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江老马：文革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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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江老马

（一）批林批孔阶段

74年2月，批林批孔初期，熊文达、熊海保写了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徐根仔、李华章、余火林等人又写了大字报。余金寿看了大字报很想介入，他问我的看法怎样，我说不想介入。后来上级指示各单位开展这一运动，余金寿又来找我，结果根据本单位的情况写了一张《丰钢是谁当家》的大字报，内容主要是说：办企业不发扬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靠少数人是不行的。沅晚生看了也在上面签了名。大字报由余金寿执笔，以我三人的名义贴了出去。厂党委为了发动群众写大字报，还写了一张支持的大字报贴在旁边。
正在这时，县里面徐根仔等人已成立县上访团。我厂也已成立批林批孔办公室，周振忠把余金寿与我找去开会，把我二人列为办公室成员之一，并决定从各车间抽若干代表进来协助党委抓运动。我正在家休息，余金寿突然来找我，说他已把人抽上来了，正要开会研究，要我去一趟，我问他经过了厂里没有，他说经过了，而且给了二间房子。我去一看，果然把人抽上来了，余金寿开会，要大家发表如何搞的意见，都说要与厂批林办分开搞。我当时表示，要搞你们搞，我不参加。我认为那样搞不合适，一来上面没有这样的精神，二来会脱离党委领导，搞出了问题负责不了。余金寿见我坚持这个意见，他们只好不分开，结果与批林办合在一起，由周振忠、雷恩风负责。但他们勉强合并，心里不愿意。党委召集各车间、各科室负责人开会，会上我重申了自己的意见（合在一起搞），各负责人都表示同意，余金寿他们却不痛快。会后，余瞒着我到县上访团去勾搭，余对徐根仔他们说我受了当权派的利用，在办官方组织，并唆使他们来指责我。一天，徐根仔来找我，指责我搞独立，我当时不接受。后又派杜国良、曾友权二人找周振忠，周也没依。

74年3月初，余金寿自入县上访团后再也未回厂内。徐根仔亲自到我厂找到黄毛生等人开会，鼓动他们成立“反潮流小组”，并以县上访团名义在丰中墙上写标语支持他们另立组织。对这种情况，我即同沅晚生商量，沅请示周振忠后即改名为“丰钢上访团”，心想有了这个牌子，他们就不好另搞全厂性的组织。但是，他们继续在各车间成立“上访小组”，眼看就要向厂内开刀。结果，我同沅晚生只好写“退出申明”，退出了厂上访团。我二人一退出，黄毛生等人即接管，并作为县上访团下属组织之一。这时，毛志伟的女婿葛厚生等人即活跃起来，说什么本来早要砸烂这个官办组织。沅晚生和我退出后，与黄泉根、吴春林、万兵根他们有所接触，因他们当时的观点与我们相近。

74年3月间，我参加了在搬运公司小礼堂召开的一次会，黄泉根请了县委付书记吕忠阳来，由黄提出问题，主要意思是说徐根仔他们已成立上访团，我们这些人与他们的观点不同，怎样搞运动，吕回答了三条： ①你们和上访团合起来搞， ②你们就在本单位搞也行， ③你们用工会组织形式出面也可以。黄泉根等人主张用工会来搞，我当时也是积极赞成的一个。第二天，我同黄泉根，吴春林他们到县群工组找罗全生主任谈，当即受到批评。吴将县工会招牌用自行车拉走（原放在群工组门背），挂到文化宫门口（工会办公地址），吴向体委要来锁匙，打开了三个房间。第三天，据说县委找了黄泉根他们谈话，所以未开展活动。

74年3月中旬，县委举办批林批孔学习班，我同黄泉根、吴春林等人都参加了。在学习班我分在简报组，我同余经纬二人在印刷厂校对简报，简报底稿由秘书处曾友权、熊海保等几个负责人签字付印。两个观点的人通过学习班，勉强撮合了一下，并于三月底加入到县上访团去。我进去后，徐根仔要我办一张战报，我说无把握，要去南昌看一下再说。结果，同金继江、李新根，三人坐火车到南昌，在江西饭店找到了洪都机械厂的余志园，余说南昌还没有办战报。当晚，我们三人在省委党校洪都代表团搭宿一晚，第二天回来，回来也没有马上办战报，我分在大批判组，写了一篇题为《总结经验干革命》的大字报，是曾友权要我写的，贴在手工业产品门市部门口，余经纬在场。这篇大字报的内容是评某些喜欢冲冲杀杀的人应该总结经验，加强学习，才能搞好革命。由于观点不一，吵吵闹闹搞了十来天，当中央“4.20”批示一下达，我同熊文达、黄泉根十多人即写出申明，表示立即执行中央指示，返回了本单位工作。徐根仔他们却认为我们在搞分裂，他们拖了一些时间才散。

邹开元、余金寿、黄毛生、涂运辉等人回厂后，即在毛志伟的支持下成立了“学习与批判小组”，吸收了全厂“反潮流战士”参加。他们组织了对“樊孝菊讲话”的学习，贴了一些继续批林批孔之类的标语。74年5月间，邹开元想要我给他们编简报，我没有答应，我还批评他们用“丰钢反潮流战士”的名义在社会上写统一性的标语，他不接受。接着，他们在供销科专门腾出房子来写大字报，活动越来越频繁。

我当时有点气，也邀集了夏枝喜、赵阳波、曾林根、汤牛仔、徐道洪、沅晚生在夏枝喜房内学习了一次陈昌奉四三○讲话，由我读的文件，并以这些人的名义，由我执笔，写了三张大字报：①《学理论的一点建议》，内容是建议厂里以车间为单位成立工人理论学习小组，学好革命理论，武装头脑，搞好批林批孔。②《要害问题是批不批》，内容是说批林批孔主要在于一个批字，不靠吵吵闹闹，而要写出一批有质量的批判文章。③《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内容是说既要抓革命，又要坚守生产岗位，完成生产任务，反对那种动不动就擅自离开岗位的不良倾向。这三张大字报都贴在厂部门口。邹开元他们看了非常恼火，即写出大幅标语和大字报直接攻击我，什么“斩断安士文的黑手”，什么“任先生，你想干什么”，什么“任先生，祝你荣升”，并涂写覆盖我的大字报。我写出抗议，他们又在上面签字造谣，对我进行无中生有的人身攻击，逼得我不得不与他们严重对立起来。从此，他们搞任何活动，我概不赞同。后来，我借在轧钢车间蹲点的机会，一直不肯回机关工作，坚持在生产上三班转二年之久。他们却攻击我是“死抱马安大腿不放”，是“自作自受”。

75年5月间，由于派性思想影响，自己以“烽刚文”的笔名，在火车站墙上写了“支持陈昌奉430、530讲话”，还同胡发根、徐道洪在早晚门市部对面墙上贴了“坚决支持陈昌奉同志主持省委工作”的标语（我写的字）。当时，以为各级党委都表态支持，跟组织上走总不会大错。其实，我们自发的表态是错误的，是以派性为出发点的。

（二）“反击右倾翻案风”阶段

（1）76年4月间，我这一观点的人，根据杨水清出差打南昌过写回的信，在县委门口临时议论了一下，刷写了“走资派还在走”（我写的字），“投降派确是有”（黄正发的字），在人民礼堂门口刷写了“文化大革命就是好”，“深入反击右倾翻案风”，“江白黄陷害诬告陈昌奉同志罪责难逃”，这三条全是我的字，参与者有黄泉根、吴春林、朱仲贵、黄正发、余经纬。

（2）76年5月间，江谓清书记发表了在井冈山的讲话，我这一观点的人对其中批派性那一部分有反感。当时，在石江采购组议论了一下，在场的有熊文达、黄泉根、朱仲贵、黄正发、杨水清、吴春林、余经纬、我自己。大家议定把批派性那一部分转抄出去，并由我执笔写了短评，内容是说“一学四批五大讲”中以批派性为中心的提法不对，应以批修为中心才对。以批派性会打击了群众。并说这个讲话是毒草，应加以批判。转抄的这一部分及短评，由吴春林、徐明德等人装贴，贴在早晚门市部墙上。

（3）76年5月间，黄泉根、万兵根要我同吴春林去南昌，由黄泉根在公路上找顺风车，去的目的是看一下形势。到南昌一看，到处在刷写“打倒右倾翻案风总后台邓小平”之类的标语。我同吴在广场记了一些标语，在八一大道看了一下大字报，然后返回丰城。当我们根据南昌的标语，在十字街口刷写了“打倒右倾翻案风总后台邓小平”，“造反派必胜，走资派必败”，“江白黄批派性是假，打击报复是真”。在场的有吴春林、黄正发、余经纬。

（4）76年6月间，“反潮流”观点的向县委提出了《四项要求》，并刷写了“四项要求达不到，我们就要造反”的大幅标语。我这一观点的人看了不服，想搞个东西唱唱对台戏。当时，在石江采购组研究了一下，参与研究的有熊文达、黄泉根、吴春林、黄正发、朱仲贵、杨水清、余经纬，我自己。黄泉根要我同杨水清二人起草一份《给县委的公开信》。这个公开信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写县委领导运动的成绩。大意是说，县委自批林批孔以来，领导运动取得了显著成绩，县委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指示是坚决的、及时的，记得其中写了四个肯定：①肯定县委方向明确，对运动的部署是正确的。②肯定了县委主要领导同志在运动中立场是坚定的，是敢于抓运动的，是敢顶敢干的（指马俊岭、吕忠阳）。③肯定了全县工农业生产形势大好。第四个肯定记不起来，总之是与《四项要求》唱反调，他们当时否定县委的领导，否定了全县的形势。公开信的第二部分，写要求落实造反派政策，具体内容记不清，这部分是杨水清执笔的，但大意不外乎是要县委给那些原参加三结合的群众代表妥善安置。公开信的第三部分，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大意是说，在运动中始终要坚持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反对脱离生产、脱离单位、脱离地区闹革命的不良倾向，反对无政府主义。草稿于6月中旬写成后，在朱仲贵家里研究了一次，参加者有黄泉根、黄正发、朱仲贵、余经纬、杨水清、杨寿根、万兵根、吴则谦，我自己。杨水清将草稿读了以后，都不大同意，认为第一部分写县委的成绩太突出，第二部分要求不具体。黄泉根要我二人再修改，我二人没答应。黄又要杨寿根去改，杨推说没有时间，后由黄泉根自己带了一份底稿回去改，但一直未改出来，结果他把底稿也遗失了。

（5）76年7月间，杨水清叫我到石江采购组，说要抄写一份大字报，稿子已研究好了。熊文达、黄泉根他们说，这稿子参考了地区发来的传单（即六项二十二条），说是吴则谦、万兵根二人起草的，已经定了稿，标题是《对当前运动的几点看法》（即六项二十条）。抄写大字报时，杨水清写了四五张，我抄了二张，朱仲贵抄了一张，徐道洪抄了一张，标题是我写的字，落款也是写我字。当晚，把这张大字报贴在丰城饭店围墙上，熊文达、黄泉根二人贴的，我同杨水清、余经纬、朱仲贵、黄正发在场。这张大字报，我虽没有参与起草和研究，但参与了抄写，表明我和他们的观点一致。

（6）76年8月间，我打听到熊文达、黄泉根、吴春林他们突然打破观点界限，与徐根仔、丁学旺、李华章等人躲到乡下去开会，逼着县委领导搞封官许愿的活动。当时，我非常气愤，认为他们为了个人私利，竟然出卖原则与另一观点打得火热，而且把这件事瞒着我们，于是，我同杨水清、余经纬、徐道洪等人，由我执笔写了《一点意见》，公开揭露与反对这一事件。事后，黄泉根打发杨水清把我找到石江采购组，黄与我辩论了许久，硬说我写的《一点意见》是大毒草，我气得不参加他们的活动了。他们当时已抄好“九江会议纪要”的大字报，我没有去参加张帖。9月间，杨水清又把我找到朱仲贵家里对是非，由朱出面，其他人帮腔，整了我一家伙，整得我更是不服，从此我不再参与他们的活动了。当时在朱仲贵家里的有熊文达、黄泉根、吴春林、杨水清、朱仲贵、黄正发、万兵根、余经纬等人。

76年8月间，《解放军报》上登了一篇《发扬鲁迅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一文（8月13日的报》。此文分三个部分，用（一）（二）（三）为小标题。我当时看了第一部分，想用来影射另一观点的人，因吴春林他们写的其他批判稿未写出来，暂时没把它转抄出去。当时，在吴春林家里，吴春林、朱仲贵、杨水清、余经纬者见了我剪下来的一部分，他们都觉得批假洋鬼子批得不错，打算下一次出大字报同去。后来，由于我写了《一点意见》与他们闹矛盾，他们整得我很不服，国庆节过后，我便转抄了这一部分，抄好后几天未贴，标题是从文中提出来的，题为《赵七爷、假洋鬼子与邓小平》。县里开三级干部会的前夕，我同支持过我的《一点意见》的罗阳生、熊文辉、罗震宇等人，根据两报一刊社论《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10月8日社论）中提出的“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精神，打算配合县里的大会造点批邓舆论，在早晚门市部墙上张帖了《继承主席遗志，坚持批邓斗争》、《批总纲》共三份大字报，并在对面墙上刷写了“深入批邓，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标语。时间在10月10日晚上，在场者有雷震宇、罗阳生、熊文辉。这张大字报署名是“批邓反右战士”。当时我转抄的出发点有二：一是配合了批邓，二是影射那些参与封官许愿活动的人，自己不革命，还不准人家革命，象假洋鬼子那样卑鄙。这三张大字报贴出后，接着，“航运反潮流战士”、“商业反潮流战士”也相继刷写了有关批邓的标语。记得当时县里正要开大会，菜都买好了，突然地区要马俊岭赶赴宜春开会，县里大会决定暂定，不知为什么事。过了几天，余火林等人从南昌捞到小道消息，即以“县镇反潮流战士”的名义，将我们贴的三份大字报覆盖了两份，在上面涂写了“涂派一伙，狗急跳墙，下场可悲”的标语，而故意将批假洋鬼子的大字报单独空在一边，并在上面签了字，说这是攻击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以欺骗不明真相的人。这张大字报，实际上贴在丰城宣布粉碎四人帮之前，但之后大字报仍在原处，我没有撕毁，怕撕了更难说清是非，所以在客观上造成了影响。社会上的知情人，都议论徐根仔、余火林他们这一手非常险恶的。事实上，中央文件到达丰城之前，我们就在冰室门口第一次用红纸写了“坚决拥护华国锋同志任中央主席，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标语，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三）文革后两年

77年6月间，周振忠主任要我把两件事写一写（指六项二十条和批假洋鬼子的大字报），他说：“县里对你也没有提出什么，你简单写一写就行，不要感到有什么压力，我见他说得合意，马上答应写，第二天就将材料的交给了他。过了近半个月，没有再找我。有一天，周振忠、熊万鹏，夏枝喜三人突然又找我，要我将两件事重新写过，我勉强答应写，但要求将原写的退返。当我知道原写的压在熊细春抽屉里，心里很不舒服，因我同熊细春原有矛盾，我认为他是两面派，对我说他支陈，对邹开元说他支持反潮流，后来我还得知他将我写的东西给毛志伟抄了去更是气。当夏枝喜从熊那里取来材料给我时，我说：“这个没用了，反正要写过”，顺手接过撕了。夏枝喜怕我不再写，找我谈了话，我说我对你没有意见，对毛志伟、熊细春有意见。我还对夏说，“我实际上是站在各级党委这一边的，最好要县里的同志来搞，毛志伟、熊细春这帮人来搞我不服。周主任把材料交给熊细春，我也想不通。”后来，罗全生找我谈了话，我虽然重新写了，但不放心，只答应把材料交给罗主任，罗说：“好嘛，你直接交给我。”当时，我对清查工作的态度是不以为然的，总认为自已的问题不大，没有参与打砸抢，没有实质性的问题，只有是非上的问题，自己原谅自己，对写自己的材料抱着应乎的态度。

在我与毛志伟一帮人的矛盾上，也反映了自己的态度不好。对毛志伟有意见，本可向组织上反映，本可不作声，我却不顾场合当面对他顶。毛志伟却按照四人帮“反对我就是反对党”的那一套反动公式，把自己打扮成党的化身，打扮成运动的动力，无限上纲地将一顶“破坏运动”的大帽子往我头上一罩，把罪名提到“现反”的高度，妄图把我一棍子打死。本来毛志伟自己也知道，打击报复，压制民主是犯罪的行为，但他依仗自己在丰钢的帮派势力大，估量我无法回击，便为所欲为。其实，我顶他，根本不是对运动而言，完全是对他个人观点的不服。我当时认为，他利用职权搞打击报复，不顶他就是怕他。在这方面，我需要如实地谈一下。

毛志伟原是丰钢供销科科长，掌管全厂物质大权。我以往与他几乎没有接触，知道他的事也很少。批林批孔期间，群众对他结帮营私，利用职权搞歪门邪道，损公肥私等方面的意见较多。那时，我仅仅听到一些反映，对他并不介意。后来，我见他以供销科为核心，以他的女婿葛厚生和邹开元为主要帮手，以派性为掩护，直接操纵“丰钢反潮流战士”的组织，在厂内外称王称霸。这时，我才对他反感起来。我同徐道洪，根据群众的反映，贴过他一张《毛志伟——吸血鬼》的大字报，仅仅从表面上揭发了他一下，谁知这个老虎的屁股摸不得，他马上指使邹开元等人以“老粗武”的名字，到处制造舆论，虚张声势，企图用一个“武”字把我们压倒。当厂部调整科室时，他又主动要求过到轧钢车间当总支书记，因当时我与徐道洪都在这个车间。他来之前，先派邹开元到轧钢群众中广泛游说，说毛志伟是个怎样怎样好的人。毛志伟来轧钢车间后，即采取手段拉拢、收买自己的亲信，并调动徐道洪的工作（徐原是三工段付段长，无正段长，生产归徐管，后将徐调为工段付书记，用他的亲信甘天保为付段长），并单独找我“谈心”，要我到车间办公室协助他干。我没有答应跟着他。软的不行，想来硬的，准备狠狠报复一下，由于当时社会上两种观点对立，他找不到下手的机会，但暗中还是派了他扶植的亲信罗时珍、甘天保、陆长林监视着我们。倒如76年4月间的一天晚上，12时过后，大家都下班回家了，我同徐道洪进工地食堂想吃点饭，甘天保却在门口监视，生怕我们搞什么活动，直到我们走了，甘才离开。在这次运动期间，更是如此。去年7月间，我在警卫班反省，罗时珍常在门口探头监视，看我是否在里面，在干什么。8月间，我到焦化车间劳动，一天，罗又跑到焦化，望了我一下就走。去年12月间，我被关在冰室反省，一天陆长林偷偷来到冰室门口，从门缝里看我，我发现即打开门，陆才不好意思走开。

77年6月间，县里本已点了邹开元、余金寿的名，毛志伟不但不批他们，反而包庇和唆走邹开元，余却天天与丁学昌坐着小汽车到外面吃喝。毛志伟为了转移对他那一帮人的斗争重点，设下圈套，来个先下手为强，他亲自拟了标语，派出他的外甥陆辉保、陆长林等人，大写特写徐道洪的标语，弄得帽子满天飞，如：“徐道洪攻击中央13号文件，攻击省委书记讲话罪该万死”，“徐道洪攻击中国人民解放军罪责难逃”，“徐道洪对抗揭批四人帮”，“徐道洪插手各级党委阴谋篡党夺权”，“徐道洪继续搞黑串连罪加一等”等。当时，群众看了议论纷纷，对毛志伟这种打击别人，掩盖自己的卑鄙行为很不满。他的亲信陆长林在地磅房门口写“徐道洪窝藏钢筋必须退赔”的标语时，我走过去对他说了两句话：“要他自己来写嘛”，“他这样搞，招呼犯错误”（他，指的是毛志伟），陆回答：“犯错误就犯”。其实，陆写的这条标语也不符合事实。那时，徐夫妻二人回广丰探亲去了，请他的同乡王义全看家，王偷了一小扎钢筋放在徐房内，徐不知这回事。我同陆谈话时，并无其他人在场，其他贴标语的人都到车间转角的墙那边去贴纸了。后来，毛志伟却利用他几个亲信伪造了“旁证”，并要罗时珍在批判会上作证，我当时连罗的影子都未见。毛志伟这个狡猾的家伙，我没提防他，他竟将我的原话一变，变成是：“你们要小心一点，将来会犯错误”，扬言：“我毛志伟就是要抓‘将来’两个字”。他这样一制造混乱，便恶毒地将我与他个人的矛盾变作了对运动的矛盾。他怀着陷害我的动机，向厂党委多次施加压力，无中生有地说我把他写标语的人吓跑了，要党委把我当“现行破坏”来处理。同时，他见厂党委没及时表态，又跑到县里做假汇报，欺骗上级领导，并一天走个无数次，与同我有过矛盾，与他观点相同的党办负责人李增春，保卫处负责人熊细春，厂付主任丁学昌三人串通一气，非要把我打成破坏揭批四人帮的“现反”不厅。他叫周振忠把我关起来，先斗争，再送公安机关法办。毛志伟这帮人，在对我审讯期间，采取了种种的卑鄙、非法的手段对我进行迫害。县工作组向我了解情况，熊细春即转告毛志伟，毛说我“告黑状”，要给我再加压力，后由熊细春把我关进冰室，睡竹板一个多月，险些冻死。要不是上级领导及时调整领导班子，实事求是，主持正义，我早已被他们害死。

事实上，我当时说那两句话，完全是出于我对毛志伟本人的不服气，这类矛盾是不能与敌我矛盾的性质混淆起来的。他当时派人写标语的真实情况是：①贴标语的人有他的亲外甥陆辉保（偷过手表），有他亲手从三工段提到车间办公室的陆长林（他屋背老邻居的崽），还有偷窃板车轮子的曾某某。这些人代表群众都差一点，怎能代表各个党支部出面。②标语全用的是大帽子压人，无限上纲，不是实事求是，不是以理服人。③每条标语的落款，有写一、二党支部的，有写三、四党支部的，却看不出这些支部的党员出面，这显然是借用组织的名义。④最要害的是以帮派搞帮派，压别人，保自己，以为这样把对方一压，就能捂住他们的盖子。象毛志伟这样出于泄私愤的需要，竟敢在运动一开始，就大耍阴谋手段，这难道是党纪国法所容许的吗？我当时对他的揭发是理直气壮的。这件事，明明是他打击别人，掩盖自己，践踏民主，压制群众，他反将一个“破坏”的罪名套在别人头上，这简直是颠倒黑白。由此可见，他这一帮人，当时为什么要拼命把他们看不顺眼的人压下去，其原因就是保自己过关。今年3月间，毛志伟被揪出来后，据何英来告知我，说陆长林对我说：“我对任先生那样也是没办法，都是毛志伟教我说的。”（指陆在会上对我揭发）。现在经组织上清查，事实证明了毛志伟是个什么货色。

另外，毛志伟诬陷我煽动徐道洪夫妻与他闹，我也在这里说明一下。那天，徐道洪来我家一次是事实，徐说毛要整他，问我的情况怎样，我说止前他们对我还好。徐说：“你是本地人，我是外乡人，毛志伟这下肯定要报复我。”我说：“不要紧，上面有政策，你有什么说什么，你参与活动还没有我的多。”徐问：“你知道县里点了我的名吗？”我说：“没有听说。”我当时在吃饭，说了几句话，徐就上街买什么去了。6月间毛志伟写徐道洪的标语，徐的爱人在警卫班门口叫骂贴标语的人，我当时也在门口，我对她说了一句：“要人家写嘛！”再没有跟她讲别的话。后来，毛说我煽动徐的老婆来闹，这不符合事实纯属捏造。

再谈一下毛志伟贴徐道洪标语的第二天，我同毛志伟争吵的情形。上班前，我得知毛志伟在车间会议上扣了我一连串黑帽子（黑笔杆、黑参谋、黑文章、黑串连等），我实在气不过，在厂门口等着毛志伟来。他一来，我叫住他问：“你帽子工厂的花色品种不少呀，你扣我那么多黑帽子有什哩根据？”毛志伟说：“你插手我轧钢的运动”，我说：“在那里插了手？”他说：“我们写标语，你说了什么？”我说：“你写都写的，人家说都不准说，那有这个道理！”他说：“我代表党组织，我是总支书记。”我说：“你以为自己有权，就可以用组织压人吗？正确的你可以代表，错误的你不能代表组织。”他说：“你不要跳得高，你的下场可悲，在等着！我说：“讲帮派，你是丰钢最大的帮派头子。”他说：“你揭发就是嘛！”我说：“等邹开元回来了，你的问题死不了。你专用帽子压人，人家会服？说你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会承认么？”事后，毛志伟向丁学昌告状，丁听取他一面之词，硬逼着我对这件事反省，我不肯写，他说我是对抗运动。透过现象看本质，毛志伟、丁学昌要压我，完全出于掩盖他这一帮人的需要。把人家压倒，把自己保护起来，这就是丁、毛一伙制造这一假案的实盾。

毛向丁告状以后，丁暴跳如雷，即指使他的帮派干将李增春、熊细春说：“你二人去组织批判会，对任永日要加温。”李、熊遵照丁学昌的旨意，在党办开了一次对我的批判会，结束时，李要我将自己说的写成材料，我说：“我参与社会活动的写，我同毛志伟的问题，我相信党组织是英明正确的，我相信广大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我在大会小会去说我都去，写我是不写了，这种个人之间的是非写不清，我以后笔都要折断，就是吃了写字的亏。

隔了二天，雷恩风同另一位同志来我厂要我的材料，周振忠找我到办公室去，当时丁学昌、毛性清、李增春在坐。周问我的材料为何还没有写，我说早就写好了，搁在身上好多天了，罗主任要我交给他（罗当时在乡下抗旱未回）。我当即从身上拿出材料交给周，周看了交给雷。在他们面前，反映李增春开批判会时断章取义念文件，前后不念，从中间切断，不是原原本本的传达文件。李发脾气说，“文件是我从化肥厂搞来的，你有什么不相信！”我说：“我不怀疑文件，文件上的每句话都有用。文字上的东西不能随便割裂，一字值千金。拿你五一写的那篇诗来说，其中写了一句‘遍地燃烧着四人帮的怒火’，如果单看这一句是很成问题的。”我还反映了她同熊喜春二人经常关着办公室的门，我在这个办公室不知往哪里坐。周说：“你们不能这么搞，县里对他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不能岐视他。”李觉得我当着她的面在领导面前说了她，丢了她的面子，后来她捏造说：“任永日说我念的文件不知哪里捡来的。”其实，我根本没说这种话，当时在场的领导同志可以作证。我交了材料第二天，身体有些不舒服，就请假休息了两天。李增春却说我是有意对抗运动。我想，我要是对抗运动，就不会交材料，象她这样硬扣我一顶罪帽不能使人心服。

77年6月间的一天晚上，主任办公室派人叫我去工地。我走进主任办公室，罗全生、周振忠、丁学昌坐在那等我。接着，李增春、李荣发也随后进来。我料想，可能又是为我同毛志伟吵嘴的事，因为前几天他们找了我，硬逼着我写反省材料，我当时不肯写，我觉得我对毛志伟个人观点的不服气，用不着纠缠不休，谁是谁非，群众看得清楚。

果然，这天晚上又是为这件事。

罗主任偏听偏信，不问情由，一开口就劈头盖脸地说：“老任哪，你敢破坏运动，真是狗胆包天！”

我说：“我没有破坏运动。我与毛志伟吵，是个人之间的矛盾，不能跟运动混为一谈。”

罗说：“人家毛志伟写徐道洪的标语，与你何干。”我说：“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请领导听我说好么？”

罗大声说：“你不要来这一套，我就要听他的，不要听你的，你怎么样？”

我说：“毛主席说过，要使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开口就用帽子压人，现在不能用帽子工厂那一套。

罗大声说：“不管怎样，你不为这件事反省，就是不行。”我说：“难道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我对毛志伟就是不服！”罗说：“搞政治斗争嘛，不依得你不服。”

我说：“要我写别的我都写，讲到毛志伟的问题，我宁死不屈！明明是他打击报复，掩盖自己，却不准人家说他，一说他，他就用大帽子压人。那有这种道理，到上面说去。”

罗大声说：“不管到哪里去说，都是你的错。”

我说：“硬要这样压的话，我要一层一层上告。”

罗说：“告不准呢？”

我说：“我不相信告不准，有理走遍天下，告不准我情愿往河里一跳！”

罗大声说：“你威吓不了谁！你死了轻如鸿毛！”

我说：“硬要听一面之词有什么办法呢！象这样，官兵闹矛盾，当官的包赢不输，当兵的只有死！毛志伟依仗他是党支书记，就利用职权陷害我，我只有等死。“

说完，我气得往外走。丁学昌站在门口叫：“你什么态度吗？”我没有回答他。我说，“专追究人家的态度，不看看自己的态度怎样，这简直是不准人家说话。”

第二天，罗开大会，宣布我停止工作反省。反省期间，除全厂性的批判会以外，在各车间轮流进行了批判。而毛志伟，丁学昌这一伙却没有触动一下，他们当时幸灾乐祸，神气十足，不可一世。

世界观的转变是根本的转变。由于自己平时没有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所以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卷入了资产阶级派性活动，充当了资产阶级的应声虫，上面叫，我就在下面跳，结果在十一次路线斗争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险些陷入修正主义路线泥坑不可自拔，经我反省，教训深刻。但我始终如一地坚持原则，没有参与打砸抢，没有做一件违背良心危害群众利益的事。以上就是我所经历的文革前后的情况，十年无悔心，是非任人评，把这些具体情况摆出来也好，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


赣江老马