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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在人间
－－一个草民的生存日记（1966~1984）
作者：范国伟
关于我的日记的几点说明（代序）
（一）
在那“偷听敌台，书写反动日记”就可判处死刑的年代，我，一个“黑五类”的狗崽子在悄悄地记着日记……
阶级斗争的倾轧、残忍，周遭环境的恶劣、纷乱，家庭生活的拮据、窘困……，日记实在是迴避现实、躲藏心灵的好地方。在这儿，可以倾诉委屈，舔拭伤痕，放飞心情，舒展蜷缩的灵魂。
妈妈知道了惊慌不安：你寻死啊，要惹祸的！
朋友知道了婉言相劝：你把日记藏哪儿？枕头下？锁在抽屉里？他向我叙述了一个同学因日记被抄被捕，病死监狱的真实故事。
但当时，倾诉心灵的强烈渴望是那么的难忍……，于是在我的日记里，出现了一种惊弓之鸟的怪异心态：一旦在日记里流露出消极的小资情调，就会马上警觉地谴责一下自己；一旦在日记里说了“大好形势”的不是，就会马上“自觉地”用毛泽东思想去分析一下、批判一下。有了这个“掩体”，我心里坦然、笃定了许多：我写的是红色日记！难料的是，有恶言叵测的：“红色日记？哼！就你这出身？谁信啊？你有这份阶级感情吗？”狐疑的目光射来，我脊背飕飕冒凉气。
平心而论－－不虚妄也不矫情－－日记里还真不乏一个少年出于真诚，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对文革的赞颂。星移斗转，遗憾的是，很多当年神圣庄严的东西，现在读来都已成了笑柄和讽刺。
（二）
取名“草民日记”，绝非自轻自贱；在我的词典里，它绝对是个好词。在北大荒九载，对草，我有了更深彻的理解和感悟。
刚下乡那会儿，安置知青的住房不够。我们割去齐腰深的草，刈出块地，钉上粗粗的木橛子，铺上疏疏的糙木板，打开铺盖睡在帐篷里。一夜醒来，我惊异地发现，昨刚割了头的野草，韧长的茎叶柔弱然而不屈地从板缝间探出身来，匍在我的被褥上，和我同枕共眠……我似乎是第一次如此近距离的久久凝视着它，心里有些震撼。北大荒啊，就是草的天下。它几乎不需要什么生存条件，它匍匐在大地上，向广袤的空间延伸，路基、石缝、土坡、悬崖、洼地，无论怎样的艰难困苦，它无处不长，且健康茂盛，葱茏葳蕤不乏风韵灵秀。草多了，给人以草原的期盼和指望，草原大了，给人以心胸开阔灵魂净化的慰籍和升华。它坚忍不拔、不卑不亢、忍辱负重、豁达向上；它任人践踏、哀而不怨，向天空坦露着襟怀，向人间呈现着绿色－－那是它生命的燃烧！草，不习惯别人的注目，不接受欣赏的目光，不要求理解，甚至压根儿不在乎理解。北大荒有一种草甸子，经年累月的生长，茎、根盘绕错节，缠成一轱辘一轱辘面盆大的陀儿，横亘在洼凹地，是我们“农业学大寨”“粮食上纲要”的死敌。它锤不烂、割不动、烧不死，任你刀砍火燎，春风一吹，它照样“遥望草色近却无”，至夏，它照样是一蓬蓬绿色的火焰！我们根本奈何不了它。近几年从媒介得知，北大荒退耕还草、恢复湿地，草甸子成了宝贝，它有蓄水、防涝等功能，还是水禽、动物的天堂。草，就这样身处被误解的境况，也从不焦躁、愤愤不平，它泰然处之；对玩弄它（现在流行一种“滑草”的娱乐活动）的人，也从不渐生仇恨和报复之心。这是它的伟大之处。
休闲漫步，每临青青草地，心里总会感怀草的种种好处。我崇拜草。
（三）
很多作家都说过类似的话：再普通的人只要把他的平凡生活记录下来，都会是一部“传奇”。我很相信这话。这是生活本身的丰富多彩，人生不可复制、不可再生所决定的。中学时学哲学，老师不是就讲过“世上没有两粒相同的沙子。”“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
有人称我的日记是“原生态”的东西，我感觉也是。所以，当有我尊崇的导师希望我向文学作品靠拢，增补虚构些东西的时候，我说了不字。我写作的初衷就是要保持一个普通人日记的原汁原味。作为日记体的“文学作品”太多了，虚构编造,动辄就往惊天动地、诡谲离奇、死去活来的地方使劲。人们经历了太多的情感地震、情节历险、情欲刺激，老百姓早倒胃口了。我绝不想去刻意雕琢我的日记。相反，平实的记述、平淡的生活流程、真切可触的心路轨迹，更能撩起人们内心的感悟，泛起回忆的涟漪。我把自己的东西比作根雕，根是自然而成，我只不过是截取一段，顺势依形而作。在内容上，不在我生活环境、生活视野中的，我绝不撷取（更不用说编造了）。这一点，是可以由我十六本原始日记文本泛黄发脆的纸页作证的。
世界变得多元化了，我觉的，应该给平凡以价值。这个趋势似乎已见端倪。为什么许多人都喜欢“原生态”的东西，唱歌喜欢听“阿宝”的，看戏喜欢看非职业演员的《雾城夜话》《百家心》等，这不是很令人思索吗？许多“文学作品”成了塑料花，人们宁愿喜欢草。
按时间顺序，我把《草民日记》分成三部分：
1、文化大革命
2、上山下乡
3、进里弄加工组
第一篇 文化大革命（一）
每天都有砸个“稀巴烂”的亢奋
1966年8月24日
每天都有天翻地覆、地动山摇、砸个“稀巴烂”的亢奋。文化大革命已发展到一个声势极其浩大而又尖锐复杂的阶段，它已完全渗透到上海的每一个角落，连里弄的阿姨妈妈也充分发动起来了，一有风吹雨打就敲着锣鼓上街。同时，武斗也已成为一种十分普遍的现象。听说西安、长沙、兰州已发生好几起流血惨案。“流血惨案”，汗毛凛凛的词，那是说《五卅》，历史教科书上的，新社会，没见过、没听说过。对于一些首长的报告，各学校的传言出入很大，辨不清真伪。听说陈伯达把那幅对联改了。原本是：
基本如此
老子革命儿好汉
鬼见愁
老子反动儿混蛋
现改成：
应当如此
老子革命儿接班
鬼见愁
老子反动儿背叛
在这样纷乱的形势下，要想搞好这次文化大革命确实非常之难。这个星期以来，班级里的争论天天不断，无所佳果。
学校各班级的红卫兵组织纷纷成立。我班那些人的主张是“红卫兵是‘红五类’的阶级组织。狗崽子想参加？没门！”
关于成立班级文化革命小组的事，吵来吵去，今天总祘初步达成一致：小组成员的主体，必须是“红五类”，同时，也适当吸收少数其他劳动者、职员、小业主出身的同学，以便形成“统一战线”。
这是当前运动的主要倾向，而且是有很大势力的倾向。不过，我总认为这与中央“十六条”的精神是不符的。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并不希望革命群众成立什么“阶级内部的组织”，因为这不利于最广大地团结人民。红卫兵也好，文化革命小组也好，只要是忠于毛主席的革命左派就好。家庭出身反动的人，也可以成为革命左派吧，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朱总司令、周总理、陈毅市长、陈赓大将……
必须牢记：一切按毛泽东思想办事，充分发动群众，相信群众。
1966年8月29日星期一晚上
今天听了曹荻秋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录音，明天将讨论这个报告。
今天班级又通过了一项决议：文化革命小组必须由“红五类”组成，这虽然与十六条精神不符，但这种倾向已遍及全国，势不可挡了。当然这样一来，我这个文化革命筹备小组（简称“文筹”）成员也该寿终正寝下台了。
两个多月前，毛主席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吹响了进军号。一切旧制度、旧束缚都在破除之列，先是班主任“靠边站”，革命学生自己“闹革命”；再是废除了“班委会”这“御用工具”。同学们民主选举新生事物－－“文化革命筹备小组”，不知怎么的，糊里糊涂把我选上了。或许是大多数同学还不知我是右派的儿子、地主的孙子？或许是我平时不大响，给人留下了“待人蔼然”的好印象；下乡“三秋”劳动时，分红薯不与同学争多论少，总留在最后拿最小或煮僵掉的？或许是上次语文王老师课堂上说了一句“十年寒窗，一鸣惊人”，被方正华揪住小辫子：鼓吹资产阶级成名成家思想，写文章在黑板报上掀起批判。我写了一篇文章强词夺理，替王老师辩解：为革命“十年寒窗，一鸣惊人”有什么错！总之，我这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总算登上了高二（3）班的政治舞台，面对滚滚革命洪流，我先天不足，下台难免，但也算风光过一阵。
我认为，对于某一旧事物的革命，往往总是矫枉过正的，甚至乱不可免。而革命之后，这种过激的举动必有所纠正，而走上正途，从而使事物得到一个极其大的飞跃与发展。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在革命中气急败坏地去阻止你认为过左的行动，那么你将成为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者，下场不妙－－尽管你的动机是那么的正确。
大辩论，要么是唾沫星子横飞，吵得一蹋糊涂，要么就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死寂一片。
1966年8月30日星期二晚上
大辩论，要么是唾沫星子横飞，吵得一蹋糊涂，要么就是处于一种僵持状态，死寂一片。大辩论的结果，也是：“通过决议”－－“推翻决议”－－再通过－－再推翻－－以致无穷。这都是“文筹”五位成员内部的互不体谅、私心杂念、不团结造成的。
今天的辩论，车轱轳又转回前天去了：文化革命小组成员应该是：“革命左派”，而不一定是“红五类”（当然“红五类”中的大多数是革命左派）。预计明天又将有一场唾沫的恶战。
1966年9月1日星期四晨
昨天没去学校（没人管我们了）。下午去看了一场电影《粮食》。
昨黄昏，薛将进、谢春龙（“文筹”成员）到我家，未遇。晚上，薛又来了，一起到李真明家。李谈了到复旦看大字报的一些见闻。之后大家又谈到在文化革命中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的问题。
李、薛说，现在同学中有一个普遍的认为，“范国伟讲话总是缩手缩脚的，许多重要的话没讲出来就中途戛然而止了。而这些重要的话，对于你来说是深思熟虑的。”
我思忖着，同学们有这种“认为”，并不是件好事，画外音是，我的私心杂念－－反动的家庭出身包袱在作怪。
我说，“我并没有缩手缩脚，我觉得我们同学中往往有‘宁左勿右’的思想，当然这种思想已有了很大的势力、规模，我不否认本人也有。这种‘宁左勿右’的思想，实际上是一种‘形左实右’的思想。可是，我们‘文筹’的责任是搞好班级的文化大革命，当我看到大家‘左’得太不象样的时候，不得不拉回一把。”
“你想力挽狂澜？”
“我是力不从心！”
大家哈哈大笑起来。
红卫兵先叫王善明的老婆站立在一只高凳上，说她娇滴滴的该接受革命锻炼。后来有人在王善明家的杂七杂八的抽屉里发现了一颗子弹壳，红卫兵朱卫东说，有子弹壳，就有手枪，交出来！“我们哪来手枪？”急得他老婆站不住了从高凳上倒下来，幸好被王善明眼疾手快一把抱住，才没出事。
1966年9月4日 星期日晨
地、富、反、坏、右，及在运动中被揭出问题者之家庭，都是红卫兵行使职权－－抄家的对象。我家也在此列……
“黑五类”完全被“红五类”踩在脚下，这自然是对的。可他们的子女亦如此！这就不一定对了。这种压抑、郁闷无从诉说……。在这样的“红色恐怖”下，我不禁幻想，快快离开这环境，这家庭，这城市，到新疆去，到外地去。走自己的路。
前晚，随我班红卫兵抄了王善明的家，王是我们高一的数学老师，资本家出身。红卫兵抄家仗的是人多势众，有维护现场秩序的，有实施抄家革命行动的。我是维护现场秩序的；实施抄家革命行动还不够格（众所周知的原因）。抄家时，红卫兵先叫王善明的老婆站立在一只高凳上，说她娇滴滴的该接受革命锻炼。后来有人在王善明家的杂七杂八的抽屉里发现了一颗子弹壳，红卫兵朱卫东说，有子弹壳，就有手枪，交出来！“我们哪来手枪？”急得他老婆站不住了从高凳上倒下来，幸好被王善明眼疾手快一把抱住，才没出事。
抄家回来，经过薛将进家，发现他门口被贴了不少大字报。刚才薛来，也未提及此事，我更不便问。
最近上海来了不少北京的串联学生，曰，帮助你们搞文化大革命，好大口气：我们北京的文化大革命搞好了，上海太平静，你们上海市委已经烂掉了！他们竟敢公开在市委召开的大会上捣乱，指着曹市长的鼻子骂：你胡说八道！“碰到不革命的就骂，反革命的就打”。在上海的影响很不好，尽管这只是北京学生中一小部分人的所为。
1966年9月6日星期二中午
选出了8名赴京串联接受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的同学，清一色的红五类。说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
昨晚去抄了陆宇舟的家。
完了凌晨2点又到外滩去听辩论会。花坛旁的台阶上，黑压压的一片人头，几个北京红卫兵正在慷慨激昂地发表“红色恐怖万岁”的观点，不时的有人拔直喉咙高声打断，表示反对。一个夹着人造革书包的青年发言很引人注意，好一个能言善辩！句句说在我心里，让我一阵一阵通电般的抖。他说：我们应该高呼的是“无产阶级专政万岁！”理由是：首先我们不应当承认施行恐怖政策；其次阶级敌人为什么会感到恐怖呢？是因为我们有巩固的无产阶级专政，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是因为真理在无产阶级这一边，是因为我们有强大的群众基础，是因为我们有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那些北京红卫兵终于瞠目结舌灰溜溜地走了。人群在他们身后“呕呕”地起哄。
近来，上海市民对北京红卫兵的错误观点及武斗的行径进行了全面的反击，使他们不得不收敛了些不可一世的威风。
李真明家也被人抄，他变得十分颓唐，恶从胆边生，竟恶毒地攻击起我来了。我惹谁了？怪事。
当同学提名我为候选人时，邹光耀高叫，“黑五类”不能当代表！这立刻招致许多同学的反对，争执不休之际，我跑到黑板前擦去了我的名字。此刻全教室一片寂静，为我的举动愣了神。父亲是资产阶级右派，儿子我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吗？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1966年9月7日星期三
今天辩论选文化革命小组代表的事。我主持。
李真明被抄家后，其言论变得越来越“左”，他说，文化革命小组代表应该从“红五类”中产生，因为他们觉悟高、立场坚定、阶级感情深厚。我严肃地驳斥了他们貌似正确的谬论，大多数人站在我这一边。
我认为，选举文化革命小组必须按十六条精神办事，按革命左派的标准来衡量。革命的事业是千百万人的事业，要团结95%以上的群众。有人在选文革代表的问题上，讨好“红五类”，大肆贩卖其私货，挑起“红五类”与非“红五类”同学的不和使之产生隔阂、抵触情绪。让“红五类” 产生优越感，让非“红五类” 产生自卑感，情绪低落。这是不利于革命事业的。
当同学提名我为候选人时，邹光耀高叫，“黑五类”不能当代表！这立刻招致许多同学的反对，争执不休之际，我跑到黑板前擦去了我的名字。此刻全教室一片寂静，为我的举动愣了神。父亲是资产阶级右派，儿子我就不能成为无产阶级左派吗？我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天下着大雨，我与薛将进、陈国钟、谢春龙淋着雨，一面谈着今天的事，一面回家。
回家后，知道父亲来信了，听信中口气，他被人斗得很厉害，他叫我们清一下家里的“四旧”交街道红卫兵，讨一张清单收据，寄给他好“交代”。
妈妈急得不知如何是好，哥又上北京串联了。我想了一想，准备星期五晚上趁夜色叫我班红卫兵陈国钟、薛将进等哥们来抄我家。速战速决，悄悄的，尽量在邻居中减轻影响。
像16号玻璃店老板家遭“毁灭性抄家”，那就惨了
1966年9月8日星期四
上午与薛、陈、谢在陈家商量选文革代表的对策。回家时买了一本毛选甲种本和二本毛主席语录，寄一本给爸爸。
请人来抄家，颇为不顺，听薛、陈口气，他们顾虑很多，是自己要好的同学，不忍下手。不知对他们是该感激还是埋怨：就是要请自己要好的同学来，指望抄家时落手轻点，手下留情；做个吃相难看点的样子，让我家过关，怎么不明白？！像16号玻璃店老板家遭“毁灭性抄家”，那就惨了！
1966年9月9日下午二点许大组讨论前
经过几天的争论，终于完成了“文筹”的使命－－选出了“文革”小组成员：卞、钱。两个平时很老实的工人子弟。事实证明我正确：群众完全有觉悟，按“十六条”自觉地选出“红五类”为“文革”小组成员。
我的几次发言，在同学中影响很大，听一些女生说差一点儿要掉泪了。对“红五类”是个启发，对非“红五类”是个安慰。现在谁还敢替非“红五类”说话？虽然我没被选为“文革” 成员，可威信大大提高了。
还有一件重大的事要提醒自己：虽然我的发言是正确的、得人心的，但在当前文化大革命“左的倾向”形势空前高涨，对一切进行“矫枉过正”；党的阶级路线被“矫枉过正”为唯成份论的情况下，我要适可而止，谨防意外！
班“文革”小组虽然成立，分裂现象也随即出现。“文革” 小组作了第一个决议：今天下午讨论，可“刘英俊战斗小组”却擅自拖了十几个人到某中学串联去了。简直是破坏团结！
她随之疾言厉色起来：“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让你安静的，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人来触及你的灵魂，使你不得安宁”。有人劈叭摔书起身离桌，以示不满，她脸无愠色，冷笑了一声。此女魄力不可小视。大批不知名的小将成长起来了。
1966年9月17日
前天，毛主席在天安门再一次接见了赴京的革命师生。国华哥在北京已九天，可能也见到了毛主席。
不少党委烂掉了，尤以文化艺术界为甚。团中央也烂掉了。许多报刊杂志停办，全部的旧书店及不合时代的店业，如西宝兴路上的香烛锡箔冥器店都关门大吉了。
昨天，到市中心、市图书馆逛了一逛，目之所及，到处是宣传队，到处是革命歌声，到处是传单，到处是红色的海洋：街道、墙面、橱窗、手捧的宝书、肩背的语录袋……整个城市一派高涨的学习毛著的热潮。
图书馆里倒显得异常的宁静，确实与外面轰轰烈烈的气氛不符。难怪我们正埋头看书报、杂志的时候，一个十七八岁的北京女红卫兵跑进门来造反了。起先，她语调平缓，像在自言自语：“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呢？是反对，讨厌，还是找个安静的世外桃源来躲避一下？”大家不期然地抬起头来，她也随之疾言厉色起来：“这次触及人们灵魂的文化大革命是不会让你安静的，不管你走到什么地方，总会有人来触及你的灵魂，使你不得安宁”。有人劈叭摔书起身离桌，以示不满，她脸无愠色，冷笑了一声。此女魄力不可小视。大批不知名的小将成长起来了。
1966年9月21日晚
昨天，我们到天马电影制片厂串联，碰巧遇到首都红卫兵正在开批判陈鲤庭、汤晓丹、谢晋、徐昌霖、羽山的斗争会。露天临时搭就的台上，汤晓丹头发花白， 谢晋一脸络腮胡子,一身退色蓝卡其中山装。红卫兵挥舞着皮带，声色俱厉，权威们瑟瑟发抖、狼狈不堪。
下午，又到交大看大字报。
于是，我便受到劈头盖脸的嘲讽和攻击。什么“革命的逃兵”、怕到金华被人打，我满不在乎地笑笑，也不作分辩。
1966年9月22日下午三点
昨天，本准备到海燕电影制片厂串联、看大字报的。早晨在北站集合的时候，看到一张传单：金华火急！金华城白色恐怖下的学生，遭到了地委挑动的工农群众的围攻和殴打！浙江师院冒险赴沪革命串联队呼吁革命师生赴金华支援！
同学们马上热血沸腾准备到金华，于是，“海燕”不去了，马上与金华赴沪革命串联队联系，又连忙回学校打证明，校党支部不同意，又打电话到市委吵，市委不赞成，又二十个人一起乘车拥到华东局，华东局更干脆：不要去！可我的这帮同学三不罢四不休，非去不可。四个什么沪闵中学的家伙更是在其中挑唆起哄。决定自己买票到松江，到了松江不下车，一直乘到金华。
我是不赞成去的，原因：①中共中央国务院有了通令国庆前暂停一切串联活动；②我经济不济，妈妈不会同意给我钱的；③（我不便说）这帮同学中只有汪玉芳是红卫兵，这怎么行？！臂膀上红袖章都没有的。
于是，我便受到劈头盖脸的嘲讽和攻击。什么“革命的逃兵”、怕到金华被人打，我满不在乎地笑笑，也不作分辩。
今天早晨，到校才知，李、陈、王也不去金华了，我把昨天给我的攻击不轻不重地还给了他们一些。
1966年9月23日 下午
国华来信，他在北京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住了近十天，游玩（不，串联）了北大、人大、北京电影制片厂、北海、颐和园、北京动物园、文化部、中宣传部等，真快活！他说，还要到天津、青岛、大连去呢！
许多同学都串联去了。剩下几个人也别想搞什么文化大革命，今天骑自行车到学校一看，连个鬼影都没有，全不来了，这样下去怎么办？大家不管！
1966年9月24日
晚上七点到北站听街头辩论会。十二点才回家睡觉。辩论会内容：1、关于党的阶级路线问题，2、红色恐怖问题。
1966年9月26日
去金华的同学来信，托我一事：购买十二个红袖章，印上“真理”战斗队的字样，邮去。到店里问了一下，说红袖章只能印“红卫兵”。没办成，写信给他们如实直说。
1966年9月28日
学校一点事都没有。
说是不许到外地串联，可还是有人千方百计跑出去，上海的外地学生也越来越多。
国华又来信了，他到天津、大连去了一次，又返京了。他准备在北京过国庆，参加与日本青年的友好大联欢并游行。节后，打算往西北跑。他希望我也到北京去。
国庆节，上海实验歌剧院在文化广场演出革命音乐舞蹈剧“椰林怒火”。今天跑去排了二小时的队，买了四张票，一角钱的蹩脚货。第一排的60座62座64座66座，壁角落，斜对着舞台。
父亲是10月1日凌晨12点到上海的。听说他在文化革命中没出什么大问题，还好；从外观看，头发齐整，脸上也无伤痕之类。我们都放心了一点。
1966年10月3日
父亲是10月1日凌晨12点到上海的。听说他在文化革命中没出什么大问题，还好；从外观看，头发齐整，脸上也无伤痕之类。我们都放心了一点。
1966年10月5日
早晨邻家的两个女社会青年上安徽黄山落户去了，竟然惊动了整条华昌路。大家都起来送行话别、感叹欷嘘；触景生情，我也不免为自己前途担忧：生活啊，究竟要把年青人带向何方！
上午到学校，与金华回来的同学聊，得知，方伟华、薛将进在金华因“游山玩水”被民兵扣押。详情他们呶嘴眨眼地竭力对我们保密，惹得我们很尴尬，心里不舒服。这很不利于团结。
国华哥来信告知，10月1日凌晨一时十七分在天安门广场他幸福地见到了毛主席！
1966年10月15日
班级的文化革命已经瘫痪，去学校无一点事可干。不少同学仍在外地串联。在家看看书、唱唱歌，百无聊赖。
所幸国华前两天寄来不少书，是在北京旧书店买的，有《青春之歌》、《红旗谱》、《山乡巨变》等。“扫四旧”，大量反动的书籍（像《复活》《安娜?卡列尼娜》）都被烧了，在批判边缘的都三钿不值俩地卖给了旧书店，国华在那儿捡了便宜。
看了电影《特快列车》，主演卢桂兰，演得真挚、自然、合情理。电影的导、演员表都没有了，据说是为了杜绝演员产生成名成家的思想。
北京市委办公大楼地毯上、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串联的外地学生，就象电影《列宁在1918》被攻占的冬宫。
1966年10月24日
国华从昆明来信，他在桂林玩了三天，下一站准备到新疆。吃饭是凭学生证“记帐吃饭”不用化钱。这更坚定了我出走串联的决心。
今天我们七个人已从学校打好证明：去各地革命串联。目标先定北京，方法：步行至昆山或苏州，再搭火车上北京（上海北站看管很严，上火车没有可能）。
1966年10月25日
冲破种种阻力和斥难，我们决定明天晨5点正离开上海，开始我平生第一次的旅行、“流浪”。经经风雨，尝尝人生的艰辛，总是有好处的。
1966年10月26日中午在黄渡车站候车室
临出发前又发生了变故，有人临阵退缩，然我们决心已定 。终于在6：20我们六个人带着简单行李（一人一个小背包），迈出了“长征”的第一步。
上午4个小时走了23公里，够累的，到了黄渡车站，陈国钟捂着膝盖喃喃地说，“铰链”坏脱了。为他的幽默，大家咧嘴苦笑了一下，都无话了。准备搭下午4：00去常州的火车。上去再说。
1966年10月27日晚
搭上火车，一路畅通无阻，到达南京。二天的奔波，精疲力尽，东跌西撞的到了华东水利学院招待所，这其实是个体操房，竟“招待”我们睡在垫子上，脏兮兮的！墙上电钟：凌晨2：45，我们一合计，干脆到火车站，直达北京！大家一轱轳翻身坐起，拔腿就跑。
此刻，我们正在浦口站候车室的一个角落商量对策，为所向发愁，而渴睡却魔鬼般地来袭了……
三小时之后，（第二天，0：30 ）在火车上
谁能够预料呢？谁又能够相信这是现实呢？－－我们竟然这么快就如愿地离开了南京，而此刻乘坐的火车是开往北京的！我们凭什么？就凭两条腿，冲进月台，不管这列车开到哪儿，也不管这列车什么时候开！一蜂窝扒上去再说！这“一蜂窝”少说也有上千人！调度员气急败坏地喊：这列车是上兰州的！我们赖着都不下来，都说要去北京，调度大眼瞪小眼，没办法，只好让它开北京。车厢里那个狂欢乱叫！
列车在飞驰，26小时后，北京就出现在我眼前了。
1966年10月30日晚
终于到了我们时代的伟大中心－－首都北京。
一下火车就有说不出的兴奋和激动。人头攒动，来串联的外地学生多极了，耳边听不到慣常熟悉的软侬吴语，听到的是各色奇离古怪不懂的外地话，心里充满了惊异和新奇。
奔波了整个下午还是找不到住宿和就餐处，我们也不着急。晚上我们一边逛马路，一边瞻仰了天安门，顺着长安街，走到北京市委办公大楼。市委大楼，早就被外地学生盘踞，失去了想象中应有的威仪和尊严。我们带着疲惫、背着包，径直上了二楼会议厅。这是个装潢颇为考究的会议厅，枝型大吊灯高悬，灯火通明。听说彭真经常在此主持会议。现今，地毯上、沙发上横七竖八地躺满了串联的外地学生。此情此景不由人想到电影《列宁在1918》被布尔什维克攻占的冬宫。
“借光！（一到北京，就学会了这招呼语，透着北方人的豪爽，很管用）挤挤！”
“－－没说的！”
我们找了一块人体排列不甚严密的地儿，躺下，舒展一下筋骨。一个剪短发、很精干的市委机关女干部（她们都成了接待员）跑来和气地问：你们是刚来的吗？请登记一下。我们忙不迭掏出证明和学生证，随即她发给我们每人三天的就餐券和一张市内乘车证。
什么都解决了！我美孜孜地和衣躺在地毯上，环顾四周。人多，被子借不到，可晚上暖气一开，四季如夏。乘车不化钱，吃饭不化钱，虽说饭是籼米，菜是普通的大白菜、罗卜，少有肉星，可我觉得已看见共产主义的曙光了。
我准备好好观光一下北京，然后上重庆、成都、广州、桂林……尽量往远了跑。这样看来，钱带得太少－－我只带8元多－－应尽量节省。
28日凌晨2点在火车上喜悉：我国导弹核试验成功。车厢里欢呼声沸反盈天，有红卫兵跳上座椅即兴演说，“中国人完全有理由自豪！”
车厢里马上有人大吼：“游山逛水的，滚下去！”接着是七嘴八舌的冷嘲热讽，北京人善挖苦，我是领教了，一只鼎！
1966年11月1日晚
参观了首都动物园、八宝山、革命军事博物馆等，收获很大。市内车况很糟，拥挤不堪。上下班的市民，对串联学生烦透了。几个串联学生可能是他乡遇老乡，叽哩呱啦聊起颐和园。车厢里马上有人大吼：“游山逛水的，滚下去！”接着是七嘴八舌的冷嘲热讽，北京人善挖苦，我是领教了，一只鼎！
1966年11月2日晚
喜报！毛主席明天接见我们外地赴京学生。因为接见要凌晨起排队，隔夜我们就凭券领了干粮：每人两只大馒头，一段四指宽的灌肠，好香！后来的人就没有四指宽了，两指宽，而大馒头依旧；再后来的人灌肠也没有了，变成咸菜，大馒头仍依旧。
1966年11月4日晚
遗憾！昨天在街上足足等了9个小时，结果仍未见着毛主席，人太多了，有200万呢！
今天在全国文联看了一天的大字报，有周杨、林默涵、侯金镜、张光年、贺敬之、张雷、葛洛等人的。口诛笔伐者有清华“井岗山”、北大“东方红”、北航“红旗”等。
通过串联看大字报，对前阶段文革曲折经过、斗争复杂性，有了清晰的认识，是毛主席及时地扭转各种形式的“左”、右倾向，打击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自军委给中央的报告公布后，各地给前期的“反党分子”、“假左派、真右派”平了反，谭立夫那副横行一时的对联也得到了批判。
夕阳把天安门城楼涂抹得金碧辉煌，伟大领袖们穿着一色的绿军装，我们真的辨不清，谁谁是毛主席谁谁是林彪谁谁是周恩来。
1966年11月10日晚
终于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
早晨，3点钟我们就在雄浑的东方红乐曲中起身了。从上午七点到十一点，二百多万人在天安门广场等候接见，真正名副其实的“水泄不通”！挪步都难，什么也干不了，最糟糕的是尿尿，都憋急啦！一眼瞥见地下刚好有个下水道的孔，大家互相咬了咬耳朵，默契地围成圈，“围城”中的一位就心领神会地悄然蹲下……次第轮番，都爽快了，长舒了一口气。有善解人意者，向一女同胞咬了咬耳朵，于是乎，我们让出了这块“宝地”。
10点，毛主席上天安门城楼，游行开始，人潮向前涌，大家手举宝书拼命喊毛主席万岁。天安门上毛主席在挥手，大家激动地蹦啊笑啊喊啊，沸腾了。喇叭里周总理在大声催促：革命的同学们，快点向前走！后面还有很多同学没见到伟大领袖毛主席呢！下午3点多了，我们才捱到伟大领袖毛主席跟前，喇叭里周总理的嗓子已经嘶哑了。夕阳的余辉把天安门城楼涂抹得金碧辉煌，伟大领袖们穿着一色的绿军装，在下的真的辨不清，谁谁是毛主席谁谁是林彪谁谁是周恩来。
昨领干粮时，一帮东北学生与上海沪西中学的两个学生打起来了，“你们吃双份！这是北京人民的战备粮！你们这些上海大肚子资本家！你们是什么出身？”因为领就餐券可以凭学生证或者学校介绍信，沪西的两家伙这两证件都有，（其实我们也有）就钻了空子。败坏了上海人的声誉，我们都愤怒了！
火车严重超载，所有空间都塞满了人，象沙丁鱼罐头。座位下龟趴着人，座背上猴蹲着人，我在行李架上抢到一个能横躺蜷缩的所在，已经是神仙般舒坦了。吃喝拉撒，甭想了。
1966年11月30日上午
串联一个多月，29日零点7分回到家。
11月11日，上火车站准备南下到广州（我们衣衫单薄，抵御不了北方的寒冷）。无奈车站人太多，秩序太乱，根本无法上车。只好回市委接待站又住了一夜。第二天又去火车站，我们六人挤散了，我和陈国钟的行李（包括我的日记本）都在他们四人手里。没了行李，少了拖累，我俩轻手利脚地翻墙进入火车站月台，上了火车。
火车严重超载，所有空间都塞满了人，象沙丁鱼罐头。座位下龟趴着人，座背上猴蹲着人，我在行李架上抢到一个能横躺蜷缩的所在，已经是神仙般舒坦了。吃喝拉撒，甭想了。车到岳阳，我奋力从车窗爬下，一元钱买了十只菜肉包子（挤掉一只）与陈分而食之。
铁路运输极其混乱，开开停停，整整三天三夜，火车终于到了广州。下得车来，我感觉头重脚轻，路都不会走了。
在荔湾区南沅街第八居委会革命师生接待站，我们受到了热烈欢迎，被安排在电业新村24号一位老大娘家里。
在广州耽了十一天，大部分时间化在睡觉和找他们四人上，只去了农运讲习所、广州起义烈士陵园、越秀公园等处。
26日清晨4点，酣睡中被敲门声惊醒，接待站给我们送来火车票，可以回家了！广州站秩序比北京好多了，我们意外地遇到了我邻桌的翁丽倩，（她竟单枪匹马！）她隔夜就来候车了，靠她帮忙抢到了座位，才使我们二天二夜的旅途得歇息之处。
1966年12月5日
串联回家后的生活内容：睡觉、吃饭、看书，逛街；与同学、邻居聊天也是串联的经过和乐趣。
明天无论如何得去学校一次了。
下午，想再去看一遍宽银幕电影《东方红》，兴冲冲却吃了个“闭门羹”：上海市委迫于“造反派”压力，决定所有电影院从此停放电影！为彻底肃清前17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
1966年12月7日
学校一片萧条、凄惨的景象。听说我校平反了21个“牛鬼蛇神”，其中有王善明、陆舟等。
遇到了几个同学，快快乐乐地聊了半天。
下午，想再去看一遍宽银幕电影《东方红》，兴冲冲却吃了个“闭门羹”：上海市委迫于“造反派”压力，决定所有电影院从此停放电影！为彻底肃清前17年修正主义文艺黑线的流毒。
1966年12月12日
去学校与几个串联刚回来的同学聊了一会天，顺便到总务处领取12月份人民助学金4元。回家给妈妈3元，我留了1元零化。“隔壁丽英房租不肯付了，还说了交关难听的话，倷啥个出身？还想收房佃？”望了一望妈无奈的脸，我默默无语。现在老百姓吵架，这句话最厉害：哪（你）啥个出身？
1966年12月18日晚
我不禁为这无聊的“社会青年”的生活开始着急了！
对于当前文化大革命的许多现象，我不能理解，感到困惑；躲在心里的另一个我一直在和我打架：造反派的肆无忌惮、影剧院的关闭、文化生活的匮乏，国际消息的严密封锁。人好象生活在老鼠横窜的黑屋子里憋闷、压抑、恐惧。另一个我在进行行解释（我仿佛在辩论会上）－－革命总是矫枉过正的，摧毁了封资修文艺，萌芽的无产阶级文艺尚处青黄不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毛主席自有他的伟大战略部署，等等。
又隐隐约约得知：日共、朝共等改变了对中共的支持，转向苏共。怎么会？是我们方针政策失误，还是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曲折性？另一个我斩钉截铁地说：肯定是后者！任何对我们伟大的党、英明领袖的怀疑都是极其错误的、危险的、有罪的。我们一定会在伟大舵手毛主席的指引下冲破重重险阻，象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样，取得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终将蒸蒸日上，笼罩全球。
她们小学也“造反”了，停课了
1966年12月20日晚
三天没出家门，看《文学概论》，作笔记；兼作两个妹妹的家庭教师－－她们小学也“造反”了，停课了。
下午上街感受一下文革形势，十分震惊：北京又兴起一股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谭立夫、李洪山等不但攻击中央文革、江青、陈伯达，甚至公然叫嚣：林彪副统帅是形左实右，还有人高呼，刘主席万岁！
面对如此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公安部应革命群众的要求逮捕了谭立夫，李洪山也在追捕中。
上海学校也一片混乱，一些学生在抢“黑材料”、档案的同时，又公然抢劫图书馆、卫生所、总务处。在这“乱云飞渡”的局势前，应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混水摸鱼者不得好下场。此时，牢记反右的教训，该不是没好处的吧。
1966年12月28日下午
文革正发展到“上揪下抄”的阶段。北京的“保皇派”日子很不好过。街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触目皆是。新创刊发行的“上海晚报”已近一星期没有收到了，什么“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缺乏阶级分析！这是张短命的报纸，继“解放日报”之后也被查封、停刊了。
天冷，迫使我非得到早晨9点才起床，之后，不是搞伙食，就是看看书，就这样过着懒汉生活。
看了裴多菲的诗选，这些质朴、动人的诗句，给了我无尽美妙的联想，告诉我生命的意义……
1966年12月29日晚
经同学联系，我们“真理战斗组”的十几个人从一月三日起要到上海工艺品进出口公司第三仓库劳动，待遇：8角钱一天。还要和工人一起搞文化革命。
此刻，才知学习时间的可贵，我准备好好看点书。
1966年12月30日晚
国华回校搞文革了，他们组织了什么“红旗纵队”，还要办刊物，突然变得很忙了。
我也想与同学们串联一下，把我班的文革再兴起来。峥嵘岁月，不容荒废，这是锻炼人的好机会。若干年后，后人若问：你在文革中干了些什么？我将如何愧对！
1967年1月6日晚
听说在第三仓库劳动是无报酬的，我的心顿时凉了半截！
上海文革的“市面”完全是造反派的了。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接管了电台、报刊、工厂等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它公布的一系列“告上海市人民书”、“紧急通令”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
1967年1月10日晚
与工人们一起劳动，一起造反，一起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不能说没有收获。工人的革命精神旺盛，对党感情深厚，毛泽东思想水平有了前所未有的提高，有的批判文章，富有逻辑性、充满辩证法、很有战斗力。
市委的“解放日报”“文汇报”已被革命造反工人接管，面貌一新。
1967年1月15日星期日上午
上海文革的“市面”完全是造反派的了。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为首的造反派夺了市委的权，接管了电台、报刊、工厂等几乎所有的企事业单位，它公布的一系列“告上海市人民书”、“紧急通令”得到中共中央、国务院、军委、中央文革的大力支持。
市委的领导人陈丕显、曹荻秋都被斗争、批判、游街了。从传单得知，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献珍被红卫兵摁脑袋、坐“飞机”斗争过了，连刘少奇、邓小平、陈云也没逃脱此命运。我真不相信，对他们会如何处置？
1967年1月17日
天寒地冻。
北京“揪”得很厉害，陶铸、王任重外，又揪出了贺龙、荣高棠、刘志坚，现在又准备揪陈毅、李富春、谢富治了。罗瑞破坏卿跳了楼，自杀者亦有之。
当前斗争矛头指向党内当权派外，又指向了“铁杆保皇派”，被造反派捉拿游街的很多。
1967年1月18日
邮局的“长脚”今挑起事端。
吃夜饭了，他把邮局的自行车横放在我家饭桌旁，叫我们怎么吃饭？他是恶弄讼。国华把它搬到屋外，“长脚”气势汹汹从楼上下来，又把它搬到饭桌旁，互相推搡起来自行车倒在地上。“长脚”大吼：这是公家财产，你们四类分子破坏公家财产！他说这灶披间是合用的，他也要放一张吃饭桌。他凶相毕露。
外面正流行抢房子，终于也刮进我们华昌路6号了。
1967年1月20日
今天参加了两个会，一个是第三仓库的“打倒‘秋后算帐’大会”，一个是批判学校党支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
当前一个普遍倾向：斗党政当权派延及了大小干部以至党员，所谓“铁杆保皇派”，其实就是以前比较亲近党支部、工作组的人。看见造反派斗保皇派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的激烈场面，自然会回想起当时造反派被斥责、打击、墙倒众人推的情景，这种怒气的发泄是可以理解的了。
经全体党员的揭发批判，可以证明，应（党支部书记）确是个阴险的伪君子，在他的主持下党支部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党员（除俞外）全部起义造反了，所以不象以前那样所有党员、干部一律下跪、低头。我校“红教联”掌握运动大方向还是比较正确的。
学校四十多个牛鬼蛇神，除李（党支部委员）、夏（思想反动的老右派）外，全部平反了。
当刘余光（高三学生党员、保皇派头目）被造反派揪到台上时，二、三十个保皇派蜂拥而上，抡拳挥棒厮打起来，台上台下桌椅板凳、砖头木棍横飞。终因寡不敌众，保皇派被造反派赶出了会场。
1967年1月22日星期日晚
下午，在幼师礼堂开了“打倒党支部－－揭发、控诉、声讨大会”。会议气氛紧张激烈，当刘余光（高三学生党员、保皇派头目）被造反派揪到台上时，二、三十个保皇派蜂拥而上，抡拳挥棒厮打起来，台上台下桌椅板凳、砖头木棍横飞。终因寡不敌众，保皇派被造反派赶出了会场。
会议总算心惊肉跳地开完了，决议是：开除应、俞的党籍。
1967年1月24日星期二晚
由“真理战斗队”重组的“红旗造反团”今天正式成立。瞎糊闹，还要往大闹，我是不起劲了，常委是包、方等人。“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造反团内就充满了与机会主义、分裂主义的斗争。”－－我戏谑地对他们说。
1967年1月27日星期五晚
早晨，一到“三仓”就被造反派召见。“我们准备今晚揪宗玉树。”名如其人，玉树临风，这是一个颇有书卷气、与我们比较热络的工人，也是“三仓”赤卫队头头。“为什么？” 造反派头头钱卫贵（也是名如其人），结结吧吧申述了了一番不雄辩的理由。前段时间，我们与造反派有些疙瘩，现在要我们表态，显然是将我们一军。考虑到造反派正炙手可热，我竟不知如何作答。还是方良华反应快：“我们造反团讨论一下”。经过二小时激烈争论，我手写了书面答复：“对斗赤卫队头头宗玉树事，红旗造反团在没作彻底的调查研究和得到全面材料之前，不发表意见，个别造反团员的发言，只能代表个人意见。谨此声明。”
中午，事又生变，宗玉树听到风声，逃之夭夭。造反派派卡车追，未果。只好把“揪宗大会”顺势改成“申讨保皇派罪行大会”。
刻了两天蜡纸，手腕极痛。
1967年1月31日星期二上午
昨在红卫剧场开上海外贸局“控诉、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三仓”造反派叫我们也去参加。从晚6点一直开到深夜12点，乱哄哄的。
当前文革的重要缺点：革命左派不能很好地联合、协同作战。总有一小撮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阴谋家在从中作祟。
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推搡挤轧，总算买到了刊载在《光明日报》上供批判用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的剧本
1967年2月8日星期三下午雨
明天是大年初一，欢乐气氛是有的，但不为庆贺新春，是为前几天刚成立的“上海人民公社”。
真正佩服毛主席的胆略和功勋，居然打破几千年古国的旧习惯，居然替一个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国罩上了一个偌大的防毒屏障－－防止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侵蚀。
1967年2月28日
学业荒废已半年多了。无所事事，令人心忧；时光飞驰，令人心悸。
给两个妹妹讲杜甫的《石壕吏》－－兵慌马乱岁月，草民百姓悲惨的生活境遇。背出了《蜀道难》。
趁其哥不在家，昌华和我偷听了一些旧唱片（当然是不符合如今时代精神的）。我们紧闭门窗，拉上窗帘，把音量调到最低，耳朵贴近喇叭……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命运重锤似的敲打，使人灵魂震颤；舒伯特的《小夜曲》优美抒情的旋律在柔柔地拨动人的心弦；神思飞越，飘向那圣洁、美妙的所在……
1967年3月29日春雨滂沱
今到校开会，讨论“复课闹革命”的问题，“刘英俊战斗组”毫无诚意，竟提出文革初期的分歧，旁敲侧击，意在“揪出幕后人”；倒打一耙，反诬我原“文筹”是我班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元凶。可恶之极！其颠倒黑白卑鄙伎俩，可见一斑矣！
“刘英俊战斗组”下战书要和我们辩论，我们同意了！给了他们一份“照会”！
1967年4月4日
昨用整个下午的时间，在邮局门口排队；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推搡挤轧，总算买到了刊载在《光明日报》上供批判用的反动电影《清宫秘史》的剧本。
看了一遍。如果没有戚本禹的文章“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作对照，那是极其容易中毒的。按情节论，光绪、珍妃是值得同情的，他们在西太后专制独裁的威压下，为大清帝国的复兴，战战兢兢、艰难地推进变法，不惜身家性命。可戚文说，他们是帝国主义的代言人。
1967年4月6日
打倒刘、邓，彻底批判“论共产党员修养”，已成燎原之势，席卷全国。刘、邓等人将成为历史人物载入史册。
“禁闭”了5个多月的电影院已陆续“解冻”了。看批判电影成了沪上一大盛事。电影院门口，人头攒动。
1967年 4月16日
班级的文革象匹疲惫的老马，被抽一鞭，不得已走几步，而如今又喘息着停下了。
1967年4月17日
早晨到校，拿了一张《清宫秘史》的电影票就回家了。
“禁闭”了5个多月的电影院已陆续“解冻”了。看批判电影成了沪上一大盛事。电影院门口，人头攒动。
1967年4月19日
在中兴剧场看了《清宫秘史》。
翁同酥在给光绪讲课，“天下为公，天下者乃天下人之天下，岂能为一人一家所私有，中国的老百姓是最听话的……”话音刚落，喇叭就响起刺耳的批判：这是对中国人民的诬蔑！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电影一放到节骨眼，就会出现这样的“画外音”。
如果说，看剧本我尚有革命理性口诛笔伐，看完影片已没勇气道貌岸然指责了。光绪、珍妃的爱情是感人的，他们志同道合，想挽救大清于倾覆，这是另一种的无畏、坚贞不屈。《清宫秘史》的艺术性是高明的，故而带有更可怕的反动性。
1967年4月24日
昨晚，又看了一遍《清宫秘史》。一缕缕御香飘缈，一盏盏宫灯闪耀……。周璇唱得真是凄婉动人。我都会哼了。
爷娘是爷娘，侬是侬，出身不好的人多了！
1967年4月27日
一月风暴、二月逆流，文革又到了一个新阶段－－伟大的“五月决战”。资产阶级复辟活动暗流滚滚，斗争很复杂。街上大字报又多起来了。
逢一、三、五去校，又无事可干，大家嘻嘻哈哈，聊天打牌，于是回家。李真明一边甩牌一边说：“本来嘛，复课不复课又不关我的事！对我没一点损失。”－－这些家伙。
翁丽倩对此胡混很反感，她对我说：路是人闯出来的！我心里不由微笑了：怪不得你在广州单枪匹马真敢闯！想起当初在站台遇见她时，她刚用冷水洗过脸，红扑扑的，容光焕发，还散发出雪花膏的幽香；在列车上，我俩有过很愉快的交谈，我谈我的文学，她谈她的芭蕾、乌兰婼娃、《葛蓓丽雅》，碰巧我也看过此剧，还能说出女主演的名字－－古巴著名舞蹈家阿里西雅.阿隆索，这时，我发现她的眼亮了一下。不知怎么说到出身，她对我在文革选举时跑上讲台擦名字很不满：“你为什么要擦掉自己的名字？爷娘是爷娘，侬是侬，出身不好的人多了！”她甩了一下头发……从没人站在我一边说过这样的话。我心里感到一丝暖意。
今晨兴冲冲到丽都剧场买《长征组歌》（由上海舞蹈学校、儿童艺术剧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演出）的票子。没想到，剧场早被人海包围，里三层外三层，秩序混乱－－长久没戏看，上海人“肚皮”饿死了，熬不住了！
1967年4月29日
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上海各文艺团体纷纷公演革命戏曲，“红灯记”、“沙家浜”都看过18遍了。今晨兴冲冲到丽都剧场买《长征组歌》（由上海舞蹈学校、儿童艺术剧院、上海电影乐团、上海合唱团联合演出）的票子。没想到，剧场早被人海包围，里三层外三层，秩序混乱－－长久没戏看，上海人“肚皮”饿死了，熬不住了！
1967年5月1日
今天是劳动节。
尽管造反派猛轰陈毅、徐向前、叶剑英、谭震林，可首长就是首长，仍然代表政府对外讲话，接见外宾，首长不能都打倒，错误是难免的。
1967年5月27日
昨晚从浦阳回来，在父亲处住了一个星期。
1958年父亲被打成右派，从上海铁路总局工务处调到浦阳采石场以来，我还是第一次去探望他。
这真是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触目皆绿，每次呼吸都沁人心脾。
我们借住在农户，吃饭桌旁就是猪栏，每临就餐，浠哩嗦啰之声相闻，苍蝇横飞。
父亲是采石工，把采下的石头用小车推到喂料口，机器轰鸣着把大石头轧成道渣、片石。骄阳下，他脸上堆着笑，推着小车跑，干得很欢，破旧的工作服满是汗渍。我明白，干这活能这么乐？他笑，是安慰我们。
回家，把这告诉妈，妈怨气咻咻地说：“怪啥人？他放着写字间不坐,电风扇吹吹……”妈流泪了。她始终在怨恨父亲，57年你给领导提什么意见！害得一家门跟着倒霉！
“上柴联司”的大卡车近几天经常在街头呼啸而过，卡车上站满了身穿工作服、头戴藤盔安全帽的工人，手执自制的梭标，自来水管前端焊有锋利的箭头。
全国武斗成风，有的地方，机关枪、大炮都上街了。
1967年6月15日
与李、陈结伴去人民广场参加上海市革命造反派支持“上柴联司” 革命行动大会。“上柴联司”的问题很复杂。工总司、红三司已断然宣布联司的大方向错了。连文汇报也发表声明，指责联司在公安局门前静坐示威“还我战友”的行动。可联司四千战士越战越强，颇受市民、学生同情、欢迎。估计上海将有一场大乱。
“上柴联司”的大卡车近几天经常在街头呼啸而过，卡车上站满了身穿工作服、头戴藤盔安全帽的工人，手执自制的梭标，自来水管前端焊有锋利的箭头。
全国武斗成风，有的地方，机关枪、大炮都上街了。
1967年6月30日
晚上去体育馆看纪念党46周年生日的文艺演出，演出离“文艺”太远，尽是喊叫。应了江青的那话：无产阶级文艺要允许有一段非驴非马的东西。
1967年7月4日
去学校的人渐渐多了，大家揣着焦灼、忐忑不安等待“分配”的消息；对前途，带着恐惧去“憧憬”。
前途，理想，不敢奢望，一片渺茫…… 想得多了，想得乱了，想得怕了，想得睡不着觉了，我真担心，神经衰弱……
1967年7月31日
武斗成风，文革危机四伏，“上柴联司”的无政府主义，不服市革会；“红革会”的“重整军威”，与“工总司”分庭抗礼；革命群众对上体司、红三司的冲击，织成一派“乱云飞渡”之势，无奈我等草民“仍从容”不得！
毕业分配遥遥无期，苦哉，哭哉！
1967年8月4日
除了开往杭州、常州的火车外，铁路全线停运。
昨夜“上柴联司”又激战。街头巷尾都在叙说激战的惨烈与惨状。
父亲回上海休假。坐的是运牛的“棚车”，一进家门，妈就说，你快到澡堂洗洗，一股牛骚味。烈日当头，采石场繁重的劳动不是他这个当年的白面书生所能承受的，苟且躲避一下也好。
1967年8月19日
父亲回上海休假。坐的是运牛的“棚车”，一进家门，妈就说，你快到澡堂洗洗，一股牛骚味。烈日当头，采石场繁重的劳动不是他这个当年的白面书生所能承受的，苟且躲避一下也好。
1967年8月20日
合肥武斗，二叔逃回上海来了，他以特有的幽默说：文攻武卫，现在是没有文攻只有武卫，我不想吃“飞弹”。外地大批工厂停产，商店打烊，城市几近瘫痪。国家经济损失惨重。
1967年8月25日
昨日看电影《武训传》，票价厉害：4角。
要隐晦地反映出作者的反动观点，不让人觉察，这需要艺术性。
赵丹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生动活现、有血有肉的义丐形象－－憨厚、老实、胆小、奴才气加倔脾气，愚昧迂腐而又有志向抱负，这么多复杂的东西凝合在一起，没性格破碎、分裂的感觉，而感到可信、感人，“混世魔王” 赵丹的演技是很高明的。
她羞涩地抿着嘴角，点点头：“我们兰州武斗好凶，我和妈到上海来了。”
1967年8月28日
去酱油店拷酱油，忽然看到一张陌生却又熟悉的脸，象触电般激灵了一下：“你是米茜？真是你啊！”我近乎欢叫起来！她羞涩地抿着嘴角，点点头：“我们兰州武斗好凶，我和妈到上海来了。”
我端详着她清秀而少血色的脸，寻找着她童年的模样……早年，我和她同住在这条静僻的“弹硌”路上，又同在上海铁路职工子弟第一小学读书，她低我一级。记得她老喜欢穿一条湛蓝的短裙，那是一种令人遐想的蓝；还记得和她在一起的感觉，那种能穿透漫长时空至今留存心底有暖意的清凉。她是个乖孩子，懂礼貌，到我家一次，就被我爸妈夸赞一次，每逢此时，她脸上总会绽开毫不掩饰的灿烂的笑容，她知道自己讨人喜欢。她爸爸、妈妈都是上铁一小的老师，我常上她家去玩，印象最深的是竹书架上摆满了书。她爸爸常给我俩讲故事，讲得她忘了睡觉我忘了回家。后来我知道了，世上有一种人，开开心心地活着就是为了给孩子们讲故事，人们管他们叫儿童文学作家。她爸就是。
可有一天，她爸不能给孩子们讲故事了，也不能给孩子们上课了，因为他成了“右派”，被勒令离开上海，到甘肃去。
在一个太阳很毒的中午，爸爸带着我去给他们一家送行。站台上人迹寥寥，太阳光晒在水泥地上，白晃晃地刺人眼睛。米茜的小手紧紧抓住她爸爸的衣角，目光躲闪着我，脸上没了往常灿烂的笑容……
1962年自然灾害，米茜和她妈妈回过上海一次，雨夜，她妈妈独自叩开我的家门，夜深人静，我听到她妈妈对我母亲的哭诉声：米茜爸爸和弟弟都饿死了！我在被窝里冷得直抖……
第二天，妈妈让我给她们送去四个粽子。米茜面有菜色，显然营养不良。
一别五载，今又见米茜，心如倒海翻江，她很拘谨、显得木吶，我们已无多话说……
1967年8月29日
早晨，从睡梦中醒来，睁眼一看，房间里静悄悄的，我立刻感到：父亲走了！心里一阵惆怅。
爸爸脾气有点古怪，对一个“戴了帽子”的人的内心，我还缺乏体察。前几天，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挂号信－－是姐姐从新疆寄来的，她家庭经济困难，希望我们救济她六、七十元钱，“最好一百元”，她补充说。－－“真真岂有此理！” 爸爸看了信后说，再无第二句话。
人生啊！有人说人生是斗争，斗争即幸福；对芸芸众生来说是痛苦的渊薮，爬不出的泥潭。
1967年8月31日
下午，看反动电影《燎原》，《燎原》的要害是歪曲历史事实，把毛主席领导安源煤矿工人罢工胜利的功劳算在大工贼刘少奇身上。
国华给我找来一些大学中文系的教科书，我要订份学习计划。不抓紧不行了，整日整年地浪费青春，太可怕了！
毛主席的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女民兵题照，照片里的女民兵活象我姐姐，粗粗的短辫、眉眼神情，活象！
1967年9月4日晚
下午二点许，我正在家门对面的阴凉处看书、休息，突然发现一个瘦小的妇女提着两个旅行包，正蹒跚地迈进我家门－－我完全意料不到，竟是姐姐！
“阿姐”，我叫她，我知道我脸上一定没有欢迎远方亲人应有的欣喜笑容。因为迎着我的，是一张仿佛伤魂落魄、凄楚、疲惫不堪苦笑着的脸，我笑不出来，直想哭！我相信，几年、十几年后也决不会忘记这张脸打在我心里的烙印。
她没回答我，转过身暗暗流泪，闻声赶来的妈妈也流着泪。
姐姐很瘦，有病，来沪治疗，她的举止似乎有些失常，语无伦次……
我们怎么帮助她呢？
1967年9月9日晚
新疆生活条件的恶劣程度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姐姐的讲述，才粗略知道了一些。姐姐出奇地沉默寡言，总要逗她说话。渐渐地感情才比较融洽了。姐姐的病倒不是什么不治之症，病因主要还是恶劣生活环境造成的。1964年她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也为了和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和爸闹翻了，初中刚毕业就毅然去了大西北，在哈密三道岭煤矿工作，当广播员。后在煤矿结婚，有了一个女孩，丈夫对她并不好。弄得面容憔悴，可当年的她，是多么的“飒爽英姿”！毛主席的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为女民兵题照，照片里的女民兵活象我姐姐，粗粗的短辫、眉眼神情，活象！为这一发现，当时我家欢欣了好一阵子！
1967年9月11日
上午去学校，一个同学也没碰到，操场上野草很高，疯长，一片凄清。
毕业分配至少还需半年吧？
姐姐在家对我学习干扰很大，我总心神不宁。
学习计划仍应抓紧，每天必须保证读书量，做好笔记，注重消化吸收。多抄，有感悟的、有保存价值的，抄下来，按需分类，以便今后翻阅。此工作须锲而不舍。
近几天来，看了几篇文学评论文章，感到作者的艺术感觉特敏锐，读者在作品中感受不到的、感觉依稀模糊的，经他一点示，便洞如明火了。
回忆起过去紧张的学习生活，内心真充满了怀念、惭愧、惆怅。还能重返课堂吗……
1967年9月20日
毛主席大联合的最新指示，象春风化雨，吹绿了大地，驱散了寒流。上海无产阶级革命派闻风而动，大联合运动汹涌澎湃。
昨晚十点，我已上床了才收到报纸，在向市革会报喜大联合成功的学校中，欣喜地看到了“和田中学”。毕竟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大联合成功，别的就好办了。
1967年9月25日
我所向往的大联合竟是这么回事－－大家围着一团，一声不吭，在班主任（文革一起，学生自我革命，他“靠边”一载，如今又回来了）敦促下由人写了份喜报，“同意否？”响起另星的噼叭声，便成事了。
大联合，对立的两派坐在一起，大眼瞪小眼，心里疙瘩难消。
今天同学到的意外得多，又遇见了很久没见的翁丽倩。我目光穿过重重叠叠的人头，落在她宁静的脸上，和她不期相碰，凝视了片刻，她不慌不忙优雅地移开，我则慌乱不已。
1967年10月5日
“工作的准备要持续不断，在限定时间能写出一首诗的人非事先贮存大量诗的积累不可”，马雅可夫斯基说得不错。岂止写诗是如此。“为积累，我化费了所有的时间，无时无刻不嘟噜着这些，这种全神贯注，使诗人似乎时常处在迷乱之中”。可见“积累”的重要和艰苦。
词汇收集应迅速开始，从优秀作品；“从活人嘴上，采取有生命的词汇，搬到纸上来”。我要备词汇手册。
在上海图书馆翻阅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合订本，作些摘抄，居然会引来一、二个甚至三、四个看客，他们围着我，伸长了脖子，一样的全神贯注。
1967年10月26日
复课闹革命步履艰难，大家疲疲沓沓，不起劲。课程表排了，有毛选学习、大批判、数理化等。
上午乱哄哄到校一转，下午累了只想睡觉，一天就混过。
这样下去不行！我准备重新制订读书计划，为期半年，去上海图书馆看报。
整个城市，大小图书馆全关闭了，唯有人民广场旁的上海图书馆开着。硕果仅存啊。戚本禹说：图书馆不能控制得太严，即使是毒草也应“公布于众”。上次与方伟华去上海图书馆“打打佯”，书架上除了马、恩、列、斯、毛、胡志明的著作，几乎没别的书，阅览也仅限于《人民日报》《解放军报》《解放日报》《文汇报》《光明日报》。我发现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光明日报》也可在阅览室借阅！这个发现使我激动了好一阵子！管理员说要有造反派介绍信，我傻眼了，去哪儿弄这个？我寻寻觅觅好久，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邻居昌华就有空白介绍信，鲜红的公章：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上海标准件一厂造反队。牛不牛？这家伙顺手扔给我一叠，有几十张！我只要填上“为大批判查找资料，前来借阅各类报刊”就成了！
1967年11月12日
在上海图书馆翻阅文革以前的《文汇报》合订本，作些摘抄，居然会引来一、二个甚至三、四个看客，他们围着我，伸长了脖子，一样的全神贯注。一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女孩，竟大胆地坐在我身旁，我翻一页，她看一页，弄得我心烦，赶她走又不忍，我明白没好东西看的心情；她头发散发出少女好闻的味道……
1967年11月29日
去上海图书馆徒步来回近两小时，无钱坐车，权作锻炼身体，沿途还可感受文革形势。
看了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说好借半天，人家催着要，看得粗疏，有点遗憾。前段时间，偏重于文学理论的学习，现应与具体的文学作品结合起来，试着分析分析作品的主题、结构、情节，探究、领悟一些技巧性的问题，不要满足于“浮光掠影”，要有“真知灼见”。
1967年12月12日
关于复课闹革命，下面拖拖拉拉，不紧不快，中央的态度越来越强硬了。我的学习，时间不多了。从5月到现在，我的文学学习，进行了七个月。不系统，东一锒头，西一棒子，成果是令人羞愧的。要注重对文学名著的阅读、学习。
1967年12月19日
昨天的《文汇报》发表了第一批“纪念〈一月革命〉一周年征文”，其中一篇“小小说”水平之差，真使我气不过，这种东西也能见报？
受了触动，“三仓”的那段生活，曾思索过的一些人物、情节，又被唤醒，闪烁着，在心里流动起来……化了整整一天的时间，成形了！
这是我的“处女作”啊，能达如此水平，我很高兴！
我想先搁一搁，再修改一下，寄给《文汇报》〈一月革命〉一周年征文。
1967年12月21日
尚晓扣是我小学初中的赤屁股朋友，现是闸北中学的红卫兵小头头，今天到我家送给我两本书：一本周立波的〈暴风骤雨〉，一本是破烂不堪的〈悲惨世界〉，我正千恩万谢，他却“豪爽”地一挥手：这种书我们烧得多了，晚上值班，冷噢！
1967年12月26日
“处女作” 定名为〈下定决心〉，塑造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坚毅的形象，今作了第五次修改，从三千字削到一千多字，以求文字洗炼，更符小小说的要求。寄给了《文汇报》，我不奢望发表，只想试试反应，他们不会刊登我这个出身反动的逍遥派的文章的。
今天是毛主席74岁寿庆，人们纷纷吃长寿面、放鞭炮以贺。我把“处女作” －－〈下定决心〉献给伟大领袖毛主席，以表赤子之心。
这几天刮“红色台风”，流氓阿飞捉了不少。桥头抢军帽的少了不少，弄堂口三五一堆对过往的女人评头论足、“打分”的也少了不少。
1967年12月29日
这几天刮“红色台风”，流氓阿飞捉了不少。桥头抢军帽的少了不少，弄堂口三五一堆对过往的女人评头论足、“打分”的也少了不少。
天气越来越冷，“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给学习带来很大困难。
一些同学跑来向我借书，有的竟不远好几里，冒着凛冽的寒风。害我几乎每天要化时间接待他们。以后一个也不借了。
1967年12月30日晚
正当我们高呼“1966年万岁！”还陶醉于全国大串联的狂欢激情时，1968年已幽灵似的静悄悄守候在我们身边了。整整一年多，我几乎没参加什么社会活动，蜗居在这阁楼里。分配工作遥遥无期，有同学说：“想工作我都快想出神经病来了”。
排除一切烦躁干扰，抓紧学习是上策！
（待续）
http://mjlsh.usc.cuhk.edu.hk/Book.aspx?cid=11&tid=6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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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7 09:20: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