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文革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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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研究中的两个问题

在文革研究中，对文革的整体评价以及对具体事件的评价均意见分歧，不同思想交锋激烈。这当然是可喜的现象，预示着学术上可能取得进步。但是比较普遍的有两个问题妨碍学术争论的健康开展。

第一点，是意见的分歧不仅来自看法和立场的区别，而且来自对客观事实的了解和认定。这一点，对于职业文革史研究者如金大陆、李逊、董国强、吴迪等人，是比较不成问题的，但是现在认为自己有权在学术层面上发表意见的，有许多虽然经历了文革但对事实一知半解的人，当然也有许多没经历文革又未掌握大量材料的人。另一方面，鉴于官方对文革史“宜粗不宜细”的态度，以及刻意掩盖真相，歪曲事实，一般人不可能不受其影响。
像七机部南苑武斗打死科学家姚桐斌一案，原来的回忆文章并未说明什么派别成员打死了姚，但是转载者主动在题目上加了“造反派”一词，变成了姚被造反派打死。实际上姚支持造反派，被保守派打死。这就是根据流行的思维模式自动改造客观事实的一个典型范例。
不了解事实或不承认事实当然会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得出什么结论。例如，我说江青张春桥等人固然干了很多坏事，周恩来干的坏事也不比他们少，很多人一定不信或不承认。周干的大的坏事，第一是打到刘少奇，虽然主使者是毛，但周作为中央专案组负责人，责任是不可推卸的。第二是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和清查五一六，周是主要负责人。在运动中数以百万计群众遭到严重迫害，以至于连毛泽东都认为杀人太多了，于是紧急刹车。（可见王锐的研究文章）。那时有一位国家级中医师叶心清给周看过病，但是文革中周说他是“江湖医生”、“五一六”，很快瘐死狱中。现在叶心清的小传上说他是被林彪四人帮迫害死的。
我说周恩来干的坏事比四人帮多，但不认为周是“坏人”，因为周干的好事也比四人帮多。周是职业革命家，他的道德观念和是非观念都与普通人不同。但上述事实当然影响对周的评价。
因为对事实不了解，所以有的争论就是空对空。解决方法是加强微观历史研究。

第二是对文革这个概念的认定。其实有两个文革，一个是老百姓整干部，一个是干部整老百姓。（我是同意两个文革理论的，虽然叙述和刘国凯有所不同）干部整老百姓是“古已有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如此。而老百姓整干部是文革中的“新鲜事物”。这个“新鲜事物”持续时间很短，也就是从1966年10月后的一年左右。虽然这个“新鲜事物”持续时间短，但吸引眼球，又因为在老百姓整干部运动中大批干部遭了殃，所以干部们就把这个文革当作唯一的文革予以彻底否定，而对那个整老百姓的文革含含糊糊地予以肯定。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大佬说：“社会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正是如此，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看法，植入了自己的潜意识。
例如，我说，许世友这个人竭力推行文革路线，在文革中干了许多坏事。有人就惊呼你是不是搞错了？张春桥才是文革派，许世友怎么是文革派？许世友派人参加文革工作组、后又支持造反，支持和参加夺权且不说，他的主要业绩一是在江苏打了大批干部群众为“五一六”，予以残酷迫害。第二是下放大批南京市民，实际是波尔布特的老祖宗。这两者是不是文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张春桥支持群众整干部，当然是文革派；许世友实行整群众，也是文革派。
被群众整过的干部，每一个人都出版了一本传记，叙述他们是如何遭难的。而被许世友打的五一六没人给他们立传。看了这些干部传记，读者义愤填膺，极端仇恨这些造反派。这就叫洗脑。
干部整群众一事遮遮掩掩。例如广西韦国清屠杀10万造反派一事，是当作“处遗”（处理遗留问题）来“落实政策”的。就是说，它本身不算个事，打死就打死了，但遗留一些问题，如有受害者或其家属老告状，领导心烦，总得想什么办法对付过去才是，于是想出了这个名词。
总之，群众整干部、干部整群众，两者都是文革。两个文革。

上述两个问题，事实要澄清，不能空对空；概念要准确，不能鸡同鸭讲，如果解决了，就可以进入学术层面。当然进入学术层面争论会更大，但能更接近争论的实质。
我很不明白，为什么对发生在上海的安亭事件普遍予以否定（除去左派）。安亭事件的过程已很清楚，其焦点即是否承认上海工总司这个工人组织，毛泽东当时已作出结论，就是根据宪法，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这是毛很少的维宪言论，是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
反对者说，毛泽东是另有企图，张春桥是投机。这我都不否认，即使毛和张都是大坏蛋，即使工总司也很快蜕变成官方组织了，我们对此事必须就事论事，不能因人废言。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能另设条件。结社的条件就是你不能是邪教，不能用武力推翻政府。工总司不违反这些。
所以，希望宪政派从肯定安亭事件做起。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7878230101ayan.html

fuqiangqiang

第二是对文革这个概念的认定。其实有两个文革，一个是老百姓整干部，一个是干部整老百姓。（我是同意两个文革理论的，虽然叙述和刘国凯有所不同）干部整老百姓是“古已有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从来如此。而老百姓整干部是文革中的“新鲜事物”。这个“新鲜事物”持续时间很短，也就是从1966年10月后的一年左右。虽然这个“新鲜事物”持续时间短，但吸引眼球，又因为在老百姓整干部运动中大批干部遭了殃，所以干部们就把这个文革当作唯一的文革予以彻底否定，而对那个整老百姓的文革含含糊糊地予以肯定。有一位马克思主义大佬说：“社会意识就是统治阶级的意识”，正是如此，大家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这种看法，植入了自己的潜意识。

fuqiangqiang

安亭事件的过程已很清楚，其焦点即是否承认上海工总司这个工人组织，毛泽东当时已作出结论，就是根据宪法，他们是有权利这样做的。这是毛很少的维宪言论，是能经受住历史考验的。
反对者说，毛泽东是另有企图，张春桥是投机。这我都不否认，即使毛和张都是大坏蛋，即使工总司也很快蜕变成官方组织了，我们对此事必须就事论事，不能因人废言。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不能另设条件。结社的条件就是你不能是邪教，不能用武力推翻政府。工总司不违反这些。
所以，希望宪政派从肯定安亭事件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