的。
在血腥的六六年八月，北京市有两个地方发生这种惨无人道的事件。一个是大兴县大辛庄，一个是昌平县黑山寨村。我数学系的一个同学在黑山寨劳动过一个多月。没事想去玩几天。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一到就发现村里气氛很怪异。晚上和村里青年聊天，听说刚刚发生过杀了许多“黑五类”全家的事。我的同学父母都是教授，那年月这出身也不敢说好。另一个女同学家庭也不是红五类。害怕一旦出身暴露遇不测，于是两个女孩连夜偷偷跑了几十里山间公路到昌平城区，坐公交车逃回家了。
近来，有些歌颂文革的人在网上说大辛庄和黑山寨的事是造谣。对我来说，是亲身经历。我不在现场，但是我讲的是我当时亲自经历的事，没有偏见人的可以自己判断是谁造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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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六条”公布前,北京市已经到处开始反对”文化革命工作组”。北大、清华的工作组被反垮了，而且还把工作组的人从原派出机关揪回来批判。这就给所有高校作了个示范作用。很多在前一阶段被工作组整过的人纷纷开始反工作组。工作组的人一般也不示弱，组织一批人和他们干。矛盾迅速激化。到中央会议公报一出，毛的“大字报”一出，高校和中学的工作组统统撤了。所有反工作组的都成了“造反派”。其中不乏那些因为在“批斗”时搞武斗的人。这些人通常会被工作组整成“违反政策”“干扰运动”的“游鱼”之类的坏人。他们担心今后被“秋后算帐”，不断扩大事态，到西安门大街的中央文革接待站上访，要求平反，要求揪斗工作组成员。揪斗工作组，实际就把火烧到中央各机关了。接待站前每天人山人海。同时，各种武斗行为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在北京市迅速蔓延。我这里讲的武斗，不是后来两派间对打，而是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社会地位低下的人野蛮殴打、虐待、侮辱。
有一天，毛忽然出现在接待站，发出了：“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进行到底！”的号令。所谓“两报一刊”立刻大肆宣传。像我等大学生，每天忙于帮助市委党校“四清干部会议”的找工作组算帐，以为这就是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完全没有理解“国家大事”的意义。
有些中学生也来到市委党校，从他们嘴里，听到了街上“剪辫子”, “裤脚”，“剃阴阳头”
等等现象。觉得，一帮小中学生太幼稚，没有政策水平。
八月十八日，学校叫我们回去参加天安门集会。我们北大大概是因为反“旧市委”和反“工作组”有功，队伍被安排在广场上最靠近天安门城楼的地方。打的是北京大学的老校旗。观礼台上则是中学的穿军装的孩子们，似乎都佩戴着红卫兵袖章。毛，林出来了，都是一身军装。一个女“红卫兵”给毛戴上了“红卫兵”袖章。广场上一片欢呼。忽然，我听到观礼台上整齐的喊声“毛主席，我们要见刘主席！”一遍又一遍，长久不息。我当时感到很奇怪，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当时，刘少奇已经被从中央常委踢出了。主要领导已经从毛刘朱周变成毛林周陶了。鼓动傻孩子们喊这种口号的人不知是何居心。
当然，后来的所谓新闻报道是不会提这事的。据说，为了新闻的目的，还把谁的头像给“嫁接”到另一个人身上了。
新闻报道中，特别提到，毛把给他献红卫兵袖章的女孩的名字由“文质彬彬”的“彬彬”改为“要武”。当时我们理解是“要武装”的意思。但是，事实是北京市对所谓“黑五类”的武斗大规模升级了。所以，现在想起来，理解为“要武斗”可能才是正确的。
八一八大概就成了红卫兵的正式诞辰了。大家公认了毛主席是红卫兵的红司令。此后红卫兵运动就蓬蓬勃勃的发展起来。估计也没有多少红卫兵明白了“国家大事”是什么。所以，无穷的精力就开始捏“软柿子”了。中央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孩子们就抓关打斗“地富反坏右资黑”。因为资、黑没有什么具体的判别标准，所以只要是知识分子就可以非常容易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反动学术权威”，中学的老师，校长等等成了最无辜的受害者；只要是“干部”就有“资格”当“黑帮分子”；而且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圣旨，于是，满街都是戴高帽子游街的“黑七类”。大卡车上撅着几个戴纸糊高帽、胸前挂着倒写姓名并且打着叉的巨大牌子的“黑七类”招摇过市的场景每天都在北京主要街道上反复出现。所谓“红八月”就从这天开始了。北京市中学校长这十来天被生生打死好几个。（他（她）们中多是抗日战争时期就参加革命的有些知识的老干部）。文革期间，知名人士第一次大规模非正常死亡就发生在这期间。同时，红卫兵们根据派出所提供的名单，大规模“遣送”地富回乡。据说有不服被打死的，有在路途被打死的，有到了乡下又被打死的。肯定比打死“黑帮”的数量多很多。
而大兴县大辛庄和昌平县黑山寨（辛庄）大规模屠杀地富及其家属则是事件发展到顶峰的标志。后来，在政府干预下，事态逐渐平息。傻孩子们开始被引导去大串联，把文革的邪火烧向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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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在1962年的北戴河会议上，估计是领袖决心发动文革，开始写序曲了。于是，提出口号：“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于是，全国范围开始了阶级斗争教育。中央的精神到下面执行，总有一个滞后。所以，在63年，我还能凭考分进入北大。据说，在家庭出身限制问题上，就是62年、63年高考招生最松。一些五类分子子女得以享受受教育权。我自己很幸运，总是赶上“好”时候，所以我考高中，考大学都没有受到歧视，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实际，当年初中老师找我谈，如果我直升本校，就可以保送。如果不上本校，就不能保送了。当时我傻，没明白因为父亲成了右派，我没有被保送资格了）
到64年，家庭出身出身不好的就不可能进大学了。后来，高中的老师给我讲过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高中64级一个同学，品学兼优，出身贫下中农。因此，按部队提前招生，体检合格。在政治审查时出了问题。老师和部队干部一起去外调时，这孩子的父亲（大队支书）迫于当时阶级斗争形势（已经开始“四清”运动了。）交代了他们不是亲生父子。46年土改时，“搬石头”，有人押解一批人路过他家门口。这时，一个女人，怀抱一个小孩进来讨水喝。进们就跪下了，求他把孩子留下。他收留了这个男孩。至于那些被押解的人，不久就被枪毙了。所以，这个孩子实际是“杀、关、管”对象的儿子。老师很无奈，极力向部队同志介绍该生优点，没有用。结果，该生部队院校是不可能去了。参加普通高考，成绩很好。但是，也没有被录取。他落榜后多次找老师问原因。这个老师是非常受学生喜爱和尊敬的，也是一个老党员，他实在无法向这个学生解释。据说改革开放后，这个学生出国了。回来看望老师时，知道了实情，痛哭流涕。
文革开始不久后，出现了一个“著名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不知道当时的共产党高级领导人们看了有何感想？我们当时就知道，他们的家庭出身多是“反动”的。他们是“混蛋”？
68年所谓“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不过是个“摆设”，实际掌握权力的是“军宣队”。北大原来是63军。后来8341部队拱走了63军，还可笑的发动学生们“控诉”了一番63军。
一天，通知我去开小会。主持会议的是8341的一个姓任的小姑娘。上来就宣读最高指示，大意是加强教育可教育子女，给出路。当时我心里就想：太可笑了，难道世界上还有不可教育子女？还有不给出路的？这玩意儿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有什么关系？谬论！当然，仅腹诽而已，绝不敢说出来。看来，这个会是为了争取教育五类分子子女反戈一击，揭发反动家长。宣读完毕，就一个一个问情况。家长原来干部级别，任职，什么问题等等。轮到一个一年级的大个子男生。
小任：你爸爸几级？
男生：八级。（要是干部，级别够高了）
小任：什么职务？
男生：工人。
全体惊愕。怎么回事？（八级工）
小任：犯什么事了？
男生：一次，我爸上厕所大便，随手抓了张报纸。擦了屁股。后来，被人揭发用伟大领袖像擦屁股，成了反革命。（那年月，任何一张报纸上都会有各种不同的领袖像若干。）（回想起来，当年机关到我家抄家时，发现我哥的旧皮鞋里塞了一团纸撑鞋，打开一看是列宁像，一通好斥。不过，毕竟机关干部水平高点，斥完也就算了。没有收获揪出一个反革命的辉煌战果。）
我这时才知道，不光是“老干部”可以一转眼变成“反动”，连工人也可以这样变。自然了，他们的子女原来不知道怎么样，一下就变成“可教育”了。
不久，迟群，谢静宜带领十几个清华大学的“可教育子女”到北大来开现场会，在北大西门礼堂现身说法讲如何与父母划清界限，如何反戈一击等等。我们这些入了另册的自然必须去领会对我们的“关怀”。
可惜，我从小受的是共产党正规教育，虽然从57年就入另册了，但是对那些“英雄”“混蛋”的谬论一直不认可。所以，心里只是想有没有“不可教育子女”的问题，一点收获都没有。再说，我老爸“是个熬了不知道多少遍的骨头了”，现在报上三天两头还高兴了批一段，还能熬出什么油水？我有什么可揭发的？
文革逼迫人们夫妻反目，骨肉成仇。多少家庭被破坏，多少人留下永久的心灵创伤。幸好，我父亲从57年就因言获罪了，我们家的免疫力强点。所以，团结的度过了那个荒唐的岁月。我家这些可教育子女因为没有人堕落、颓废而使父亲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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