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罪行录（19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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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罪行录
一九六七年九月

前言

大叛徒、大野心家、大阴谋家薄一波，是刘少奇、邓小平司令部的主要干将之一，是老牌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是工交系统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他在刘、邓和彭真的庇护下，打着“红旗”反红旗，干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活动。他把持工交系统十几年，一贯反对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坚决推行刘、邓的修正主义路线，妄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他招降纳叛，结党营私，野心勃勃，到处伸手抓权，进行反党活动，阴谋勾结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篡党、篡政。他是一个罪恶累累的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势不可挡，薄一波这个隐藏在毛主席身边的“定时炸弹”，终于被革命群众揪出来了。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宜将剩勇追穷寇”，我们一定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把薄一波十多年来在全国全市工交战线所散布的一切修正主义毒素，通通挖净除光，把工交战线办成一个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当前，全市工交战线无产阶级革命派和革命群众正在进一步掀起革命大批判的新高潮，为了更好地批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彻底肃清其所散布的一切恶劣影响，我们除将其推销的《工业七十条》和《托拉斯》的大量罪行另行出版外，这里，特将其长期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大事年表；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长期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反对党的绝对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以及对抗毛主席的工业方针，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等方面的滔天罪行，编印成这本册子供同志们大批判时参考。

上海市委工业政治部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委市政交通政治部反修火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经济计划委员会革命造反队

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革命造反队

上海市生产技术局革命造反兵团



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大事年表

一九三六——一九三九年

一九三六年九月间，薄一波自首叛变以后，经刘少奇批准回山西搞统战工作，通过他在太原国民师范时的同学郭聚才(即郭挺一，大叛徒，当时任阎锡山训导院院长)，同阎锡山拉上关系，深得阎匪器重。在此期间，他不执行毛主席提出的“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联合”的统一战线政策，而是执行了一条“只统不战”的王明路线。

“西安事变”以后，国共合作。薄一波认为，阎锡山当时的政策是：“反蒋拥蒋，联共反共，抗日和日”十二个字，不看其本质是“拥蒋、反共、和日”。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同阎锡山合作创办了“牺牲救国同盟会”、“军政训练班”、“民训团”、“国民军官教导团”、“决死队”，等等组织。在这些组织中，虽然也派有共产党员作政治工作，但是没有掌握军事指挥权。因此，当一九三九年阎匪搞“十二月事变”时，我方毫无准备，措手不及，我大批共产党员被捕，“决死队”四个纵队只剩下一个多，于一九四o年转入八路军。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五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毛主席在会上指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以后，中国仍有成为一个新中国还是一个旧中国的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问题，对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绝不能抱任何幻想。”薄一波参加了这次会议以后，回到了晋冀鲁豫边区，他不执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却热衷于推行刘少奇在一九四六年发表的《论和平民主新阶段》中提倡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他在边区大搞军队转入民兵、地方干部复员、国营工商业转入公私合营等等准备工作，散布和平幻想，放弃对敌斗争。当国民党向黄河以北发动进攻时，边区处于无准备状态，遭到很大损失。

一九四七年

一九四七年冬，薄一波在晋冀鲁豫中央局的土地会议上，又拒不执行毛主席的“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的阶级路线，不执行中央“五四”指示，却完全执行了一九四七年九月刘少奇在全国土地会议上所鼓吹的一套形“左”实右的路线。在老解放区先是到处斗争中农，使中农产生“割韭菜”思想，后来又进行赔偿；在游击区乱杀乱斗，扫地出门，消灭地主。对农村基层干部，开始是“向区村干部致敬”，后来又当“石头”把他们搬掉。薄一波就是这样来破坏党的政策，破坏土地改革，破坏农业生产的。当这一错误路线受到毛主席的批评以后，他不是认真检查，回到正确路线上来，反而在解放以后华北地区的土改中，实行了一套“和平土改”的政策，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相对抗。

一九五O年

毛主席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指出：对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必须谨慎地、逐步地而又积极地引导它们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的，任其自流的观点是错误的。”土地改革完成以

后，农村中社会主义(互助合作)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逐渐尖锐，农村阶级向两极分化的情况也日益明显起来。党的任务，在于把个体农民引导到互助合作的轨道上来。但是，作为华北局书记的薄一波，却在那里宣扬邓子恢的“四大自由”(即自由买卖土地，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并在华北局的“指示”中就曾提出过“允许党员雇工”的口号。他还极力鼓吹刘少奇的“不要怕冒失”，提倡发展新式富农，说什么农村资本主义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主张农村需要有一个发展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谬论，公开反对毛主席的农业集体化的革命路线。一九五三年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毛主席批评了“四大自由”，薄一波也没有进行检查。

一九五二年

毛主席在一九五二年元旦，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了“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的伟大号召(即“三反”运动)。为了取得“三反”运动的胜利，党中央指出：必须放手发动群众，充分发扬民主，大力开展群众运动。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带头进行自我检查。但是，身为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的薄一波，却公然违抗毛主席的指示，对自己铺张浪费的资产阶级生活，没有进行一点检查。他不是按照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而是依靠行政命令，依靠由上级机关派出大批“打虎队”去包办代替群众运动。后来，却把“三反、五反”的成绩记在他自己的功劳簿上，到处吹嘘。

一九五三年

毛主席早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规定了对待我国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利用、限制、改造”的政策。在七届三中全会上，又作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指出：“统筹兼顾，合理调整工商业”，是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三大任务之一。在一九五O年至一九五三年期间，正是私人资本主义猖狂争夺领导权，社会主义经济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薄一波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中，不认真贯彻毛主席的上述指示，反而伙同陈×推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全国解放以后，资产阶级力图争夺领导权，他们进行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牟取暴利等破坏活动，使一部分私营工商业出现停工待料、歇业倒闭的现象。薄一波却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限制过多”的结果，主张放宽限制。一九五三年，他在修改税收政策时，公然提出：“国营和私营工商业同等纳税”，进一步鼓励资本主义自由泛滥，使国营商业“大泻肚子”，缩小了批发阵地，打击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他在同一政策中，还过高过快地提高了农业税，增加农民的负担，打击农民生产积极性，起了破坏工农联盟的作用。

一九五三年七月，全国第二次财经工作会议上，薄一波的上述右倾错误受到批判，中央撤了他主持财经工作的职。毛主席曾当面给予严厉的批评，指出他作风粗暴、没有民主，工作飘浮、不扎实，缺少马列主义思想(即他以后所说的：“粗、浮、少”)。但是，薄一波在刘、邓的包庇下，并没有作认真的检查，反而对主席和中央同志的批评采取了两面态度，表面接受，实际抵制，一有机会就发泄不满。

一九五四年

薄一波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受了批判以后，不是积极地改正错误，而是消极对抗，躺倒不干。这一年，他在中财委三办，名义上是主持交通运输工作，实际上却没有干什么事，不是外出参观游览，就是打麻将取乐，工作全是下面同志做的。



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揭露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以后，薄一波不是真正出于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党的团结和统一，起来反对高、饶的“清君侧”和“逍遥津”，而是借机捞取个人政治资本。他在会上和会后，大肆宣传高岗在财经会议上如何如何整他，企图借机进行翻案。

同年九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后，薄一波担任了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他乘建立机构之机，提拔和收罗了一批自己的老部下和亲信，如孔祥祯(同薄一起叛党的)、孙志远、安志文(安子文弟弟)、梁膺庸(叛徒)、彭德(叛徒)，把这些人安排在领导岗位上，控制了建委的领导大权。

一九五五年

一九五五年毛主席在听取中央三十五个部的汇报过程中，对于我国的工业建设工作作了很多极为重要的指示(这些指示，大多反映在一九五六年的《论十大关系》中)，但是，薄一波既没有认真传达，也没有贯彻执行。

同年，薄一波在参加了全苏工业工作者会议回国以后，却大肆吹捧赫鲁晓夫的一套修正主义的黑货。他说：这个会议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心是“发展工业的新技术”，办法是“派人出去(即到美帝国主义那里)学习、购买样品”。并且极力鼓吹苏斯洛夫之流的“一长制”。与此同时，他还积极组织人员搜集南斯拉夫的所谓“工人管理自治”的材料，推广修正主义的一套企业管理制度。

薄一波在主持基本建设工作中，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走我国自己的道路，而是不加分析地全盘照搬苏联的一套洋框框。基本建设上一整套设计规程、施工条例，全是由苏联专家给规定的，就连盖房子也是苏联的标准设计。于是，一些工厂，修建了高大的办公大楼，托儿所、小学校、医院、俱乐部、招待所等一应俱全。厂前厂后区又留的那样大，扩大了整个厂区面积，占用了很多耕地，影响了农业生产。

一九五六年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毛主席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序言中指出：“现在的问题，还是右倾保守思想在许多方面作怪，使许多方面的工作不能适应客观情况的发展。”“经过努力本来可以做到的事情，却有很多人认为做不到。”一九五六年四月，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又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创造性地解决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一系列根本问题，指出了我国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这一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高潮。

薄一波被这种大跃进的新高潮吓破了胆，急忙伙同陈×等起来反对所谓“冒进”，大肆攻击：“一九五六年某地方冒进了，基本建设投资此去年增长近一倍，有不少东西显得很紧张，把各方面的材料都弄出来也不够，市场所需要的都挤掉了”。他把一九五六年的大好形势描绘成一片黑暗，说什么“冒进”的结果，造成了“供求失调”，“最突出的是人民生活紧张，有了钱，到街上买不到猪肉，穿不上衣服，农民卖了农副产品买不到工业品”。

薄一波这种反“冒进”的思想，最突出地反映在他在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发言里，他借“正确处理积累同消费的关系”为名，行反“冒进”之实。他说：“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每当我们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或其它建设，而将国家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打得过大的时候，总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人为紧张。”今年的基建投资是几年来最多的一年，但是“随之而来的是建筑材料和设备供应跟不上，运输力量跟不上，不仅基建计划难以顺利地执行，而且还造成若干方面发展的失调，给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但是实际执行的结果，基建计划不仅顺利完成，而且比上年增长了百分之五十以上，其它各个方面也是全面跃进的一年。



同年五、六月间，中央决定成立经委，主管年度计划工作，计委专管长远计划。薄一波借此机会大抓干部，并且一再表示：“毛主席过去批评我不抓干部，这次要我管计划，不给我人不行。”为此，向富春同志争干部，把贾拓夫、韩哲一、叶林、王新三、王逢源等人都要到了经委，反过来还批评王光伟有本位主义，实际是对富春同志不满。

一九五七年

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薄一波不听毛主席的教导，不去研究重、轻、农的关系，却仍然坚持他的右倾机会主义立场，继续大反“冒进”。在他主持编制的一九五七年度计划里，不仅没有体现毛主席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把基本建设的投资压得很低，造成了经济建设上“马鞍形”的不正常局面，压制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

这一年，他到处吹冷风。他在东北出差期间，专门收集“冒进”的材料，还以“郑重”的笔名在《人民日报》上宣传他的观点。他认为有多少钱，有多少物资，就办多少事情，超过这个可能性是不行的。并且要统计局专门收集这方面的材料，供反党分子马洪帮他写一篇“建设和生活的关系”的文章，继续鼓吹他的右倾观点。

一九五八年

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南宁会议上，严厉批判了陈×、薄一波等人反“冒进”的错误。毛主席告诫大家，今后再不许提反“冒进”了。同时指出：“一九五六年吹掉三个东西，多快好省、促进派、四十条。对此，有人痛心，有人漠不关心，有人高兴，一块石头落地，从此天下太平。”薄一波正是上述第三种人，但他却不作自我批评，把错误推到陈×一人身上。并且，一有机会就极力表白自己。他在中央办公厅组织的传达这次会议精神的会上，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样子，大言不惭地去批评别人反“冒进”的错误。

三月成都会议以后，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下放一部分中央企业归地方管理，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薄一波在做这件工作时，不考虑中央部同地方的困难，过急地一下子下放了很多任务厂，给中央部和地方造成了困难。

五月八大二次会议，毛主席提出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再次提出十五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口号。薄一波一反常态，到处鼓吹高指标。他到鞍山检查工作时，对鞍钢同志提的“坐八百，看一千”，十分欣赏，并且以此类推，说什么“不要十五年，只要再过一两年就可以赶上和超过英国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主持搞了“二本账”计划，大吹高指标，从极“左”的方面同毛主席相对抗。

八月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计划工作同生产工作分开，经委专门负责工业生产。九月以后，薄一波在抓钢铁生产时，只抓数量，不抓质量，到处鼓吹放“卫星”。他甚至还提出：一番两番不算翻，三番四番是中游，五番六番是上游等口号。并且在十月召开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还想搞“三本账”计划，进一步继续鼓吹高指标、浮夸风。

十一月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薄一波主持搞了一个一九五九年生产三千万吨钢的计划。毛主席在会上批判了这种“左”倾机会主义思想，指出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既要有冲天干劲，又要有科学分析的精神。冲天干劲是热，科学分析是冶，在目前，有些人太热了一点。他们不想使自己的头脑有一段冷的时间，不愿作分析，只爱热。强调要冷热结合，反对浮夸。薄一波对毛主席的批评，并没有真心接受，反而埋怨富春同志，埋怨计委，批评下边具体工作的同志。

一九五九年

一九五九年初，薄一波在沈阳召开东北、华北两个大区的工业书记会议，他在会上继续鼓吹高指标。在三月上海会议上，薄一波报告说今年钢产量可以完成××万吨，争取××万吨。他的这十报告，上午讲了下午就被推翻，把指标降到××万吨。毛主席批评说：“你上午报告，下午就被推翻，你坚持一天也好嘛!”薄一波不但不进行自我批评，反而攻击富春同志。

上海会议以后，薄一波又回到他右的老路上来了。他大讲特讲“比例失调”，“得不偿失”，说什么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是虚假的，是“寅吃卯粮”；甚至是“寅吃辰粮”。工业增长百分之××，同几千万人上山对农业所造成的损失相比，是得多，还是失多？等等。他的这种反对大跃进的谬论，在工交几个部召开的广播大会上也大肆散布过。并且还把各地和经委反映阴暗面多的一些报告、资料，批送中央，企图欺骗中央，欺骗群众。

七月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召开以前，薄一波到处搜集所谓“比例失调”、“得不偿失”的材料。他布置统计局研究“为什么大跃进，大紧张？”的问题，并收集小高炉成本高、消耗多、质量低、劳动力浪费大的材料，和“得不偿失”的典型例子，准备带到中央全会去放毒。但是，当他七月中旬上庐山开会时，彭、黄、张、周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已被揭露，他的“失调”私货未敢抛出。在中央全会上，他根本没有检查自己的右倾错误，反而装扮成反右倾的“积极分子”，鼓吹生产要大上，指标要提高。

十二月，薄一波就带着以上这种思想到西北、西南两个大区去鼓“干劲”去了。

一九六O年

一九六O年初，薄一波召集工交部门的一些负责同志到钓鱼台，学习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在一个月的学习期间，他不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对这本书进行批判，反而请了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来作“顾问”，在那里大肆贩卖“价值规律”以及利润挂帅等等经济主义、修正主义的毒素。

三月二十二日，毛主席批转了鞍山市委的一个报告，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鞍钢宪法》给我们指出了办好社会主义企业的正确道路。薄一波对于毛主席的这一极为重要的指示，既未认真讨论，也未在干部中传达贯彻。他借着主席批的太原市委关于机械化、半机械化的文件，派人去召开现场会议，大力宣扬“煤气化、管道化、超声波”等等，进行政治投机。不久，又提出“几天革一个命”，甚至“一天革几个命”，全面实现机械化、自动化。当时，还以中央名义批转了不少所谓技术革命的文件，进行瞎指挥。结果发生了问题，他就撒手不管了。后来，他说什么在工厂里只能搞技术革新，不能搞技术革命，以后干脆连技术革命的口号也取消了。

在四月召开的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薄一波继续鼓吹他的“开门红”，要求生产一天此一天高，一旬比一旬高，一月比一月高。这个生产直线上升的口号，助长了当时在工交战线上的高指标、瞎指挥。在此以前，为了保证一季度生产不低于去年四季度，大抓工人生活、工资奖励问题，根本不提主席在《鞍钢宪法》中所说的政治挂帅、大搞群众运动。

毛主席历来强调集中领导，分级管理，充分发挥各部门、各地方的积极性。但是，薄一波为了独揽大权，在向刘少奇汇报时，提出经委不管钱、不管物，什么事情也办不成，要求对物资实行统一集中管理，刘欣然同意，并以中央名义发了《五月十八日通知》，支持薄夺取了全国物资大权。

五月份，薄一波率党政代表团访问波兰。当时波兰的修正主义已经表现得十分明显，但薄还说波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为波修涂脂抹粉。

八月北戴河会议后，为了保钢，各大区分别召开工业书记会议。薄一波于九月底赴西安听了一次西北区工业书记会议情况的汇报，就转赴沈阳主持华北、东北区工业书记会议，始终只强调生产调度工作，不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坚持业务挂帅，反对政治挂帅。

一九六一年

在一九六一年初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上，毛主席提出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中央在三月份重新印发了毛主席一九三O年写的《关于调查工作》，提倡领导干部要亲自去蹲点，解剖麻雀。薄一波表面上拥护，督促大家去蹲点，但他自己却不去，而是派了反党分子马洪“代表”他去作调查。

六月份，薄一波带着反党分子马洪等一班人马到沈阳去起早《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稿)》即《七十条》。他不以毛泽东思想挂帅，具体贯彻《鞍钢宪法》，而是以治三年大跃进之“乱”为根据，借机大肆贩卖苏修一套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制度。他猖狂攻击三年大跃进，认为工业战线上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生产秩序乱，瞎指挥，乱操作，设备受到损坏，企业亏本，工资上的平均主义，党委包揽行政事务多，等等。因此，要恢复旧制度，用“一长制”来治三年大跃进之“乱”。在他这种“治乱”思想指导下，这个《七十条》草稿，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而是鼓吹经济业务挂帅、科学技术挂帅；恢复“一长制”，取消党的领导；掩盖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鼓吹物质刺激，瓦解计划经济；提倡专家路线，反对大搞群众运动；推崇爬行哲学，反对技术革命；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黑货。这是薄一波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一个代表作。

七月中央书记处开会，讨论工业《七十条》草稿时，虽然有的同志提出不同意见，但在邓小平的支持下，基本上“通过”了。

八月中央工作会议，也讨论了工业《七十条》草稿，地方同志提出很多批评意见，薄一波极为不满，说什么“算了，大家叫怎么改就怎么改吧!”完全采取了对立态度。

十月份，薄一波伙同陈×召开了“西山煤炭座谈会”，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不强调政治挂帅，只强调物资刺激，不强调人的因素，只强调物的因素。

十一月份，薄一波又伙同陈×召开了“钢铁座谈会”。他们利用我国经济的暂时困难，同国内外阶级敌人相配合，大肆攻击三年大跃进中的缺点，说什么“大跃进，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万马都死了，一马也死了一大半”、“大风高温把高炉吹垮，多装快炼把平炉炼穿”、“精疲力竭难增产”，大吹阴风。

十一月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歪曲中央关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仅仅强调成是“调整”，要求工业采取木收缩的方针，把“关、停，并、转”作为一九六二年工交战线的中心任务，把大跃进中发展起来的钢铁、煤炭、化工、机械等等小土群、小洋群企业，几乎全砍掉了。在调整期间，他主张指标越低越好，要“以质胜量，以少胜多”，要按“短线平衡”等等，是十足的右倾机会主义。

十一月在总结工业生产“经验”的十七条中，有十六条都是讲的大跃进的“教训”，把大跃进一笔抹杀，根本否定。还说什么“过去三年的增产，百分之七十靠增加人，只有百分之三十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同国内外阶级敌人诬蔑我们大跃进是“人海战术”唱同一个腔调。

一九六二年

一月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刘少奇同毛主席唱对台戏。他大肆散布“国家元气大伤，不知要多少年才能恢复”的悲观论调。薄一波极力吹捧刘少奇在会上的书面报告和口头说明，认为这是扭转局势的关键，是重要决策。他说什么成绩和错误“三七”开的估计，并不过分，有些地方，错误不只三分；许多事情搞坏了，国家元气大伤，好象一个人得了重病一样，要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呀!

薄一波吹了一年的冷风，不作半点检查，却在暂时困难面前溜之大吉，于二月份到广州养病去







四月份，薄一波在杭州养病期间，曾同陈×密谈过一次。陈×五月份在国务院部长会议上的报告，把形势说得“一片黑暗”，竭力夸大困难，显然同薄的密谈有关系。但薄一波在后来经常吹嘘说：“六二年的错误同我没有关系”。

五月底，薄一波返回北京以后，反党分子马洪把他在西北湟中、张掖、三原三个地方的农业调查材料送给薄，薄对这些主张单干的黑材料十分欣赏，表示同意，还说什么农民要单干也没有法子，公社办得不好嘛!他不仅亲自作了批示，还单独找反党分子马洪谈了一次。

六月中旬，薄一波到北戴河继续休养。他配合当时社会上的单干风、翻案风，找了叛徒王玉堂(全国文联负责人之一)为他编写一九三一——一九三六年的“狱中斗争史”，找《中国青年报》的人写了《王若飞同志出狱前后》的文章，为他自己和他的一伙叛徒涂脂抹粉，竖碑立传。

八月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作了“阶级、形势、矛盾”问题的重要报告，批判了邓子恢等人的“三和一少”、“三自一包”的修正主义歪风，并且指出有些人利用写小说进行翻案活动。会议指出，要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同农业的关系，坚决把工业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薄一波向中央隐瞒了他赞成单干、编写小说的问题，不作一点检讨，反而在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进行政治投机，作了一个题为《各工业部门的工作应该有一个新的转变》的发言，以此来欺骗党中央，欺骗毛主席。会后，他几次要反党分子马洪把这个发言修改成文章，准备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由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不同意而未能得逞。

十二月，薄一波在广州召开全国工业交通工作会议，会上根本不提阶级、阶级斗争问题，却大谈他的工业“转轨”和扭转亏损、设备维修等等。但是，对于工业究竟如何“转轨”，如何才能更好地为农业服务，如何体现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却没有认真进行讨论，作出具体的安排。会后，他又使出了他一贯的手法，在向中央的报告里，要“秀才”们加上一些有关阶级斗争的字句，欺骗中央，进行政治投机。

一九六三年

二三月间，反党分子马洪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一书的主要章节脱稿，薄一波看了以后，对其中许多错误未作任何修改，就以他的名义发给各工业部门、各大区经委和一些省、市去“征求意见”，散布毒素。

9月间，薄一波召开政治工作座谈会，交流“五反”运动的经验。他专门请了彭真在会上大肆放毒，鼓吹“五反”运动的经济意义，大讲经济斗争，说“五反”运动不能解决政治方面的问题，政治问题要挂起来，由专门机关去解决。薄一波对彭真这一套，十分欣尝，推崇备至，到处宣扬，坚决执行。经委关于“五反”问题向中央的报告中，也只讲经济问题，不提阶级斗争，别人写上，他还发脾气。

五月份，薄一波召开技术工作座谈会，邀请了大批“专家”、“学者”参加。会上根本不提毛泽东思想挂帅，不提党委领导，不提大搞群众运动，一味抬高这些“权威”的身价，强调总工程师负责制。会上还制定了一个《关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责任制条例(草案)》，规定总工程师是企业的第一副厂长，不懂技术的要调开，把企业的生产技术大权全部交给总工程师统管，这完全是苏修一长制的变种。

六月份，薄一波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他在会上多次说：工交企业的计划、财务、统计等经济工作人员，既无学街，工资待遇又低，影响他们的积极性，还有后继无人的危险。他主张在企业里设置总经济师、总会计师等，井要提高他们的待遇。总之，是提倡物质刺激，反对政治挂帅。

十月间，薄一波向刘少奇汇报工作时，刘指示要用经济方法管理工业、管理企业，不能用行政办法管理。并且说：一九六二年初我曾讲到工业要集中管理，但没有找到适当的方式，问题没有解决。

最近，研究了苏联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觉得应当组织“社会主义的托拉斯”，对工业实行高度集中垄断，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薄对刘这一套，自然十分拥护，他同刘一唱一和地说：“我国工业管理上的一个突出问题，是多头领导、分散经营，办托拉斯，这是方向、道路问题。”并组织人力收集资本主义国家和苏修办托拉斯的资料，报送刘少奇。

十一月，薄一波途经西北、出差西南，一路上大肆宣扬刘少奇讲的要培养一种什么“作风”的谬论。说一个工厂要有一个工厂的厂风，一个部要有一个部的部风，一个国家要有一个国家的国风。一个好的作风，可以管上几百年，如同日本的明治维新和德国的俾士麦铁血宰相统治时代那样。公开反对毛主席倡导的三八作风。

十二月，毛主席提出《关于加强相互学习，克服固步自封、骄傲自满的指示》，指出：一些同志高官厚禄，养尊处优，骄傲自满，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爱好资产阶级的形而上学，只见成绩，不见缺点，只愿听好话，不愿听批评话，自己不愿意批评，更怕别人批评。但是，薄一波并没有根据毛主席的指示认真进行反省，检查自己的“三自一高”错误，反而污蔑毛主席是“借题发挥”。

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学习解放军的伟大号召，指出：工交各部门从上到下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这个问题我考虑了几年了，现在因为工业部门主动提出学解放军，并有石油部的伟大成绩可以说服人，这就到了普遍实行的时候了。解放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军事工作，经林彪同志提出四个第一、三八作风之后，比较过去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更具体化又更理论化了，因而更便于工业部门采用和学习了。在一九六三年底、一九六四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薄一波对毛主席的指示，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一面宣传工业部门同解放军此有“十二个不如”，哗众取宠；一面却借学解放军，提出企业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的领导关系问题，向地方争党权。同时，在会上提出所谓“两赶三消灭”，作为全国工交部门的中心任务，以此来抵制毛主席关于学习解放军的伟大号召。

薄一波对于毛主席关于学习大庆的伟大号召，也是大耍两面手法。一面让石油部同志在工交会议上介绍大庆经验，一面又大谈大庆特殊性，胡说：“大庆经验代表不了我们整个工业的情况”，歪曲大庆经验，提倡大抓“三基工作”，大搞“评功摆好”，以此来抵制大庆经验，抵制“五反”运动。

毛主席指示工交部门：解放军的政治工作条例，拿去略加修改，即可使用。但是，薄一波在刘、邓支持下，在三月份召开的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却大讲工业部门的所谓“特性”。鼓吹工业企业只是生产物质产品的经济组织，它的政治工作，要以生产为中心，从生产出发，围绕生产，为生产服务，落实到生产上，而不是提倡首先落实到职工的思想革命化上。同时，别有用心地提出要加强具有产业特点的经常性政治工作，极力鼓吹把直属企业的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收上来由部领导，妄图组织“工业党”。

林彪同志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薄一波公然反对。他说：我就不相信群众学了《愚公移山》干劲就那么大，就那样解决问题；有些经验介绍说有了问题是学习毛著解决的，真是那样解决的吗?是总结经验时“总结”出来的吧!他在许多场合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说什么“不要把学习毛著庸俗了”，“不要夸夸其谈，形式主义”。

四月间，薄一波在友谊宾馆主持编制“三五”计划，他对计划的指导思想同邓小平、陈×一样，是以解决“吃、穿、用”为纲，鼓吹所谓有多少钱、有多少物资，办多少事情的原则，根本不考虑人的因素，他认为人的因素是“虚”的，在计划中是不能算数的。他反对政治挂帅，说什么政治挂帅就是挂

到经济效果上去，不讲经济效果是自己毁灭自己，是大少爷、败家子作风。并说前几年经济管理上不统一、战线长、浪费大，后来不得不搞关、停、并、缩，搞得血淋淋的。因此，“三五”计划不能高，必须以解决“吃、穿、用”为纲。计划搞出来以后，向毛主席汇报时，受到批评，主席提出加强内地建设的战略部署。薄一波却以先发下去征求意见为名，坚持不进行修改，对抗毛主席指示。但是他对刘少奇却大加吹捧，说什么“毛主席在遵义会议后，仍然是条条，管军事的”，并说“十五年来，决定从那儿来?主要从两位主席提方针政策”。

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毛主席提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刘少奇大讲他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会后，薄一波不宣传毛主席的号召，却大肆吹捧刘少奇的观点，说什么“根据现有的经验，防止修正主义，目前只有三条措施，一是四清，二是干部参加劳动，三是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

一九六四年七月至一九六五年七月，薄一波根据彭真的“指示”，在建工部机关搞“五反”运动，他派了李运昌、周仲英当工作队长，企图创造机关“五反”的典型。但是当机关革命群众起来揭发、批判反党分子刘秀峰和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时，薄一波怕火烧到自己头上(薄的老婆当时也在建工部工作)，急忙伙同彭真出来包庇刘秀峰，说刘等不是反党、反中央的小集团，不能象斗地主那样斗争他们。欺骗中央，保护刘等混过了关，压制了革命群众。

七月，薄一波随同邓小平等到东北“视察”，对邓关于企业四清主要是解决领导班子不齐、不力、不好的“指示”，奉为圣旨，要工交企业的四清照此执行。对邓小平照搬资本主义专业化、协作的要求，也立即电话传回照办。

薄一波对于王光美桃园四清“经验”，极为赞赏，对刘少奇在上海、武汉、北京等地的几次报告，更是推崇备至，井要把这些“经验”吸收到城市四清的文件中。刘、王这一套形“左”实右的东西，完全是同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相对抗的，而薄一波却积极推行。

九月，薄一波在一次经委党组会上说：“学习主席思想就是学在日常工作中的指示。选集是过去时期的。”“毛选上的，那些是历史文献。在当时起了作用了。”胡说《毛泽东选集》过时了。

十一月，薄一波出差西南，历时一月，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这一年，薄一波在刘、邓支持下，办起了十二个全国性托拉斯，他不但大量收地方工厂，而且还把企业党组织的领导关系也收归中央各部直接管理，为建立“工业党”作准备。

一九六五年

一九六四年底、一九六五年初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主席批判了刘少奇在四清运动中形“左”实右的错误，并亲自主持制定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薄一波把这一纲领性文件，说成是反“左”的、纠偏的，并多次给工交口部长们散布这一观点。他把毛主席的指示和刘少奇在会议上坚持错误、反对毛主席的讲话，编印成《两位主席的讲话》，用以抵制和反对毛主席，抬高刘少奇。会后不久，薄主动向刘汇报工作，刘“指示”要“向下钻”，薄到处宣扬，借以反对林彪同志“吃透两头”的指示，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

一月十五日，毛主席对×××的蹲点报告作了重要批示，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薄一波不研究、不贯彻，反而贬低主席指示的伟大意义，说这只是要干部学习业务，学习技术，甚至诬蔑主席指示是对某同志个人的批评。

二月全国工交会议上，薄一波不继续贯彻学解放军、学大庆，反而根据刘少奇的“指示”，抛出了齐齐哈尔车辆厂的经验，以代替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会后，薄一波以大庆骄傲为理由，拒不批转大庆工委《关于以“两分法”为武器大踏步前进》的报告，不许印发大庆政治工作和生产

管理经验的小册子。薄一波在全国工交会议上还继续反对大跃进。说什么现在已经到了一个新时期，重要之点是领导干部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再闹大跃进时期的盲目多快了，要总结经验，不能再闹“笑话”了。小高炉生产一吨铁赔一万元，这是教训。

年初毛主席决定成立建委，薄一波为了独揽大权，先是提出建委由工交口管，中央不同意，他的阴谋没有能得逞；后来就百般刁难建委，不给调干部，不给拨钢材，井告诉李哲人：我批了同意，你也不要给材料。

三月份，薄一波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修改《七十条》。他为了装璜门面，特地请了大庆、白银厂等企业的负责同志参加，并且专门到对《七十条》意见比较多的上海去修改，以便将来好堵人家的嘴。薄一波抛出来的《七十条》修改稿仍然是一套修正主义货色，同原来《七十条》不同的只是采取了更加隐蔽的两面手法。

四月底，薄一波从上海回京，带回不少盆景，当他见到桌子上放着毛主席关于取消盆花问题的指示时，即对秘书大发雷霆：“你们不要拿这个来压我!什么盆花不盆花的，……”。公开反对毛主席。

六月份，计委向毛主席汇报“三五”计划时，主席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的重大战略方针。薄一波极力歪曲主席的指示，他在六月下旬去山西老根据地“视察”时，把主席指示的“藏富于民、藏粮于民”，歪曲为“吃饱、吃好”。

七月份，薄一波在北戴河召开企业四清工作座谈会，会上不认真贯彻执行《二十三条》，反而搞出了一个同《二十三条》相违背的《全国工交系统四清工作座谈会议纪要》。这个“纪要”，抵制毛主席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贩卖修正主义的黑货；篡改六条标准，提出四条搞好运动的标准；贩卖形“左”实右的路线，混淆运动的主要打击方向；提出一进厂就“三结合”，四个月搞完一期等错误的作法。

八月份，薄一波搜集大量材料，什么钢铁、煤炭、电力、机械等存在问题的材料；基本建设同国民收入、工业生产关系的材料，等等，送给彭真作“炮弹”，妄图证明一九六五年小计委对基建任务追加多了，吃了库存；“三五”计划“冒”了，小计委定的盘子不可靠等等，把矛头指向小计委和富春同志。他还说：“陈独秀不准说不，瞿秋白不准说不，王明不准说不，苏区损失百分之九十，白区损失百分之百；五八年以来不准说不，前几年发生那么大困难，结果是八字方针。”恶毒地攻击毛主席。

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计划时，薄一波依然采取两面态度。一面伙同彭真反对小计委提的“三五”计划，说指标高了；另一方面在主席面前又表示“同意”。

在中央工作会议基本确定“三五”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以后，在一九六五年底和一九六六年初这段期间，薄一波继续搜集材料，攻击一九六六年计划。他一会儿说计划指标保守了，要另提增产指标；一会儿又攻击计划有“缺口”，故意捣乱。

十一月薄一波随同邓小平等到西南“视察”。

一九六五年底一九六六年初，薄一波在准备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交会议期间，继续攻击总路线、大跃进，胡说什么“搞群众运动难免有缺点，不是绘画绣花，但指导思想不应如此”。他还串通梁必业等所谓解放军的“将军”们，诬蔑解放军也不知道四个第一怎样落实，我们怎么学?含沙射影地攻击林彪同志。

中央工交政治部从一九六四年以来，就几次提出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但薄一波不仅不支持，反而吹冷风，说“学那么两本书就能活学活用啦?我就不相信《愚公移山》有那么大的作用。”“有的人枕头上面放着毛著，枕头下面放的是小说。”还说，各级各部门都布置了毛著学习，学多了是形式主义，是命令主义。由于薄一波百般阻挠，一拖两年过去了，会议始终没有召开。

一九六六年

二月份，召开全国工交会议，讨论突出政治问题。薄一波坚持刘、邓路线，反对突出政治，抵制毛主席关于反对折衷主义的指示。他继续鼓吹他的“工业特殊论”，说政治工作仅仅是为生产服务的工具，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而不是落实到职工思想革命化上；企业第一位的任务是出产品，反对把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放在第一位，把人的思想革命化放在第一位。

同时，在工交会议上，薄一波竟把毛主席批示为“资本主义化了”的企业沈阳冶炼厂封为大庆式企业。一九六四年冬，毛主席批示谢富治同志关于沈阳冶炼厂资本主义经营管理的报告中指出：“这个厂是一个资本主义化了的企业，在工交企业系统中，象这样的工厂，估计要占三分之一以上，需要一个一个清查。”薄一波不但不认真执行毛主席这个指示，反而在一九六五年全国托拉斯会议和工交系统四清座谈会上，说什么：“沈阳冶炼厂还是一类厂。”今年又封为大庆式企业，公开同毛主席唱反调。

三月初，薄一波、陶鲁笳在刘、邓和彭真等人的支持下，成立了工交党委，把工交各部以及物资部的党委书记都拉入工交党委，妄图独霸工交财经大权。他们还在安子文的帮助下，企图把郑思远、乔明甫、李琦等人调到工交政治部，把持干部、党务等大权。他们以工交党委名义向工交各部发号施舍，俨然自成第二中央、第二国务院。

三月十一日，林彪同志经他的秘书给薄一波从电话上传来关于工交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一封信。但是薄一波和陶鲁笳对于林彪同志这一极其重要的指示，根本不研究执行，也不向广大干部和职工群众传达。直到六月间机关革命群众提出批评，薄、陶才被迫在《工交战线》上刊登，刊登时《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林彪同志亲自审改的稿子，他们不用，反而用了电话稿，并借机突出薄一波个人的名字，进行政治投机。后来他们反把刊登的错误归之于“林彪同志又作了修改”，破坏林彪同志的威信。

三月，薄一波又随同邓小平去西北“视察”。

三月中旬，毛主席对文化革命和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作了重要指示。毛主席对薄一波伙同刘、邓片面强调集中、垄断，压制地方积极性的错误提出批评，指出这种作法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是反动的。四月上、中旬，薄一波、陶鲁笳急急忙忙召集工交各部，讨论工业管理体制问题。他们一面要各部赶快下放工厂，妄图减轻罪责；一面别有用心地印发了几年前由薄一波自行整理的毛主席讲话。他们利用这篇讲话，打着红旗反红旗，鼓吹各部管工业要“一通到底”，攻击地方“抢钱、抢物资”，喧嚷要地方多管“虚”的，公然对抗毛主席关于各部要“虚君共和”的指示。

五月，毛主席发出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五七”指示。薄一波只是在会上说了几句如何重要的空话，根本不讨论研究如何贯彻执行这一指示。直到他九月份离职休养前，尽管革命群众写小字报、大字报提出批评，他置若罔闻，仍然不采取任何具体措施贯彻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就连各部贯彻“五七”指示的报告他也不看。

五月，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了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在此以前，薄一波早同彭真等勾勾搭搭，曾与彭真密谋策划，攻击其它在中央工作的同志，妄图取而代之，共同篡党、篡国。会议期间，薄一波恐慌万状，找了他的心腹梅行给他修改会上的发言稿，企图掩盖反党罪行。为此，不惜将会上的重大机密泄露给梅行，梅行又转告了田家英。在会议召开以前，薄一波还同安子文秘密勾搭，将中央关于彭真问题的通知草稿送给安看，共谋掩盖反党罪行。

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薄一波为掩盖他伙同陆定一、罗瑞卿等诬蔑攻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简单化”、“庸俗化”、“形式主义”的罪行，勿匁忙忙地召开了“科学技术人员活学活

用毛主席著作座谈会”，并接连向中央报送有关材料，力图把自己装扮成支持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样子，并企图把文化大革命的锋芒引向科学技术方面，逃脱自己。

(注：一九六六年六月以后薄一波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罪行从略。)





二、疯狂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滔天罪行

(一)竭力贬低毛主席，无耻吹捧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

一九六三年二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在经委党组会上说：“中央有具体人的，特别是少奇、小平同志讲的，对全党来说，和毛主席讲的分量差不多，基本要无条件执行……。”

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全国计划会议上，薄一波又极力吹捧刘少奇，说什么“十五年来的决定从哪儿来的呢?主要是两位主席提的方针、政策…。”

同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后，薄一波私自印发了一个记录稿，叫作《两位主席的讲话》，把刘少奇同毛主席并列。在整理这个记录的时候，薄一波还特意叫秘书：“尽可能把刘主席的讲话搞得完整些!”

一九六六年七月三十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已经进行多天，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面目已经暴露，而薄一波在接见地质学院两位革命同学时，竟然还明日张胆地别有用心地为刘少奇“叫冤”，说什么“一个人成长，受点委曲不算什么，也有好处，比如主席、少奇同志”。

在×年×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杨尚昆控制的原中央办公厅曾发过一通知，决定出版刘少奇选集，要收集刘少奇在各个时期的讲话。薄一波见此通知欣喜若狂，并十分得意地对秘书说：“我可以为少奇选集出版做出贡献。”

仅此几例，就充分暴露了薄一波的心目里，只有刘少奇这个黑司令，才是他的“主席”。薄一波伙同刘少奇疯狂攻击我们伟大颌袖毛主席的滔天罪行，是无论如何也抵赖不了的。

(二)诽谤、对抗毛主席，恶意煽动反对毛主席

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七十寿辰的时候，薄一波丧心病狂地污蔑毛主席，说：“人生七十古来稀，只能增加祖国的负担。”

在国家遭受严重自然灾害期间，毛主席指示党内领导干部的补助肉减半，薄的老婆反革命分子胡明竞污蔑说：“他(指毛主席)的肉才吃不完呢!”薄一波在旁听了不但不批评，反而暗笑，表示赞同。还说什么“这几年是苦啊，我们也吃不着什么!”他们对我们伟大领袖的攻击诬蔑到了何等地步!

一九六O年，毛主席总结我国自己办企业的经验，特别是大跃进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光辉的“鞍钢宪法”，并热情地欢呼它“在远东，在中国出现了。”而同年，薄一波领导起草《七十条》时，不但把“鞍钢宪法”掷到一边，而且在《七十条》中提出了许多与主席思想根本对立的修正主义观点，它抹杀阶级斗争，削弱党的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和技术革命，贬低两参三结合，用“先立后破”的谬论来反对“一改”等等，同毛主席的“鞍钢宪法”唱对台戏。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薄一波参观吴淞化肥厂，当厂方谈到有信心把工厂办成样板厂，因为有毛主席和党中央的英明领导。此时薄一波气汹汹的说：“什么毛主席的领导，毛主席在北京，他能解决你们厂子里的具体问题吗?你们自己要好好地干。”

毛主席曾对《七十条》多次提出批评，并责令修改。毛主席曾尖锐地指出：十五年来没有搞出一个章程来，没有拿出一套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工业的经验。《七十条》六个年头了，工业只搞了《七十条》，破除苏联迷信不是讲了几年了吗?为什么搞不出个东西来?薄一波对毛主席的批评，始终采取阳奉阴违、两面三刀的手法，一直抗拒不修改。直到一九六五年三月，薄一波装模作样亲自带了一班人马，来到上海进行所谓“修改”。

一九六五年毛主席提出全国都要学习王杰同志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薄一波恶毒地说：“我们搞生产的，不能提倡死。不提倡还死人呢!一提倡更不得了。”又说：“报纸上不要只发表死人的消息，那不是提倡大家都去牺牲吗?”

同年，毛主席批示取消高干保健室。薄一波看到这一文件后，愤恨地说：“这也取消，那也取消，叫我们还要不要看病?”气焰十分嚣张!

一九六五年四月底薄一波从外地带回几个盆景。当他看到毛主席关于取消盆景问题的指示后，就对秘书大发雷霆，说：“你们不要拿这些文件来教训我、压我!”又说：“规定以后我们乘车要收费，我以后乘公共汽车上班好了，这样下去叫我们怎么办!……”在房间里发完脾气还不算，还到院子里嚷了一通。

同年七月，薄一波在工交企业四清座谈会上恶毒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胡说什么：“杭州会议前是反‘左’，会后反右，怎么来的?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

会上有人提出：“工会委员会要成为经常性的监督机构，不要去搞事务性的工作，要超然一点，工会就可以进行监督。”薄一波又迫不及待地攻击毛主席，说什么“毛主席多超然，什么事都可监督。”

同年七月三十日薄一波在经委党组会上，说什么：“以后印的主席讲话等，我们这里局长副局长都可以看一看，问题在于研究。”接着他煽动说：“有不同意见还可以提。”

薄一波还曾经对他的忠实走卒、三反分子李哲人讲：“主席不愿找我们谈话，因为我们和主席唱的是一个调子，没味道。”公开煽动别人和毛主席唱反调。

薄一波在一次讲话中，甚至公开叫嚣说：“对毛主席也可以怀疑!”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毛主席，到了何等猖狂的地步!

(三)长期怀恨毛主席对他的严厉批评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一九五三年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财经会议上受到批判，他就极其不满，对毛主席对他的挽救和教导怨气冲天，十分仇恨。一九六四年十月的一个上午，他对两个秘书说什么：“我是犯过错误的，这你们知道。高饶反党我是反对的。他们要把我拉入反党集团，我进行了抵制，引起他们仇恨，结果挨了整。”谈话中，薄一波闭口不谈自己犯了任何错误，却恬不知耻地把自己扮演成受屈的正人君子。把党中央和毛主席对他的批判，歪曲为“挨了整”。更令人气愤的是，隔了几天，他从卧室里拿出几包文件要秘书清理，在清理过程中，发现有毛主席的亲笔信一封。毛主席在这封信里指出了薄一波所犯错误的性质，当秘书建议他把信件放在办公桌玻璃板下经常阅看时，万万没有想到竟引起薄一波的勃然大怒。他恶狠狠地说：“不要，放在一边!”

薄一波对毛主席对他的批评，从来都是反感怀恨在心的。一九六六年八月四日，毛主席在十一中全会上公开点了他的名，第二天，薄一波在工交党委会上，借题发挥，大发雷霆，高声喊叫说：“毛主席很早就批评过我粗、浮、少(就是作风粗暴、工作飘浮、马列主义少)。我今天的态度就是粗暴，我这个毛病改不了!”这不仅是对他过去受到的批评进行倒算，而且也是对公开点他的名妄图进行疯狂的反扑。



(四)极端仇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O年六月上海会议时，毛主席写了《十年总结》的光辉文件，薄一波竟疯狂至极，恶毒地攻击说：“主席写的这个东西内容太简单，东西不多!”

一九六四年二月，薄一波在一次会议上讲：“有一篇社论送给我看，我把社论中的‘毛主席说’统统勾掉了。……主席不同意老引用他的话。”看!他是何等的疯狂，何等的极端仇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呀!

一九六四年九月九日，薄一波在经委党组会上竟胡说什么：“学习主席思想就是学在日常工作中的指示。选集是过去时期的。”“毛选上的，那些是历史文献，在当时起了作用的。”

薄一波还对有许多修正主义观点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极力颂扬，说：“这本书虽然有些问题，但还是一本好书嘛!我们现在写都写不出来。毛主席也没有总结出这方面的东西嘛!”看!他是多么恶毒的诽谤我们最最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呀!

一九六六年四月间，薄一波在经委党组会上借人之口，恶毒的说：“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顶峰，我看顶峰还是顶峰吧，有人反对说是顶峰，如果是顶峰，还有次峰。……’’又说：“斯大林在马克思恩格斯两卷集的序言里是怎样评价列宁的，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还恶毒地污蔑说：“马克思干一辈子革命，就未读过毛主席的书，四清、五反、双十条都是从群众中来的。”

薄一波就是这样明目张胆地向毛泽东思想挑战的，就是这样极端仇视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



(五)大肆污蔑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形式主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薄一波对毛泽东思想恨之入骨，还表现在他极端仇视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九六四年初，当有人提出职工要学习毛主席著作时，薄一波公然叫嚣“不要把学习毛主席著作庸俗化了。我就不相信群众学了《愚公移山》革命干劲就能有那么大?群众就能那么接受毛泽东思想?”

一九六四年春当全国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初步掀起了高潮时，薄一波迫不急待地跳出来狂吠“学毛主席著作，已出现形式主义和强迫命令的现象”，“在大跃进中，有的工厂要工人做多少诗，读几篇毛选，都是形式主义，不能再搞这一套。”妄图扑灭革命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的热潮。

一九六五年四月，薄一波在上海修改《七十条》会议上，大量散布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庸俗化”“形式主义”的谬论。他在大小会上反复地说什么“现在有一股子风，凡是新产品试制成功，都说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报纸上也是千篇一律的写文章，工作中遇到了困难，过不了关，没有办法就回去看毛著，过了一夜天，问题就解决了，这全是形式主义。”又说：“学习毛主席著作，要订出几条办法，学了真正能解决问题，不要夸夸其谈，形式主义。有些人说工作上遇到了困难，就去学毛著，学了就解决了问题，这是真的，也有假的。比如，搞二十轮轧机，遇到了问题，说一学《愚公移山》问题就解决了，这就容易简单化，庸俗化。”

同一时间，纺织机械托拉斯在上海向薄汇报工作时，他又说：“不是遇到一个问题，把毛主席著作拿来一看就解决了，一个螺丝钉不会做，找找毛著就解决了，这是不可能的，我就不相信。”

薄一波在上海修改《七十条》时，还经常在会上说：“现在什么都是‘活学活用，立竿见影’，我在

北京学习了毛选，是否修改《七十条》时就解决了呢？”当小组会上有人谈到关于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问题时，薄一波两手插腰，很嚣张的说：“报纸登了学习毛选情况，说本来思想不通，学了毛选就通了，这么简单!我跟毛主席几十年还犯了不少错误，这么一学就通了，我就不相信。”当有人谈到用回忆对比进行阶级教育，收到很好效果时，薄一波又说：“这是自然的教育，我认为学习毛选也要自然，不要有了问题才去学毛选，你早点是在于什么的呢?说学习毛选解决了什么问题，这样说法，听上去就不自然。”

更气愤的是在万吨水压机出来以后，他不是歌颂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而是借题发挥地说：“我问沈鸿，你搞水压机尽看些什么书?沈鸿告诉我他第一看计算数据，第二看……，他就没有说看多少毛主席著作。”

同年六月在修改《七十条》座谈会上薄还说：“你问工人高举毛泽东思想没有，他顶多举了《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同年七月在四清试点座谈会上又插话说：“有些好话，没有内容，例如只说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不仅如此，一次薄一波在向刘、邓汇报工交系统四清工作时，又和邓小平一唱一和，恶毒地污蔑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邓小平说，他的儿子过去自愿地学点毛主席著作，现在一有组织地学，就呜呼哀哉了。于是薄就大谈特谈，把群众大学毛主席著作的热潮，说得“糟得很”，为其主子帮腔。

同年八月薄一波对宣传单位谈关于工业宣传报导的一些意见时说：“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有些庸俗化，不管遇到什么问题，什么困难，都说是学了《愚公移山》便解决了，都没有把怎样通过认真学习解决问题的过程写出来。报导简单化，一般化，结果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宣传庸俗化了。”

同年十二月薄一波到广州珠江造纸厂“视察”，该厂党委书记向他汇报工人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利用上班前和下班后的时间，薄一波一听就很不满意地说：“你们不要搞形式主义，这样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一九六六年一月薄一波在一次经委会上又说：“现在有些地方，学习毛主席著作没有在用字上狠下功夫，还有形式主义。在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开头部是读了主席的某一段文章，然后照着去做就成功了，看不出是怎样学的，怎样用的？…我有这个看法，是最近看了几部越南电影片子以后想起来的，看完越南片子以后，我找到了他们的规律，他们有一个套套。”

与此同时，薄一波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新华社、广播电台的同志谈宣传报导问题时说：“学习毛主席著作不能硬套，如马鞍山钢铁公司的三篇开窍之类”。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薄一波用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一样的腔调，明目张胆地攻击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硬套”，把工人热爱学习毛主席著作污蔑为“形式主义”、“不能解决问题”。

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上，薄利用说明政工条例的发言机会，公然说，群众学习毛主席著作有形式主义，要反对形式主义。当场遭到康生同志的批驳。

同年三月，薄一波在兰州石油化工机械厂看见厂里贴了一条“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毛主席语录，就很不满意地对该厂的负责同志说：“你们这不是在提倡出事故吗?!”他回到机关后，在一次党组会上，还念念不忘这件事。

同年五月，薄在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座谈会上别有用心地说：“你这些问题真是学习毛主席著作以后解决的吗?有的人就是不相信。所以把你们请来讲。各部部长相信吗?所以也请你们来了。有人把科学技术发明，简单生硬地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或者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薄一波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把许多同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实现思想革命化、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或者在科学技术上有重大创造，硬污蔑为“简单生硬地与毛泽东思想联系起来”，不应该“说成是应用毛泽东思想的结果”。薄一波在同参加会议的代表个别谈话中，更露骨地暴露了

他的原形，不惜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这样的问题：“你们这些问题(指科学技术问题)真正是在学习毛主席著作之后解决的?还是事后根据毛主席著作总结出来的?”

这年夏天，薄一波在一次党委会上说：“清早听了广播说农民学习了《愚公移山》，搞农业生产劲头很大。我就不相信农民那样容易学懂毛泽东思想，那都是靠广播宣传。”

(六)竭力阻止广大革命群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长期窃据国家经委主任要职，从来不仅不要大家学习毛主席著作，相反却经常在党组会上宣扬他读书的体会。要人们去读古书。他胡说什么“理论书不必读得太多，要多读《中国通史》，读《红楼梦》，我参加革命时，只读过《共产党宣言》和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自己在近几年内竟花了二千九百元公款，购读大批的古书、古字画，其中还有不少黄色淫秽的书刊，作为他的精神食粮，并且常常带着经委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逛古书店，要这位副主任为他推荐所谓好的古书、古字画，还要这位副主任陪着他一起读古书。

一九六四年春，当报纸上宣传学习“老三篇”时，薄一波就恶毒的说：“什么‘老三篇’?还有新三篇吗?”“我们这些人还能象战士一样整天学习‘老三篇’吗?要学就学一些有关阶级斗争、哲学、方法论的文章。”

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交工作会议上，薄一波公然反对领导干部学习“老三篇”，胡说什么：“这只是工农群众的事情，领导干部主要是学哲学的问题。”．

同年五月二十五日，薄一波在北京饭店召开的科学技术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上竟胡说什么：“为什么叫‘老三篇’?新三篇在哪里？”

薄一波最恨学习“老三篇”。他曾向他的秘书说：“宿舍门口这些人(指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一天到晚干什么?我对他们有意见”，“他们不是整天在学‘老三篇’吗?他们学‘老三篇’顶个屁!学了以后宿舍什么事情都不做，象老爷似的。这些解放军就是没有从前延安时代的八路军好。”

一九六五年八月薄一波对宣传单位谈有关工业宣传报导时说：“为了保证企业职工和干部做到劳逸结合，一定要免除给企业的各种‘附加任务’。”他公然把学习毛主席著作看作“附加任务”，妄图砍掉。

薄一波对他家里工作的一些警卫战士，热烈响应林彪同志的号召，抓紧学习毛主席著作，也是极端仇视。他无理指责说：“我这里又不是学校，整天读书!”

一九六六年三月，林副主席就工交战线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群众运动曾写了一封公开信，薄一波竟扣压了三个月不发表。到六月份文化大革命开展后，由于机关革命造反派的追查，他见势不妙，才急忙采取“以攻为守，捞取资本”的手法拿出来发表，企图进行政治投机。

工交政治部从一九六五年起就几次提出要召开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会议，但薄不仅不支持，反而吹冷风，说：“学那么两本书就能活学活用啦?我就不相信《愚公移山》有那么大的作用。有的人枕头上面放着毛著，枕头下面放的是小说。”还说，各级各部门都布置了毛着学习，学多了是形式主义，是行政命令。由于薄百般阻挠，一拖再拖，两年过去了一直没有召开。一九六六年五月，彭、罗、陆、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罪行揭发以后，薄一波十分害怕，他深恐自己一贯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反对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大会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真面目完全暴露出来，因此，他又立即玩弄他那一套惯用的反革命两面派伎俩，竟不顾当时他要每天参加批判彭、罗、陆、杨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匆匆忙忙地决定召开工交系统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座谈会，邀请了十一位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解决生产技术问题有成效的代表来作报告。会后急忙向毛主席写了报告，妄图捞取政治资本。同时，他还故作姿态大喊大叫企图要召集工交各部部长开毛主席著作学习班。结果放了一阵空炮，就烟消云散了。

尽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善于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但在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广大革命群众造了他的反，把他一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滔天罪行彻底揭露出来了，我们一定要奋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他彻底批倒批臭。三、长期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反对突出政治的滔天罪行

(一)长期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妄图以生产斗争代替阶级斗争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在工交战线上长期的、一贯的鼓吹阶级斗争熄灭论。

早在一九五二年正当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三反”运动中，薄一波就胡说什么：“今后再不搞这样的政治运动了。”

一九五六年薄一波在清华大学传达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精神时，又大谈“阶级斗争过时了，资产阶级改造好了，大运动不会再有了，今后主要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人与自然的矛盾，先进的工业与落后的农业的矛盾。”一次，在经委全体职工大会上，薄一波也竭力散布阶级斗争熄灭论，大讲先进生产关系和落后生产力的矛盾。因此，当他参加苏联工业工作人员会议回来，在西苑大旅社礼堂作报告时，就大肆吹嘘西方技术先进。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薄一波又讲什么：“三大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国内阶级斗争基本结束，国内主要矛盾不是敌我矛盾，反革命基本上肃清，剩下点残余，因此今后全国大规模阶级斗争已过去。”

一九六。年四月薄一波在工业书记会议上说什么：“所有制问题解决以后，生产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是管理问题了。”

一九六一年由薄一波亲自主持制定的黑纲领《七十条》中，则完全抹煞阶级斗争，当时正是资产阶级和一切牛鬼蛇神大肆活动的时候，阶级斗争在企业中也表现得十分尖锐，可是《七十条》却大讲什么“国营工业企业是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经济组织”。

一九六二年九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再次强调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理论。并且发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伟大号召。可是，薄一波于同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上继续和毛主席唱反调，只字不提阶级斗争的复杂性、尖锐性、激烈性和长期曲折性。他在总结发言里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什么：“在一段时间内，有少数职工想离职单干，搞地下工厂，从事商贩活动，有的甚至投机倒把，化公为私，贪污盗窃。这种情况说明，资产阶级思想在工人阶级的队伍中已经扩大了它的影响。……对于这些人……，一般的应采取教育说服的办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提高觉悟，使他们自觉地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克服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根本不提工厂企业里存在着严重的阶级斗争，根本不抓阶级斗争，公开对抗毛主席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三年召开全国工交会议，薄一波更是公开反对毛主席的伟大号召，他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在会上作“报告”，竭力鼓吹“经济管理”，根本不谈阶级斗争。后来有人向他反映存在着阶级斗争的问题，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却说：“我不赞成这种提法，没有事实根据。”



一九六三年薄一波在给《人民日报》写的《在阶级斗争熔炉中锻炼》一文中，打着“红旗”反红旗，说什么：“如果只抓阶级斗争，不抓生产斗争，……社会主义建设也不能多快好省地进行，总路线的实现就不可能”，否认必须以阶级斗争为纲。

一九六四年四月薄一波在参观协昌缝纫机厂谈到厂风时，只字不谈开展阶级斗争，根本不提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相反只说什么：“一个部门要有一个部门的作风，一个地方要有一个地方的作风，在一个工厂也要有一个工厂的作风，协昌厂要造成什么作风?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好，技术革新好。作风要贯彻一、二百年。”

一九六五年一月在毛主席亲自主持下，党中央发布了《二十三条》，深入开展四清运动。可是，邓小平、薄一波在同年二月份召开的工业书记会议上，只提在工业战线上要搞两个革命：一个是制度革命，包括计划、设计、管理、劳动、工资、规章制度；一个是技术革命，包括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创造自己先进技术。企图以业务技术的改革来代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代替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

以后，薄一波虽也讲一些阶级斗争，但是他讲阶级斗争与毛主席讲的阶级斗争根本不同，他把阶级斗争仅仅局限于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例如他曾引伸说：“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往往与本位主义、分散主义结合在一起，往往与物质刺激结合在一起，往往与官僚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以后，他就直接了当地把四清运动当作抓生产的一种方法了。(二)疯狂反对突出政治，竭力宣扬“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的谬论

薄一波一贯反对突出政治。一方面他大肆宣扬“政治从属论”，说什么“政治要从属于业务”，“政治要服务于生产”；另一方面他又大搞折衷主义，说什么“突出政治要落实于业务、落实于生产。”

一九六一年薄一波在起车《十条》时说：“企业的政治工作是为了更好地完成企业的生产任务。”“政治工作要从生产要求出发。”

一九六二年薄经常在会上宣扬“解放军突出政治就要打胜仗，假如解放军有九十九个优点，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打败仗，这还象话。”

一九六三年薄一波无视毛主席关于阶级斗争的教导，反复宣扬“政治工作必须从生产出发，为生产服务，政治工作要和经济工作结合，政治要为生产”。他在经济工作座谈会各组汇报会上就借口各行业务上的特点，反对突出政治，他胡说什么：“对于企业领导干部来说，政治挂帅，其指导思想就是要把企业办好。不然挂什么?空喊口号，什么大搞群众运动，多快好省……，这是不行的。我们的任务，是把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具体化。鞍钢的党委书记和京剧一团、人民大会堂的支部书记都唱一个调，都是三面红旗，多快好省，群众运动，这怎么能行!京剧团的支部工作的对象是马连良、张君秋等，人民大会堂支部工作的对象是一些服务员，鞍钢是出多少钢铁，不一样。这几年里有些人把一些很好的、正确的东西讲歪了。”

同年在技术工作座谈会上，薄一波又胡说什么：“政治落实到经济上去，不落实叫什么政治?企业的五好是一好带四好，四好为一好(生产好)，企业的政治任务和经济任务是统一的经济工作，要从思想教育人手，政治工作要从生产要求出发。”因此在薄支持下制定的关于工业企业生产技术责任制条例(草案)的几点说明中规定了“企业的中心任务是搞好生产，厂长(经理、局长)必须以更多的力量抓生产。”

同年十月，薄一波又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总结说：“我们曾经有一个时期光讲政治，不注意业务，有片面性，现在已经转过来讲业务，但是还不够，我们还应当成为精通本行的专家。”

一九六四年，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发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的伟大号召，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竟敢狗胆包天，仍是一再宣扬“突出政治要落实于业务”的谬论。首先他在国家经委的各次会议上均反复地胡说什么“学习解放军，石油部主要是学习他们的精神实质，把革命干劲落实到实际工作中去，落脚到生产上去。‘五反’斗争的成果也要在生产中表现出来。”

在全国工交会议上他公开叫嚣“政治挂帅有两种挂法，一种是挂在口头上，挂在电话会议上，这是必要的，但必须挂在生产上，挂在加快基本建设和科学实验上。”薄一波在说明由他一手炮制的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条例(草稿)时，曾大量放毒，说什么：“对于政治工作的基本任务，都规定要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证多快好省地完成国家统一的国民经济计划。这些规定的意思，就是为了明确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应当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今后，各级政治机关应当强调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在社会主义企业里，政治挂帅一定要为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服务。”中央政治工作会议后，薄一波公然说“现在有些单位不敢提以生产为中心，这是不对的，把各项工作孤立地进行，政治部建立后，应以生产为中心，统筹安排各方面的工作，大庆一切为生产，一切为前线，这对他们所以能取得伟大成绩是个重要的原因。”他在不少会议上，还大力贩卖“一好带四好，四好为一好”的修正主义黑货。说什么“‘一好带四好’就是说，首先要政治工作好，以政治为统帅、为灵魂来推动其它四好；‘四好为一好’就是说要通过政治工作好、三八作风好，企业管理好，生活管理好，达到计划完成好，就是说要达到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我们认为这样处理五好的关系是正确的。”他在解放军政治学院为工交部门培养政治干部开学典礼会上，也竭力宣扬企业的五好是“一好带四好，四好为一好”(为生产好)这一谬论，一再强调政治要落实在生产上。

一九六五年，薄一波仍坚持宣扬把“政治思想工作落实到生产、技术业务上去”的谬论。竭力反对突出政治，首先要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进而促进机关、工厂、企业工作革命化。他在一次会上宣扬“发展生产，搞建设就是企业最大的政治。”

在上海修改《七十条》过程中，他也一再宣扬政治要落实到生产上，生产搞不好，一切都是空的。在三月十九日的小组会上，说政治挂帅要有一个落脚点，“学校要落到教学上，机关要落到革命化，工厂一定要落实到生产上，生产不好，政治是假话，是空的”。三月二十一日的大组会上当有人讲到政治工作怎样渗透到经济工作里面去的问题时，薄一波说“所谓政治挂帅，帅要挂到具体工作中去，政治是灵魂，灵魂要贯彻到经济中去，否则就成为幽灵。”四月四日的大组会上，薄一波谈到政治工作怎样在企业实际工作中落实时说：“不仅要大运动，更重要的，要具有产业特色的、经常性的政治工作，也就是怎样把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四月六日的大组会上，当有人发言时，薄一波插话说：“什么叫政治和经济结合?怎么结合?一种是提出口号鼓干劲，为社会主义服务跳一跳，五八年至六。年是这样，工人跳了，表面上统一，实际上不统一。”

五月十九日薄一波在一次会上插话说：“我们爆炸了两颗原子弹，拿上这个经济仗才能打政治仗。王府井多摆一些水果，鸡蛋，政治仗就好打一点。”

七月，薄一波在北戴河四清工作座谈会上还拼命鼓吹“搞革命不要忘记了生产，落脚在生产上。”更恶毒地是他大肆攻击林彪同志提出的“四个第一。”薄一波胡说什么：“人的因素第一，这样提会使人产生企业的第一种产品是人。那是否先开训练班，然后再生产。”他对强调突出政治的干部污蔑为学会了“油嘴”、“空谈”、“吹牛皮”、“空头政治家”。

一九六六年薄一波表面上不得不讲几句要突出政治，但大搞折衷主义，仍极顽固坚持宣扬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的谬论。例如他在工交工作会议上就大肆宣扬“突出政治要有落脚点，……不落实到生产指标，多少钢，多少铁，怎么行呢?不然政治在那里呢?石油部搞出了大庆，××部搞出了原子弹，××同志从××万吨(石油)开始，到做报告时搞到××万吨，这是最能说服人的。”他还搬出第二号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邓小平的招牌，说：“工厂是做什么的，我看工厂的任务第一是生产，小平同志讲学校干什么?就是教育，这就叫突出政治，解放军的任务是打仗，医院是看病的，旅馆是招待客人的，企业第一任务是出产品。”还说：“政治要统帅业务，把政治工作渗透到业务工作中去，才能发挥强大的威力。如果是‘两张皮’，是‘穿靴戴帽’，政治就失去了它的统帅作用。”

他在会上还多次宣扬，锦州一个劳改犯发明真空冶炼的事，说什么：“这个劳改犯写信同冶金部比赛，他搞成功了，对他摘掉了贪污分子帽子，提为工程师，月薪由一百二十元改为三百元，劳改犯也能做许多事情，在一定条件下也能为我所用。”他还说什么“没有才干当不了反革命，凡有功的都可以摘帽子，而且给予奖励。”

同年四月份《解放军报》连续发表了几篇社论，强调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人的思想革命化，彻底批判了邓小平、薄一波等人的“突出政治要落实到业务上”的谬论。薄一波不仅没有悔改，而且顽固坚持，甚至搬出他的“总书记”来进行疯狂的反扑。五月份的一次工交党委会上，他声嘶力竭地叫嚷：“突出政治要落实到哪里的问题，不要辩论了，还是按总书记讲的，突出政治要落脚到生产斗争，落脚到科学实验，落脚到阶级斗争。”六月又对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的同志说：“突出政治落实到那里，我的看法，还是总书记说的，落脚到三大革命上。怎么《人民日报》不表态，《工人日报》也不表态?现在我不辩论，将来我要说话。”企图进行秋后算账。

(三)大搞利润挂帅，大搞物质刺激，大搞和平演变

l．推销“五定五保”，实行利润挂帅

一九六一年正当农业刮起“三自一包”阴风时，薄一波积极配合，在工交企业中迫不急待地推行“五定五保”，竭力鼓吹包产到户，大刮单干风。

在炮制《七十条》前，薄一波亲自炮制的大黑货《工业工作十二章》中，曾十分露骨的提出“当前企业管理的主要问题是‘一散二乱’，解决办法就是实行‘五定、五包、一奖、二权”’。所谓“五定”，就是定生产规模、人员、设备、原料材料消耗和流动资金。所谓“五包”，就是包品种、产量、质量、工资总额、成本和上缴利润。所谓“一奖”，就是在五定范围内超额完成五包的，按规定比例提成，完不成的不提成。所谓“二权”，就是企业有权精减人员和调整级别权，处理结余工资和基金。在车稿中还规定五定五包三年不变，一年一调；企业对分厂、车间、工段也可以参照这个办法。在《七十条》(车案)正式定稿时，薄一波等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也感到“五定五包”的提法太露骨，于是精心策划，在文字上大加修饰，企图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真面目，特将“五定五包”改为“五定五保”，实际内容完全是换汤不换药。

一九六二年中央提出扭转亏损，增加盈利的指示后，薄一波借机在工交企业中大量贩卖利润挂帅的黑货。他片面强调在企业中增加盈利，并设立专门机构，召开会议，下达盈利指标给地方和企业施加压力，使许多企业由于片面追求利润，助长了资本主义经营之风，粗制滥造、降低产品质量，弄虚作假，走邪门歪道不断出现。打乱了国家的计划，破坏了市场供应。

薄一波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参观上海中工交通器材厂时，说：“你们要当五好企业吗?每个职工利润五千元就可以当五好企业。”

2．推销各种奖金制度，大搞物质刺激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很早就竭力主张学习苏联的职务工资制，提倡技术第一，对干部实行物质刺激，远在一九五六年六月十六日召开的国务院会议上，研究这个问题时，薄一波就说：“过去厂长可以说是白帽子(外行的意思)，现在五、六年了，懂得了一些，不能算白了，虽然情况不同，有的是驴狗子当马骑，但当马骑就要多吃点草料，加点工资给以鼓励还是必要的”。

一九五九年正当全国广大职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革命精神奋发，纷纷提出要政治挂帅，不要钞票挂帅。他们自动取消计件工资和各种奖金，而薄一波却极力贩卖修正主义黑货，大搞物质刺激。十月份，薄一波在全国工业生产会议上报告说：“为了使职工的劳动积极性能够经常的保持下去，应当在加强政治教育的同时，做好工资工作、职工的升级工作和其它物质奖励工作。竞赛运动应当月月评比，季季评比，对于出色地完成计划的集体和个人，经过评比之后，给予适当的物质奖励。少数成绩特优者应多奖；一般的应少奖；没有完成竞赛条件者不奖，但也要鼓励他们，给他们指出努力的方向，决不应打击和讽刺他们。”

一九六一年五月薄一波签发的国家经委座谈会纪要中大力宣扬以生产带政治，以惩罚带教育的观点，提出：“奖励要以生产好坏做为根本条件，一般应以产量(包括品种)、质量、节约、安全四个指标作为评奖条件”，“对于劳动态度不好，完不成定额和严重失职造成事故的工人应酌情减发基本工资”。

同年九月，薄一波在他一手炮制的《七十条》工资、奖励、生活福利一章中，以反对“平均主义”为名，大肆鼓吹物质刺激。在草案中规定“国营工业企业的工资、奖励制度，必须体现按劳分配的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工人、技术人员、一般职员的劳动报酬的多少，应当按照本人技术业务的熟练程度和劳动的数量质量来决定，不应当按照其它标准。”还规定：“凡是需要和可能实行计件工资制的，就应当实行计件工资制；目的是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实行计时工资制的单位，要按照职工超额完成任务的情况，合理地评定和分配奖金，不许平均分配。”

在他炮制的《七十条》中，还巧立名目，规定了各种奖励，如综合奖、单项奖、创造发明奖、超额奖、集体奖。除了名目繁多的奖金刺激以外，还设立各种津贴。如工龄津贴制度、技术熟练津贴、师傅带徒弟津贴等。

一九六三年六月，薄一波在经济工作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又说：“在正常的条件下，由于经营管理不善，而造成的企业亏损赔钱；…还应当从经济上给予必要的惩处。例如停发个人奖金，负部分的赔偿责任等等，使工作人员的个人利益与企业的、国家的利益更好地结合起来。”

一九六五年春天，薄一波在上海主持修改《七十条》时，声嘶力竭地鼓吹物质刺激，大肆贩卖修正主义黑货。放毒更多。如：在三月二十一日上午会上，谈到奖励制度时，薄一波胡说什么：“首先要政治鼓励，然后物质鼓励，不刺激不行，不要平均主义，但刺激的程度要注意。按劳分配是马列主义的原则。我们说，政治挂帅第一，物质刺激第二，但政治过了头，脱离了生产，也要搞虚假(如大搞钢铁)，不要一谈物质刺激就怕，物质刺激总是要有的，就是到了共产主义，按需分配，但也要有各尽所能。这个问题要议。”

“奖励就是为了刺激，要有刺激，但不要成为物质刺激主义，不能搞修正主义那种刺激。我们吸烟为了什么?不是为了刺激是什么?吃饭也是物质刺激。我们反对那种没有政治刺激的物质刺激，因为那样会走向资本主义。要把问题的性质想通，位子摆正，只要有利于激发社会主义思想，位子摆得适当，物质刺激有什么不好呢?斯大林奖金、列宁奖金不是物质刺激是什么?我们所反对的是那种只讲物质刺激，不要政治鼓励的物质刺激。”

在一次座谈会上，当有人讲到根据上海的情况，不宜搞计件工资，应当贯彻政治教育和物质鼓励相结合，而以政治教育为主的原则的时候，薄一波站起来恶毒地说：“什么物质鼓励，戳穿讲就是物质刺激，你回避它干什么?我就主张物质刺激。”

“物质刺激一下就是有好处，各种奖励是刺激，政治也是刺激。”“你们拿工资也是物质刺激。”“物质刺激就是建立在物质不足基础上，这几年讲这个问题争论很大。”“不要怕一谈物质鼓励就是修正主义。”

“学毛选是精神粮食，是精神刺激，奖励、工资等是分配问题，是物质刺激。”

“一定要物质刺激，我就是要物质刺激，有人光提政治挂帅，是空话。列宁斯大林搞工资制就是物质刺激，工人八级制，干部等级工资，不是物质刺激是什么?徐廷泽驾驶飞机起义，奖他二千五百两黄金，不是物质刺激是什么？”

“物质刺激就是有道理，没有二千五百两黄金的刺激，徐廷泽就不会起义过来。苏加诺到中国来，我们招待很好，因此苏加诺对我们态度就此较好。”

薄一波还竭力反对降低高干工资，他胡说什么：象少奇同志身为国家主席，老婆孩子都不能在一起吃饭，有些人生活有困难，工资不能再减少了。”

薄一波对于任何事都主张要物质刺激，例如，一九六三年十二月，薄一波在沈阳一次会上就说：“群众性的技术协作，主要利用什么时间进行?不能每天占用工人的业余时间啰!礼拜天不让他们干干私事还行吗?就是我，每个礼拜天小孩子说：‘今天爸爸是属于我的。’你就得带他们玩玩。占工作时间给别人搞技术协作是否发工资呢？我看最好由被协作的单位给工资。现在要讲经济核算嘛!如果你不规定由被协作的单位出工资，结果形成给人家协作的越多，出钱越多，那就不好了。”

薄一波在办托拉斯时还一再要求对财务管理实行利润留成的办法，主张利润多就多留成，可供自己支配的钱就多；利润少便少留成，可供自己支配的钱就少；没有利润便没有留成。妄想用利润留成来腐蚀企业的广大革命职工，将全民所有制企业逐步蜕变为资本主义托拉斯。后来因为留成率定不下来，还没有实行。但是已经制造舆论，起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3．宣扬资产阶级的名利刺激

薄一波不仅积极推行利润挂帅，物质刺激，还一贯大肆宣扬资产阶级的名利刺激。以此来毒害青年与干部。他除了主张给技术人员和经济人员提高工资待遇以外，还积极主张授予这些人员学街、职街等技术荣誉称号，宣扬资产阶级的名利主义。

一九六三年六月薄一波在亲自召开的经济工作座谈会上，竭力散布说：“工交企业的计划、财务、统计等经济专业人员，既无学街、待遇又低，影响积极性”，他大力鼓吹在企业经济专业人员中建立技术职称制度。在他的授意下，会议起草和讨论了经济专业人员技术称号办法(未正式发出)。在办法中，不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不讲政治挂帅，而用名利、等级和增加工资等来引诱、腐蚀干部，企图把广大的经济专业人员引上邪路，为推行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作好组织准备。他对技术人员也主张同样办法。

(四)反对学习解放军，迫害部队转业干部

一九六三年底毛主席批示，全国都要学习解放军，薄一波一直采取阳奉阴违的手法加以抵制和反对。

冶金部党组首先提出学习解放军，薄一波对此极为不满。冶金部党组从六三年三月份就提出学习解放军的问题，当时薄一波不同意。在十一月底，冶金部×××曾向毛主席写了一个“从学习解放军找到了企业建立政治工作的道路”的报告，毛主席很重视这个问题，批给薄一波处理。薄见到这个批示的报告后，非常不满，借口报告没经过他(实际已报了他)，向冶金部大发脾气，而且污蔑×××写报告是政治投机，善于“跳槽”。并污蔑该同志在高岗问题发生后投靠×××，×××犯了错误后叉投靠×××。以后还专门收集材料，整冶金部党组和×××。可是事过不久，薄一波却恬不知耻地吹嘘，是他上书毛主席倡议学解放军的。

同年年底，全国工交会议期间，毛主席发出了工业必须学解放军，从上到下建立政治工作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指示后，薄才被迫做布置。但他阳奉阴违，一方面只抓一下机构的建立，应付了事，根本不强调学习解放军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经验；另一方面，在一九六四年三月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大讲工交企业与解放军不同的八个“特性”，用来抵制和反对学习解放军，反对加强政治思想工作。

例如，他反复说什么“军队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是向阶级敌人、民族敌人作斗争的，是对阶级敌人、民族敌人开战；工业交通部门则是生产斗争的经济组织。是向自然界作斗争的，是对地球开战”。

说什么“军队……的政治工作的任务，是巩固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团结自己，战胜敌人，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工业交通部门……的政治工作的任务，则是保证多快好省地发展生产。”

说什么“军队政治教育时间比较多，比较集中。工业交通企业进行政治教育，主要是在生产时间以外的业余时间进行的，时间比较少，也比较分散。”

说什么“军队广大士兵，实行义务兵役制，实行供给制；工业交通部门的职工，实行……工资制。在这里，如何把政治挂帅和物质鼓励结合好，就更为重要。”等等。

更恶毒的是当会上有个别同志对学解放军经验流露出一些不满情绪，发了一些牢骚，说了一些怪话，薄一波知道后特别感兴趣，把这些材料称为“心里话”，亲自挑选了三、四十条，急忙打印成册，井附上亲笔信一封，送给刘、邓，妄图利用会议上少数人的错误意见，来抵制毛主席从上到下成立政治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最高指示。

在一九六五年工交会议上，有些工交政治部主任反映，工交部门学解放军学得不好，薄听后大发雷霆说：“天天叫我们学习解放军，到底怎么学法，我问过几个将军，怎样学四个第一，这些将军说，他们也不知道。”林业部政治部主任吕清同志(部队转业干部)在会上认为薄一波的报告突出政治工作不够，提出了一些批评说：“散，不集中，有点象军委扩大会议以前彭德怀主持军委时的报告。”薄知道后即暴跳如雷，说：“这是要打倒我薄一波。”“你给我查查这些将军们的历史，他们究竟立过多少汗马功劳!广立即派人要查吕的历史，并在小组会上对吕进行打击。直到一九六六年薄又支持林业部×××在哈尔滨会议上，把敢于向部党委的不突出政治倾向提意见的×××、×××等同志(均系部队转业干部)打成反党分子，并扬言要揪他们的后台吕清同志。在这次文化大革命，薄还支持×××继续搞“哈尔滨会议问题”，转移目标，直接把矛头指向吕清同志和政治部的一些部队转业干部。

更恶毒的是，解放军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从将军到营连干部，给工交系统支持了大批干部，而薄对这批干部态度冷淡，百般挑剔，片面强调他们文化水平低，不是“秀才”。在这个思想指导下，有的退回去，有的下放了，打击了这些干部的积极性。薄还诬蔑说解放军好干部不给我们。

薄一波为了进一步实现他抵制和反对毛主席关于学习解放军指示的阴谋，反对和贬低“三八”作风，又在一九六六年的工交会议上，伙同陶鲁笳，精心抛出了一个所谓适合工交系统特点的“四四”作风，(即四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敢赶敢创的革命干劲，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四个字：严、细、准、狠。)以此来与林彪同志提出的“三八”作风相对抗。这个“四四”作风一出笼就受到刘、邓之流的赞赏。当薄一波向刘邓汇报到“四四”作风时，邓小平说：“四句话、四个字概括得不错，我很欣赏。”刘少奇也帮腔说：“我也觉得不错。……四句话，有一句‘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传统’是指过去，传统只是打过游击的人才知道。还是改成优良作风好。”邓小平又说：“‘三八’作风是讲军队的，这个‘四四’作风有针对性……”会议讨论中有人提出：现在已经有了一个“三八”作风，再提一个“四四”作风好不好。陶鲁笳还狂妄地说：“‘三八’作风也是人叫出来的嘛，提‘四四’作风为什么不可以!”

同年三月，浙江省委工交政治部同志对《一九六六年全国工业交通工作的方针》未把大学毛主席著作放在首位，突出政治不够等提出了批评，薄一波看到电报后，即组织“经济消息”社的人替他写了一个批评浙江省委工交政治部同志对中央指示态度不严肃的报告，要送中央转发，企图整人，杀鸡给猴看，文化大革命以后，薄看形势不妙，才压下未送。

(五)采取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猖狂反对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发出了中央各部门学习石油部和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一九六四年二月中央又批转了大庆的经验，对学习大庆问题专门作了指示，明确指出，大庆油田的经验，在全国各行各业具有普遍意义。

但是，对少奇这个黑司令却大放厥词，认为“大庆的经验有特殊性，不能代表一般。”并百般挑剔，说大庆油田劳逸结合不好，没有按劳付酬，企图贬低大庆经验的伟大意义。薄一波秉承刘少奇的黑指示，也千方百计贬低和抵制全国学大庆的运动。胡说什么：“大庆经验代表不了我们整个工业的情况”，“大庆是好的，少奇同志就怕我们学歪了。”等等，甚至把大庆油田这个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的产物，说成是“×××地质学说的胜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还恬不知耻地胡说什么：“我们早就不断的介绍大庆油田的经验，但那时没有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因为印象不深刻；体会不深刻，当然那个时候的经验还不够系统，效果还不够显着有关系。大庆油田在六一年六二年的经验就没有现在这样系统全面，那个时候也还没有搞×万吨石油，所以就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现在不同了，取得了显着的效果，所以就引起大家注意了。”一面歪曲大庆的基本经验，一面拼命伪装拥护，企图往自己脸上贴金。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在所谓推广大庆经验中，一贯采取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

1．以宣传推广为名，严重歪曲大庆经验。

一九六四年，在毛主席关于工业学大庆的号召下，薄一波被迫在当年工交会议上抓了一下，但他不推广大庆的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实现企业革命化，实现人的思想革命化的经验，却偷天换日大肆宣扬和推广什么“评功摆好”、“岗位责任制”、“五五仓库”、“大练基本功”等东西，致使许多厂矿犯了错误，使全国轰轰烈烈的学大庆的热潮出现了形式主义的倾向，离开了阶级斗争，违背了大庆的精神实质。在毛主席和中央亲自指出这一错误倾向以后，薄却反咬一口说这是大庆犯的错误，还配合彭真追查什么“评功摆好”的根子。到了四月，他还在工交口会上作报告，以大量篇幅否定学大庆的必要性，极力夸大学大庆中发生的一些缺点。讽刺“推倒重来”、“四个一样”等等。特别恶毒地他还选用了这样一个“典型材料”，说“沈阳车辆厂传达了大庆经验，讨论时车间工人根本不知道大庆经验有哪些内容，工人说第一天传达听不清楚，第二天没好好听，听报告时睡着了。”妄图把毛主席亲自树起的大庆红旗砍倒，并企图把当时已经出现的轰轰烈烈的学大庆的热潮镇压下去。

2．以防止“骄傲自满”为名，竭力抵制宣传大庆经验。





一九六四年一月，薄一波在一次会议上讲到毛主席号召学习石油部时，就讽刺打击的说：“真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啊!”竟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学习石油部的号召比作唐明皇对杨贵妃的宠爱，以此进行恶毒的攻击。真是罪该万死。

大庆油田遵照毛主席一分为二的指示，奋战一年，各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会战出现了一个新

的水平，于六四年底给经委写了一个《以两分法为武器，大踏步前进》的总结。薄一波以石油部有骄傲自满情绪为借口，胡说什么“报告本身就不两分法”，将报告压了下来，既不上报，也不批转。同时，蛮横地决定停止正在印刷的大庆政治工作经验和企业管理经验两本小册子的出版。相反，对反党分子马洪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国营工业企业管理》这株大毒草，积极支持出版，使这本书的发行量高达十六万册，流毒甚广。

3．以学习齐齐哈尔车辆厂等经验为名，妄图代替和抵制学大庆。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在一次会议上薄一波就恶意攻击大庆经验，胡说什么：“我看到处有好的，每一个地方有好的，也许还有些地方超过大庆油田。石油部工作最大的好处是很好的进行总结。”

一九六四年三月初，薄一波在全国机械工业调整规划会议上讲到毛主席提出石油部学解放军比较好，大庆油田是一个多快好省的典型时，他就胡说什么：“我们也提出学习上海和学习一切先进部门、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的先进经验、先进作风和先进方法”，“其实，学习解放军、学习石油部、学习上海和学习一切先进部门、先进地区、先进单位、先进人物，实际上是一回事。”企图鱼目混珠，提出一大串“先进”来对抗毛主席关于学习大庆的指示。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还竭力贬低大庆的伟大成绩，叫嚷“学习大庆的优点，并不是抹煞自己的优点、成绩。”“不能说人家好，自己就‘六宫粉黛无颜色’了”，“不能要么就是黑暗得不得了，要么就是伟大得不得了。”

一九六四年底，总理在人大三届一次会议的报告中，再次高度评价大庆的伟大成就，并完整概括地总结了大庆的经验。可是，薄一波紧接着在一九六五年初召开的全国工交会议上，不但不推广大庆的经验，相反却根据刘少奇的“指示”，别有用心地临时决定请齐齐哈尔车辆厂厂长到会作报告，大张旗鼓地宣传和推广齐齐哈尔车辆厂的管理经验。会上，薄一波极力贬低大庆，抬高齐齐哈尔车辆厂，说什么“大庆那么好，还是有缺点的。齐齐哈尔车辆厂企业管理革命搞得好，都来学它。”同时，又派代表团去国外学习，考察什么“××体系”。致使相当长一段时间没有高举大庆的旗帜，严重破坏了工业学大庆运动的开展。

4，以借举办大庆展览会为名，阴谋突出刘少奇，大肆歪曲大庆精神。

一九六六年初全国工交会议期间，薄一波伙同陶鲁笳，一起炮制大庆展览会，大肆歪曲大庆精神，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反而突出刘少奇，宣扬薄一波对开发大庆油田的“功绩”。企图把依靠毛泽东思想，依靠毛主席的“两论”起家的大庆，说成是实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结果，为刘少奇歌功颂德，企图实现其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

5。以评比大庆式企业为名，企图捞取政治资本。

一九六六年工交会议期间，薄一波迫不及待地亲手炮制了七十个大庆式企业，并强调各部门、各地区要学习他们自己树的标兵。当大庆式企业名单向中央汇报时，中央负责同志指出，应当走群众路线，先内部公布草案征求各方面意见，再经修订后在报纸上正式公布。但薄一波却擅自决定草率公布。更恶劣的是，他竟将毛主席批评为一个资本主义化了的企业，明目张胆地把它列为这七十个大庆式企业之一，大肆向毛主席进行反攻倒算。同时，又借机标榜工交战线学大庆的“巨大成就”，往自己脸上贴金，企图捞取政治资本。

四、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滔天罪行

(一)大刮反“冒进”的妖风

一九五六年，在毛主席的亲自发动下，全国掀起了一个工农业生产高潮。可是，薄一波却伙同一些人大刮了一阵反“冒进”的妖风，把一九五六年的大好形势描绘得一片黑暗。到处胡说什么：“有了钱，到街上买不到东西；农民卖了农副产品买不到工业品。”他指责我们党“单凭主观愿望随便决定”，已“造成若干方面失调”，“造成人为的紧张”。他在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上说：“过多地和过快地提高国家预算中基本建设的比重，就会给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带来不良的后果，并且使积累和消费之间发生脱节的现象。今年的基本建设投资计划，就是明显的例子。……随之而来的是建筑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跟不上，运输力量跟不上，不仅基本建设计划难以顺利地执行，而且会造成若干方面的失调，给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带来了不利的影响。”“各方面的力量就不能取得平衡，并会造成人为的紧张状态。”“过去几年的经验证明，每当我们想更多地搞一些工业建设或其它建设，而将国家预算和基本建设投资打得过大的时候，总是‘欲速则不达’，反而造成国民经济发展的人为紧张。”

当时，薄一波还以双轮铧犁生产多了一些为借口，借题发挥，在一次经委全体干部会议上公开攻击毛主席，他说：“毛主席只能给总路线批‘条子’，具体‘条子’他不能批。”

在他主持编制一九五七年计划控制数字时，就大力削减了基本建设的投资额，使工业建设出现了“马鞍形”的局面。

一九五八年，毛主席肯定了一九五六年工农业高潮是个跃进而不是什么“冒进”，批评了反“冒进”的错误以后，薄一波不但没有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多方为自己的错误开脱，把责任全推给了别人。一九五八年，在一次国家经委有局、处长参加的会议上，他讲：“‘反冒进’别人不能负责，一九五七年计划是中央某负责同志定的，中央某负责同志出国上飞机前还一再指出，基建盘子不能超过××亿。”

更可恶的是，薄一波对毛主席批评反“冒进”一直怀恨在心，对大跃进一直怀恨在心，到一九六五年还要进行新反扑。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就指出：一九五六年反“冒进”是错误的，一九五七年是马鞍形，一九五八年是大跃进。但薄一波却在一九六五年布置国家统计局，给他整理过去的资料，划一张图表，看一看，到底那一年是真“马鞍形”。并且说：“一九五七年不是‘马鞍形’，真正的‘马鞍形’是一九五八年。”

(二)疯狂反对总路线、大跃进

一九五九年七月，在庐山会议前夕，薄一波就积极配合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等，搜集资料，煽风点火，制造舆论，企图攻击三面红旗，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在这一年四月到七月，薄一波先后在一机部、煤炭部、轻工部、交通部等单位召开的各种会议上，大肆散布“比例失调”的谬论，煽动各部反对大跃进。

例如，一九五九年五月六日薄一波在煤炭计划落实会上，恶毒攻击三面红旗说：“去年大丰收，

今年没饭吃，去年大跃进，今年王府井货架上没有东西。”

又如，在五月三十日全国煤矿干部会谈上，薄一波又攻击说：“大跃进破坏了客观规律，不正常的生产，造成了各个环节失调，最后只有垮台，这就是危机。”接着又说：“去年丰收，今年没粮吃，去年大跃进，而今年这也没有，那也没有，今年国庆难以过好的!”薄一波还挑拨说：“今年一至五月，大家尽了很大努力，鼓足干劲去工作，但是钢铁、电力、机械都没有完成计划，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努了半天力总是欠债，压得大家喘不过气来，情绪部下来了，要说几个部长不努力是没有良心的。煤炭是完成了计划的，但却造成了‘危机’，把过去的老本都吃光了。”

薄一波还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勾结起来，指使煤炭工业部的三反分子张霖之、钟子云大肆搜集煤炭工业的阴暗面，准备在庐山会议上作为向党向毛主席进攻的炮弹。

同时，薄一波还布置计委、经委、国家统计局，研究什么“为什么大跃进会大紧张”的问题，为他收集攻击大跃进的材料。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手薄一波是一个反党老手，有着丰富的反党经验。他借口拉肚子，故意推迟参加庐山会议的时间。一方面，他想观察一下会议动向，以便于看风使舵，一方面，他做贼心虚，害怕阴谋暴露，要等其它同志离开北京以后，可以放手进行罪恶的准备工作。就在李富春同志离开北京刚刚一个小时，薄一波就亲自出马，召集修正主义分子薛暮桥、孙冶方、马洪等人密商，要这些家伙为他收集和整理一个攻击大跃进的资料。薄一波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是虚假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是否可靠?增加的东西是什么?质量怎样?成本怎样?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去年生产了不少废品，有的是根本不能用的，有的是要经过加工改制后才能使用。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接着他又说：“这个百分之六十六的增产，如果从工业新增加的二千万职工人数来看，能不能算大跃进？”“工业增长百分之六十六，同几千万农民上山所造成的损失比较，究竟是得多，还是失多，也要加以分析。”“农业因为大批强壮劳动力外流，造成劳动力紧张，使农业生产遭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来说，工业能不能算是大跃进?”“最后，去年增产百分之六十六以后，今年工业就上不去了，从这一点来看，能不能算是大跃进？”薄一波还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吃了一九五七年的库存，又吃了一九五九年的材料，我们现在不仅是寅吃卯粮，而且是寅吃丑粗。外贸出口增长那么多，也是吃了过去的积蓄。财政部说今年财政节余××亿，实际上这是吃了流动资金。”薄一波认为目前比例失调是肯定的，他说：“斯大林说，经济法则是无所在又无所不在的，只有在法则破坏的时候，才表现出来。现在许多事实不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吗?”在这次会上他还竭力丑化和攻击大炼钢铁，他说：“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最后，薄一波要薛暮桥、孙冶方、马洪等人召集计委、经委、统计局的同志开一些座谈会，把他的意见向大家说一说，让大家提供材料。实际上就是要收集“比例失调，成本高，质量低，消耗大”的具体材料。并要薛暮桥起草一个题目叫做“从一年大跃进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材料。这是一份反党“万言书”，薄一波打算用这份“万言书”在庐山会议上配合彭德怀，攻击大跃进，攻击毛主席。

薄一波的这份反党“万言书”，内容十分恶毒，比彭德怀的那份反党“万言书”毫无逊色。彭德怀的“万言书”唱的是“得不偿失”论，薄一波的这个“万言书”除了“得不偿失”论以外，还大唱“比例失调”论，攻击大跃进是“主观主义”的，说什么大跃进“忽视按比例”啦，“忽视客观经济规律”啦。攻击大跃进搞错了，说什么“挤了农业劳动力”，“在经济上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彭德怀的“万言书”，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薄一波在他的“万言书”中，同样恶毒地含沙射影地攻击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陶醉于夸大的宣传”，“打了败仗”，并且狂妄地要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讨”，说什么：“打了败仗，如果善于检讨，同样也会增加我们的经验。”

这份反党“万言书”写了十四天，由于中央催他上山开会，没有来得及正式付印，只带了一份草稿，就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一起匆匆忙忙到庐山去开会了。

薄一波一上庐山，就急忙探听动向。当时彭、黄、张、周的反党罪行已经受到批判，薄一波和安子文、李锐这三个叛徒在一座凉亭里密谈，认为这次会议“压力很大”，气候对他们不利，于是就把这份反党“万言书”暂时收藏起来，并且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促进派的样子。

但在背后，薄一波继续干着反对大跃进的罪恶勾当。就在一九五九年九月三十日，庐山会议结束不久，薄一波就在煤炭部的厅局长会上说：“过去我曾说过，树上的果子要跳一跳才能拿下来，这是对的。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树上的果子，而是天花板上的电扇，怎么跳也是拿不下来的。”用这种恶毒的话，来煽动别人反对大跃进。

同年，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中南局计委李××写了一首“筋疲力尽难增产，自力更生小洋群。”恶毒攻击大办钢铁的黑诗。很多同志认为这是右倾言论，但薄一波却大加欣赏。井说：现在的问题不是什么“轻重缓急要排队”，而是“重重急急要排队”；还说什么“大风高温把高炉吹垮，多装快炼把平炉炼穿”等等。他夸大钢铁“小土群”的损失，对“小洋群”大砍大杀。当有人向他汇报化肥设备时，他借题发挥说：小化肥“搞多了”，“一马当先，万马奔腾，万马都死了，一马也死了一大半”。他把大跃进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说：“生产秩序混乱”，“瞎指挥乱操作严重”，“许多设备受到损坏”，“不少企业亏本赔钱”等等。

一九六O年，薄一波在一次会议上更加恶毒地攻击大跃进说：“许多事情搞坏了，国家元气大伤，好象一个人得了重病一样，要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呀，…大跃进搞得血淋淋的!……将来写党史，对于前一段的瞎指挥、共产风的程度，一定得写进去!”

一九六一年，薄一波在暂时困难面前，悲观失望，大肆攻击总路线。他对毛主席亲自提出的“鼓足千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胡说什么“不要再鼓干劲，鼓破了怎么办?干劲不是小了，而是太大了。”疯狂叫嚣“我就是反对吹牛皮放大炮的人。”

在一九六一年十月香山会议上，薄一波恶毒地说：“那时摸不到底，究竟多少是鼓足干劲?非把气球吹崩了，就知道底。”在会议上，薄一波恶毒地煽动别人一起跟他叫喊困难，咒骂总路线、大跃进，他说：“我提议大家要讲形象化一些(按：指讲困难、阴暗面、消极因素之类的东西)，这样好记。”还说什么：“持久战，慢慢干，把困难讲透好!”于是会上就有人说：“高级饭店过去是高级干部和工人吃，现在是农民坐着吃，工人站着吃，干部看着吃。”又有人说：“老工人和干部养家带口过不去了，老工人卖四大件的很多…薄一波作结论似的说：“根本的问题是工人挣下的钱不算钱啦!农村的基本口粮根本不够吃，……象我坐班房绝食七天以后的情形一样……”

一九六二年一月，薄一波在七千人大会上竭力吹捧刘少奇的书面发言和口头说明，胡说什么“刘的报告是扭转局势的关键，是重要的决策”。他同刘少奇一唱一和，说“大跃进成绩和错误‘三七开’的估计并不过分，有些地方错误不只三分；许多事情搞坏了，国家元气大伤，要多少年才能恢复过来呀!”到处散布悲观论调。

一九六三年，薄一波在上海听取万吨水压机试车情况汇报时，又攻击大跃进是“超负荷”，说：“我们这个国家，就是这几年‘超负荷’超坏了!弄得大家没有肉吃，没有衣服穿。”与赫鲁晓夫完全唱一个调。

一九六三年，薄一波在全国工交企业技术工作座谈会的一次小组汇报会上说：“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亿元，能顶事的有多少?现在还算不上来。”

一九六四年二月，薄一波谈编制长期计划问题时，胡说什么：“现在有种观点，似乎一算经济账，就是忽视政治。政治挂帅必须挂到经济效果上。…小高炉大约亏了××亿元，这是自己毁灭自己。”

一九六五年三、四月份，薄一波带了一伙人到上海来修改《七十条》，他在一个多月的会议过程中又一次大肆攻击总路线、大跃进。

薄一波首先诬蔑大跃进是打了击溃战，胡说什么“政治上、经济上都得不偿失”。他说：三年大发展“工厂亏损不少，有些厂亏损很大，带有普遍性。上钢一厂有人做过调查，亏了××元，有代表性。全国到底亏损多少弄不清楚，有的说×××元，有的说×××元。说打了一个大胜仗，其实不是。……三年大发展中，实际上打了个击溃战，并不是歼灭战。三年大发展，打了击溃战，我们的损失也不少。”“三年大发展时期，我们钢到了一千八百四十万吨，冶金部统计巳达到占世界第六位水平，这是打肿脸冲胖子，根本不能用，……叫浮夸，是废品、次品。”一次会上当有人讲到经济核算转亏为盈的问题时，薄一波插话说：“那几年全国亏了×××元，亏损责任不在你们，在领导上。……亏损不能向苏联报销，又不能向美国报销，还不是向工人阶级报销?还不是亏了贫下中农的?我们都是没有钱的，我们就是组织了政府。我们培养接班人的第二条就是为绝大多数人服务。我们前几年(注：指大跃进几年)为谁服务?是糊里糊涂的。”

薄一波又大肆攻击大跃进是“冒进”，带来灾难，甚至诬蔑提出二千万吨钢指标的是“左倾冒险主义”。在一次小组会上，他说：“张口说翻一番，这就产生冒进，带来灾难。钢铁元帅升帐，运输、电力是先行官，就要先行嘛!这就比例失调，寅吃卯粮，造成困难。”在另一次大会上，薄一波说：“六O年一月，有人提出开门红、月月红，我们的同志脑子又发热了，大家劲头又来了，一本账××万吨，二本账××万吨，三本账××万吨。当时认识上不一致，我还是属于不行一类，到了四月份便垮下来了。有人说精神面貌不行，继续鼓干劲，要干，不然和赫鲁晓夫说话没资本。彭德怀、赫鲁晓夫激发了我们。”“六一年下来了，聪明了。冶金部××万吨也上不去。农村大批大批死人，城市没有饭吃，××、×××糊里糊涂上去，然后糊里糊涂下来，早跑掉几个人，就少饿死几个人。这是犯了很大的片面性，翻成外国话，叫做形而上学。主席一谈起来，就从五九年一月谈起，迟一点是五九年四月，这两个会议未转过来。五八年试一下不妨，就是六O年、五九年未转过来出了毛病，这几年积累了许多经验，提出了许多问题，应当好好总结一下，吸收到条例里来。”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说：“数量与质量有矛盾，数量并不存在右倾问题。右倾是不做思想工作，不鼓干劲，不走群众路线大搞群众运动。二千万吨钢恰恰是左倾冒险主义，一千万吨钢并不右倾。”

薄一波还胡说什么“大跃进是吹牛皮”。他说：“我们不能吹牛皮，一件事情没有五年十年不可能成功的，不流血、不出汗、不出智慧是搞不出来的。那有这么容易呢?上海炼钢不用炉衬，不是一年二年搞不出来，说大话不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提得不对，那是不行的，提出多装快炼、高温大风是不行的，最后发展到它的反面，仍然反回来。”“总路线要总到生产建设多快好省里面去，不要总到广播电台、主席台上去”“过去要求你们盲目增产，是不合理的，是错误的，是高指标。机床产量×××万台，是胡说八道，今年只有×××万台。……同志们要好好工作，不要搞五八年、五九年、六O年三年那些笑话了。”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一面否定三年大跃进，一面却竭力吹嘘调整几年成绩很大。例如一次他在小组会上专门找××厂党委书记算七年来的生产账，算到最后，薄一波作结论说：“三年大亏本，四年大赚钱；三年大教训，四年大经验。”妄图用“大亏本”、“大教训”来否定大跃进。在另一次会上，薄一波又说：“苏联经验要一分为二，不要提起苏联东西就全部否定。大跃进三年中，企图用我们自己的办法搞工业，五八年四月提出了总路线，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双革，很多东西首创在这三年，而搞成功是在以后三年。这三年也要总结点东西。……这几年闹了不少笑话，主要是高指标，瞎指挥，浮夸。主席告诫不要搞这些笑话了。以后这几年调整时期，成绩很大，听外面讲又是一个大跃进。特别六三、六四年，这几年品种、质量是有很大跃进，数量也有很大跃进。”在一次各组汇报会上，薄一波又插话说：“不是谁的劲头大，谁就最正确。”‘对三(三年恢复时期)、五(第一个五年计划)、三(三年大发展)、四(四年调整)的看法。主席对前三年发生的问题，说闹了一些笑话。对后四年有些意见，战略部署上，××建设抓得不够，慢了一点，总的还是满意的，发展得比预料快。闹笑话，五八年还允许，五九年就不允许了，六O年更不允许了。三年成绩是有的，但问题不少，要深刻记住这个教训，永远要记住。向干部讲清楚，但不要登报。”

六月份，薄一波出差重庆时，在一次会上，他说：“我们要总结经验，不能再闹笑话了。小高炉生产一吨赔xx元，这是什么?这是教训!”在另一次会议上，他说：“五八年盲目的多快，结果是不多也不快，特别是六O年笑话大，要搞×××万吨钢，结果连×××万吨也没有维持。”

一九六五年七月，薄一波在工交企业四清座谈会上讲话时说：“过去三年大跃进有些经验，钢产量一下子达到xx多万吨，结果一落千丈，不是打胜仗，而是打败仗，好象是个大胜利，实际是大错误，要接受教训。”

(三)恶毒攻击人民公社

薄一波恶毒攻击人民公社，竭力主张单干。一九六二年春，他去山西老家农村考察，回来后说：“山西农村单干的情况很多，这有什么办法，因为我们的公社办得不好嘛!”还对他老婆胡明说：“农村的情况此战前还差”，又说：“包产到户是好办法，否则十几年都恢复不过来呀!”薄一波又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在山西忻县专区小组会上说：“定襄县的粮食产量此战前少产三分之一，或者少产百分之二十”。散布“今不如昔”的谬论。

四月，薄一波曾在杭州同陈×进行了密谈。到五月份陈×就抛出了那个恶毒攻击三面红旗的黑报告，并向中央提出了分田到户的反动主张。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薄一波与陈×互相呼应，鼓吹单干，恶毒攻击人民公社。

同年六月，反党分子马洪给薄一波送来了青海湟中、陕西三原、甘肃张掖三个县农业生产情况的所谓调查材料。这些材料，把当时的农村情况描绘得一片黑暗，说什么粮食大量减产，人口、牲口大量减少，情况还在继续恶化，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同时附了一封信，反映陕西省一些负责人企图瓦解人民公社集体经济、鼓吹单干的意见。薄一波对这些材料极为欣赏，认为“这两个材料好，可以看出许许多多问题。”他看了这些材料之后，曾找马洪详谈了一次，并说：“许多农民要求单干，是因为农村人民公社办得不好，农民要单干，你有什么法子呢!”“为了尽快地恢复生产，也可以让农民单干嘛!”

薄一波对这个调查材料十分重视，仔细阅读，又划杠杠，又加批注。前前后后批注共二十三处之多。他看了这个材料之后，一股对党对社会主义革命事业的强烈仇恨再也压制不住了。他用了极其恶毒的语言，疯狂地攻击和咒骂人民公社。请看一看薄一波的一部分批注：马洪的调查材料中“人口减少。……”薄一波批了“到哪里去了”；调查材料中“牲口减少。……”薄批注“死了?吃了？”；调查材料中“水浇地减少。……”薄批注“破坏了”；调查材料中“陕西省三原县减产的原因：一是群众吃不饱；二是地力被掠夺……；三是耕畜大量死亡……，”薄批注“三不饱但叉逼迫用他。”；调查材料中“一九六一年全县产量xxx万斤，征购×××万斤，返销×××万斤，征购和销售的数量基本相等。”薄批注了“脱了裤子放屁。群众苦了。”；调查材料中“有的农民说：‘政府限制我们肚子，我就不能多打粮。政府不让庄稼人吃饱，政府也收不到粮食。”薄批注“反抗”。这里，薄一波公开号召农民起来造共产党的“反”。

(四)大刮冷风，大搞阴谋，妄图扼杀工业生产的新高涨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新的生产高涨刚刚开始露头，薄…波就大声疾呼地喊叫．：“要注意一九五八年的教训”，“要加强对生产的领导”，还胡说什么：“材料库存减少啦!”，“质量下降啦!”，“协作关系打乱啦!”，“人海战术、疲劳战术又恢复了，设备又失修啦!”等等。

薄一波对一九六五年工业生产大幅度上升十分恼火。利用各种机会大吹冷风，恶毒攻击大跃进，反对新的生产高涨。

二月，薄一波在全国工交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时说：“五八年以来反对冷冷清清少数人办企业，不做政治工作，不发动群众，但要总结经验，重要的是不要脑袋发热，……六O年、六一年搞××万吨钢，提一马当先，万马奔腾，弄得万马让路，……现在想来象笑话。笑话年年有，这几年特别多。”

薄一波到处吹冷风，跑到那里刮到那里。四月在上海，当听了旧市委负责人关于上海工业生产出现新高涨的汇报时，薄一波说：“要注意大跃进的教训，脑子发热，还要跌跟斗的。”他还说：“要先经过少快好省，然后才能有多快好省。”当谈到部分产品质量下降时，薄一波说：“你们抓得好，看来全国工业产品质量都有波动，这是个人问题，要敲一敲警钟，五八年的教训又忘记了。”还说：“看来，有些任务要去掉一些，不然不能保证质量。”

五月下旬在重庆，薄一波说：“最近上海、北京查了质量问题，十五年来是‘三、五、三、四’，三年恢复，五年建设，三年大发展，四年调整，一定要接受这个教训……”，现在“重要问题是不要头脑发热，不要再闹一九五八年的笑话了。”

同年七月，×××向薄汇报工作时，薄一波说：“刚刚传达主席指示，有的人就认为日日加，月月加，年年加就叫速度，……世界上也没有这样计算速度的。”有的同志说：“我们体会主席的精神就是鼓干劲、实事求是。”薄听后大声说：“主席根本没有讲鼓干劲，现在干劲不是小了，而是太大了，鼓干劲要鼓实劲，不要鼓虚劲。”“主席叫小搞，叫从实际出发。”“现在有些人常常说空话，空喊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而无内容。”

这一年薄一波不仅大刮冷风，还拼命制造舆论，进行种种阴谋活动，千方百计要把当年的生产和建设拉下来。他到处大叫大嚷：“投资多了”，“战线长了”，“生产指标高了”，到处制造紧张空气，说这也紧张，那也紧张。他别有用心地说：“上字年工业坟长这么快，不是好事，是吃了库存，挤了维修。”他要国家统计局研究所谓钢材、煤炭、电力“紧张”的问题，研究所谓“机械工业任务过重”的问题，意思就是让统计局搞一个材料，证明国民经济紧张得不得了啦!非把发展速度拉下来不可。当时，统计局按照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统计数字和调查报告，实际的情况是钢材和煤炭并不紧张，机械工业任务并不过重。薄一波一看不符合他破坏国民经济计划的需要，于是就破口大骂，说：“统计局是马列主义的?还是客观主义、主观主义的?”并且威胁说：“我要整统计局的风。”明目张胆地对统计局施加压力，要统计局为他的反党罪恶目的效劳。

薄一波还通过自己的死党、亲信、物资部副部长李哲人大吹物资紧张的冷风。到处叫嚷什么，缺口大啦!储备少啦!周转不够啦!等等。一句话，就是要国民经济计划下来，要基本建设压缩，要社会主义建设放慢速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薄一波指使李哲人，利用篡夺的物资大权，扣住物资不给，并且还抬出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真来给他们撑腰打气，他对李哲人说：“顶不住的时候，直接找彭真。”这就暴露了薄一波和彭真合伙破坏国民经济计划的阴谋。

一九六五年五、六月间，薄一波还利用国家经委召开托拉斯座谈会的机会，煽动省市委书记来攻击国民经济计划。在座谈会的一次领导小组会上，薄一波说：“内地建设、国防建设、备战、加上北京谈第三个五年计划，赶速度，铺了一些摊子，经济上已经出现了运输紧张、原材料不足的新苗头。”

他还大喊大叫：“什么补充计划？要梳辫子。基本建设投资已追加到多少亿元了，你们书记要管，要提意见。我反对无限制追加，要求你们合作。”

薄一波乘小计委听取各部汇报长期计划的机会，对各部施加压力。他私下指使工交各部，将长期计划方案向他汇报。当他听到小计委确定第三个五年钢铁生产指标以后，就指责冶金部的部长“头脑发热了，要闹笑话”，要他把指标拉下来，并且指桑骂槐的说“现在就是有人头脑发热”。薄一波还指使煤炭部的部长向中央写报告，硬说煤炭只能生产××亿吨，一吨也不能多了，企图用压低钢生产指标，来破坏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

薄一波还通过国家计委的大爪牙、大叛徒、三反分子宋劭文，对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大刮阴风，散布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规模是假的，企图从计委内部来颠覆和破坏国民经济计划。说什么“第三个五年基本建设投资是真多少亿元，还是假多少亿元”，并且由宋出面，大砍内地建设的重要项目，扬言毛主席关心的项目“我就敢砍投资。”狂妄至极。

同年七月，薄一波在北戴河的全国煤矿干部会议上再次积极鼓吹“产量计划要用加法，各局能产多少，报多少，加在一起就是计划数字。”意思是说国民经济计划根本不要中央的统一安排。在会上还继续大肆攻击大跃进，为新的生产建设高潮大刮阴风。说什么：“大跃进引导大家追求数量，放一卫星，到了可笑的程度!”说那时候“情况不明，决心很大，这叫做盲目性，这个问题不仅煤炭工业部门有，其它行业也有，一声令下，就干起来，情况不明肓目的干，肯定了错误的东西。”“不要只讲高举，举得再高没有实践也不行。盲目的结果是生产退下来了，采掘失调了，设备损坏了，基本建设工程质量差了，简易投产也来了”。还说：“一九五八年提出的多快好省，经过七年之久，今天才出来一篇社论(按：指人民日报《多快好省，好字当头》的社论)。”又说：“一九五九年我在煤炭部作了一个报告，也是说要质量，宁可数量下来也要质量。”并且还以秋后算账的口吻说：“我那时候就是这样主张的，不是我高明别人低明，问题是那时候不能说，说了也没有人听，也通不过。”他就是这样恶毒的影射和攻击毛主席，为扼杀新的跃进制造舆论根据的。还说：“我们明年(一九六六年)就做个保守主义者吧!不多搞了。过去搞一百二十万吨不行，要搞一百三十万吨，达到了一百三十万吨，又反过来批评人家说‘本来可以搞到一百三十万吨，你说一百二十万吨这不是保守?’到了一百三十万吨，又要搞到一百五十万吨，到了一百五十万吨又要搞到二百万吨，最后，只好吃冰棍!”

薄一波不仅这样说了，而且当场就下了毒手这样做了，当时平顶山的意见，一九六六年可以出×××万吨，而薄一波当场在大会上就大泼冷水，在会上公开说：“××同志，我警告一下，明年平顶山最高出×××万吨，作个保守主义，你看怎么样?”给到会煤矿干部下了不准多出产的黑命令。

当薄一波背着中央在下面对六六年煤炭产量计划进行了大砍大压之后，回到了北京却欺骗中央说，按照毛主席指示制订的六六年国民经济计划所需增加的×××万吨煤炭上不去，是做不到的。同时为了抵制六六年计划，加强对中央的压力，他还策动三反分子张霖之向中央写了报告，说如一定要多出×××万吨，就可能象大跃进那样，再次出现失调，以此来威胁中央和毛主席。薄一波就是用了这样一套欺上瞒下，上顶下压的两面三刀的手法破坏我们跃进计划的。他对下面说：计划是上面压下来的，你们要顶住；对中央则说：下面有困难，计划完不成。

更恶毒的是直到一九六五年八月上旬，在经委召开冶金、煤炭、石油等部门的汇报会上，薄一波还恶狠狠地说：“高指标、瞎指挥，总要写到党史上去的。”“人大了可以占便宜，反过头来搬指头的那年该怎么样?!”恶毒地攻击党中央和毛主席，并阴谋有朝一日要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算变天帐。同年八月，中央工作会议即将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前夕，薄一波攻击国民经济计划，进行反党阴谋活动，达到了高潮。这时候，薄一波看到自己进行了一系列阴谋破坏活动，还没有达到目的，于是狗急跳墙，赤膊上阵，背着计委，亲自出题目布置统计局、建委、冶金部为他收集资料，作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攻击国民经济计划的“炮弹”。

薄一波让冶金部搜集一些有关钢铁工业的资料，亲自出谋划策让人整理成一个大本子，阴谋使用偷天换日的手法，企图证明第三个五年计划只能生产多少万吨钢，他扬言“多一吨也不行!”

薄一波攻击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另一颗炮弹，就是亲自策划，并以统计局名义搞的《关于基本建设同国民收入、财政收支、工业生产关系的统计资料》。这个黑《数据》的矛头，是直接针对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他企图用这个资料来证明：在发展速度方面，一九五六年太快了，三年大跃进太快了，一九六五年又快了，现在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发展速度还是太快了；在基本建设规模方面，一九五六年大了，三年大跃进太大了，一九六五年又大了，现在定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建设规模还是太大了。在这个《资料》的说明里，公开的说：“太大、太急了，不行”，“问题很多，欲速不达”。

这个《资料》，是薄一波精心炮制的，为了使这个《资料》符合他的反党要求，薄一波竟然破例亲自找统计局的有关局长、司长、处长，当面布置任务，出题目。要求按他规定的调子去搜集和整理资料。薄一波布置了任务以后，还不放心，亲自在每一张表上加一段说明。这份《数据》先后修改印刷十二次，薄一波亲自做过多次修改，并且把这份《数据》送到化工设计院叫反党分子马洪专门修改，井在用谁的名义印发这个《资料》问题上，阴谋耍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他一方面在草稿写出来以后就写信给统计局说：“是否用经委和统计局两家名义印发?”另一方面，却在付印稿子上把经委的名义抹掉，让统计局一家出面，企图用这个方法，来掩盖他的反党阴谋。

薄一波让统计局给他准备资料的时候，千方百计对计委封锁消息。《数据》脱稿以后，还以“外送必须得到我的同意”为借口，不发给计委党组，但对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却马上送去四十份。

薄一波阴谋策划搞的这份《资料》，是企图借机用来攻击“三五”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妄想篡夺国家的计划领导大权。但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他看到风声不对，马上又来一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跟一九五九年上庐山一样，把自己巧装打扮起来，装成拥护第三个五年计划和一九六六年计划的样子，假惺惺地说：“自己没有意见。”当着毛主席的面，欺骗毛主席。五、反对觉的绝对领导，反对大搞群众运动的滔天罪行

(一)反对党的绝对领导，大力推销“一长制”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是在工业企业中推销“一长制”的罪魁祸首。

早在一九五三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就和反党分子高岗一唱一和，窃用华北局名义转发过推销“一长制”的材料。一九五四年由毛主席主持的党的七届四中全会，揭发了高岗的反党罪行，并决定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坚决反对搞什么“一长制”，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对推销“一长制”仍贼心不死，妄图再干。

一九五五年，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去苏联参加赫鲁晓夫掌握的工业会议亲自接受苏修训导。回来后，对苏修“一长制”推崇备至，大力贩卖，竭力鼓吹苏修主要头目苏斯洛夫等人的修正主义谬论，如说什么：“在企业中，厂长是全权的当家人”“厂长的一切命令，全体工人，工作人员，不分职务，都必须执行”“企业中的党、工、团组织就是保证完成国家计划，贯彻执行厂长的指示”广党组织要帮助厂长的工作，但不得干涉工厂的行政工作”“如果厂长不同意党委的决议，必须报告上级，在上级未指示前，厂长可以不执行”等等。他曾指使×××等人收集资料专门研究，制定规划，撰写文章，阴谋在重工业各部全面推广，大干一场。当时有些部门、企业也已开始推销“一长制”弄得一时甚嚣尘上。直到一九五六年八月，毛主席对“一长制”提出批评，薄一波才被迫收拾锣鼓，暂时停止丁明目张胆的活动。但他对推销“一长制”仍不死心。

一九五六年，他又玩了一个花招，改为鼓吹学习南斯拉夫的一套修正主义管理制度，翻印了大量材料，并几次请南斯拉夫大使馆人员介绍经验，后来南斯拉夫“九大”修正主义纲领被我党彻底批制后，薄一波才被迫收场，不敢公开再干了。

(二)竭力宣扬“外行不能领导内行”的谬论

一九六三年四月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在工交企业技术工作座谈会上叫嚣“技术人员要有职有权，总工程师要兼任第一副厂长，不懂技术的不能管生产，要调开，不能老让外行领导内行”。

一九六五年三四月间薄一波在上海修改《七十条》的各次大小会上经常说：“党委书记要放在机床上，他就知道了，只讲数量，不讲质量，他不知道机床是怎样造出来的(不懂生产的意思)。”他更恬不知耻地公然说：“现在行政干部要政治挂帅，要突出政治的问题已经被大家重视了，可以说解决了，但是，政治干部一定要懂业务，懂技术的问题还没有为大家所重视，我主张从中央工交政治部起都要在建立政治工作时突出强调政治干部要懂业务才够得上作一个称职的政治工作干部。”

一次，他在大组会上，插话说：“领导干部不懂技术，不懂业务，不了解情况，在条例中要认真注意这个问题，要有办法使他们能懂得技术、业务，了解情况，避免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是我们工作中灾难的根源。”

令人气愤的是薄一波竟恶毒地企图用技术考试的办法把一批党委书记搞下去，以实现他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他说“我认为今后要对企业倾导同志(包括党委书记)进行考试，领导企业生产，必须懂得本行业的技术。”“今后党委书记一定要考试，这样可以迫使这些书记钻业务，学技术，不合格就不行。”薄一波甚至还狂妄要求基层党委“不要管那么多”，胡说什么“谁懂生产、业务，就听谁的领导。”

在三月二十日一次小组会上，当有人发言中讲到要加强党委统一领导，反对一长制问题时，薄一波立即插话说：“领导是政治委员，生产上要多听厂长的。党委领导，书记挂帅，那几年实际上就是书记一长制。我曾经问过几位帅，问他们是怎样当政委的。我问刘伯承同志，邓小平同志当政治委员时，你是怎样当司令员的，刘伯承同志说，小平同志很聪明，军事、政治他都懂，所以政治上是政委说了算，在军事上也是政委说了算。我当过陈赓同志的政治委员，军事我不懂，陈赓同志的作战计划拿来讨论时，我也认真看，我看了不是为了作决定，而是学习，军事上是司令员说了算。基层谁说了算?支部统一思想，统一安排，我赞成，但对上级行政决定，要保证执行。”

在另一次大组会上，薄一波说：“政治工作要多管些虚的，过去我和陈赓在一起，他是司令员，我是政治委员，军事上我不懂，我就听他的。开会讨论时，我高兴讲几句，不高兴就不讲，这样不是蛮好吗?你们为什么样样都拉在身上。”又说：“你们都是党委书记，你们不会当党委书记，要去管那么多事情干什么?”

在一次大组会上，有人讲到：党委组织人员中，直接指挥生产的人很少。薄一波就说：“这个问题很大，企业党委就是管生产的，这次要议一下。军队过去的做法就是这样，如果要不会打仗的人去议论打仗，这点就不行。活学活用毛选，学了就是为了用，现在的党委形式，主要是按照地方的党委组织形式，中央也是如此。个人在各个方面都是专家不可能，但集中起来就能全面了解情况。”他进一步叫嚣：“工厂的主要任务是搞好生产，党委必须要懂生产。现在党委成员都是些只抓政治思想工作的人，组织委员、宣传委员、多数委员不懂生产业务，党委对生产领导就无法实现。今后企业党委成员中一定要吸收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参加，至少要占百分之五十。如厂长、总工程师、技术科长等都能参加党委作为成员，这样党委会讨论生产才能讨论好。否则不懂生产的人多，党委讨论生产则是个形式。”

(三)片面强调厂长、总工程师负责制，竭力复活“一长制”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一贯善于阳奉阴违，玩弄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长制”被批判后，薄一波根本不检查，不认罪，不改正，相反在一九六一年，他乘起草《七十条》之机，借口加强集中统一，加强责任制度，妄图复活修正主义的“一长制”，绝口不谈党对企业的绝对领导；借口防止包办代替，把企业党委任务限制在保证、检查、监督国家计划和各项任务的完成上。

一九六一年五月薄一波还明目张胆地别有用心的说：“现在是要更好地把厂长和技术人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各级党委要培养厂长的威信……”。

“总工程师负责制要恢复起来。”接着他在《七十条》内就片面规定“要建立以厂长为首的全厂统一的生产指挥系统……不能削弱破坏这种统一的指挥系统……企业党委应积极支持厂长行使职权，党委关于生产、技术、财务、生活等行政问题的决定，应以厂长名义下达。”

一九六三年五月他在工业交通企业技术工作座谈会上又进一步片面强调要“加强以总工程师为首的各级生产技术责任制和岗位责任制，把生产领导和技术领导统一起来，并规定“总工程师就是第一副厂长。”“把企业生产技术大权全部交给总工程师管理。除此之外，企业对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提拔、晋级、奖励和调动，也要征求总工程师的同意。”在经济工作座谈会上，他又规定所有企业都要把总会计师制建立起来，成为厂长领导下企业经济工作的总负责人。

薄一波为了达到他复辟资本主义这一不可告人的勾当，千方百计妄图取消党的绝对领导，他秉承邓小平的意旨，在他炮制的《七十条》中竟荒谬地规定“车间、工段党总支委员会，支部委员会对本单位生产行政工作的完成起保证监督作用”竭力降低车间支部的作用。他还竭力主张要以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干部为主组成党委会。早在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薄一波在冶金工业部厂矿长会议上说：“厂矿长党委书记会议，今后必须要总工程师和经济专家参加，组成工业战线上各方面人物的结合。”

看，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就是这样明目张胆的在生产技术工作和经济工作领域内大搞“一长制”的。

《七十条》公布下达后，曾遭到不少地方和企业的抵制和反对，邓小平、薄一波则极力进行压制，说什么“思想不通也要试行”，强迫推销这个修正主义的企业管理的黑纲领。一九六五年修改《七十条》过程中，有的同志又提出《七十条》不突出党的领导，不突出群众运动，强调支部起保证监督作用，有“一长制”残余。薄一波立即进行驳斥说：“不能说什么都是苏联‘一长制’的框框”，“目前不是继续批制‘一长制’的框框的问题。”

不仅如此，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还阴险地以诬蔑党委领导也是“一长制”的谬论来否定党委领导。妄图为“一长制”翻案。

一九六五年薄一波在上海修改《七十条》时说：“三年大发展时期，强调党委集体领导，实行书记挂帅，分工负责。实际流于书记说了算，分工负责形成分片包干。总之党委代替包办行政工作。厂长为首的生产技术统一组织，有人说这是‘厂长说了算，是一长制’，有这个帽子那谁还敢负责？”厂长讲了算，说是一长制；那么书记说了算，算不算一长制？实际上是书记一长制。任何事情都是‘班长’说了算，这有问题。”

在一次会上发言时公然要党委书记放弃领导权。说什么“希望你们到会的书记起表率作用，超然一点。管行政多了，厂长就没有事做，管政治多了，政治部就没有事干。我当过十二年政治委员，行政工作都是他们干的，很好当，袖子一拢，到处走走，由他们去做，厂长说了算的一长制要反对，书记说了算的也要反对。书记领导要靠政治路线来领导，以身作则。靠权，就要出毛病。”他又说“现在书记当班长的问题没有解决，现在党委会值得研究，过去党委委员就是政治委员。司令员、参谋长、政委不在家，司令员当然负责，现在书记不在家，就扯不清了。”

(四)强调建立“管”、“卡”的规章制度，反对大搞群众运动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长期来一贯对抗毛主席关于在工业战线上也必须要大搞群众运动的十分重要的指示。

早在一九五三年，薄一波掌管全国财政大权时，就非常欣赏苏修的“财政监督”制度，对各企业、事业单位进行“管、卡”，以便适合他向各处伸手的野心。当时他在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对全国企业，事业单位的财政支出进行监督。这套办法引起了地方和部门的不满，但薄一波不但不改正，还恶毒地说：“管财政的就象开棺材铺的，使人讨厌”。

在三年大跃进时期，我国工业战线上开展了大搞群众运动的新局面。伟大领袖毛主席满腔热情地支持这一新事物，亲自总结了搞社会主义企业的根本经验，提出了著名的“鞍钢宪法”，并且还把大搞群众运动，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列为“鞍钢宪法”的重要内容。可是薄一波不仅根本不提倡，相反却反对大搞群众运动。一九六O年十一月在召开全国工业书记会议上他狂妄篡改“鞍钢宪法”的基本精神，说什么“企业管理的最根本的问题是……进一步改进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说什么“规章制度要有了此他高明的再破它”。反对政治挂帅，反对大搞群众运动。

一九六一年薄一波炮制《七十条》时，他根本不谈“鞍钢宪法”，只是片面强调专业管理，繁琐的规章制度，竭力反对大搞群众运动。他污蔑群众运动就是什么“拼体力”、“拼设备”，“吃老本”他要人们……保持什么“正常的生产秩序”，等等。他一再宣扬“不立不破”、“先立后破”的谬论，在《七十条》中他硬性规定“在经验还不成熟，新的规章制度还没制定出以前，原有的规章制度，应当继续执行，不应当匆忙地轻率地加以废除”。“要教育工人严格遵守设计图纸和工艺规程进行操作，不许违反，对于设计图纸和工艺规程，如果发现有不妥当的地方…。在没有作出修改决定之前，一切人都必须遵守”。他甚至还胡说什么：“经过三年大跃进，那些曾经束缚群众的规章制度，已经废除得比较彻底了，现在的问题是在没有把必要的规章制度及时地系统地建立起来”，因此，在几年调整时期，他又大刮阴风，大搞管人的繁琐哲学，大搞卡人的规章制度。以致使有些企业的规章制度比大跃进前更加繁琐，严重地束缚了群众的积极性。

一九六二年，薄一波还恶毒地说：“过去提倡大搞群众运动，搞得有些乱，还是强调群众路线好，‘七大’不是强调群众路线而取得全国胜利么!”

一九六三年薄一波在工业交通企业经济工作座谈会上总结发言时，再三强调“先立后破”的谬论，说什么“在建立管理制度时，要贯彻先立后破和科学试验的精神。”

一九六五年四月薄一波在上海修改《七十条》的大组会上说什么“管理管理，不能‘管’字当头，‘制’字当头，如何管法?国家要管好，‘管’字还是要，勤俭建国，勤俭办企业等，勤俭也是管理。再说‘制’，也应该要，现在主要的就是要解决管理体制的问题。”

同年五月薄一波在向刘、邓汇报修改《七十条》问题时，又胡说什么“这几年工业交通企业工作有很大的进步，主要表现在克服了一些片面性，例如…．只强调破除迷信，忽略实事求是；只强调大搞群众运动，大轰大嗡，忽略经常性的群众工作，等等。这样，企业工作走上了健全发展的道路。”

“现在的问题是，一些只有走群众路线，做经常细致的工作才可以办好的事情，也大搞群众运动，使运动很多，内容太杂，常常挤掉经常工作。广大职工对运动多，口号多，开会多，头绪多，而研究生产、学习技术和休息的时间很少，反映强烈。”直到一九六五年，修订的《七十条》仍继续鼓吹“改进规章制度，要慎重从事，先立后破”的谬论。

(五)实行资产阶级“专家”“权威”的专政

一九六二年下半年薄一波提出召开工业交通企业技术座谈会，先要到各地各企业专找技术“专家”、“权威”、总程师进行座谈调查，向他们“请教”管理生产、技术的所谓经验，“倾听”他们的意见和要求。可是，就根本不听听广大工人群众的意见。

同年十二月，薄一波在冶金工业部厂矿长会上就一再片面鼓吹要无原则地团结使用技术人员，只字不谈教育改造。

例如他说什么“要同非党技术人员亲密合作，每个党员对技术领导人员都应尊重非党技术领导人员的领导。”

“在工作上，生活上，要给予必要条件，使之能安心钻研技术，不能把钻研技术叫仿白专道路。”等等。

他还一再鼓吹“技术决定一切”的谬论。

一九六三年四月底薄一波又召开了工业交通企业技术工作座谈会，都是邀请“专家”、“权威”，总工程师，根本不邀请一个工人参加。会议开始后，薄一波对邀请的“专家”、“权威”还嫌不够高级又从各部、各研究院邀请来几十名“高级专家”、“权威”专门和他本人座谈。整个会议不研究如何突出政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如何放手发动群众，而是迷信“专家”、“权威”，竭力抬高总工程帅的身价地位，给总工程师争权，给总工程师加官。

薄一波在这次座谈会上大肆叫嚣“技术人员骑自行车跑材料，工程师画表格不妥当可研究。工程师应让其作工程师的事，必要时骑几趟可以。”

一九六三年六月在他把持下又召开经济工作座谈会，会前特意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孙冶方和一些资产阶级“专家”、“权威”找来，为他出谋划策。会议期间又叫反党分子马洪给他起车汇报提纲和会议纪要。

薄一波还盗用国务院名义颁发了“总会计师条例”，在工交企业中设立总会计师，总揽企业的经济大权，如企业的一切开支(包括生产费用，采购、销售、行政开支等)，对外签订经济合同和一切经济往来都经过总会计师批准，甚至财会人员的提拔，晋级，奖励和调动也要由总会计师同意。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薄一波起草的关于工业工作的决定中只字不提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政治挂帅，全部只讲技术，讲业务，说什么“要充分发扬科学技术专家的作用，……如加强技术领导避免在重大技术问题上发生错误，工业部应吸收本部门优秀的技术专家，组成技术委员会，在党组的直接领导下讨论和决定本部门的技术政策和重大技术措施”。

就在这一年，薄一波在上海科委召开科技人员给奖大会上赤裸裸地说“对技术人员的劳动要尊重，不要运动来了就整他们，查人家的历史出身，这是唯成份论。应该重在表现，我们党中央的负责人查出身成份也不好的，象……我们的总书记还是大地主呢!”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在一次会议上薄一波插话说：“三结合中，技术人员实际上也是领导。‘三结合’中主导的一方面是技术人员。”“一部分人是旧知识分子(包括从美国、苏修回来的)，是宝贝。有的一讲到这些人就是社会关系复杂。……我和阎锡山手下一些人也有关系。他们有些人想回国来，给我写信，有一个通过组织部同意回来了。即使是最坏的如王××他把具空冶炼炉等一个一个都搞出来了。……在上海介绍尖端产品的没有一个是工人和党委书记，而是留美学生。”总之，薄一波就是和邓小平唱的一个调子，“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耗子的就是好猫”。

六、对抗毛主席的工业方针，破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滔天罪行

(一)长期抵制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

在农业和工业的发展关系问题上，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一九五七年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伟大著作中，都曾十分明确地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事业中，“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等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思想。以后毛主席又进一步提出：“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可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长期坚持为重工业而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拒不执行把工业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虽然他曾数次进行假检讨，但总是明一套，暗一套，长期抵制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推行苏修的经济建设路线。

早在一九五七年，薄一波在他主持编制的五七年年度计划里，不仅根本没有体现毛主席发展农业、轻工业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把基本建设的投资压得很低。同时，继续大反“冒进”，压制了广大革命群众的积极性，结果出现经济建设上的“马鞍形”。

一九六二年九月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主席又进一步明确提出耍“把发展农业放在首要地位，正确地处理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坚决地把工业部门的工作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薄一波于同年十二月，在广州召开的全国工业工作会议上，对这一指示完全是阳奉阴违另搞一套的。他在总结报告中空谈什么“要把工业工作完善地转移到以农业为基础的轨道上来”啦，“工业为农业、交通运输业、科学文教事业、国防建设服务，这是表现了它在国民经济中的主要作用”啦，等等，究竟工业部门要采取那些转轨措施，怎么才能把转轨工作落实下来，真正行动起来，他没有任何具体布置，只是泛泛号召要制定农业技术改革规划和工业发展规划。相反，却提出了与工业转轨联系不密切的四大任务。一是增产；二是增加品种，提高质量；三是加强企业经济管理，减少亏损，增加赢利；四是全面地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从这里可以看出，薄一波完全是空谈工业转轨，会后更没有去抓。

(二)顽固对抗发展工业的一系列两条腿走路的方针

例如在发展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上，毛主席曾十分明确指出：发展内地工业是对的，是主要的，但必须兼顾沿海。可是，一九五七年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从西北视察回来，却大讲在内地建设工业不合算，要大剎内地建设的项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忠实地执行了这个黑指示，大砍了内地建设的投资。相反，他对利用沿海原有工业的基地，却片面要大量地新建和扩建沿海地区的工业，大大推迟了内地工业的建设。一九六四、六五两年他还企图在天津新建规模很大的拖拉机厂，由于八机部的坚决反对，才被迫停建。

又如，在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关系问题上，毛主席早就指出过：在中央统一计划下，应当更多地发挥地方工业的作用，而薄一波却顽固地抗拒这一指示，他忠实地执行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办工业的道路，片面实行高度集中，扼杀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

一九五八年三月，毛主席提出从中央下放一批工厂给省市管理。薄一波采取消极对抗，极不负责的态度，不和各部及地方研究，一下子下放了很多企业，给中央各部和地方造成很大困难。

一九六一年，薄一波又把过去下放的厂矿一律收回。接着，他又以加强物资管理为名，把地方的物资权完全收上来，他说：“为了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统一收购、调拨和管理物资的方针，在销售已经统一的基础上，应当把供应业务也由国家和各级物资部门统一管起来。”于是，他就大力设置各级物资管理机构，制定物资供应制度，年年开万人订货大会，给生产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一九六四年以来，薄一波又以试办托拉斯为名，进一步把一些重要的地方企业全部收上来，片面强调刘少奇的高度集中垄断，大大挫伤了地方办工业的积极性。在试办中，许多地方提出了不同意见，有的还进行了抵制，但薄一波一意孤行，并说：“对一件新事物，有不同看法，是正常的”，把下面的意见顶了回去。当地方提出要办地方性托拉斯时，薄则用高压手段压服人家，说什么“要办就办一杆子到底的全国性托拉斯。”

薄一波不仅把企业收上去，而且进一步把企业的党权收上去。一九六四年，他在主持制定工业交通政治工作条例时，一再强调工交各部直属企业的党的工作、政治工作，都要集中由各部党委统一领导。他还搬出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的黑指示，胡说什么：“地方党委多年党不管党，占着茅坑不拉屎，要把企业的组织和监察等工作都收上来。”他不顾地方同志的强烈反对，在条例中还是硬性规定：中央直属企业党的工作、政治工作以各部党委领导为主，地方党委领导为辅。还规定：凡是流动性大的、跨地区活动的、特大的和特别重要的，以及全国性托拉斯企业的党组织关系收上来，隶属于部党委。这实际上是把决定国家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的党组织置于薄一波直接控制之下，为他搞苏修的那套“工业党”准备条件。

一九六六年四月，毛主席对刘、邓、薄在工业管理上推行的反动路线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薄一波不但不作认真检查，反而公开同毛主席的指示背道而驰，他鼓吹地方要多管虚的，各部要管实的，要一通到底。当时工业、交通各部曾经反映了工业管理上的一些问题，但薄却一直隐瞒，不向中央报告。

再如，在大中小企业相结合的问题上，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设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一九五五年，周总理根据主席思想提出要根据我国人力、财力多建设不依靠外国的中小企业。当时有人费了很大力气组织人力来研究它，搞了几年。薄一波当时根本不理睬，消极抵制。

一九五八年上半年，有人也曾遵照毛主席的指示，研究了当时各地各部门发展中小型企业的经验，搞了一套中小型设计，这对促进工业建设的大跃进是一项重要措施。但是薄一波采取了反革命两面派手法，起初是不支持，不提倡，更不组织实现。到了下半年，中小企业在全国一下子遍地开了花，生产出现了大跃进的形势，这时他就出头露面了，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谈话，说小型工业有十大优点，大肆吹嘘，粉饰自己。

一九六一年调整时，薄一波对小型企业，不调查，不研究，又来了一个一风吹，全国钢铁“小洋群”、化肥“小洋群”几乎砍光杀光了。××××个钢铁“小洋群”只剩下了××个。

一九六五年，薄一波又按照邓小平的黑指示，全盘否定大型企业和综合性企业(即邓所指的“万

能厂”)，片面强调“小而专”。邓小平说：“就是大厂、万能厂把我们整苦了，‘大’、‘万’两字啊!应该把厂搞小点，以不超过一千人为好，一定要搞专业化协作。”四月，薄一波指使经委副主任叶林在天津召开了“全国专业化和协作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议：“不仅今后的建设，需要坚决贯彻专业化和协作的原则，而且必须对现有工业进行一次革命性改组。”“从一九六五年开始，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一重大的改革工作。”会后把一些已经建成的大型综合性企业一分为几，强行改组成“小而专”的企业，把一个院子里的车间形式主义地都改成工厂，结果层次、机构、人员增加了，手续繁杂了，调度不灵了，费用增加了，不是促进而是破坏了生产力的发展。更严重的是，借口对全国工业实行专业化改组，妄图破坏战略地区的工业体系，破坏备战的需要。

(三)大肆歪曲“八字”方针

一九六一年一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对进一步发展工业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薄一波却对抗这一方针，肆意夸大困难，把当时的形势说得一片漆黑，到处散布悲观情绪。

一九六O年十二月，薄一波在工业会议总结中恶意歪曲，胡说什么：“明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为什么要这样，有必要，因为三年大跃进挤掉了一些其它的东西，如欠了化学工业、轻工业、机械工业、市场的债，煤炭就是这样，挤了不补不行，明年第一季度不能再挤了，要适当补偿他一下。在冶金、煤炭、工业内部也欠了设备、备品、备件的债，不还债不行了。欠了原料、材料和必要的周转的债。劳动过度，劳逸不结合的债也欠了一些。总之，今年第四季度的做法是不可再欠了。所以要补偿一下，要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薄一波在分析一九六一年的形势时，认为在一九六一年的困难日子里要过“五关”，即：第一，要过灾荒关，第二要过“还债”关，第三要过煤炭关，第四要过质量、品种关，第五要过减人关。

八届九中全会指出：调整是个积极的方针，调整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但是薄一波消极地抓调整。抓得最有力的，措施最具体的：一是减人，二是扭转亏损，三是企业的关、停、并、转。特别在对待企业的关、停、并、转工作中，来了一次大收缩、大下马。把本来可以继续生产、继续发展的企业也给关掉。如把内地的钢铁建设全部停下，连一个试验生产也不让留，又把××××个钢铁“小洋群”砍得只剩xx个，把××个机床厂关掉了百分之七十。还说：“三年五年农业上不去，工业也只能维持这个水平，想今年不上明年上，明年上不去后年一定会上的想法，是不实际的。”当冶金部向他汇报“x钢厂建设问题时，他又说“十年以后再考虑吧!”严重影响了生产的发展，特别是内地工业的建设。

一九六二年，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在一个文件上竟胡说什么“增产一吨钢，就是破坏国家建设。”薄一波紧跟黑主子一唱一和，恶毒地说：“一公斤也不要增产!”虽然当时有足够的原料，但是，在刘少奇、薄一波的阴谋控制下，许多炼钢炉都被迫停产。结果一九六二年少产了几百万吨钢。看!他们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滔天罪行是多么严重啊!

(四)对抗“七字”方针，破坏内地建设

一九六四年薄一波秉承邓小平的意旨，提出了一套所谓首先解决吃、穿、用的建设方针，和毛主席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方针相对抗。

一九六五年，在毛主席亲自关怀和总理直接领导下，小计委编制了第三个五年计划，体现了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薄一波在编制计划的过程中却大唱反调，竭力破坏，到处吹冷风，“钢多一吨也不行，煤多一吨也不行”，指责别人“头脑发热了”；在中央工作会议前夕亲自出题目布置统计局、建委、冶金部为他收集资料，作为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攻击国民经济计划的“炮弹”。



同年编制一九六六年计划时，薄一波借口煤炭不能满足需要，企图把第三个五年许划第一年的生产建设任务拉下来，当总理限他三天提出具体意见的时候，他却拿不出意见来，以后当着毛主席面撒谎说：“没有意见”，毛主席反问他：“你真的没有意见吗?”他吱吱唔唔。

同年中央批准加快一批重点项目的建设进度，他却利用职权，“卡”住物资部，不让给材料，指使他的亲信、反党分子李哲人，要“坚决顶住，实在顶不住就向彭真汇报。”还与李哲人密谋，把社会库存中不能用的钢材，由××万吨篡改加大为××万吨，故意压低可用钢材指标，来抵制追加基建投资，破坏内地建设。

同年夏季，薄一波在上海修改《七十条》时，他勾结上海党内最大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竭力阻碍工厂内迁，千方百计破坏内地建设。有一次陈丕显、曹荻秋、宋季文向薄一波汇报上海工业情况和迁厂问题，陈丕显说“现在搞内迁，对赶超是有影响的”，薄一波作了黑指示：“有两套搬一套，只有斗套就暂时不搬，以后有了再搬。”以生产压搬迁。在另一次会上还说：“不要造成凡军工、××任务非作不可，使下面同志不敢讲话，军工、备战任务也要实事求是，援外也要实事求是，国内有高指标，援外就不会有高指标?”

薄一波还千方百计拆国防工业建设的台，他经常散布：一发炮弹要多少钱，一条枪折多少粮，总是嫌国防工业搞多了，搞快了。他反对林副主席关于国防工业建设的指示，公开说：“我就不同意这个搞法”；有一次，有人向他汇报毛主席同意了的某项建设的情况时，他恶狠狠地说：“不要以为谁点了头就不能动了。”看!他反对毛主席已猖狂到了何等地步!

(五)竭力宣扬爬行哲学，反对走自己的道路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而薄一波在发展技术上一贯贩卖贾桂思想，鼓吹爬行哲学，硬套洋框框，反对走自己的发展道路。

一九六O年四月，薄一波在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总结报告中说：“学习苏联问题：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是搬来的，不但技术问题，组织形式一长制等也搬来了。当时学也是对的，……对技术上必须学他们一切好的东西，先学，掌握后再改。”

一九六一年薄一波一手炮制的黑《七十条》，通篇上下，只提技术革新，不提技术革命，只许仿，不能创。提倡什么“按照外国设计生产新产品，一般地要先仿制，只在确实有把握的条件下，才可以修改原来的设计”。

同年，薄一波在《争取我国工业生产建设的新胜利》一文中说：“我们一定要逐步地做到：凡是工业发达国家能够生产的产品，我们都能够生产；凡是工业发达国家已经达到的质量水平，我们都能达到。”只提“赶”，不提“超”。

一九六三年，薄一波在沈阳技术革新闯将座谈会上说：“不要否定知识分手翻外国数据，学外国人，而且要提倡，要鼓励。我们目前的水平，总还不够国际上六十年代的水平。因此要赶紧学习世界上的东西。”

同年，薄一波在技术座谈会上，只字不提自力更生的首创精神，只强调“要积极研究国外新产品以及积极引进国外的新技术。”

一九六五年二月，薄一波在工交工作会议和工交政治工作会议领导小组汇报时插话说：“日本战后的发展，是靠买外国专利来迅速提高技术水平的。……世界各国都是这样干的。”又说：“说打破苏联的框框。这个说法也不科学，苏联也是要一分为二。”

同年夏天，薄一波在上海修改《七十条》时，又公开主张“以仿为主”，“以洋为主”。他说：“你们不懂不要去瞎创造，还是先仿造，仿造有基础了，再去创造。五八年开始三年大发展，出了许多新产品，但不少新产品都搞坏了，损失很大，还是老老实实去仿造好。有个军工厂生产××，有现成的外国图纸，却不去老老实实的照人家做，而甩开外国图纸去瞎闯，结果搞了一、二年，东西是造出来了，但是不能用，报废了，以后又重新照图纸去仿造。我劝你们没有把握还是老老实实去仿造吧。”“我们要能仿则仿，不能仿则创。能仿不仿是愚蠢的。”又说：“破除迷信，也有两种。一种是真破，一种是假破，带着迷信去破除迷信。”薄一波还说：“搞技术革命不一定非以土为主。要洋土结合，以洋为主，能洋则洋，有条件洋的还是洋，不能洋的则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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