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钧福 文化大革命：北大VS清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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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北大VS清华

我在批评唐少杰清华文革研究的一篇文章里说，希望唐先生研究一下北大的文革，也许会得出不同结论。其实我很想做北大清华文革的比较研究，但迄今还缺乏必要的资料。
唐少杰的研究成果集中在《一叶知秋——1968年清华大学“百日大武斗”》这本书里。应该说，这本书描述事情经过还是很客观详尽的，但是做出的价值判断过于武断。
唐少杰先生现在说：“迄今为止，唯有‘四一四思潮’取得了最显著的、也是最重大的历史性胜利。”我不知道此话从何讲起。历史的进程已远远超出团派和四派的争论。四派所说的，团派所认可的基本前提“十七年来掌权的工农兵还是工农兵，十七年来受压迫的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还是资产阶级、地富反坏右”从文革结束后就不算数了。地富反坏右变成了人民。人民当然还是人民，但作为人民的基本队伍的工人农民已边缘化，早没有当家作主的感觉了。这难道不是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吗？从这个角度说，倒是团派的理论更接近现实。
这也说明，历史的微观研究和宏观研究还是有距离的，由此及彼尚须一些功夫。
所谓“一叶知秋”，就是通过清华这片叶子透视全国的文革。四派的“河归故道”理论取得“最大的胜利”和否定文革是一脉相承的。既然文革完全否定，就是文革不该搞，因为文革前的社会已经很理想，一帮子代表地富反坏右的造反派妄想“大翻个儿”未能得逞，于是河归故道，接着文革前的那个茬继续来。一叶知秋，全国都是这样。
那么，给地富反坏右摘帽是怎么回事呢？答曰，那叫落实政策。右派闹翻案，那是坚决不能允许的，必须镇压，毙他一两个。但是你不闹事，听话，可以给你落实政策。不能以今天之政策否定昨日之政策。正如现在说的。你不能以这30年否定那30年。
文革里，各单位进驻军宣队。二机部某所的军代表勒令停订所有国外学术期刊。过了一年，又允许订了，但中间缺了一年的，没办法补，有知识分子抱怨。军代表说的就是这个话：过去不让订，是当时阶级斗争的需要；今天订了，也是今天阶级斗争的需要。

想以一个典型映射全国，其志可嘉，但这样做要十分小心。
清华文革既是典型的，也具备其特点。它属于发展形态完备的一类。在初期是造反派和老红卫兵（清华大学红卫兵）的对立。老红卫兵即保守派，解散后无新的保守派出现。而造反派内部分裂成团派和四派两派。四派和老八八派（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有思想上的继承性，但在人员上不完全来自八八。各派都在不断分化。据四派自己统计，有5/6的八九派（清华大学红卫兵）、1/3的八八派、1/4的蒯派参加或倾向四派。在一年的时间里，各派的成员重新洗牌，在保守派垮台后，四派代替了原来八九的地位。它的主要成员，与其说来源于八八派，不如说来源于八九派。这一点，确实可以“一叶知秋”，反映全国许多地方的文革态势。按照最近孙怒涛所编《良知的拷问》一书中所说的，四派多是文革前的“优质”人员，而团派多为“劣质”人员。
清华的特点是，文革前蒋南翔校长培养“双肩挑”政治业务兼备的干部颇为成功。这使得四派及四派拥戴的干部比较整齐，不乏优秀人才，甚至出现罗征启这样的人。我们当时是很激进的造反派，当然倾向团派。但是我们请谭浩强来做过报告，因为我们赞成四派的干部主张。
另一方面，由于受中央文革的直接指挥，团派实际成了中央文革的棋子，没多少自由度。
在两派斗争中，尽管双方都有责任，团派作为掌权者，应负主要责任。在双方武斗和七二八事件中，团派打死的人最多。而四派在艰难的环境下奋力反抗强权是应该嘉许的。
总之，团派在造反派队伍里形象甚为不好。因此，唐少杰先生选择了清华团派作为造反派的代表来尽力抹黑全国造反派。

这就是我劝唐先生脱离清华看看北大的道理。
北大的文革历程和清华很不一样。如何开头的，大家都知道。就是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所以，聂元梓也是造反派的代表。她的劣迹也很多。有人写了一本书叫“乱世狂女”，可见她在人们眼中是多么坏了。这也符合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因为她已成为文革的符号、造反派的代表。
但是聂元梓和蒯大富不同，聂元梓没有提过“大翻个儿”。当然蒯大富也没提“大翻个儿”，但是对立面说他赞成“大翻个儿”。可是没人说聂元梓要“大翻个儿”，因为她在文革前虽然不受校长陆平重用，仍为党内重要干部。倘发生“大翻个儿”，她就要下台，57年打的右派就要上台，这对聂元梓未必是好事。
所以，聂元梓的“造反”和蒯大富的造反有很大差别。看看聂元梓和陆平那点儿分歧，都是些鸡零狗碎的事，没什么原则争论。也就是说，纯粹是体制内矛盾。所以聂元梓造反以后，使用的还是文革前的党员干部，跟陆平时代没什么不同。由于北大的特殊地位，当时体制外力量根本没可能对聂的统治提出挑战。
那么，聂元梓的造反毫无意义吗？也不能这样说。她的造反不在内容而在形式。她贴大字报的当天，李雪峰等人到北大处理此事，所担心的也是公开贴大字报这种形式可能引发的连锁反应，对聂大字报的内容并未指责。这事件的意义是在言论自由上打出了缺口。文革前类斯大林体制的铁桶江山只能从内部裂缝破裂开始才能有所动摇。
1967年，北大的反对派出现。反对派为什么出现，聂元梓在她的回忆录里说：“那些先后参加‘井冈山’的，有许多是在运动初期受到冲击和批斗的学生、老师和干部。因为是我带头写了那一张大字报，导致北大在‘文革’初期运动搞得轰轰烈烈，引发了随后的一系列的批判浪潮。这些人有老教授，有教师、干部子弟、个人历史复杂的人，等等。这是主要的分歧。其次，则是社教运动的后遗症，那些因为陆平倒台而受到牵连的人们，在‘文革’初期受到冲击，将他们挨整的缘由归罪于我，到后来，他们也获得了‘革命’、‘造反’的权利，自然而然地，他们都把怨气归到我这里，认为是我的大字报引出来这一连串的结果，使他们吃了苦头。”
聂元梓在这里说的比较客观，但是需要一些解释，不然不容易看懂。
众所周知，在文革初期的大城市里，有一个“五十天”问题，工作组在此间将一些造反学生打为反革命，蒯大富就在其中。也是在以后批判“五十天”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造反派队伍成长了起来。
北大实际上也存在“五十天”的问题，是由工作组领导的。当时聂元梓不当权，对此也负不了多少责任。但是，北大并未形成反对工作组的政治力量。挑起六一八事件的那些人和事后批判工作组的陈必陶等人日后也未形成派别。北大的工作组是被江青陈伯达等人赶走的，并没有引起大的争论。
主要问题是，文革前，北大有一支整人队伍，或者说以整人为业为乐的队伍。陆平培养、使用的是这支队伍，工作组使用的也是这支队伍，聂元梓上台，也只能使用这支队伍。这支队伍不用你教，自己就会整人（所以聂元梓感到冤枉），何况聂元梓还提出了“上揪下扫”的口号（所以她不冤枉）。当然，官办的新北大公社中许多是随大流的人，但整人的人绝大多数在这个公社里起骨干作用。
于是，被整的“老教授，有教师、干部子弟、个人历史复杂的人”就逐渐有了反抗意识，因为他们感觉和陆平时代没什么不同。所以，1967年北大两派的斗争实际上是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课。无论在当时的群众眼光里，或是我们现在做学术性的分析，聂元梓的公社派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而造其反的井冈山是典型的造反派。这一分野主要由其成员在文革前的地位决定。
之所以造成和清华不同的态势，是因为在北大没有一支“双肩挑”的干部队伍。当然，在北大，文革前也竭力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但是成效不显著。像我们物理系，有那么一两个“标兵”，大家都像现在看大熊猫那样看他们，觉得标准太高，没法学。后来他们在文革里也没什么表现。
这也不是偶然的。当时所指的“红”，是指的“驯服工具”，特别在北大，更是如此。所以我感觉物理系的标兵都有些缺心眼。这样的“红”，和自然科学，还有社会科学批判的本质相矛盾，很难真正“又红又专”。而清华是工科学校，工科本身就有工具性，和党的要求不悖，至少看来如此。
北大文革还有另一因素，就是在文革前，陆平面对两种反对力量。一是聂元梓这样的党内反对派，二是周培源这样的知识分子反对派。后一种人被前校长江隆基重用，对陆平的“乱搞”非常不满，因而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但是看到聂掌权后和陆平没什么不同，就支持甚至参加反对派。大批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周培源、季羡林、周一良、侯仁之等）参加群众组织在全国都是很典型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和清华的“双肩挑”完全不同，他们虽臣服共产党，但不是党依靠的基本群众，也没有在历次政治运动整人的前科，跟在后面呐喊几句不算。
当然对井冈山也不可过度理想化。季羡林被打倒后，井冈山也跟着落井下石。当然季羡林忘却井冈山最初给他的好处，也有点忘恩负义。另外，双方互相揪斗支持对方的干部，井冈山也不落后。他们之所以没犯很大错误，和他们处于被压的地位有关。这一点和清华四派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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