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肃：红二代的一场争论与文革中的六色知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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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陶斯亮发文向林彪的重臣李邱子女致歉，引来一场红二代的大争论。我与陶姐很熟，当年她在统战部知识分子局当局长时，请我们为闫明复部长做智库，研究改革开放的各种问题。

在红二代的这场争论中，我坚定不移地支持陶斯亮，不仅是因为关系，更重要的是为了那个时代的理念。在我看来，上一代革命家的恩恩怨怨分两个层面，一个是左与右的路线争论，二是权力斗争的手段，后者是政治运动形势的产物，层层加码，领导者与执行者都难以控制，连最温和的周恩来都被最激进的毛泽东扣上逼死高岗的罪名，陈云与邓小平都有道德瑕疵，谁能无过！至于说到左与右的路线之争，反而高岗是当年紧跟毛泽东的极左派，林彪本来是个坚信毛泽东的武夫，有了林立果的少壮派军人小舰队，才找到了改革开放的反毛依据，于是在庐山会议上向四人帮开炮。

我2012年11月28日参加王巍组织的“江湖沙龙”，听任志强讲与王岐山在一起的知青岁月，我当评论嘉宾，讲到了林彪的《571工程纪要》对一代知青的重大影响。

下面，我把当年的发言摘录如下，引申出的结论不言而喻，就是：二代来谈二代的的事，不要纠缠上一代的是非，就像陈小鲁说的毛泽东的错误我们都包容了，更何况高岗和林彪了，统统平反才是正道！！！

写于2012年11月29日微博：

昨天任志强讲《知青岁月》，几百人到场坐无虚席，全是老任的粉丝，很壮观!

结尾之时，王巍请我点评，我上台讲了中国知青的三个时期与六种颜色:

第一时期1968-1971年的梦境期。这时的知青有两极梦境:出身不好的在做黑色的噩梦，下乡是进了暗无天日的地狱，我们公司的黄一丁属于此类，在东北兵团因散播怀疑论被全国批判;

另一极知青是在做红色的热梦，1970年我投靠我大姐到了内蒙突泉县，那里聚了一批热血知青，我去的那段，他们正在团结农村百姓整治腐败霸道的村干部，最后夺了大队的权，梦想在那里建立共产主义村社，我姐夫还当上了县委副书记。

任志强是黑色的一类，但他之所以没有太多黑色阴影，是因为不久后他就离开农村到38军当兵。那个年代当兵，可是归于紫色行列，与插队知青在两重天地。

第二时期1971到1978年的选择期。这时的知青也有两色:正如任志强所说，1971年的林彪事件是这代知青的思想转折点（571纪要提出，知青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在知青群体中引起了极大的共鸣），红色热梦全线崩溃，黑色噩梦也全面减缓，兰色的开放思想起步发育，1971年我去铁道兵副司令的儿子王小盛家，一群知青在那里看外国电影，论中国向何处去。到了1975年以后，周恩来、邓小平与四人帮矛盾日益公开，知青是兰色转变最快的一族，四五运动、民主墙、考大学、出国、…，中国知青是哪里热哪里去，他们没有单位管束，是解放思想最激进的一类。

与兰色对应的是黄色知青，1973年以后的知青，己变性为文革后期的中学生，多为无奈而来的混混，很多知青吃拿偷嫖，搞得村里鸡飞狗跳。

与兰色知青的思想开放相比，黄色知青的特点是行为十分开放，有浓烈的江湖野性。

在任志强眼里，他的侠气也源于农村环境，当年他们六兄弟既不“红”也不太“黑”，反而在村里联手打拼无敌手！

第三时期1979-2009年的分化期。这时的知青仍有两色:恢复高考后，三届落榜的知青大多被社会边缘化了，像拿破仑的老兵一样，成为失落的灰色人群，这一千七百万以上的中下层人士已基本退休，成为中国愤青的中间力量，比满怀希望的80后90后激进得多，主色调日趋深灰!

中国知青中的成功人士不会超过5%，但都在社会的顶层。他们不“灰”也不“红”，经历过黑、红、黄、兰、灰的所有生态色，对他们应该用绿色定论，不仅留有农村农民农业的植物本色，而且正步入事业与财富的绿茵道！

习、李、张、王都应归入此列，都是从红色、兰色逐步转化而来定格于绿色，而这一色调正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任志强比几位知青常委复杂得多，黑色、紫色、兰色、黄色与绿色六色交叉，其个性特征与思维方式十分复合，难怪他成为如此多粉丝的侠客富豪。

主题: 红二代们关于文革历史的辩论

陶斯亮：在李作鹏邱会作百周年纪念会上讲话

　　没想到让我讲话，我本来昨天晚上想去买一束白色的花束，想献给邱会作叔叔，但是人家告诉我，百年的纪念活动不能送白花，所以今天来我幸亏没带花………
　　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想法呢？因为我接到春光给我发的邀请通知后，我特别的感动，也有点五味具全。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源于一段历史吧。我这个人啊，自认为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甚至我爸爸说我是一个温和到没有什么原则的人，就是我只会右不会左。但是，在文革中我因为参加了二医大红纵，没想到这个红纵就是反邱会作叔叔的，因此我也就被卷入了进去，邱叔叔那时是总后勤部长。66年国庆节我上了天安门城楼，被李纳带到主席身边，我紧张的、语无论次地就跟主席也不知道说了一些什么，对邱叔叔压制我们不满。那时候群众一起来，就一哄而起，就压不住，邱叔叔吃了大苦。我绝对没想到我那么一个小毛丫头怎么能搅得天翻地覆地，所以现在回想起来觉得一生心中都是一个心病，我想随着岁月流失，可能这件事不知不觉地就过去。
　　可是呢，人对自己的一生所作所为都是要负责任的，我们都说人的头上是有神灵的。所以我想，借这次机会向邱会作叔叔表答我最真挚的谦意，请原凉我年青时候的幼稚和无知以及狂热，因为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对任何人都没有私仇，就是好象中了邪一样，就是不由自主地去做一些荒唐的事情。好在我父亲和邱会作叔叔的友谊没有受到这个影响，他们依然是非常相互欣赏的老战友，这点让我欣慰。
　　我觉得现在今天参加这个邱会作叔叔和李作鹏叔叔的这个活动，我觉得有个想法，就是不管过去怎么样，人民已经为他们平反啦，我曾经听张思之说过一句话，他是公审时的大律师，他跟我说，那根本就不是法律审判，是政治审判。他说如果让再做他们的律师，我会做无罪辩护。
　　所以现在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觉得不论是林彪叔叔，永胜叔叔，吴法宪叔叔、李作鹏叔叔、邱会作叔叔，其实人民已经都是在正面看，已经铭记了他们，认可了他们的丰功伟绩，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欣慰的。所以现在，从我们来说，我刚才听了一句话，就是李作鹏叔叔临终前说他的骨头都是红的，这个话让我非常感动。
　　我觉得我们父辈用革命的一生，用鲜血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红色的基因，我觉得我们这个基因不能让他退色，我们应该把他传承下去。
　　我们现在被人叫什么高干子弟、什么官二代、什么太了党，我觉得这些都非常不准确，我更愿意承认我们是红二代，因为我们确实是红色的第二代，我觉得这个称呼还是比较准确的。我们红二代应该支持习近平，把反腐进行到底，因为现在的反腐败进入了最关健的时刻，可以说进入了白热代的阶段。
　　还有就是我们也支持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的改革，因为这场的改革比起我们第一次的改革可能是更深刻，我们八十年代的第一次改革，那个时候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恢复经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我们的这次的改革，是让我们全部的中国人都富裕起来，进入小康社会。
　　我觉得我们红色的后代，我希望我们发挥我们的正能量，能够支持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的党中央，把反腐进行到底，把改革进行到底。我非常谢谢路光给我这个机会，让我了了心中这个心愿。
　　谢谢。（陶斯亮系陶铸之女）

请看秦晓鹰的“花甲之年”，对陈晓鲁的评价是真实的。

我很尊重你，不是因你的父亲，是因你能站出来就以往的历史旧事公开道歉让我佩服，这点我在“花甲之年”的评论中有。就那次李、邱的纪念活动我也谈谈我的意见。

、他们搞这个活动为纪念他们父亲没人想管，但是为什么活动之后，要在网上大张旗鼓的宣传陶斯亮的讲话?

陶斯亮讲话太过了，我在美国看过她写的她和毛、林、聂的女儿，其中配有照片，文章标题是“红色公主们的今夕”，可能是美世界日报为博人眼球的标题，但是这次陶的讲话，可真是把自己当成中国的公主了，她有什么权利代表人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连她父亲陶铸都代表不了，她问过人民吗？

她说那位大律师说的现在做无罪辩护，是，他们没有搞军事行动篡党夺权，但是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他们利用文革排斥异己，打击陷害制造了多少冤假错案，林彪整贺老总，罗瑞卿还有更多的人，（我妹夫的父亲王诤）这不是犯罪？吴法宪整我父亲不是犯罪？吴法宪公审的罪状之一就是迫害刘善本、顾乾致死，参加审理吴法宪案子的同志告我妈，当问到刘善本死时，他一下就跪下，连说他有罪他有罪，在我们空军中上层被打倒了那么多人，他吴法宪无罪？还有下层的干部，象郭兴福这样的在文革中被迫害的人不计其数，这不是犯罪？我承认文革是毛发动的，但是毛没有让整刘善本，没有让整那些连毛都不知道的人吧。连聂帅在他的回忆中都说，我的部下也有品质很恶劣的，比如吴法宪，因武汉文革闹得很厉害，陈再道和造反派的冲突，中央在政治局会上解决武汉问题，我们也都是在会上说说，走走样子，可是吴法宪却冲上去给陈再道两耳光，我们都震惊了。文革是检验人道德品质的试金石。正如回复我博客中的“因为那是历史那是一个人灵魂深处的表现。”

陶斯亮所说的话，考虑到我们这些文革的受害者了吗？我们深爱我们的父亲，我父亲被整死时我小妹妹还不到十岁，文革对我们的创伤是无法抚平的，四十四年啦，我仍然在伤感的思念父亲，可是这些迫害人的罪人有那位出来给我们道歉的？人的生命是宝贵的，一生只有一次，但是他就这样被整死了，永远不能复活。昭雪平反给一张纸，但是生命呢？只有亲人活在伤痛中。（如果我父亲被迫害但是没有死，那怕和陈老总一样患病啦，我也能原谅他们。）因我的身体，我先生不让我回忆不愿我伤感。



我的看法：

我党内路线斗争多数不是搞错了就是搞过了，对李邱二人亦如此。

打到一个就牵连妻子儿女部属下级一大批，欠债不少。

搞路线斗争，就要人人过关，个个表态，实际上人人欠债，如九大开除刘少奇，只有陈少敏没举手，当然不少人是迫于压力和形势。

随着时间推移，党的看法也变了，如林彪九届二中全会反对张春桥被说是反党，可是到了76年党又抓了四人帮。

现在这些都是历史了，当事人都走了，组织应该冷静理性的看待之，给一个实事求是，公正客观的评价，这样对党，对他们，对因他们而受到牵连的人都是有益的，有利的。

重新评价不是平反，不是一风吹。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帐，我代表八中校友道歉，就是还账。

就李邱而言，当然有错误，而且错误不小，但定性过于严重，且坐牢顶罪，也就可以了。

整贺、罗、你父亲的帐不能全算在他们身上，主要责任人的像不是还挂在天安门上吗？

家属搞纪念活动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视为向中央施压，其实一帮遗老遗少开个会吃顿饭能有多大压力？

他们请我时说的很清楚，是纪念李邱百年，至少没有骗我。

我答应参加，一是尊敬前辈，我在39军当兵，是四野部队；二是与他们的子女很熟，是朋友；三是显示革命后代的团结，四出席当然是表态，希望组织在适当时机给以重新评价，不止李邱，习仲勋百年纪念不是高岗的妻子都出席了吗？

应该以宽容、开放的心态对待历史事件、人物。

君子和而不同，不必强求一致，批评议论是好事，主席说过一个党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不同的声音。

以上是个人想法，对这类活动不必赋予太多的政治意义。我们都是老人了，不必太在意这些事，不必太纠结于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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