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川 天上的学校

yangharrylg

天上的学校

西川
　　
　　李总：
　　您看，您都成“总”了，而且是一个投资集团的“总”，可见从国家政治、经济变化所需要的时间来看，外语附校的生活如今离我们已经有多远了。您原来不姓“李”，而姓方，正如我原来不叫“西川”，而叫刘军。我曾给自己取过好多名字，特别是1976年我开始画国画的时候。我觉得不好意思把“刘军”这样一个富有政治色彩、特殊历史色彩的坚硬的名字署到我的画面上。那时候我在外语附校上初中一年级。当然在附校，我的正式姓名一直是“刘军”，现在在我的工作单位也一样。不过现在我已经接受了这个名字，就像接受了“柱”、“锁”、“英”“翠”这类名字一样。所不同的是，接受“柱”类名字是出于我对中国传统民间文化的日益热爱和好奇，而接受“军”、“民”、“强”、“国”一类名字，是出于我对历史生活的宿命般地接受。如今在我生活的这个社会圈子里（主要是文学和艺术圈子），没有人叫我“刘军”，甚至很少有人知道我的本名。在大街上，如果有人在我身后喊“刘军”，我不用回头，就能猜出，那十有七八是遇上了外附时的同学。时隔这么多年，他（她）竟然还能认出我！不过这样的事情其实很少发生。我是在北京海淀区羊坊店街道七一小学（海军大院内海军子弟学校）读到三年级，1974年2月通过考试进入外语附校读小学四年级。那时我根本不知道，这所学校将成为我到目前为止作为学生所呆时间最长的一座学校，从小学到初中到高中，一共7年半。这7年半的时间，跨越了文革末期、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等不同的历史小阶段。而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说，那么多事件的发生真可谓应接不暇。小说家余华曾经在意大利的一个活动上对意大利人说过，我活四十多年相当于你们活一百年。是这样。在过去至少20年的时光里，在我为无数报刊、书籍写下的无数简历里，我几乎没有提到过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不是说这座学校对我不重要。没提到它的原因：一来，诗人、作家一般很少会在简历中提到自己的小学、中学，因为那是简历，就把中小学阶段给“简”掉了；第二，这所学校已经没有了，或者说我曾经生活、学习过的那所外语附校已经不存在了，我从没有闹清过它为什么就停办了；第三，连它至少在名义上所依附的北京外国语学院也改名叫“北京外国语大学”了。所以对于附校来说，这就是双重的不存在。它变成了一座“天上”的学校。它存在过吗？那些现在走动在那所校园里的人们，他们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说到校园，那倒的确还在。它后来变成了外语学院的西院，在魏公村。开车走三环路，过了苏州桥进入西三环的高架桥路后，如果我稍一走神，就会错过那几幢掩映在绿树丛中的灰色矮楼。好多次，当我意识到桥下边就是我的母校，想看一眼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耸立在校园南边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简称“外研社”）的棕色大楼。而在原学校门口的北边，曾经有一家小商店，那是我买山楂丸（一种用于开胃的中药丸）当糖吃的地方（小时候没有闲钱买糖吃。在外附的头几年，我每周只有一元钱零花）。紧挨着小商店的是一家小饭馆。我们同学没了碗筷就去那里“拿”。说“拿”是好听的。有一回一个同学竟然从那家小饭馆“拿”回了一摞盘子。夏天炎热的时候我们还拿着暖水瓶去那儿打冰啤酒。不是上初三就是上高一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打啤酒。回到教室，我仰着脖子咚咚咚不知灌下了多少。那是我第一次喝酒。都说啤酒好喝，可我灌下去就不行了：眼前变成灰色，霎时失明，腿一软，就瘫倒在地上。同学赶紧把我驾到大饭厅的水池边，一阵狂吐，我就知道了我是喝不了酒的。李总，您所经历过的外语附校的和平门时期我没赶上，我入校时学校已经在魏公村了。我们四个同一年从海军大院考入外语附校的同学，李克东、董小宁、段素萍和我，一开始总是在星期六中午一起结伴乘公共汽车回家，再在星期天晚上一起挤公共汽车返校。起先四家的家长轮流接送，后来我们就自己走了。学校是住宿制，文革中这样的学校在北京市极为罕见。我们从动物园乘332路公交车走白石桥路到魏公村站下车以后，还要走很长的路，穿过一个村子和一片菜地（那是女同学们走起来提心吊胆的一段路，常有小流氓们抢劫），才能走到外语学院东门，然后再穿过外语学院，才能走到外语附校。外语附校朝东隔条马路面对着外语学院的西门，也就是正门。它的西边和西南边是厂洼大队的田野（现在已经建成居民小区了）。厂洼大队当然就成了我们“学农”的地方。夏收的时候，我们排着队去厂洼大队的田野上拾麦穗（高年级同学就得弯下腰来挥着镰刀割麦子）。进入冬天，北京市民要储存大白菜的时候，我们就又排着队去地里收大白菜。学校的西墙外边就是田野，田野的那边是村庄和成排高大的白杨树，村庄和白杨树那边可能还是田野和村庄，一直铺展到西山脚下。太阳落山的时候，有时，我会和同班同学石磊、朱兵爬上墙头，骑坐在那儿，眺望西山。我们心中无不诗情澎湃。得益于1975年那场批《水浒》运动，那时我们已经读过这部书，除了对书中的结义兄弟们无限向往，再就是学会了写“有诗为证”那样的诗歌。同学中能写点“诗”的可能还大有人在呢。我们班的夏鹰，1981年北京市高考外语科状元，曾经跟我一道诌出过“明月升高树，夕阳落远山”的句子。到底谁出的上句谁出的下句，我现在已经记不清了。我们年级一班（我是二班的）有个叫陈申铭的同学也写诗。当然也是古体诗。三班有个叫沈鹰的同学，好像也能写两句诗。连沈鹰他们班那组织过“龙虎豹”小集团、专事打架斗殴的“小流氓”陶利武同学，都吟出过在我们年级传诵一时的名篇：“群山高又高。河水浪滔滔。鸟儿尖声叫。风景多美好。”不过要是和“画意”比起来，“诗情”当时在我心中所占的分量要逊色得多。从1976年大概7月份开始，不知怎么的，我就煞有介事地画起国画来。后来知道了在和平门南面，有个叫琉璃厂的地方，琉璃厂西街上有个画店叫荣宝斋。于是每星期六放学以后我就先绕到荣宝斋去看挂在墙上的画。画国画是需要往画面上题诗的，我那时对文学的兴趣就这么时有时无地延续下来；题诗还需要练练书法，所以我顺带也就写开了毛笔字。这事看在一位语文老师眼里。他叫鲁宝元。他就把我引作了半个小同道，还送给过我一本《唐摹王右军兰亭序》碑刻拓片。外附有个美术老师，叫殷志为，殷老师。他的课我爱上，并且参加了他组织的美术小组。由于这个缘故后来在北京大学我竟首先加入的是美术社而不是五四文学社。美术小组里有一位同年级一班的同学叫王祥，画画得好，人也长得精神。他上高二时曾经跟同学打赌，说他可以在公共汽车站上，堵住从汽车上下来的年轻姑娘，盯着她看，那姑娘就会跟他走。试过一次，果然如此！我记得大概等到我们升入高中以后，操场边上的校学生会的黑板报就交由我们两个人轮流出了。学校举行开学典礼或毕业典礼时，礼堂主席台上悬挂的横幅，那上面的美术字，也都是我们俩先写在黄纸上，铰下来，再用大头针别到红布上。我们俩还被殷老师选派去海淀区少年宫学画画。少年宫里教画的是一个小青年，叫史国良，画的是周思聪那一路的人物画。史国良到80年代后期还是90年代初期我记不清了，出家当了和尚，成为有名的画僧。这是我们当时没有想到的。我记得他上课讲到资产阶级对女性美的看法时，羞得满脸通红。那应该是我上初三以前的事，因为上初三以后我就去了北京市少年宫。教画的老师叫毛水仙。毛水仙大概对我的画艺评价不高。在上人物素描课时，她夸别的同学眼睛画得好、鼻子画得好、手画得好，可她只夸过我帽子画得好。搞得我那个小小的心灵很受伤害。我当时画的是一个坐着的老头，头上带着个棉帽子。不过看来毛老师的眼光还是不错的。初三时我曾一度想离开外语附校，就报考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但是没考上。只好乖乖地、死心塌地地继续呆在外语附校。那时我觉得我上外语附校是个错误。我是小学三年级时作为好学生被挑到外附去的。我记得面试时主考老师要我发s这个音，我发不出来，舌头总是顶出来，发成th。老师撕了一下手中的纸，问我：“这个动作叫什么？”我说叫“撕”，对了。我这才发出s这个音。在外附的大部分时间里，我要么梦想当个侠客，要么梦想当个徐霞客那样的旅行家，要么梦想当个画家，就是对外语学习感不成个兴趣。我对外语开窍得等到大学二年级的时候——喜欢上外国文学了，人也现代了，忽然就觉得外语有意思了。后来有好多次，在不同的场合，总会有初次见面的外国人问我在哪儿学的英文。我一说我是在中国学的，他们就会摆出一付诧异的样子，觉得有必要重估中国的教育制度。于是我就会告诉他们我小时候有过一段特殊经历，那就是进入过一所学校，名叫“北京外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我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还是在文革中。这是一所旨在为社会主义中国培养外交官的学校。我不仅在这所学校中学过英文，还在这里学过使用刀叉吃饭呢。这是一所住宿制学校，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一所“贵族”学校。学校里的确有一些红色贵族，比如毛泽东的外孙和外孙女，比如我们班的朱兵，他的外祖父是与徐特立等并称“湖南十老”的熊瑾玎。但我可不是什么“贵族”，我是沾了“工农兵”的光，因为那是文革嘛，而我父亲那时是个当兵的。我的一些同学后来的确成了外交官，而我成了个诗人。如果听我山侃（是侃山的倒装吗？的对方也是个诗人，我就会背一段美国诗人罗伯特?弗罗斯特的诗给他听：“林中有两条岔开的小路，而我选择了那人迹罕至的一条，于是一切都不一样了。”一般一个外国人或几个外国人被我这么一侃准晕，准觉得是从我这儿打探到了一段红色中国的外交秘密。我很少告诉他们的是，其实我在外语附校时并不喜欢学外语。我的外语是时间泡出来的，在外语学习方面我既无才华也无热情，我只是仗着自己有点童子功。说来人的命运真是不可琢磨：我从小学外语但志向却不在外语上；我想当个画家但老天爷在我身上却另有打算；后来我成了个诗人，但天底下并没有什么诗歌学校，于是我成了美术学院的教师；我在美术学院教中国古典和当代文学，却有学生说他们是从我的文学课上学会画画的。此时此刻我是坐在意大利靠近佩鲁甲的一座15世纪的古堡里写下这些文字——与我同住的有来自亚美尼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印度、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小说家、作曲家、视觉艺术家，我们之间使用的语言竟是我从小在外语附校学来的英语。我说过了，那时我对外语学习既无才华也无兴趣，但我的学习成绩还算马马虎虎,参加过《小马过河》、《汤姆叔叔的小屋》、《凯恩号哗变》等英语话剧的演出。可能也另加上我热心于参加个养猪小组什么的（那难道不好玩吗？），所以在老师和同学眼里，我大概是个求上进的孩子。我同班有个女同学，名叫田小芸。我们俩在当“干部”上是一对：小学阶段，她当红小兵和少先队的大队委时我就当班长，我当大队委时她就当班长；上中学以后也是这样，她进学生会我就留在班里干事，我进学生会她就留在班里。之所以形成这样一个局面，我想是与长期担任我们班班主任的数学老师王修德有关。她大概用我们两个用顺了手吧。王老师是个有品位的人，她的发式和着装总是与别人不同，但又不是非常不同。她还是个有意思的人，她要是喜欢你她就真喜欢你，她要是不喜欢你她就真不喜欢你。我的女同桌之一不得她的宠，就对她有过怨言。田小芸和我在我们班都是第一批加入红卫兵组织的。那应该是最后几批红卫兵了。我们那时红卫兵的性质已经与文革初期打砸抢的红卫兵的性质完全不同了。我们那时要“抓革命促生产”，不能走“白专”道路，而是要“又红又专”。上初一以后，年级里开始建立团组织，田小芸是我们班第一个入团的。然后她就要介绍我入团了。她约我谈心。我们就坐在教学楼对面那座楼的台阶上谈心（我们身后的楼门被封上了，人们出入走另一个门）。谈什么呢？两个15岁的少男少女。要是放今天，还不知道能谈出什么不可收拾的局面来呢！可当时，我们俩就那么坐着，就那么“谈心”，谈了些什么我现在全忘了。她后来从外语学院进了外交部。再后来，杨尚昆当国家主席的时候我在电视新闻里看见过她，低头坐在杨尚昆身边做翻译。听说她在香港回归的事情上做了好多工作，再后来就离开了外交部。田小芸后来的事情我小部分是在同学聚会上听韩军说的，大部分是听李立说的。我在给外附校友做讲座时见到了被同学齐锡佳招呼去的张桂英和李立。李立，当年在我们班不显山不露水的，后来从外交学院进入外交部，当过几任驻外领事，后来成了外交部的党委书记。在政治上我本来是一个没有什么问题的学生，所以1976年毛主席去世以后，我和其他三位同学，孙建民、吴宇华、董小宁（不知为什么，都是我们班的。可能是临时凑成）被派作为小学生代表去参加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百万人追悼大会。头天晚上我们被要求不准回家，第二天便随着外语学院的代表一起去了天安门。我们在礼士路下车，然后沿长安街步行到达天安门广场。在我们的队列中，有一个外语学院的工农兵大学生长得特别像后来被宣判为“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一路上我们几个同学就拿他开玩笑。边上的大人就扭过头来喝令我们：“严肃点！”在天安门广场，我踮起脚尖，看到了远处站在特别搭出的主席台上的江青和华国锋。江青穿了一身黑。华国锋念悼词的口音我到现在还能学出来。给毛主席三鞠躬的时候，我不知道什么叫“三鞠躬”。华主席一在喇叭里喊“三鞠躬”，我就鞠了三个躬。然后才听见“一鞠躬”的口令。所以我一共给毛主席鞠了六个躬。这是我人生中参与的一件大事：文化大革命就结束了，一个时代就结束了。就有了朦胧诗，就有了西单民主墙。民主墙我去过，是和董小宁在一个周末一起去的。我们挤在人群里，他伏在我后背上抄小字报，然后我也伏在他后背上抄。但那时我还是太小，对政治根本谈不上敏感。我开始怀疑学校里政治老师的言谈，可能主要是因为我成了个“美术青年”。艺术和那些政治口号、政治说教的天然的内在矛盾，肯定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所以从上初二开始，我在戴上眼镜的同时也开始留起了长头发。学校明令不许留长发，但我不是陶利武那样的“坏学生”，所以校领导和年级老师拿我没什么办法，也就对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但政治老师们大概警惕到了我朝着“资产阶级思想”方面的滑动。校党委书记董某，曾经在全校学生大会上不点名地挖苦过我的长头发。当他讽刺我像年轻时的毛泽东时（这不是好话），全校同学都转过头来看我。我当时就差有个地缝钻进去了。我曾经在一次班会上当面长篇大论地反驳了校团委书记（专职老师）的讲话，赢得了全班同学的喝彩，尤其是女同学的喝彩。我记得会后张京梅、余燕和傅绍梅真把我夸晕了。我不知我当时哪儿来的勇气，哪儿来的那么多道理。这当然令我们的政治老师深感不快。有一位姓张的政治老师，曾经在课堂上夸口，他可以用辩证法解释一切问题，随便我们问什么。辩证法嘛，二元论的基本思维模式，要是我当时读过德勒兹和瓜塔利的“游牧思想”、“块茎理论”，我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这位张老师肯定对我是有很大的不以为然了，所以高考之前他曾对我父亲预言，我考不上大学，更别说要考北大。您说说，哪儿有这样的老师呀！但张老师是个特例。他应该不是个坏人，只是太自负于自己那点马列。这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这是那个时代的问题。不管这位张老师怎样，外语附校的老师还是从整体上塑造了我。语文老师的名字我能说上好几个：鲁宝元、林三松、王若谷；他们每一个人的才能都不仅止于当个中学语文老师。语文课是我最爱上的课之一，因为在语文课上我可以大显身手：古文背得好，作文得高分。另外还有数学老师、生物老师、历史老师、地理老师，都是我所喜欢的。我们的外语老师，放在现在，那都得是大学教授。我们当时所用各种语言的教材，全是我们的老师们自己编写，打字油印，然后发到我们手上。最早教我们英语的老师张永彪，一口纯正的伦敦音，曾经参与过许国璋《英语》教材的编写，他不是教授谁是教授！我们从小就有外教。有个叫马克?塞德尔的来自美国耶鲁大学的学生（他是文革结束以后最早的美国来华留学生中的一个）给我们上过口语课。2002年我去美国艾奥瓦大学参加著名的“国际写作项目”，在欢迎仪式上我极其意外地发现了马克，他已经是该校的国际法教授了。他兴奋地对周围的人说：“看呐，看呐，我当年的小学生现在已经成大作家了！”尽管我在外附时的外语成绩不是很好，在班里也就中等吧，努把力可以到中上，但外语老师们作为个人对我的塑造却是重要的。有个老师叫邢励生，参加过《汉英词典》的编写工作。教我们英文的时候他也就20来岁。那时候他还没有成家，有些时间跟我们同学泡在一起。每天吃过晚饭，上晚自习之前，他就来到教室，给我们读翻译小说，英国的、美国的、俄国的、法国的。吃完晚饭我们同学就哪儿都不去，急急地回到教室听他读小说。这样的老师，在今天的社会环境里，是再也找不到了！从邢励生老师的身上，我们看到的是那个时代的理想主义，那个时代的求知精神，那个时代没有金钱利害关系的朴素友爱的师生关系。邢励生老师后来娶了贺敬之的女儿贺小风。他们结婚的时候，我们全班同学都去祝贺。他们的新房就安在教师集体宿舍里，两张单人床并成了个双人床。给老师贺新婚的事我还记得一桩，这一次贺的是生活老师伊熹。外附的同学没有不知道伊熹的。每个星期三早上，伊熹老师就会在校广播站宣布：“今天是星期三，全校大扫除！”——这就意味着我们不用上早读了。大家总是兴高采烈地投抹布，投墩布，挥起扫帚，干起活来。伊熹老师活到50岁时还是单身，所以他结婚似乎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是件大事。他结婚的次日，我们就知道了这件事。按规定我们宿舍楼晚上十点熄灯，但是当天晚上，没有宿舍熄灯。伊熹老师来镇压的时候，几乎所有同学都拥到楼道里起哄。见此情景，伊熹老师没了办法，从喊“熄灯啦熄灯啦”，改成了“谢谢谢谢”、“同喜同喜”，大红着脸穿过楼道。在男生宿舍里，关于女人的话题是免不了的。应该是在初二或者初三的时候，我们上过一门叫“生理卫生”的课。老师讲到生殖系统时课是男女分开上的：对男生只讲男性生殖系统，女生离开教室自由活动；关于女性生殖系统的内容老师让男生们下课自己阅读课本。女生上课也是这样。没有实物标本，课本上所说的东西我们当然还是读不懂的，顶多读个一知半解。于是就有三班的男同学不知从哪儿弄来本《新婚小常识》，起先是他们在宿舍里，在睡觉之前，集体轮流朗读。后来这书传到我们宿舍，大家也就你读一段我读一段，其他人听着，稀里糊涂地学习了这本《小常识》。我们宿舍里有一个同学叫黄顺成。关于女性生殖器究竟是什么样子我们其他同学和他争论起来。我们根据男性生殖器的样子推断女性生殖器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说：“不对，错。”但我们人多，少数服从多数，就相信了我们自己是对的。这事得等上些年头，我们才闹明白，原来黄顺成是对的。这小子，他怎么那时候就知道哇！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并不总是灵光的，看来。后来我们读《小常识》的事被伊熹老师知道了，他在广播里点了几个同学的名，说这些同学在宿舍里传播“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和生活方式”——好像无产阶级就不生孩子似的。女生宿舍里发生的富于戏剧性的故事我知道得不多。还是很小的时候，我们班有一女同学大概是被长期的革命传统教育冲昏了头，进入了幻觉状态，半夜睡觉时忽然坐起来向同屋同学宣布她是白求恩的亲戚，她叫什么什么，她哥哥叫什么什么，这可把其他女同学都吓坏了。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那时的政治思想教育是能左右人的想象力的，并且可以支配人的潜意识。但是，人的成长怎么可能摆脱内分泌因素呢？就是不向学生们灌输“资产阶级思想”，那“资产阶级思想”也是要自己冒出来的。何况国家的变化也在滋生着“资产阶级思想”。于是在男同学和女同学之间就要发生点爱情事故了。我们班发生过四五起，但都是小事故，顶多算中等事故，和一班发生的“私奔”事件相比，不说也罢。发生“私奔”事件的时候大概都已经到了高一下半学期，因为从上高二开始我们就要复习准备高考了，而就在复习高考的过程中，我们还有同学写了个电影剧本，题目就叫《私奔》。这《私奔》讲的是一班的张兴文和石秀莲。那石秀莲很得一个法国女外教的宠，老是给她做法兰西式的卷发，就把“资产阶级思想”灌输给了她。那张兴文长得太讨人喜欢了，比电影《闪闪的红星》里的潘冬子不差，虽然潘冬子代表无产阶级儿童形象，但长得精彩，就和“资产阶级”挂上了钩。于是两个人就商量着逃离这弥漫着封建桎梏的学校。他们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区域地图》，选择了四川攀枝花以北的原始森林，决定到那里建立他们两人的天堂。他们带上了《赤脚医生医疗手册》，因为他们得准备自己接生孩子；他们带上了刀子，因为如果在森林里遇到狗熊之类的野兽，他们就得和野兽展开殊死搏斗；他们还带上了两桶酱油，因为他们怕森林里没有盐吃（我一直不明白的就是这一点：没盐吃就多带盐吧，带酱油还是解决不了问题）。他们就上路了。到了攀枝花，一下火车，还没见到森林，石秀莲就哭了，就害怕了，就想家了。张兴文也就没了主意，只好买上返程车票又回到北京，又回到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已经慌了神儿的、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的校方，先是喘了口气，然后唯一能做的就是把他们开除。这一“私奔”事件我曾讲给比我低四年的曹羊羊和倪红听，听得她们乐不可支，然后就在其他年级的学生中传开，于是这也就成了我们年级的标志性爱情事件。要说我没打过外附女生的主意那是谎话。外附的女孩，那都是挑来的，将来在国际场合那都是要代表国家脸面的。快毕业的时候，一班的李克东曾经问我：看上哪个了？要不要我去把她的材料从她老师那儿偷出来。我说不用不用。我心想，我自己的事情还是由我自己来解决吧。越到快毕业的时候，我们年级的男生们越躁得慌，要么踪上了同班或同年级的某女生，要么纷纷出动，向低年级女生下手。外附的男女生关系在当时就算开放的了，没有其他学校男女界限那么分明。我们年级四班有两个女孩，那更是没有她们不认识的男生，搞得三班的语文老师滕瑞不得不出面警告这俩女生中的一个：“不许打我们班男生的主意！”（奇怪的是这两个宝，在学校内部竟然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一些男生朝低年级找，搞得低年级的老师也紧张起来。有一个教体育的女老师就对她指导的女子体操队里的同学明确规定：不准跟高年级的男生打招呼。这事我是听比我低两年的李微说的。比我低六年的露露也这么跟我说过。我们班教室跟露露他们班教室紧挨着。1981年我离开外语附校。离开以后有时很想念这座学校，想念当年的男同学们，当然也想念女同学们。我写过一首诗，名叫《中学》，写的就是外语附校的生活，诗的结尾落在了一个女生的形象上。当然这不是一首记述性的诗歌，所有的句子都是经过处理的，那个女生也是虚虚地写出来。这首诗收入了199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西川的诗》。因为书没带在身边，背不下来，所以就不录在这里了。写新诗是我离开外语附校以后才开始的。在外附时我主要是一个美术青年。当然文学一直为我所热爱。上初三时我曾用毛笔在毛边纸上抄录过我的一首古体诗，投寄给《诗刊》，并且随诗附去了一封信，指陈当时诗歌界的“不良”风气。这封信和这首诗不知是否寄达了《诗刊》，不知是否有《诗刊》编辑展读过它们。不过，有了初三报考美院附中未果的事以后，我离文学就更近了一步。我从《中国现代作家词典》上读到一位老先生的名字：陈友琴，他是白居易专家，也是诗人何其芳的好友，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典文学研究所的研究员。我给老先生去了一封信，寄去几首我的古体诗请他指正。老先生回信说：“如果你有嗜痂之癖，咱们不妨见一见，谈一谈。”我首先就被“嗜痂之癖”这个古奥的成语给弄懵了，然后立即去东四小街陈先生的寓所拜见。陈先生家里书籍堆得满满，给了我不小的震撼。我和陈先生的交往一直持续到我紧张地投入到高考复习之中。另一位使我得以就近看到“文学”是怎么一回事的人，是我们年级四班的女同学唐棣。她当时写些散文，并且已经有一些作品发表在香港的报纸上。她的妈妈是赫赫有名的小说家张洁。我去唐棣家，见到她妈妈。她妈妈对我说的一句话使我至今受益：“不要以为别人的生活、远处的生活才叫生活。生活就是此时此刻，生活就在你身边。”有一次，我在路上碰到唐棣，她正要去上钢琴课，我就陪着她去了她钢琴老师的家。她的钢琴老师是诗人杨炼的舅舅。唐棣把我介绍给他。他递给我一份蓝色蜡纸打印的诗稿，是杨炼的《乌篷船》。那应该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朦胧诗，尽管知道“朦胧诗”这个名词是后来到了北大的时候。2006年第7期《作家》杂志头条发表了我在德国一个有关“文化记忆”的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排在我这篇发言稿后面的是一篇记述张洁的文章。文中提到她有时去美国看望她的女儿。我知道这里说的就是唐棣。时代渐渐地就变了。不仅是有了朦胧诗。即使在学校里，我们也能感受到整个社会的变化。1980年底，北京市举行了第一次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当时我们同学们已经在复习高考了，但孙建民、夏鹰、许小松、沈鹰、吴宇华和我，还是天天晚上跑到与学校一街之隔的外语学院，混在大学生当中聆听候选人的演讲和候选人之间的辩论。他们的演讲和辩论有时很激烈，所发表的言论也往往很极端。那不过是一次区县级人民代表选举，但当时的社会气氛相当热烈。那毕竟是新中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选举。当时参选人的一个口号意味深长：“形式大于内容。”这就是说，不管选举的级别有多低，民主选举这种形式应该认真对待，并且应该将它保持下去。也是这一年，法国发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哲学家让保罗萨特的去世。我在外语学院的图书馆里读到一份《外国文学》杂志。该杂志的封二、封三上登了一组照片，是巴黎市民为萨特送葬的情景。送葬场面是人山人海，街道旁的阳台上、树上、电线杆上全都挤满和爬满了人。比我1976年亲眼看到的北京市民为周恩来总理送行的场面还要热烈（76年那一回更多的是肃穆和悲伤，人民除了痛哭就是默默无语）。那么萨特是谁？那么多法国人为什么要为一位哲学家送葬？这使我开始接触到了存在主义哲学。我也就从一个多年受到革命传统和集体主义精神教育的中学生，变成了一个准备好迎接社会生活的青年。稀里糊涂，不，不完全是稀里糊涂，我们就混到了毕业的时候。毕业舞会本来是各班在自己的教室里搞，但后来我们年级四个班的同学就开始串来串去了，在这个班跳完了去那个班跳，然后再跳回来。我们班有一个女同学，叫妮达，是印度尼西亚人。她的叔叔原是印尼共产党领袖，在国内被杀害了，他们一家就流亡到了中国。她长得胖乎乎，很漂亮。我为她写过一首诗，叫《流亡者》，也收在那本《西川的诗》里。我们毕业以后她就去了巴黎。因为她，我们同学和她姐姐维达混得也很熟。那天晚上妮达专门带了双舞鞋来。她跳得很尽兴，也很好看，我们男生女生全围着她跳。本来学校准许我们搞毕业舞会，但没想到我们会搞到那么晚。已经接近午夜，学校就不得不干预了。我记得校长也跑了来，要求我们回宿舍。但听到校长到来的消息，几乎全体女生就把几乎全体男生藏到了楼上楼下的女厕所里，这样男校长就不好意思进女厕所抓男生。男生不回去，女生自然也就不回去。后来是怎么收场的我记不得了，大概校长最终觉得没办法，也就不了了之了。那天我们折腾到很晚很晚，最后开始砸酒瓶子，把课桌课椅堆成垃圾堆的样子。第二天醒来，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到学校的各个角落转了一圈。骑到大饭厅门口的时候想起了我们同学编的一首自嘲的顺口溜：“外语附校，黑咕隆咚。破桌子破椅子破电灯。老师偷白菜，学生偷大葱……”我就有了些伤感：七年半的校园生活结束了。然后就离开了学校。……很多年以后我回想这一段生活，意识到我被这一段生活多有塑造并且多有改变。长期呆在一所住宿制学校里，你就得学会独立生活，而独立生活当然会促使你独立思考。这座学校有一间图书馆，在与我同龄的孩子们苦于无书可读的时候，我得以借阅到《李太白全集》、《唐宋诗举要》、《古文字源流丛考》等对我后来的发展不无意义的书籍，尽管这些书籍的扉页前面都被插入了印有毛主席语录和鲁迅教导的打字纸页。外语附校打开了我的眼界，使我即使是在意识形态强力统治中国的时候，也能有机会扒开小窗，朝外看上一眼。的确发生过许多荒唐事，例如我们看到的革命电影《闪闪的红星》是英文版，我们不得不学习革命英文，但与此同时，我也记住了一部澳大利亚电影的音乐旋律，到现在我还哼得出来。在当时我们的澳大利亚外教、眼睛像大海一样湛蓝的、美丽的、现在已经去世的琼?威尔小姐的帮助下，我和一位名叫露丝?吉的澳大利亚小女生成为了笔友。我们同学中，有来自农民家庭的、工人家庭的、解放军家庭的、普通干部家庭的、红色贵族家庭的，这使我从小就见识了一个立体的社会阶层结构，并由此意识到生活的复杂。本来在我父亲要从部队转业的时候，父母曾犹豫是否转回徐州老家，因为我外祖父母住在那里，但最终，因为我在外语附校读书的缘故，我们一家留在了北京。我们班是1974年2月入学，1981年7月毕业。我们年级一共有四个班，我们是二班。我们班一共有40来个同学，分两个小班：英语班和法语班。我读的是英语班。我此刻能够记得住的我们同学的名字有：夏鹰、董小宁（初三以后转走）、吴宇华、孙建民、朱兵、石磊、李春、余燕、张京梅、王辉、胡宗伟、李立、齐锡佳、张桂英、许晓松、韩军、魏军、傅绍梅、周燕、周上燕、洪荣、王清华、王继亮（初三以后转走）、王春生、褚连海、毕国臣、李国秀、杨玉芬、王伟丽、高娟、妮达、侯建山、田小芸、吴海燕、洪星（插班就读）、苏敏刚（插班就读），还有我。
　　（本文系为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纪念文集而作。李总，名李风，原名方卫平，系本纪念文集编委会召集人。文中同学的名字有些用的是假名。）
　　2006.8.21意大利翁不利亚CivitellaRanieri
　　
　　西川，男，本名刘军，生于1963年。1974~8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学习，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2002年美国艾奥瓦大学荣誉作家。著有诗集《虚构的家谱》、《大意如此》、《西川的诗》、诗文集《深浅》、散文集《游荡于闲谈：一个中国人的印度之行》、《水渍》、随笔集《让蒙面人说话》、评著《外国文学名作导读本.诗歌卷》、译著《博尔赫斯八十忆旧》、《米沃什词典》（与人合译），编有《海子的诗》、《海子诗全编》。曾获鲁迅文学奖（2001）、庄重文文学奖（2003）、1999年德国魏玛全球论文竞赛十佳、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阿齐伯格奖修金（1997）、美国福理曼基金会奖修金（2002）、德国联邦文化基金会奖修金（2000，2005）等，参加过1995年荷兰鹿特丹国际诗歌节、1997年法国巴黎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2002年美国芝加哥人文艺术节、2004年德国柏林国际文学节等。郭文景根据西川长诗《远游》谱写的管弦乐作品由香港管弦乐团2004年在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首演，指挥：艾杜迪.华特（荷兰）。孟京辉根据西川作品改编的实验戏剧《镜花水月》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出品，2005年在北京东方先锋剧场公演。另外，西川还曾于2000年参加过贾樟柯导演的电影《站台》的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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