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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志珍:由“何朗明案件”引发的大冤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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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6 02:51: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贾志珍:由“何朗明案件”引发的大冤案

炎黄春秋 , 2014 (01)

裴仰山文革前是河北省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兼省监委书记。1965年的夏天,省委通知仰山去北戴河参加“省委书记处生活会”。从北戴河回来后,像是变了一个人。原来就很瘦的他更瘦了,原来爱说爱笑的他,变得沉默寡言了。更奇怪的是,他不再去上班,整天待在家里写东西,而且秘书一来,两人就关在屋子里,秘书一走,他把所有的东西,一股脑儿锁进抽屉里。

种种反常现象让我忐忑不安。可问到他,他却什么也不说。直到有一天,我发现锁着的抽屉里露出一个纸角,把纸抽出来,上面几个字跃入眼帘:唐山问题的检查。这让我下决心要问个明白。

“这是工作中的事情,组织上不让说。”他拿组织纪律搪塞我。“不管是什么事情,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也是几十年的老党员了,你还不相信我吗?”

当时仰山沉默良久,满头满脸渗出黄豆般大小的汗珠,突然说道:“他们说我背着省委反省委,反林铁,我没有啊!”说着,委屈的泪水和着汗水一起流下来。待仰山稍事平静后,他开始把在北戴河书记处生活会上,如何以何朗明案件牵扯到林铁为由,给他定罪的情况说了出来。

何朗明案件的经过:1964年间,中监委组成调查组,复查何朗明案件(何朗明已被定为反革命分子)。当时,由河北省抽调了四名干部参加中监委调查组,在中监委领导下独立办案。按照中监委的意见,这次办案,不需要向地方党委打招呼,并一再叮嘱参加调查组的河北同志,对调查结果严格保密。由于调查取证等工作也离不开河北省的配合,所以,中监委的有关领导还是再三叮嘱参加调查的同志们只向仰山汇报。汇报的结论是:林铁同志有包庇何朗明之嫌。

林铁同志是省委第一书记,因省监委是在省委领导下,仰山认为事关重大,经慎重考虑之后决定,将此情况向省委一领导人作了当面汇报。该领导指示仰山不要对任何人提起此事。不久后的一天,林铁的夫人到我家来找仰山谈话时说到:我们的书记当不成了,有人想当一把手了……表达了极其不满的情绪。仰山明白林铁同志知道了,于是立刻将此情况汇报给省委那位领导人。那位领导人听后“哦?”了一声,表情十分紧张。

仰山说,可在“北戴河生活会”上,省委那位领导人否认了曾两次向他汇报过此事的事实。

仰山说:“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以后的结果还很难预料,你要相信,我是被冤枉的,就是砸碎我的骨头,我也不承认反党、反省委。但想澄清事实,恐怕不那么容易。我不知道如何面对孩子们。在他们心中爸爸是个老革命,如今犯了错误,怎么说得清呢?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我对不起他们。”仰山哽咽得说不下去了。

事情要从1958年说起。

1958年以后,唐山地区刮“五风”,特别是“浮夸风”严重,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那时来我家的保姆说:我们家乡的老百姓饿得连枕头里的秕子都吃了。出来做保姆,我不要钱,只要有口饭吃就行了。

原唐山市市长马仲华在向仰山汇报工作时,在电话里边哭边说:下边的老百姓太苦了,发生了卖儿、卖女、卖老婆的事情,广大人民群众和干部怨气非常大(这些事,仰山曾在党的会议上说过)。

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又将许多敢于说真话、为民请命的好干部,打成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结果一错再错,造成了无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1961年5月,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对几年来受批判处分的党员和干部,进行实事求是的甄别平反,并规定以后在不脱产干部和群众中,不再开展反右反“左”的斗争,也不许戴政治帽子。翌年1月,在中央扩大的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主席在讲话中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必须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必须在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的基础上,加深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同年4月,中共中央根据这次大会的精神,制定下发了关于加速进行党员、干部甄别工作的通知,批评一些地区或部门贯彻中央指示不力,进度很慢。要求各地甄别平反工作要加强领导,加速进行。河北省由于某些领导人的抵触情绪,甄别平反工作迟迟推不动。为此,仰山多次向中央反映了这一情况,中监委书记王从吾专门来河北了解情况,并要求河北加速甄别平反进度。在此情况下,河北省的此项工作才得以展开。

1962年4月,省委那位领导人代表省委,派张承先为组长、仰山和李子光为副组长,带队去唐山解决问题。中间,李雪峰、李楚离也到唐山提出过指导意见。仰山及时向省委作过汇报,他们的工作始终是在省委各级领导的指示下进行的。工作组到唐山时,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已先期到达,正在搞调研。见面后,李就让转告省委那位领导来唐山时,不要急着讲话,务必坐下来听听。以后省委那位领导也到了唐山。工作组完成了省委交给的任务,为在反右倾中被错整了的同志们平了反。

但事后表明,唐山的甄别平反工作只是表面上完成了。实际上,唐山地区的某些领导,心存不服。尤其那些曾经整过人的人,骨子里是不满意的。碍于当时的形势,又不得不同意为受错误处理的同志平反,这就为后来仰山的蒙冤埋下了伏笔。

北戴河会议以后,仰山被剥夺了一切工作权利,只是交待问题,等候处理。同时,由省委那位领导亲自主持搞“何案”的反调查。调查的结果是:林铁没有包庇何朗明,与中监委的结论完全相反,并向中组部及中监委多次汇报。就这样,省委将北戴河生活会上给仰山定的罪名公布于众。不久,仰山被派往石家庄市附近的肖家营村搞四清,还专门派了人看管,不能和家里人联系。

同时,省委召开了省直政法系统(仰山分管政法口)处级以上干部大会,会议长达一个月,公开点名批判仰山。罪名一是:在何朗明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反林铁”。罪名二是:在唐山问题上“背着省委反省委,反省委某一领导人”。根据之一是:唐山的张达、赵衡和赵光曾经给毛主席写信反映省委某一领导人工作中的一些问题。仰山对此并不知情,却硬把他说成是其后台。为此,还特意将在甄别平反工作中持不同意见,且并不是书记处成员的唐山地区个别领导人请到会上,让他们发泄对甄别工作的不满。由此,将省委在唐山已纠正了的错误,又颠倒了过来。

1966年5月21日至7月23日,华北局在北京前门饭店召开工作会议。其中河北会议上先是对仰山、李运昌(时任交通部党委书记)、胡开明(时任省委常委)、王力(时任副省长)及一些地、市负责人进行揭发批判。尤其对仰山以所谓确凿的事实而罗织的罪名:“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不遗余力地进行批判。但很快,风云突变,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在会上点了林铁的名,于是林铁被揪出来批判,仰山反林铁的罪名魔术般地变成了林铁的“黑干将”。

1966年8月,河北省委在保定召开省直机关十七级以上干部大会,会上,因所谓“林、裴、胡反党集团的黑干将”、“老右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等在华北局会议上定调的诸多莫须有的罪名,仰山再次被抛出,在干部、群众中揪斗。

一直被封杀的仰山决心不再沉默,将何朗明案件的前前后后,实事求是地公布于众。于是,省委机关一片哗然!这触动了原省委主要领导的神经。

自1968年2月省革委会成立以后,对仰山的迫害升级了。

仰山在批斗大会上被踢断了左腿,不但不给予及时正确的治疗,反而被放在装煤的筐里,由监委其他同志抬着接受批斗,造成了终身的残疾。

5月31日,河北日报上公开点名,将仰山定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将省监委定性为反党集团,并解散了省监委。

1969年党的九大后,军宣队、工宣队依照党的政策,将仰山从牛棚里放了出来。但省革委会的领导人,却在省直干部大会上讲:别人可以既往不咎,只有林(铁)、阎(达开)、裴(仰山)、胡(开明)不行,他们是坏人。他批评军、工宣队是右倾,全部撤换。将仰山再次关进牛棚,并要求把批斗温度烧到800度、1000度!要实行“群众专政”。

五十年代初仰山因胸膜炎积水曾做过一次开胸大手术,之后专家叮嘱一定不能太过劳累,不能遭受外力击打,但在文革中,造反派专门打他手术过的左胸,造成严重的脓胸,不仅没有应有的治疗,每天还要坚持超负荷的体力劳动以及轮番的批斗。不久,仰山咳血了并伴有高烧,情况相当严重,这才不得不将他送进了省医院。那些年我已很长时间看不到仰山了,此时他们把重病的仰山推给了我。看着他瘦得皮包骨,奄奄一息,我心如刀绞。人虽然进了医院,但并无有效治疗,还是家属发现胸片有明显的液面,向院方提出,这才确诊是在原陈旧的病灶处变为脓胸并做了引流。医院多次下达病危通知书。心急如焚的我向省革委提出转院的申请。可是申请长时间拖着不批,眼看仰山就不行了。有的医生同情仰山的遭遇,偷偷告诉我:省委那位领导每天来按摩,终于有一天,在医院堵到了省委那位领导,我问他仰山可以转院吗?医生也向他讲了仰山病情危重,医院已经没有办法了。那位领导只好同意放行了。1972年初春,我们离开了河北。在火车上,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仰山得救了!

我们到北京协和医院后,省革委就派人向院方交待:此人是“敌我矛盾”。所以医院不敢采取有效的措施。很多老同志闻讯(包括从外地专门赶过来的)前来看望。他们看到仰山时,无不难过地掉下眼泪。原中监委常委的袁任远同志向王震同志汇报了仰山的情况后,王震同志非常难过,也前往医院看望,他对医院说:“这是我们陕北的模范县委书记,历史上我清楚,贫农出身,立场坚定,工作成绩突出。”并要求医院要想尽一切办法给予治疗。随后,他又向周总理作了汇报,总理也作了批示。此后,医院开始采取相应的治疗措施,仰山的身体状况才日渐好转。后来在老同志的帮助下又转到北京结核病研究所,1973年在仰山60岁时,由辛育龄所长执刀成功地做了第二次开胸手术,在已经失去了九根肋骨的情况下又被切除了三根肋骨,病灶切除了,从此他的左胸完全塌陷了。

粉碎四人帮后,我和仰山到王震同志家去看望。王震见到康复后的仰山非常高兴,并说:“你的老婆可真是个好老婆啊!没有她,你早就死了!”

仰山生于1913年,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家里祖祖辈辈都是穷人。自从参加革命后,就一心扑在革命工作上。积劳成疾,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差,1950年不得不切除半边肺和九根肋骨。但这并没有影响他的工作热情。

1956年到河北省委后,一直主要负责省监委做纪检工作。有人说,纪检工作不好干。仰山认为:纪检工作是保证党的组织纯洁、作风正派和健康发展的忠诚卫士,只要忠于党的事业,严格遵照党的政策,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能作到定案准确公正,经得起历史的检验。既能同形形色色的违纪现象和行为作坚决斗争,又能对犯错误的人严肃谨慎、区别对待,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在反右运动中,原省委常委刘洪涛被错误地划为右派。省委开大会宣布此决定时,刘洪涛当时就哭了。仰山回家后心情异常沉重,难过地落了泪。对这位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遭受到的政治灾难深感痛心。在刘洪涛精神、生活最艰难的日子里,仰山无时无刻不在惦念着这位蒙冤的老同志,担心他会不会从此消沉下去,主动关心他、鼓励他:千万不能灰心丧志,要振作精神,并对刘说:“相信你一定能重新回到党的怀抱中来,要有信心。”刘洪涛离开省委机关的时候,省委宿舍大院只有仰山一人送他到大门口,对于仰山给予的关爱,刘洪涛深受感动。每当回家探亲时,都要来看望仰山。

当年,一位领导干部因犯错误受到降级处分,多年后,他提起这件事情,还对别人说:“我的问题是裴书记处理的,但我一点也不记恨他,他是按照组织原则,同时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和帮助,既铁面无私又满怀热情,让我心服口服,我一辈子对他心存感激。”

对犯错误的干部,特别是普通干部,仰山一直坚持批评教育从严,处理从宽。他常说:这些干部的工资本来就不高,降几级工资会给他们的生活造成困难。所以每遇到此类情况,他都是慎之又慎,在不违反原则的前提下,能拉一拉的,绝不推出去。

文革中,仰山被造反派定为漏网老右派,理由之一就是:总是对犯错误的人充满同情。

正当仰山以满腔热情投入工作时,灾难却离他越来越近。从1966年之后,我们全家的噩梦由此开始,被抄家十几次,1968年省革委派人来抄我们的家,那是一次彻底的扫荡,抄过之后,家里只剩下两块床板,连做饭用的刀、锅都拿走了。至此,我们的家彻底没有了。直到1979年河北问题得到解决,这中间度过了漫长的十三年无家可归的日子!

由于在文革中遭受种种非人的折磨,仰山感到自己的身体更差了,所以,待情况稍有好转,就开始了漫长的申诉之路。

1973年手术前,仰山给省革委及主要负责人写了一封十分诚恳的信:“动手术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了,当然希望手术能根治好疾病,就是残废了也还能做一点轻微的工作,以补偿因病给党造成的损失。可是,万一发生意外,就可能去见马克思了,对此我并不害怕。唯一的顾虑,是组织上对我的问题,尚无明确的结论,如果发生了意外,家属和孩子们就无法弄清我的事。为了避免给孩子们遗留麻烦,我希望能在我活着的时候,看到结论。我相信群众,相信党,会做出正确结论的。”

但问题一拖再拖未能解决。仰山只好再次给主要负责人写信:“我曾给你和书记处写过多次检查、病情汇报以及要求解决问题的信,但一直未见到片纸只言的回答……自从1965年到现在,已经整整过去十年了……在这十年中间,什么问题都能够搞清了。”同样没有收到任何答复。

1975年邓小平同志恢复工作后,仰山给小平同志写信,反映他的情况。仰山在信中申明,他被革职审查十余年,多次向河北省委及主要负责人写信要求尽快解决问题,然而写信不回,去人不见,年复一年,一拖就是十年!

仰山在信中写道:“是我的问题太复杂吗?不是。我的历史清楚易查,各历史时期的老同志大都健在,档案材料齐备,完全不难搞清;是我不认识错误吗?也不是。我对自己在工作中的错误进行过多次检查、汇报,并不止一次向省委征求意见,但从未得到回音;是我的问题在省委挂不上号吗?更不是。原省委书记处中我一直是被打击的重点对象。是我不等待吗?时光已经过去整整十年了,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小平同志再次被打倒。仰山的信被转到河北省委,结果是泥牛入海。

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以后,仰山又给省委主要负责人写信:“在目前一片大好形势下,我再一次给你写信,并通过你向省委表示我的心情和要求:迫切要求尽快解决我的问题,以便在晚年再为党做些工作,贡献出自己的全部力量。急切等候回音。”结果仍然没有下文。

1977年3月,仰山又给华国锋主席写了报告。此报告很快就批给了河北省委,而且中央催办要落实的结果。直到1977年11月4日,河北省委终于派人给仰山送来了1976年3月30日(时隔580天后)所做的《关于裴仰山同志几个问题的审查结论》,此结论仍是犯走资派错误。

1978年1月,仰山又给中组部部长胡耀邦同志写信:“我耐心等待了十二年之多,而且华主席、邓副总理都做过批示。党的十一大召开以后,仍然不给我一个正确的结论,迫使我感到河北省委少数人不想、也不可能认真解决我的问题,特恳请中央组织部直接给予解决。”

中组部对仰山的申诉极为重视,在了解了仰山无家可归的现状之后,将他安排到中组部招待所,并在生活等方面给予了极大的关照,让我们重新感到久违了的党组织的温暖。

从1972年到1978年近七年间,仰山共给河北省委及主要负责人写过十余次申诉请求,希望落实政策,改善医疗条件,解决子女的上学问题,但都一直未能如愿。无奈,只能向党中央反映情况,周总理、邓小平、华国锋、胡耀邦、王震等领导同志都及时地向河北省委及有关部门下达过明确的指示和要求。

粉碎四人帮以后,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过后,河北广大干部群众对河北工作的转机抱有过很大希望。但是由于省委某些领导迟迟不觉悟,不检讨,改正错误不力,致使他们的希望变成了失望。

仰山坚信自己的清白,以坚定的信心,摧不垮的意志,在等待中,做一次又一次的努力、争取。

仰山的黎明曙光是从1979年开始的。

1979年3月16日至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河北汇报会,出席会议的有李先念、余秋里、王任重、胡耀邦、宋任穷等部分中央领导同志。

在1979年3月20日的会议上,河北省和中央机关参加会议的同志全部到会。李先念、胡耀邦、宋任穷同志出席会议并作了插话。曾任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时任国家科委副主任的张承先同志在发言中专门谈到仰山的问题,他说:“裴仰山同志原是河北省委候补书记兼省监委书记。这个同志作风是正派的,过去省委一直认为不错。1965年中监委调查何朗明案件。何朗明抗日战争中投敌,此人作风很不正,拉拉扯扯,吹吹拍拍,刘秀峰同志把他搞到建筑工程部当副部长。当时有人揭发他的问题,牵连到林铁同志的夫人弓彤轩,因而触动了林铁同志,由何朗明事件又联系到1962年处理唐山问题,说他背着省委搞林铁、背着省委搞省委。查何朗明、弓彤轩的问题,当时是由中监委负责组织的,只是让省监委派人参加了调查组。说裴仰山‘背着省委搞林铁’根本不是事实。唐山是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张达三人给中央上书告 × × 同志与裴仰山无关。张达给中央写信,这是党章规定的党员权利。因此而大批裴仰山是错误的。在这个问题上林铁同志负有主要责任, × × 同志也有责任,省委让我主持批裴,我也是欠了账的。到1966年,华北局前门饭店会议批林铁同志时,又说裴仰山同志是林铁的‘黑干将’,说裴仰山在何朗明案件上包庇了林铁。这样随意今天把白的说成黑的,明天把黑的又说成白的,完全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我们党内切忌这种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做法。在文革中又在监委搞了个‘裴、张反党阴谋集团’,使裴仰山同志受了不白之冤。”

听了张承先的发言,仰山异常激动。这是自1965年8月被突然袭击以来,十四年第一次听到原省委书记处成员讲了公道话。

仰山积压在心里十几年的话终于有了一吐为快的机会。由何朗明问题到唐山问题,最后,仰山当着中央领导同志的面,向省委那位领导提了一个问题:“河北省委两条路线斗争是怎么形成的?”省委那位领导涨红了脸说:“是我人为划分的。”听到此话后,仰山表示今后不会再提此事。王任重同志则指着那位省委领导说:“你总是改不了你的那一套。”

在和胡耀邦、宋任穷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谈话后,为了顾全大局,仰山同意了中央的决定,回河北出任省委书记兼省纪委第一书记。知道了仰山要回河北工作,我们全家都反对,因为在河北这十几年的遭遇是不堪回首的岁月,令我们想起都会不寒而栗!如果说当年从河北省离开是死里逃生的话,再次回河北则是凶多吉少了。正源于此,我们全家才一致反对。但仰山说:“我是个老党员,在工作需要的时候,个人生命和党的事业哪个轻、哪个重?就是粉身碎骨也报答不完党对我的关怀和信任!”

1980年7月13日,河北省委印发了为仰山平反的决定。恢复名誉,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

8月11日河北省委又下发了《关于为原省委监察委员会负责同志所谓背着省委搞省委以及反党集团问题平反的决定》。指出:经复查,省委认为:调查何朗明案件是中央监委主持进行的,根本不存在裴仰山同志借此背着省委搞省委、搞林铁的问题;所谓唐山事件,是裴仰山同志受省委指派,按照华北局和省委领导同志的指示,去解决唐山地区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借此反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总路线,更不是什么企图夺左派的权;1962年的甄别平反,省监委在省委的领导下,严格按照中央的指示,做了大量的工作,解决了一大批1959年反右倾斗争中的错案,这是正确的,根本不是对几年的政治运动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所谓反党集团是根本不存在的,纯属污蔑不实之词。省委本着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推倒一切污蔑不实之词,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历史终于还了仰山政治上的清白,压在我们全家人心头的巨石,终于被推倒了,虽然已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仰山十五年的蒙冤,被河北广大干部群众称为河北省第一大冤案。

仰山回到河北后,拖着病弱的身躯,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渐渐地他感到身体的问题越来越大,此时癌症在无情地吞噬着他的生命,为了拨乱反正的具体工作,他在与生命抢时间,1982年5月他不得不再次住进了医院。

在生命进入倒计时的日子里,他关心的仍然是工作,他嘱咐我和孩子们说:“如果高扬书记来了,我在睡觉的话,你们一定要把我叫醒,我要和他谈一谈。”(此时中央为解决河北问题,调高扬到河北省任第一书记)。

仰山于1982年6月29日走完了他艰难的一生,也是他无怨无悔的一生。


(责任编辑 杨继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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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20-8-29 09:24:50 | 显示全部楼层
父亲的战友
作者:马老鬼


在修改了个别错字之后,发现新浪网已把这篇文章封闭,总说网络繁忙,请稍后再存。

结果永远无法存储。

他们删除也不正大光明,而用这种诡计手法。

我只好将原文修改,压缩成这篇。



一、父亲的战友资格很老,官儿不大

看到父亲文革中写的一些交代材料,感觉父亲身边的几个战友资格很老,官却不大,都比较受压,不官运亨通。

什么原因呢?

百思不解。

比如马载,原十分区地委书记,1926年入党,黄埔四期学员,跟林彪是同学,解放前曾任热河省委副书记,解放后却去石油部当基建司司长,以后又调到四川石油学院当院长,级别一直原地不动。

还有侯薪,1926年的党员,解放前当过中共保定市委书记、唐山市委书记,可解放后仅任商业部人事局长,离休前只是中国科学院学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办公室主任。

抗战初期侯薪曾任阜平县县长、县委书记,而同期担任此职务的王平,1930年才入党,解放后却授衔上将,总后政委,两人有天壤之别。

还有张平之,父亲的好友,深泽老乡,也是1926年的老党员,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任交通银行总经理,建设银行总行副行长,以后一直原地不动。

另外,父亲有位在南京工作的好友齐健秋,是1928年的老党员,河北蠡县人。

抗战初期做过张仲瀚部队的政治部主任,解放后在江苏省教育厅和省科委当领导,可能因为属于知识分子干部,一直受压,最后也就是厅局级干部。

这些老干部为党工作多年,忠心耿耿,却始终不被信任和重用,甚至被打压,如1927年老党员何朗明。

闲暇,我常常琢磨这个问题。估计有山头原因,实力原因,还有政策原因。

据中共河北党史有关资料记载:河北在大革命初期就有了党组织。

1921年3月,邓中夏受李大钊的派遣,来到保定直隶高等师范学堂,宣传马克思主义,组建了共青团组织。

1921年7月中共成立后,中共北方党组织又派遣邓中夏、何孟雄到保定从事建党活动。

1922年冬,保定已有共产党员。1923年8月在安平县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1924年,河北建有中共党支部13个。1925年已增到49个党支部,中共保定支部也在这年成立,书记先后是史文彬、张廷瑞、张福堂。1926年河北增加到124个党支部。深泽县支部就是1926年4月建立的。

书记是王子益。可以说,保定地区是中共早期活动最活跃的地区之一。到1927年8月,顺直省委所属共产党员(包括北京、天津)已有2,600多名。不过,这些20年代的河北老党员解放后全部默默无闻,没有当太大的官。

原因肯定与党内派系有关。由于党内派系错综复杂。以井冈山的毛泽东势力最大。

北方局的历任领导李大钊、王荷波、贺昌、孔原、高文华、刘少奇等的人脉势力根本无法与毛的中央红军嫡系队伍相抗衡。

北方局下属河北省委的干部自然不是嫡系,不可能担任重要职务。保定地区的干部虽然资格老却进不了核心,这是党内派系,山头的原因。

还有一个实力原因。在北方局领导下的党员均从事地下工作,知识分子居多(当时高小文化就算知识分子,河北较富裕,有小学文化的很多),赤手空拳,不带兵打仗。

他们没有队伍,没有枪杆子,在党内缺少实力。而红军干部掌握枪杆子,握有部队,实力雄厚,在党内的话语权肯定高于白区干部。

夺取政权后,各省市主要领导当然要被红军干部所掌握。

但北方局的地下工作也是卓有成绩的。可以说,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顺利创立与河北省20年代就有党组织大有关系。

由于有党的早期影响,才能迅速建成了一个那么生气勃勃的,全国首屈一指的根据地,被毛泽东赞誉为“模范根据地”。

这其中早期党组织和老党员的功绩显而易见。可晋察冀的这些做地方工作的老同志,除去中途变节退伍的外,多数后来却不同程度遭到贬抑,这里就有政策原因。

据知情者披露,毛泽东曾对白区干部有“降级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的政策。

解放后的历史证明,这一政策被广泛地执行。

比如侯薪解放前当过中共保定市委书记,解放后再也当不了保定市委书记。

北方局老领导刘少奇、彭真自然会尽量减少这一干部政策的消极作用,可对一批20年代的河北老党员的命运仍然还是发生了影响。

由于极左意识盛行,倘若北方局下属的同志再被捕过,那就雪上加霜,命运更加坎坷。文件上固然没明讲,但很多领导心目中都认为凡被捕过,活着出来的人都有叛徒嫌疑,必须提防。

原十分区司令员朱占魁的遭遇就非常典型。他1941年11月被俘后,关进石家庄,后押到北平。在从北平押往保定时,冒险跳火车逃跑成功。

回来曾当面向聂荣臻司令员陈述逃跑经过,却不被信任。送到延安长时间审查,为此朱占魁愤而以死抗争,投崖自杀。跌伤后被抢救过来。

为顾及影响,给他安排个没有实权的副旅长干。

多年后,旅日学者萨苏在查阅日文史料中,发现当年朱占魁的确是“跳火车”逃回来的。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著的《华北治安战》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朱占魁跳车逃跑的过程。并承认“要让坚强的共产党员变节背叛,是很难办到的。”

解放战争中,朱占魁在战斗中再次被国民党俘获并变节,后又率部起义投诚。国民党有关文件写道“由这件事我们可以深深体认,共产党就是共产党,其本质总是难以改变的。

这是血淋淋的事实,可作为我们反共斗争中惨痛的教训。”这两段史料足以证明:朱占魁在日本兵和国民党眼里,始终是不肯背叛共产党的一条汉子。

然而解放后却判处他无期徒刑。1975年被特赦,坐牢24年,恢复投诚人员身份。

马载、侯薪估计也是由于多次坐牢,而一直难以获得信用。

      二、父亲身边有多个战友不幸挨整

感觉父亲非常胆小怕事,在官场上安于现状,不求上进。估计他是被党内斗争的残酷性给震慑住了。根据他履历表上填写的证明人,很顺利地找到一些他的老战友的姓名,可其中很多都遭到了整肃,这似乎验证了自己的猜测。

    1)张明(1905—1938)

   母亲的好友原冀中妇救会主任赵亚平的丈夫、朝鲜人张明的遭遇,父亲肯定多多少少会知道。

因为张明1932年初到保定二师任教,在保属特委领导下工作,而父亲也隶属于保属特委(这年被派遣到涿县筹建县委)。当时地下党员寥寥无几,他们很可能有过接触。谁曾料到这位参加过广州起义、海陆丰起义的朝鲜同志,去延安后不久即被当成日本特务秘密处决。

  张明1905年出生在朝鲜平安北道,14岁来到中国。1925年在上海加入中共。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后又到海陆丰和彭湃一起领导农民运动。1929年定居北平,曾任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长。

1932年来保定二师工作。8月,保属特委书记黎亚克向河北省委发出了《保定特委部署蠡县、高阳游击战争致省委的报告》,肯定了这个带有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思想的报告。张明却表示了不同意见。

为此,河北省委严厉批评了张明:“反对武装起义的人是害怕革命,是反革命分子。”  

    张明不服,独自去北平向上级党组织申述了自己的意见,阐明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搞武装暴动将会造成严重后果。

但他的意见又遭到上级党组织的否定。

在得知高蠡暴动失败,牺牲了数十名同志后,张明心情十分沉重,再次向党组织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并联合25位持相同观点的党员一道联名写了份意见信。

然而上级领导却据此认为张明是右倾分子,正在走上托派的道路,对他产生怀疑和排挤。

后因叛徒告密,张明被捕入狱,受尽折磨,出狱后仍积极为党工作。

1936年,张明成为朝鲜民族解放同盟和朝鲜劳动党驻陕北苏区代表。由于他明确反对高蠡暴动,又两次被捕,曾在日本监狱关过,被某些领导怀疑是托派分子、日本特务,1938年陕甘宁边区保安处对张明进行了审查,后经康生批示秘密处决。

直到1983年中央组织部才给张明平反昭雪。

张明在延安失踪后,其妻赵亚平很快就被撤销了冀中妇救会主任的职务,被调到《晋察冀日报》做编辑。解放后当过妇女干部学校的副校长。

赵亚平与父母的关系异常密切,是母亲能够推心置腹说话的挚友。60年代,她家与我家离得很近,走路10分钟。几乎天天都要串门。

    2)贾振峰(1909—1939)

   父亲的履历表上记载,在1932年1月到9月期间父亲曾在河北涿县乡村师范教书,作为保属特派员从事地下工作。证明人是贾振峰。

    根据《保定人物志》介绍:贾振峰是深泽县小贾庄村人。1927年参加中共,曾任中共保属特委书记,参加和领导过高蠡暴动。失败后躲避起来,最后转移到天津,曾任天津市委书记,后被捕关押在南京苏州监狱。第二次国共合作后被释放,辗转来到延安。1938年4月,由陕北公学介绍到山东工作,任中共山东分局抗日军政干校教务主任。1939年上半年被中共山东分局的保卫部门定为托派逮捕处决。1985年10月20日,被平反昭雪。

   深泽老乡,老干部武光特写诗纪念:《悼贾振峰同志》

                                     抗战方酣杀敌忙,生死关头宜自强;

                                     霹雳大祸从天降,有人诬尔为托帮。

                                     日寇求除兄先亡,非死敌手系内戕,

                                     绝世奇冤终平反,遗恨长存永难忘。

3)杨英(1906—1994)、王郁文(1919—1976)

            杨英是父亲在十分区的老领导,原地委宣传部长、副书记。解放后任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组织部长。

1954年,随着高饶事件被揭露,天津市委第一书记黄火青指控杨英和市委常委、市委工业部长冯文彬暗中勾结,进行非组织活动,破坏党的团结。

经中共中央批准,1955年7月天津市委撤销了冯文彬、杨英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冯文彬由6级降为8级,杨英由8级降为13级。市委并将这个决定在全市党内传达。

1955年8月,中共中央又将天津市委对冯杨的处理报告批转全国党内传阅。杨英随即被下放到天津东郊的双桥农场当副场长。在天津党史上这被称为“冯杨事件”。说他们进行反党宗派活动。

冯杨被处理后,下面又倒了一批干部,其中就有父亲的搭档,老战友王郁文。1942年9月父亲任十分区第一联合县县长时,王郁文任县委书记。

当时他的名字叫王达,河北省安平县张庄村人,1937年参加中共。有关王郁文的事迹在网上可以找到。解放初曾任天津北郊区委书记、和平区委书记。

在战争年代,此人非常勇敢,被老百姓交口称誉;解放后依旧刚直敢言,结果被打成冯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开除党籍,行政从10级降到14级。

发配到天津红光农场任副场长。文革中,牙都被造反派打掉。

父亲与这两个十分区的老同志非常熟悉,不曾想一夜之间他们变成了反党分子。

4)苏玉振(1919—2012)

   1957年反右斗争中,父亲在十分区的老战友苏玉振也被打成了右派。1939年父亲曾任霸县县长,而苏玉振不久就调去霸县做县委书记,他们知根知底,关系密切。

解放初期,苏玉振曾任天津专区公安处长。1952年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被判处死刑后,株连了一些干部。

天津地委委员8个人中有两个被开除党籍、两个留党察看、四个撤销党内职务。苏玉振就是四个撤销党内职务的之一(1983年处分撤销,予以平反)。随即公安处长被罢免,调到省委统战部任副处长。1957年被任命为河北省委统战部副部长。

  反右期间,苏玉振被定成右派,从13级降到15级。据苏玉振说,文革中,连造反派都觉得他这个右派当得冤。只不过奉领导之命,在会议上宣读一下统战部替民主人士王葆真辩护的意见。

父亲多年来一直与苏玉振保持着联系。2012年盛夏,我曾与住在医院里的苏玉振老人通过电话。

他听说我是马建民的儿子,非常激动,竟然哽咽了起来。当时,他已经93岁,早已从保定市人大副主任退下来。可能预感到自己来日无多,百感交集。

我们此前素不相识,这是第一次通话,也是最后一次。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承诺有空时一定去保定看他。不料通话后2个月,老人就去世。



5)何朗明(1908—1984)  

            
1965年四清期间,父亲的好友何朗明突然被揪出来,逮捕入狱。这肯定对父亲刺激很大,十分的震惊。

    何朗明也是深泽人,1927年的老党员,在冀中干部里大名鼎鼎。他是光头,身材魁梧,双眼炯炯有神,说话洪亮。1942年五一大扫荡后,形势极端残酷,冀中根据地不复存在。

为保存有生力量,经七地委书记张达、副书记张庆春同意,何朗明来到敌占区隐蔽和工作。

但下面的同志并不知情,误以为他叛变投敌。

为此,深极县委还曾决定处决他。他闻讯后没有逃跑,反而去寻找县委。他对前来处决他的县委书记张亮和王培陈述了实际情况,终于消除了误会。以后恢复了党籍。

父亲跟何朗明的关系极好。两家孩子的关系也极好。父亲前妻的女儿从农村来城市就是何朗明在龙烟铁矿当党委书记时给安排的。我们都叫他何老浪。哥哥还与他大女儿交过一段朋友。

     1947年,何朗明在安平县领导土改时,曾破获了一个以韩万堂、高俊英为首的国民党特务组织,结果引起了党内个别同志的不满。

1953年何朗明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讲述为破此案自己的遭遇。中央责令刘澜涛、林铁处理。

结果河北省公安厅长陆治国、唐山市公安局长李小章、省检察院处长焦玉珊及深泽老乡何绳武、王培等都受到了批评处罚。

这些人对何朗明怀恨在心,暗中活动,捏造事实,不断举报何朗明是叛徒、日本特务……

1964年开始四清,原中监委派驻的四清工作队一到建工部就把矛头对准了部长刘秀峰。

身为办公厅副主任的何朗明看着不公,曾当面跟分管建工部的薄一波争辩过。后来为此还给毛主席写了封长信,揭发建工部四清工作队的一些极左做法,反对把建工部说得漆黑一团,替刘秀峰鸣不平,结果此信惹了大祸。

工作队对他恨之入骨,利用过去举报他的材料,把他的历史问题又翻了出来,硬说他是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

该工作队推翻了以往各级党组织为何朗明做的没有问题的结论,拼凑了三大罪状:一、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根据地情报;二、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三、残害村干部、贫下中农和陷害党员干部、群众。

工作队如此狠整何朗明是为了整倒部长刘秀峰,说他重用包庇坏人。1965年1月何朗明被正式逮捕,并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

中央还下发红头文件,把建工部揪出日本特务、叛徒、阶级异己分子何朗明的情况作为四清运动的重大成果传达到中央各部委、各省市。

何朗明案成为四清期间,被逮捕的党政干部中的一个著名案件。

由于何朗明曾担任安平县委副书记,帮过河北省委一把手林铁的夫人弓彤轩的忙,结果林铁也受到牵连,说他包庇坏人何朗明。

何朗明是父亲的深泽老乡。他为人仗义,经常替别人打抱不平。

但脾气大,嫉恶如仇,整人也凶狠,冷酷无情,伤了一些人。1964年那时,人们都爱上纲上线地分析事物,宁左勿右。

何朗明又搞过一段公安工作,得罪过一些公安系统的干部,就成了这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最终在四清中被整成坏人,逮捕入狱。直到1978年才被判处无期徒刑。1979年4月保外就医,坐牢14年。

何朗明出狱后,哥哥青柯多次去他东四的家中看望。80年代初,何朗明曾到中纪委反映,要求彻底平反。黄克诚书记亲自接见过他,并安慰道:“我听说过你的事情,老同志受了多年的委屈,我们很快就会给你落实政策,回去等着吧。”

可惜黄克诚因病无法工作,何朗明的案子又落到了原来处理他的人手上,认为四清的成果不能否定,坚持不给平反。

1984年何朗明病逝,终年76岁。后来,连当年对何朗明有意见的陆治国(1973年恢复工作后曾任河北省高级法院院长)都说:敌伪档案里并没有查到何朗明投降叛变的记载,我们的地下组织也没有受到任何损害。

何朗明去世6年后,1990年4月经最高法院批准,北京市高院再审,终审宣判何朗明无罪。

判决书说:原判认定:一、何朗明1942年去敌区投敌叛变,充当日特,出卖我解放区大量情报,破坏我党京津贸易机构是没有根据的;二、认定何朗明利用职权为地主岳父反攻倒算,亦缺乏证据,均不能成立;三、原判认定何朗明残害村干部和贫下中农以及捏造罪名诬陷党员干部和群众等事实与实际不符。

何朗明在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但不构成犯罪,不应以犯罪论处。

既然判决书把那三项罪名全部否定,既然何朗明被宣布无罪,当年建工部开除其党籍、公职的根据就化为乌有,理应恢复他党籍和公职。

但建工部说此案是中纪委办的,党籍和公职问题必须由中纪委定夺。

可中纪委却坚持当年处理正确,何朗明的问题不能平反。

2004年何朗明的子女再次给中纪委写信,托哥哥马青柯交给101中的同学曾庆红,曾庆红批给中纪委。

中纪委在复查后,依然维持原来结论。

四清运动是根据毛泽东1962年9月提出的“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指导思想进行的,这个运动是文化大革命的前奏,伤害了成千上万基层干部和群众,应该予以否定。

而建工部是四清运动的重灾区。打倒了部长刘秀峰、办公厅主任王应慈、研究室主任王唐文等多位老同志,株连的更多。

更是绝对应该否定!刘秀峰1971年被迫害致死。1980年被彻底平反。

目睹刘秀峰部长被诬陷,当时的研究室副主任廉仲、屈飞等都曾给中央领导写信反映,对薄一波和四清工作队的做法提出了批评。

他们均被打成刘秀峰反党集团成员,但最后都平了反,恢复了名誉。

唯有同样为刘秀峰说话,给中共中央主席写信的何朗明却至今没有平反,恢复名誉。估计是有几个大领导都在这个案子上表过态,因此将错就错到现在。

何朗明的遭遇对父亲的震慑可以想象。昨天还一起吃饭喝酒,今天就被逮捕,进了大狱。

6)邓拓(1912—1966)、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戚本禹的文章,说:“现已查明他(邓拓)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

在党报上公开刊登这样一篇文章,对邓拓是致命一击。

已经挨批很长时间的邓拓2天后在家中自杀。

父亲1946年调到《晋察冀日报》任秘书长,即天天与邓拓共事。邓拓的爱人丁一岚说:当年邓拓、胡开明、马建民三家住的地方都紧挨着。

解放后父母与邓拓夫妇俩还一直互有走动。

为此,文革开始后,父母多次在检查中交代和解释自己与邓拓的关系。

老革命邓拓一转眼就变成了臭不可闻的坏人,成了全国大小媒体激烈批判声讨的大黑帮。

父亲肯定非常恐惧。他立即把邓拓写的一副挂在他卧室房梁上的“气冲霄九”横幅给摘下来烧掉,并焚烧了两人来往的所有信件。



7)王亢之(1915—1968)

随着文革的深入,1968年春天,父亲的深泽老乡王亢之自杀身亡。抗战期间,王亢之曾被敌人抓住过,但冒险逃脱,这就成了他的一个污点。

1947年,王亢之调到《晋察冀日报》任总编辑,父亲曾与他短暂共事过。

解放后,王亢之任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后又任天津市委书记处书记。

1968年2月28日,江青等接见天津市各方代表时,硬说天津作协主席方纪是“刘、邓反革命司令部在文艺上的代言人”,天津市委书记王亢之“支持方纪这伙人”。

在场的王亢之自然不能同意。江青在大会上气势汹汹说:“王亢之,你是叛徒,是特务,你领过帕司(通行证),你要老实交代!”亢之当场站起来辩解:“我不是叛徒,也不是特务,更没领过帕司。”

顶撞了江青之后,他预感到自己没有好下场,隔了一天,于3月1日吞服安眠药自杀。

由于王亢之是深泽人,深泽县是个老区,老干部很多。江青恶狠狠地说:“深泽县有一个很大的叛徒集团”。随之天津市抓了307个“深泽叛徒集团”成员。石家庄地区革委会专门拨给深泽县经费去抓叛徒。

深泽县“抓叛徒办公室”也先后揪出了1500多人叛徒。

所以,深泽老乡王亢之被打成叛徒后,父亲极度紧张,在家里说话声都跟蚊子叫一样,好像声音大了会把造反派给招来。很快各单位都开始响应江青指示,积极追查深泽县的叛徒。

父亲作为老干部被三结合进北师大革委会里,立马给从革委会清除出去。他被视为有叛徒嫌疑,终日坐在小马扎上反省和交代。在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实在没什么可交代的,为表现态度好,竟把母亲的入党时间有所隐瞒的问题也交代了出去,导致了夫妻之间最深最深的裂痕。

  ……

在耳闻目睹了身边这些熟人的最后结局,不是被杀就是自杀,或是蹲大牢,父亲自然变得谨小慎微,唯唯诺诺。

官场如坟场,说完蛋就完蛋。党内斗争你死我活,血腥而无情。

父亲领教了革命不但会被敌人杀害,还会被自己人处决——他自然害怕,失去了早年的热情和斗志,不求上进,但求无过,保住自己不挨整变成了生活的首要任务。

何朗明得罪人,导致蹲大狱的教训让类似我父亲这样的干部越来越多,几乎都成了惊弓之鸟,在外面谁也不敢得罪,畏首畏尾,唯领导是从,见了扫大街的也点头哈腰,毕恭毕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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