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海南：迷魂记连载（之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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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魂记连载（之八）


八、自行甄别：附加对象
解老师身为解雪凝的生父、监护人，又是疑似精神病患者，不作自我体检有失公允。且牵涉越来越深，继续漏网将影响整体结案，理应顺便挂个号。屈指粗粗一算，行为问题已经不少，可谓铁证如山。大摇大摆的中山服和五四式棉衣就令人发指，课堂上分散学生注意力，市井间招惹路人侧目，有的还上前盘问。出国交流时，洋同行不知如何接待，搞不清教师还是干部，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甚至有更出格的表现，譬如无党派的中国政治学教师身份，遑论对抗精神病院。总之，作为人文关怀的对象绝对够格，保不定富余。晚年回顾尘世之旅，自感一生与环境若即若离，依从性始终不达标。那么是否形成了坊间指控的顽固、狂妄气质？翻遍本人的所有照片，疑似顽固的形象嘛，可以参考前面那张与家父、家母、三哥的合影，疑似狂妄者只有下方一幅。作为退休教师，无论如何实应该以此为主线，择要自我甄别，或曰自省无妨。
远在成年之前，解某人已表现出一里一外两大毛病：自寻烦恼，不拘小节。由表及里，先交代屡教不改的后一方面。小学阶段每学期都开门红，素不相识的新班主任们第一印象甚好，及时封个弼马温级的一官半职，如班长、中队长之类以资鼓励。可惜自己不争气，每每任期未满，纪律就全面下滑。上课时不断接教师下茬，甚至恶作剧，例如用鼻孔向同学发射纸团。劣迹斑斑，的确有违身份，撤换没话说。但好运接连不断，五年级初居然获全校大队委选举提名，背后的善意肯定出自先入为主的新班主任，而知根知底的学生舆论哗然：“他也能当大队委！”本人从来不乏自知之明，加之素无官瘾，主动找老师退选，及时平息了民愤。人际关系无大碍，私下里朋友还不少，喜怒哀乐却总与集体不同步，以至一身毛病，班级意见会上成了同学们的主要声讨对象。什么“自习课老出怪声”，“别人的皮带往左系，他往右系”……如此等等。成年后给人以随和的普遍印象，其实差矣，那是谦让之功。要说行为不端根源，似乎与精神缺陷有关。好奇心过重，莫名其妙的思虑剪不断，理还乱，而他人难以分担。比如第一个傻呼呼的大问题：自己的来历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两岁以前一点印象都没有，是不是一直在做梦啊？[63]一上小学就沉甸甸压在心头，请教母亲大人，不置一词。正式接触算术不久，即冒出又一个大问号：数字看不见摸不着，怎么有这么大的魔力，谁都惹不起？……等等。想必同龄人多少有类似现象，大概一般不如我那么较真，以至制造问题的能力总是远超解决能力。亟需外来帮助，但来之不易。请教老师吧，又不方便，与课程关系不大。结果虚空孤独感年甚一年，严重妨碍成长。父母的评语说明问题：“自由兵”，“刨根问底”等等，想来恰如其分。精神过于兴奋，实属无法无天的野小子。考上人大附中后，父母决定送走身边最后的儿子[64]，住校培养集体生活习惯。怪癖有所收敛，而总体效果令人遗憾，仍不能融入环境。情感、思绪继续活跃，而无宣泄渠道，趣味与集体对不上号，而又不能确立个人目标。始于小学的高开低走趋势越来越重，实际上陷入精神危机。十五岁走近青年门口时，已达无所适从的地步。（图片说明：1953年，疑似狂妄在大连）
其间有一处关键性的心理轨迹，可能出现在九岁入队的历史性时刻。仪式放在壮观的全校篝火晚会上举行，众目睽睽下，一排新成员在鲜红的队旗前依次宣誓。本人挺兴奋，穿上最喜欢的两套“正装”之一：一身墨绿色灯芯绒海军服。还有一件深褐色的皮毛领咔叽布夹克，缴获于朝鲜战场的美国军用风衣改制而成。不承想，担任主持的张老师兜头一瓢冷水，嫌自我介绍词不够激昂，坚决要求再来。她亲自示范：“宣！誓！员！解！海！南！”海上童子军却倍感不自然，因为幸福感实在与期望值有距离，而又不得不勉强应付：“宣，誓，员，解，海，南。”师徒二人一连重复三五遍，就是不达标，只好不了了之，以免因小失大。从此萌发反时尚意识，并随着年龄而渐增，不为天下先也要天下后，总之我行我素。以色彩为例，特别不喜欢刺激性的鲜红，每每联系血流不止的创口。到了狂暴的文革年代，少年解某某又厌烦大地一片解放绿。之前家父给过两套旧军装，当时皆染成黑色或藏蓝，最多穿一条原色军裤。双亲相继失踪后的1968年夏季，我甚至看上老爸自越南带回的一套南洋休闲装，穿到学校一周之久，与造访南总指挥的洪常青一个派头，里外雷人不轻。这种性格——表面随和而精神内向，可能有深层原因。小学三年级非典后遗症的体虚，说不清的思想疙瘩，学龄前的漂泊——随父母走南闯北，七年换了七个定居点，等等，均与主题关系不大。倒是女装经历可能影响不浅，值得追究。由于年纪太小，一应故事忘得精光。长大后据家母回忆，周围的成人不时好奇戏耍，警卫叔叔们和蔼可亲地问长问短：“你是男孩还是女孩呀？”循循善诱，共演人间喜剧。俗话说“三岁看大，七岁看老”，童年的特殊待遇一定关联问题男儿的精神发育。反正疑点不少，如盘根问底，容易伤感甚至哭泣，对男女生一视同仁，毫无性别避讳。中青年同事们可听说过，五六十年代的小学大打“性别战争”？我非但不参与，反而出于一种略微超前的朦胧意识，不顾影响地亲近小丫头。有时忘乎所以，耍成一团，男同学没少起哄。其实那些小兄弟假正经，嬉笑中的语言和手势下流无比，真不知有什么资格糟践它人。另外，自我定位方面也有心结——自疑倾向。从八九岁起，小小解某人就开始跟自己过不去，行为上常常不知所措，甚至横竖看不惯自己的形象。这种性格错位，让袁抗美吃了不少苦头，她曾冷静地表示：“你身上有一种颓废的美……唯独吵架的时候特像个男人。”
对于新中国同龄人而言，文革几乎与青春期同步，影响之深非文字可以描述。我从长年压抑与彷徨中获得解放，自以为突然找到了人生坐标，身心之投入犹如注射了兴奋剂。继“清华附中红卫兵”（1966年5月29日）、“北大附中红旗”（6月2日）之后，“人大附中红卫兵”（6月7日）激流跟进，成了第三支造反组织。男四中为首的北京城区中学生最先发难，起码从1964年开始闹学潮。只不过比较早熟，迟迟不建立组织，以免误踏某种“现行”的红线。本人可算校内第二位造反者，当过一段弼马温级的基层干部，所在战斗组取名“秋收暴动”。活动室墙壁上贴着孙悟空攀爬定海神针的大幅动画剧照，是我以崇敬之心亲手布置的。还因他的标志性瞭望姿势而迸发灵感，一度自创“造反礼”，挑战人类的文明成果。试着推广了几天，因回应不足而宣告失败。事实上，我们的发烧也提前了几个月，受它校学潮及《毛主席谈话》的鼓舞，密谋犯上作乱，例如抵制以唠叨著称的校长训话。校内首位猢狲肖新昌鼓动我，一齐剔了秃瓢，按他的话说，“体会一下受孤立的滋味”。运动爆发后更上一层楼，几名老团员另立支部，私自发展了具备“造反精神”的两名新团员。气得工作队长老孙在全校广播中严厉表态：“这是反动行为！”妖猴们置若罔闻，迅速升级而造下大孽，折磨过不少“牛鬼蛇神”。本人直接参与刑讯，主要有邸文域校长、董桂芬副校长、教导处姜在敏副主任、同学甯志平等，批斗本班团支书孔祥瑞、团支部组委朱宝忠、副班长李兴德。这无疑是一段负面经历，纯属破而不立的泼猴行径。另一方面，首次社会实践就轰轰烈烈，又在精神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尤其早期的政治风险，十几岁的中学生随时可能失身于“反革命”，且永世不得翻身，仿佛一夜之间长大成人。在翻天覆地的过程中，“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的古语普遍适用，有时自我辨认都感到困惑。在毕业分配前的两年多期间，解某人的思想变动不居，自寻烦恼的痼疾则一如既往，质疑主流的倾向几乎成了本能。朋友间不断丧失共同语言，而本人又难以割舍情谊，结果自相矛盾，陷入了伤感、自责。久而久之患上社交恐惧症，反而进一步避入内心世界，不知算不算自闭症。
可能是本性难移，走到哪里也不得清净。插队的第三年1970，终于在“广阔天地”迎来了恶性爆发。新农民解某某冥冥中四海游荡，为怀疑一切的病态王子哈姆雷特所吸引，对其座右铭“我思故我在”抱有强烈共鸣。自己也身体力行，疯狂解构客观世界之余，意犹未尽地继续革命，解构主观世界。在那个时代，自觉不自觉地反省思想意识成了家常便饭。本人的冒昧出格，突出表现于好奇地自我剖析美学趣味。一天从乡里步行进县城，途中百无聊赖，开始拆分记忆库中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在县政府附近达到临界点，原本英雄主义的宏伟场景悄然崩析，化为若干渺小滑稽的组件。顽童起初兴奋不已，以为无师自通，智力升级。但不消半小时，一种陌生的恍惚状态猛然袭来，“动力系统”出了严重故障，感官迅速麻癖，只剩冰冷的思想固守“司令部”。三十里地的归途中，躯壳简直成了累赘，头颅有如拨浪鼓槌，扛在肩上东倒西歪，怎么也抬不起来。回村后不饥不渴，一连三日呆坐炕头，对周围的动静反应迟钝，可谓六神无主。其间，一种自我迷失的恐惧越来越深，受求生本能的指使，试掐了一把肌肉，尚存一丝微弱的感觉。啊，我痛故我在，希望的火苗复燃。于是尽量振作，凭记忆力硬性执行应有的生活程序。解某人第一次陷入生存危机，虽然见识有限疑问不断，却还模糊地意识到，这是革命到底的下场——自裁！于是动用最后的能量悬崖勒马，切断不知深浅、不负责任的哈姆雷特式自由思考，心中默念郑板桥的大名，转身启动战略退却——有始无终的还原性长征。头几个月依然垂死挣扎，夜间严重失眠，饮食降至每日一餐。冬季回京探亲时，一位老中医开了两副药，只记得枣仁和补心丹两味，服后食欲大为好转，睡眠也止跌回升。奋战三年左右，勉强恢复最低限度的交往能力，之后继续爬升。毕竟元气大伤，彻底康复恐怕要等来世了。半仙老哥们杨晓青断言：“你当初幸亏没作精神治疗。”师生们想象不出，严肃拘谨的解老师年少时居然活泼出格，表情过剩，以至大哥哥、大姐姐们常议论：“他能当演员。”袁抗美最初也受了表面现象的蒙蔽，以为这家伙老实巴交，十几年后才识破底细：“你骨子里是个无政府主义者。”随着知识的增长，自己的总结也在不断深化。二十三四岁时读到屠格涅夫一段富于哲理性的文学演讲，颇收醍醐灌顶之效：哈姆雷特与唐·吉柯德属于人类内向、外向两种天然气质的文学典型，其平衡维系了人类社会，正如离心力、向心力的平衡维系了自然界的存在，他自己则更喜欢后者。从业政治学后，我渐渐形成比较明确的理论认识。精神世界的联系复杂微妙，变量无限，超出了科学理性思维的把握力。正如伯克所指出：人类社会是个有机整体，绝不可以像机械装置一样任意拆卸。出于上述惨痛经历，反面教员的余生一直圆睁双目，对文革式冒险社会工程高度警觉。既便接受成功的激进革命，也知其不可偏废的两面性，包括建设性破坏，即改天换地的辉煌业绩，以及破坏力失控直至自毁的必然结局。因为其固有的斗争性离不开对立物，胜利后迟早矛盾内移。可以说，最危险的敌人并非“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之辈，而恰恰是孤独求败的自我。带着复杂的感觉，自己的境界缓缓步入模模糊糊的后革命时代。耳边不时回响着雨果巨著《一七九三年》中的名言：“正如白云之上还有蓝天，革命之上还有正义。”
个人的文革经历中，有一条几乎贯穿始终的主线——家庭遭际的磨砺。回龙观突围后，林苏当面表示：你的所作所为超出了大家的预期，对意志力、智力、体力的要求不一般。没错，自己都有些意外，与平素东亚病夫的形象相比，反差的确大了点。然而又在情理之中，与成长期的漫长逆境相比，实在谈不上什么突破。1967－1978年，双亲相继受到特务专案审查。家父曾由张作霖保送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陪张学铭（二儿子）、张学文（侄儿）两位“太子”读书，毕业后理所当然长期报效于东北军，成为“少壮派中之佼佼者”[65]。史无前例时期自然难过关，得到日本\中国国民党双料大特务的“殊荣”。毕业于广州执信女中的家母受株连，“就近”升级为既无内涵又无外延的“香港特务”嫌疑。与刘少奇、彭德怀等死无葬身之地的国家领导人相比，我们的灾难无疑排不上号，不具备诉苦资格。然而不乏特殊性，即特务问题的神秘性。老头子[66]的工作单位流传一段无名氏所作民间文学：解家周围常出现可疑电波。除了西藏、台湾两地，审查人员的足迹遍及各省。他们苦心寻找证据，居然在我家搜到“专用器材”——缴获于朝鲜战场而用作收音机的美制电台。家父在天津的几年确有雷人的历史问题，担任过公安局特务总队长，先后逮捕吉鸿昌、陈伯达、刘宁一等中共名人。不过，炮轰的首要目标却在于“反毛泽东思想”。五十年代他曾作学术发言：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不完整，限于战略防御、战略反攻两大阶段，未涉及战略进攻，可以说“没有写完”。其实他敬佩后者的智慧与气派，所以在海南战役决策的节骨眼上，才推动韩先楚以个人名义跳过兵团、省军区、野战军各中间层次，直报锐意进取的“大举登陆”方案至中央军委。当时看过大字报后，我特意拜读了相关代表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吃惊地发觉老爷子的托辞。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践依据全然来自内战的经验总结，至于将来式的战略进攻主题，毛大帅即使有时间也写不出来。这分明是家父犯了职业病，手痒得试图代笔，幸亏造反派迟钝失察，没有无限上纲。不过上级组织看来并不糊涂，二十多年后的“全军毛泽东军事思想研讨会”开幕之际，担任主持人的全军训练委员会主任宋时轮当众敲打：“解方要争鸣，欢迎啊！”不管怎么样，1967年6月7日人大附中红卫兵成立一周年之际，家父被军警抓进秦城监狱，开始了八年的6720号——1967年第二十名政治犯生涯。当年底，家母以同样方式失踪。
四个小字辈一夜之间成了孤儿，不得不全力“涉案”，否则不要说直面组织和群众，甚至不知如何自处。父母究竟是什么人？后代身上留下多少反面影响？应该爱、恨还是淡忘？一连串无法回避的问题，统统找不到现成答案。于是以理解为目的，形成了一个非正式的家庭专案组，因陋就简自行甄别，直至水落石出。第一项成果来得轻而易举，迅速为老太太作了“无罪推定”。她慈眉善目，菩萨心肠，“特嫌”荒诞不经。第二步却拖成持久战，耗尽了全部心力。家父的言行滴水不漏，显然具备优秀特工的综合素质，批斗会上的造反派都流露出敬畏之意。多年后才得知，其业绩的确不俗。三十年代后期在少将师参谋长身份的掩护下，所部发展了包括团长、旅长在内的三百多党员，建立了一个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中共地下组织，且从未失手。直至其顶头上司、东北军工作委员会书记项乃光被捕变节，蒋委员长发通缉令，才被迫安全撤出。而他早就向上反映：项乃光不可靠，关键时刻容易动摇，可惜不见采纳。吾辈的见识和信息可怜，如何审查老爸复杂曲折的人生？只有因陋就简，小中见大，通过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等大量直观印象，配以生平简历，再参考哈哈镜似的大字报，由表及里地琢磨、体悟、提炼父母的气质、性格及思想，即模模糊糊的精神世界。功夫不负苦心人，家父的真实面目逐渐大白于家门之内，没什么见不得人。“反毛泽东思想”问题不必赘言，历史问题比较复杂，普通群众的确难以理解。特务总队即侦缉总队，特工哪有挂牌营业的？三十年代初的东北军总部设在天津，但辛丑条约不准中国政府在二十公里内驻军，因此张学良只能借侦缉队、保安队之名在市区搞变相武装。而市党部由南京管理，奉系不能不执行政治任务，抓人后就移交有关方面，不过问处理事宜。特务总队曾被硬塞进一个专事政治侦查的第五队，时机一到，解如川亲手予以解散，出了一口恶气，而单位改名侦缉总队。如此而已，加之一直追求进步的表现，地下组织才有如实评价“不失为旧社会的好人”。天长日久，我这个特务子女一不留神练就了一点歪才，直觉活跃过人，或许病态般敏感，证伪意识无师自通。而与专案组反复对垒，甚至拍案争吵，胆量也见长。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在魔鬼的特训下，顽石不得不开窍，而且为之自豪，不羡慕一帆风顺的幸运儿。事实上，特殊成长方式两三年就结出了果实。由于父母的结论遥遥无期，个人前途无望，我开始伺机为同学、朋友当人生顾问，以间接实现自我价值。其间表现出不弱的“专项”能力，且畸形发展不止。在长期的本校教学工作中，学生常反映解老师“特别会看人”，我从不否认而又心绪难平。三四十年过去，命运再度开专案玩笑，令人责无旁贷，重操自行甄别的旧业。
由于父母得到形式上的平反，本人得以来我校任教。二十大几的人身心趋于稳定，至多根据生理和环境的变化进行微调，自感够不上变异。思想也从激进乃至极端逐渐回归常态，与中庸、传统和解。以政治学为业以来，价值取向的温和性愈加坚定。在本教师看来，中庸绝非一条笔直狭窄的中线，而是两端间广阔的活动地带。传统更不等于过眼云烟，而是超越时空、承继不息的内在价值。因此，它们同样适用于走向成熟的个人和群体，包括谋求长治久安的国家。步入中年后，主客观差异又一次出现剪刀差，只不过幅度相对平缓。过程不必像儿子一样详述，以免冲击主题。职业生涯中出现两次比较严肃的可疑行为，应该有所交代。按先后顺序，首先轮到大摇大摆的党外人士身份，决意端出，走个明白。一般人看来条件齐备、水到渠成的好事一桩，本教师却一贯态度消极，连申请书都不写，估计自己不供述，它人猜不透。芝麻开门于九十年代中后期，令人稍感意外。因为近在1989年戒严状态下，本人还对中央的宣传口径有保留，政治学习中明确提出：“反革命暴乱”属于政治定性，法律上只能说“反政府”。这条技术性意见当然不无引申余地，与同事私下交流时更是直言不讳：冲突双方竞相革命，都不符合改革的时代要求。个人的立场与中央确有距离，实际接近中间派。如今面对组织的善意，稍加思考后婉言推脱，主要理由如下：夫妻两家的一、二代十口人只有一个群众，接近满堂红，全国的党员数量过大，需要诤友而不是新人。还表示：相比第一代，有些看不上现在的新党员。申请书嘛，七十年代家父平反前递了一份，源于二老一次性的温和劝导：“写了入党申请没有？”“没有。”“交一份吧。”他们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好像重在表态。内容少不了时代烙印，如“粉碎了刘少奇、林彪两个反革命集团，我党更加伟大……”，时过境迁自然没法用，不重来等于装蒜。稍后在组织关怀下，还斟酌过加入友党，其中首推民革中央。可惜仍有障碍，双亲在就业初期先后参加过国民党，翻腾往事不免刺激八十高龄的老母，最终决定继续自在。由于同余浩、宋大我等系总支负责人交情良好，遁辞有调侃意味，其实颇为认真。自己小中见大，明白政府要消除知识界的落后分子。相关政策文革前已开始，民主党派领袖纷纷跨党加入中共，新时期不过更上一层楼。匹夫颇不以为然，因为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心，必须保持独立人格，否则名实不副。就根本性的价值取向而言，个人与组织之间已渐生分歧，起点就在于学问不小的1989。吞吞吐吐还不如闭嘴，今日哪壶不开提哪壶，专碰敏感主题。
本教师反对当年的街头对抗，因为行动主体没有信仰，盲目发泄积郁而已。其要求也是自相矛盾，甚至有形右实左之嫌。众所周知，欧美的支持以中右翼为主导，如英国保守党，美国共和党，同时也代表西方主流民意。国内千百万后来居上的社会渣滓，以及普遍崇拜希特勒的请愿学生，则接近极右民粹。内外两方面可以互相利用，然而有精神实质的差异，终究难以形容。1987年，序曲《河殇》捡起彻底反封建的五四大旗，两年后适逢其八十周年，法国大革命二百周年，国内知识界充满期待。而中间的1988年，适逢英国的自由化“光荣革命”三百周年，我们的老九毫无反应，显然无血不风采，激进革命早已深入骨髓。在同一时期，党内的左派活跃异常，广泛传播精彩的拱邓议论：他是个大骗子，“永不翻案”骗了毛主席，“四项基本原则”骗了全党，“部分人先富”骗了全国人民。有意无意形成了左右夹攻的态势，而走向成疑。广场绝食期间，“人民万岁”、“大乱大治”、“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等民粹口号满天飞，令冷眼旁观的老红卫兵暗暗吃惊：自有后来人呐！其实不足为奇，一般说来在文革亲历者中，年纪越轻、根底越浅的人感染越重。在开进天安门的路上，罢课队伍开始大受身份不明的市民影响，主题已从言论自由悄然变为反通胀，绝食开始后进一步转向反腐败。肉眼凡胎看不见仙人掌，只听得板子打到改革家屁股上，预感在启蒙思维封闭圈内，赵紫阳再一次自掘坟墓。就青年先锋而论，由于长期学而不思乃至不学也不思，其内在世界烂成一锅粥。向往自由世界，同时崇拜拿破仑、希特勒一类独裁者，而方法又习自历次政治运动，连小流氓都张口闭口：“向毛主席保证”。解老师曾问绝食学生：“想过没有，政府接受你们的全部要求等于无条件投降？”他们神情愕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字辈大多“游戏人生”，持虚无主义价值观，怎么可能形成任何信仰？实属垮掉的一代，名副其实的“乱党”。据信，国务院所在地新华门曾贴出一幅对联：“小平矬×李鹏傻×；尚昆老×市民牛×；跟丫挺的死磕到底。”惊天地泣鬼神，堪称痞子文学经典作品，甚至极品，值得千古传唱。方励之一类导师也不怎么样，充其量夸夸其谈的当代中国百科全书派。至于其政治领袖赵紫阳，则与邓大人的水平差了不止一个档次，事件过程中演绎得淋漓尽致。假如该路杂牌军走运接管了政府，笃定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还不如长年原地踏步的菲律宾、阿根廷[67]。
由于民间人士信息来源有限，方法、思想实际上与官方同源甚至同构，俱属五四式启蒙思维的传承者。只不过地位相反而需求冲突，而刀锋削不到自己的把柄。国际势力热心扶持的自由派，国内压根儿不存在，只见不宽容异己的民粹派生生不息。他们踏着前辈的两分法足迹，继续其铲除封建遗产的文化激进主义，忘情高呼十八世纪的口号“科学与民主”。殊不知破坏越彻底，新旧交接的缝隙越大，越有待于现代集权的填充，这才叫大乱大治。卢梭式循环论证的真谛就在于斯：专制——革命——更严厉的专制——更激进的革命……逻辑出口无他：永远革命，死而后已。国内知识界至今僵化于启蒙精神，将“科学与民主”尊为自明之理，不知所云地提出学术民主、艺术民主等糊涂要求，令人叹息不止。文化艺术离不开各行其是的自由，却要不得以平等、多数为原则的民主。既便现代自由民主制，也出于前者为主轴的精心构建。实际上，启蒙运动在世界文明史上地位并不高，贡献远不及文艺复兴，更不能与宗教改革相提并论。其中的百科全书派过于浅薄，随意发挥而无创造性，任何人捧不起来。思想深刻的卢梭则另当别论，公认的十八世纪第一哲人，康德、黑格尔从中受益匪浅，遑论马克思。可惜卢梭的理论及语言[68]似非而是，歧义性过大，俨然一颗起伏不定的巨星。同胞们大概不知道，“共同意志”于法西斯的贡献不让尼采式“超人”。从法国到中国的实践经验证明，启蒙思维适合于革命，尤其暴力革命，而非改革与发展。雅各宾党从肉体上消灭了波旁王朝及其社会基础，以至路易十八的短命复辟徒有其名，不得不依靠拿破仑法典过日子。同时打开了动荡不已的潘多拉魔盒，直至巴黎公社耗尽革命余热，才由刽子手梯也尔恢复相对稳定的共和制。从路易十四到拿破仑的法兰西帝国则大伤元气，一蹶不振，彻底让位于维多利亚帝国。我们同样深陷封闭循环，前赴后继，到哪一点位才算好汉？匹夫甚为怀疑，“防止和平演变”的系统工程早已大收成效于民间，蚍蜉实际上难以摇撼根深蒂固的江山，动兵当另有背景。根据已知的有限信息来判断，这是一次成功的现代“勤王”之举。军队从未受过防爆训练，根本不情愿执行这等额外任务，始终手足无措。街头势力充其量敲边鼓的配角，却不知深浅抢戏，等于撞枪口。无论如何，双方殊途同归，为永不褪色而又不合时宜的革命主题献上了新的祭品。天安门广场的对立只有朝野之分，并无实质区别，均在文革轨道上习惯性滑行。不管有没有暴力行动，寸步不让的姿态就等于要求政府投降。多年来，本土政治发展的一线天忽宽忽窄，而今终于产生确定性——由各方的合力彻底关死。长时间旁观的解老师逐渐丧失冷静，与身边的各色人等几乎争了个遍，有那么点疯狗的意味，好在吠而不咬。
从那时起，匹夫与组织渐行渐远。其中，“保色”大旗的升空是个焦点问题，意味着精神戒严永无解除之日。按照宣传口径，和平演变构成暴乱的条件，既便如此也不能掩盖二者的区别。前者本身并非直接对抗，那么预防措施必然指向基础部分——包括地基在内的底层建筑， “除恶务尽”，“斩草除根”，“不能培养掘墓人”，那一系列誓言难以作其它解释。而文革以来的实践经验证明，和平演变与社会发展的条件重叠，一损俱损一荣俱荣。本末倒置，维护甚至强化政治体制而剥夺社会的生机，也算马克思主义？弱不禁风的基础承受膨胀无度的上层建筑，形成一个倒金字塔或陀螺，可能千秋万代永不动摇吗？白丁解某人搁置厘不清的政见分歧，转向最基本的技术层面。反复观察之余，只见权力中心的执政党无以定位。它破了分类学底线，不符合党派概莫能外的若干基本标准：特定的社会基础，明确的政治信仰，以及相应的伦理体系。我们超负荷的执政党兼收并蓄，代表性无限扩大，已达全民团体如教会的水平。各级组织内，从极左到极右无奇不有，从而超出了派系分野而走向党际分化，正向同床异梦的执政联盟转型。而成分庞杂只是个表面现象，反映灵魂深处的信仰迷失与道德空白。且不论后者，近年来海外广为议论，神州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任何信仰的国度。完全符合事实，无可辩解。根据个人体会，政府并不例外。文革结束后，原有的科学共产主义理想无限期搁置，实际上无异于消失。连极左分子都承认，单一公有制不现实，需要漫长的过渡以创造条件。本人的看法更进一步：终极目标过时了。现代生活揭示，知识转化为新的生产资料，而又深藏于生命个体，不可能彻底公有。不言而喻，马克思的唯物主义方法论有重大缺陷。不过，我们也不必逆反而摆向另一极端。知识又是个体智慧的有机组合，彻底私有的主张及其方法论同样碰壁。事实上，敌对阵营的信仰危机已然在先。1929年大崩溃向全世界强烈控诉资本主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向往，普遍、持久繁荣的经济目标，几个世纪的美好承诺兑现了多少？其思想先驱的理论前提也有重大缺陷，单子论（atomism）深受近代科学的过度影响，将个体生产者机械地理解为均质的社会基本单位，不懂得个人能量及其生活环境的差异。历史经验证明，自由、平等难以两全，繁荣既不普遍也不持久，怜悯式博爱无异于讽刺，周期性过剩危机还不时引爆大规模的毁灭性战争。二战在重构需求的使命之外，也上演了一场不同模式的武装论辩，披甲还乡的戴高乐沉痛宣告：“我们都失败了。”好在有理论储备，格林、霍布豪斯、霍布森、杜威等代表的政治新自由主义学派（New liberalism）执著改革数十载，上世纪中期凭福利国家运动起死回生，百年高龄的放任资本主义则完成使命而彻底淘汰。根据某种生态学观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一对冤家无本质区别与高下之分，实为个人资本主义与国家资本主义两大平行模式。二者均持工业资本主义特有的科学唯物论思维，并化为相应的生产方式及生活方式，而同以现代化为依归。
根据官方说法，我们仍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仰。按字面顺序，首先阅读限制词“中国特色”。国内普世主义的科学意识形态一向反传统，绝不认同本土的文化特色。政治特色呢？逻辑上有可能，可惜从来不解释。那就对不起了，老朽才疏学浅搞不通，只好绕着走，径直学习主词。根据“系统配件”来看，激进革命的手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包括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科学共产主义的追求，仍奉为镇家之宝。由此看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承科学社会主义，从来不构成独立社会形态，而是“天堂”的初级阶段，即手段或权宜之计。实则一种过渡性政策体系，没有、也不容制度化，否则意味着僵化而背弃终极价值，包括执政党的名称。在严肃的政治学视角下，这种复合结构蕴含不可解脱的内在矛盾。理论否定自己的实践，政策乃至体制在意识形态里不具备终极合法性。以至现实成就愈大，家庭、城市、国家、伦理、法律等私有制产物愈发展，背离大同世界就愈远。尤其史无前例的现代极权，与理想化“自由王国”背道而驰。过渡阶段一旦拖长，无论群体或个体必然表里不一，走向人格分裂。大跃进貌似疯狂，其实自有合理性，一旦失败“调整”，退而求其次，立马爆发一种特殊的合法性危机。就个人所知，理想、现实间的可怖鸿沟已成为本政治体系最突出的特征。应该承认，这种反差有其历史使命，恰恰激活了人见人欺的没落古国，对撞出核反应级的变革能量。相比之下，中右保守派国民党——现代中国吉伦特党的社会纲领斯斯文文，不足以扫除积弊，救亡图存。问题出在激进变革无法适可而止，冲击极限之日便是走向反面之时。从六十年代上半期开始，国家在领袖指引下发起思想革命化运动，标志政治体系发生质变，实际上开始背离信仰。在这个问题上，老朽的认识与主流见解相左，需要适当展开。
任何革命都是手段，无论多么辉煌也代替不了目标。它们破字当头，成功则为新的建设开路，故有“建设性破坏”一说。国际学界普遍评价，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有浪漫主义的目的论倾向，坚信神圣的目标高于一切，手段为之服务，功成自然名就。而反对者强调，手段具有相对独立性，必须谨慎选择，否则可能有损于目标，甚至潜移默化地取而代之。双方各有道理，长期相持不下。不过可以肯定，国内政界乃至知识界的相关警觉性持续下降。在现实国情之中，矛盾莫过于激进革命的果实——国家权力强势膨胀，与美妙的大同世界开起了没深没浅的玩笑。从建国到文革，高层领导一直心怀疑虑，生怕丧失道义权威。不管它人怎么想，老夫相信“继续革命”的初衷之一，就在于冲击现代利维坦，包括“盘根错节”的党组织。但事与愿违，甚至适得其反。激进的民粹革命盲目砸烂传统，清除“封资修”的土壤，等于自毁文明成果。只有利维坦可以迅速接管、包括军管那沙漠化的社会，从而使新的专制更加现代。无论主观愿望如何，激进革命都为全能国家提供合法性依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一词大有学问，不可分割。而无论“自然消亡”学说可行性如何，其含义都明白无误，以激进革命为手段显然不合逻辑。共产主义者可以自由讨论，各抒己见，唯独回避的态度有失真诚。与科学、民主一样，革命也并非自明之理，而是毛泽东主席界定的“暴动”，以争朝夕的气概、杀伤性的方式追求天翻地覆的质变，因而有适用范围。易于开花而难以结果，替代不了长期的累积性建设，滥用则升级为破坏狂。它们终非社会常态，固有的斗争性少不得对立面，实际动力离不开浪漫激情。极端的非理性精神却无法保持稳定，不断升温才可维系，终究难免疯狂。而走极端的必然倾向，以毒攻毒的暴烈行为，对情感乃至人格的损害也不易补救。观察林彪、江青等极左分子的精神面貌，不难看到偏执、变态的痕迹。记得年少时，许多老将私下里一提起峥嵘岁月就难掩沉痛之情，普遍不愿意“子承父业”：“我们上刀山，下火海，就是为了后人不必再次经历。”正所谓“杀手更望太平年”，充分展现了革命者真实的内心世界。史无前例的十年力图让社会革命化，即革命常态化，结果却是社会甚至连同革命一并变态。无论出于何种理由，手段一旦取代目标而主宰意识形态，反而湮没、扭曲了信仰。而革命越辉煌，与终极理想的反差就越大，实际上堵塞了升级渠道。六十年来，甚至九十年来，失控的革命对大同世界的损害最为致命。
进入“新时期”，固有的矛盾并未解决。政策转向务实，意识形态冷处理，拖而不决甚至存而不论，后改为暧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操作层面而言，“新长征”走不出相应的新路。唯物论的哲学理念，社会集权的政治体制，与传统断裂的新文化，一哄而起的群众运动，以点带面、抓两头促中间[69]的工作方式，如此这般革命的招数保持了连续性。由于不开放其它价值体系，我们在精神领域成了破而不立、入不敷出的败家子，朝秦暮楚，简直像一帮国际难民。当然部分人如鱼得水，恕某直言，缺乏人格的流氓无产阶级，面目不定的骗子。难听吗？这就是现实，人往低处走，群众基础江河日下。心如赤子的戈尔巴乔夫一语道破：“改革是革命的准备阶段。”声名狼藉而又敏锐过人的邱会作，则在囹圄中顿悟：“改革就是革命！”无论如何，改革没有独立的合法性依据。可悲改来改去，革了社会的命，创造了天大的“中国奇迹”。接班人不复先驱的真诚，没有信仰的革命防止它人和平演变，自身却不遵守规则，摸着水面下的石头走向功利化。新世纪以来，革命调门节节回升，而腐败层层深化，说明什么呢？依我看，贪官污吏摸透了革命的底牌，主动接过话语权，发出时代的最强音，以维护予取予求的全能体制，隐性利维坦，包括掌管政策和人事的核心力量——党权，因为其合法性依据主要在于血染的风采。功利化乃不断革命的必然结果，精神上穷折腾直至倾家荡产，除了流氓无产者还有多少积极分子？物质诱惑外还有什么凝聚力？革命一旦走火入魔，正不压邪，精明过人的腐败势力反而革命化，如群蝇逐嗅般前赴后继。台下观众们尽可听其言，观其行。实事求是的态度，奉献牺牲的精神，丢得一干二净。而酒池肉林的日常生活，不知羞耻的习惯性瞎话，足以表现其丛林价值观，不折不扣的反社会主义。举家上境外户口的庞大裸官群，连长远打算都没有，还侈谈什么政治理想？如果硬要找革命对象，那只能盯住中产阶级，甚至小康人家。在现代世界不管如何标榜，容忍两极分化便属于激进极右，实际上代表控制资源、操纵市场的官僚垄断资本。他们脸不变色心不跳，连教育、医疗等人道主义事业或千年文明基业都连锅端去贱卖，问问国民党、共和党一类中右派敢不敢？“形左实右”的大帽子尘封几十年，取出来废物利用再合适不过。当然了，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动乱。可惜稳定与科学、民主、革命一样，也不是自明之理，溃烂同样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众多善男信女迷恋旧梦，呼唤雷锋时代乃至延安时代。他们不懂形左实右现象的本质，此极端乃彼极端的曲线延伸，左右合龙意味着封闭循环的终局。在这个普遍整容的缤纷世界，果真再度发起大规模整风运动，年轻的少将认得准忠奸吗？能预断革命的主客体吗？既便一时邪不压正，又如何约束风光无限的新贵，令其不改初衷？
解某人没有入党，更没有参加革命。然而在其体内生长，落下不可切除的深刻胎记。唯美主义情趣，理想主义价值观，不仅延续终身，甚至传染后代。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至今听到史诗题材《长征组歌》的雄浑音响，心里仍久久不能平静。其中最感怀悲壮的低潮序曲，而非概念化的高潮尾声。事实上长征结束时，革命的前景还远不明朗，陕北根据地则迟至“三位一体”阶段才算稳住阵脚。就自己而言，那动人的旋律完全来自遥远的不朽记忆——战友文工团相对质朴的原版，而不是“三突出”冲击下的文革版，或有气无力的当代汇报演出版。烈火见真金，危难中的甚至失败的英雄形象最可爱，功成名就后则另当别论，难免流于浮华。至少从史诗节目《东方红》前后，文艺开始言不由衷，样板戏阶段已夸张得近乎狰狞，实则变态，到本世纪更是装腔作势。自己的情绪越来越失望，越来越抵触，几十年过去渐渐转为理性认知：革命走了调，由服从目标变为服从自身。如今又迷失自我，为别有用心的人所利用，甚至于劫持。我不缺乏宽容，但决不接受口是心非的蒙骗，正如柏拉图所比喻：失职的牧羊犬比豺狼还要难防。在空虚的表演背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究竟还有什么实质可言？苦也夹缝求生，省吃俭用攒下一个鸡蛋的家当，还防不住左邻右舍的分享，落得个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与科学社会主义一样，高不成低不就，始终没有超出政策体系而升级为意识形态。不过，七八十年代的信仰危机似乎基本克服，因为举国上下已麻木不仁。要知道，政治信念或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可是现代国家的一大标志，以充分表达需求，凝聚各界人心。再次缺位也要强辩为滞后？不折不扣的倒退或降级，集中体现了政治生态的崩溃。执政党自身也不能幸免，内外压力失衡而过度膨胀，变得不伦不类。实在对不起，老白丁无从确认。
就政见而言，有些师生可能以为近墨者黑，解某某以西方政治思潮为业，必定倾向全盘西化。其实恰恰相反，正由于了解政治学较多，才跳得出空头政治陷阱，关注发展条件的制约性。了解欧美较多，才痛感其模式无法简单复制。十五年前曾与老A发生短暂辩论，“俄罗斯做到的事[70]，你们为什么不能？”“中国人均空间和资源只有俄美两国的五到十分之一，生存条件太脆弱。”对方无语，若有所思。同时，开阔的视野还有助于突破幼稚而又封闭的五四思维方式，相对清醒地认识国情。关于封建遗产的评价，就不接受马克思等人的全盘否定。就个人所知，本土帝制根本不像五四学者的想当然——世界历史上最黑暗的暴政。恰恰相反，堪称类别中最完善者，所以不可能自我突破或改革。虽然双方的革命结论相似，后续阶段的掌握却大相径庭。要论正面选择，恕不才直言：一生思想不成熟，难以确定任何价值体系。相对而言，晚年倾向高度兼容性的生态主义，而与国内现行政策相左。该运动早已放言，中、印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工程不可能成功，因为资源缺口过大，超出全球生态系统的支撑限度。我同情其主要分支生态社会主义，它内涵丰富，具有高度综合性、包容性，比较适合当代国情之需，有望适当保留激进革命的正面成果。就逻辑关系而言，亦可填补现代中国正、反、合三段论式的缺口。根据国内外的历史经验，不排除一种看似荒谬的可能性：共产主义与社会主义换位，前者构成后者的初级阶段，一个矫枉过正的准备时期。理论与实践障碍当然存在，如政治民主的流行模式实为陷阱，需要从头探索。自己从来不作相关研究，心中并无答案。成熟的观点只有一条：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后，全面集权的政治体制开始弊过于利而渐失合理性，阻碍社会发展甚至剥夺其生存条件，而自身一天天烂下去。不止一位工农出身甚至于支持改革开放的前辈私下坦承：我们的腐败超过了当年的国民党，因为权力更大而又不受制约。如今广为人知，国民无从监督的党权——组织部门、纪检委、反贪局，已成腐败重灾区和廉政死角。个人则特别担忧胆大妄为的科学主义者，他们与市场诱惑相结合，不断扩大生态危机。三十年来以透支环境为成本，实现了粗放的“中国模式”，已成为政治稳定及干部致富的基本条件。败家子增长方式非但难以转变，反而有变本加厉之虞。以水利工程为例，巨型规划密集上马于西南一隅之地，三峡，雅鲁藏布江，怒江，还不算规划中跨国开发的湄公河。这场环境剧变正在赶超大规模战争，直接威胁地球的“第三极”西藏高原，人类根本无力充分论证。而我们的体制深陷僵局，已经做不了自己的主。于是一个旧话题不知不觉地复出——还政于民。其中不包括政治民主，它在本土从未实现，国家不欠这个账。社会权力则取之于民，迟早需要结清。总之，本教师认同社会主义，只可惜国货还不成型。“转变增长方式”，“以人为本”，“和谐社会”，都是切合时代主题的相关口号，有待进一步系统化。举凡政治信仰，建立相对独立的方法论、价值观及其理论，才能名副其实，名正言顺。不过，工程规模不小，远水解不了近渴。而利益纠葛太深，容不得正常思考，防变无异于取消政治改革选项。
二十余年过去，上述想法自然有一个变化过程，不加区分只因为问题始终如一。如此较真的态度，显得书生气十足，自然不符合游戏人世的大众时尚。可惜不易改造，因为潜移默化的家传难以剔除。本教师实际够不上红二代，充其量先白后红、红里透白的粉二代，有时感觉接近半明不白的灰二代。父母出身相近，均为剥削阶级子女，前国民党员，背叛家庭而投身人民革命，全然无益于私利。父亲加入中共地下组织后，忠孝不能两全，1936年、即发妻忧郁而亡前四年，老母已绝望而服毒自尽，以至他一唱起《松花江上》便落泪。而早在大革命后期，我外公就殁于彭拜领导的海陆丰暴动。他时任邻县紫金的教育局长，世代开明士绅，乐善好施，当地有口皆碑。遑论传统的中国学校有教无类，能犯什么罪？无奈生猛的海陆丰革命农民串联过来，镇压了几个素不相识的当权派，算是不虚此行。总之，革命的“负面条件”长辈几乎占了个全，以至家父在延安中央党校给彭真校长写信发牢骚，自称“党的丑女婿”。然而双亲不计较个人得失，无怨无悔投身于低潮中的共产党，就因为知书达理，服从纯洁的信仰，绝非某些人想象的走投无路。其革命自发性不如被压迫阶级，自觉性却有过之无不及，一辈子保持修养，廉洁奉公。后辈非但不自卑，反而为之自豪。同类型干部在党政军草创阶段比例并不低，但大部分在各根据地遭到肃反。瓦窑堡会议后始有保护政策，可惜仅此而已，一直挺不起腰杆。部分老同事始终消除不了偏见，暴露了激进革命的先天不足。从一次内战到文革，党内斗争一再扩大化决非偶然，我坚定理解为布尔什维克化的客观要求——“党的驯服工具”，“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成千上万受害者尽管英雄本色，却往往个性十足，难免不服平庸的领导。
就父母尤其家父而言，坚定的信仰源于终身不放弃的独立人格，所以才能自拔于腐朽的半封建社会，以及有失众望的国民党。其处世之道正如文革期间单位大字报所揭发：贞不绝俗，伙不同流，外圆内方。参加人民革命后依然保持清高的品性，与不良倾向、尤其新瓶装旧酒的现象保持距离。向小辈赞扬延安的新气象，之余不忘提醒：“有些事情，我在旧军队都做不出来。”具体内容不解释，大概指不择手段的斗争方式，为久后的道德危机埋下了伏笔。他原则性极强（四野司令员林彪评语），却鄙视“一脸党性”之辈。与老干部共命运，而又不满部分人复出后的放纵苗头。我曾提到一件传闻，抗战老同事、某兵种司令，以完工个人住房为末班岗头等大事。面对这排不上号的问题，老爷子顿时面色铁青，愤愤不已。大权在握而丧志的意味，“两朝少将”能不清楚吗？还有若干精辟的言论，例如以过来人的口吻简评造反派的抄家：“打土豪”；影射文革中兴起的“扯皮”作风：“旧官场有一套‘推、拖、捅’的技巧。”了解其经历和气质才能看出，淡然源于内心的重伤。他对共产党倾注了全部热情，抱有创造历史、超越国民革命的高度期待，而不满足于周期性改朝换代。青年时代的解如川是个高材生，从小学到日本一路轻松折桂[71]，个人待遇不成问题。在救国大业中，却忍受不了步履蹒跚的国民党。领袖毛泽东的雄心更无止境，“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但两分法决定了敌我全面对立，一个极端取代另一个极端，到头来建成一个封闭排他的新体系。独立人格显然不符合“驯服工具”标准，家父一生甚至身后非议不绝。晚年不止一次悲愤地对亲属表白：“我不合时宜呀！”无论如何，这种气质有意无意地影响了后嗣。全部家庭教育可以浓缩为两个字——明理，从来不灌输另外两个字——听话，包括组织或领导在内。所以师生们称解某人隐士般超脱，本人也以边缘人自居。在现阶段，独立人格集中表现为不理睬政治玩笑，顽固保持社会情结。此处有浑然天成的生态共同体，三教九流的唯一家园，国家的母体与生存底线，文化、教育、伦理等系列功能无可替代。老朽人微言轻，影响不了大局，只能自主选择归宿：生是社会的人，死做它的鬼。


行文到面前为止，我所承袭的家族遗传皆围绕父亲，是由于思想、品德等理性因素昭然易辩。其实家母的影响可能更深，只不过表现在生理、性格层面， 更加潜移默化。以延安整风为界，其身心变化多少令人吃惊。用她自己的话说，之前“很容易落同情泪”，少年时代的老照片可以作证。不料在整风运动中被“抢救”了十个月，若非产后不久，还难逃隔离审查。据信，事因起于家母的一个表兄，也是奔赴延安的引路人。他我行我素的作风在革命圣地屡教不改，并私下结交国民党延安县党部书记，结果不但被自己的组织礼送出境，还连累了无辜的表妹。其实在同一时期，家父也险些“翻船”。有一次不知被什么人点名“上台”，他决意接受挑战，幸而被经验丰富的中央党校军事队支部书记阎红彦坚定地阻止：“你上去就下不来！”可惜后者没能躲过文革一劫，在云南省委书记任上被迫害致死。抢救之余的家母经过自我改造，逐渐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但深埋自己的内心世界，对子孙都不例外。她的身体也在整风前后出了问题，患上终生不愈的神经官能症。问其原因，总是闪烁其辞。可能由于这段插曲，敌后情报工作的预订任务最终没有执行，说不定因祸得福。她天性单纯，不善于蒙人，干特工风险不小。藏东西倒有一手，全看上级的用人能否扬长避短。我懂得，善感与神经质可以同源，而母子之间有明显的联系，精神诊断当然不应该放过。（家母图片说明：左为1936年稚气未脱的21岁小学校长叶韵青，右为1945年饱经沧桑的30岁老党员章帆，实际上在1943-45两年内判若两人）
独立人格的话题关乎两代，还要进行到底。事实上，解老师的职业生涯早有刺头记录：世纪之交的2000，主动介入朝鲜战争暨抗美援朝五十周年纪念活动。其背景复杂暧昧，估计同事们不大了解，有必要作些说明。一个既无入伍经历又不懂国际事务的外行，竟敢参与搅局，只因为有领导以更外行的身段处理地缘战略事务。事情缘起于上个世纪末，国内的民族虚无主义历史反思一浪高过一浪。如：抗日战争打错了，否则富傍日本；抗美援朝不值得，错失发展中美关系的良机。而两个对方反应一致，喜怒不形于色。抗战主题与个人的专业范围交错，与法西斯共存共荣的幻觉实在不值一驳。而韩战主题诡异，之前不大在意，甚至稀里糊涂跟着起哄：都是金日成拉我们下水。转折点出现在1998年，北师大刘小林教授传来一条不寻常的信息：日本人在美国图书馆偶然发现一位韩国军官的三八线记事，关键部分第二天就被无名氏撕掉。匹夫为之猛醒，开始探讨一个国际事务的迷魂阵——朝鲜战争的玄机。有的同事凭人之常情，以为解某某蓄意报复：个人的旅美遭际，老爸的抗美援朝经历，还不知是否包括他登上韩国相关“战犯榜”的闹剧。我可不至于那么狭隘，况且众多美国人士的友好表现足以平衡。丹佛车祸时，半打以上的陌生人挺身相助。路边一位店主将伤员抬进自己的工作间照料，主动联系救护，甚至代为盘查肇事车主。诸如此类的普遍善举在国内哪敢指望，令外来人深受感动，以至在警方赶到前放走了那位不寻常的中年妇女，作为对东道主力所能及的回报。彼岸之行的确滋生了对抗意识，不过主要来自对方的国际角色——当代世界战争策源地，以及压倒性的反华倾向。大学课堂上但凡涉及中国对外纠纷问题，教师总是站在对面，围剿之心不容置疑。只有少数学生一时迷惑：“五角大楼是不是要制造对手？”1997年适逢香港回归，周围的美国师生群情激昂，敌意不加掩饰，令人不禁想起珍珠港。我不懂国际政治，然而活跃的直觉相告：他们秉持一种全球性帝国思维，尤其警惕中、日、韩牵头的亚洲经济区，反制行动为期不远了。之前几年，一位美籍华裔学者私下坦承：美国期待中国富而不强。当代世界的其它竞争者都有难以弥补的局限性，欧盟属于邦联而形不成整体，日、俄的文化影响力超不出区域层次，唯独中国具备挑战全球霸权的综合潜力。本教师深然其言，确信我们已被内定为战略假想敌。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业余水平的思考中，我切切实实进一步发现朝美双方当年“不谋而合”的依据。与之同时，还愈渐领悟历史的现实关联，怀疑在相隔半个世纪的两度时空层面上，美方的暂时沉默意义相同——大爆发的先兆。工作动力因此而倍增，可惜与国内环境不协调。九十年代末，政界、知识界主流全盘接受美方观点，决定战争五十周年不搞任何纪念活动，并疏远传统盟友以显示诚意。而唇齿之邦的不安全感上升，争取直接达成双边和平协议。我们的一位领导表示，支持朝鲜半岛上任何有利于和平的变化。事关国家安全，思路却含含糊糊，态度还大大咧咧。于是忘乎所以，积极争取著文发表。一位笔名“双石”的新朋友热情合作，曾打算收为其里程碑级纪实文学大作《抗美援朝战争》的附录，可惜出版单位国防大学揪住相关的外交问题不放，一口气拖了几年。转而试投专业刊物，据悉二万二千字的篇幅太大，辗转近一年，直至2000年5月才部分登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两方面均拜托人大附中同班生熊蕾帮忙，我的父母认识她父亲熊向辉，不过平时无来往。以熊蕾为轴心，聚集了无官方背景的几位新一代“志愿军”，严格而论游击队水平。说实话，老朽毕竟从未扛过枪，自觉狗拿耗子头皮发怵。后见业内不由自主，数十年有史无论，才意识到政治学的高度综合性，无党派一身轻的自由身份，斗胆披挂上阵。相比之下，熊蕾老新闻工作者，双石戎马出身，各怀专业优势。时光一天天接近周年纪念，绥靖主义的地区政策悠然踏向雷区，小字辈人微言轻，看着干着急。谁知进入倒计时的六月中旬，太平洋对岸平地起风雷。熊蕾出差彼处，只见地跨韩美两国的系列纪念活动已拉开帷幕，当年的重要战场都有具体日期相同的隆重仪式，断断续续为期三年，直至协议“停火”，俨然一场精神战争。时隔半个世纪，双石称之为“一个小轮回”，再次打了对方一个措手不及。在下至今不明白，驻美使馆人员事先忙什么去了，莫非按既定方针行事？不管怎么样，熊蕾公干一完就兼程回国，火线汇报军情。兵临城下，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来不及请示，当场谋划应急措施。6月20日，拙作《新中国的生死之战——试论保家卫国的抗美援朝》全文登在新浪网，有胜于无，充作一块滚上阵来的顽石。游击队以麻雀战争取时间，正规军——中央政府随即大举动员，安排了一系列紧锣密鼓的后续活动。家母想看看“十·二五”大会，但搞不到票，亲自打电话向有关部门索要，办事人员冷淡回应：“只给参战者。”[72]不才应邀参加了若干讨论会，并针对逼人的现实问题疾呼：“这是当代东方慕尼黑阴谋啊，政府为什么还不表态？再晚可就来不及了。一旦签订和平协议，停战协定自然失效，中国对朝鲜半岛再也没有发言权了……南北重新统一后，美国驻军的法理界限消失，咱们的日子还过不过了？”
老夫心里有数，冲击主流注定得罪人，但大事当头顾不了那么多。新中国同龄人八字欠佳，成不了大器，唯独愿与故土同命运。活到这个份上，已经找不到任何替代性精神寄托。拙作不难望文生义，正是侧重容易忽略的国家利益。为避免连累它人，我不惜亮出民族主义的底牌，更要惹祸上身。几年后，一位消息灵通人士透露政府内部的相关评价：最反动的社会思潮。言下之意，超过卖国主义。不了解其论据，亦不便追问打听。比较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基本特征后，总算找到一点线索。前者强调传统文化所反映的民族特性，主张利害与共的社会各阶层一致对外；后者弘扬文化激进主义，诉诸国内阶级斗争的社会动力学。从理念到行动，双方历来水火不容。即使如此，本教师仍不改初衷，因为立场出于成熟的理性思考。我院无人不知，现代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那么抛开民族主义就完不成建国大业。它本身属于中性的社会思潮，几乎可以结合任何一种意识形态。亨廷顿深刻指出，西方文明不具备普世价值，本土化构成所有国家现代化的必经阶段。我才疏学浅，找不出还有哪个外国像中土一样，无止境压制民族主义。实践表明，取而代之的爱国主义局限于政治范畴，只有浅薄的文化自虐而无积极的文化内涵，形不成坚实持久的凝聚力。共产主义理想落潮后，爱国主义事实上趋于失效，甚至阻碍民族精神的复兴，遑论发展。国民普遍产生民族自卑感，甚至自以为基因低劣，活该淘汰！因此，今日的卖国主义实为爱国主义的曲线延伸，令政治体系不得不包涵。北京奥运作了微妙的形象展示，龙的传人羞于面对龙文化，百年精神困境一览无余，亿万人民成了站起来的罗锅。大会确定红配黄为主色调，灵感显然出自烈火与鲜血——现代中国革命的旗帜，战场上激发斗志不在话下，日常生活中适宜渲染喜庆。在举世瞩目的文明舞台上，夸张至火爆程度反而艳俗不堪，远不足以象征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远不及雅俗共赏、略显神秘的紫色。看了直播后深感压抑，对本土文艺复兴彻底失望。老夫尊重历史，拙作字里行间维护新中国的地位，含蓄反驳它人的抹黑。只不过认准，真诚的革命不计较自身得失，而应以国家利益为最佳归宿。社会基层的狭隘民族主义不可取，例如仇日、仇韩情绪就愚不可及，拘泥于过时的远交近攻惯性思维，不懂地区共同利益上升，已致远亲不如近邻。而且犯了马基雅维利之忌：联合强邻打击弱邻，将自食其果。要论民族主义的应对之策，关键在于正面引导，一味封堵适得其反。
前几年院庆出论文集时，拙作在新浪版外加了一小段增补。最终按照出版社的内容严格取舍，步2000年《当代中国史研究》的后尘，有意无意再度牺牲了文中精华。“废料”首先简析美国参战的真实动机，包括注解处的“刘小林信息”；其次引用北师大历史系张宏毅教授提供的信息，他介绍霍罗威茨的著作《冷战后时代的美国对外政策》，其中概括了“示弱于人——刺激挑逗——大举反击”的危机对策模式；另有已故沈阳军区副政委李伯秋老将军一段深入浅出的精彩谈话。我以为，“废料”不无学术参考价值。五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曾有幸与韩国学者交流意见。他们在“垃圾”面前神情严峻，不止一位微微颔首，有人甚至私下表示：“谢谢你的文章。”身为韩国确定的战犯后代，没有理由怀疑对方的诚意。迄今为止，自感拙作大体上站得住脚。已知的一项主要缺陷在于，“缓冲地带”的提法不宜对外交流，否则有大国沙文主义之嫌，韩国人士尤其反感，其北方同胞可想而知。无论效果、福祸如何，自己问心无愧。实际上一辈子不安分，不时出现“补短”冲动，有意无意钻冷门。背后的价值准则多少学自孔夫子：雪中送炭而不锦上添花。因而一向弄潮不赶潮，视之为接轨社会的特定方式。不过，时移而势易，十余年前那种特定的热忱早已消退。持续一代人的睦邻外交与区域合作政策似乎业已放弃，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周边关系逐步落入它人轨道。不止个别问题，用正常理由已难以解释。而副国务卿确认我国的寡头体制，发出了一个非同小可的信号。须知那是个贬义词，指称一种党而不群的变态政体，包括僵化、腐败、积弱等致命弊端。表明识破了彼岸色厉内荏的底牌，己方已稳操胜券，并乘虚而入扩大优势。甚至利用表里不一的特点，揪住辫子敲诈，逼人以实际利益去换取一时的政治宽容。
匹夫的职业生涯从一而终，在我校连续干到退休。硬着头皮坚守岗位并非混食，主要是“补天”意识或潜意识作怪。少年时代大闹校园的负面实践没齿难忘，反思后颇觉身不由己，产生了挥之不去的还债念头，争取“在哪里摔倒在哪里爬起来”。可惜，差强人意的效果与真诚的动机并不统一，因为主观条件始终达不到职业要求。不管先天或后天原因，本人的智力发展过分侧重于直觉性，的确不健全以至不堪造就，突出表现在注意力、条理性不及社会均值。思想过分活泛，不守章法。莫论研究，读书都有障碍，翻不过几页便忍不住质疑，迹近思而不学。任教后仍不见起色，精神多在联想跳跃中活动，理性思维充其量用作检验工具，知识的深度和系统性还不如学生。诚然，作为普通公民或国民，自信综合素质不低于社会均值。冥顽不化的独立人格，活跃的恻隐之心，散仙式的漫游思维，恰恰利于弥补科学规范的盲区、盲点。话说回来，直觉易于感染而难以传授，远不足以为人师表。讲台上的长期表现证明，解某某适应社会的马拉松任务以失败告终，完全不符合疯人院的主要健康标准。且不论专家的意见，包括大量背后议论和暗示，既便在小家庭内部，也多年持遗传性精神病的判断。“复查”儿子病例的过程中，少不了重审自己的旧案，逐渐产生新的解读：方方面面，似乎更像一个永难定位的边缘人，介于正常与失常，精神障碍与心理障碍，社会主流与支流，如此等等之间。不过一如既往，对自己的性质不感兴趣，因为不在乎外界议论，甚至不愿享受正常待遇，可能过分求实了吧。反正青年时代就形成一种相对主义观念，坚信不存在绝对的完废强弱之辈。缺陷往往伴有过人之处，例如盲人的听力和触觉，无臂者的下肢，包括所有各亚类的意志力。求生于绝处往往逼人加倍努力，畸形发展，某方某面达到奇才、怪才乃至“超人”的素质。在他们身上，本郎中看到了人类漫长进化、升级过程的缩影。因此非但不该遭受歧视，许多专项工作还应优先录用。在病态的当今国内环境里，就意志品质而论，恐怕残疾人群体最接近正常。我不否任极端失衡或致命缺陷的遗憾，诸如种种不便、成本、风险，更不要说幸福感的折扣。关键在于无论如何，局部之短不等于整体之残，实际上幸运儿才敢于自废。“残而不废”的概念不限于励志，同样符合多数事实。所谓“精神残疾”，理应不无相通之处。激昂地为同类辩护，免不了自夸之嫌，自然更逃不脱精神障碍的定性，随他们去吧。


[63] 语言稍有加工，原话过于模糊、罗嗦。
[64] 同辈清一色的兄弟，两位母亲大人各贡献四个。
[65] 见于台湾中共研究所所长项乃光作品《中共军事人物志》，家父的同学兼同事孙铭九持同样说法。
[66] 此称呼不算失敬，老将军们没少私下议论“老毛头”，与国军将领相映成趣。
[67] 据认为一个多世纪以来，其兵头将尾、即发达与发展之间的国际地位雷打不动。
[68] 如“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一类强烈的对比句，常令读者莫衷一是。
[69] 体现为炫富与笑贫，而不是扶持小康。
[70] 指休克疗法。
[71]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排第三，但他自己和同学孙铭九都证明，实际成绩超过前两名。因有反日嫌疑，尤其在第三师团第六（冈村宁次）联队实习时擅自离队，以抗议增援济南事变的军令。结果被校方穿了小鞋，不过仍得到最高奖品——“天皇刀”一把。
[72] 胡说八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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