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宗礼：一所划右派65%中学的“整风”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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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划“右”65%中学的“整风”过程

－－作者：赵宗礼


南阳市七中“划右”高达65%，研究该校的“鸣放”和“划右”经过，既可以从鸣放语言的“碎片”中洞见当时社会的实况及整风运动的真相，还可以“见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推想当时55万多“右派”是怎样“制造”出来的。

整风时的南阳市七中(今南阳市四中)，实际上是时南阳市的一初中，前身是省立南阳女中，1957年前，由于它和当时的地委机关仅有一马路之隔，和省立五中(即现在的南阳一高中)是当时南阳仅有的两所重点中学。解放初期，南阳地委为了确保这所名牌学校的教学质量，精心从全区各县抽调20多个知名教师，充实和加强了这里的师资力量。正因为如此，这里的老教师，特别是出身不好和在旧国民学校教过学的名师特别多，自然也成了南阳第二批整风(即面上整风)时的重点学校。为了抓好这个学校的“抓右派“事宜，地委主抓运动的副书记孙鼎亲临学校坐镇，地委整风办副主任田振亚、南阳市常委、宣传部长陶伯远和主抓教育的副市长孟纪高等，具体指导这里的“促鸣放”和“抓右派”事宜。

时年47岁的校长张达生解放前当过城区国民小学的校长，懂教学，会管理，是时南阳教育系统的知名人士。而时年35岁的校党支部书记刘长更却是一位部队转业干部，习惯于“突出政治”和“阶级斗争”那一套，不懂教学，却胡乱干涉教学业务。没有开展整风前，长期实行校长负责制，有一段也曾提出过“学校也要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为此，在谁说了算问题上二人经常发生口角，党政关系已相当紧张。

整风运动开始时，地、市领导，具体说就主抓二高片区的孙鼎、陶伯远，田振亚和孟纪高等人，对校长张达生还是蛮信任的，明确宣布七中的“促鸣放”事宜由张达生校长负责组织实施，刘长更仅仅是协助而已。但张达生却是个“老油条”，虽然带头鸣放，但只鸣放些‘地、市领导对七中重视不够，重点学校不重点之类的问题’，而把主要精力用在撺夺着老师们多给学校党支部提意见，说只有这样才是联系实际帮助党整风的，才是响应党的号召的具体表现。

七中的老教师们本来就看不起不会教学、门外汉的刘长更，加之他在发展党员问题上一点也不听校长的意见，只重视政治运动中表现好的教师，业务骨干一个也不发展，早就潜伏着怨气；不仅对他本人，甚至对他发展的鲍栋侯、沈殿光、熊志汉等几位新党员也都充满着不服气和怨气。所以，七中的大字报开始一阵子不是对着上级党组织，也不是对着大政方针政策，而是比较集中地对着学校党支部的。例如，教师穆廷惠的“积极分子们本事”的大字报就是这样写的；

“积极分子们虽不会教学，不会管理，不会工作，却会挑拨干群关系，拿别人当礼物向党支部邀功邀宠，而党支部偏听偏信，把小报告、假报告当宝贝，才是积极分子们整人阴谋得逞的根本原因。”

教师李荷生的大字报更是直截了当地指向刘长更：“咱学校里党外人士与党支部之间有墙有沟，这全是党支部造成的。党支部不按标准发展党员，谁入了党就自命不凡，甚至连仅是被列为发展对象的积极分子们也成了学校里的小权威。”

生物理化教研组长姚风梧针对刘长更领导的七中肃反工作提出了尖锐批评：“冒打瓜，冒打瓜，肃反工作质量差。领导心里没有底，乱定重点把人抓；冒打瓜，冒打瓜，调查取证马大哈，不做交代就逼供，逼人承认说瞎话；冒打瓜，冒打瓜，文过饰非多自夸，总说肃反对对对，成绩很大又很大……”

数学教师郭昆峰对“新词源”的注释，也是针对学校党支部的：

“什么叫政治进步？就是昧着良心说瞎话。什么叫靠进组织？就是多给学校党支部假汇报，陷害别人，多说党支部书记的好话。什么叫实事求是?就是颠倒黑白，以假当真。什么叫立场坚定？就是会高呼革命口号，批斗人时敢打人，敢违法乱纪。什么叫积极分子？就是舌头长，添的干净。什么叫总结报告？就是夸大事实，无中生有，只说成绩，不说错误。’’

数学教师卢秀堃批评刘长更的大字报更直截了当：“学校党支部书记整天批评因工作关系接触多的教师们是搞小集团，你们几个党员们整天在一起嘀嘀咕咕，从不跟群众来往，这算不算搞小集团？”

此时间的七中教师们除了拿刘长更及紧跟他的几个党员开涮外，便是为农民弟兄们鼓与呼了。语文教师韩国颖针对强行搞合作化问题，写了一篇言论非常激烈的声讨檄文：“共产党靠农民的支持取得了革命胜利，而今天却强行农民走合作化道路，以至于农业生产一年不如一年，许多农民无吃无穿、被迫乞讨在外。”学校后勤组干部李海敬看了这张大字报后，连声称赞说，这张大字报反映了农民心声，也说出了多年来我想说出来的话，要不也算上一份吧？后来，这株“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大毒草”也就有他一份了。

学校美术教师叶建臣画了一幅漫画，题目叫“天门前滚龙挂”，画面上展现得是：一个威武雄壮布满雕龙的柱子上缠着一位面黄肌瘦的农民，滚龙怒目，龙舌如剑，直向这位农民脸上刺来。注解曰：“粮食政策是长虫，捆的农民不能动。早起晚睡把活干，结果还是肚子空。肚子空就肚子空，毒蛇还想要俺命。”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后，李海敬看过后忙对叶建臣说，好事不能独享，把我的名字也签到后边吧?李海敬两篇大字报任务就这样轻松地完成了，“右派”帽子也就挣到手了。

教师穆延惠也在大字报中批评粮食政策说：“用统购统销的办法改造农民的结果，只会造成农民鸣呼哀哉，再后者就是被逼无奈，起来打扁担。”穆延惠还和一位叫曹梅君的女教师合写了篇“农民现状”的大字报：“农民生活苦难言，衣服破烂补丁连。，一床破棉被，要盖十几年，不挡风不当寒；天天吃的“三红馔”，没有米，没有面，又缺油，又缺盐，红薯吃的胃肠酸；房窄屋破露着天，外边大雨下，屋里小雨欢，家里东西全湿完，你说可怜不可怜。”

语文教师陈秉哲写了一篇“主观臆断”的大字报：“有些领导太主观，全凭臆断搞肃反；有的冤屈无处诉，只好选择搞自残；有的冤屈无处诉，精神失常成疯癫”。据官方档案记载，南阳专区第一批肃反工作中“一度打击面80%以上，因而被迫自杀的21人，自杀未遂20人，”这张大字报显然是指当地肃反扩大化问题的。

政治教师魏家亭的“媚‘毛’不是好兆头”的大字报，虽说直而有肆，却富有前瞻性的：“封建皇帝们虽然独断专行，但谏官们的话多数情况下还不得不听。可是如今咱们的毛主席却听不得别人半点不同意见，在合作化问题上不容置喙，他访问三户农民，便说合作化道路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我看有点以偏概全了。现在全党媚‘毛’，而且越来越厉害，从上到下都捡毛主席爱听的话说，认假不认真，这不是好兆头。”

在一次小组鸣放会议上，魏家亭又提到“媚‘毛’”问题。他说：“现在全国都看着毛主席一个人的眼色行事，这不是个正常现象。好在毛主席眼下英明伟大，问题是有朝一日他老糊涂怎么办？他居功骄傲，一意孤行怎么办？”此话出自《南阳右派言论集》。

老教师景洞天在“这是啥社会？”的大字报里写到：“我国现今农民居多数，可农民们的生活却最苦难。农村党员们不干活光说瞎话，欺上瞒下。谁说水只能载舟，而不能覆舟呢！”。

郭昆峰又使尽浑身解数写了一篇名叫“灾区真情”的顺口溜，通过农村十个月的不同情况，简约地形容农民生活之困苦：

“正月里是新年，家家户户泪涟涟。呼儿唤女门前站，孩子讨饭没归还。二月里来是新春，新春没有新气氛。残垣破屋没法住，村村多是逃荒人。三月里迎清明，野草枯树皆发青，田园荒芜无人管，农民的郁结反而重。四月里来百花开，青黄不接时不乖，空腹饿肚谁来问，哪有力气来锄麦？”等。

在一次小组会议上，郭昆峰鸣放说：“我总感觉现在农民口粮标准太低，过去习惯说法是，大口小口一月一斗(每斗45斤左右)，农村棒劳动力每月至少需要50斤，小孩至少需要30斤粮食。而现在咱们河南省的农民们每人每月仅36斤原粮。咱们当教师的每人每月30斤面粉不够吃时，还可以下馆子，还可以吃到肉及副食品之类东西，而农民们呢？钱打哪里来？所以他们在粮食不够吃时，只能像黄鼠狼害眼病－－想啥不吃。现在的农民们吃啥？只能吃清水煮红薯，只能吃糠菜，成年累月吃不到白面和大米，这叫生活水平提高了？这叫生活改善了？农民辛苦种地，却得不到温饱，还硬说新社会比旧社会好。过去农民给地主种批子地(即承包地主土地，一般对半分粮)，也能吃饱，还能养家糊口。现在呢?农民种着自己的地，反而填不饱肚皮。这且不说，还得不分昼夜地拼命干，还得跃进、跃进、再跃进！”

对于第一批整风时有人因鸣放而被打右派的事，郭昆峰也表示出了相当的想不通，他援引人民日报和河南日报的话说：“罗隆基、李静之都说，说的好好的是帮助整党整风的，可是整来争整去却整到党外人士身上！他们觉得不可思议，我也觉得莫名其妙。”

在“我说农民生活”的大字报里郭昆峰写道：“灾区农民生活就是苦，能吃的树叶和地里的菜都挖光了，只好吃水里的柞草。旧社会没吃的，现在还是没有吃的。我家乡的农业社，口粮人均标准原说的是每人每年360斤，后减到320斤，现只剩下到100来斤，每人每月不到10斤原粮，这够吃吗?农民吃不饱，咋能大跃进?咋能建设社会主义?”

语文教师景洞天、杨典章和数学女教师韩国颖等，也都是围绕着农民生活问题进行了鳴放，这在南阳的中小学教师鸣放中好像形成了共识，正可谓：“无文不涉农”，底层知识分子们与农民心心相印的忧国忧民情结，由此可见。

本人调阅《南阳右派言论集》发现，在当局汇集的十大方面，1000多条“右派言论”里，合作化、统购统销、农民生活、农村干部作风等问题重来重去，遍及参加鸣放的中小学教师队伍中，却没有一条是反映教师队伍工资和粮食标准低的问题，也没有什么赞成什么“轮流执政”、“政治设计院”等觊觎江山社稷的言论。可见，当时基层小知识分子们不仅羞于为自身的利益鸣不平，议政而不参政的意识好像是共性的，这应当是基层鸣放的突出特点。

还需要指出的是，当时南阳专区第二批整风时整个参加集训的干部教师鸣放的内容，第一批地专直机关整风时，早已经集中涉及到，无非什么“合作化问题”、“统购统销问题”、“农民生活问题”、“干部作风问题”等等。对这些各级领导都心如明镜，知识分子和民间形成共识的问题，当局想听就听，不想听作罢，再叫这么多的人重复鸣放，已无实际意义。然而，南阳第二批整风时，当局更把鸣放程度、鸣放条数、特别是要敢于涉及大政方针问题，当做衡量一个公职人员响不响应党的号召，帮助不帮助党整好风的头等大事，“张网捕鱼”的意图最先表现在地委书记林晓、副书记杨林波分别在邓县、唐河县搞的“如何‘促鸣放’、‘钓大鱼’的试点报告”中，这一来，七中这个重点“抓右派”单位，不择手段“促鸣放”自然是首要一步。

在“谁鸣放谁光荣，鸣放越多越光荣”的政治氛围下，七中的教师们绝大多数都鸣放了，虽然有些教师如毕和祥、侯明刚、杜光泽、朱沛若、马祝三等，只鸣放些不疼不痒的的问题，但也完成了起码两条的鸣放任务。那阵子七中的鸣放积极分子如郭昆峰、景洞天等，多次在七中组织、甚至片区组织的“鸣放促进会”上介绍了鸣放感言。到鸣放阶段快要结束时，只有张朝安和乔富瑞没有鸣放。蹲点领导和学校意见是，乔富瑞先不管，张朝安必须鸣放。

张朝安曾于1937年就参加了共产党，为党积极工作6年后，曾于1943年底被捕入狱。软骨头的张朝安经不住国民党当局的刑讯逼供，当了叛徒，从而保住了南阳城区国民中心小学校长。肃反时由于他主动向组织交代了自己的叛徒问题，受到宽大处理，只撤去了行政职务，降薪两级。第二批整风开始时，他是七中第一个内定的“右派”，因此必须要张朝安鸣放。

但张朝安精明过人，深知“促鸣放积极分子们”的用意，你有千条计，我有老主意，就是不鸣放！促鸣放积极分子们质问张朝安为什么不鸣放提意见？张朝安说，己不正，焉能正人?我曾叛党出卖过同志，可以说是罪该万死，共产党不计前嫌，还给我一碗饭吃，自己怎好意思再对党说三道四？积极分子们说，既然你整天说对共产党感恩戴德，就应该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帮助党整风，无动于衷说明对党不相信，起码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张朝安说，我积极做好份内工作，眼下譬如说积极给大家研磨备纸，为大家写大字报提供服务，这也算各尽其能吧？积极分子们说，这不行！七中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学校，你自己也曾有段辉煌的革命历史，你看现在七中的教师们都在积极鸣放，你怎么能坐壁上观?张朝安说，我真的没啥可鸣放的。积极分子们说，据我们所知，你的问题解放后即向组织有过交待，并没有半点隐瞒，可是审干、肃反运动中还是没完没了地折腾你，这难道你就没有一点意见?张朝安说，话越说越明，事越查越清，真金不怕火炼，何况我的问题就是严重。积极分子们说，别人都说肃反有扩大化倾向，对此你咋认识的？张朝安说，别人的事我不知道，反正扩大化问题在我身上不存在。

于是，于是促鸣放积极分子们就采取与其促膝谈心，拉家常的办法跟张朝安套近乎，从不知不觉的谈话中寻找切入点。积极分子们说，现在咱们学校的老师们都在议论合作化问题，对此你有啥想法？张朝安说，这些问题我还没有看出来，啥时候看出来，想好了，再给党提。积极分子们说，照你的说法，难道现在学校的老师们，包括整个片区各学校的老师们都错了吗？要是没有问题的话，大家怎会在这方面提了那么多的意见？张朝安知道眼下鸣放是大势所趋，但他更清正批判的章伯钧、罗隆基等人是咋回事，还是不鸣放，只是在私下里对动员者说，我当年之所以起来闹革命，那时候就觉得农民问题不解决不得了，所以，尽管自己出身地主家庭，还是背叛了自己的阶级起来改天换地，后来意志不坚定半途而废是一回事，当年为啥参加革命又是一回事。积极分子们说，现在只有起来多鸣放，多为农民说话，多批评“三大主义”才是最好的改过自新的机会，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希望你不要错过契机。

经过这样三番五次地启发动员，特别是每天鸣放条数的统计排队，一天几次表扬鸣放积极者，点名或不点名地批评不鸣放者，对张朝安震动很大。地委副书记关廷秀在大会上讲的有一句话使他思想发生了动摇，毛主席说，右派们都是有计划、有纲领、有组织、有领导地向党进攻的。自己的计划是啥？纲领是啥？组织者是谁？这一点谁都楚得很，即使跟着大家鸣放几句，也不至于就被打成右派吧？更何况，现在七中的教师们大家都在鸣放，要是都为此成了右派了，被开除了，连教学的人都没有了，总不至于吧？有道是“法不制众”，“群胆群胆”嘛！要不就随大流，跟着鸣放几条？2013年8月，93岁的姚凤梧老教师回忆同仁张朝安的事时说，张朝安和我们这些老教师们一样，都是“赶鸭子上架”般的一步一步上当受骗的。

张朝安鸣放了些什么？现查到了3例：“讨伐‘三大主义’的檄文”：“查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遍及全国各地，而且日益严重，恶性膨胀，已到了不得不大整，狠整的地步。这些‘三害分子’身居高位却水平不高，他们爱发号施令却多是瞎指挥或闭门造车；他们惯于听假话，说假话，搞欺上瞒下；他们听偏面之词和迎合之言，主观臆断，刚愎自用；他们拉集团、划集团，搞亲疏，挑拨离间，冤枉好人和有识之士；他们颠倒黑白，粉饰太平，掩盖真相……六和之内被他们搞的乌烟瘴气，八荒之中，被他们搞的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为此，希望全体教师们响应党的号召，同仇敌忾，团结一致，彻底烧毁“三害”之虫。“

1957年12月10日 张朝安

叶建臣、韩国颖画了一张漫画，把农村干部比成张牙舞爪，四足沾满鲜血的老虎，配诗曰：“霹雳火闪水利化，基层干部执行差。拆鸡笼，扒房屋，最后又把祖坟扒。”张朝安看了后，即以“英雄所见略同”为题，写了一篇大字报：“水利化，确实差，打的井，多见塌。向上报，成果大，报纸登，领导夸。大官僚、小官僚，睁着眼，说假话。真要想搞好水利化，还是让有识者想办法。”

在小组会议上，张朝安还对合作化后的农村现状进行了一番对比，他说，南阳是1948年底解放的，从1949年到1954年底这五年的时间里，应该是南阳农村形势最好的历史时期。那时候虽说也小灾不断，但大多数农民家里都有存粮，到街上想吃啥就能买到啥，五分钱就能买到一个大肉包子，一毛钱能买到13个鸡蛋。那时候，虽说月工资仅30多块钱，可是月生活费两三块钱就足够了。现在看来，在鸣放问题上，张朝安还属于“后来居上”型的。

只有地理教师乔福瑞始终没有鸣放一条，他可能看破了红尘或有高人指点，不管领导上和积极分子们怎样地“将军”和批评，他只一句话：“我正在考虑，考虑好就放，一定会放的！”一直搪塞到鳴放结束，反“右”开始。

1958年元月12日，历时40多天的第二批整风运动宣布进入“反击右派阶段”，从此时起，前段积极鸣放的人不再是“响应党的号召，帮助党整风的”了，而是“右派分子们是利用帮助党整风之机趁势向党进攻的，是有预谋、有计划、有组织、有纲领地实施反党阴谋的。他们的鸣放，不是别人的鼓励和促使的结果，而是由各自的反动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因此，必须进行反击和清算！”《1958年1月13日南阳报社论》。

整个大形势的逆转在七中的变化是，上级召集各学校负责人开会时，张达生已不再参加，刘长更负起了全责。前段张达生及鸣放的教师们打着“鸣放”也泄私怨的作法，更在刘长更及其追随者身上突出的表现出来。如果说，当时官方的提法是；”坚决反击右派分子猖狂攻击”的话，七中党支部提法则是：“鸣放是假，发泄对党、特别是对学校党支部不满是真”。这一来，把前段鸣放积极分子们忧国忧民的家国情结也都给否定了。前段受压的几位新党员们此时也得意忘形，有一种“你给我初一，我还你十五”的报复心理，紧跟刘长更搞了一些更过火的事情。老教师杜光泽曾经当过民国时期唐河县埠口村的联保主任，鸣放时并未有犯禁言论，但积极分子们却把与他谈心时的一些抱怨话，归纳上升为对肃反运动不满，对统购工作不满，对学校党支部不满等“右派言论”，终使其成为右派兼历史反革命分子；高和亭、朱沛若，马祝三，赵树屏等几位老教师，鸣放时的大字报也都没有出格的地方，但积极分子们还是搜集罗织周納出了他的“右派言论”，照样把他划为“右派”。

在回忆当年这段难忘的往事时，老教师姚凤梧等人颇有感触地对笔者说，存在决定意识，是当时农村的现状决定了基层老师们的鸣放内容；是“促鸣放”的“拖刀计”，和学校领导班子的“内斗”扩大了七中教师们的“右派”阵容。“反右”结束时，学校语文数学，生物理化，政治教研组的领导和老师们几乎全部成了“右派”，唯一剩下的是史地教研组老师乔福瑞，学校图书管理员、校医王瑞甫，工友徐文祥及几个“促鸣放积极分子”们。学校党支部委员、后勤组长鲍栋侯因自持在“反击右派”斗争“有功”，划右派时便站出来替下属李海敬说了句公道话。他说，李海敬的右派言论其实没有一条是他自己发明的，都是在别人的大字报后边签上了名字，应属于辨别能力差，立场不坚定问题。刘长更训斥说，别人的话他赞成，正说明臭味相投，不仅坚持把李海敬划了个“右派 ”，还以“同情包庇右派”为由，把鲍栋侯也划为“右派”。有个青年教师促鸣放时为引诱别人鸣放，故意在对方面前说了合作化和统购统销政策不好的坏话，被检举揭发了出来。刘长更矢口否认是自己的驱使的结果，反说他自行其事，是魏延式人物，也把他划为了“右派”。最终，七中35个教职员工就划了23个“右派”，划“右”比例高达65%。

1958年春季开学时，七中教学成了大问题，面对着师资严重不足的情况 刘长更“发明”了“广播教学法”：即一个老师讲课，同一年级四个班的学生通过各班新安装的小喇叭接听。那个时候“大跃进”运动已开始启动，七中的“广播教学法”还曾一度被地市称之为，一人顶几个人用，是具体落实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精神的有效措施等。后来即使“广播教学法”也人手不够了，才从南师应届毕业生和一高优秀学生中调来一些人，充当师资。1957年前，七中的升学率一直雄居全专区中学的榜首或第二名，1958年后突然下降，一下子倒退为后几名，再后来什么重点学校也不是了。

(材料来源：《南阳右派言论集》、《南阳市政府对某某右派问题的处理决定》；口碑材料：2013年前，该校老教师姚凤梧、鲁英兰，老职工徐文祥、熊中发等尚健在，而且头脑都十分清楚。为了让他们回忆好当年“反右”时的情形，本人在学校一位老朋友的支持配合下，多次召开座谈会，个别事件专题采访会，通过重温“右派言论集”及“对右派问题的处理决定”等，你一言我一语，反复仔细回忆，姚凤梧老师提供的情况最多，仅汇集情况就用了1个多月的功夫)。

作者系南阳日报社退休记者


转自《共识网》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4&tid=32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