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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写作”与知青写作新路向
——评徐小棣《颠倒岁月》
作者 黄勇
（注，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记忆写作”与新世纪文学（GD14XZW04）的阶段性成果。）
“知青文学”停滞不前久矣！1980年代中期起，一度喧嚣的“知青”写作，逐渐冷却，沉寂至今。作为一种写作题材，与“反右”、“文革”相比，知青写作本有更宽松与灵活的写作环境，而知青一代作为文革后第一批接受高等教育的主要群体，理应具有更高远的历史反思能力。但知青写作新作寥寥，乏善可陈的创作现实，昭示着上述优势的白白挥霍。这一创作窘境充分反映：在缺乏根本反思的前提下，在“伤痕”和“青春无悔”的双重规约下，知青写作（尤其是亲历性写作）难有质的突破。窘境更导致恶性循环：早期以知青自传写作成名的作家，唯恐被冠以“知青作家”的标签，争先“逃离”这一主题创作，另辟未必广阔的写作空间。
近年来，以“记忆”的方式表现“个体经历”的文学作品，为数众多且倍受关注。作为一种具有新的文学风格和美学意蕴的“记忆写作”，既不同于传统自传、回忆录的呆板，亦有别于新历史小说的虚构想象。先在网络写作，后于2012年结集出版的徐小棣叙事散文集《颠倒岁月》（引用只注页码），便是知青“记忆写作”的代表。
《颠倒岁月》讲述一个1953年出生的普通北京女孩的成长经历，尤以文革初期红卫兵运动高潮阶段以及其后作为知青“上山下乡”的岁月为主。这是一部有着明显代际特点的身份自觉的追忆写作：作为上山下乡主体的1950年代生人，在进入暮年之后进行的拉开时空距离的非功利性书写，表达写作者的人生回望与反省，对被遮蔽和扭曲的知青集体记忆的反拨与修正。相对于以往美化知青生活的自传写作，其以“个体记忆”为基础的写作方式与叙事效果，在直面创伤和还原历史情景的同时保有温情的历史理性，以及在文笔和语言等方面有所创新和突破。
讨论与定位《颠倒岁月》的文学、文化意义，需要先将其置于知青写作的序列中，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超脱知青写作，以作更客观清晰的定位。本文拟从“知青写作史”、“类自传：追述知青前史”、“忏悔与担当：从个体到集体”等角度，就《颠倒岁月》及其代表的知青写作新路向做文学史意义的定位与评述。
一 知青写作史
对于二十世纪知青写作，文学评论家丁帆做过简要评判（1）：
首先，它是被绑缚在“伤痕文学”的祭坛上，用悲剧的手法抒尽了一代知青的苦难和悲情：尔后，它又被凌驾于“英雄主义”的战车上，以悲壮的美学情调净化和圣化了那一段“苦难的历程”；九十年代，随着矫情的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溃灭，“知青题材”作为一个过去时态的历史而被封存起来。
作为文革后“新时期文学”复苏的主潮，伤痕文学充斥着“诉苦”，知青写作并不例外，但是，无论是卢新华、孔捷生式的“控诉”，还是梁晓声、张承志式的“英雄主义”，以及史铁生、韩少功式的“浪漫主义”情愫（2），其缺陷早已众所周知。
由于社会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本身缺乏新的突破，1980年代后期起，知青写作数量锐减，影响衰微，逐渐陷入全面低潮。正如研究者姚新勇所说，“1987-1988年前后，以文学为主要表现领域的知青主体已全面裂散，曾作为新时期文化（学）重要主体类型的知青，似乎已走到了历史的尽头。”(3)许多知青作家知难而退，结束了创作。1990年代以回忆录为主要形式的知青写作，依旧延续“青春无悔”的主题。然而，正如学者杨健在《中国知青文学史》中指出，由于“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导致“写作是集体性的、仓促和浮泛的，只是为了满足知青群体的一种社会性、情感性的要求。没有出现具有保留价值的个人回忆录”(4)。迟至新世纪前十年的记忆写作，总体上缺乏鲜活的生命体验和对上山下乡运动的深度反思。
此外，倍受争议的主流知青集体记忆的修改甚至否定，早在《颠倒岁月》之前就一直存在着。1970年代末，沙叶新的话剧《假如我是真的》（1979）就揭示过知青回城中的权力寻租与交换关系。活跃于1970至1980年代之交的众多诗歌流派，从白洋淀诗群、贵州诗群到《今天》诗群的诗歌创作，1980至1990年代的部分非主流出版物，以及本世纪初年的部分影视作品，都在瓦解、修改或丰富着知青的集体记忆。其代表包括老鬼的《血色黄昏》（1987），韩东的《扎根》（2003）（5），电影《天浴》（1998，改编自严歌苓的同名小说）、《美人草》（2003）、以及电视剧《孽债》（1994，知青作家叶辛编剧）、《知青》（2008,、2012知青作家梁晓声编剧）等。尤其是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报告文学式作品， 重新燃起了一度沉寂的知青梦幻，出现了“把痛苦的回忆（这种回忆不无夸张成分）当作一种人生的炫耀”，并引发了一批新的写作者对知青运动和知青文学的反思，这种反思“是将‘知青文学’引向一个更深的历史思考的契机。”（6）
1998年初，《上海文学》刊出刘醒龙的小说《大树还小》（1997），被认为是知青写作的转机之一，此部小说“一反知青作家的价值观念，从颠覆知青的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这两个层面来否定这场‘知青运动’”。它以否定之否定的逆向思维，颠覆着以往的受苦受难者、英雄的化身、田园诗人等知青形象。然而，由于“价值判断的失衡”，这使得作品用力过猛而陷入“将那场历史灾难的罪愆归咎于知青本身”的极端和误区。因此，最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历史观、真实观和价值观来重新剖析这场‘知青运动’……尤其是那些曾经置身于这场运动中的各种不同身份的角色和人。”（7）
在这样的知青写作困境中，杨健敏锐地提出了“私人叙事”的概念，认为始自1990年代后期（8）: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价值开始多元化，一些有个性的知青文学作品开始零星出现。它们是知青文学主旋律下的杂音，声音是微弱的，并不被人重视，还是一种边缘性的书写。个人化、多元化的表述，开拓了知青生活场景，使其更广阔、更丰富性，它们展示出知青生活的日常场景，传达出他们日常思想，合乎常识的事实。
他认为“大多具有民间写作的背景”的“私人叙事”，有别于主流知青作家所操持的“宏大叙事”话语，其产生“暗示着一种能够负载人道主义和人权观念的新知青文学的萌动 ”；并断言由此开始，“一元化的叙事向多元的、私人的叙事发展，是一种不可抵御的文化趋势”（9），就知青写作实际而言，上述预判迟迟未能兑现——直到2012年徐小棣《颠倒岁月》的出现。
二 类自传：追述知青前史
《颠倒岁月》是一部由非专业写作者所撰，却具有较高文学价值和文化意义的个人回忆文字。徐小棣生于1953年，1969年9月在内蒙古下乡插队，1977年返京，及后在中学任教职至2008年。《颠倒岁月》共四十七篇，按时间顺序，编串起作者从童年到青年成长过程里所经历的人和事。不同于一般知青小说刻意的浪漫与虚构，《颠倒岁月》强调“我的叙事没有刻意虚构”（<后记>页325）的“纪实”特征。它接近于传统意义上的“自传”：“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10）但是，作者认为：“写时没有想过出版，忆起一事，叙事一篇，积累几年后看起来有点像‘自传’。但我本想写的绝对不是自传。”（<后记>页324）
《颠倒岁月》涵盖了前文杨健定义的“私人叙事”众多特点，如“拟真”，文字朴素，采用女性与底层民间视角，情感细腻，叙述平静、从容、冷峻，不控诉，不隐恶，不居奇，见微如著，从个体性见证集体性等。一如鲁迅《朝花夕拾》（1926），沈从文《从文自传》（1934）、杨绛《干校六记》（1981）、或者高尔泰《寻找家园》（2004）等脍炙人口的记忆写作（11），《颠倒岁月》在写作体例上采用多篇作品的散点式组合方式。一般说来，这种各篇独立的结构，在系统性方面或有所欠缺，却因角度灵活而叙述自由，毋需对记忆做事无鉅细的全景式再现。
一般意义上的“自传”写作，遵循线性时间顺序，强调叙事的完整性以显现传主的生命历程，要求传主与读者之间遵循约定俗成的“自传契约”等（12）。在笔者看来，上述追逐性散文集有别于此，是带有浓郁文学色彩的“类自传”写作，换言之，是一种文学性较强的、与自传高度相似的“记忆写作”。如《从文自传》尽管以“自传”为名，但读者和评论者从来都是将其视为优美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记忆写作在某种程度上，并非仅仅关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而是从作者的视点出发，写他人、写时代。总体而言，《颠倒岁月》与自传高度相似而又有所区别。
《颠倒岁月》覆盖了知青一代两个重要的人生阶段：文革前与文革初（前十八篇）；上山下乡时期（后二十四篇）。这两个阶段是联系紧密的有机整体，构成了一代人的成长经历与过程。尤其是对文革初期社会生活与红卫兵运动的写作，也即1966至1969年间的“知青前史”，在1980年代知青文学极盛时，是被写作者刻意掩盖和遮蔽的，当然也是历来知青文学遭受诟病与质疑之处。韦君宜曾指出（13）:
他们的小说里，都只写自己如何受苦，却没看见一个老实写出当年自己十六七岁时究竟是怎样响应“文化大革命”号召的，自己的思想究竟是怎样变成反对一切、仇恨文化、以打砸抢为光荣的？一代青年是怎样自愿变作无知的。
而在梁晓声、张承志乃至老鬼等人的作品中，如姚新勇所言，“过分渲染少年经历，而忽略‘文革’影响和知青经历，若不是表现出作者对历史和现实把握的无能，也至少让人怀疑那曾经推动过他们进行创造性活动的不悔情节，已退化为幼稚而近蛮浑的反智性倾向”（14）。
《颠倒岁月》有别于此：写作既由怀旧触及，又超越了怀旧，走得更深远。其对“知青前史”的回望摒弃“青春无悔”的矫情，反思之刀既划向历史，更指向自身：“良心追逐着我去补全那些残缺的故事（<逃>，页71），“缺乏高尚情操的社会必然导致人性的堕落，在我跟人一同拔‘钉子’的时候，这种堕落就早已开始了……”（<我拔钉子的革命史>，页109）作者的人生回望，忏悔反省，除了呈现非功利色彩，更显现烛照当下的现实情怀：“愿记忆使叫做‘知青’的人们领受教训，在晚年高贵起来。”（<疑案>页202）在过去、当下与未来的线性时间维度里，记忆不仅连接过去与当下，更指向未来，是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尤其是这种记忆属于特定群体“创伤记忆”的情况下。
三 忏悔与担当：从个体到集体
学者张志扬认为曾卓与巴金在1980年代初的创伤记忆写作“有一个共同的果：多少还在重复的圈圈内，我们并没有从如斯的‘爱’或‘怨恨’中找到避免重复创伤的出路”，而“寻求避免重复创伤的出路，几乎是巴金、曾卓下面一两代人的潜意识愿望”（15）。但纵观三十年来的知青写作史，将这种“潜意识愿望”诉诸笔端的寥寥无几，绝大多数知青写作“内容较为单一，情节大同小异。大多为血泪史，磨练篇，悼念亡友等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越苦越光荣，似乎不悲壮、残酷就不足以向人道，它们被描述成一种生存斗争的胜利”（16）。我们实际上已经很难要求早期成名的知青作家，在对个体与时代创伤记忆的回顾与反思上，有根本的、质的转变或者飞跃“（17）。知识分子研究者谢泳曾批评知青”过去太多地想到自己的苦难，而很少想到自己也是那场灾难的参与者，也是做过错事的人”，并指出：“知青那一代人是否也面临忏悔？面临向自己曾经伤害过的老师、前辈和一切自己伤害过的人道歉？”（18）
《颠倒岁月》不乏深切忏悔与反思。<练笔>写十三岁的作者混在批斗人群中，从背后发狠拧了敬爱的关老师之后，“失魂落魄地坐着，恶心、昏眩、想哭，一直坐到晚霞退尽，无边的黑暗压下来。”（页5）<逃>中对“没有想到与妈妈同甘共苦”，“不顾一切地抛弃处境困难的妈妈”感到羞耻，“向我在另一世界的妈妈忏悔”（页71）。在<普晶的故事>、<鸡毛信>、<异丙嗪>、<我拔‘钉子’的革命史>、<未曾销毁的日记>、<镜子>等篇章，记录了对年少的自己所犯的对时代的盲从与文过饰非，对同学、对父亲、对友人的不诚实或冷漠，对自己软弱妥协等思想行为的忏悔等，真诚的悔意贯串全书。有论者认为：“徐小棣的叙述之最大好处，在于不文过饰非，尤其她有着直面自己内心的勇气，这恐是许多人做不到。”（19）
三十多年来，以梁晓声、张承志、张抗抗、叶辛等人的创作为代表的主流知青记忆深入人心。而徐小棣将“红卫兵”和“上山下乡”的回忆，明确定位为立足个体但又超越个体的、社会性的“创伤记忆”，通过创伤的“再现”，表达修正集体记忆之必要与迫切。在表现知青命运的文字中，《颠倒岁月》不追求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般宏大的建构，慷慨的激情和英雄赞歌，以及谋求知青代言人的角色，而以平实简朴的文风和普通个体的视角，来记录时代的凡人小事。从知青写作史看的话，这种以“小人物+平凡事”的写作，更具有突破的可能性。
《颠倒岁月》以小人物相对冷静、客观、理性的回忆对个体知青的遭遇与命运的冷峻叙述，便远胜诸多名震一时的知青小说。如普通知青安建设的死，梁晓声、张承志等必将其处理为对“理想”、“青春”或“集体”的英勇献身，徐小棣并不如此，她在<有谁还记得安建设>中写道：
在知青史的宏大叙事中，在田园牧歌般的怀旧中，我认为每个具体的人在这段历史中特有的遭遇，都不应该融入整体而消失无踪。所谓时代悲剧，总是落在具体的人身上。。遮蔽遗忘安建设这样的个人遭遇，只能使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图景变得模糊。安建设之死能清晰呈现知青群体的部分真实状况，帮我们看清那个时代。（页138）
用文字为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立传，不仅从细节上弥补主流历史的不足，让时代特征更显清晰，“也凸显出那些被淹没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的身影，显现出民间史和私人史无可取代的独特价值。” （20）当个人的历史成为社会史的一部分，私人记忆与公共记忆重合的时候，个人史的书写，私人回忆的辑录，就显示出重大的意义和无法取代的价值。”（21）徐小棣说：“这一点个人记忆，远未使那段岁月穷形尽相。” （<后记>，页325）这透露出作者敏锐地意识到“个人史叙事如何与社会史叙事取得平衡”的写作难题，也即个人史如何与社会史结合、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如何转化的问题。
回到《颠倒岁月》一书，作者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主要是对“细节”和“个人命运”的坚持。从第一篇开始，娓娓道来的文革早期的“大乱”、红卫兵的“残暴”、不同阶级人物之间的敌意，年代的疯狂扑面而至，仿佛就在昨天，就发生在你我身边，触手可及，感同身受。小人物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生存智慧、政治高压下普遍而具体的人情冷暖、世间百态表露无遗：<北长街的尹奶奶>中温情战胜残暴；<坏人之死>中有着良好道德修养的退休女教授，面对红卫兵毒打时铁骨铮铮地高喊：“我是协和医院戴大红花退休的医生，是自食其力的医生！”（页48）最后被殴打至死；<西河沿儿>里底层人落井下石的嫉妒心理，<‘文革’市井>中谨小慎微的小老头儿；<疑案>写尽包括知青在内的人性暴戾和相互倾轧，反思人性中的兽性。
<自由一日>写身体与精神遭受长期禁锢的恶果。其故事与境界直逼高尔泰《寻找家园》里的<沙枣>，二者皆叙述“类监狱”环境下的长期麻木及难得一时的恢复。面对短暂的可支配，磨砺至麻木的当事人，借由脱离劳作视野的周边景物，以及“县城的人不列队走，都自己走自己的”，（页178）这种视觉冲击，唤起了尘封已久的日常生活记忆，由此反衬“自由”的可贵与短暂：“当晨光射进转运站窗户的时候，我的自由一日就结束了。我像一滴水又迷失在洪流中。”（页179）由此，<自由一日>揭示了“一个人如果长期处于极端环境的压制之下，……可能出现另一种极端，人们会慢慢变得习惯，把极端状况变成一种虚假的常态。”（22）而<未曾销毁的日记>则写“语言”的规训与控制，个人被迫“失语”和人际交流的“言不由衷”，让我们想起尤凤伟写知识分子在反右运动中的命运的小说《中国1957》，其主人公周文祥在严酷的劳改环境中，为了“抵抗遗忘”，创造了一种只有自己才能理解体会的语言。（23）
<镜子>写一个命运多舛的矿工家庭出身的女知青，由于人际关系不好，被“就业人员”引诱而怀孕，下半辈子“一直靠给单身的矿工洗衣为生”（页217）。作者因此叩问：“失去诗性与美感的生活会是怎样的？本应灵慧的少女们当年又是怎样的？”“（页218）这与严歌苓《天浴》的主题与主角命运相类似，相形之下，《天浴》的对女主角的命运处理太富于戏剧色彩（一个纯洁无暇、珍惜身体、珍爱生命的少女，先后被多名男子以照顾回城名义诱奸），而<镜子>所述更具现实性和普遍性。<李学艳的标兵照>、<地方官国危与小青年唯加>与<造假轶事>诸篇，写回城受阻知青的焦灼与造假，写尽”上山下乡“的完全破产与虚伪本质。如是种种，使得徐小棣的写作向以描写罗马尼亚普通人在极权统治下生活的罗马尼亚裔德国小说家、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米勒（Herta Muller）靠近：”个人如何对抗强大的乌托邦意识形态，而不致被其吞噬？米勒开出的药方是，拒绝加入合唱，生活在细节中。”（24）而在<镜子>中，人物与故事在作者的调度中娓娓道来，重生重演，跃然纸上，这就是文学的魔力、魅力与逻辑：“人类为何仍需要文学？必然是因为，它有着非文学不可替代的价值——比如，审美的愉悦，人性的穿透。文学性才是文学的首要属性。文学的逻辑起点和最终指向都是：人。“（25）
四 结语
从文学史的眼光看，以《颠倒岁月》为代表的知青写作，是继1980年代初期之后，“知青”写作对“右派”写作的再一次逼近与看齐。如果说前一次是各领风骚的话，那么三十年后，被抛离在后的知青写作知耻而后勇式的奋起直追，其得与失，均反映了知青写作接近右派写作的努力、尝试与经验教训。二十世纪末，面对”知青文学似乎已经走到它的历史终点“（26）的情景，杨健提出展望：
知青一代已经进入了中老年，以往知青文学的欠缺和谬误，能否得到弥补、纠正，知青文学如果重新书写，希望能否寄托于民间写作？知青文学题材是否会进一步多元化、泛化？能否出现再度的繁荣？这一切都有待于新世纪的写作实践来给予回答。
今天看来，徐小棣的《颠倒岁月》正面、肯定地回答了这些问题。我们因此有理由期待更多徐小棣式的知青写作者和作品。
注释
（1）丁帆：<知青小说新走向>，《小说评论》，1998年第3期，页12。
（2）参见卢新华：<伤痕>，《文汇报》，1978年8月11日；孔捷生：<南方的岸>，十月》，1982年第2期；<大林莽>，《十月》，1982年第6期。梁晓声：<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北方文学》1982年第8期，<今夜有暴风雪>《青春》（增刊），1983年第1期；张承志：<黑骏马>，《十月》，1982年第6期，<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史铁生：
<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青年文学》，1983年第1期；韩少功：<西望茅草地>，《人民文学》，1980年第10期。
（3）姚新勇：《主体的塑造与变迁——中国知青文学新论（1977——1995年）》（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0）页131
（4）（8）（9）（18）（26）（27）杨健：《中国知青文学史》（北京，中国个人出版社，2002）页429；446；446；452；422；457；457。
（5）老鬼：《血色黄昏》，（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1987）；韩东：《扎根》（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6）（7）丁帆：<走出角色的怪圈——‘知青文学“片论>，《文艺争鸣》，1999年第1期，页21。
（10）勒熟纳（Philippe Lejeune）著，杨国政译：《自传契约》（北京，三联书店，2001），页201。
（11）参见鲁迅《朝花夕拾》，收入《鲁迅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沈从文：《从文自传》，收入张兆和主编：：《沈从文全集》，第十三卷（太原，北嶽出版社，2012）杨绛：《干校六记》（北京，三联书店，1981）；高尔泰：《寻找家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4）。
（12）此处《自传契约》的观点与定义，主要根据勒熟纳：《自传契约》。所谓“自传契约”就是作者的某种暗含或公开的表白，作者在其中表明写作意图或介绍写作背景，这就像在作者和读者间达成的一种默契，作者把书当作自传来写，读者把书当作自传来读。参见杨国政：<译者序>，载《自传契约》，页6。
（13）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页114。
（14）姚新勇：<从‘知青’到‘老三届’：主体向世俗符号的蜕变——知青文学研究之三>《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底2期，页111
（15）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页4,5.
（17）近年来，知青写作中唯一能与《颠倒岁月》相提并论的，笔者认为是出版稍早、由北岛和李陀主编的三十一人文集《七十年代》（北京，三联书店，2009），部分篇章相对于之前的同类写作，在广度和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该文集不乏精妙绝伦的篇章，但同时也充斥煽情甚至矫情之作，如北岛回忆文革某天晚上一人骑行时“迎向死亡的感觉真好”之类。（参见北岛<断章>，载《七十年代》，页49）。
（18）谢泳：<右派作家群和知青作家群的历史局限>《当代作家评论》1998年第5期，页52,53。
（19）遆存磊：《徐小棣的荒诞版“奇遇记”》，豆瓣读书，http//book.douban.com/review、5593204.
（20）王淼：<大历史中的小人物>《晶报》，2013年12月23日。
（21）参见“人与岁月”丛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的出版语。
（22）（24）参见朵渔：<生活在细节中——我读赫塔，米勒>《南方都市报》，2012年4月22日。
（23）尤凤伟：《中国1957》（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
（25）任晓雯：<一个人和他的国>，《南方都市报》，2014年3月23日。
原载《二十一世纪》2015年6月号，总第一四九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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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31 05:33: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