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春波：我与济南一中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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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是我们这代人的宿命
——我与母校文革


庄春波
  庄春波，济南一中六六届初中生（初二十二级二班）。文革中曾任一中校革委宣传部长，一九六八年下乡到山东临沂车辋公社前后坦大队插队。一九七零年招工返城先后在济南铆焊厂与山东电影机械厂当工人。一九七六年在追查“反革命谣言”中遭人告发，被揪回铆焊厂关押批斗。一九七七年、七八年参加高考均未被录取。一九八零年受聘于济南社会科学研究所（今社科院），任副研究员，从事上古史研究及社会文化经济史研究，师从著名学者赵俪生，著有《古史钩沉》、《汉武帝评传》等专著七部及论文数百篇。二零零年被评为济南市科学技术拔尖人才。二零零一年七月十一日不幸壮年而逝。此文写于一九九八年。原题为《我与母校的“文革情结”》，此次刊发对文章题目及文前导语，略作做修改，其余一切照旧。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这一代人在劫难逃的宿命。
济南一中是我的母校，我是文革前的老初三。上述论断是我从读书到闹文革亲身经历中归纳出来的经验之谈。或许后来人已不知文革究竟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就让我把它写下来，告诉你。

一、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中校园里的变化令人吃惊。有人向我们讲解“阶级斗争新动向”——我们教室前一排（二十三级四班）东墙贴出一张八人署名的大字报。署名者中有教我们外语的王景和老师，还有代过历史课的毕德质老师，另外几个老师当时并不认识。一中校园陡然掀起十二级台风。这八位老师怕落后挨整，在大字报上表示要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没想到，“惹火烧身”。那个时代党支部就代表党，同学们纷纷跟着党支部批“黑帮”。一中办公楼突然戒备森严，各班运动骨干抽出来保卫大楼，大会和标语出现“誓死保卫党支部”的口号，煞是紧张。各班成立“中心小组”停课搞运动。大有展开新一轮“反右派”运动的架势。“阶级斗争”气氛异常浓厚，人人神经紧张，神秘得很。
写大字报的另外几位老师我不了解，王景和老师平时待我也不好，“训”过我好几次。但是感觉告诉我，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黑帮”。有人动员我写大字报，我没写。在党支部领导下，运动深入发展，几天后又有一批老师被“揭”了出来，其中有教过我们的历史老师薛丽昆。这次我仍然没贴大字报。随后我们班的班主任姜敏也被“揭”了出来。当时，他才二十多岁，教我们政治。平时虽然常批评我，但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是什么“黑帮”。
全校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老师都被贴了大字报，许多老师挨了揍、戴高帽子游校、被监督劳动、被抄家。“立场坚定”的“左派”把学校的许多老师关进“牛棚”，监督“劳动改造”。给他们编了“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我是人民罪人，我该死，我有罪，人民要把我砸烂、砸碎”。用皮带抽他们，给他们挂牌子游校，监督他们干活。这时我对那些骨干的“无产阶级感情”发生了怀疑，对“运动”也开始产生了种种疑问。


文革中的庄春波

二、从群众斗群众到引火烧身
市委工作组六月中旬进校。我们班上也成立了三人“中心小组”，有团支部书记黄敏、组织委员王玉泽和我，主要工作是领导全班搞运动。新的精神是对班上同学进行“排队”，分出所谓左、中、右。起初，我们为这种划分颇费了一番心思：按什么标准排队呢？是家庭出身，还是表现？出身与表现各占多大比重？在我印象中，出身与表现并不能划等号。所以，家庭出身在这次排队中并不是第一位的因素。不过，排队结果从来没有公布过。
这时，有些班级出现了同学斗同学的情况。例如我亲眼所见的南邻二十二级三班一个同学不小心弄破了一张毛主席像，被当作“反革命”批斗；北邻高十九级二班与我们鸡犬之声相闻，他们班批斗亓建华，说他是“特务”。我听了感到很可笑。再北面一排高十九级六班批斗张新华。他有体育特长，有个性，因出身资本家被批斗。我们班没搞这一套，只搞了“谈第三层思想”——暴露自己私心杂念的谈心活动。现在想来也是很可笑的，有点像基督教的忏悔。批判“资反路线”后个别同学找中心小组的人要“黑材料”（其实并没有）。我们表示了歉疚之意。
当时的风气，人们都想当“左派”，当上“左派”就有了参与领导运动、斗争“右派”的资格。一旦成了“右派”，就要倒霉一辈子，永远抬不起头来。这是人们积十几年的经验得出的结论。
工作组入校后，我们一时摸不清他们的主要目标是稳定和控制形势把矛头指向“黑帮”、“右派”，还是像“四清”那样重点搞党内。后来逐渐感觉到他们与党支部有矛盾，只是内情不清楚。反正经过工作组的工作，支部书记在全校大会上作了“引火烧身”的动员报告。运动之火在揭批过几乎所有老师后，继续向上烧去，老校长王苇塘、副校长朱琳相继被“揭”开了“盖子”。王苇塘写的济南一中校史成为“黑校史”，他成了一中牛鬼蛇神们的“总后台”，一时成了运动批判的重点对象。党支部的威望大大下降，工作组也并未竖起新的权威。一切都不得要领。时隔不久，运动初被党支部封为“左派”的青年教师王德兴，竟然以“假左派”、“野心家”的罪名被批斗。王是语文教师，初23级3班的班主任，课教得好，工作也很负责，参加运动非常积极。难道他也成了“反革命”？
一时间，我完全丧失了对运动的理解能力：左派与右派、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究竟以什么为标准？何以仅仅一夜之间就能彻底颠倒过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将怎么干呢？这段时间我非常消极，觉得无所适从。

三、破四旧
“中央文革小组”在北京开会，宣布撤销“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工作组。全市学校集中在省体育场听取北京大会录音，刘少奇作检查，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八月初，中央公布关于文革的《十六条》，宣布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八月以后，学校大门关不住了。同学们（在市委组织引导下）冲上街头，开展所谓“破四旧”运动。我突然有了某种获得了“解放”的感觉——学校彻底停课闹革命，不再上课，没有作业，不必考试，没有了升学的压力。一股“打”、“砸”、“抢”、“烧”、“抄”、“抓”的狂潮席卷了全城。我参加了一次暴力行动。我们一行同学在街道干部的配合下，来到某个小巷的一个“资本家”（其实充其量是个小业主而已）家中，以抄查“四旧”的名义抄家，砸碎了不少他家存放的瓷器。大家仍不满足，一定要主人交出黄金和武器来，交不出来就打。同学们打起来好像有深仇大恨，我突然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好像有问题。为了证明我的阶级立场，便动手抽了老板娘三棍子。她大声哀嚎起来。我再也打不下去了。我觉得这种行为与所谓“阶级感情”无关，从此不再参加这类活动，再没有打人，一次也没有。那位妇女的声音至今我还记得。但愿她能原谅我们的幼稚和无知。
“破四旧”延续了至少有两三个月。我猜测有人故意指使，以“革命”的名义利用学生，阻滞减缓“向上”的冲击。“破四旧”的后果极坏，不仅大量珍贵文化遗产被破坏，造成永远无法恢复的损失，更严重的是无视财产的所有权、无视人权的狂潮，与当年希特勒的党卫军、冲锋队有某种相似之处。这类行为对原本纯洁无邪的青年学生是一种强烈的腐蚀剂。我亲眼看到某些人把大量“破四旧”的“战利品”如手表、半导体收音机等等据为己有。


济南红卫兵上街“破四旧”瑞蚨祥绸布庄改名东方红布店

四、关于自来红的大辩论
一旦失去了权威的控制，学生运动便迅速分化。
北京出现所谓“红色恐怖”和“地下复仇军”之类的对立。自八月初开始，济南也有一些学生在传播这类消息。在一中，一些军干子弟暗中串联。有人来找我，非常神秘的样子，读一些“北京来信”，说北京的“黑五类”好像特别疯狂地搞“阶级报复”，在搞“反革命活动”，搞“白色恐怖”，在杀人。有人传阅《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一论、二论、三论）之类的文章。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北京工业大学谭立夫的长篇讲话。讲话把群众斗群众的观点发挥得淋漓尽致：对“狗崽子”就是要“七斗八斗，斗得过来就给出路，斗不过来就让他滚蛋，造他妈的反，专他妈的政”。他主张把这种“理论”当作党的阶级路线推行。讲话中夹杂大量粗俗的脏话，并且说，“只要权力在手，就敢骂人，骂完了，挺着肚子（！）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下台”。
这种思潮对军干子弟具有强烈的影响力，立即得到了他们的认同。他们经常夜间集体活动，有点象搞地下工作。他们主张按家庭出身划分“红五类”（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工人、贫农、下中农子女）”和“黑五类”（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子女）。后来他们的活动逐渐公开化，贴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他们把这幅对联称为“鬼见愁”。又把这幅对联改编成一首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要是革命你就站过来，要是不革命，就滚他妈的蛋！”他们宣称要像老一辈一样，革“黑五类狗崽子”们的命。
一开始，我一度为“自来红”思潮表面上的激进所感染，所迷惑。可是后来冷静下来仔细想过以后，总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我对他们当中一些人的思想状况比较熟悉，感到他们讲的所谓“阶级分析”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他们的逻辑就是思想水平=阶级感情=阶级立场=家庭出身，这是典型的唯成份论。他们说：“出身不同的人，对革命的态度必然不同。难道地主的儿子与贫下中农的儿子对土地革命的感情是一样的吗？”这还不算，还要在“红五类”中间继续“分析”：工农子弟比军干子弟还要低一个档次，理由是：“我们的老子革命的时候，你们的老子在哪里？”他们还有一种不成文的共识：父母级别较高者，自己的地位相应就高。他们有“不准革命”的心理，好像革命是他们天生的“专利”。他们“根红苗正”，是理所当然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他们的口头禅是：“天下者，我们（红五类）的天下，国家者，我们（自来红）的国家。我们不说谁（也不准）说，我们不干谁（也不准）干？”当时我已经学过《共产党宣言》、《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些文章，开始懂得了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只有经过革命实践，才能形成革命的世界观这些简单的道理。逐渐感觉到所谓“自来红”，无非是要求把社会上的等级关系固定下来，进而变成少数人的世袭特权。这种思想有浓厚的封建等级特权色彩，肯定不是无产阶级世界观。
八月下旬有一次在班上，我公开表示不同意“自来红”观点，强调出身虽然对人的世界观形成有一定影响，但是人生道路主要取决于后天的实践活动。先是个别同学同我辩论。后来，人越聚越多，已不限于我们班，至少有一二百人，有人挤进了教室，还有许多人爬到窗户上，挤在门口外围观。“红五类”大多赞成“自来红”观点，出身不好的同学虽然心中不满，却不敢公开讲。对方人多势众，有的站在椅子上、课桌上，态度很不冷静，我很孤立。王玉泽（已故）首先表示支持我的观点，也有些同学觉得我的观点有道理。辩论持续了很长时间。最后我引用了“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吗？是头脑里固有的吗？”一段语录。那时辩论，毛主席语录还是能起到下结论的作用。不像后来打派仗，什么道理都变成语录战。这样才算说服了多数同学。后来，我们班坚持“自来红”观点的同学成了少数。

五、红卫兵运动的分化
八月下旬，以军干子弟为主体，成立了“抗大继校红卫兵”。一中三名学生党员中的两位，18级2班的崔志华和18级1班的丁少敏都是这个组织的领导成员。丁现在是山东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的研究员。
在济南，军干子弟最集中的是三大重点中学：实验中学、山师附中、一中。“自来红”思潮首先在这三个中学传播，在省市委某些领导干部的支持下，这三所中学首先成立了所谓“济南红卫兵营”。后来，这个组织还扩大到了七中、五中、三中、十四中等学校。他们佩带黑字红卫兵袖章，群众私下里称之为“黑字兵”，或“官办红卫兵”。他们的主要活动是“破四旧”、斗争“牛鬼蛇神”和“黑五类”、“狗崽子”。
由于“抗大继校红卫兵”对入选者出身条件的严格限制，有“资格”加入者不多。就连大部分工农子弟和一般干部子弟也无缘加入。这种狭隘性在潜意识中显然是期望垄断社会“价值资源”再分配特权。不过当时的一中与其他学校不同的是高中三个年级有一大批农村选送生，他们大都住校，人员集中，有较高的政治积极性。他们不甘心在运动中“第二等级”地位。以他们为主串联另外一部分工、军、干子弟，在八月下旬酝酿成立了“八•一八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三名学生党员之一高十八级级二班的苏为鉴（苏传珍）和高十八级级四班的张群立等是主要发起人。张群立现任山东省外经贸委副主任。我是“大批判小组”的成员，主要任务是写大字报，参加大辩论。
红卫兵成立后不久，大约在八月底左右，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到一中串联。我写了大字报《敬致保爸爸派和革命的保皇派》，贴在办公楼南西侧的大字报栏上，批判他们宣传的“自来红”、“革命的保皇派”观点。这是我写的第一张大字报。主要内容：干部来自人民，为人民革命，为人民掌权，如果从脱离人民害怕群众，到利用群众斗群众，镇压人民群众，说明这种干部已经离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很远，甚至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了。革命者的后代不应站在狭隘的个人、家庭私利的立场看问题，更不应当站在群众运动的对立面。大字报特别批判了谭立夫讲话的观点。写这些话，是与当时某些干部总是把“阶级斗争”的方向转向群众的观点对立的，有约七八张整开纸的样子。因思考已久，故未写草稿，直接落墨，一气呵成。这张大字报立即成了全校瞩目的焦点，引起许多持“自来红”观点同学的激烈反对。我的大字报上写满了批语：“你的立场站错了”、“庄小修”、“自来红的败类”••••••。满篇被涂抹得一片狼藉。为了我的大字报，在办公楼展开了一场辩论。开始辩论只有几个人，后来人越聚越多，达到数百人。但是，通过大辩论我的观点得到了大多数同学的支持。
八月底，我与初二十二级四班宋焕新被派往青岛，调查“青岛事件”（青岛市委组织工人农民围攻三大院校）真相。市北区公安局通令“外地右派学生”去报到，宋换新和数千名各地串联学生冒着小雨静坐了一天，表示抗议。宋现在已是新疆大学的副校长了。九月中旬，我带领十几个初中一年级的小红卫兵，到北京串联，每天到各大专院校抄大字报，收集传单。
九月，一中第三支成立的红卫兵是“八•三一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此后，随着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展开，到十月份以后，又先后成立了以“遵义”、“东方红”、“一0•一八”、“八一”、“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等命名的红卫兵组织。“遵义红卫兵”就是我班王斌发起的。现在他是中外合资亚泰集团总公司的总经理。另外，还有名目繁多的“战斗队”，如“分外香”、“战地黄花”，甚至“嗡嗡叫”。记得高十九级四班的彭赤戈等几个人就以“捣蛋包”的名义活动。彭赤戈是澎湃的外孙，现在已是山东大学数学所有国际声望的教授了。这一时期，同学们彻底冲破了血统论的束缚和压抑，人人都有了参加革命的权力。到了年底，步行长征“大串联”全面展开，全校同学少则数人，多则二十余人，组成“长征队”，到全国各地搞“大串联”。我因腿脚不便未能参加，而是作为“济南毛泽东思想红卫兵营”的代表，常驻“红卫兵山东指挥部”。

六、大联合与复课闹革命
一九六六年底，由于“抗大继校红卫兵”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内部许多同学也纷纷退出组织，再加上多数人外出串联，基本上解体了。大学中保党委、保省委的一派也基本上解体了。一九六七年初，山东的“革命造反派”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老造反”山东大学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山工联（山东革命工人造反联合会），另一派是红卫兵山东指挥部、山工总（山东革命工人造反总指挥部）。二月三日成立山东省革命委员会。山大主义兵和山工联被镇压下去。这时一中学生多在外地未归，校内各组织大多支持山大一派。许多组织相继垮台。“请罪”成风。在许多学校，占优势的一派对其他组织往往采取“砸垮”了事的态度。一中的某个组织“抢权”，结果又来找大家“交印”。那时，许多人反抗专制压迫，可是一旦自己得势，就想搞专制，压制别人，一派掌权，唯我独尊。我们意识到，一派掌权行不通，主张搞大联合。我们首先同“八•三一”合并，组织红卫兵搞“整风”，又串联了许多组织，其中也包括“抗大继校”解体之后重新组织起来的“济南一中红卫兵”，支持他们“开门整风”。还联合了教师的两个组织。按照各派代表民主协商的方式成立了“济南一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苏为鉴任主任，郭居全（高十八级六班）任副主任，教师和各派都有人参加担任常委和委员，我担任常委，负责宣传。校内的运动多少恢复了秩序。
大约在三月，军训团进校。我们组织了隆重的欢迎大会，各派都组织了节目。平心而论，“济南一中红卫兵”的节目最精彩，是高十九级二班的孙胜指挥的《长征组歌》。孙胜现为山东工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事后，与高二十级五班的张勇、高二十级四班的刘伟（现纺织学校校长）等商量，筹建了一支宣传队。张勇任队长（张曾任省政协文教办主任、临沂市副市长）。
军宣队进校后，主要搞“复课闹革命”。这样一来，同学们大都返回了学校。团长吴超是一位很有水平的老同志，严肃而谦和，对我们各派组织当中滋生的无政府主义和资产阶级派性观点经常提醒、批评。我们还能听得进去，可有些组织和个别干部却听不进去。这时年级为连队建制，班称为排，每班部队派一位排长领导。我们班的排长叫刘聚科，二十出头。连长薛云怀、教导员姓宋，在同学中都有较高的威信。薛云怀曾一再找我谈心，批评我的无政府主义。后来听说他退役回了老家，我觉得很可惜。
军训团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基本肯定了我们前期大联合的工作。与同时第一批搞军训的其他七个学校不同，那些学校的“造反派”基本上被军训团否定了，有个别学生被抓，于是同支左部队形成严重的对立情绪。一中军训团是“支左不支派”工作搞得最好的典型：大联合、军训、成立革委会、复课闹革命，按部就班，给人一种“文革”可能很快就要结束的感觉。新华社记者到一中来采访。我是宣传部长，分管此事，组织了几个笔杆子写作，有尹芳林（现济南职工大学中文系主任）、陈宝德（现遥墙镇政协主席）等人。人民日报编发了两篇长文，大概在一九六七年四月间，都在头版显著位置。我曾经天真地想，如果全国都能像济南一中这样，或许“文革”一九六七年就结束了。

1969年庄春波与毛造反等人在山师校园之留影

七、反逆流与上山下乡
大约在一九六七年五月上旬，王效禹发动了所谓“反逆流”，掀起了一股反对革委会的潮流。由于许多地方的革委会没有搞联合，镇压了一派，所以全省形势马上乱了起来。在校内，原“九•一五”、“井冈山”等组织合成为“鲁迅兵团”，在社会上支持为“山工联”翻案，在校内反对革委会。各地在夺权中受压的一派纷纷“杀出来”，另立山头，打派仗。这时一中军训团奉命撤离。不过一中打派仗只搞文斗，从来没有发生过武斗。红卫兵派人到各地搞调查，如贾罗就驻兖州。他现任济南市纺织局局长。我带领宣传队到外校和外地搞宣传，曾经到过兖州机务段、曲阜师范学院等地方演出。现在想来，我们那时本已克服了不少的派性和无政府主义，这时又发展了起来。
一九六七年夏，我对形势的发展产生了迷惑，觉得看不到前途。学习《青年运动的方向》，感到学生运动要走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开始，我和几个同学找到省革委分管文教的常委张子石，要求到边疆农垦兵团。他联系后的答复是，边疆武斗升级，知青回流，不能安置。我们没有灰心，在市内各中学串联，找到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筹备发动“上山下乡”运动。年底前后，我父亲庄中一因反对支持一派压制一派，主张搞联合，与王效禹有分歧，被打成“王（立波）、王（路宾）、庄反革命集团”。这更坚定了我下乡的想法。年底，四十几个学校共二百多名中学生在省教育学院组成“济南市首届上山下乡学习班”。其中一中、实验、附中三校人数最多，各三、四十人，其他如三中、十六中、二十三中、三十三中等校各十余人不等。学习班在全市组织了宣传车广播、散发传单。在一中校内，得到了校革委会的支持，召开了“上山下乡誓师大会”。有些人对我宣传上山下乡有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我写下了《卜算子•上山下乡》，写成大字报贴在办公大楼前东侧的报栏上，算是公开作答，表示了自己坚决下乡，走与贫下中农相结合道路的态度：
长征路途险，远船风浪高。
纯青炉火炼真金，要走革命道。
鼠目仅寸光，燕雀为一巢。
若是鸿雁便展翅，莫听蛙声噪。
一九六八年二月，春节刚过，我们义无反顾地走上了下乡之路。二月二十二日，乘卡车来到山东省临沂县车辋公社。我们十二个同学被分在前后坦大队：高十八级二班王毅军（山东医学院七七级毕业，济南中心医院外科主治大夫）、李志（山东工学院电力系毕业，山东电力医院副院长）、孙序臣（山东大学七七级数学系毕业，山东机械学校任职），高十八级四班王兰军（山东师范大学七七级数学系毕业，济南七中数学教师）、高十八级六班吕奇（临沂市桃园大酒店医师）、高十八级七班邓海陵（济南市科技馆）、高十八级八班赵新（北京钢铁学院毕业，山东机械学校任教）、高十九级二班王军生（山东工学院毕业，山东机械学校）、初二十二级二班庄春波（济南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初二十二级三班包创（包敦一，出国定居）、印尼归国华侨邹秋莹（已回印尼）、印尼归国华侨陈玉兰（山东电影机械厂职工）。另外一个小组三十六人，分在有五个自然村的车辋大队：高十八级二班刘志超、黄健和他的姐姐（非一中，已故）；高十九级二班贾罗、高十九级三班陈敏茹（已故）、高十九级四班李金华、王秀霞、姚怀娥；高二十级三班刘伟、赵立武（赵珍庆）、高二十级五班张勇（张念德）、刘洪心；二十二级二班王爱东、王德凤、赵励翔（赵立祥）、刘全胜、杨兴玉、陈乐丰、初二十二级三班（校革委会委员）戈恒云、罗汉明、石宝玲、初二十二级四班张琴生、羊丹群、杨大平（杨培平）、陈耕（陈建豪）、刘德庆；初二十三级许爱民、王建华；印尼归国华侨王礼春（已故）、陈气海（已故）、黄克环；三十三中曹爱华、段玉梅、李纯洁；十六中卢泽俊、谢吉祥等。
这年秋，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文革”这段时期母校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这段时期我学到了课本上永远不可能学到的东西，对我的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一九九七年初稿一九九八年九月改毕于济南社科院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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