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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资料中涉及到的人民币金额，可以通过银价比获得今日实际价格的印象－－60年代，一块银圆折合当时人民币 3元，今天，一块银圆比人民币为50元，这个价格还是在银价跌落之后的估算，由这个比值，我们可以推算，60年代的人民币与今天的比值大概为1:16-17.
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新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过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人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转引毛主席的指示）
前言
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长期以来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打着“红旗”反红旗，干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的黑手伸得很长很长，伸向了党、政、财、文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之中。
就是在这个人民公敌的黑手掩盖下，在中国培植了－个高薪阶层，作为他在中国辟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
为了彻底揭发和批判刘少奇这个中国的最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恶劣影响，现把劳动部《革命战斗队联合造反团反阻力第一战斗队》揭发高薪阶层的材材摘抄如下，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高薪阶层的情况
资本家：1964年底，我们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请看：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 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 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 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 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 655元，保留工资 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象。一些大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1,000元以上。请看：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着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着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 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 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 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 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 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刘少奇指使下，由其死党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 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 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着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着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窃取这些名誉，在其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散布资产阶段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着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着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 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 485元，其中保留工资 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浙江嘉兴民丰造纸
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三口之家顾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着两三个褓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 402元，其中保留工资 2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 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 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 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 200元的。四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二十斤。夏天他怕长痱子，花 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着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 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 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流氓成性，反共老手：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 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高薪阶层对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
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 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线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和平共处，同流合污：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 143人，有保留工资的 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产生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着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拿着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沈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 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 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ＸＸ，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顾用两个褓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着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ФФ，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 “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
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ＸＸ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辐，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ＸＸ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ＸＸ的技术，向往魏ＸＸ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着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 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共产党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 240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觉得自己大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共产党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分子的烟、肉、蛋的待遇；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着一个
大烟斗，手里托着一把小茶壶，旁边摆着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着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赶上厉慧良
（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 950元。
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
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请看：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ＸＸ，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褓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顾用两个褓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元。
有个资本家的十一个子女中：四个右派，三个坏分子，四个小偷。
刘少奇所一手炮制的“高薪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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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5 10:37: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