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新民：“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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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五届”大学生对文革的反思—以蒯大富及其同学为例

发表于 2017 年 01 月 15 日 由 华新民

（一）文革时期在校大学生对文革的回顾

众所周知，文革在中国官方的文件中是受到“彻底否定”的，但是对文革历史的回顾并不受到官方的鼓励。所以在中国国内出版的报刊书籍中，文革回忆的内容甚为稀少，对文革的反思也缺乏深度，像巴金的《随想录》、韦君宜的《思痛录》这样的回忆和反思文革的作品，屈指可数。当局或许指望，这种局面只要维持三、四十年，那些有幸或不幸经历过这一“史无前例”的大事件的人行将逝去，对于这场运动的第一手记忆也将归于虚无。

幸亏，电脑网络的技术恰好就在文革结束后不到二十年的时间内在海外迅速地发展起来了，而中国的国门也在同一期间逐渐开放，早期出国的人员几乎都有文革的亲身经历。这两个条件的结合，使得互联网很快就成为交流关于文革的回忆和反思的理想场所。随着网络技术在中国国内的推广，这种对文革的回忆、反思和研究的交流在近十年左右也从海外延伸到了中国国内。

关注文革历史及其研究的人大多会注意到一个现象：大体上说，二十年前，电脑网络上发表和传播文革回忆的人多是文革开始时在校的中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三届”。他们的回忆集中在以下几个话题：早期红卫兵和他们的暴力行动，“对联”、血统论及中学里的派别斗争，以及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最初的时候，互联网的中文交流还在起步阶段，有的“老三届”网友没有中文书写软件，或者不会中文输入，常常要克服很多困难把手写的稿件输入为电子文本发到网上传播，但这些困难挡不住他们倾诉自己文革经历的强烈愿望。相形之下，文革开始时在校的大学生，习惯上称为“老五届”的，他们的回忆和讨论，不免显得冷清。

1996年文革三十周年和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的时候，海外文革研究者都召开了研讨会交流文革研究的进展，并出版了会议文集。从这两次会议的文集看，1996年的文集中有多篇回忆和讨论“老三届”中学生在文革中的经历，却没有一篇是专讲“老五届”大学生的。到了2006年，这种情况只是稍有改进，有两篇讨论文革中造反派大学生的文章，作者却不是当年的大学生。所以当年的北京大学学生卢达甫有这样的观感：“中国的知青文学铺天盖地，老五届文学几乎是空白。”[1]

“老五届”对于文革历史的回忆和反思落后于“老三届”的弟妹们，在笔者看来，同他们在文革后期以及文革结束后的境遇有关：他们中许多人虽然和中学生一样，毕业后也有一段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经历，还发生过在广东牛田洋劳动的众多大学生死于台风海潮的大事件，但那是作为“国家干部”的劳动锻炼，有固定的工资收入和明确的期限，而不像中学生那样只看得到“一辈子扎根农村”的前景。所以到文革宣布结束的时候，他们大部分已经在厂矿、企业或机关从事或多或少的专业工作，也有了家庭，不像中学生那样还要为返城抗争以及面临回城后成家立业的困境。在此后的二十几年时间里，“老五届”人在社会上已经占有了大致稳定的地位，不必像许多“老三届”人那样在市场化大潮的冲击下为免于贫困和下岗而挣扎。艰难困苦，使得“老三届”人难于和过去年代告别，反而更加急切地要向人们诉说文革给他们带来的坎坷人生和思考，玉汝于成，也造就了他们中不少著名的作家和反映那段历史时期的优秀文艺作品。相比之下，反思文革不受鼓励的大环境加上相对平稳的生活使“老五届”人缺少了回到过去的动力，忙碌的工作也使他们无暇回顾自己走过的路程。

钱理群先生对此有这样的评论：“或许是矜持，或许是对中国政治的‘成熟’，文革中‘老五届’一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沉潜于社会深层之中，不像‘老三届’那样痛快淋漓地发出自己的声音。”[2]在笔者看来，“老五届”整体对于自己文革经历的沉默，除了“矜持”和“成熟”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他们中有一个群体在文革后的遭遇同“老三届”中的相应群体有天壤之别，这就是当年大学里的学生领袖，他们本来是最有“故事”的一群人，但是他们中有不少人在文革后作为“三种人”重则判刑，轻则禁言。而“老三届”里的学生领袖，则完全没有受到政治惩罚，有的甚至被重用，培养成接班人。大学里的学生领袖被迫沉默，使得“老五届”人在早期的文革回忆活动中失去了主力和带头人。

钱先生又说：“只是，历史是不会磨灭的，每一代人总会发出自己的声音。当‘老五届’这一代人告老退休之后，他们便纷纷拿起笔来，书写自己告别校园沉入社会后的各种经历，抒发自身的人生感悟，给历史、给子孙们一个交代。”[2]确实如此，最近十年，“老五届”人对文革经历的沉默有了大的改观——广大的平稳度过后文革时代的“老五届”人陆续进入退休年龄，也有了空闲的时间，来回首似烟非烟的往事。当他们在晚年回顾逝去的岁月年华的时候，无不痛心于自己在青年时代不幸躬逢文化大革命的动荡，个人的人生道路毫无例外地因此而改变：读书时学业中断，运动中被利用后遭抛弃，在社会上成为“臭老九”备受歧视，专业知识无用武之地，个人抱负难以伸展，……。总之，同“老三届”一样，他们后来的种种遭遇都和文革脱不了干系。同时，他们也意识到，经历文革这样“史无前例”的变局，固然是不堪回首的人生厄运，但如果把自己的经历和思考记录下来，也未尝不是一种可作为后世人镜鉴的精神财富，使之成为整个民族精神财富的一部分传诸后世，对于今后国家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正如清华大学文革的学生领袖之一孙怒涛所说：“回顾历史，我们不仅了解到事实真相，明白了当年的造反派只不过是一群先被领袖玩弄于股掌，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而且更懂得要在有生之年为民族、为民众尽最后的历史责任。”[3]对于子孙后代的这种历史责任感促使他们纷纷撰写回忆录，或在港台发行，或在网上交流。近年兴起的校友聚会活动以及网络通信的普及，也为激活往事的回忆、促进思想的交流提供了平台。于是出现了北大、清华同学们集体的文革回忆资料汇编，如北京大学的《燕园风云录》、《告别未名湖》和清华大学的《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水木风雨—北京清华大学文革史》等。至于网络上的篇幅较短的个人回忆和评论，更加难计其数。

与此同时，北京和外省的许多高等院校文革中的学生领袖以及积极分子，由于入狱的刑期已满，禁言的威慑渐消，也逐渐加入到回忆和反思文革的活动中来。使得“老五届”人在网络和传统的书刊中发表的各种反思和回忆，在数量和质量上同“老三届”人相比，已有后来居上之势。这些纸媒或网络的出版物现在已经难以一一列举，依笔者挂一漏万的观察，仅文革中北京高校学生领袖和积极分子的长篇个人回忆录，就有清华大学蒯大富的《清华文革五十天》、沈如槐的《清华大学文革纪事》、孙怒涛的《良知的拷问》、叶志江的《走出文革》；有北京航空学院韩爱晶（以许爱晶的笔名）所撰《清华蒯大富》，戴维堤的个人回忆《逝者如斯》；有北京地质学院的《王大宾回忆录》和聂树人的《“地质东方红“兴亡史》等系列回忆录。外省学生领袖的回忆录有重庆大学周孜仁的《红卫兵小报主编自述》，有合肥工业大学梁守福的《乱流浮沉半生缘》，哈尔滨师范学院范正美的《秋梦追思》等等。

这些“老五届”中的学生领袖、当年的风云人物和普通学生的回忆和反思，提供了许多以前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披露了许多他们同中央领导层互动的内幕和秘辛。不过对于他们的同代人或者后代人来说，或许最想知道的是经历过文革这样的大风大浪和大起大落的人生际遇，他们有什么样的感受和反思？抱着这样的目的，笔者在阅读上面所列的著述中部分人物的回忆录时，特别注意采集这些“老五届”代表人物对文革重大问题的见解和对自己文革中行为的反思，发现经过将近四、五十年的历史风雨洗礼，他们的思想因个人境遇而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认识也发生了相当大的重组，原来同一派别的战友，今天在思想上可能分道扬镳，而原来对立派别的同学，如今在某些问题上的立场却可能殊途同归。本文就笔者管窥所及，摘引蒯大富及其同学——包括其他大学的广义“老五届”同学——在有关文革的若干争议较大的问题上发表的意见、他们之间的呼应和辩难，以此向读者呈现“老五届”人今天对文革的反思之一斑。

（二）毛泽东是“民族英雄”还是“巨凶首恶”？

“老五届”人中最年轻的一届是1965年进入大学的，那个时代没有破格录取的少年天才学生，所以1966年文革发动的时候，大学的全部在校学生都出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但是等到他们长大到入学的年纪，已经进入了毛泽东时代。他们从小学、中学到大学的学生时代大体和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到文革发动之间的“十七年”相重合，如果说青少年在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后接受的教育是喝狼奶的话，那么他们是第一代喝“纯狼奶”的孩子。当时官方的教育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青少年中培养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是为政治服务的教育中十分重要的内容，而且愈是接近文革愈加突出。进入六十年代，有两个标志性事件在这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林彪主持下的解放军总政治部于1964年出版了《毛主席语录》并很快推向全国民众。另一个事件是由周恩来担任总导演的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于1964年在北京上演，并在第二年被摄制成彩色电影在全国城乡播放。这种教育的结果，是在1966年文革群众运动爆发的时候，毛泽东的语录和著作在全国各级学校里已经成了超越一切法律、规矩、道德、良心的“最高指示”。文革爆发后这方面也有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在1967年5月4日，在蒯大富领导的井冈山兵团已经取得运动主导权的清华大学校园内竖立起了一座毛泽东塑像，在塑像的底座上刻着林彪的手迹：“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4]成为风靡全国的毛泽东塑像热的滥觞。

那个时代，毛泽东已经被供进了至高无上的神坛，任何个人对于毛泽东流露出丝毫不敬或冒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会遭到灭顶之灾。可以说所有“老五届”人，同全国学生一样，都是毛泽东崇拜者，而且属于最为狂热的人群，几乎没有例外。五十年后的今天，这些毛泽东的狂热崇拜者，对毛泽东有怎样的评价呢？

当年给毛泽东竖立塑像的蒯大富，2014年4月25日在清华大学64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中说：“我坚定不移的认为：毛泽东是中华民族空前的民族英雄。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人对中国的贡献超过毛泽东。毛泽东是二十世纪世界伟人，是中国人民的骄傲和自豪。”[5]可见，蒯大富经历了几十年政治风浪中的沉浮、磨难和坎坷，依然是一位毛泽东的“粉丝”（无贬义，仅是对某一群人的简便称呼）。像蒯大富这样对毛泽东充满崇敬之心的“老五届”人也许还有韩爱晶，文革年代清华大学的学生领袖唐伟说：“清华百年校庆前后，蒯大富给我看一条韩爱晶发给他的短信：‘毛泽东有错误，也整过我们，但是我们对他永远也恨不起来。有时想到主席，我还是忍不住泪流满面。’”[6]看得出来，蒯、韩的这种评价反映了他们发自内心的感情，显然同文革初期毛泽东亲自把他们从工作组的镇压下面解救出来有关。

今天的“老五届”人中对于毛泽东有这样的感情和评价的人，似乎集中在原造反派的头头和文革积极分子中。这看起来有点悖论的意味：在当年相对保守的人士眼中，造反派中党团员少，“坏人多，成分差”，对党和领袖缺乏“阶级感情”，这样的看法大体上讲没有错，但是到了今天，这些对领袖感情淡薄的群众组织，它们头头中的“毛粉”反而比保守派头头中更多一些，不仅清华大学如此，全国来看好像也是如此。这现象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呢？在笔者看来，这是因为造反派虽然成份杂，但头头也几乎都是红五类，跟保守派的头头比较起来，出身于中下层干部或平民家庭的多一点。文革后他们在清理“三种人”的运动中没有权贵的保护，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眼看着昔日保守派的头头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受到重用，“造反方觉主席亲”，这些人不由得会怀念毛泽东当年的恩泽而选择忘记掉毛泽东对他们的抛弃。不过，这些人今天在“老五届”人中并不占多数，有些人还和他们有尖锐的意见交锋。总的来说，“老五届”人对毛泽东的评价已经十分多元化。

多元化的表现之一，就是有些“老五届”人对毛泽东持强烈否定的态度，这方面唐伟是一个例子。他虽然跟蒯大富一样同属造反派，但从运动初期即与蒯大富多有冲突，然而唐伟对于蒯大富等人受到判刑监禁等惩罚不无同情，认为他们只是些“在劫难逃的倒霉蛋”。他也没有过多谴责蒯、韩对于毛泽东的感恩之情，只是指出这种“认识局限出于封建愚忠，至死难改”。他把严厉谴责的矛头指向了毛泽东：“那个最大的肇事者，那个‘始作俑者’却从未被揭发，从未被清算，我们将如何面对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如何面对还活在世上的十数亿中国人？”而且他认为，清华大学“两派鲜血写成的恩怨情仇难以消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被利用的、有罪的学生被判重刑，而巨凶首恶的僵尸依然被万民膜拜；……。”对于让蒯大富和韩爱晶激动得泪流满面的7·28 召见，唐伟的看法是：“明摆着的卸磨杀驴、猫哭耗子”。他对于文革历史的结论是：“不真正揭露毛泽东，谁也讲不清文化大革命。”[6]

如果说唐伟是从蒯大富等“倒霉蛋”的遭遇出发引出对毛泽东的否定性评价，那么北京地质学院的学生领袖田春林则是从自身的经历中得出对于毛泽东的评价：“以我一个文革中的红卫兵的亲身经历，我体会到，红卫兵运动可以说‘成也毛泽东，败也毛泽东’。运动的初期，毛泽东为了打倒自己的政治对手刘少奇，支持红卫兵运动，甚至不惜派出自己的老婆和女儿煽风点火。而当刘少奇被打倒以后，政治目的已经达到，红卫兵造反派已没有利用价值了，于是又发动所谓抓5·16运动，制造莫须有的罪名，把这些人统统打下去。联想1949年建国前他为了打倒政治对手蒋介石，曾那么卖力地和民主党派套近乎，许诺共产党胜利后要和各民主党派组成联合政府，在那个著名的和黄炎培的‘窑洞对’中，向民主党派和人民描绘了多么美好的政治远景！当自己大权到手，为扫清障碍，实现独裁统治，1957年发动所谓‘反右派’斗争，把所有民主党派一巴掌打下去。这几乎和文革中红卫兵运动的历史结局有异曲同工之妙。”[7]田春林不仅识破了毛泽东利用造反派打倒刘少奇、然后又将他们抛弃的谋略，而且还联想到毛泽东在建国前利用民主党派打倒政治对手、建国后又将他们打下去的政治伎俩。

田春林能有这种见识，或许同朱成昭在地质学院的持久影响有关。我们知道，地质学院文革的早期领袖朱成昭在文革开始后不久即已洞察文革只是一场骗局。清华大学当年的学生万润南回忆说：“在六六年十二月，我对文革的认识已经完全认同朱成昭当时对文革的经典概括：导演是‘骗子’、演员是‘疯子’、观众是‘傻子’。”[8]这里的“导演”所指，不言而喻。今天有这种认识的学生领袖，其人数并不比蒯、韩这样的“毛粉”少，如前面引述的孙怒涛就是一例，他把造反派称为“先被领袖玩弄于股掌，后又被抛弃清算的小卒子”。还有上海复旦大学的红卫兵领袖安文江，他在在回忆录里说：“迷惑、诱骗在光明正大的幌子下进行，本就缺乏辨别力的我们格外有持无恐。在小说《雾》中，我把红卫兵比喻为西班牙斗牛。‘斗牛是悍勇且可悲的。斗牛士用大红布挑逗它，撩拨它，它野性勃发喷着鼻息低着脑壳高翘弯角，冲撞、踢达、搏杀。结果是长矛戳入背脊，短剑穿透心脏，在狂热的欢呼声中匍然倒下！’这是我的自画像，也是一代红卫兵的群像。”[9]这里，他在认识到自己当年扮演了受到迷惑、诱骗的“斗牛”角色的同时，也将毛泽东比做了挑逗、撩拨红卫兵的“斗牛士”。

不光是那些风云人物，在经历过文革的一般大学生中，这种“受骗上当”感觉也相当普遍。北京师范大学的学生赵惠中说：“现在可以说真相基本清楚，我感到自己受了毛泽东的欺骗，当然毛泽东不是欺骗了我一个人，而是欺骗了全国人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毛泽东的本来面目被越来越多的人认清了，总有一天他会被彻底请下神坛，他的罪行一定会得到清算。”[10]中国科技大学的学生忻鼎亮也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他是一个“思想型”的文革参与者，他的回忆还提供了自己对毛泽东从崇拜向反感转变的心路历程。据他回忆，1968年三、四月间，关于文革的实质毛泽东提出了与文革初期对立的说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广大革命人民群众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继续。”（发表于1968年四月十日《人民日报》）忻鼎亮说：“这样对文化大革命实质的解释实在令我无法理解，建国十七年，国共两党除了隔岸放些无效炮弹外，并无任何实际的正面冲突，怎么能说文革是两党斗争的继续呢？莫非刘少奇、彭真等代表了国民党？或者说是受蒋介石委派的？反修防修又怎么解释？苏联变修也是受了沙皇势力的影响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与我以前对文革的理解完全大相径庭，甚至是对立的。”“另外，随着那时王力、关锋、戚本禹等相继倒台，北京和各地的不少思想略有出格的造反派均惨遭整肃，而且完全是永难翻身的态势。我感到极其灰心，而且有一种被愚弄的感觉，我最崇拜的领袖居然在使诈，为了打到政敌竟欺骗全体国民发起这样一场大规模的造神整人运动！我当时的情绪就像祥林嫂用斧头砍庙门的门槛一样，对毛泽东从崇拜到失望转至反感，……”[11]万润南、忻鼎亮等人是属于比较早觉悟的人，更多的“老五届”人则和其他中国人一样，思想上转变发生在几年后，1971年的9·13事件使他们思想受到极大震撼，导致了他们头脑里对于毛泽东个人迷信的破灭。

以上只列举了若干文革中的风云人物或积极分子对毛泽东的评价，广大的“老五届”人未必都有如此强烈尖锐的看法，不过笔者相信多数人都认识到了毛泽东在发动和操控文革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他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苦难。清华大学当年的研究生黄瑞和的看法有一定的代表性：“综观整个文革史，就像是一场大型的木偶剧。木偶们在台上表演，都戴着假面具，慷慨激昂地讲着那些千篇一律的话。我们就是当年台下的那些观众，瞪大了眼睛，也看不到面具后面的真面目。木偶们像走马灯似地被换上，又被撤下，由一只巨大的手操控着，这只手的主人就是我们顶礼膜拜的‘伟大领袖’。木偶剧中的每段剧情，每个角色的最后结局，都要取决于‘伟大领袖’的一句话、一个指示。即便在他行将辞世的濒危阶段，即使连言语都难以表述完整的时候，他所说的一字一语仍然是圣旨，是一道道足以致人死亡的金牌。历史惨痛地告诉我们，文革是人治社会的顶峰，中华民族为之遭受了巨大的苦难。”[12]

（三）毛泽东号召群众造反的对象是“走资派”还是“特权阶级”？

但是蒯大富并不认同毛泽东发动文革只是为了打倒政敌的看法，他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腐败，是无可指责的。他在接受米鹤都采访时说：毛泽东“实际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或者说是特殊的利益集团，这与老百姓的利益是矛盾的。我们觉得毛泽东当时思想的精华就是这个，所以就死追这个。我大一的时候就给中央写信反映农村干部的腐败，所以对此深有体会。我自认为对毛泽东的这条吃得很透了，坚决相信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是为了反修防修，是一心想把共产党搞成清正廉洁的政府。”[13]

这是文革结束后几十年的蒯大富在回顾文革中的蒯大富的思想时说的话，他当初是否真具有这样的认识，笔者作为“老五届”的一员，对此深表怀疑。他当时认为“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还说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华”，相信毛泽东自己也不会同意。毛泽东在文革前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文革末期又公开了他在文革前的批示中的一个提法：“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两个提法都是指有“主义”的一批人，便于他把斗争矛头引向思想领域里的异见者。而“特权阶级”一词直指政治经济地位，无法把他自己跟那些他要打倒的对象分开，因此，毛泽东选择用“走资本主义道路”、“官僚主义者”这样的字眼，大有深意，为他在后来的文革中号召群众选择性造反设下了伏笔。

现在人们都知道，关于共产党执政的社会里产生特权阶级的论述，最有影响的应当是原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的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撰写的《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一书，该书的中文译本1963年已在中国内部发行，毛泽东在思考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和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定参考过这本著作，他始终回避使用“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这样的字眼，即便是在同苏联共产党论战的文章中，毛泽东也只是用特权“阶层”而不是用“阶级”来指称苏联的领导集团，就是明白自己其实也是这个“新阶级”里的人，号召群众把斗争矛头指向特权阶级，无异于给自己挖坑。所以，在共产党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包括整个文革时期，“特权阶级”这种提法都属于政治上敏感而危险的异端思潮。

经历过文革的人都记得，文革中表达这类异端思想的最有名的大字报是湖南激进造反派组织“省无联”的“中国向何处去”，作者是中学生杨曦光（即杨小凯），他在回忆这篇大字报的来龙去脉时这样说：“为此我读了不少马克思的书，……。我最后的答案是：中国已经形成了新的特权阶级，他们‘压迫剥削’（纯马克思语言）人民。中国的政体与马克思当年设想的巴黎公社民主毫无共同之处。”这篇大字报是1967年和1968年之交发表的，但是“中共的领导人康生、周恩来、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1968年）一月二十四日接见湖南各派政治组织代表和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负责人时批判了我写的‘中国向何处去？’，并且宣布我的文章‘实质是极右的’，我是‘反革命’。”[14]这些事件正好发生在蒯大富紧跟中央文革向刘少奇猛烈开火时期，他怎么可能会有周恩来和中央文革一致定性的反革命思想呢？

当然，蒯大富领导的团派成分较杂，以至于被对立派夸大地说成他们主张“大翻个儿”，湖南“省无联”的同情者在团派中比起对立派可能更多一点。团派的领导层只要有丝毫这样的思想倾向，说不定真会在团派内产生一个类似湖南“省无联”的激进派别，这种情况果真发生的话，蒯大富一定会毫不犹豫地把他们逐出自己的组织，以避免自己落到杨曦光那样的下场。所以“省无联”那种反革命观点在他的头脑里连一闪念都不可能有，哪里像他说的那样“坚决相信”？蒯大富当年的清华战友沈昆说：“团派思潮其实称不上思潮，只是一种朦胧的共识，也就是出于对十七年的不满而要求改变的思想共鸣，但团派的这种思想共识从一开始就处于两难境地，又要否定十七年又要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因此，只能把否定十七年限定在文化教育领域，小心翼翼地避免重蹈湖南‘省无联’的覆辙。”[15]另一个清华同学黄瑞和则认为，清华大学对立的两派在文革的思想领域里都乏善可陈：“据笔者了解，在整个清华文革历史中，至今未发现有任何一个清华人（学生、教师、干部等，包括笔者本人）有过对整个文革以及导致文革发生的中共专制体系进行分析、解剖和否定的文章。造反派中团派和四一四派都赞同文革，都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闹革命，只是在一些具体的观点上有分歧。与我们后来所知道的在全国范围内出现过的如张志新、遇罗克等对文革及专制制度进行批判，以及广州‘李一哲’关于民主和法制的呼吁相比，清华园内一份有分量的文章也没有。”[12]在这种环境中，蒯大富如何可能产生同“特权阶级”斗争这种今天才会有的“阶级觉悟”？

中国官方直到今天也不承认“共产党内形成了一个特权阶级”这种说法，只是由于官僚集团的腐败实在隐瞒不了，民间舆论实在阻挡不住，现在说这样的话风险才大为减小。近年来社会不公的现象如此严重，使得原对立派的清华学生“理论家”周泉缨在1999年说了这样沉重的话：“历史的发展趋势似乎在证明蒯大富对共产党的总估计是正确的，而我们‘四派’似乎估计得过分乐观。看来基层的实际情况证明，对共产党来说要不变质似乎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老百姓不断造反，不断搞大翻个儿，即不断地改朝换代，否则共产党要不变是难上加难。”[16]或许正是周泉缨的这一席话，加上最近几十年中国官场迅速大面积腐败的社会现实，以及自己被判刑监禁的痛苦回忆，使得蒯大富昏昏然忘记了自己当年如何对湖南“省无联”思潮避之唯恐不及，飘飘然以为自己当年“死追”毛泽东真的是要“大翻个儿”推翻特权阶级。如果看一下清华大学两派在文革中相互攻讦所用的罪名，可以发现大量把对方打成“国民党反动派”的指控，或所谓“恶毒攻击毛泽东、林彪、江青的反革命言论”，跟反对特权阶级风马牛不相关。可见蒯大富今日的这些话并不是事实，毋宁说是在当今社会环境下迎合民意的一种自我“合理化”行为。

应当说，蒯大富这种说法在文革后遭到整肃的那些前造反派头头、今日“毛粉”中相当流行。这些人大多在文革后作为“三种人”受到过惩罚，这样的人生经历使他们从当今社会尖锐的官民矛盾中获得了新的“阶级意识”，把当年毛泽东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官僚主义者阶级”比附成今天社会上民众痛恨的“特权阶级”和“利益集团”，从而给自己在文革中那一段短暂的追随毛泽东造反的经历赋予正义的光辉，也为自己在文革后的不幸遭遇涂上悲壮的色彩。当然，这类自我美化的行为也不是前造反派头头所独有，当年的清华学子周家琮指出：文革前期红色暴行的主力军——干部子弟红卫兵，文革后也声称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他们不但隐匿当年恶行，还无耻地自我标榜最早觉醒。”[17]笔者认为，不管是自我合理化还是自我标榜，这类行为既违背历史事实，也会把他们对文革的反思引入歧途。

（四）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崇高还是邪恶？

蒯大富在2004年接受田炳信采访时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不能完全用权力斗争来想他，他还是想搞事业，想搞一个清正廉洁的政府的。”[18]清华大学的“老五届”人吴学民对此有不同的视角，他说：“不能说毛没有理想主义的色彩。他认为，只有发动群众，才能把他的理念植入到群众心中。可是，所谓发动起来的群众，只能完全按照他的旨意行事。谁要是有丝毫不同于他的想法，更不用说反对他，那就立刻会被整肃，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19]在这一点上，蒯大富其实也有同感：“毛泽东把我们从盒子里放出来造反，他是要把我们放在他能控制的范围内，或者说他让你反谁，你反就可以。”[13]但是吴学民由此而对毛泽东出于崇高目的发动文革的说法提出质疑：“这个‘崇高’的目的，本来就是大有疑问的。即使是政治目的真是崇高，也不能采用把异议者从肉体上消灭的方法来达到。这只能说明这个目的本身是邪恶的。”[19]这就有点接近唐伟、田春林等人的评价了，当然是蒯大富所不能同意的。

吴学民从毛泽东的“以我划线”和选择性造反出发，质疑他发动文革的政治目的。另一位清华大学的“老五届”人邵济群也有类似思路，他也指出毛泽东在号召造“走资派”的反时有选择性，他说：毛泽东在文革中发动群众造“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反，还说“官僚主义者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而实际上“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只有刘少奇那一派的干部是‘官僚’，要‘火烧’和打倒，而毛派，包括他自己和‘四人帮’等，则都不是‘官僚’。”[20]他还指出毛泽东“造反”有随意性，并以煤炭工业部部长张霖之的死亡为例说明：“1965年1月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刘少奇论党内是否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问毛：‘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随口就点了煤炭部长的名：‘怎么没有？张霖之就是！’。于是文革一开始，……张霖之就成了煤炭工业系统的头号‘走资派’，立刻被‘造反派’揪回北京，连续打斗一个多月，1967年1月22日凌晨，被矿业学院的‘造反派’打死在校园里。”“但是张霖之到底有过什么‘走资派’的‘劣迹’？为什么是个‘十恶不赦’的贪腐‘官僚’？至今无人知晓！给他定罪凭的只是毛泽东当年讲过的那一句话。”而毛泽东这样说，无非是“跟刘少奇过不去，张霖之就成了其斗嘴的牺牲。不难想象，假如刘少奇问的是：‘冶金部、煤炭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毛恐怕会说‘怎么没有？吕东（时任冶金部长）就是！’”[20]赵惠中也有类似的推理，他认为毛泽东在工作组问题上也有跟刘少奇对着干的随意性：“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就是要打倒他（指刘少奇——引者），他不派工作组必然会说他放弃领导搞乱全国而倒台。此时的刘少奇已是毛泽东砧板上的肉，只能随毛泽东任意宰割了。”[10]

邵济群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真实目的是“执意要走他的那条所谓的‘社会主义’道路，他要踢开一切拦阻他的‘绊脚石’。”“在这一点上，毛泽东自己是十分清楚的，包括清理阶级队伍，抓‘叛徒’，也只是抓刘系的‘叛徒’，而绝不触动‘自己人’，如张春桥、江青。”因为毛心中的绊脚石“第一，是所谓的‘走资派’，就是一大批党政军干部，他们在思想上、组织上赞同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政治路线。第二，是党内外众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反动权威’，毛把他们看作为刘少奇体系的社会基础。这些人有文化、有教养，坚持‘独立思考’，接受西方的人文思想和人道主义；他们认同和欣赏刘的方针和路线，一贯以不同方式顽强地抵制毛的那条‘社会主义’路线。”在邵济群看来，毛泽东要走的路线“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它不符合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形，也违反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20]也就是说，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的是要走一条逆历史潮流而动的路线。如果说唐伟谴责的是毛泽东利用无知的青年学生斗争党内政敌的话，那么邵济群的谴责更深一层，他认为毛泽东所坚持的政治路线比他的政敌刘少奇的路线更远离历史发展的正道。

清华大学文革时期的学生、后来成为著名记者的杨继绳也有类似于邵济群的看法，他不认为“文化革命纯粹是一场权力斗争”，而是源于毛、刘二人的政治路线，他们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分歧已久，而且各自形成了一支队伍。具体来说，“在什么条件下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渡的速度是稳一点还是快一点？毛和刘是不同的。”“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的秩序’，即经过一段时间发展资本主义，提高了社会经济水平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认为，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资本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就会造成复辟，只有不停顿地继续革命，才能实现共产党的既定目标。他坚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日，就是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杨继绳具体描述了毛泽东路线所要建设的新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城乡差别，没有工农差别，没有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所有的被压迫者都获得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平等权利。这个社会组织是‘一大二公’的、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的、政企不分的社会组织。”杨继绳认为，毛泽东理想中的新社会是一种“乌托邦”，毛泽东为此而发动文革剥夺刘少奇的权力虽然未必出于邪恶的动机，但是导致了空前的恶果：“如果说，毛泽东建立制度的出发点是‘善’，那么，用政权的强制来实现虚幻的‘善’，最终必然酿成了空前的‘恶’，必然将所有的人推向被奴役的境地。”[21]正如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所说：“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的地狱。”我们在讨论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崇高还是邪恶的时候，不可不记住这一警示。

（五）文革是“试错”还是变本加厉坚持错误？

蒯大富的崇毛情结必然影响了他对于文革的反思。文革失败了，他总结说：“文革是一种历史的‘试错’，它完全脱离了实际。也许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是错误的思想，错误的道路，也造成了许多无法挽回的损失。”[13]“出发点是好的”、“试错”或者“交学费”，这是各种主流或非主流的毛泽东的辩护士经常使用的理由。其中“试错”论就是当年跟蒯大富对立的清华“四一四”派理论家周泉缨首先提出来的。周泉缨说：“史无前例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人类社会探索和寻找理想社会模式的伟大的历史性的试错，人类社会如果不进行类似文革的试错，人类就无法在漆黑的宇宙中摸索前进，因此中华民族为文化大革命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和光荣的；同时，事实上通过失败的文化大革命以及被证伪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性的试错，不仅使中国社会迅速进入了全面崛起的快车道，而且使世界迅速走出了两极冷战的历史误区，甚至使全人类开始构建共同发展的和谐世界。”[22]

对于他们替毛泽东的辩护，蒯大富当年同系的研究生陈中平提出了系统的辩难，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历史后指出：“这种观点缺乏充分的史实根据。”陈中平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已经有了一条基本正确的路线，他说：“‘新民主主义’本来是中国共产党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大贡献。这是武装夺取政权之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逐步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转型的一条光明之路。如果坚持下去，很可能是‘历史性的伟大试对’”。然而，在后来每个历史关键节点上毛泽东都扭转方向，使中国走了一条“屡试屡错，最后酿成文化大革命那样难以收拾的灾祸”的道路：第一个关键节点是颁布社会主义改造总路线，宣告短命的新民主主义“寿终正寝”，迅速完成“三大改造”，使中国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第二个关键节点是违背中共八大政治报告，通过先鸣放后反右的“阳谋”，使国家再度错失了正确发展的机遇；并且提出“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引者注），试图经济上超英赶美，政治上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标杆，结果造成令全世界瞠目的惨痛失败。“经过中央高层拨乱反正的集体努力，进行了多方面行之有效的政策调整，全国人民节衣缩食、艰苦奋斗，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好转。但是在八届十中全会这第三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毛泽东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再次下达了‘左满舵’的航行指令。”“中国巨轮由此驶进急流险滩，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巨大旋涡。”陈中平的结论是：“我们国家本来有机会更加稳健踏实地发展，而无须花惨痛代价搞什么‘伟大试错’。所谓‘文革是中华民族渴望崛起的必然’，更是不知所云。”[23]

杨继绳把这样的认识表达得更为清楚：毛泽东发动文革与其说是“试错”，不如说是面对“试错”的结论不认账，反而变本加厉的坚持错误。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设想在1958年提出来过，经过试验失败了。文化大革命中又重新提了出来，而且在实践中比1958年更彻底。”“毛泽东所指引的中国道路在大饥荒年代已经制造了人间地狱。为这条道路来扫清障碍的文革，必然再一次制造人间地狱。”[21]从这样的认识出发，陈中平进而质疑蒯大富等人所谓毛泽东发动文革“出发点是好的”这样一种辩护词，他说：“动机与效果统一论，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为什么在研究他亲手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要把文革造成的社稷动荡、生灵涂炭、天下大乱的局面，与毛的主观动机割裂开来，而演绎或解读成“伟大的试错”或“莫测的天机”呢？”[23]

公平而论，除了上述的“毛粉”言论以外，蒯大富对于文革的反思在许多具体的问题上还是相当到位的，而且有些话不免直接涉及到毛泽东。例如，他说：“四人帮的错误基本上就等于是毛泽东的错误”，“你把群众从基层发动起来攻击政府，攻击党的各级干部，如果不在一个很严密的法制范围来控制的话，那肯定就会出现暴民政治。这实际上就和武斗一样，他搞文化大革命失败的问题也就在这上面。”[13]这里的“你”和“他”当然都是指毛泽东本人。

（六）文化大革命应该全盘否定还是辩证的“扬弃”？

对于全盘或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蒯大富的主张是：“文化大革命总体上是错误的。应该给予否定，因为没有法律保证的大民主只能对国家对人民造成巨大的伤害。但是我们不能形而上学的搞什么全盘否定而是应该辩证的‘扬弃’。错误“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使人民失去一切监督政府官员的手段。这是中国目前官场上大面积腐败的重要原因。”[5]也就是说，蒯大富虽然不反对否定文革，但认为文革还有值得肯定的因素，就是人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他认为全盘否定了文革，人民就会失去监督政府官员的手段。

蒯大富的反对全盘否定文革的主张在清华校友中得到不少呼应。例如，陆小宝说：“文革必须否定，但不能彻底否定，更不能简单否定。”因为“从某个意义上，文革确实可以说是中国民主政治的一次尝试。”他举出了当年亲身体验到的民主政治：“66年8月 工作组撤离时，我们许多人都实实在在有一种解放的感觉。那时候，民众自由结社集会，基本上没有问题。我们跨系跨年级，组织战斗组，自行选举群众组织领导人。言论自由，也是实实在在的，群众可以贴大字报，可以召集会议，人人可以上台参加辩论。出版呢，群众可以编写和印刷小册子，群众组织自己办报纸，也是可以的，比如当时清华井冈山报的发行量可能比许多官方报纸都大得多。”因此，他认为“总结文革时期的大民主实践是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25]

沈昆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认为对文革中的事物必须加以具体分析，然后决定否定还是肯定：“文革作为几乎涉及中国社会全社会的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各种社会力量必然要在文革中充分表现自己，力图以自己的面貌推进或阻止文革。因此，文革中发生的各种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物或事件，有些可能是顺应社会前进方向的，有些则可能是阻碍社会发展的。前者不应否定而应进一步予以推进，后者则应予以否定并找出其根源与后续，以便杜绝其今后继续危害。因此，否定文革必须对文革中发生的种种事物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如果不加分别，笼而统之地彻底全面否定文革的一切，势必如同倒脏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那样，不但无法得到人们的认同与肯定，反而会招致反对与批判。”他具体指出：“文革……以人民群众实行民主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的思路是正确的，不应否定。否定这一点，势必导致掩盖或回避官民矛盾，导致对人民群众民主权利的拒绝，其结果必然是权力机构脱离群众之倾向的失控与官员腐败的泛滥，正如近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那样。”他还认为，文革中的基层组织选举也不应否定：“文革早期在群众组织中曾经实行过很认真的以‘战斗小组’为基本单元的民主制度，每个战斗小组由观点相同的人员自愿结合而成，推举出一两名有声望和信誉的领导人（战斗小组长），战斗小组上一级的机构（如分部或支部，分队或支队等）则由战斗小组长联席会议选举，总部机构则由分部一级的委员会议选举。……显然，文革的这种民主尝试是有益的，可以为今后中国的民主化提供宝贵的经验。”[26]

蒯大富所说的文革中人民监督政府官员，以及陆小宝和沈昆所列举的以民主权力解决官民矛盾的思路和民众结社、言论和出版自由、基层选举等等做法，在他们看来都是不应简单否定的文革事物。不过，他们的同学吴学民并不认同这样的看法，他的论证是：“在一个很短的时期内，群众被允许成立政治组织，譬如‘红卫兵’，‘造反队’等等，但这些与现代文明社会中的结社自由是完全不可比拟的。首先，这些组织只能局限在地区范围内，绝不允许成立全国性的组织，一旦有这种尝试，立即被打成‘反动组织’。并且，这些组织在两三年以后因为失去了利用价值，都一个个先后被各种借口镇压下去了。到文革后期，更有清查‘5·16’、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运动把许多头头都投入监狱。这些措施，比起刘邓工作组对群众的镇压只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现在有一些人为文革招魂，一个很重要的理由就是认为文革是发动群众反对党内贪腐分子的运动，对当今克服贪腐现象有借鉴意义。上面已经说明了文革并不是真正允许现代文明社会意义上的结社自由，也不允许有真正的言论自由。”[19]

清华大学的“老五届”人胡鹏池从多个角度论证了为什么必须彻底否定文革。他指出蒯大富等人的主张在于滥用哲学上的一分为二和“辩证法”，他认为二分法“不适用于罪大恶极的‘反人类’的历史事件与历史人物的定性后的批判与处理。”他列举了上个世纪世界上发生的一系列反人类事件都受到了彻底否定，从而指出：“在上个世纪中期发生的中国‘文化大革命’（1966 年至1976 年）是这类‘反人类’性质事件中范围最广、危害最大、影响最深的历史事件。当年在作历史决议时经过了‘四千人大会’的充分讨论与辩论，最终作出了‘十年浩劫’，必须‘彻底否定’的历史结论是正确的，是必须坚持，绝不能后退的。”针对因为文革是“一场空前广泛的社会运动”，所以不能简单否定的说法，胡鹏池分析了群众广泛参与文革的原因，他指出那是因为受到“神话般的领袖”的号召，受到荒谬不堪的理论的迷惑，还有一个“解放全人类”的崇高目标。“然而其实际后果他们不仅没有‘解放全人类’，却对自己的同胞造成了残酷的伤害。这样的‘崇高思想’也是应该彻底否定的。”针对全盘否定文革就“如同倒脏水时连同澡盆里的孩子一起倒掉”的评论，他指出“文革的‘澡盆’里可能确实存在着一些略有价值的东西，但比起文革的罪错来它是无穷小，在对文革作定性分析时必须作‘忽略不计’的处理，并不影响‘彻底否定文革’”。他列举了两个清华人在文革中死于非命的事例，认为这是他心目中的“文革罪错‘无穷大’，只有当你认识到文革对无辜人类的残害是骇人听闻的‘无穷大’罪错时，你才能认识到你说的那些所谓的‘文革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无穷小’。”[27]

（七）共识：不同意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设置禁区

我们看到，这些五十年前的老同学之间对当年共同经历的这一段历史有着众说纷纭的评价和反思。不过今天，他们并没有像当年那样把对方视作不共戴天的敌人，在武斗的战场上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而是坐在同一张聚会的桌子上，或者在同一本文集里各抒己见。而且他们至少在一点上也有共识，那就是不同意当局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设置禁区，以“宜粗不宜细”的方针将文革历史的澄清和讨论束之高阁。

周家琮说：“在纳税人供养的众多大学和研究机构，文革研究事实上成为禁区。在学校的历史教科书里，文革的巨大灾难被轻轻简略带过。美化文革的鼓噪，反倒颇能迷惑对文革无知的一代年轻人。去岁刚开馆的国博，举办《复兴之路》的党史展览。与建党初期翔实史料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浩劫竟被简化为三张庆典照片。颇有上了年纪的观众驻足照片之下，摇头长叹。总之不纪念、不研究、不教育、不讨论、官方失语、集体遗忘，显然已被确定为对待文革历史的既定方针。对晚近的一段国家历史，如此刻意回避，不但鲜见于今日文明诸国，就是在中国几千年的王朝历史上，也绝无仅有。”[17]清华文革中的风云人物叶志江这样说：“一切试图割断历史的人大概都会受到历史的惩罚。文革的历史也不应被割断，上海的朱学勤教授说得有趣也不无道理：文革是万万应该否定的，但万万不能像今天这样简单否定。如此否定，难免会有报应。……法国革命再坏，毕竟养活了二百年近千名历史学家，因此而逐渐消歇，不再卷土重来。中国的文化革命却成了一口废井，上面一层是吐沫，吐沫下面是各种假冒伪劣的文革脸谱，淤塞不见底，‘浅’不忍睹。”[28]

蒯大富在被问到为什么现在当局不允许反思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根子，就是共产党的命根子。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最重要的根子，共产党不敢碰。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文革为什么发动？党的体制造成的。”“那就还是封建体制，一个人说了算。随意性太强。这样深究文化大革命，根本就没法究。”[24]他在另外一个场合，把这种体制说成是“霸道体制”：“据说刘少奇被中南海造反派批斗的时候，他拿出《宪法》来保护自己，说我是国家主席，有什么什么公民权利。但是你整蒯大富的时候，你怎么不把宪法拿出来呢？但他根本不管的，也就这么回事。说起来，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因为共产党比法大，制定法律的都在违法。”[13]从这些话来看，你能说蒯大富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毛粉”吗？他对于文化大革命产生的根源有相当深刻的认识，他知道根子就在于“党的体制”、“封建体制”、毛泽东“一个人说了算”，或者说共产党的霸道体制。

注释：

[1] 卢达甫：老五届大学生，载《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九州出版社，2013年8月。
[2] 钱理群：不可遗忘的历史—《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序，载《告别未名湖—北大老五届行迹》。
[3] 孙怒涛：《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后记，载孙怒涛主编：《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5年。
[4] 杨涵舒：第一座毛主席像修建始末，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5] 蒯大富：在清华大学64 社区校友聚会上的讲话，2014年4月25日。
[6] 唐伟：从清华文革谈清华校训，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香港），2013年2月。
[7] 田春林：田春林回忆录，载《昨天》第54期，2015年6月30日
[8] 万润南：文革中的清华岁月，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712e，2007年12月。
[9] 安文江：我不忏悔—一个红卫兵司令的自白，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9903d，1999年3月。
[10] 赵惠中：对北师大文革的几点看法，载《记忆》150期，2016年2月。
[11] 忻鼎亮：我在“一打三反”的风雨中—一个文革中的大学生“思想犯”的自述，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502c—zk1504a, 2015年2-4月。
[12] 黄瑞和：文革·清华·人性，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13] 米鹤都：潮起潮落——蒯大富口述，载《回忆与反思—红卫兵时代风云人物》第一册，香港中国书局，2011年3月。
[14] 杨小凯：“中国向何处去？”大字报始末，载《中国之春》第91期，1990年12月。
[15] 沈昆：反思清华百日武斗—兼评《复原清华百日武斗的真实面貌》，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003d，2010年3月。
[16] 周泉缨：我心中的文革，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9909a，1999年9月。
[17] 周家琮：以史为鉴，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18] 田炳信：采访蒯大富，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0511f，2005年11月。
[19] 吴学民：关于文革的思考，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20] 邵济群：文革对话录，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21] 杨继绳：道路·理论·制度—我对文化大革命的思考，载《文革博物馆通讯》zk1312d，2013年12月。
[22] 周泉缨：文化大革命是历史的试错—对毛泽东主席公开点名评判我的回应，银河出版社（香港），2006年12月。
[23] 陈中平：穿越历史的急流险滩，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反思集》。
[24] 许爱晶：《清华蒯大富》，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香港），2011年3月。
[25] 陆小宝：文革研究的一个新课题，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26] 沈昆：否定文革面面观，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载孙怒涛：《良知的拷问—一个清华文革头头的心路历程》。
[27] 胡鹏池：必须坚持“彻底否定文革”的立场，载《历史拒绝遗忘—清华十年文革回忆反思集》。
[28] 叶志江：亡命天涯，载叶志江：《走出文革》，清华大学63社区出版发行，2010年。

2016年4月26日星期二

刊载于《文革博物馆通讯》zk170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