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头鹰：文革研究之保守组织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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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文化大革命在中国当前的舆论场上，是一个争议很大的话题。一旦涉及，往往吵的不可开交，甚至恶言相向。然而，文革究竟是怎样的？其实，知道的人不多。尤其是青年一辈，可以说是完全陌生。黑奴公社成员猫头鹰，有这方面的兴趣爱好，所以，做了一些研究工作，他会陆续将文革的故事讲述出来，使读者能对文革有所了解。

文革研究之保守组织的形成

作者 | 猫头鹰
文章来源 | 黑奴公社（公众号）

一开始处在领导文革运动第一线的刘少奇，对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意图，认识上是模糊的。在1966年5月26日，他说：

“在我们这次讨论发言中，对文化革命问题讲得比较少，对这个问题，我们过去也是糊涂的，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包括我在内。我最近这个时期对于文化革命的材料看得很少。生了一次病，出了一次国，很多材料没有看，接不上头。”

他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无奈。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以后，6月20日，刘少奇在听取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情况汇报时说：“当前，主要问题是不知怎么搞。我们也是第一次，不知怎么搞。”7月29日，他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文化革命积极分子大会”上说：

“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怎么革，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应当说，刘少奇的话，反映了各级大部分领导干部的心声。从五一六通知下发开始，他们是积极领导运动的，但是，又不知道该如何领导，甚至根本不清楚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政治目标，当然，也就更不清楚，文革的矛头，其实是直接对准他们的自己的。

以四川举例来说：

5月16日至26日，中共中央西南局在成都召开工作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会议作出《西南局关于贯彻五月十六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宣布撤销以前制定的《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关于开展学术批判的意见》，并决定分别重新组成西南局和云、贵、川、藏文化革命小组。中共中央西南局文化革命小组由西南局书记处书记刘植岩等7人组成。应该说，这是对五一六通知的认真贯彻，对“二月提纲”以来的文化革命方向的纠正。

5月30日到6月10日，为了发动、部署文化大革命运动，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全委扩大会议。会议学习和传达五一六通知和《西南局关于贯彻执行中央五月十六日通知，坚决开展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会议要求把文化战线、大专院校作为文化大革命的重点，在省、市报纸上“公开点名批判几个危险性大，反动言论较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求每个大专院校都要在全校范围内公开批判两三个“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和“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每个系也要重点进行批判；所有大专院校一律停课参加运动；所有文教机关、学校和艺术团体都应把文化大革命这一中心任务突出起来，清除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省到县都要组织力量先抓几个文化教育单位，进行文化大革命的试点。

五一六通知结尾部分讲的很清楚：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

也就是说，文化界与党、政、军是并列关系，而到省一级执行的时候，就只剩下文化界，重点放在了文教机关、学校、艺术团体……这些方面。对于各级领导者的认识水平来讲，既然是文化大革命，当然就是整有文化的。这与“二月提纲”出来以后，落实开展的文革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五一六通知以前，矛头主要指向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知识分子，主要还不在党内；五一六通知以后，矛头主要指向党内的文化人。比如，6月开始，四川省委先后点名公开批判的人，有中共绵阳地委副书记（原中共中央西南局办公厅副厅长）张黎群；省委宣传部副部长兼省文联党组书记李亚群；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作家马识途；省文联负责人、作家沙汀；《四川日报》总编辑李半黎；中共西南局统战部部长程子健、作家戈壁舟等近30人。在五一六通知以前点名批判的人，还作为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和学术问题进行批判，五一六通知以后就上升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问题，进行批判。一时间《四川日报》、省内一些报纸、广播电台开始按照省委的部署安排，对文化、教育、理论宣传界一些人进行点名批判。大专院校的文科开始停课参加文化大革命，开展批判斗争；各地、市、州委也开始在文教界开展摸底排队，为发动文革，做准备。



▲ 原西南局、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 马识途

当时，被作为“坏人”批判的马识途有一段回忆，也可以为当权派落实文革的方式，做一个注解。马识途当时被下放到南充做县委副书记，66年5月有一天晚上，西南局办公厅来电话，让他回去参加文革。他说：

“当时我的理解，那不过是在文化界又搞什么‘运动’的事。这样的‘运动’，过去已经搞过不少次了，无非又是把知识分子拿出来梳理一下。比如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拔白旗、捉胡风分子、反右派、反右倾，如此等等，所见多矣。”带着这样的认识，马识途回到成都，参加文革。结果在西南局机关参加文革动员大会上，他被点名批判，说他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写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马识途被当场宣布停职反省，从此沦为大批判的对象。（马识途《沧桑十年》第7、8、11页）

这也就说明，不管是当权与不当权的干部，都抱着同样的认识，来看待文化大革命，把文革理解为矛头对准知识分子，和以前有所不同的，只不过是这次要对准党内的知识分子。像马识途这样的党内知识分子、作家、思想宣传界的干部，就难逃大批判的烈火了。各级当权派按照这样的思路部署、开展着文革运动。与此同时，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根据毛的指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于晚间播发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一张大字报，一个广播，学生被发动起来。

笔者在另外的文章中提到过一个问题：文革初期的有领导的大批判活动，怎么演变成学生的造反活动的？这个问题，在历来的文革历史研究著作中，都没有很好的回答，或者缺乏真正的分析。对于一般学生而言，对干部、尤其是高级干部的各方面的情况，是根本不了解的。在报纸、广播上点名批判的干部，很多人学生也不认识。但是，中央以及地方的报纸，对党内干部进行点名批判，给人一个直观的印象是：党内竟然有这么多坏人，而且，很多高级干部竟然也是坏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对于学生来说是给予他们强烈震撼的事情。再有，北大第一张大字报的示范效应摆在那里，北大可以把矛头指向学校领导，其他学校为什么不行？比如，成都大学（现西南财经大学）的学生就是受了北大大字报的启发，在6月3日上午就贴出了矛头针对校领导大字报。

那么，结合这两条，学生把怀疑的对象，斗争的矛头指向学校党委就是必然的事情——党内有那么多坏人，北大党委也出问题了，那么，这些学生所在的学校党委有没有问题？别人是坏人，你们又是不是坏人？这样的质问，实际上就已经演变成了造反的火种。而经过前面的分析，我们很容易看到，火，其实是当权派自己点起来了。不管他们是稀里糊涂的、还是被迫的、还是自愿的，总之一句话，当权派为了把运动开展的声势浩大，把大批判的火越烧越旺，打击面越来越宽，涉及的干部越来越多，这实际上是给造反学生输送了造反的依据。而造反学生与学校党委和工作组的斗争，强化了这种对立。这时候，再笨的当权派也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文革是对着他们来的。8月8日的“十六条”已经说得很明白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这样一个概念对于当时学生来说，是不陌生的，他们很多人是参加了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运动的，四清运动中，走资派的概念已经有了。学生接受起来，根本不存在任何问题，他们不仅接受，还就这么做了。

在后来造反派的叙事中，通常把这个时期当权派的种种做法，包括派工作组的做法，看做是转移文革斗争大方向阴谋手法。笔者并不是十分同意这种看法。对于当权派来说，他们对文革，还是有一个认识过程。包括他们向高校派出工作组的做法，也是惯常的处理方式。所以，在笔者看来，刘少奇讲的那些话，并不是借口与托辞，而是有代表性的。他们在不清楚文革目标的情况下，又要领导运动，只能按照一般的处理方式进行处理。工作组进校，依靠学生中的党团员，团结一大批学生，对造反学生发出警告，孤立一批“顽固的”造反学生，作为重点打击对象，这也是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一贯手法。但是，这一次毛泽东支持了造反学生，学生以更为激烈的造反行动回应了毛泽东。当权派这个时候，才真正意识到矛头所指。但是，他们一方面不可能直接投降，但是，更不能直接的反对文革。于是，他们组织保守派对抗造反派，成为必然的行动。

笔者看了不少文革的材料，但是，很难看到当权派组织保守派的材料。多数对这些情况的介绍来自于文革中造反派的小报和宣传材料，里面的东西真真假假，很难说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比如，四川的造反派小报上，经常看见有人说成都有名的保守组织——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的政委是李井泉的老婆肖里。而且，笔者问过一些造反派，他们说：当时大家都知道。可是，这种“都知道”就很值得怀疑。一方面没有过硬的证据证明，另一方面谁也说不清楚产业军的组织系统，所以，也不太可靠。

造反红卫兵兴起以后，成都最早出现了两个全市性质的保守组织，一个是成都市大专院校红卫兵，一个是成都市大专院校工人赤卫队。但是，这两个组织是谁出面组织的，也是不太清楚的。造反红卫兵小报、文章里面谈到成都市大专院校红卫兵时，一般就说那是官办红卫兵，但是，这个组织怎么来的，谁也说不清楚。笔者偶然看到一个材料，比较有趣。《炎黄春秋》2013年第11期发表了一篇采访稿《高锴：我在全国人大的见闻与杂感》，其中有一段谈到了李葆华，受访者高锴本来是要赞美李葆华，却无意中泄露了当权派组织保守派红卫兵的天机。为免内容出入，原文引用如下：

李葆华是李大钊的长子。解放时任北平市委副书记，后来调水利部任党组书记。“文革”前在安徽任省委书记、省长，以艰苦朴素闻名，爱护老百姓，被老百姓奉为“李青天”。但在“文革”中也遭到造反派的围攻。

1985年整党，主要查“文革”中的问题。高层的意思是，“凡是造反派头头，一个不能用。”我所在的民法室，有个干部叫吴崇其，曾在1967年任安徽大中学校红卫兵司令，大家认为他是造反派头头肯定无疑了。但他自己解释说：“我是听从省委书记李葆华指示组织的红卫兵，怎么说我‘造反’呢？”在当时的气氛下，百辩难明。为对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负责，我千方百计找到李葆华家的电话，他答应见我。

那时，李葆华刚从财政部长和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职位上退下来。这位全中国管钱的最高官，住的却是一个普通的小三间。进客厅，唯有李大钊亲笔写的“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一副对联耀眼，其他如沙发、桌椅、电视机都很陈旧，窗子上的纱帘都有几处破洞，地上铺的是北戴河出的草编的地毯，我觑了一下里屋（卧室），只见床还是上世纪50年代那种木板床。真是廉洁得不可想象！

葆华同志说：吴崇其的红卫兵确实是我组织的。那时安徽的造反派红卫兵把省委机关包围起来，我们没法工作，就想了这么个办法，也组织一个红卫兵，让他们保卫省委。经费和驻地都是我批准的。组织部选了吴崇其做这个红卫兵的司令，我不认识他，但也是我同意了的。不久后，我还是被“打倒”了，被迫游街，这天才见到吴崇其，他被扣上“坏分子”帽子，游街时还上了手铐，而我们几个省委负责人只是戴上“走资派”帽子，没有戴手铐，当时我就觉得很对不起这个年轻人，委屈了他。“文革”后，我一直想找个机会当面向他道歉。现在正好，你来调查，我正式声明：这个红卫兵是我们组织的，是完全错误的做法，主要是我的责任。如果需要，我可以写书面检讨。

我把找李葆华调查的情况向整党领导小组汇报，吴崇其的问题解决了，大家都很高兴。吴崇其感谢我为解决他的问题做调查，我却感谢他为我创造了拜访李葆华的机会。我亲眼看到了掌管亿万财产的“财神”这样俭朴，这样诚实。

虽然，笔者所在的四川没找到这样的材料，但是，成都市的官办红卫兵，来自于省、市委的指示，应该是与安徽的情况差不多的。保守派工人组织的成立，也是类似。《中国共产党四川省历史大事记（1950-1978）》中有几条记载，很有意思：

1966年8月29日记载：“四川省委在公安厅召开省级各部、委、厅、局领导干部会议……会后李井泉去贵阳考察工作。9月7日电告省委，要各工厂组织工人纠察队。”

9月5日至17日又载：“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在成都召开西南三线建设工作会议，目的是设法保证三线建设不受文化大革命影响而继续进行……李井泉也从贵阳给会议打电话表示赞成李富春的指示，同时提出工厂可以组织工人纠察队以维持秩序。”

时间到了12月1日，《大事记》又载：“以工厂的‘工人纠察队’为主建立了‘成都产业工人战斗军’（简称‘产业军’），成员中多系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产业工人。该组织反对‘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而被诬称为‘保守组织’。”

从时间上看，我们可以看到。1966年八月中旬一直到1966年底是造反派发展壮大的时期。首先发展起来的是大专院校里面的造反派红卫兵，由于这些起来造反的红卫兵在各自学校当中一开始是属于少数派，所以，他们自觉的就通过大串联，联合其他院校的造反派红卫兵，以壮大自己的声势。为了与这种走出学校的造反派对抗，就要组织跨学校的地区性质的保守派与之对抗，因为，之前依靠工作组时期团结的一批保守学生，对抗造反红卫已经显得力不从心了。学生已经走上街头，要在社会上与之较量，就要依靠干部、工人、市民……很多造反派红卫兵的回忆中，几乎都有这么一段经历，那就是他们跑到大街上去演讲、辩论、发动市民，却遭到市民的围攻。后来都证实，围攻他们是有组织的行为。再有，造反学生要进入工厂，工厂也得有应对，所以，各厂都成立了工人纠察队。但是，事情发展的很快，很多工厂也纷纷冒出一批造反派，在工厂里造反，到社会上串联寻求社会上的造反力量，支援本厂造反派。这种情况下，分散的各厂工人纠察队的力量也不能很好的应对造反派的冲击，那么，组织全市范围内的保守派就非常必要。

根据记载12月1日成立产业军，很说明问题，因为在11月份，各企业的造反工人已经发动起来。11月底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发动了徒步上京告状的行动，到了北京，获得了周恩来的接见。可见形势已经的发展很快了。

成都范围内，有名的保守组织有四支。通常称为“三军一旗”，产业工人战斗军、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荣复军（或八一战斗兵团）、成都电讯工程学院红旗战斗兵团。产业军的来自于工人纠察队；贫下中农战斗军、八一荣复军来自于哪里，没有查到资料，但是，根据其他省的一些记载，贫下中农战斗军应该是依靠贫协和基层党委党支部成立的农民组织，八一荣复军是转业军人组织。成电红旗比较特殊，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是准军事院校，成电有两派，一派叫成电红旗、一派叫成电东方红，这两派一开始都是造反的，但是，落实到具体问题上，意见分歧很大，比如，两派都同意批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但是，成电红旗认为成电第一个起来贴大字报造反的青年教师是坏人，不保护这个人，而成电东方红则相反。从人员构成上，成电红旗主要还是依靠党团组织建立起来的，同时，他们的头头中，有一些军区背景的高干子弟。由于与成电东方红的对立，很快的趋于保守，后来，在一次两派武斗中，红旗主动撤离学校，之后便销声匿迹了。

王锐先生在《文革中成都“五·六”事件始末》这篇文章中，对产业军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介绍，但是，他的说法也有一些问题，比如，王先生说：


“产业军”成立于文革初期的1966年11月下旬。其背景是：在红卫兵运动强烈的冲击和带动下，全市各造反组织纷纷成立，且逐渐成为左右成都地区文革形势的一股重要势力。而一些不屑于或不被接受参加造反组织的群众（主要是比较正统的党团员和产业工人，且多数是运动初期带有官方背景的工人组织“赤卫队”成员），不甘心于自己被排斥在“文革”运动主流之外，于是暗中串联，酝酿成立有别于造反派的群众组织。并得已依靠这个组织，与造反派抗衡。
……
因有原先的正统及官办基础，“产业军”成立后发展很快。各单位原有官办的“工人赤卫队”、“工人纠察队”，被后起的造反派冲击砸垮后，其成员纷纷加入到“产业军”各下属师、团中。到1966年底，成都“产业军”就达几十万之众。


王锐先生这种说法实际上回避了一个核心问题，那就是当权派在其中起到了根本的作用。造反派成立组织的动力来自于对当权派的反对与斗争，因为，一开始当权派拥有行政、党群……等正常组织形式掌握着权力，造反派是没有这样的权力的。所以，造反派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他们要反抗这种权力，只有组织起来，同时，寻求社会援助。而保守派不可能是仅仅因为“不屑”，就跑去组织保守派，实在是缺乏动力。从保守派的人员构成也可以看到，其组织力量的基础主要就是来自于行政、党群组织。当然，老田同志把这些团结在组织周围的人，讽刺为投机，也未见得正确。这些人，平时是单位的优秀分子，跟组织走的近，听党组织的话也很正常。加之，对文革的理解程度，以及造反派确实有一些过激的做法，这些人在当权派的号召下，组织起来，去对抗他们看不起的造反派是完全正常的。但是，当权派在其中的作用是起决定作用的，这一点必须说清楚，而王先生却淡化了这个作用。

成都的保守派主要做了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是在本单位与造反派对抗；第二件事是在1967年二月镇反期间，充当成都军区镇压造反派的打手；第三件事是参与制造几次大的武斗事件，其中最大规模的一次就是1967年5月6日的五·六事件——132厂武斗。1967年5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即通常所谓“红十条”。“红十条”把产业军的对立面定为革命组织，并且指出成都军区依靠保守组织镇压革命派时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实际上就宣布了保守组织的死刑。但是，这些保守组织并不是立刻就瓦解，他们还差不多抵抗了一个来月。当然，有了中央的精神，造反派翻起来，对保守派的报复行动也是很厉害的，这使得保守派在成都城里面呆不下去了，他们就往成都郊区撤退，伺机反攻。由于这种态势，就酿成了“五·一九”中和场事件，以及132厂“六·一一”事件（另作文章详谈）。“六·一一”事件以后，保守派就销声匿迹了。斗争主题转变成了造反派中的两大派的派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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