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修正主义的“三名主义”和“三高政策”（19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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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倒修正主义的“三名主义”和“三高政策”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彻底砸烂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造反兵团宣传组 1967.5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公开抵制和反对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的伟大号召，他和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头目陆定一、周扬、夏衍等串通一气，在文艺界推行修正主义的“三名主义”(名作家、名导演、名演员)和“三高政策”(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刘少奇在一九五二年会说：“在苏联已无剥削，谁穿得漂亮，谁戴宝石戒指，这就说明谁劳动好，不是劳动好就不可能穿得那样漂亮……，”夏衍、陈荒煤之流也鼓吹：“重赏之下，必有勇夫”，这是彻头彻尾的地主资产阶级的“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哲学。“三名”“三高”是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为了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就必然要保护文艺界的牛鬼蛇神和收买一批革命文化队伍中意志不坚定的分子，组成反革命的文艺队伍，企图从文艺界打开缺口，在全国实行资本主义复辟。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三名”“三高”，首先是为那些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制造舆论，把他们吹得天花乱坠，用尽了世间最美妙的语言为他们贴金，以此来欺骗群众，为资产阶级的“专家”“权威”捞取政治资本。例如在我厂，他们吹捧反动权威赵丹是“天才”，是“国宝”，能编、能导、能演，周扬曾胡说什么：“一个政党耍有一个领袖，在文艺界也应如此，每个流派应该有它的代表性人物，赵丹、白杨就是这样的代表人物……”。
他们还吹捧反动“权威”郑君里是“历史片专家”在国庆十周年献礼片中为郑君里大吹特吹，说郑君里是这次献礼片的“红烧头尾”(注：指献礼片开始放的是《林则徐》，结尾放的是《聂耳》)，当时旧市委内一小撮别有用心的混蛋还在解放日报上为《聂耳》的上映发表社论，为郑君里和他的黑头子大捞其稻草，他们吹捧鸳鸯蝴蝶派臭文人沈浮的导演风格“真实”、“细腻”，充满浓厚的“生活气息”；吹捧反革命分子艾明之是多产作家，是快手；吹捧古董贩子胡倬云是古典美术大师等等。为了进一步欺骗群众，他们的黑主子还为这满肚子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毒菌的害人虫贴上各种漂亮的商标，什么总导演、艺术顾问、主演、总摄影师等等……，在这方面上海电影界的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有特别“创造性”的。总导演的旗号是汤晓丹从《水手长的故事》打出来的，“主演”称号是从《为了和平》中的白杨开始的，总摄影师是从《白求恩》的吴印咸开始的，艺术顾问的破旗是韩倚义在《太湖探宝记》中扯起的，有了名就有了一切，就可以顺利的领到刘少奇发给他的党票，近几年来，这些混蛋成堆地被拉进党内。例如沉浮入党申请书是党委派人代他写的，在他还是个预备党员的时候，党委就已经为他准备好了支部委员的职务，并且很快就当上了党委委员，另外还为赵丹、郑君里、沈浮、张瑞芳、秦恰等人按上了全国人民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等街头。他们还可以享受种种政治上的特权，例如前文化部决定让杨××出国去阿尔及利亚，后经公安部审查，由于政治上的原因不能批准。于是夏衍便亲自出马签字面押，保她出国。再如秦×刚入党二个月，就去听了关于彭德怀问题的绝密报告，然而有些入党已经二十多年，一直在做党的工作的同志却不能去听，正因为这些“名人”最能领会他们黑主子的旨意，最富有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黑线所需要的“艺术修养”和“创作激情”，最能满足国际国内牛鬼蛇神的需要，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胃口，因此每年的“大戏”“重要任务”都交给这些混蛋，拿我厂的导演来说，从一九五七年建厂以来，郑君里先后拍摄了《旭日东升》、《聂耳》、《枯木逢春》、《林则徐》、《李善子》等，徐韬先后拍了《海魂>>、《摩雅傣》、《小康人家》、《关汉卿》、《青山恋》，沉浮拍摄了《旭日东升》、《六十年代第一春》、《万紫千红总是春》、《老兵新传》、《北国江南》，刘琼拍摄了《乔老爷上轿》、《51号兵站》、《女驸马》、《阿诗玛》等等。
在演员方面也是如此，夏衍、陈荒煤常常鼓吹要为演员写戏，《茅丽英》就是专门为张瑞芳编写的剧本，他们为了使用“名牌货”演员，有时简直闹到了令人作呕的地步，象赵丹这个老混蛋竟接二连三的扮演十几岁的小青年，秦怡、张瑞芳也演起小姑娘来了，真是使人看了以后哭笑不得!他们选择演员的标准也完全是修正主义的一套，选女演员要有几个条件：第一大眼睛高鼻子，第二腰要细，第三腿要长，例如《球场风波》为了要物色一个“理想”的女演员，前后竟找了几十个对象，先拍照，试镜头的竟达十七个之多，他们有时竟采取到马路上，到游泳池里去钉梢的办法，只要发现合乎以上三个条件的对象，就上去和人家搭讪，然后就拍照，就谈生意。
为了他们的“三名”“三高”畅行无阻，因此在宣传工作方面也是大肆吹捧，例如赵丹的臭名竟然在《青山恋》中先后出现达四次之多——编剧：赵丹，导演：赵丹，主演：赵丹、路春：赵丹，甚至连白杨吃大菜，张瑞芳养金鱼，秦怡装腔作势的画国画、弹钢琴，也都要在大众电影上大吹特吹，还有完全资本主义化的预告片来为这些混蛋宣传，这些预告片看了以后简直使人恶心。在红楼梦的预告片中竟有这样的字句：“六十年代影坛大事，红楼梦搬上银幕，七彩巨片，耗资百万，场场戏肉，个个大排，过足戏瘾，听出耳油，情节好，布景好，从头至尾无一不好!”《蔓萝花》的预告片由黑(副)厂长张友良亲自出马编写，其中写道：“意绵绵，无限相思，无阻限。”淫荡不堪。
三高政策是他们推行修正主义的物质基础，夏、陈就公开的吹嘘过“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意思就是说有钱能使鬼推磨，只要拿钱来就会有人为这条反革命文艺黑线卖命，因此他们推行的是钞票挂帅，具体的说就是高工资，高奖金、高稿酬的“三高政策”。在我厂一个“艺术家”的每月的工资要等于七个普通青年工人的工资，例如我厂照明车间有工人五十四人，工资总额2967元，而导演和作曲共三十六人，工资6020元，这还不算，他们还有更高的稿酬，例如艾明之这个混蛋近几年光稿酬就有五万之多，也就是说明相当于一个普通青年工人一百年的工资，所以这个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干尽了反党反人民的勾当，过的是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他家里有电视机、钢琴、电唱机、半导体、电冰箱等等各种现代化设备，是谁给他的这个特权呢?是刘少奇，是周扬、夏衍这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小撮混蛋为了推行修正主义的黑货，真是挖空心思，用金钱来收买人心，例如一个导演，除去他每个月几百元的工资之外，每逢接一部戏，他们总是千方百计要挂上一个编剧的名字，拿一笔稿费。一个文学剧本的稿酬高达万元，然后写了分镜头又是一笔稿费，一个分镜头剧本的稿酬也达一千多元，像强明拍“牛府”的时候，任务还没有接上就已经预支了分镜头稿费。戏拍完了出一本书又是一笔稿费，还要到什么学院、大学去放一通毒，又是一笔稿费，真可以说是“一本万利”!在电影厂里摄影师拍了剧照要给稿费(150元)，美工画了海报要给稿费(200元)，作曲写了曲子要给稿费(800元)，写一首歌词要给稿费100元，文学部的编辑看一个剧本也要给5元至10元，甚至连上政治课也要每小时给两块钱酬金，总之一句话：钱!钱!钱!钱就是一切!一切就是钱!这不是资本主义又是什么呢?
这还不算，他们还实行从苏修那里搬来的一套“奖励制度”，奖金的高低是按工资高低而定的。工资越高，奖金就越高。例如赵丹在一九五五年拍了两部戏，就拿到了近三千元的奖金。
再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我们电影厂的工人是过着什么样的生活吧。全国解放已经十七年了，但是电影厂的工人并未得到真正的翻身，我们工人被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的文艺黑线压得喘不过气来，被这些资产阶级的混蛋当成道具，奴隶一样在使用，例如有一次《李善子》因为天片上出了点小毛病，郑君里这个混蛋就把工作停下来当面指着工人鼻子大骂。再拿场务工作来说吧，在摄制组里场务要为这些混蛋们准备茶水、搬椅子，有时这椅子还要跟着导演跑。导演跑到那里，椅子搬到那里，平时要为他们买饭、买菜、买香烟、煎药，出外景要为他们扛行李，到了住地耍为他们打扫房间，还耍给他们擦皮鞋，甚至还有的以演员怕吹风为名，把马桶放在摄影棚里，让剧务替他们提马桶!这真是他妈的混蛋透顶。
今天在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把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揪出来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的大小头目和爪牙揪出来了，同时也把他们推行的“三名”主义、“三高”政策这面修正主义的破旗拿到光天化日之下，让这面修字号的黑旗和它的黑主子刘少奇之流统统见鬼去吧!
让我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我们的电影厂办成真正的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上海红旗电影制片厂《红旗革命造反兵团》217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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