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196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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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头目万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前 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是旧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付市长，是彭刘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核心人物。他长期窃据旧北京市委、市人委的領导职位，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抗党中央，大搞独立王国，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綫，包庇坏人，招降納叛，結党营私，阴謀实现其篡党篡政的反革命目的，犯下了滔天罪行【析世鑒： 以上前言全部内容均爲粗黑體字。】。

一、恶毒誣蔑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阻挠和破坏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

我们伟大的領袖毛主席是当代无产阶級最杰出的領袖，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是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的一切成就，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領导下取得的，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对待毛泽东思想的态度，是衡量誰是真革命，誰是假革命、反革命，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誰是修正主义的尺度。不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誰要反对毛泽东思想，誰就是革命的死敌，就是人民的死敌。我们就要打倒它。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长期以来，打着红旗反红旗，猖狂地反对毛泽东思想，恶毒地诬蔑伟大的領袖毛主席，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九五八年以来，万里不断地誣蔑大跃进是“胜利冲昏头脑”，叫嚷“我们犯了錯誤啦”，并恶毒地影射誣蔑我们最最敬爱的伟大領袖毛主席。

与此同时，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时，万里却对臭名远揚的现代修正主义的祖师爷赫鲁晓夫大加吹捧。說赫鲁晓夫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說赫鲁晓夫多么能干，为赫鲁晓夫涂脂抹扮。

林彪同志指示我们，学习毛主席著作要带着問題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見影。广大群众在革命斗争中亲身体会到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干革命离不开毛泽东思想。革命群众用“只争朝夕”的精神讀毛主席的书，但是万里在一九六五年七月旧市委全会上却大讲什么“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过急”，“避免形式主义”，“注意劳逸結合”等等。

千方百計地攻击、誣蔑、阻挠、限制、破坏和打击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积极性。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九日，旧市委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上，万里恶毒地誣蔑說：“我发现有许多单位，包括落后的单位，都讲突出政治，不論寫文章、作报告，都是‘穿靴戴帽’，开始就是我们必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学习大寨，突出政治，末尾总是，为了完成任务，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哪个文件都有，哪个会上都讲。‘空对空’的情况不少，不少单位不少人，整天讲突出政治，实际上都是空話。”

大庆油田职工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光辉照耀下，高举三面紅旗，发揚了敢想，敢干，敢革命的精神，建成了具有世界先进科学技术水平的大油田，这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但是万里却别有用心地說：說大庆是“两論”起家，但它是出了油了，如果不出油也不行。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和作用。

二、恶毒攻击三面红旗，主张“单干”；对抗中央，大搞独立王国

（一）恶毒攻击三面红旗，在暂时困难时期，主张单干，

为資本主义复辟鸣罗开道。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机关干部大炼鋼鉄，万里极力反对，誣蔑全国大炼钢铁“得不偿失”。

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叛党分子、前人民大学常委副书記邹鲁风兼任海淀区四季青人民公社党委书記时，站在資产阶級立場上大搞資本主义，主张抬高菜价，反对国家对蔬菜的統购包销政策，而不向农民进行政治思想工作，进行两条道路斗争的教育和工农联盟的教育，万里始终支持他的意见，并在当时不断提高菜价，助长資本主义的发展。

在暫时经济困难时期，万里叫嚷說：“我考虑是不是我們的生产关系变得太快了。”实际上就是說“人民公社办早了”。他不断对人宣揚資本主义单干的优越性，他說：“在土改以后，合作化以前的那几年，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真高呀！生产真好呀！”就在这个时期，万里召集行政会议布置从合作商店、合作小組退出大批小商小贩，批准鬧单干，并且大肆宣揚“自负盈亏”的优越性， 鼓吹向資本主义倒退。

一九六○年万里擅自决定减少建筑工人的工作时间，由每天八小时改为六小时，給大跃进泼冷水，制造紧张空气，给群众泄气。万里还在建筑工人当中大力推行計件工資制，用物质刺激代替了政治挂帅。

（二）对抗中央，大搞独立王国。

一九六二年初，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会上批評了北京市的分散主义，万里一直心怀不满，参加会議回来后，指責中央說：“为什么不早問一問下面，否则不致于鬧成这个样子。”发泄对中央的不满。

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調整煤炭售价低的省市的煤炭价格，决定北京每吨煤上調指标一元七角二分，万里借口北京是首都，以調价在国际上影响不好为名，坚持每吨煤球只许上調一元，拒不执行中央調价指示。

同年，商业部調整商品价格，万里在一次行政会議上公开宣称：“要顶”，并責备管物价的干部說：“你們就是不敢頂。”

北京市郊区电力局从供电局分出以后，水电部意见，郊区电力局的机构設置、经費开支由北京市负责。万里横加反对，在行政会議上大喊水电部“欺人太甚”，并蛮横地說：“如果水电部不负責，我就撤销郊区电力局。”

一九六五年五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取消干部保健制度，各有关医院取消了保健室。但万里反对取消。他說：“北京的高級幹部多，取消了他們看病不方便，干部不能和群众一样排队看病，如要他們和群众一样排队，他们是会骂娘的，北京这个地方就是特殊，和外地不一样。”于是又恢复了干部保健室。

一九六五年周总理提出医务人员到农村服务要分批安家落户。友谊医院总结了试点经验，准备推广，但万里却說：“不要提医务人员到农村安家落户，因为做不到，可以提去长期工作。”就这样，安家落户的工作被“顶”了回去。

一九六五年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卫生工作的重点转向农村。万里在旧市委的一次常委会上，强調北京市的情况特殊，公然与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相对抗，他說：“北京市的人口只有七百万，城市即有四百余万，农村才三百多万，应当城乡兼顾。”实质上是坚持要卫生工作为少数人服务的修正主义方针。

三、抹杀阶级和阶级斗争，宣揚阶级調和

一九六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指出，在无产阶叙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資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資产阶级之间的阶般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資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万里公开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关于阶級和阶級斗争的学說，宣揚彭真的阶級調和的濫調，大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

（一）在传达“二十三条”和在城近郊区小学教职员工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会上的报告中，万里都竭力販卖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的黑貨，片面强調大好形势，抹杀阶級斗争。

胡說什么“当前小学教育中根本性的矛盾”是“患得患失、个人主义、名利地位思想与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的矛盾”，“这个问题搞好了，小学教育就会起根本变化”。只字不提小学中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问题。

（二）歪曲“重在表现”的政策，反对党的阶级路綫。

万里在许多报告中歪曲和篡改毛主席关于第一有成分論，第二不唯成分論，第三重在政治表现的指示，以反对“唯成分论”为名，为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招降納叛制造理论根据，片面强調“重在表现”。說什么“只要积极努力的就好，不能只看出身，重在表现；家庭出身好的，也要重在表现。”“重在表现，只要是革命积极分子就依靠。”根本不提阶綫出身成分，不提是什么“表现”。万里的报告传达的面很广，受其毒者甚多。

（三）大肆宣揚彭真的“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黑話。

他在小学教职员工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会上的报告中，不分是非，不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别有用心地說：“在学习会上检讨了的，讲了的，好話坏話回去一律不追”，谁要追就是“犯法”。借口养成民主习惯，抛出“好話坏話都要听”、“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凭真理服人”等黑話，抹杀真理的阶级性，为牛鬼蛇神出籠鳴鑼开道。

（四）以业务代政治，驅使青年走白专道路。

一九六四年底，北京四中、八中，六中及师大女附中等学校一部分学生起来闹革命，万里出面召开座談会对学生的革命行动进行鎮压。万里把这次鎮压学生革命行动，恬不知耻地自詡为“舌战群小”。他在座談会上胡說什么“学生的本分就是念书”，“思想再紅，净考二分也升不了学，我看紅专的二分就不如白专的五分。”打击青少年学生的革命积极性。有的学生問他学生在学校怎样搞阶級斗爭？万里竟然說：“学校的任务就是学习，念书就是阶級斗爭。阶級斗爭、生产斗爭、科学实驗都是次要的。”

一九六五年万里在中学党、团領导干部的大会上更加露骨地說： “我們現在是专家太少而不是太多，光成分好，一个专家沒有，我們的社会主义也是沒有希望的。”这是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观点。

四、在四清运动中，积极推行修正主义路綫

在四清运动中，万里公然抗拒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积极推行彭真的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綫，与中央对抗。他曲解二十三条为反“左”文件，借以打击中央在京搞四清的工作队，鎮压革命群众，保护那些党內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閹割二十三条的革命精神，破坏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一日，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作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歪曲閹割二十三条的报告后，紧接着一月二十四日万里在人民大会堂給全市十七級以上干部作报告，完全与彭真一个腔調，大讲二十三条为反“左”文件。一方面公然抗拒和攻击毛主席在十中全会上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阶級和阶級斗爭的理論。他說：“十中全会以后，强調了阶級斗爭，結果什么問题都成了阶級斗爭了。梳什么辮子、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飯都說成是阶級斗爭，这是形而上学。学校用主席語录也是形而上学的。”“五十年以后，就沒有地主了，也沒有資产阶級了。”“你反对人家修家譜，又查三代，这是干什么？”鼓吹“四清运动是自我教育运动”。

另一方面又公然为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开脫，說：“干部犯錯誤有的与任务紧及制度有关。企业領导有責任，市委有責任。重在表現，要从現在算起，不要算旧帳。”

他还以貴族老爷的态度，恶毒地攻击工作队，指責工作队“抓鸡毛蒜皮多了”，“对男女关系、桃色新聞很戚兴趣”，“搞逼供信（还点了几个单位的名）”，攻击群众揭发問题是“水多米少，象喝稀粥一样”，叫喊要“糾正毛病”。甚至直接攻击中央来蹲点的几位負責同志“不爱听坏話，老虎屁股摸不得，大干部不好摸”，“使人怕的人大概总是道理少”。在會上，他还教訓工作队“不要自以为是，要自以为不是”，“党內老干部又有多少是貧下中农，你是地主出身可以革命，凭什么断定人家不能革命？”

这样，万里就按彭真的意志为北京市的四清运动定下了基調，并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演出了一系列的压制革命、打击左派的丑剧。

（二）扼杀北大四清运动。

旧北京大学是以彭真为首的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控制的重要据点，是顽固的反革命堡垒。一九六四年北大开展了四清运动，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陆平、彭珮云等人大量的反党罪行，眼看着就要追到旧北京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头子彭真这个根子了，于是在一九六五年三月由万里主持，急急忙忙召开了臭名昭著的第一次国际飯店会議。这次会議实际上是重整右派队伍，准备反攻倒算的一个重要步驟，也是对革命左派的一次駭人听聞的政治迫害。开始，由于事实具在，許多四清运动中被斗对象（右派）还不敢翻案反攻。在万里主持下，旧北京市委派出了大批工作人員，逐个对他們进行工作，鼓动他們翻案。万里、宋碩、彭珮云积极活动，万里有九次发苜和插話，鼓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翻案和向工作队反攻。万里說：“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难道北大的党就不伟大、不光荣、不正确嗎？”陆平、彭珮云和工作队唱对台戏是正确的。本来就是兩台戏，工作队一台，北大党一台。”“唱对台戏是毛泽东思想，是对立統一的辯証法。”他还为陆平辯护說：“陆平同志斗爭了三十几年，怎么一下子就划为資本主义当权派呢？”完全同彭真是一个調子。

为了进一步扼杀北大的社教运动，万里又把矛头对准工作队和革命积极分子，說“工作队到那里专門找缺点，缺点越多、自己成績越大，这样很危险”。“工作队对北大的估計是錯誤的，以夺权去搞，那不乱了？”他把解放十五年的北大同司徒雷登时比較，說：“难道現在还不如司徒雷登时代嗎？”他还誣蔑积极分子是“踩着别人的肩膀往上爬的势利小人。”他还破口大骂工作队负責人說：“你审查人家的成分，你自己是什么成分？你审查人家的历史，你自己的历史是什么? 你自己应該照一照自己。”在这次会議上，还組織右派大肆向革命左派进行围攻，人人检查，逼迫他們承认“反党”。

（三）鎮压中学生鬧革命。

一九六四年底中學生起来鬧革命，要对学校的牛鬼蛇神进行斗爭，不上課了。万里于一九六五年一月十四日按照彭真的意旨，把部分学校的学生代表三百多人，找到市人委开会。会上他以資产阶級老爷式的态度，訓話三个多钟头。对学生的革命行动大泼冷水，說他們是：“自高自大，自以为是，自由散漫，自由主义，不听党的話。”宣揚“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校要有正常秩序，不能乱来。如果你們要乱来，上街游行，我有警察，我是市长，我要管。你們的父母我都认識，別看你們爸爸比我官大，北京市是要听我的。”还說：“你們一个学生有一个爸爸，一千个学生就有一千个爸爸。如果你們的爸爸都当校长，就是一千个校长你們听哪一个校长的？你們的校长和党支部书記，我們沒有撤他們的职，你們为什么不听？你們不要看市委和市人委的牌子小，我們是鉄路警察，就是管这一段。就是总統过来，也要听我們紅綠灯的指揮。”并且还对学生采取了“熬鷹”的办法，弄的許多学生发睏打盹，但还是不准散会回家。会后他要学生辯論，学生們熬不了夜，只好同意他的話，才散了会。第二天，又辯論了半天，才把学生的革命劲头压了下去。会后他和前西城区委书記韓雪等人說：“你們誰敢讲这話，我要不請示也不敢讲，我是有所指的。”

（四）制造所謂“左、陈反革命事件”，打击迫害革命同志。

所謂“左陈反革命事件”，是万里两面三刀，阴一套，阳一套，与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刘仁、郑天翔、陈克寒等一手制造的。

北京飯店是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核心人物吃喝玩乐的場所之一。北京飯店的五反运动极不彻底。在市人委前副秘书长、黑帮大管家殷玉昆的压制下，党內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被保护，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北京飯店的罪恶活动沒有揭发，群众对此十分不满，紛紛来信来訪要求处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于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万里在国际飯店召开了各大飯店党委书記、經理、科长以上干部大会，点名批評了殷玉昆，同时宣布撒了殷的飯店办公室党委书記职务。宣布由市財貿口五反办公室主任左珊代理书記。但是，当左珊和五反办公室陈晓光二人到北京飯店，发动群众初步揭发了刘仁、郑天翔、万里等人在北京飯店的罪恶活动之后，万里公然大罵“陈晓光在北京飯店是搞反党活动”。从而泡制了一个所謂的“左陈事件”。首先由崔月犁等人設圈套保殷玉昆下了樓，又依靠殷玉昆大整左珊、陈晓光。宣布撤銷左珊財貿口五反办公室主任的职务，轉回财稅局工作，由副局长降为科长。对陈晓光进行批判斗爭以后，又派公安人員到陈家进行监觀。并且对北京飯店的部分革命同志，进行了一系列打击和迫害。

（五）打击赶走华北局朝阳医院四清工作队。

在朝阳医院的四清运动中，万里充当了打击、赶走华北局工作队的幕后总指揮。

朝阴医院的四清运动，原是由华北局和旧北京市委联合派工作队負責領导的。由原市卫生局长閻毅任队长。在四清运动中，由于旧市委推行的一套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綫，压制群众革命，保护党内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广大革命群众和华北局派来的同志对这条路綫进行了抵制，于是在工作队内部发生了尖銳的原則分歧。当时，万里站在反革命修正主义的立場上，充当了幕后指揮，千方百計排挤华北局工作队，甚而采取了派人跟踪盯梢的恐怖手段，打击迫害与华北局工作队接近的职工群众。特别是当华北局简报上刊出閻毅在朝阳医院四清中的六条右傾錯誤以后，万里甚为不满。万里問閻毅：“你有没有？”閻毅不承认。于是万里立即指示崔月犁把閻毅撤出，并說：“撤出閻毅不是因为他犯了錯誤，是为了应付华北局，保护他。”又說：“撤出后让华北局工作队責負領导，也让他暴露暴露。”但是，华北局的同志不同意担任領导。万里一計未成，又生一計，又指示崔月犁說：“他們不干，你就干脆撤出来。”旧市委的工作队員撒出朝阳医院以后，基本上瓦解了工作队。但他們还不肯让华北局的同志继續搞下去，于是提出了要华北局工作队减人。最后，終于迫使华北局的同志也撤离了朝阳医院，从而，使朝阳医院的四清运动被迫中途夭折。

（六）包庇張旭，压制群众，打击左派。

在宣武区的四清运动中，揭发了原区委第一书記张旭投机倒把，乱搞女人，弄虚作假，包庇坏人，把宣武区变成他的独立王国的罪恶事实。区委在印发簡报中，还反映了张旭給刘仁、万里、余滌清等人送礼、请客等問題。万里等人对此十分恼火，說这是：“给市委責負同志脸上抹黑，和市委唱对台戏。”并宣布停止区委領导运动由市委亲自抓。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万里在四百余人的干部大会上作动員报告，把张旭从会場中叫到主席台上，坐在他的身边。区委常委郭华在会上揭发了张旭是蜕化变质分子，接着很多同志要求在会上发言，但都被万里制止了。会后，万里严厉指責区委代理第一书記刘文伯說：“誰叫你开大会，这能和我的报告对上口径嗎?” “有私利沒有？”并当面安慰张旭說：“你的問题，市委沒有做結論，你可以看簡报、听汇报。”

十二月二十日，万里和旧市委常委項子明等四人参加宣武区常委会，万里再次指責區委“和市委认識不一致，有个人情緒，有私心。”强調“党内斗爭，要按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要区委在“干部大会上传达市委的批評，并作自我检討”。

在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进行了一系列反革命活动之后，最后由万里代表旧市委宣布案件处理結果：一方面宣布撤銷张旭党內职务，另一方面又压着张旭的处分决定，拖延至今而不上报。反把张旭送到刘仁身边，担任順义县李遂公社四清分团党委委員。同时宣布区委改組，把左派調走，撤銷刘文伯代理第一书記职务，留在項子明身边控制使用，伺机再整。

（七）在六中的四清运动中玩弄阴謀，包庇坏人，排斥打击中央工作队。\n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国务院文办反映了北京六中发展团員沒有貫彻阶級路綫，学校領导核心不团結等問題。九、十月間，由团中央、国务院文办、教育部、团市委、西城区委等单位組成联合調查組，到六中继續調查。接着，又开展了四清运动。

在四清运动中，广大革命师生揭发了校領导大量問題，証明六中的領导权已經被坏人篡夺，問題的性质是十分严重的。但是，当万里和六中的四清工作队长談到該校党支部书記王一净的时候，万里强調說：“这个人不好，过去也对他进行过批評，但要給他扣上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帽子，还不合适。”还說：“我問过陆定一，在文教口什么叫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沒有定义。”結果，强行逼迫工作队給王一净摘了帽子。

万里对工作队发动群众大揭六中的問題十分不滿。他含沙射影地指駡工作队：“自己是王八蛋，不能說成是馬列主义；自已是馬列主义，不能說成是王八蛋。”当旧市委教育部和旧团市委派人到六中搞秘密調查，企图进行反攻倒算的时候，万里又积极支持这一行动，企图达到打击工作队，保护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攻击国务院文办和四清工作队的目的。最后，又支持张文松、李晨到四中搞修正主义路綫試点，与中央相对抗。

（八）反对在小学四清中搞阶級斗爭。

万里篡改二十三条革命精神，公然提出把小学四清运动改名为“社会主义教育学习会”。并且在一万多名小学教职工大会上說：“小学里沒有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西城区十所小学試点，只查出一个坏人，其余的都是好人。小学的領导干部，在运动中只要带头检查就行了，不要太紧张。”又說：“这次运动不搞批判斗爭，不追不逼，不查历史，有什么問题就自觉交代。現在想不起来，将来交代也可以。大家平时都很辛苦，这次自我革命要搞的舒服一点，伙食吃得好一点，每人每天补助四角，文艺生活搞得丰富一些，多看电影多看戏。”完全抹杀了小学的阶級斗爭，篡改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革命精神和內容。

（九）打击京棉二厂工作队，为宋汀、馮迈倫翻案。

一九六四年八月，以宋汀（原京棉工厂厂长、市紡織局党委书記兼局长、郑天翔的老婆）为首的工作队到該厂搞四清，包庇馮迈伦（党委书記）等，不准群众革命。

一九六四年九月中央派来了四清工作队，发动群众揭发了該厂領导班子的大量問題，同时也检查了宋汀的严重右倾。工作队写了簡报，送給旧市委，旧市委反党集团对中央工作队怀恨在心，对工作队一直采取监視、刁难、打击。二十三条下达后，又以貫彻二十三条为幌子，对中央工作队进行全面的反攻倒算。两次由万里出面，采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召开工作队的会議。尤其是第二次（一九六五年六月二日晚上），更是一場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謀。\n
在通知京棉二厂工作队来市委开会前，已把陣势摆好，就是要审判工作队。万里坐在主席台上，张大中、宋汀、馮迈伦等人都参加了，把工作队放在被告席上。会議开始万里說：“宋汀、陈素芝（原全国劳模，已查明有虛假）等来信說：他們对工作队有意見，要求談談。”随后就让陈素芝发言。陈的发言是按照宋汀事先帮她准备好的稿子說的。控告工作队在四清中专門想搞垮她这个全国劳动模范，要搞的她抬不起头来。說工作队說她是“人造模”等等。馮迈伦在一边帮腔說：“工作队来京棉二厂不是以搞四清为中心，而是以搞垮全国劳动模范陈素芝为中心。”万里也插話說：“一个是你这个劳模是假的，脫离群众，一个是有人想搞垮你，二者必居其一。”接着宋汀等都发言审判工作队。工作队要求說几句，說明工作队来京棉二厂搞四清不是以搞劳模为中心，万里表示很不耐煩。会議开到深夜十二点，最后万里作結論时还为宋汀涂脂抹扮，說：“宋汀的問題要澄清，她調出京棉二厂工作，不是因为右傾，而是为了便于发动群众。”并“要求工作队回去后要好好討論，和宋汀、馮迈伦等搞好团結”等等。

万里就是这样充当了打击京棉二厂工作队的急先鋒，并为保护走資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宋汀、馮迈伦等人翻案奠定了基础。

五、竭力包庇“三家村”，破坏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

在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万里积极参加了以彭真为首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活动，抗拒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竭力包庇“三家村”，破坏无产阶級文化大革命。

万里早就知道主席指示要批判吳晗，但对主席的指示拒不执行，相反却对吳晗进行了一系列的包庇活动，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当姚文元同志《評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后，《解放軍报》又指出《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万里却說：“这是想把吳晗一棍子打死”，“吳晗与彭××沒有什么联系”，“在学术問題上的爭論，永远会有，不要一提就是两条道路的斗爭，（要）許人讲話。”并继續大肆吹捧吳晗的反党黑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十八日，他在城建口的一次会議上說：“吳晗过去写的《投枪集》不錯，是进步的，有战斗性。到了一九五九年以后开始变了，写了一些不好的东西。”又在一次有范瑾、吳晗、李琪等人参加的局长会議上推荐：“吳晗的《朱元璋传》写得不錯，大家可以看看。”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九日，北京市农村巡回医疗队回来休整，万里又对他們宣揚：“吳晗副市长在民主革命时期还是很坚决的。”

当“三家村”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革命面目已經被群众充分揭露以后，万里还一再为邓拓、吳哈等人开脱罪責。他說：“錯誤人人有份，誰搞文化也难免犯錯誤。”“对邓拓的本质应該有个认識，邓拓还是个好人，但世界观上有很多不正确的观点。”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三日，在市人委、政协常委的联席会上，万里还一再为吳晗辯护說：“我对吳晗說了，你就是对自己肯定太多了，非得来个变化不可。尾巴翘得高高的，老虎屁股摸不得，怎么能革命。”根本不談吳晗的問題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是政治問題。当吳晗抛出了他的假检討文章，万里竟說：“怎么检討得这样早，是誰让他检討的！”鼓励吳晗继續負隅頑抗，向党进攻，万里又为他涂脂抹粉，到昌平四清工作团宣揚：“吳晗检討得还可以，要到这里来搞四清，进行锻炼。”

一九六六年四月間，彭真提議，由刘仁、万里、郑天翔組成“批判”邓拓的“三人領导小組”，进行假批判，真包庇。四月十五日，万里参加了彭真召集的会議，討論修改《北京日报》四月十六日“編者按”，玩弄牺牲車馬、保存将帅的阴謀。\n
万里在今年四月十六日的市委工交、城建工作会議上說：“这次批判，主要是吳晗，为了挽回影响，才将邓拓、吳晗、廖沫沙三人一起登报，但党內問題还要在党内批判。”

在运动中，万里經常散布流言蜚語，攻击中央領导同志，为彭真开脱。

六、結党营私，招降納叛，包庇坏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万里为了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在組織上結党营私，招降納叛，培植亲信，搞宗派活动，包庇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包庇走資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包庇坏人。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史向光，一九五八年前在中央組織部犯了反党的严重的政治錯誤，但是因为史和万里在冀魯豫一起工作过，是万里的老部下，史犯了錯誤后，万里就向中央組織部把史要了来，不久提拔为市人委办公厅副主任。以后又提拔为旧市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十分重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张旭，在一九六四年任宣武区委第一书記时，被宣武区广大革命干部揭发出反党反社会主义、蛻化变质的大量罪恶事实，群众对张展开了面对面斗爭，但旧市委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唯恐暴露他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行径，竭力进行压制。万里急急忙忙宣布張旭是人民內部矛盾，包庇张旭，打击革命群众。最后，在处理时，万里还叫张旭去当手工业局局长。

万里对“三家村”反革命分手吳晗，更是不遺余力地加以包庇和保护。甚至在文化大革命已經开展，吳晗的罪恶已被揭发之后，万里还急急忙忙的让吳晗更名改姓下乡去搞“四清”，企图把这个反革命分子隐藏起来，逃避群众斗爭。在一九六六年三月工交會議上，万里还散布：吳晗是学术問題。

平时，万里对吳晗口口声声称教授学者，一起吃吃喝喝，十分亲密。．万里对吳晗生活上更是无微不至的关怀，一九六一年，也是反革命分子吳晗称是他自己“創作大跃进的一年”（实际是向党进攻放毒最猖狂的一年），“銀行有存款，不缺餞”。但万里却借口吳晗“生活困难”这去五百元福利费，作为对这个反革命分子生活上的照顾。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蛻化变质分子原市人委秘书长賈星五，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群众对他的問题就作了不少揭露，但万里却为賈辯护說：“对賈星五要一分为二，賈星五辛辛苦苦为党工作，基本上是好同志，就是有严重的个人主义、驕傲自大，胜利冲昏头脑。”今年二月，市人委的同志对賈星五的罪恶活动整了一份材料，万里却叫把这份材料向賈星五讲，并特別嘱咐：“不要扣帽子，讲时态度要好，要摆事实，讲道理。”压制群众的检举和揭发。

当群众不顾这些阻挠紛紛起来揭发反革命分子賈星五的罪行的时候，万里还继横让賈星五在通县領导搞革命化模范县試点，这就是万里对賈星五这个反革命分子的“处理”，这是对革命群众的最大亵瀆，是万里等坚决对抗革命群众的表現。当一九六六年五月底賈星五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面目已大部暴露时，万里仍說：“賈星五的問題，性质已經定了，不外是严重的个人主义。”可見万里是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賈星五包庇和保护到底的。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崔月犁，万里非常欣賞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竭力宣揚崔月犁是“革命的左派”，对他百般美化，还把崔安排到學习总办公室当主任，叫他領导文化大革命运动。

七、腐朽的資产阶級生活方式

万里一到市人委，就要給他一个华丽的办公室。市人委北楼，原为中苏友协总会和分会办公的地方，万里派人将以上单位赶走，自己搬进去办公。这样一幢樓房，他只准他和崔月犁在这里办公，并揚言：“我一个人在这里办公也不怕脫离群众。”

万里在城建部时住的宿舍本来就很好，到北京市不久，又叫人給他找有两个院子、两个北房在一起的住宅。費了很大劲，在北长街找到了这样一幢房子后，将住在里面的許多戶干部、职工統統赶走。并先后叫市房管局对这幢房屋三次进行修繕，共花了六万元。后来，群众来信反映了这个問題，万里就借机搬到更高級的地方，原朝鮮大使館內居住。这里的修繕費又花了三万元，先后光修繕费就花了九万元。

万里还大搞別墅。对颐和园、西郊公园的休养所都不滿意。他觉得南口农場不錯，于是指定在农場的香潭水庫修建游泳池和別墅。修建费用和材料已經拨齐，但由于中央三令五申停建楼堂館所，才沒有施工。另外，在市人委院內，还专門为他修建了一个网球場。

万里大肆吃喝玩乐，任意揮霍国家資財。有时竟在工作时間打雀牌、网球。一九五七年反三风五气后，中央提出反对鋪张浪費，万里却用国家的錢，宴請熟人。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对抗中央的規定，請客送礼，經常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吳晗等大吃大喝。一九六○年他患十二指腸潰瘍出院后，带着他老婆孩子到頤和园招待所大吃大喝，整整两个月。还用国家的錢宴請給他看病的医生。一九六一年春，他带着老婆、大管家、交际处长张忠实等到上海、杭州、舟山等地游山逛水，长达两个多月，全部费用由国家开支。一九六○年让黑管家殷玉昆由国家花一千二百元給他买一张“西蒙斯”床。此外，在困难时期，經常由团河农場、园林局等单位以及北京飯店、百貨大楼內部供应部等地方，购买副食及市場上不易买到的日用商品。直到一九六四年，万里还从北京飯店拿回啤酒二百筒。

万里的灵魂深处到底喜欢什么呢？万里經常說：“我們整天做政治工作的，不看那些上政治課的电影，看那些沒有味道。”有一次他特別指使交际处，接連几次打长途电話到上海借《紅楼梦》影片为他放映。一次，他在养病期間专門托人买了一部《金瓶梅》看。


市委城建政治部、市人委办公厅革命同志整理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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